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低估中国城市贫困现状

第一篇：不可低估中国城市贫困现状

城市贫困的基本状况 识别城市贫困人口、判断城市贫困状况和确定贫困救助水平，需要依次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该地区贫困线是多少；然后识别该地区人口中的贫困人口数量；最后将该地区估算的贫困线与实际的救助线之间进行比较，以判断该地区贫困人口的救助状况。

（一）城市人口的统计范围 中国城市人口的范围是按照户口性质划分的，这和国际上通行的根据人口密度和生计来源等常用的社会经济标准不同，使得城乡人口的统计不能真实反映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些居住在农村而持有非农户口的居民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另外一些居住在城镇而持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却被排除在城镇人口之外。比如，１９９９年的４３０００万“非农业人口”（正式城镇人口）中，３７．２％（１６０００万）是农村居民，他们并不住在城市。而城市常住居民中３８．６％（１０１００万）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则被认为是农业人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与农业没有任何联系。此外，农村劳动力中约有３０％全职从业于非农产业，而且城市周围许多县的农村居民收入中除了很小一部分以外，均来自于非农产业。因此，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在考虑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时候需要增加两个群体：一是长期生活并工作在城镇的流动人口，一是农村县的人口中符合通常“城镇人口”标准的人口。据此计算的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要高于官方数字３６％。

（二）贫困线确定的思路 根据用途，可将贫困线分为两种：诊断性贫困线和贫困救助线。诊断性贫困线是为了确定哪些人是贫困人口，通常称之为贫困线；贫困救助线可用于确定潜在的社会救助对象和救助力度，通常称之为救助线。“诊断性贫困线”的计算涉及下列几个问题：地域覆盖范围、家庭大小及其构成的影响以及采用哪种贫困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域特点各异的国家来说，地域覆盖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各地区消费结构、物价和生活水准（或人均收入）差异很大，因此，采用全国统一的贫困线可能会扭曲地区的贫困格局。尽管省级贫困线也有同样的缺陷，但比全国贫困线要可靠一些。同时，由于个人的生活水准取决于其家庭的规模和家庭成员的年龄构成，因此，贫困线的确定还需要根据家庭的规模和构成进行调整。关于在何处划定贫困线的问题，本文主张采用几条而不是一条贫困线。这是因为：第一，贫困的确定不是绝对的。第二，选定的贫困指标的测量值总是有一点的误差。计算贫困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绝对”和“相对”贫困线之间做出选择。本文所谈及的贫困线均指绝对贫困线，它以基本需求这一概念为出发点。这些贫困线在省与省之间是不同的，而且大体上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三）城市贫困线的估算结果 估算贫困线一般需要首先估计食品贫困线，因为减贫的首要目标是为贫困阶层提供足够的营养。在食品贫困线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出人均基本的“非食品开支”，就可以得到一般贫困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困线。[!--empirenews.page--]根据１９９８年城镇家庭调查的数据，我们计算得到了各省及全国的食品贫困线和一般贫困线，见表。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突出特征：第一，省际贫困线的差异很大。沿海省份的贫困线要高于全国平均数，内陆省份的贫困线要低于全国平均数，只有三个省份例外，这三个省份是：云南（内陆省份，其贫困线是全国平均数的１０２％）、辽宁和江苏（沿海省份，其贫困线分别是全国平均数的９５．４％和９６．５％）。这说明全国采用统一的贫困线会低估沿海省份的贫困，而夸大内陆省份的贫困，最终结果是严重歪曲各省的贫困程度。第二，食品贫困线与一般贫困线之比率差异也很大。这个比率表示根据一般贫困线定义的生活水准中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可以看出，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包括人均收入很高的省份，也包括人均收入很低的省份，如广东和上海（属于前者），贵州和甘肃（属于后者）。这说明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随人均收入／支出的上升而下降，但对衡量生活水准来说，以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作为依据是有缺陷的，因为包括物价、家庭规模与构成以及与生活水准没有直接关系的当地的烹饪习惯等都对食物支出产生影响。

