律师法修改—检察机关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第一篇：律师法修改—检察机关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律师法作了较大修改，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负责同志已明确表示：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将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日起在刑事诉讼中自动生效，而不必再经刑诉法修改。律师法与检察工作特别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工作关系密切，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应对措施。

一、认真审视律师法的修改

修改后的律师

法（以下简称“修改后的律师法”）与刑诉法有关规定相比，其修改主要表现在赋予或更充分地赋予律师四方面的权利：

（一）会见权。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诉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应当在４８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应当在５日内安排会见。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但是在实践工作中，该规定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而修改后的律师法则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免去了侦查机关对律师会见罪犯的批准权和监听权。

（二）调查取证权。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而修改后的律师法则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免去了经两院的“许可或同意”，避免了“不愿作证”。

（三）、阅卷权。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此规定对律师的阅卷权有很大的限制，基本没有多大的实质意义。而修改后的律师法则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四）法庭上言论豁免权。刑诉法并无关于律师在法庭上发表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规定，原律师法也仅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而修改后的律师法则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就给予了律师法庭上发挥的广阔空间，控辩双方的激烈对抗必将大大增强。

二、修改后的律师法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挑战

律师法的上述修改对于完善律师及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侦查活动的公开性、侦查和审查起诉活动中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对抗性、检察机关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的知悉具有不对称性；律师可以通过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而获悉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对律师通过调查取得的证据，律师法却未规定应当向检察机关开示，从而使得检察机关与律师双方对案件证据信息的知悉具有不对称性。上述“三性”难免给检察工作增加以下四方面的难度：

（一）增加取证难度。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合法权利，而且有利于稳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强化拒供心理和证人特别是污点证人的避证、拒证心理，从而增加取证的难度。

（二）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在案件侦查和审查起诉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特指违背客观事实的翻供翻证，下同）。而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律师通过这些权利的行使，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证据的薄弱环节。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犯罪嫌疑人、证人就有可能翻供翻证。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往往主要靠言词证据定案，言词证据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犯罪嫌疑人、证人如果翻供翻证，必然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

（三）增加拓展线索、扩大战果的难度。拓展线索是侦查的重要措施，它不仅可能使小案发展为大案，而且可能使单个案件发展为窝案、串案。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拓展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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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学生干部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

学生干部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

大学是我们从学校迈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而大学里的学生干部就要更早一步的踏入社会这个生活圈。这里是一个生活的大课堂，曾经十二年寒窗苦读，课本中学到的都是理性的科学知识，而如何组织，如何交际，却从未在课本中出现过。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前一段时间曾就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做过关于“大学生党员责任观”的讨论，我觉得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所面临的挑战要比学生党员面临的挑战更大。下面就我认为的学生干部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展开来阐述一下。

首先，我们面临能力方面的挑战，如何从一个学习型人才转变为一个组织型人才。作为学生干部，日常工作中面临最多的就是组织工作，该如何合理安排人员合作，如何合理调配时间，如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如何保持自己的工作热情高涨，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人员安排合理，时间调配合适，工作就能顺利进行下去，我们的工作就会事半功倍，但是如果人员安排不合理，不能充分利用已有人才资源，就会让工作进行的步步维艰。

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交际方面的挑战。说到交际，很多人都会想到不好的一方面，见不得阳光的权钱交易之类，我要说的是正当的交易，一种能通过语言，动作等让对方乐意接受你的意见或建议的方式。一种团结同事，平易近人的亲和力，一种能在工作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魅力。

我是大三才应聘做了XX部长的，原来一直担任院党支部的XX长，坦言之，学生会的工作要比党内工作更难做。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XX长，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在遇到问题时能够起模范带头作用，遇到危险时敢于冲在前面，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由于工作中同志们都是党员，所以这些事做起来都比较容易，工作也比较好开展，但是在学生会里工作就不是很得心应手，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善言辞而觉得自己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把自己孤立在了大部队之外，所以干什么事都不是很顺畅，再加上自己一直是不苟言笑，做事更是过于认真，所以就自己给自己的工作添了很多麻烦。到后来发现这些问题后，自己在这些方面请教了一些同志，也不断的学习，改变，提高。这样才使自己的工作比较顺利些。

