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背景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探讨

第一篇：和谐社会背景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探讨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推进，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当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行政诉讼运作机制不畅，行政诉讼的公信力不足，行政争议难以化解，等等。当前，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和谐社会建设，而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

社会各要素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诸多制度。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考虑，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协调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一、行政诉讼协调在审判实践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规定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显露出一些缺陷，突出表现为行政争议解决不及时、不灵活、高成本，一些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获得有效的保护。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行政纠纷越来越多、解决难度越来越大的当今社会，寻求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就成为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2006年，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坚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协调的方式，促使当事人和解”。2003年以来全国法院在行政诉讼协调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2003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88050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547件，占47.2%；2004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92192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3705件，占47.4%；2005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95707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620件，占43.5%。这种撤诉大多数都是法院找原、被告或第三人进行协调的结果，尤其是法院发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被告撤销或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促成原告申请撤诉。以协调方式化解行政争议，对于及时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缺少立法上的规范，审判实践中的协调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可能会使法院丧失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功能。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负有权利救济，又负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但实践中，为了片面追求协调结案，一些法院不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明确判断，不分清是非的“和稀泥”。二是部分被告为了达到不“败诉”的目的，要么无原则牺牲公共利益，要么胁迫或变相协迫原告接受和解而撤诉。三是部分原告的司法保护被虚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对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实践中的一些“和解协议”游离于现行法律规定之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撤诉后，一些行政机关或第三人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协议内容，相对人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又不能请求司法救济，其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被虚置。这些问题亟需通过完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加以解决。

二、行政诉讼案件协调解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有理论依据。诉讼协调，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积极进行协调工作，引导当事人各方尽快和解，从而终结诉讼的行为。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行政诉讼也是社会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其直接目的仍是要解决纠纷，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而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有些情形下，协调所发挥的平息纠纷，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功效是单纯的裁判无法达到的；在行政合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中，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协调，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行政主体的适当让步不一定侵害国家利益或者违背法律；行政诉讼协调的结果以法院依法核准为前提，可确保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实得到维护。

2、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尽力用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在行政诉讼中要协调好“官民”纠纷，使“官民”握手言和，将纠纷彻底平息。肖扬院长在2007年全国高级法院院会议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解决观，把化解矛盾作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切入点，进一步说明了利用协调方式处理行政争议是人民法院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尽的司法职责。

3、在较多情况下，单纯的裁判难

第二篇：浅论和谐社会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

浅论和谐社会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

引言

调解，作为享誉世界的“东方经验”，长期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调解结案的比率非常高，在刑事诉讼中也有其一席之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调解更是大放异彩。然而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却长期处在一个蒙着面纱不敢面世的尴尬境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禁止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其原因主要在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但事实上，行政职权是可以进行有限处分的。尽管我国禁止行政案件适用调解制度，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上，为了避免行政案件的上诉、申诉、缠诉从而影响司法审判效率严重低下等现象的大量发生，法院会默许甚至动员原被告通过“案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行政案件。这种协商和解的方式其实就是一种隐性的行政调解，法律对于行政诉讼禁止调解的规定其实已被悄然规避，但事实证明行政诉讼引入适当的调解是可行的。基于这种思考，本文就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适当的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对调解制度如何构建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求有利于我国目前正在修订中的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妥善解决纠纷和矛盾，平衡各方面社会关系，保持和稳定社会秩序，是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的课题。回顾我国司法调解的历史可以看到，建国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内部纠纷，并在建国初期得到发展，在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时间，调解是审理民事纠纷的主要主式，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规定了着重调解的工作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判方式的改革，使调解制度得到了规范并发挥了其优势，为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纠纷解决机制，消化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党和政府重视调解工作，对调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大部署，近一个时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继出台，使我国调解制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人民法院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各种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解决者，诉讼调解成为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坚持自愿、合法原则，作出的调解结果，既体现了法律的规则之治，又尊重了当事人的意志。我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也在法理与情理之中，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其一旦形成，则可对实践发挥能动的指导作用。建立行政调解制度，发挥调解的积极作用和行政诉讼的特殊作用，是解决行政争议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二、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而在此之前的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已经规定审查和确认主管行政机关依职权所作的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行政决定是否合法、正确，不同于解决原、被告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问题，人民法院不应进行调解，而应在查明情况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此规定说明，调解的实质是参与调解的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对自己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作出实质上的处分，以牺牲一定的权利为代价求得争议的解决。因此，调解只适用于那些有完全处分权利来处分自己的褓和程序权利的诉讼形式，而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不是该项权力的绝对所有者，无权自由处分本质上属于国家的行政权，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方式，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不适用调解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但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自建立以来，在控制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显而易见，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贯彻，然而，在贯彻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的同时，大量行政案件变相地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院默许或者动员下通过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事实，已经悄然升起，不允许调解的规定已名存实亡。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不能调解却可以和解。我认为，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已成为必要。