（四）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估计 我们分别采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作为贫困指标测得省贫困人口人数及贫困比率。该结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选用不同的指标（人均收入或人均支出）测量的贫困人口数差异很大。如果采用人均支出代替人均收入以识别贫困人口，全国城镇贫困人口人数从１４７０万增至３７１０万，增加２．５倍之多。这一巨大差别表明采用两个指标测量贫困人口及贫困比率是很重要的。就人均支出而言的人数高于就人均收入而言的人数表明：低收入家庭往往有存款。此外，许多这种家庭，其存款数目足以使他们的人均收入高于相关的贫困线，而人均支出低于相关的贫困线。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家庭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有大量的存款，而是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比贫困线仅仅稍高一点。转换指标而使贫困人数产生巨大差别的原因可能是：按人均收入排列的家庭密集于贫困线上下，这说明城镇贫困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

（一）敏感性程度很高 敏感性程度很高意味着贫困线较小的移动会导致贫困比率发生很大的变化。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非贫困城镇居民，由于收入较小幅度的下降，或在非食品方面的开支加大，比如由于疾病，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相当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相当于收入的减少，因为受影响的家庭不得不在食品或非食品方面减少开支。这一分析表明：扶贫措施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同时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高的家庭。对于后一人群的适当政策不是提供社会援助而是增加低收入家庭应付风险的能力，比如提供大病健康保险。由于家庭人均收入较小幅度的下降而会使相当比例的城镇人口陷入贫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要求必须重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这一安全网要保护所有的城镇居民，而不能像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做法，只保护无工作能力、无积蓄和无亲人可依靠的一小部分人口。

（二）区域差异显著 根据国际标准，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国的城镇贫困人口总数是比较少的，贫困比率也是比较低的。将长期外来打工人员包括在城镇人口中很可能增大贫困比率，但不会大到完全推翻此结论的程度。但是，各省之间的比率相差很大。我们测算发现，比率很低的地区，除北京外，都是沿海地区，属最富裕的省份。高比率的地区都是内陆地区，除河南外，均地处西部。不过，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地区是一种混合状态。某些最贫困省份的平均贫困率是４－６％，包括贵州和青海。某些较富裕的省份，如辽宁和天津，贫困比率比平均数高出不少。[!--empirenews.page--]省别贫困线的显著特点是变化的范围很大，这说明要是整个国家只有一条贫困线会扭曲城镇贫困的实际状况。同时还说明城镇扶贫的重心不同于农村地区，城镇贫困状况和地区贫富程度之间不是完全对应的。