第三方面的挑战就是定力的挑战，其实就是看自己的自制力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该如何抵御各种诱惑，如何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能坚守原则，如何在处理好关系的同时又不违背自己的原则，或者该如何把握尺度放弃一些无谓的原则而更好的坚守原则的核心。这一方面是对自身思想体系的一个巨大冲击。同样，这对于学生干部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学生干部的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学生体系的工作效率，所以这方面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能力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心理上放下自己的架子，虚心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并且躬身实践，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进步。但是我们又要从心理上高调起来，不能自卑，在组织安排事情时要自信，要有作为领导者的气魄与风范，就算自己心里没底，也要鼓起勇气带着大家干下去，因为领导者不但是一个团体的运转核心，也是一个团体的精神支柱。在自己彷徨的时候也要勇敢的给队友希望。总结起来一句话：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对于交际方面的挑战，我们应该从心理上放平自己的心态，不能过分的注重自己，自命清高，将别的有些方面有瑕疵的同志都归为坏人，要全面的看人，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给自己一个接受别人的理由，宽于待人，严于律己。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的贬低自己，事事都听从别人的意见放弃自己的想法甚至原则。这样的情况会发展成为随风倒的一派，所以在交际方面，我们要适当把握一个度，既要善于交际，和大家和睦相处，又要有自己的原则，不随风倒。

对于自制力一方面，是我们自身修养最为重要的一方面。也就是如何在关系复杂，人情世故与道德原则激烈碰撞的社会关系网中保持自己的原则不变，抵制诱惑，抵抗外在压力，保持内心的高洁。我们应作出的心理应对是对周围的一切变化做到处变不惊，净化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提升一个高度，超脱于世俗的权力与荣誉之外，能时刻拿“慎独”二字提醒自己，抵制诱惑。

以上只列举了三点学生干部将面临的挑战与心理应对，其实作为学生干部，工作中我们要面临的挑战其实还很多，只有尽快让自己的心理成熟起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遇事能够冷静分析，才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处理事务得心应手。以上都是自己平时工作的一些总结，如有不当之处，还望老师批评指正。

XX院XX级XXXXX年XX月XX日

第三篇：当前检察机关党建工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当前检察机关党建工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何宗义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深圳518001)

检察机关党组织的基本职能,是为监督和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担负起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建设大局的重要使命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保证。因此,在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检察监督日益重要的今天,加强检察机关党建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对当前检察机关党建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并研究好应对之策。

一、检察机关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改革的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党建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和工作对象等都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改革进程深层化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展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入更加重视法律实施的新阶段,执法过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中心环节。民主法制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公正司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时代呼唤着执法环境的改善和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呼唤着检察改革向纵深推进。当前,检察机关在检察管理体制、检察办案机制以及检察监督等方面,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检察机关党组织必须密切关注我国法制建设的新进展和检察改革的新动向,密切关注和调查了解新的改革政策出台后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产生的各种不同影响,并在这一改革背景下积极主动、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保证和促进党的改革政策的深入贯彻落实,结合检察工作发挥好协助监督作用。

(二)社会环境复杂化

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不可避免地触及许多尖锐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同时,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主流的,也有支流的。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环境特殊,外来人口众多,各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因素和利益关系在这里相互激荡碰撞,更增加了社会环境的不可测性。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经济、司法等领域必将加快与国际的接轨,因而会有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出现。这就使得规范社会经济秩序和政府行为的难度加大,党员干部在党性观念、道德自律、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方面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检察机关党建工作任务将随之而不断加重,局面更加难以打开。

(三)反腐斗争尖锐化

目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等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在某些地方和部门有滋长、蔓延之势;党员干部职务犯罪呈上升趋势,严重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威信。为此,我们党提出了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建工作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即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采取一系列新举措,加大了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新阶段。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着重强调,“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检察机关作为反腐败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重点部门,寄寓着党和人民的希望和重托。检察机关党组织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力度,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党风廉政建设,从而有力地促进反腐反贪检察职能的强化。