1、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理论的研究使行政诉讼调解的建立具有理论上基础。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现代行政权的行使和对行政权力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主张行政机关绝对不能处分行政权力的观点已不能自圆其说，行政权作为一种国家机关执行，适用法律的活动，在行政过程中行政机关享有自主权，行政法规赋予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较大自由裁量权。行政过程中追求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以“公权不能自由处分”为由排斥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已经缺乏理论的支持。因为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无疑是羁束性权力和裁量性权力，虽然行政机关对羁束性权力不能自由处分，但是，裁量性权力使行政机关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处分，从解决争议的诉讼目的来看，正是由于存在行政裁量行为，法律禁止调解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法治国家的要求，政府的公权力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行使，而作为私权利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就可以处分，况且公权力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诉讼程序阶段，均存在一个自由裁量的幅度问题，所以，公权力的处分仍然可进行调解并做适当的让步，行政机关的自主权应得到法律的保障。

2、域外行政调解使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提供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域外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对我国行政诉讼的调解建立有借鉴意义，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者法院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指定之法官，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于言词辩论前有权为必要之命令。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讼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可，得随时试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加和解。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时，得通知第三人参加。”日本、瑞士等国虽然未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进行调解，但从有关法律条文中仍可以推知，允许法官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在域外，既有关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明确规定，也有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在采取行政诉讼调解的国家，虽然存在着行政处分权有限，调解可能冲击依法行政原则的顾虑，但行政诉讼调解的正面效应决定了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立。域外审判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尽快修改行政诉讼法，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尴尬，应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现实国情所需。

3、行政诉讼的实践表明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已成为现实的必要 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项诉讼活动，与刑事自诉和民事诉讼一样，当然可以适用解决纠纷的普遍方式――调解。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工作过于刚性，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做法，实际上把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视为不可调和的双方，使得行政诉讼缺乏人情味，从审判实践来看，行政案件撤诉率的现象已经说明，大量的行政案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协商、协调的方式得到解决，有的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达到原告撤诉的结果，有的因法定发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主动与行政机关交换意见，有的是诉讼外被告给予原告某些好处而使原告撤诉，作为解决纠纷的主持人――人民法院几乎对申请撤诉的都予以准许。审查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

中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些说服教育工作。与其让这些变相的调解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准予当事人调解、协商，由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不违反当事人自愿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协议的法律效力，使调解成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工作方式。

三、构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设想

总体设想是行政诉讼的调解与审判是进行上的顺序关系并且相互分离。行政争议提交法院后，解决争议的过程中将遇到以下问题：调解的范围、调解的主体、调解成功时，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调解失败与审判的衔接问题。通过上文国内外的实践经验，笔者通过回答上述问题以阐述有关具体设想。

（一）调解的原则

调解的原则是贯穿于整个调解活动的始终，法院及各方当事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它是调解活动顺利进行和调解协议发生效力的重要保障。正如上文所说的，行政诉讼中的调解也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必须秉持以下原则进行诉讼调解。

