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思考
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1],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现实中他们的劳动权利保障缺失并屡遭侵害,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并直接关系到劳动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2].一、农民工和农民工劳动权利的界定
“农民工”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在城镇打工的农民。一般认为,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介于农民和工人(或城市户口居民)之间。从身份上说,农民工来自农村,是农村户口,仍然是农民; 从职业上说,农民工在城镇的用人单位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可以说,农民工是一个身份与职业不一致的群体。严格来说,“农民工”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在我国的《劳动法》中,对于靠付出劳动换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来说,没有什么“农民工”、“城市工”等等的区别,劳动者都是平等的,拥有平等的权利。学者们也一致认为,我国《劳动法》并未将农民工排除在该法的适用范围外,而且,2006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工会十四大的报告中,也已明确进城务工人员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根据我国农民工的现况,我们完全应当认识到他们已经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是城市的一分子。农民工劳动权利,是指农民工作为国家公民和劳动者依法享有参加社会劳动,获得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职业的权利。农民工的劳动权利,首先来自宪法的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而它是一种应然的权利。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见,如果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劳动者的特殊群体,是对农民工在宪法实施中的歧视。依据我国《宪法》、《劳动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主要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组织工会和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提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等。
二、我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现状分析
应当说,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劳动法为主体、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为配套的、保护公民劳动权利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以及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后,各级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问题,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措施,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但不容忽视的是,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位,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对待在农民工身上尚未得到完全体现,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权利受限制
就业权是劳动者劳动权利中居于首要地位的、赖以生存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的权利[3].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由于各种制度和现实原因,城市对农民工实行歧视性就业。例如,某省曾经规定农民工就业“六不准”,一些城市对农民工实行总量控制和职业、工种限制等,很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限本地城镇户口”。由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遭遇就业歧视,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较低,使农民工被排斥到所谓的“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从事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脏、累、险、苦、重”工作,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
2、劳动报酬权受侵害
劳动者付出一定的劳动后,理所当然地应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这是劳动者神圣的权利之一。然而,用人单位却屡屡侵害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一是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很低,并且往往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用人单位决定,有的甚至低于国家最底工资标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 二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虽然从事着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比城市人低的报酬; 三是劳动报酬得不到保证,一些行业随意拖欠、克扣甚至拒付农民工工资情况严重,一些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给农民工支付加班工资或少给加班费[4].3、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
休息休假权是指劳动者在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后所获得的休息休假的权利。我国劳动立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时间,并对用人单位延长劳动时间作出了相应限制。现实中,用人单位却利用劳动力处于买方市场的特点,延长劳动时间,占用农民工的休假休息时间,来获取高额利润,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据统计,中国多数企业对农民工没有完全执行国家法定每周工作40小时的制度。《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也显示,农 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劳动时间长,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
4、劳动安全保护权利被漠视
劳动安全保护权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有获得安全卫生的劳动条件,其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保障的权利。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惜以牺牲农民工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侵害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保护权利,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 二是不给农民工配备发放必要的防护用品; 三是不按国家标准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在有毒有害岗位上大量使用农民工,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以及工伤事故频频发生。有调查表明,非公有制企业发生工伤事故,农民工占伤亡总数的80%以上,因生产安全事故残废的90%以上是农民工。
5、职业技能培训权利难兑现
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和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北京调查总队2006年在全市范围内针对不同的行业,对1100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37.%的被访者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的培训,63.%的农民工没有取得任何专业技术证书。2006年10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表明,未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工高达76.%.6、社会保险权利缺失严重,劳动福利待遇少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劳动法对此进行了详细规定。多数城市的社会保障基本上都把农民工排斥在外,虽然近年来有些城市开始出台政策措施保证农民工的某些社会保险,但多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且不配套,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和劳动福利权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北京农调总队2006年的调查显示,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比重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73.%、62.%、78.%、61.%.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七成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保险,以上四险由单位购买的比例分别只有11.9%、12.1%、8.1%和23.9%.另外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80%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80%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