(四)人员构成多元化

近几年来,检察队伍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批高学历人才被直接招入检察机关工作,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群体。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很大,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

繁,其职业、身份经常性地变动。检察机关实行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后,引入了分类管理、竞争上岗、公开招聘等改革机制,人员升迁、流转弹性增大,社会不固定成份不断加入。如临时聘用的受委托从事检务的人员逐年有所增替,使检察机关党建工作对象也趋于多元多变,而且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这一切,给检察机关党建工作带来新的课题。

二、检察机关党建工作的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社会政治氛围愈加浓厚,民主法制、公平竞争等新的进步意识逐渐增强,从经济到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更加健康有序地进行。这一总的社会发展趋势,为检察机关党建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党政机构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中,要使检察机关党组织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和发挥,就必须树立信心,主动作为,善于创造机遇,把握机遇,乘势而上。

(一)抓住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新机遇

1.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于当今时代特点,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党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深刻的时代精神内涵,凝聚民心,统一思想,为新时期加强党建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把“三个代表”这一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运用于检察机关党的组织建设,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将为我们的具体工作实践开辟广阔的途径。

2.在“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的推动下,检察机关中心组理论学习机制、党员干部在职自学和脱产进修制度进一步建立完善;理论学习培训班、辅导讲座、研讨会坚持经常化;理论学习考核制度逐步推行,学习情况进入党员评议、干部考核,成为选拔使用干部和评选优秀党员的重要依据。以制度为保障,进一步畅通了党建工作运行渠道。

3.深入学习领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识到转变执法观念的重要性,认识到在深化检察改革的同时,如果不辅之以强有力的思想作风建设,不解决好“为谁执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改革的预期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近两年,检察机关注重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到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中,针对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思想作风整顿,在加强机关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

(二)抓住机关党的组织建设步入规范化管理的新机遇

1998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对机关党组织的设置、职责、党内监督、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对机关党组织的领导与指导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规范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要法规。市委(深圳)批转的《实施办法》使这一法规具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机构改革后,机关机构、人员编制和职能将进入法定化管理轨道。只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抓住机构改革这一有利时机,适时、主动、负责地做好基层组织建立健全工作,认真解决机关党组织办事机构编制和人员配备问题,就有助于把机关党建工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三)抓住机关自身经常性建设不断加强的新机遇

以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司法体系为目标,我市检察机关配合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创建“文明机关”、“团结、开拓、廉洁”好班子以及“五好检察院”评比、队伍

“素质工程”建设等活动,为机关党建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在机构改革和学习教育活动中,一批优秀检察官和优秀党员脱颖而出,展示了良好的素质和精神风貌。加强机关思想作风建设,是机关党组织发挥协助监督作用的重要渠道,也是机关党的建设和机关自身建设结合得最为紧密的重要工作。机关党组织要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参与组织,在其中发挥牵引导向作用,搞好结合渗透,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推动党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加强检察机关党建工作需要应对新的挑战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时期,检察机关党组织的建设经历了经济体制转型、政府机构改革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锻炼、洗礼,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在发展中也遇到各种问题、困难和干扰,承受着很大压力和阻力,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考验。

(一)市场经济原则对党性原则的挑战

1.深圳毗邻香港,东西方文化交汇渗透,受不同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观的辐射影响很深,新形势下出现的种种企图改变党的性质,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对党和国家机关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消极影响。再加上党内腐败现象的负面效应,使一些同志理想信念淡化,对党的领导产生怀疑。认为讲党性观念已经过时,甚至对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丑恶腐败行为也漠然视之。非组织观点有一定市场,诸如不愿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不能用党的理论、路线和纪律规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在党的重大政策和部署出台时,不是从大局出发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而是斤斤计较一己私利,谈条件,讲价钱,合意就执行,不合意就消极对待或变相抵制。