（三）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突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员急剧增加，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据民政部估计，１９９９年，我国流动人口总规模（包括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城市和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已超过４千万，其中与城市贫困有关的流动人口即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占７５％左右。随着流动人口的增长，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关于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存在如下特点： 第一，流动人口的贫困比率很高。流动人口贫困比率全国平均达到１５．２％，在一些城市超过了２０％，如乌鲁木齐、济南、南京、呼和浩特、银川、郑州等。第二，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率比城镇常住人口高出５０％。第三，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多数城市，流动人口仅限于从事常住人口不愿干的工作。而且，在从事同样工作时，流动人口得到的报酬通常比常住人口低。现有城镇贫困人口收入支持体系存在的缺陷 目前的城镇人口（流动人口除外）享有防范贫困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下岗人员生活费。目前下岗人员的生活费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负责照顾和发放本企业下岗职工生活费，但最多只发放３年；一是下岗职工仅领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生活费，而在过去是领取基本工资。下岗人员所在企业都按照要求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登记下岗工人并支付他们的生活津贴，代下岗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提供再培训及帮助求职或介绍工作。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所有的下岗人员都直接进入失业保险，不再像以前那样，先进入下岗再就业中心，三年后找不到工作再进入失业保险。因此，尽管这项政策的保障范围最广，但其功能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阶段性措施，因而是临时性的，预计２００３年结束，将由失业保险取代。第二道防线是失业保险。２０００年底，包括“登记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在内，城市失业人口总数达到１４６０万，相对应的“职工”（正式雇员）以及“登记失业人员”总数为１．１８５亿，由此计算的城市失业率为１２．３％。目前失业保险主要覆盖正式雇用人员（“职工”），虽然缴费人数从１９９８年的７９３０万增加到２０００年底的１．０３４２亿，但由于不包括城镇个体经营者和在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因此，失业保险覆盖率实际上仍然不到城市从业人员的一半（４８．９％）。第三条防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全国有６６８个城市和１６３８个县镇都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２０００年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覆盖的城镇人口是４．５８亿（人口总数的３６．２％）。１９９９年，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几乎所有城镇人口的第一年，２８１万人领取了救助。其中，约２５％是“三无”人员。其余７５％的受助者主要是“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其中包括了下列曾经被排除在传统贫困救助之外的人员：下岗人员（尚未与工作单位正式脱离关系）、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empirenews.page--]上述三道防线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线。从原则上说，这项制度是足以抵御贫困的，但事实上却难以实现上述目标。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覆盖面有限，只有很小比例的城镇人口得到接受救助的认可。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员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员领取了救助费。另外，长期流动人口（在某一地方居住６个月以上）还被排除在外。在２０００年的前９个月，受助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为１４００万，这个数字在其他的估算中更高。根据民政部的数字，事实上只有２３％的城市贫困人口得到了救助。扩大覆盖面的主要障碍是较低级别政府的可应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救助人口的需要。第二，贫困诊断工作不完善，得到确认具有接受救助资格的城镇贫困人口数被低估。地方贫困人数的数量主要靠估计，调查是零星进行的，而且调查方法和覆盖面都有较大差异。同时，由于确定贫困的市级政府要考虑财政上的压力和约束，也影响了对贫困的诊断。第三，救助的标准仍不足以预防贫困。测算发现，全国３５个城市中的２７个城市的救助线低于估计的贫困线。这些城市中有１７个城市的救助线和估计的贫困线之间的差距大于１０％，而且在一些城市，这一差距特别大，例如：青岛、深圳、乌鲁木齐和广州。

第二篇：中国贫困大学生现状

中国贫困大学生现状 △2006年全国预计需求高校毕业生1665044名，与2005的2141233名相比降幅为22.0%。而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413万人，与上年相比增幅达到22%。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495万人,比2006年增加8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家庭年收入在1 500元以下的称为特困生，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为贫困大学生。截至2005年8月，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是1561万余人，其中贫困大学生405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6%，西部地区高校中贫困生的比例更高。贫困大学生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通常一个普通家庭为了支持孩子读完大学所需要的费用大概在5-6万元，而一个困难家庭起码要支出大概4万元才能帮助其孩子完成学业。而贫困大学生家庭的年收入仅为3000元，4年大学的学费相当于这个家庭11年的收入。

△2006年贫困大学生的就业率为62%，低于平均就业水平。

在整体就业严峻的形势下，贫困大学生往往面临着更加突出的三个问题：

第一、经济支持，他们没有充足的资金支付寻找工作需要支出的成本，比如打印简历、购置服装、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这些在普通学生身上很容易实现的东西，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有可能这些费用是他们几个月的生活费的总和。因无法支付这些费用而导致的寻找工作准备上的不充分，让这些贫困大学生从一开始就和其他学生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

第二、渠道和资源匮乏。不能否认的是在平等竞争的用人机制尚未健全的今天，学生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对其就业常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些地方或单位领导常优先招录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这样就使得那些既无关系又无后台的贫困学生多半只能求职无门，望洋兴叹，他们和他们远在乡下劳作的父母所谓的“社会竞争力”远远落后于普通学生。