7、劳动合同签约率低,致使维权难
实践中,大多数用人单位不按劳动法的规定要求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要么不签合同,要么采取口头约定或者签订“生死合同”等形式来规避法律责任,减轻自己的义务。《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0%.2005年陕西 省农村调查队对350名农民工调查,未签定劳动合同的达208人,占59.%.在建筑、矿山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不到10%.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农民工缺乏集体谈判能力,缺乏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加上法律法规不健全,维权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等,农民工一旦劳动权利遭受侵害,有的放弃维权,有的拿不出维权依据,还有不少农民工则为了保全工作机会而忍气吞声,从而导致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更加得不到保障。
三、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1、和谐社会与权利保障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只有社会成员的正当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才可能有社会和谐可言; 另一方面,只有和谐社会才有能力使所有人的正当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5].和谐社会必然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的合法权益之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就没有社会的真正和谐。
2、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前提和目的之一实现社会是公平正义,促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形成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6].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保证每一个人、各个社会群体的生存权利,要保证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并让每个社会群体都获得幸福。对权利的平等配置和平等保护既是现代和谐社会对权利保障的核心要求,也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它主要包括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实行无差别的平等以及对所有人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平等的救济[7].因此,和谐社会最根本的就是要尊重和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尤其是社会劳动者(包括农民工)的权利,这既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受到侵害是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的。只有让农民工充分享受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和谐社会还必然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广大农民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在城市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并没有平等的享受应有的权益。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缺失并屡受侵犯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和谐因素。一些地方和企业劳资矛盾尖锐,因为拖欠工资和工伤事故等引起的社会问题突出,造成劳动关系紧张,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没有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就无从谈起。如果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基本权益得不到维护,就会 构成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威胁,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立。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而劳动关系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四、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般认为,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缺失并屡遭侵害,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衍生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法规不完善、歧视性就业制度、劳动执法不力,加上农民工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等原因。
针对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的现状及其原因,要切实有效地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需要复杂的社会系统的综合运作,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法律是最有效、最根本的制度手段。[8]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障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 9 ].1、加强和完善立法,构建以宪法为核心的保护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体系
保护农民工劳动权利,首要的问题是加强立法,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这是实现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根本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离开了法律保护,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在立法理念选择上,应倾向选择以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为基本立法理念,同时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等; 在立法模式上,学术界有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和将农民工纳入劳动者的范畴一并加以保护等两种意见,笔者主张制订专门法来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免受侵犯,解决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主体立法定位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工的特殊性和“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10] ; 在完善现有法律制度方面,首先是宪法要恢复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改革或废除二元的户籍制度,其次要修改、完善《劳动法》,赋予农民工作为一般城镇劳动者应享有的各种基本劳动权利,修改《劳动法》中有关劳动争议处理的条款等,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再者,要修改《工会法》,要建立健全与《劳动法》配套的劳动保障法规和规章,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工资法》等,还要进一步清理相互矛盾的法律法规(包括地方性法规),删除现行法规政策中存在的限制农民工的歧视性条款。
2、规范并强化劳动行政执法行为,切实做到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
实践证明,劳动行政执法环节是农民工劳动权利能否得到保护的关键环节。在我国,劳动行政执法要求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等基本原则,以使劳动执法规范,防止权力滥用。但现实中能否贯彻上述原则,既取决于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的自身素质,也取决于制 度设计是否完备。要切实保障好农民工劳动权利,除了要求劳动保障监察人员重视自身素质提高,重视法律素养培养,依法行政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维护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执法力度,进一步明确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要改变执法方式,由临时性的或突击性的或运动式的检查向常规性的、规范性的执法方式转变,要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规范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处罚标准和监察执法检查程序,还要依法严肃惩处劳动行政监察人员的不作为行为。
3、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保证农民工能够进入司法救济环节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提供司法救济,是法治社会对政府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在其劳动权利受侵犯时若再没有最后的救济手段,易导致这类人群盲目过激行为产生,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农民工劳动权利法律保护必须包括保护农民工进入司法救济的环节。目前在我国,保证农民工进入司法救济最主要的手段是开展法律援助。《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资金,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针对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和农民工打不起官司的现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如司法行政、劳动部门、工会、妇联、共青团、建设等部门要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包括劳动权利)的案件进行法律援助,减少农民工维权成本,保证农民工能够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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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2006-2007年度立项课题[编号:0604002C]“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部分成果。