2.市场经济“双刃剑”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机关人员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诱发了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从检察机关来看,有的党员干部生活条件优越了,思想却空虚了;职务提升了,进取精神却减退了。在得失、利弊等价值判断上,更倾向于功利主义的选择。个别同志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只讲待遇享受,不讲工作贡献;作风浮躁,精力分散。与此同时,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牵动的本位主义,在个别部门也有所反映。在机关作风上,“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个别干警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没有完全清除;执法办案中廉洁自律意识不够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拖而不办、办而不实的问题时有发生。

(二)思想政治工作滞后于形势发展变化的挑战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不那么容易;干部群众接受的信息很丰富很庞杂,思想十分活跃,要真正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四个如何认识”。具体到检察机关,也有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如,正当国内外两个市场快速发育之际,诱发机关人员思想变化滑坡,乃至违法犯罪的因素很多;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等手段的应用,使意识形态领域的防范和调控难度加大。再如,机构改革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带来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直接影响干部的切身利益。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间的关系,对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感到不适应、不舒服,想法议论很多。需要做大量政策宣传和说服、解释工作。但从目前检察机关党建工作的状况来看,从思想观念、组织设置到活动内容、工作方式,还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形势和开放环境的要求。突出表现在内容、手段和方式方法上还比较传统陈旧,如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方式方法沉闷乏味、空洞教条,手段载体单一,信息传递滞后等等都在一定程度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三)来自机关党组织自身某种软弱状态的挑战

从目前情况来看,对机关党建工作的普遍重视程度还很不够,与党建工作地位、作用不相适应。许多同志把党建工作看成只是几名专职党务人员的事情,认为党建工作只不过是学学文件,搞搞活动,起不了大的作用。工作中只强调业务行政管理,而不重视党内监督;只从业务能力看干部,而忽视用党员标准作考察,致使党管党员、党管干部作用虚化。机关党组织处于软弱状态,该坚持的制度不能坚持,该管起来的事情不敢管或不愿管;对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监督不力,党内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结合检察工作任务和特点,研究解决党员干部各种现实思想问题上缺乏创新,招数不多。此外,相对而言,从事机关党建工作要求高,难度大,待遇低,个人发展机遇少,导致一些专职机关党务干部“思离盼转”,思想不够稳定。加强检察机关党建工作,必须正视这些来自自身的挑战。

四、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的对策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检察机关是党员干部

相对比较集中的部门,在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过程中,党员干部始终发挥着骨干作用。协助党组和院领导把这支队伍教育好、管理好、监督好、团结好,是机关党组织履行职能的根本要求和基本途径。它关系到党在司法战线上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关系到检察机关的执法水平及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这个大局。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我们要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要以“三个代表”学习教育为主要内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1.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改变过去思想政治工作“单打独斗”、“自我循环”的状况。

2.在推行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目标管理的过程中,要注重健全动员、谈心、激励等办案一线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发挥好支部、党小组在办案中的作用;加强跟踪调查、走访和与家庭、社会的经常性联系,建立单位、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管理监督机制,把对平时思想表现情况的掌握与工作实绩考察结合起来,使量化考核落到实处,真正变“软指标”为“硬指标”。

3.结合机构进一步完善机关基层党的组织,确保机关党务办事机构和政工人员的落实,加强素质培训,从组织和人员上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4.主动运用网络技术及其他科技手段和现代管理知识,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含量,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5.加强机关文化阵地建设,调动工、青、妇群众组织的积极性,广泛开展各种文体活动,鼓励参加自学考试和读书活动,倡导健康向上的机关主流意识文化。以“创建文明机关”为载体,开展有行业特点的“公民道德规范”宣传教育,积极与企业、学校、街道搞好共建活动,大力表彰、宣传优秀党员,提高机关办事效率和服务意识。

6.关心干部群众生活和实际利益,认真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解决下岗、待岗、转岗人员面临的各种困难。

(二)要增强监督意识,加强党内监督

1.党内监督由偏重于正面教育和依靠自律,要改为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注重依据党内法规管好党员干部,特别是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管理工作,把好收集意见、列席会议、监督整改、如实向上反映情况四个环节。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好人主义。对那种放弃原则,回避掩盖矛盾,怕失选票当老好人,对错误言行迁就姑息,甚至对明显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言行也不批驳、不制止的做法,要勇于提出严肃批评。