1、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调解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是调解制度存在的前提和合法性基础。调解就其本质而言，是尊重当事人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和谐地解决纠纷。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提出调解建议，但调解程序的启动必须要尊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包括第三人)的意愿，人民法院不得强迫任何一方接受调解。

2、有限调解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应该是一种不同于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全新的调解制度，它只能实行有限范围内的调解。调解需局限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之内，禁止任何超越被告法定职权的调解，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行政案件的调解要受到不同的限制，行政诉讼调解地无限扩大可能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它很有可能会导致滥用调解权，影响行政诉讼目的和宗旨的实现。

3、合法原则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合法原则是调解的目的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二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二）调解的主体

包括三部分：

1、提起调解主体的不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推定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视为有效，因此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应当具有充足的理由，不应进入诉讼程序而有所改变。原告在诉讼中主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维护、法院同样要追求社会效果，两者提起调解均不应受限。

2、调解由法官主持。行政诉讼争议的标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公法性决定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要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同时这也有助于诉讼双方保持平等的权利表达。

3、原被告双方可终止调解并转入审判程序。调解制度的设立应充分保障双方的合意性，双方终止调解权利有利于目前法院在现实中久调不判、强制调解等现象。

（三）调解的范围

行政诉讼调解的内在依据是行政权的裁量性，鉴于这种裁量性可能源于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的能力，亦可源于法律语言的规范性导致适用时的多义性，所以调解的适用范围随着裁量行政的广泛运用将不断扩大。因此笔者不赞同将行政诉讼调解仅适用于行政合同、行政裁决等类型案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范围的限制必然带来行政诉讼法的不断修改，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性。既然行政权的运用体现了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只要行政诉讼调解的结果不违背公共利益，调解应当成立。综上所述，法律不应当设置调解制度适用的范围，仅规定“不违反公共利益”的实质限制，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事后审查。

（四）调解的结果

我赞同德国将调解协议作为公法合同的性质，调解协议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须得到法院的准许。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进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审查，法院准许表明行政争议得到解决，同判决应当具有同等效力。

行政诉讼调解的失败，行政争议的解决将要转入审判程序。在衔接问题上应当吸收英国的审前议定书制度。调解法官应将行政裁决的日期与细节、原告申明不服的公共机构的作为或不作为、表达清晰的案件概述以及与案件有关的任何信息的细节和行政诉讼被告对行政案件的有关细节的信息以报告的形式送审判法庭，使审判法官对基本案情进行审查。这样有助于追求诉讼效率价值。须注意的是，有关案情的报告应当有当事双方确认，有异议处予以表明，有利于审判法官了解的案情具有客观性。同时，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应当分开，以避免偏见，影响法官的中立性。

结语

国内外大量的司法实践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行政争议的客观现实需要和公法行为的契约化趋势要求我们必须把行政调解制度置于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背景下探讨，司法最终的原则必将使最大范围的行政争议进入司法领域，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现代行政管理的面貌，从而为行政权力的行使赋予了不同于以往的形式和内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已经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探讨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是应当在制度层面探讨如何构建。当前，无论是和谐诉讼模式的提出还是诉调对接观念的出现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法官、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三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和价值理念，是我们强调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最后动因，我们法律人应该努力寻求一种正当的调解制度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王继余