第三、心理困扰。走出乡村进入大学的贫困学生往往背负着比其他同学更重的心理负担，他们的学费可能来自于全村乡亲的资助，来自父母常年省吃俭用的劳作。他们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家庭贫困落后的现状。在就业和这种精神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贫困大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仇富、悲观、偏激、丧失斗志，甚至做出过激的行为，这些不但对于贫困学生及他的家庭是强烈的打击，而且对于社会也是不稳定的因素。

第三篇：安全生产对企业发展不可低估

安全生产至关重要,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只有实实在在落实好安全责任，搞好安全生产工作，才能使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安全生产关系着经济发展环境，联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竞争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为了保证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安全监管系统就要以硬作风抓安全，靠硬作风保安全，扎实开展工作，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保持平稳态势。

为什么有些地方发展快有些地方发展慢呢？现在优惠政策都一样，有的地区还有着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外，很多地方还有着便宜的劳动力，仍然发展不快，这是什么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环境不优。安全生产环境也是优化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可以说，现在那个地方环境优，安全生产环境好，资金就往哪个地方聚集，人才就往那里流动，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就相对高一些。所以说安全环境是竞争力，安全环境是生产力。对于一个安全监管单位来说，环境是能力，环境是形象。如果一个单位松松垮垮，这个单位必定没有战斗力，什么事也干不成。一个单位推诿扯皮，效率低下，这个单位必定没有好的形象。现在，在一些安全监管单位和人员身上还存在着精神不振、态度不好、纪律不严、效率不高、主动性不强、隐患排查不细、追究不严等问题，必定要影响安全生产环境创优。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的漂浮，这就要求我们以提高行政效能、加强作风建设、确保安全生产不出大问题为核心和主线，以改进行业作风、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服务意识为重点，切实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作风，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切实增强发展意识、责任意识、为民意识、大局意识、创新意识、勤政廉政意识，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要通过加强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安全监管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依法行政能力和执法为民的宗旨意识，推动监管工作职能、工作方式、工作作风的转变，克服机关作风懒惰、虚假、浮躁、扯皮“四大顽症”，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通、纪律严明、充满活力的监管队伍。努力实现机关效能、工作执行力“两提升”，企业、服务对象、群众对政务环境“三满意”，坚决守住安全生产主条底线，有效减少一般事故、努力遏制较大事故、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实现安全生产形势稳步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逐步提高。

“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只有牢牢的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才能国富民强。

第四篇：新时代女性：不可低估的领导力

新时代女性：不可低估的领导力

“领导”（Lead）一词来自印欧语系词根Leith，意思是“跨越界限”。作为生活在当代的女性，同西方主流社会比起来，领导力好像离我们很远。有研究表示中国的女性在基础女性和社会参与程度上比例很高，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但在人大和政协当中，女性代表的人数低于20%，低于很多国家议会的女性比例，甚至低于很多临近的发展中国家。在“新时代”的环境之下，斐贝女性认为当代女性更需要发展个人领导力。

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引擎，那就是三个W，哪三个W呢？一是网络，二是气候，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结构性经济调整；三是女人，女人身上既是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她们也是非常成熟和有力量的消费者。所以能够争取到女性，让她们发挥自己的潜能，并且能够适应他们自身成长的需求，是一个有竞争力的社会表现。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曾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的分论坛“女性：被低估的领导力？”上提出，这个时代中国女性要有自己的主张，首先现在的女性不需要把自己打扮成男性，或者拿出比男性强势的姿态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和选择。另外，在社会当中应当给女性更宽松的环境，鼓励她们无论在商业机构和政府机关当中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其实，斐贝一直秉承着为女性建立一整套的女性价值提升体系，女性要发展个人领导力，首先要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其次要努力培养良好的人格品质，如志向远大、信心坚定、性格刚毅、思维独立、胸怀宽广、情绪稳定、兴趣广泛、意志坚强等，还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女性创业成必备的品质，也是女性完善自身的重要内容。