2.依靠理顺工作程序和权责关系,深化检务公开,加强检察业务规范化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机关作风建设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从源头上防范违法违纪问题发生。

3.为机关党组织实施监督创造条件。机关党组和领导应按照《条例》和《实施意见》有关要求,落实好“不是部门党组(党委)成员的机关党组织专职书记或副书记,列席本部门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组(党委)以及行政负责人召开的有关会议”的规定,以便党组织了解情况,协助行政负责人做好工作。

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应保证机关党组织通过适当方式参与干部的考核和民主评议工作,认真听取机关党组织对干部的任免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在人事制度改革中真正体现出党管干部原则。机关党组织也要积极争取党组的指导和各部门的支持,协调配合做好工作。2002年增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第四篇：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4.孔子学院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4.1孔子学院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中国威胁论”对孔子学院造成的干扰

“中国威胁论”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论调了，早在 1877 年美国参众两院公布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就宣扬了中国人和其他黄种人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不惜一切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威胁中国的安全。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西方某些反华势力又开始把焦点转向中国，中国经济的发展，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上升至政治上的恐慌，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军事现代化也自然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军事不安全感进一步加深，因此西方国家政界和媒体认为今日崛起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威胁”。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各种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现在西方媒体。诸如“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科技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以及“中国文化威胁论”等，“中国威胁论”的范围不断扩大，“遏制”中国的论调不绝于耳。孔子学院的成立和迅猛的发展势头，被不少西方媒体解读为“中国文化入侵”的信号，一些机构和团体极力搜寻各种证据，以证明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威胁”之一。

2007 年 5 月 28 日，加拿大通讯社发表了由记者吉姆•布朗斯基（Jim Bronskill）采写一篇题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说：中国以孔子笼络西方人心（CSIS say，Confucius part of Chinese bid to win over western hearts）”的报道，该报道称：5 月底披露的一份加拿大保安情报局的解密报告称，中国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目的就是在全世界笼络民心。该报告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平台，是向加拿大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对加拿大人进行“洗脑”的机构。加拿大保安情报局负责人贾德甚至还承认，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监控中国方面的活动。报道一经发表，纷纷引起加拿大各大报纸转载。这份报告通篇充斥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敌视态度，中外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列作“中国威胁论”的“证据”，把中国扣上了精神输出和文化渗透的帽子。67

由于西方媒体在信息世界中的绝对话语权和广泛的影响力，使“中国文化威胁论” 的余波也影响到了很多国家，甚至是不少与中国有着良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有些东南亚国家担心孔子学院沿袭过去的华文教育，会弱化年轻学子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感，特别是华人族群的国家认同，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68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马来西亚，因担心“孔子学院”变“孔教学院”，推动宗教传播，协商在改名为“全球汉语中心”和“孔子汉语学院”后才最终得以设立。

2．官方色彩过于浓厚，容易引起西方社会质疑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具有中国特色的设立模式，对内行使拟定汉语国际推广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支持各国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汉语教学等职能时称国家汉办，对外则以孔子学院总部的名义指导和管理海外的孔子学院。国家汉办是教育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不管以其事业编制机构的属性，还是由中央政府全额拨款的资金来源途径都清晰地表明这是一个官方机构。而正是由于孔子学院自身浓厚的“官方色彩”和鲜明的“政府行为”，使其在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招致部分人的反感、指责甚至是抵制。

在西方世界中，民众对代议制政府往往存在着一定的不信任心理，对来自“官方”的信息抱有怀疑的态度成为了大众普遍的思维习惯。人称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说过，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政府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69可以说，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由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等差异，西方的民众对来自东方的中国政府更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偏见，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无疑加剧了民众的担忧。