第三篇：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观

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有的人据此便认为，当前一些社会不稳定的现象源于对“以人为本”的提倡，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出现了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坚持“以人为本”对立起来的现象。其实，这些不稳定现象并不是产生于坚持“以人为本”，而恰恰是多少年来在“以人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积累、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这盖子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被集中揭开来罢了。我们不要堵塞、压制、掩饰出来的表面稳定，而是要通过疏导、化解、消除而出现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本质稳定。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要依靠全新的理念和做法来实现。这新的理念与做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还是要靠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其他。12月5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经济工作八个重点的第七项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做好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各项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在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中的第六项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而再地点出“以人为本”，即是此意。在我看来，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依靠人、提高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尊重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下社会的“不同”确实多起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等等。面对这诸多的不同，很多社会管理者一时还有些不太适应，以至于有一种恐惧心态，在应对中要么如临大敌，要么就搞一刀切。其实，本不必如此。社会的“不同”、“多元”正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有道是“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谐社会就是“和而不同”。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所有这些群体阶层合法的利益，都要、也都必须要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去保护。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就动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特别要反对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过分的要求以及对普通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尤其在今日的中国，尊重人更多要体现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方面，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其可实现程度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落后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等等原因。我们固然不能把群众胃口吊得太高，但也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早已“超英赶美”，其获利速度、程度让一些发达国家目瞪口呆，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不论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仅仅就矛盾谈矛盾、就稳定谈稳定，恐怕永远只能疲于奔命而不治本。说到底，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但这一力量能否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真正解决。如果社会公平解决好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如果不去解决或者说没有解决好，就会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稳定的另一面。虽然说人民群众素质的相应提高使得传统的保持社会稳定的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但从长远发展看，人民群众素质——至少包括基本生存和发展技能、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和真正提高，其实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把这三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这就是要把“为了人”作为实现社会稳定的归宿。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没有稳定也就没有发展，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并不是目的，我们是要通过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的需要，进而实现人的发展。这才是目的。所以，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更不能为了稳定而去压抑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保持社会稳定，一定要把“为了人”作为最高要求和最后归宿。

第四篇：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观

文章标题：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观

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有的人据此便认为，当前一些社会不稳定的现象源于对“以人为本”的提倡，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出现了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坚持“以人为本”对立起来的现象。

其实，这些不稳定现象并不是产生于坚持“以人为本”，而恰恰是多少年来在“以人为本”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积累、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这盖子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被集中揭开来罢了。我们不要堵塞、压制、掩饰出来的表面稳定，而是要通过疏导、化解、消除而出现的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本质稳定。

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稳定要依靠全新的理念和做法来实现。这新的理念与做法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真正实现有机的、良性的、持续的、健康的社会稳定最终还是要靠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其他。

12月5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经济工作八个重点的第七项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做好关系人民群众利益的各项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在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中的第六项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而再地点出“以人为本”，即是此意。

在我看来，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依靠人、提高人。

尊重人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尊重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

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下社会的“不同”确实多起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等等。面对这诸多的不同，很多社会管理者一时还有些不太适应，以至于有一种恐惧心态，在应对中要么如临大敌，要么就搞一刀切。其实，本不必如此。社会的“不同”、“多元”正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有道是“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谐社会就是“和而不同”。

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所有这些群体阶层合法的利益，都要、也都必须要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去保护。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就动辄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特别要反对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过分的要求以及对普通人民群众利益的伤害。尤其在今日的中国，尊重人更多要体现在尊重最广大人民群众方面，这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

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其可实现程度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落后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等等原因。我们固然不能把群众胃口吊得太高，但也不能让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益差距太大，让一些利益群体早已“超英赶美”，其获利速度、程度让一些发达国家目瞪口呆，而另一些群众生活的改善却赶不上相应的社会发展进步水平。不论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仅仅就矛盾谈矛盾、就稳定谈稳定，恐怕永远只能疲于奔命而不治本。

说到底，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但这一力量能否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取决于我们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真正解决。如果社会公平解决好了，人民群众就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如果不去解决或者说没有解决好，就会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稳定的另一面。

虽然说人民群众素质的相应提高使得传统的保持社会稳定的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但从长远发展看，人民群众素质——至少包括基本生存和发展技能、法律意识——的进一步和真正提高，其实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

把这三方面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这就是要把“为了人”作为实现社会稳定的归宿。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没有稳定也就没有发展，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并不是目的，我们是要通过稳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条件，满足人民的需要，进而实现人的发展。这才是目的。所以，不能为稳定而稳定，更不能为了稳定而去压抑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保持社会稳定，一定要把“为了人”作为最高要求和最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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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区思想道德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思想道德的建设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思想的和谐，才能达致社会的和谐。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范畴，历史选择与公众选择总体上是同步进行的，有时也会暂时发生错位。在这期间，杰出人物、先进政党或领导力量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代表社会进步方向，及时进行道德引导尤为重要。引导正确，就能防止社会道德误入歧途；放