来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长沙民政学院·唐政秋
第二篇:浅析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终极版
浅谈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
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大量的农民工也开始涌进城市,为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该怎么办,怎么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的关键是如何适应的问题,包括职业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心理适应等,而影响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低、维权意识能力弱、行为修养不得体等,因此需要从国家、城市、农民工三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关键词: 和谐社会;社会适应;农民工
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民工无疑也是构建的重要力量。而在城市中的诸多方面和农村是不同的,所以农民工出现社会适应问题,而解决了这些问题,肯定也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一、农民工社会适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关于适应的问题,朱力在其《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一文中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比如列举了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对移民适应的界定,《社会科学大词典》对“适应行为”的解释以及《社会学百科辞典》对适应的理解,并最终采用了《社会学词典》中的适应的定义,在这里我们也借用这个定义,适应:“指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但是,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当社会环境成了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的障碍时,人们便采取相应的手段、措施改造环境。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相辅相成,又互为消长”。
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了生存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适应和努力改变环境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好发展的过程,就是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需要他们能在城市以市民 1的身份住下来,完成一系列的转变,以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水平较低,不仅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而且其存在的非适应行为,已成为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障碍。综合分析其现状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作、生活以及心理因素等方面。
(一)农民工在工资工时方面享有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分布很广泛,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都由农民工的分布其中又以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行业相对较多。在不同地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也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制造业的比重最大,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筑业的比重最大。再一面是工作时间,农民工进城找工作是为了挣钱,是弱势群体。找工作相对较难,为了保住工作,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明知雇主所要求的工作条件比较苛刻,也选择默默忍受,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工作收入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多赚钱改善生活,因此可以说其对工作收入的满意度是农民工能否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关键。我国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但尽管如此大多数农民工对其还是非常满意的。从工作强度方面,农民工大多数都是靠出卖体力来赚钱的。他们从事的行业劳动强度都比较大,但由于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在农村大多是未干过农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所以还是有很多适应不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综上可以看见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方面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农民工工作变动频繁,失业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农民工在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待遇不公平;农民工就业培训率低等等。
(二)在生活方面,农民工的生活、居住、医疗等方面还是很差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环境都是比较差的,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住在工棚和租的民工房里,那里非常简陋,冬冷夏热,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安全性低下。在消费生活方面农民工月平均支出绝大部分属于食物支出,占月平均支出的四成左右;此外住房、子女教育支出也占了较大的比例,约为四成;而娱乐应酬,医疗,嗜好类支出的比例较少,约占二成左右。这组数据反映了农民工的生活水准较低,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这与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偏低直接相关。在医疗方面,由于农民工从事的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所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而且他们的病后为了省钱就是能拖就拖,在不就是随便买点药。这就导致病情恶化。
(三)从心理方面,农民工和城市还是存在一定隔膜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最重要的就是心理适应问题。农民工在观念、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不容易趋同和缩小的。而只有农民工完成了心理上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适应过程。进城农民工感觉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政治、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排斥,没有被城市社会接纳,感受比较消极。尽管城市居民承认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但他们认为,农民工也是城市发展的负担,目前存在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进城农民工有关。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导致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与市民相比较普遍较低。通过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城市归属感、社会接纳与主观幸福感的考察,可以发现,农民工在心理层次上的适应比较低。
(四)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农村和城市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显示了其主动适应城市,在城市获得发展的积极性。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农民工人际交往显现出跟城里人不一样的特点,表现为内倾性与封闭性并存、表层性与功利性并存、主动性与被动性并存,反映了农民工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网络隔离,城市人对与农民工交往的不屑与歧视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农民工与城市人交往和建立感情的热情和信心。社会关系网络覆盖面窄,本来农民工在城市里就是外来者,所以在城市里的关系网也比较窄。
二、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产生的原因
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农民工自身的因素。
(一)从外部因素看由于农民工进城的条件比较苛刻
农民工进城得需要一堆证件,这就需要农民工在进城之前就要先花费一些钱站住脚。而且还存在户籍不同的因素,农民工是农业户口,但进城后需要城市户口。由于不具有城市户口,农民难以进入城市制度体系之内,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而且城乡还存在文化差异,文化不合也是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产生的重要方面。
(二)从农民工自身因素方面,自身素质较低