斐贝国际就是一家专注于女性事业的企业，为女性建立了一整套的女性价值提升体系，包括网上商城、线下连锁、资讯门户网、商学院等，致力于打造一个提升女性综合素质的平台。一方面为女性提供一个智慧消费，同时可以尝试自己进行“零风险、零投资”创业的平台；另一方面，斐贝旗下的体验馆、斐贝资讯网、斐贝商学院三大板块为女性提供一整套的服务：体验馆为女性提供线下的分享、交流空间，而斐贝资讯网则为女性提供家庭、亲子、时尚等各方面的有用资讯，斐贝商学院作为一个无限的线上学习的平台，为女性提供创业、理财、励志等方面的课程培训。

斐贝国际认为，新一代的女性要努力完善自己的个人的竞争力，提高个人的综合素养，做引导时代的领导者，必将成为社会不可低估的领导力。

第五篇：“城市贫困群体”现状、成因及对策

“城市贫困群体”与社会保障

城市贫困已经并越来越成为影响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矛盾。如何 解决“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问题，保证这些人群的基本生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积极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提高贫困人员的就业质量，加强就业保障，帮助其脱离贫困和贫困边缘。可以说，对城市贫困群体来讲，就业是最大的社会保障。

一、城市贫困群体的主体及现状

当前“城市贫困群体”的主体是下岗、失业人员和企业退休人员中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生活最低保障线”的人员。

“城市贫困群体”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

1．贫困人数逐年增加。近年来，享受低保人数出现逐年上升趋势。

2．贫富差距逐渐加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虽然建立起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调整机制，但市场规律带来的无情竞争、优胜劣汰，造成经济体制 转型期的贫富悬殊，差距加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幅逐年下降与社会平均工资标准增幅的逐年提高形成反差。

3．多种困难类型组合造成家庭更为贫困。据调查，贫困群体中单一困难的是 少数，而大多数为多种困难类型组合造成的家庭，我们暂且称为“多元贫困家庭 ”。他们中有的是双下岗、双失业或一下岗一失业，其子女未成年，正在上学； 有的本人下岗或失业，其爱人是农村户口，并带有未成年子女；有的家庭有残疾或重残、重病人等等。

二、城市贫困群体的成因

“城市贫困群体”的问题，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之一。人们对“城市贫困群体”成因的认识与理解，必须引起管理层的足 够重视。

一是不能陷入认识误区。误区之一：有些人把城市贫困归咎于改革和市场经 济体制建立，看成是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之过，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城市贫困群 体的出现是诸多错综复杂的综合因素造成的，改革和市场经济，尤其是竞争机制 的引进是出现城市贫困群体的原因之一，但绝非根本的、唯一的原因。恰恰相反，没有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只能带来整个国家的落后。改革发展是缓解直至逐 步缩小、消除城市贫困的必由之路和治本之举。误区之二：混淆相对贫困和绝对 贫困，不分贫困程度，把收入相对较低，生活水平相对不高统统视为贫困者。城 市贫困人员应该指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中的绝对贫困者。

二是应历史、全面、客观地分析。从宏观上分析：一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由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法规、政策滞后，造成了 部分人群贫困。二是市场经济供求关系、价值规律作用，尤其是竞争规律作用的 发挥，优胜劣汰、效率优先、收入分配、利益调整的立足点向竞争机制倾斜，而 不是向平等理念倾斜。三是国家规定的工资制度、市场决定收入制度与部分企业 实际用人、分配的不合理制度的差别；以及资本收入、劳动收入的差别，成为高 收入富裕人群与低收入或困难人群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从微观上分析：一是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使长期工作在“全民”、“集体” 企业的人们，固化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观念中，下岗、失业后抱着陈旧观念，不 愿参加力所能及的再就业工作。二是这部分人员年龄大、身体弱、技能低、缺乏 竞争就业条件。三是部分人员因种种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再就业能力，难以取得 其它收入。四是政策的不完善，造成部分享受低保且有劳动能力人员，宁吃低保 也不愿再就业；或者隐性就业。五是低保只是收入的标准，而本人或家庭成员因 重症、难症或发生特殊事故造成贫困的救助制度刚刚制定或尚未提出解决办法。六是部分企业因不景气拖欠在职、退休人员医药费，造成退休人员名义上有退休 金，而实际用于生活上的费用却寥寥无几等等。