弃引导或引导错误，就可能付出沉痛的历史代价。因此，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我们来说，当然应该作出符合时代发展和历史进步要求的公众选择，既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又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主旋律，同时推进现代社会进步。在我国社会道德选择面临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胡总书记鲜明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规范，把握公众选择与历史选择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时代要求，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它在纷繁混杂的道德取向中，正本清源、去粗取精，明确了是非荣耻的伦理界线，为全社会全民族树起了先进道德理念的标杆；用鲜明正确的道德导向，唤醒公众的良知，净化人们的心灵，营造健康向上的风尚，减少和化解矛盾冲突，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有力的调控机制；以惩恶扬善、荣辱分明的道德规范，启迪人们内省提高，升华思想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必要条件。加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社区基层是重点。本调研以思明区部分街道、社区为对象，通过召开社区群众座谈会、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个案追踪剖析等手段，实事求是地调查分析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剖析城市基层社区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区、街政府部门以及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群众这些年来在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方面进行的伟大实践，探讨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途径。我们的结论是：总体上讲，当前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道德选择是清醒而正确的。但也要看到，当前基层有些干部群众的道德选择处于彷徨困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亟需我们党和政府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以及时鲜明的道德引导，支持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健康正确的道德选择，校正和扭转那些少数人信奉的不健康不正确的道德选择，确保道德发展的公众选择与历史选择高度吻合，为促进思明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图表说明：为完成本调研文章，调研组制作社区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思明区厦港街道内部分群众。以户为单位，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73份，缺选率为：5.79%。现以柱形图表的形式，将相关内容纳入文内，以便直观了解。建设和谐社会，思想道德的和谐十分重要。道德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是每个公民的立身之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崇尚美德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最近以来，为调查、探索新时期下如何加强和创新基层思想道德建设，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在思明区所属的十个街道、98个社区居委会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广泛的摸底调查。在部分街道和十多个社区中都召开了有干部、基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居民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到居民家走访40余家，发放问卷300份。现将调研情况总结如下。

一、新时期基层社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社会环境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已成为社区广大居民的共识，随之而来的也是社区各族居民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社区的公德水平、家庭美德水平也得以了提高。社区道德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少数不道德现象的存在，社区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而清醒地认识、分析基层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社会环境，深入基层调查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了解我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调查访问了解，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基层社区，社会主义道德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主流，是广大基层群众自觉的第一选择。因此，加强基层思想道德建设的主动权，仍然操之在我。主要表现在：

1、社会主义的道德仍然是主流。在基层社区，虽然道德多元化的现实已经显露，但因为我党多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不断发扬光大，热爱祖国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道德楷模不断涌现。全区近千名社区干部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地工作在为民服务的一线，带头做工作的热心人和群众的贴心人，带动了社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弘扬。如表

1、表2的调查内容，就清楚表明了市民对厦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认知和热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区群众对社会主义道德核心价值的追求和认同。

2、文明新风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持续发展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社区群众崇尚先

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社区干部和党员的带动下，广大社区居民积极投身社区建设，积极为社区工作建言献策，自觉参加社区文体活动、维护社区治安稳定、净化美化社区环境，引领社区居民形成“物质丰饶，精神富足”的生活形态，积蓄有利于现在和未来的道德资源。

3、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相结合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已成为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胡锦涛同志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区居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八荣八耻”的道德诉求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如表3的调查内容，说明市民对“八荣八耻”有充分的了解，“认真学过”和“知道基本内容”的市民高达75﹪，而不知道的也只有不足3﹪。