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于城市来说是比较低的,在城市里农民工找不到交流
对象,农村文化情结让农民工始终难以完全认同城市生活规则。为了在城市不再迷失方向,农民工又自设了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寻找同质文化,寻找都市里的老乡。他们在找到心灵慰藉的同时,也更进一步疏远了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权益意识和维权能力方面。许多农民工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基本权利,遭遇不法侵害往往忍气吞声,有的甚至没有知觉,还有的则采取过激行动以求问题的解决,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淡薄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立足、生存、发展的困难。行为修养方面。农民工的行为修养处于相对欠缺状态,不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不注重自身形象的表现。其行为举止常常与城市文明生活格格不入,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加之农民工乡土观念浓厚,注重亲情、家庭和宗族关系,做事往往以血缘和亲戚关系考虑。一部分农民工甚至自发地抱团,组成一些“帮会”,这就很容易产生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我国城市发生了一系列恶性犯罪事件,其犯罪者主要是外来农民。
三、解决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对策
由于解决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国家对此也提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所以只靠国家是不行的,还需要农民工以及城市的共同努力。
(一)在国家制定政策法规时应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部分
政府应制定颁布《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完善其他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法律。尽量缩短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工资。完善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要坚持城乡一体,建立健全有助于农民工在城镇立业安家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在城镇能够“立得稳”。近年来,过去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对农民工实行的种种限制性规定陆续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收费也在逐步减少,但在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子女入学等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对此,应通过试点示范的办法,在探索城乡平等就业制度上取得突破,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模式。同时,也要放宽限制,降低门槛,让想在城镇安家立业的农民工能够以比较合理的成本,在城镇安下家,并成功融入城镇社会。
(二)从农民工方面,农民工应努力提高自身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挤出时间多读书,多看报,多思考;也可参加各地为农民
工举办的文化学校和培训班学习;有条件的农民工还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学习,以获得更高的学历。一方面注重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职业知识和技能与实际操作是紧密结合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勤学苦练,才能熟练地掌握。老师傅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虚心向师傅们学习,通过他们的传、帮、带,可以进步得更快。另一方面要积极参加职业技术培训,系统学习适合自己的各级、各类职业知识和技术,特别是不断出现的新知识和新技术,打下职业能力的基础。还要学会与时俱进,跟上城市现代人的生活,例如学会上网啊,这样可以让农民工学到更多知识,还有利于和城市居民的交流。农民工还要加强人际交往与城市居民相处融洽。首先,自己要先摆正心态,树立自信心,要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自己从农村走进城镇,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凭的是自己的智慧和力气,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其次,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大胆、坦诚地对待同事、领导、房东和周围的其他人,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当他人遇到困难时要热情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要学习一些礼节,改掉不良习惯,通情达理,力求上进。
(三)在城市居民方面,应改变对农民工的态度
应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要尊重农民工的文化与心理需求,营造一个被关怀的氛围,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并不仅仅是个过客。在城市政府方面,应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加强对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城市政府应该首先转变过去那种以公安局为主的防范式管理方式,树立服务“移民”意识。将进城农民工视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按照常住地原则将他们纳入城市管理和服务范围,保障移居城市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在子女教育、医疗、计划生育、救助、妇幼保健、法律服务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
农民工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经济社会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存在。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适应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意义。这更有利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解决城乡差距也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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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论农民工权益保障思考
浅论农民工权益保障思考
08公共管理1班林尤正10822307011
1摘 要:农民工是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产物,由于其自身和社会的原因导致其权益经常遭到侵害。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关注农民工这个庞大弱势群体的利益,赋予其应有的社会地位,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农民工 弱势群体 法律保障。
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使得人口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进行务工,一方面是对农村传统乡土经济秩序的改革,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做出积极调整,以此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的必要补充,促使城市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实践之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既减轻了农村的经济压力,又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不断繁荣,这是一项双赢的战略。然而,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民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其权益的保障一直存在缺损问题,这是对农民工的不尊重和践踏,是社会经济进程中的不和谐之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有效保障,不仅仅是对农民工人权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法律的尊重。因为法律彰显的公平、正义是为整个社会负责任,这是其不可推卸的义务。
一、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缺失的表现
城乡二元格局带来的推拉效应与传统户籍制度的客观结果,造就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是介于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特殊群体,他们既非纯正的农民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难堪与尴尬境地。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的缺失,一方面把农民工不断推向社会的死角;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实际上,农民工权益缺损导致的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法律去解决,权力机关的不作为最终还是要以其作为的行为去收场,这无疑于作茧自缚。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性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公平性。社会保障制度只涵盖了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而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职工和“三资”企业中的农民工并未享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虽然广东、北京等少数省市开始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但绝大部分农民工仍然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当农民工遭遇工资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工伤赔偿、人格歧视等问题时,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对于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单位和个人缺乏严厉的惩罚机制,往往使农民工连辛勤劳动的“裸体工资”都不能拿到。