另一方面，孔子学院内部管理的日趋行政化和官职化也在强化着其“官方”的身份。如根据国家汉办 2008 年至 2010 年的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招聘通知中，对中方院长的职称及行政职务要求统一表述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担任校、系或处级以上职务”。70在2011年的招聘通知中，表述为“具有院（处）级以上工作经历或副高以上职称”。亦即，职称要求和行政职位要求互为选择性关系。而从 2012 年开始，国家汉办对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为“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担任副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至少一年”，71把职称和行政职位作为并列的必要条件。从选择性条件提高到必要条件，可见汉办对中方院长的行政能力和管理经验更加重视了，但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解读为把这一职务与“官阶”挂钩，不仅背离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改革目标，也招致了外国一些孔子学院的质疑者的非议。从建立一个更加独立、温和的形象出发，孔子学院的“去官方化”和“民间化”应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3．部分国内高校的急功近利与政绩思维影响孔子学院的有序发展 如前文所述，目前绝大部分的孔子学院采取的是中外高校合作的方式设立和运作，这种模式固然有其天然的优势，如有利于分担孔子学院总部的建设成本和工作压力，能持续提供较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能充分调动国内高校的积极性等。但这种模式也容易产生一些难以避免的“副作用”，最突出的就是不少高校把建设孔子学院视为政绩工程，采取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手段，干扰了孔子学院的正常发展。

2004 年孔子学院项目启动后，寻找合作伙伴申办和建设孔子学院被很多学校纳入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日程，孔子学院甚至逐渐演化为一些学校国际化建设的标志性成绩，成为体现学校领导工作的政绩工程。一些地区的高校在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争相申报建设孔子学院。然而，这种短视的做法很快显露出其不良后果——造成了宏观上孔子学院布局不合理，在部分发达地区布点过于集中；同时，匆忙上马建设的高校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也难以很好地对孔子学院的管理、人才队伍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以致于一些孔子学院缺乏特色，只能成为单纯的汉语教学场所，生源不足，难以融入当地环境和教育体系，知名度、影响力较小，与社会期盼存在很大差距。

4．师资力量不足 孔子学院成立后，每年总部都向各地派出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作为办学的支持。特别是随着孔子学院数量的快速增加，对专职教师和志愿者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尽管总部派出的教师和志愿者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这成为了制约孔子学院发展的瓶颈之一。据统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汉语教师缺口分别都达到了 10 万人。73

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越南，以及不少欧美国家都因为师资不足而导致汉语教学受到了很大限制。为此，孔子学院总部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来解决师资力量缺口的问题：一是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通过培养国内汉语国际教育的专门人才，提高派出的教师和志愿者的数量和专业素养。二是扩大培育外国本土教师规模，设立“外国汉语教师奖学金项目”，招收外国学生来华攻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或进修汉语教学课程。据统计，仅 2009 年国家汉办及个地方院校在国内外举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外国教师 2.3 万人，从 117 个国家招收 2200多名外国大学生来中国培训汉语，培养本土教师后备人才。各国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教师短训班，规模达 1.2 万多人。74 翻译：

4.Challenges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facing and its coping strategies 4.1Issues and challenge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1.Interference of “ China threat theory ” t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a threat theory” is a not a new argument, and as early as 1877, the U.S.Senate and House released Joint Special Committee Report on surveying Chinese immigration in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other yellow “threat ” was preached.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ried all means to contain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hreaten China's security for ideological reasons.In the 1990s, along with Eastern Europe Revuls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ome Western anti-Chinese forces began to shift the focus to China.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spread their panic from economic security to politics.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strength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naturally led to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security, so Western politicians and media thought that the rise of China today is more than ever a “threat.”

Some countries in the US-led hype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a variety of new versions of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ppeared in the Western media.Such as “Chinese energy threat theory”, “Chinese goods threat theory ”,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eat theory ”,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theory”, “Chinese environment threat theory” and “Chinese culture threat theory ” and so on, the scope of “China threat theory” was expanded widely and the argument of “contain” China was constant.The establishment and rapid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invasion” by a lot of Western media , and a number of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ried to find the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on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threat.”