4、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塑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厦门这个温馨的城市赢得了大多数居民的热爱。调查中，绝大多数居民以工作、生活在厦门为荣，并热爱社区，喜欢与邻居来往。老厦门，新厦门，住在一起就是一家人，生活工作在一起都为同一个厦门。新城区住着老居民，老城区住着新居民，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这大概最能体现厦门强有力的文化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大大促进居民之间道德的互相学习，逐步缩小道德素质的差异。

5、公民综合素质较好。从道德修养应具备的物质基础和应具有的人文素质看，思明区居民具有较高的水准，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由于地处厦门中心城区，居民一般收入和文化层次较高，在法律意识、文明自觉、行为养成等方面都有良好表现，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6、城区居民的家庭道德水平总体比较高。热爱家庭，夫妻关心互助，共同决定家庭大小事务的比率均比较高，终身学习的比率也较高。

二、影响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些消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思明区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时期，作为思想道德建设大厦坚固基石的街道、社区，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不容乐观，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有人把思想道德上的滑坡归为经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有人把发展市场经济与腐败现象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是滋生腐败现象的根源，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有人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等经济建设好了再去抓道德建设……正是因为有这些思想作祟，忽视了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使个别人放松了对自身的道德约束，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如表

4、表5的内容，就多多少少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2、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流行。一些人任意取舍市场经济规则，把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无限放大，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一些人把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蜕变为拜金主义、金钱至上，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嘴上讲“宗旨”，劲往钱上使，干什么都讲“有偿”，缺乏责任心和社会公德；一些人把通过发展生产、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原则扭曲为无限追求奢华、比阔气、讲排场的享乐主义；一些人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贪污受贿，甚至卖淫嫖娼、吸毒贩毒；一些人缺乏远大的理想，不求上进，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一些人缺乏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个人自扫门前雪，自私、冷漠……特别是在部分青年当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3、封建陋习有所抬头。近几年来，消失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在社区内重新死灰复燃，有的群众参与到修庙建坟、求神拜佛、相面算命行列；个别群众甚至受到邪教的蛊惑，走上了反国家、反人民的不归路。如表6，说明相当数量的群众(约60﹪)对求神拜佛、抽签问卜、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持信服或无所谓的态度，持反对意见的只有约20﹪

4、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以及网吧和各类文化娱乐场所快速发展，为我们开拓了知识的新领域，丰富了文化生活。同时，含有色情、暴力、赌博、愚昧迷信的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乘隙传播，严重腐蚀未成年人的心灵，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5、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一些人贪图金钱和享乐，铤而走险，赌博、盗窃、拦路抢劫、行凶杀人、吸毒贩毒等重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车匪路霸、地痞流氓等为害一方，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如表7。

6、群众的心理健康问题日渐突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如部分群众因治病、子女就学等原因出现家庭困难，还有住房拆迁、下岗待业、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增多等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集中反映在社区，更有最近几年来我们在社区创建活动中抓硬件建设、改善环境较多，抓软件建设、思想教育较少。对困难群众生活上关心较多，思想上疏导、精神上解困较少的缺失。因此，部分群众心有怨气，人际关系紧张，引发心理性社会问题，动辄发生冲突，成为新的不和谐因素。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主流现象，但如果不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危害到正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秩序，危害到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危害到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业。

三、思明区对基层社区思想道德建设的探索思想道德建设，重在教育，贵在养成。最近几年来，思明区有关方面积极探索，努力寻找基层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方法、新途径。特别是与社区居民每天都有亲密接触，对社区情况有深入了解的社区干部，根据社会进步和街区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积极探索思想道德教育与居民社会实践，养成相互促进、知行统一的结合点，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贡献。

1、“道德法庭”夯实社区文明基础。以社区“道德法庭”这一形式，让社区居民评议不文明不道德现象，规范居民行为，是思明区振兴社区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在长期的社区工作中，他们发现社区经常会出现一些道德范畴的事情，法律覆盖不到、政策规范不到，如高空抛物、随地吐痰、破坏公物、婆媳不和、邻里纠纷、虐待老人等等。这些游离于法律边沿的事情，依靠传统的劝导和调解，常常收效甚微，并且社会各方也无从介入。但在另一方面，群众评议、社区舆论对此却有很强的制约力。如表