(二)法律援助制度滞后
我国自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法律援助已经成为一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因法律援助经费的短缺,法律援助律师资源的不足,法律援助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大量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农民工权益纠纷和案件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农民工权益被侵害之后,由于交不起高额的诉讼费而丧失了国家法律帮助的权利,这对农民工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法律的权威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而是靠公平和正义积攒起来的。农民工权益受损而不诉诸于法律,却被迫选择自己不情愿的“私了”,这并不是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淡薄,而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在作祟。因为他们与雇主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迫使其只能接受不平等的结果。
(三)农民工政治权益被剥夺
农民工处于社会层次体系的底层,由于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财产占有等的限制,其政治参与机会往往很少甚或被剥夺,这样使得农民工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较低甚或没有。政治生活的产品是法律,而法律则是权势政府对社会公共价值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分配。强势群体在法律的制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他们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或其他行为,使法律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欲求,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因其特殊的社会身份而无法参与法律规则的制定,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体现在法律中,故此,自己的权利被忽视、剥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法律对强势群体的关照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欺压,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潜规则”。同时,农民工政治参与权利被忽视、剥夺殃及其他方面,诸如子女受教育、就业、培训、休息、安全保障等权利都得不到有效和持久的保障。
二、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对策
(一)继续巩固和扩大农民工就业。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的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促进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和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增强其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巩固和拓展农民工就业渠道。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民工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大力促进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就业机会均等。
(二)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
坚持多管齐下,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规范工时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要求企业对于延长工时和休息日、法定假日加班的情况依法支付劳动报酬。强化职业安全卫生监控机制建设,深入开展职业危害专项治理行动。建立省、市、县三级法律援助网络,开辟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绿色通道”。
(三)加快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研究制定全国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可直接纳入城镇职工社保体系,探索建立低费率、广覆盖、可自由转移续接并能与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镇户籍限制,吸纳具备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考虑农民工对各项公共服务的需要,重点解决好农民工居住条件、子女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问题。
(四)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
农民工由于文化素质较低,从一开始就缺乏与用人单位平等协商的条件和资本,往往只能选择对劳动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从事简单劳动。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除要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外,还要提升其思想政治水平,引导他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使他们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产业工人,增强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五)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保障制度。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获取劳动报酬,各级政府和劳动部门应该切实履行职责,优先建立工资保障制度,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被拖欠问题。要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逐步改变农
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合理确定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防止用人单位以实行计件工资为由拒绝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加班的法律规定
三、结语
农民工作为社会流动中的边缘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就不能不考虑农民工权益缺损问题。国家在培育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工人力资源、提高农民工社会地位以及其生存能力的同时,加强法律对农民工权益的切实保护,才是我们社会对其人权保障的最大福祉。
第四篇:劳动契约视域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
劳动契约视域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研究
[摘要]农民工权益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体系,农民工权益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劳动契约“法定”与“约定”的双重面相聚合,为构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统一分析框架提供了可能。劳动契约分析框架下的农民工权益保障和实现首
先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其次取决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间的拉锯博弈,最后还有赖于政府的裁决或保护。
[关键词]农民工;劳动契约;劳动合同法;权益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1-0190-03
[作者简介]张云河,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社会学、管理学。(江苏无锡214153)
一、问题的提出
“我深深地期望着:在同一蓝天之下的同胞和公民,能够有着同样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能够有着同样的发展机会;对社会做出了不同贡献的社会成员也都能够得到相应的、应有的回报;‘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恩格斯语),使富裕群体利益的增进同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改善之间能够实现同步化;中国不但能够成为一个发达的社会,同时也能够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农民工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亦为一个理论问题。我愿秉承开篇之夙愿,建构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分析框架,希冀为我国农民工群体权益之法律保护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开展添砖加瓦。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乡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极其庞大的特殊群体,其具有流动性和群体性、阶段性和相对独立性、弱势性和边缘性的特征。针对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不健全及农民工劳动关系不稳定的实境,对农民工权益需求与缺失(need and lack)进行深入探讨显得尤为迫切。然遗憾之处在于,现有文献对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研究缺乏统一之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研究对象的某种视角的预设,这种预设形成了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影响着研究者的分析和叙述模式,从而潜在地支配研究全局。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中也不例外。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劳动契约视角,从而为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架设了统一的分析框式。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统一分析框架的建构