三、现阶段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

从就业角度看，下岗、失业或就业不充分是现阶段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

据社科院对6城市职工下岗情况的调查，从全部调查样本看，下岗期间的家庭 人均收入为每月202元，占下岗前月收入以及在职职工月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9.66% 和55.49％。而从获得再就业机会的下岗职工的福利状况看，其家庭人均收入不仅 要远远高于下岗期间的职工，也高于原下岗企业的在职职工。再就业职工的家庭 人均收入比处于下岗期间的职工家庭人均收入高出89.1％，比在职职工的收入也 高出4.95％；其次，下岗直接引发了城市贫困。6城市调查还显示，调查样本职工 下岗前家庭人均收入均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而下岗期间的家庭人均收入有4 个城市的平均值在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在有的城市下岗职工调查样本中，甚至有40%的下岗职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陷入绝对贫困。

失业人员的情况也大体类似。据劳动保障部10城市抽样调查，在失业期间，43.9%的失业人员靠失业保险金生活，每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在150~200元的占45.8%，42.9%的失业人员家庭收入的半数以上来自失业保险金，而失业人员家庭人均月 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就占到54.3％。由于失业保险金通常比下岗职工基 本生活保障标准还要低，因此会有更高比例的失业人员及其家庭陷入贫困。

在职人员（如国有困难企业职工、部分外资私营企业职工、农民工等）的贫 困问题也不容忽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国家颁布了《劳动法》建立了劳 动监察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但劳动违法案件一路攀升的势头并没有扼制住。从 1998年到2002年，劳动违法案件、群众举报案件数大幅上扬，2002年劳动监察查 处的劳动违法案件数比1998年几乎翻了一倍，群众举报 案件数也增加了约70％。2002年仅查处的拖欠工资额就达到了14.2亿元，还有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连最低 工资标准都达不到。劳动争议案件的增长增况也如出一辙，在经历姑年代的超高 速增长之后，虽然近两年增势趋缓，但仍以两位数的速率递增。透过劳动者权益 受侵害的严峻事实，可以看出劳资双方的权益不对称状况和劳资矛盾还在加剧，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不断恶化，就业质量下降，由此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导致城币贫困蔓延。

可见，下岗、失业或就业质量不高是劳动者陷入贫困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中国当今社会里，劳动依然是人们基本的生存手段。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采 取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减少失业人口、是消除贫困的治本之策。对贫困人口而 言，就业是实现其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是消除贫困的 最基本的手段。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 下岗、失业或就业质量不高，而再就业和正规就业又较为困难。国家统计局的统 计也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2001年全国32.1％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减少，其中 92.1％的家庭是由于就业人口减少或工资及奖金等减少而减收。毫无疑问，缓解 贫困的出路在于促进就业。

四、解决“城市贫困群体”对策

随着下岗向失业并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冗员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 场。可以预见，未来的城市贫困群体将主要是失业人员（尤其是长期失业人员）和部分有工作但就业质量不高的人员（包括从事非正规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因此，妥善解决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再辅以就业保护措施提高已就业者的就业 质量，是城市贫困群体就业保障的关键所在。