8、表9以至表

10、表11的调查数据说明，绝大部分居民都关心自己所在的社区，对邻里关系、对邻里间的评价，还是非常在意的，群众也想热心帮助困难邻居。

那么，是不是可以让群众来评议这类事件呢？因此，社区尝试建立了“社区道德法庭”，下设“社区风尚督察委员会”和“社区道德评判委员会”。“社区风尚督察委员会”由社区“老人督导队”、“楼宇督查员”以及“社区成员单位督查员”组成，他们在社区收集各类纠纷和各种违背社会道德范畴的事例，提交给社区道德评判委员会。社区道德评判委员会由社区内离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和高知分子等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将不道德的事件原汁原味地通过“道德风尚大家谈”栏目以匿名的形式进行公示，发动居民群众参与评论，形成“大家谈”的局面。在广泛听取居民群众意见后，由道德评判委员会将大家的评论归纳起来，结合道德标准得出结论。这样既能体现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又能巧妙地运用舆论力量宣传文明新风尚，贬斥不文明行为。

　“道德法庭”其实就是一个平台，目的是要通过舆论形成有力的道德评价，使社区居民群众在“自律”的同时，辅之以相互之间的监督——“他律”，从而营造良好的行为规范和道德风尚。比如，去年九月份，社区“道德法庭”刚成立，就接到居民陈小姐的投诉，她在社区一栋楼宇下遭受两次“高空抛物”，一次被果皮砸了个“天女散花”，另一次则被脏水淋了个全身湿透。还有一位李阿姨也反映，她被突然从该栋楼扔下的还燃烧的烟头烫伤，烟头掉在李阿姨的右肩和右臂上，衣服被烧破了，手臂留下了三个水泡。社区道德评判委员会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后，把该案例作为社区道德法庭第一个案例公示在社区“道德风尚大家谈”版面，一时间，社区舆论直指该楼宇部分居民的“高空抛物”行为。社区内的党员、居民、党校的教授都纷纷来稿参与对该案例的评议。这版评议有关高空抛物的话题，吸引了许多居民群众的目光，围观的群众也议论纷纷，一起参与谴责案例中这种接二连三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这就样，从去年九月份启动社区道德法庭至今，社区不断更新道德风尚论坛话题，内容涉及邻里纠纷、虐待老人、婆媳不和等案例。每个案例的公示都遵循对事不对人，不直接点名的方式展开评论，出发点不只是让大家都知道当事人的不道德行为，让当事人在社区抬不起头来，而更多是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展开评判，巨大的舆论压力将让那些违背社会道德的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并且由于社区居民群众参与这几个案例讨论评判的积极性和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使整个社区文明素质得以提高。随着社区内“高空抛物”现象的骤减、社区各类民事纠纷事件也随之减少。被烟头烫伤的李阿姨逢人便说：社区道德法庭还真管用，现在我走路不再提心吊胆、头朝天看了。

社区干部反映，他们已经从实践中尝到了甜头，验证了显著的实际效果，看到了社区“道德法庭”光明灿烂的前景。紧接着，社区又制定出《振兴社区“道德法庭”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设立社区道德法庭的指导思想、机构设置、工作制度、受理范围、遵循原则、评判依据六个方面规范完善了社区道德法庭的各项工作机制，为社区“道德法庭”这项全新理念的运作由尝试走向长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阳光社区”帮助居民解开心结。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市场竞争的增强等等，由社区居民的心理卫生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引起了基层的党和政府组织及基层社区干部的关注。建设和谐社区，离不开群众的思想和谐和心理和谐。普及心理卫生知识，提高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意识，培养科学的心理健康观念，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区的心理支持系统和心理干预机制，已成为当前社区医疗卫生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的迫切任务。思明区鼓浪屿街道“阳光社区”计划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阳光社区”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集中社区各种资源，定期的以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宣传、心理和行为健康教育为主要形式，在群众中推广心理健康知识，提高群众的心理适应能力，以促进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营造文明、祥和的社区环境和温馨和睦的社区氛围。