(一)劳动契约的历史发展梳理。劳动契约即劳动合同,源于罗马法的雇佣契约社会化的结果,对劳动契约理论历史发展的梳理,有利于对劳动者倾斜性保护理论的提出。第一阶段是雇佣契约的萌芽。现代契约发轫于古罗马,罗马雇佣契约又衍生于其独特的“卖子”活动。在古罗马法律制度中最有特色也最为重要的是家父权,“父对其子有生死之权,他可以用收养的方法把子女转移到其他家族中去,并且可以出卖他们。”这里的“出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买卖子女。“卖子”实为家子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在制定《十二铜表法》的时代,罗马的经济并不发达,法律也不成熟,还没有产生雇佣制度,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在收获季节需要充济劳动力,而按照“罗马市民不能做罗马人的奴隶”的规定,注重实际的罗马人只能通过向劳动力富裕的家庭购买其家属劳动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买主即对买进的家属取得了买主权。罗马的法律文献中称其为“准奴隶”。他们在买主的指挥下进行劳动,所得均归买主所有,买主对其有惩戒处罚权。第二阶段是雇佣契约的产生。公元前2世纪后,随着罗马国家的对外扩张,罗马经济空前繁荣。罗马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罗马法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多样化的贸易关系促进了契约法的发展,丰富了法学理论,对当时纷繁的经济关系和民商事流转形式都有所反映。此时,新的劳务租赁契约出现,买卖劳动力的办法也就随之消失了。租赁契约在罗马法中称为“赁借贷”,是一种双务合意契约,据此,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允诺在接受一笔报酬之后使后者暂时享用某物或者向其提供一系列服务或特定的劳作。因此,罗马租赁契约的标的并不限于现代法上的物,还可以自己的劳动为标的订立“赁借贷”,即罗马法关于劳动给付关系是置于租赁关系中的。当时的租赁关系分为物的租赁、雇佣租赁和承揽租赁。即罗马雇佣契约关系是租赁契约的一种,而非独立的契约类型。第三阶段是劳动契约的产生。发端于英国而后及于西欧大陆的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客观上带来劳动关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18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则对雇佣关系的发展在思想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即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化为劳动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基础,然而劳动者的自由人格却是劳动关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因为,只有当劳动力所有者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并摆脱对他人的人身依附和控制从而获得自由的前提下,职业劳动关系才有可能形成。自然法思想认为要将一切对人羁束、压迫的法律制度予以撤废,努力将人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恢复人格之绝对。于是在法律上产生“全然自由对等的人格间之契约关系”思想,劳动关系亦承其一贯理论,逐渐丧失其身份要素,慢慢渗入债权要素,成为两个人格间劳务与报酬之交换关系,劳动成为买卖关系中之商品。也可以说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与启蒙时代自然法思想奇妙结合而形成的“任何人都有权和任何人缔结他们所想要的契约,他们也有权选择订立合乎他们自身利益的任何条款”的自由主义契约论是劳动关系在债法上取得独立地位的基础。自由主义者将劳动关系全面债权化,所以,在新的立法中均以新的契约类型规定,而舍弃原有的租赁契约制度。
(二)劳动契约的双重面相聚合。关于劳动契约的概念,学界、实务界见仁见智。《布莱克法律辞典》对劳动合同的法律定义为:“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就劳动管理、工作条件、工资、津贴和奖惩做出的约定”。我国《劳动法》将劳动合同定义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鉴于“约定”或“协议”,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的一员,有义务完成用人单位的工作任务,并有义务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章制度;而用人单位则有义务支付劳动报酬,提供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及其他待遇。然而,上述对于劳动合同界定的共同点是都仅把劳动合同看作为劳资双方之间约定,这样的分析特征是在主体上没有考虑政府的存在,同时没有考虑到劳动合同的契约自由的现实困境。依凭劳资关系专家黄越钦先生的研究可获知,虽劳动契约仍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订立,形式上体现为一种合意,但为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给予必要的法律保护,故劳动基准法系规定劳动契约基本事项条件之最低基准之法律,要求责任主体不得低于此基准,并不鼓励责任主体以此基准为已足,更不禁止相对主体争取更有利之基本事项条件。依照契约自由原则,劳动契约当事人之间可对诸如工资、工时、工作场所、休假等契约项目合意,然事实上,在商业资本组织庞大、劳动契约附合契约化等情势下,劳动者根本无法抗拒大企业的优越经济地位而处于被迫订约状态。因此,在劳动契约上,不但应强调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主观平等
性”,更应重视契约内容的“客观平等性”。为此,必须采取劳动基准法定机制,即“国家对工资、工时、休息等劳动条件之基准以法律定之”。国家为了维持劳动契约当事人自由,仍允许当事人为一定的台意,但重要的内容必须以“劳动基准”作为劳动契约的限度范围。“基准法定”的目的在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民意审查,才能综合各种利益取得平衡,不容个人间恣意任性,也不能以命令方式由行政机关决定。易言之,劳动契约是一个包括劳动基准契约与劳动约定契约的契约体系,劳动基准契约体现了“法定”之特质,劳动约定契约体现了“约定”之特质,正是“法定”与“约定”的双重面相聚合,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劳动契约统一分析框架构建提供了可能。是故,劳动契约主体涉及劳方(劳动者)、资方(用人单位)以及官方(政府),其内容包括在劳动契约的缔结、履行和终止过程中发生的劳方与资方、劳方与政府、资方与官方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劳动基准契约就是指劳资双方在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内容时不得违背已经被劳动法明确规定的条款,也就是传统的劳动基准法,而劳动约定契约则是指劳资双方,在劳动基准契约的基础上就双方的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及其他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三、劳动契约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联结
基于以上分析,得知劳动契约主体涉及3方:劳方、资方和官方,具体到农民工劳动关系角度上,其表现为农民工、用人单位和政府3方。劳动关系的这一特征为从法学角度对农民工的劳动契约权利受到侵犯进行保护提供了切入的视角。劳动契约中农民工权利的保障和实现首先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不懈努力,其次取决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拉锯博弈,最后还取决于政府的裁决或保护。从农民工自己维权的角度看,其主要问题在于单个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地位的悬殊,使得他们没有力量实现其权利。集体谈判制度就是为了平衡劳资力量设计的一种社会安排,因而,农民工只有组织起真正的工会,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改变农民工个体单个面对强大的用人单位组织时的弱势地位,通过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使合法权益具有强大的组织保障,一定程度上能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不均衡格局。但我国历史上普遍缺乏“小共同体本位”,分散的农民缺乏组织性。在农民工主动保护自我权益的进程中,难以得到自保,劳动法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倾斜、主动保护劳动者的职责,即如果农民工劳动契约总是不能有效履行,那么,我们应该从农民工自己维权的角度来认识,并从政府第3方的“作为”来探究其缘由。在农民工、用人单位、政府这3方主体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如果把农民工一方作为权利主体,那么,政府和用人单位可归为义务主体。同时,如果就政府和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政府也是公权力主体,依法享有行政管理权,一方面可以改正和处罚用人单位制定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内部劳动制度;另一方面可以制裁和处罚用人单位的具体违反劳动法,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而这种行政管理权实施的相对人主要是用人单位,一旦发现政府即负有依法“作为”义务,因此,政府和用人单位都是法律责任主体。