对城市贫困群体就业保障，总体思路是“个人自强自立，市场机制就业，社会 提供援助，国家就业保护”。总体目标是在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等方面向贫困群体 倾斜，通过就业援动让城市贫困人员获得一份有收入的工作。并通过就业保护改 善已就业者的 生活状况，从而缓解贫困。具体方法是，对年纪较轻、有一定技能 和有再就业信心的，一定要扶持、帮助，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他们创 业或通过劳动力市场就业；对信心不足的要把情况进行必要的培训，多给予职业 指导，并不厌其烦地介绍就业；对年龄大、技能差且无再就业信心的，恐怕更多 地只能通过计划安置手段解决其就业问题；对有工作的低收入者，主要是通过加 强权益保障工作，提高其就业质量，从而改善其经济状况。

具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并完善贫困群体就业保障

随着下岗向失业并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长期失业人员为主体的城 市贫困群体将长期存在。因此，在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同时，必须特 别关注城市贫困群体的就业问题，建立并逐步完善贫困群体就业保障机制，以对 贫困的失业和长期失业人员在政策上有所倾斜。要研究针对贫困群体的就业保障 或就业援助措施，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长期工作任务来抓；要拨出专门资金用于 支持贫困群体职业培训和就业援助工作并保证所需资金供给。街道一级是就业保 障的关键层次，应有专门的人员或机构负责这项工作，并针对每一个贫困人员的 不同情况逐-落实就业保障措施。为优化反贫困资源，防止内耗和浪费，建设在城 市街道一级由同一个机构承担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就业援助等就业保障工 作，并建议在政府机构改革时将最低生活保障职能交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直接承 办。

2.对城市贫困群体实行特殊的就业扶持政策

在国家现行有关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对家庭贫困的下岗失 业人员，特别是贫困的长期失业人员要有更为优惠的扶持政策。一是发放工资性 补助。对企业招用年龄男50岁以上、女45岁以上、持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金领取证》的下岗失业人员、并签订半年以上劳动合同、工资标准不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除按国家有关下岗失业人员政策发给社会保 险补贴外，再给予用 人单位每月一定的工资性补助，以充分调动单位雇佣贫困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对 再就业培训机构培训上述人员并成功介绍就业的。除按预定的标准支付培训费用 外，按人头发给一定的就业奖励金；三是对下岗失业人员中的贫困人员组织起来 就业或自谋职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除享受有关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扶持 政策外。可比照上述-项政策，发给每人每月一定的工资性补助，期限一年。对男 年满50岁以上、女年满45岁以上的，可延长发放期限，直至其能正常经营并有赢 利能力为止。

3.对资困群体进行免费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由于城市贫困群体经济承受能力极为脆弱，应为其提供便捷、免费的职业指 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帮助其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的能力，恰当定位再就业方向，并不厌其烦地提供职业介绍。要推广“就业服务承诺制”，对经过技能培训、职业 指导的人员，保证其上岗再就业。

4.强化失业保险的就业保障功能

失业保险在政策取向上从以生活保障为主转为以就业保障为主，重点做好失 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工作；失业保险金应定位为求职或培训期间的生活补 贴；失业保险机构应着重做好培训和再就业工作，而不仅仅只是发钱；整合失业 保险与最低生活保障功能，克服功能趋同现象，形成功能互补。只有这样，失业 保险制度才能够健康发展。否则，在有了较为健全的社会救助--即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之后，失业保险很可能被人们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制度，甚至有被撤并的可能。

强化失业保险就业保障功能的具体政策建设；一是待遇给付期限缩短到不超 过6个月，在此期间养老和医疗保险视同缴费。增强失业人员再就业紧迫感；二是 待遇给付标准与本人缴费工资挂钩，可考虑为缴费工资的50％，最少不低于最低 工资的70～80％（达到现水平）；三是大部分失业保险缴费应当用于转业培 训和 再就业方面的支出；四是由失业保险管理机构负责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援助，就业 援助的目标是对每一位失业人员负责到底，直至就业脱贫；五是逐步将非正规就 业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失业保险范围，首先将在正规部门就业的非正视就业人员 覆盖进来。5.开展多种形式的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援助服务