May 28, 2007, the Canadian Press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CSIS say, Confucius part of Chinese bid to win over western hearts” by the reporter Jim Bronskill, which said: a declassified report of 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disclosured at the end of May said, the purpose of China to set up Confucius Institute in the global is to win over the people in the world.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the platform that China can export ideology and policy , the tool that penetrating culture to Canada, and the organization “brainwashing” the Canadians.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Judd, even admitted that they spent a lot of energy monitoring China's activities.Once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 it caused major Canadian newspapers reprinted.The report was full of hostil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normal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ere classified as the “evidence” of “China threat theory”.China wan labeled a country of outputting the Chinese spirit and cultural infiltration.67

As the Western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world has the absolute speaking right and extensive influ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reat theory ” also affected many countries and eve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have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For example, som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worried abou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ould carried on the past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which can weaken the young students of the country's national identity, especially the ethnic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us it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68 Malaysia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culture feared of “Confucius Institute” becoming “Confucian”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religion, s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as set up before eventually it was renamed into “Global Chinese Center” and “Chinese Confucius Institute.” 2.The official color is too strong,easily arousing the questioning of the Western society.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he NOCFL is a established patter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ternally, it was called the NOCFL ,whose main functions are studying out the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plans, support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vario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t all levels.Externally, it was called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to guide manage all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verseas.The NOCFL is the institution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gardless of its attribute of career planing institutions, or its capital source(central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full funding), which all clearly show that ti is an official body.Just becau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trong “official color” and the distinctive “government action”, it incurs aversion blame and even boycott from some people overseas, especially in Western countries.In the Western world, people tend to distrust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it becomes a common habit of thinking for the masses to be skeptical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official”.Known as the father of the U.S.Constitution, James Madison has said that if everyone were angels, no government presence will be necessary.69 We can say tha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ist democratic society is people do not trust the government.And becaus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people in the West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prejudice towar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the East, and Confucius Institute of “official” background undoubtedly exacerbated fears of the people.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wing administration-ism and officialism in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reinforces its “official” status.If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Directors` recruitment notice of the NOCFL(2008-2010), the title of the Chinese Director and administrative duties for unity described as “having served as associate professors or school, department or division level or above positions.” 70 In 2011 recruitment notification, described as “having college(office)level or above work experience or associate professors.” That is, the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pos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selective.And starting from 2012, the NOCFL further enhanced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o “havi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title or above;as deputy division level or above administrative duties for at least a year”, 71 so the technical post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are coordinate necessary conditions.From selective conditions to necessary conditions, the NOCFL attaches more attention to Chinese Director's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but at another angle this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as to link this post together with “rank”.It not only deviate the reform objectives of “public institution without administration-ism ”, but also incurred criticism from some foreign skeptics towards Confucius Institute.Starting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independent and moderate imag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without officialism” and “folk” should be the direction of further efforts.3.Seeking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and thinking achievements of some domestic universities affect the well-organized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s mentioned earlier, mos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currently taking a cooperative approach with foreign universities to set up and operate.This model certainly has its natural advantages, for example, it is conducive to sharing the building cost and work pressur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 can continuously provide a higher level of faculty, and can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and so on.However, this model is also easy to occur some unavoidable “side effec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is that many universities consider establish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as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so they take some quick success means, which interfer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fter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project started in 2004, seeking for partners to bid and establish a Confucius Institute is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y a lot of schools.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s even gradually evolved as a landmark achievement of some schools`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vanity projects of school leaders`s work.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ome areas which are not in the mature conditions, compete to declare and construc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However, this short-sighted behavior soon reveals its adverse consequences-resulting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s layout is irrational on a macro level.The distribution is over concentration in some developed regions;meanwhil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own conditions, hastily launch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provide good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other aspects of strong support for their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even lack of features in some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As a result, they can only turn to a simple place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For lacking of students, they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systems, and their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is rather small.So a big gap exists considering social expectations.4.Faculty shortag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headquarter annually sent to the countr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Chinese teachers and Chinese volunteers to support for the school.Especially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the demand for full-time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is also increasing.Despite the scale of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are expanding sent by the headquarter, but still can not meet demand,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bottlenec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lack Chinese teachers, whose number have reached 10 million individually.73 Japan, South Korea, Thailand, Philippines, Vietnam, as well as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Chinese teaching are greatly restricted because of lack of teachers.To this e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 has taken two major step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culty shortage: First, set up a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ster” professional degree,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domestic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to improve the number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that were dispatched.The second is to expand the scale of local teachers, set up a “Chinese Foreign Teachers Scholarship Program” , and recruit foreign students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fession or training courses.据统计，仅 2009 年国家汉办及个地方院校在国内外举办短期培训班，培训外国教师 2.3 万人，从 117 个国家招收 2200多名外国大学生来中国培训汉语，培养本土教师后备人才。各国孔子学院举办汉语教师短训班，规模达 1.2 万多人。74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in 2009, the NOCFL and some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ld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 at home and abroad, training 2.3 million foreign teachers, in addition, enrolling more than 2,200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from 117 countries to China training Chinese to train local reserve teachers.Confucius Institute of various countries held short-term training courses,the scale of that reached more than 12,000 people.74