首先。关于政府的契约责任设定。政府是广义的劳动法律关系主体,政府以公权力为手段介入到具体的、个别的劳动关系之中,这些手段包括劳动立法、劳动行政、劳动监察、劳动谈判与协调、劳动仲裁等,介入的目的就是以国家强制力来平衡不对等的劳资关系,进而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的权利,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西方,由于雇主和工会组织较成熟,劳资关系一般也已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制度或惯例,这就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步减弱。比如德国,近几年来正渐次废除一批劳动法规,并提倡由劳资双方的自由约定,政府不予干预。但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还不规范,劳资双方的发育和组织程度均尚处幼稚时期,劳资完全“自治”还不具备条件。所以,现阶段政府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的运行中,其作用都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当然,应重点加强政府的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者和劳动争议的调停者的角色。
其次,关于用人单位的契约责任范围。经由劳动合同法调整,劳动关系上升为劳动法律关系,并在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下,实现企业与农民工之间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原先建立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双边劳动关系,自然进一步演变为劳动者、企业、以法律或行政干预为代表的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从每项具体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来看,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可以直接通过劳动基准法“法定”,并直接根据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法律事实转变为主观权利和义务;另一部分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在客观法中没有确切的映像,法律以任意性规范的形式规定,非经当事人意思表示不能确定其主观权利义务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需要通过集体合同、劳动合同来明确。由此可见,农民工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能等同于劳动合同关系,其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劳动合同中约定。国家对劳动合同要通过法律进行干预和控制。也就是说,建立劳动合同关系,首先要尊重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意思自治,同时,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一方,国家对劳动合同不应更不能放手不管,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动力市场,通过制定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来调控劳动法律关系,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于农民工而言,国家的干预更是不可少。第一,用人单位不仅要履行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还要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所谓履行约定义务要求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合同,严格依约践履合同,违反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所谓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就是不仅要及时依约给付农民工应得的工资报酬,还应该尊重农民工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劳动安全卫生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等等。依据基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而产生的劳动权利义务具有行政权力的特点。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最高工时、最基本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等权利不是基于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所订立的劳动合同而产生的。虽然劳动者是受益人,但并不是权利人,不能随意更改或放弃自己的利益,而且,企业所承担的义务是对国家的义务。企业和劳动者都无权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基准之下重新约定,即便约定,也是无效。由此可见,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都受到强制性规范的制约。那么,超时工作、非安全卫生条件下的强迫劳动、隐瞒工业事故等劳动问题的产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双方自由协商的范围。第二,企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帮助农民工实现他们在企业生产中的权利。企业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就是对企业对雇员提供一系列的福利待遇作出规定,范围涉及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方面。现在,一些国际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专门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并启动了“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实际上,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意义是要实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的权利。
第五篇:和谐社会背景下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和谐社会背景下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是现今社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而农民工问题又是我们国家“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农民工拥有起码的生存和生活资料,保护其合法权益,让他们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本文在提出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系列问题,构建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为从基础上保证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实现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对策建议
1绪论
社会保障可以对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给予生活所必需的给付,或者在老龄、失业、伤病、残废等情况发生之时实施必要的所得给付,就会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进行再分配,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再调节,尽量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它构成我国现阶段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当前诸多涉及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1]寻求其原因,探索出相应的对策,是促进社会和谐,体现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基础上保证农民工基本生活权益及社会公平的重要工作,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是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建立全社会的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及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解除农民工因患病、失业、年老等不可抗力而带来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农民工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的成绩
目前我国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
(1)社会保险方面
国务院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根据农民工最紧迫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基本思路。《若干意见》还强调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规定的标准支付费用。
(2)社会救济方面
2003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援助”的原则,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给予救助管理,根据受助人员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提供食宿、医疗、通讯、返乡等方面的救助服务。2003 年 7 月 21 日,民政部发布第 24 号部令,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其中第二条规定,“《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该《救助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颁布,对于因为失业或者遭遇突发重大变故生活没有着落的农民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社会福利方面