首先要通过失业保险和国家财政提供充足的培训资金；其次要运用市场机制 办培训，鼓励民办培训机构参与培训，通过招标由社会各类培训机构竞办再就业 培训，并实行由培训机构提供转业培训、介绍就业一条龙服务，培训内容由受训 者和培训机构协商确定，培训后实现再就业或自谋职业的，由政府支付相应的费 用；至于哪些下岗失业人员接受培训，则由培训机构和就业服务机构根据下岗失 业人员的接受能力和再就业潜力等具体状况进行挑选；第三，对文化程度较低、接受新技术能力较差、不适合参加正规就业培训的，可由失业保险机构直接联系 用人单位进行试工，试工人员由用人单位进行岗前培训或在岗培训，试工期为3－ 6个月。在此期间，不签订劳动合同，试工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或工资补助。试工 期满符合录用条件的，由用人单位正式办理录用手续，被录用的失业人员还可继 续享受有关社会保险缴费等优惠政策；第四，对上述几种方式都难以理解决再就 业的长期失业者，由政府资助、单位或个人经办的就业安置项目安置失业人员，除享受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费补贴外，对这些单位发给本人工资50％的工资性补 贴，期限一年；第五，对接近退休年龄或家庭极为贫困、上述措施都难以奏效的，由政府购买就业岗位直接安置。政府购买就业岗位的工资报酬可控制在一个合 理的限度内，标准一定要稍低一些，以免影响失业人员通过市场机制自主就业的积极性。

6.千方百计扩大就业、鼓励用人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二是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开辟就业岗位 ；三是扶持中小企业和鼓励下岗失业人民自谋职 业；四是鼓励非公有制企业扩大 用人，尤其是招用下岗失业人员。当前，针对企业的各项管理措施很多都是按原 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设计的，有些已明显不适应以私营和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企业 结构，因此需要进一步修订有关企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适应经济发展。针对社会保险缴费过高的问题，要明确国家在社会保险中应承担的责任，企业过 高的社会保险激费一定要逐步降下来，不能再让参保企业背国有企业历史欠账。对灵活就业人员实行低标准的社会保险缴费，允许个人缴费参保。对招用下岗失 业人员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优惠政策。

7.“三管齐下”，强化就业保护工作

一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整合监察执法力量，履行好劳动权 益保护职责。尽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并不能决定自身的人员编制数量，但通过转变职能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依法保护劳动 者权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最主要的职能之一；其次，要转变观 念，变依政策管理为严格依法管理，彻底改变层层转发文件、各自为政制订政策 的无用功做法，所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都必须严格依法律、法规、规章行政。应 弱化省级行政部门政策制定职能，基本取消市县级行政部门制定政策权，把基层 劳动保障部门有限的人员力量用于监督执法、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级法律法规和规 章上来。据此，除保留中央级政府立法和政策制定权、适当保留省级行政机关-定 的立法权外，取消地市县-级行政机关的立法和政策制定权，即省以下各级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时不搞上下对口，完全比照劳动保障部设置相 应机构的做法，省级只应设立一到两个综合性的政策研究部门，其余力量全部用 于充实执法监察机构以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市县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作基本 就是执法监察。

二是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维权职能。一方面，要把工会由“准行 政机关”真正变 成依法成立的独立社团法人，依法开展规定的活动，实行财务自治，使工会摆脱 党政机关附庸的角色，使工会能够切实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强 对工会社团的管理，防止其行为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影响国家政治建设。

三是修订《劳动法》，强化法律责任规定。可比照韩国对劳动违法行为追究 刑事责任的做法，使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能受到相应的严厉惩处，以切实保护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弱势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使他们摆脱贫困，过上自尊的生活。

解决城市“贫困群体”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它必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高，政策的完善，管理的规范而逐步缓解。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以上几个工作，切实努力为城市贫困群体服务，争取早日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