第五篇：如何应对“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形势下全面认识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进行建设和合作。（1）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2）设施联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3）贸易畅通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4）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5）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是也存在着良好机遇，中国要敢于迎难而上，脚踏实地下好“一带一路”大棋局。

第一，践行“一带一路”战略首先需要明确实践主体。政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政府主要扮演着开疆拓土、牵线搭桥的角色。政府首先需要实现沿线国家之间的链接，打开沿线国家的国内市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些方面的“必要统一”，在政策层面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其次，企业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最活跃的部分。商人以追求利益为目标，企业是“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直接承担者，应该成为“一带一路”项目中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成为了“海外投资”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也需要有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我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主体，例如中石油等。然而，一些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国家背景存有偏见，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导致不公平竞争行为，甚至有不可告人目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加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做好释疑、解疑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去。“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战略，也是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对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需要进行甄别，宁缺毋滥，这就需要参与“一带一路 ”项目的企业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还要具有过硬的国际公关能力。

第二，要采取多种手段有效应对“一带一路”项目中存在的安全问题。首先，从国家角度来讲，国家应该倡导沿线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联合反恐中心，在中心实现反恐情报共享，反恐行为相互配合的目标，共同应对恐怖势力威胁。其次，中国应该与沿线国家在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以当地政府为主，同时依托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地区设立一道对“一带一路”资产以及海外劳工进行保护的安全屏障。必要时也可以与当地政府协商后派出维护海外资产项目的安全人员，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最后，投资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中国企业也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共同组成跨国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一带一路”蛋糕共同做大做好。

第三，积极推动投资建设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土化”。在“一带一路”项目落户沿线国家之前，我国需要建立“一带一路”专门研究机构，做足前期准备工作，并且实现与企业的合作，组织有能力的专门研究人员赴沿线国家进行长期、实地考察，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针对当地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一带一路”企业的具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促使“一带一路”项目“扎根本土”。此外，智库除了担任研究、考察工作外，还应该发挥桥梁的作用，开启不同国家之间智库的沟通与交流，增强智库层的互信，构建沿线国家决策层对“一带一路”的科学认知。

第四，要加强“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工作。“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走出去的“经济工程”，还是一项巨大的“形象工程”。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需要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讲求“互利共赢”的原则，使当地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去的福利，以及给他们的生活带去的积极改变。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对当地的公益投入，使“一带一路”走过的地方能够印下友好的脚印。

第五，设立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国际政治、国家与国民安全账、大国责任账、全球与地区发展账、民族信心账等等，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难免会使“一带一路”项目顾此失彼，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一带一路”是一项巨大工程，不仅涉及到工程项目建设，还需要与沿线国家进行沟通、协调。“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时应该以项目需要为出发点，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相关机构。其次，“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边机制”，实现与当地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共同管理，一方面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第六，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当前中国“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间合作，“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再加上选举政治的影响，“一带一路”存在着被中止的风险。任何政府间的合作都存在着风险，唯有通过规则与制度将合作机制化，才能够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那么就会确保“一带一路”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依旧处于对规则的适应阶段，并没有主导制定新国际规则的实力。当前世界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适应阶段，中国应该抓住这一点，将“一带一路”总体保持在现有国际规则的框架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去主导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新规则，并对一些不合理的规则进行修订，使之能更加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发展需要。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