对于农民工来说,国家给予的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就业服务管理、免费技术培训、提高工资和解决工资清欠问题、住房和子女受教育的优惠政策方面。就业服务管理方面,2003年 1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1号),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认识,并提出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对农民工办证工本费以外的收费等不合理限制。”提高工资和解决工资清欠问题方面,2003年11月发出《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3]94号),提出“自2004 年起,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农民工住房福利方面,建设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5年4月5日联合出台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单位聘用进城务工人员,单位和
职工可缴存住房公积金。”首次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政策范围。
3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分析
(1)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严重缺失
以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为例,农民工只是在职业上属于工人,身份依旧是农民,不具备享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合法身份。失业保险方面更是缺失严重,农民工属于失业的高发人群,从事的职业危险度高,收入偏低,拖欠工资的情况时常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3%。从输入地看,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参保比例比较接近,但明显落后于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这些数字表明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任重道远。
从农民工从事的几个主要行业看,不同行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制造业的情况相对较好。值得关注的是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离《工伤保险条例》要求相差甚远,同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也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2)医疗保障水平低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人逐步建立了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但农民工却没有平等的享受这个待遇。对农民工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疾病问题。虽然农民工是以青壮年为主的群体,但是由于缺乏医疗保障,在疾病发生时不能及时就医导致病情被拖延。而农民工自身的职业特点、工作环境又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一旦农民工出现工伤医疗事故或患病,由于缺乏必要的工伤医疗保险,他们的生活通常会变得异常艰难,甚至家破人亡。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缺失,导致他们有病不能就医,或者小病酿成大灾,甚至丧失劳动能力。
(3)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无论身处的城市还是户口所在的农村,都很难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就谈不上享受到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同时,相对于农民工自身的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也令人担忧。受经济收入的影响,城市农民工居住环境普遍比较糟糕,多数居住在狭小、低廉的出租屋内,而这里环境通1[2]1国家统计局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常脏、乱,人身和财产安全隐患较多。受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子女不能获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4)各项保费征缴不能适应就业变化
农民工的工作的流动性和回乡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参保的愿望。输入地与输出地保费不能有效的衔接,是制约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运行的一大障碍。我国如果能逐步实行保费联网缴费,异地可以凭卡和身份证进行续保,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现阶段农民工参保的现状。[3]农民工其本身的特点是流动频繁,而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却存在着一个规定,即要想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那么最低的缴费年限为15年,这就与农民工自身的特性产生了冲突。
4、构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4.1加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在改革历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下出现的新问题。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由于缺乏成熟的经验,至今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1999年,国务院发布施行了《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首次将外来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统筹。现在一个很紧迫的任务是把农民工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进行研究和思考,展开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立法工作。[4]因此,为了加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应尽快制定出台一部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以此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保证各主体之间公平、公开享受国家政策。建立农民工参保维权工作机制,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缴费情况列入劳动监察执法内容,对不依法为雇工缴纳保险的企业主给予严肃处理,对农民工的投诉给予及时查处。
4.2系统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的临时性、流动性、数量的不稳定性都决定了建立一个针对农民工的稳定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很多困难。积极的做法应该是稳扎稳打、逐项推进,争取尽早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偏低,面对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医疗方面的保障几乎是空白。应该通过合理可行的制度设计,提高农民工负担医疗费用开支的能力。第二,借鉴商业保险运作模式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工伤事故的发生,符合某种概率分布,可以利用商业保险
[5]的经营思路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
第三,探索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普通养老保险目前实行的是个人账户为主、社会统筹为辅的储蓄积累制,即所谓的“统账结合”。
4.3改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
对于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应该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多考虑农民工这一人群的需要。应该说家的归属感对流离在外的人更重要,对异乡的定居者会有更深刻的体会的。输入地政府还要承担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方面同等对待。而做为输出地政府也要解决好农民工托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输入地政府应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免疫规划,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6]与此同时,输出地要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免费发放《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及时向输入地提供他们的婚育信息,加强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建设。
4.4改革现行就业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政府应简化对用工单位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进一步取消对农民进城的复杂的行业限制,简化农民进城打工的有关手续。大对农民工实行有效创业培训,将农民工培训资金列入政府预算;要强化农民工技能培训,突出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使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从而节约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成本。政府应该强化服务意识,要简化程序,对农民工提供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站式服务”。放宽创业市场准入,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和限制的行业和领域都不能设置限制条件。
5结论
近几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越来越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可以看到农民工问题已逐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认识由感性走向理性,由肤浅走向深入,不断改革和创新,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把农民工社会保障不断改进和完善,建立健全其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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