了解和掌握社区居民的基本心理状况，实施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服务和监控干预是“阳光社区”计划的前提和基础。为此，第一阶段以家庭为单位，内厝社区干部及有关人员入户走访了600多户居民，以问卷加访问的方式逐户调查了解居民家庭，掌握了大量有关社区居民心理状况的资料和信息。第二阶段他们以弱势群众为关注的重点，由厦大社会学系学生与社区成员对辖区中的残疾、精神患者进行走访调查，这项工作的完成将极大地促进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及其他各项工作的有效、持续开展。第三阶段，内厝“阳光社区”计划还特别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由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和内厝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志愿者为主导力量，通过有计划的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训练、辅导活动，在社区居民中确立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导向，培育他们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个性，开发潜能，提升自信，增强创造力。社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思想道德提高的前提是社区居民具有健康、开放的心理和健康生活。“阳光社区”计划伊始，就把增强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作为任务和目标。通过这几年来的实践，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训练、疏导，“阳光社区”已经在部分程度上帮助社区居民建立了比较良好的心理健康观念和意识，养成了健全的个性，营造出一定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这无疑为社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从“阳光社区”计划已开展的项目得到的反馈看，这方面的作用已经显现。可以说，“阳光社区”计划是社区思想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加强社区思想道德建设的对策建议加强新时期社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具有艰巨性、长期性的重要工作。面对社区居民需求多层次、生活多样化的情况，思明区相关部门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抓住每个时机，巩固已有成果，针对薄弱环节，努力把握新时期社区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势、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社区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1、加强组织领导规范管理体制。新时期下，思想道德建设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把思想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综合考察，还是要建立并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解决思想上的误区，使道德建设的加强和实施形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强有力的约束和保障。我们建议：一方面要把公民道德建设的各项任务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的岗位责任目标，把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效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讲德、述德、评德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官德”建设，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更高的道德素质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各级党政干部成为道德楷模，对全社会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2、制定科学方案创新活动机制。要使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与时俱进，另一难点就是如何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分析街区经验，就是要“突出一个重点，狠抓五项落实”，即突出发展社区文化事业；以加强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为重点，落实好系统教育、专题教育、创建活动、问题活动及环境熏陶五个关键环节，努力实现社区资源共享，创新活动机制，使思想道德教育即要固本，又要体现与时俱进。我们建议：要充分利用街道文化站、社区服务活动室、社区广场等文化活动设施和社区秧歌队、小剧团、健身队等各类群众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体育、科普、教育、娱乐等活动；利用社区内的各种专栏、板报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对社区成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在创建中提高居民的生活品位和自身素质。除继续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标兵、文明家庭、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活动之外，还要努力创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单位、学习型社区，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区文明氛围。

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素质。坚持道德教育与社区管理相结合，在社区中广泛进行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和规范常识须知，帮助居民加强道德修养，同样是当前街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要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区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自治、宣传等手段，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我们建议：以社区广场板报等为主阵地，加强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在保护广大居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督促居民主动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要广搭舞台，为居民帮扶弱势群体提供信息和平台，同时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弘扬正气，摒弃陋习。要强化社区服务职能，全面优化居民的生活质量。

4、构建网络体系筑牢思想阵地。道德教育、自我修养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就是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社区地域、人文特点，以加强社企合作、社（区）校联手为基础，努力构建思想道德建设网络体系，筑牢思想阵地。我们建议：在社企合作上，要深入挖掘社区地缘潜力，充分调动驻社区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关注和支持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借鉴和运用这些单位在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善于吸收它们固有的人文优势和文化底蕴，通过共筑共建，推动社区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结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是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纽带。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利用各种载体，使用多种方式，用科学的理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武装居民群众的头脑，使社区居民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增强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想的能力，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开放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生态意识、创新意识、奋斗意识。在“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公民道德规范指引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作者单位：厦门市思明区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