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和谐社会背景下社区孝义文化教育的实践研究

第一篇：基于和谐社会背景下社区孝义文化教育的实践研究

基于和谐社会背景下社区孝义文化教育的实践研究

萧山区义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姓名：王国翔

摘 要：孝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孝义文化一直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特点。本文从孝义文化的定义和内容入手，以义桥镇为对象，分析了孝义文化的开展情况，最后提出了和谐社会背景下，以社区教育为载体，继承和发扬孝义文化的建议。关键词：和谐社会； 社区； 孝义文化； 建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义”是最重要的伦理规范与道德传统，它们在传统道德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已经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评判人德行的标准。某种意义上而言，传统的中国文化可以称为孝与义的文化；而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是奠定于孝义之上的社会。因此，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孝义文化，对之进行继承与发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历史的车轮来到清朝，政治上的集权专制与传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之相应的，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的孝义文化在这一时期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特点。以往学术界对孝义文化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孝文化的含义及演变，孝道的起源或者各个朝代孝义文化的发展特点，而对于清代孝义文化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的重点是从义桥“渔浦文化”中的孝义表现方面来进行讨论，力图对孝义文化在清代的发展做一个初步的研究，同时希望能够为义桥“渔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一些思考与探讨。

一、孝义文化中“孝”与“义”的含义及其内容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伦理类型文化，而“孝”作为中华传统伦理的核心观念，是中国古代社会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遵循的一项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规范。由于这种血亲观念融入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因而历代统治者为稳固政权、安定社会秩序，都大力的倡导孝行。随着封建文化的长期发展，“孝”、“义”观念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由于沿革之久，精华与糟粕并存，因而有必要对“孝”、“义”观念的含义进行探本溯源、加以梳理。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一）“孝”与“义”的含义

从文字角度看，“孝”的初始含义较早解释“孝”的是东汉人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说：“孝，善事父母者。”许慎认为“孝”，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体和“子”字组合而成的一个会意字，这个解释是以“孝”的小篆体字形为依据的。据此，现代多数人将“孝” 1的涵义简单的理解为“善事父母为孝”。然而，我们所知“孝”的含义并不仅仅指“善事父母”，其含义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完善的。孔子孝道思想中的《孝经》把孝看作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是评价人们一切行为的准绳，认为“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慈”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1]。

“义”与“孝”是紧密相关的观念。亦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范畴。“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是“从羊，从我”的“己之威仪也”。可见，“义”首先被解释为礼仪、容止，《周礼·春官·肆师》郑玄注：“郑司农云：古者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者为谊。”同时“义”又被解释为适宜、合理，《易·乾》：“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适宜、合理可以指一切事物，但是在先秦时期“义”主要还是指道德上的“合宜”如《中庸》：“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这里的尊贤之义就是道德上的“正当”。“从羊，从我，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自己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在言行举动、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尊严和威望，成为他人学习的道德榜样。

（二）孝义文化所包含的内容

历史上坚持过去汉民族王朝“以孝治天下”的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比如，明王朝大力旌表孝义、倡导孝行，一度出现“其事亲尽孝，或万里寻亲，或三年庐墓，或闻丧殒命，或负骨还乡者，其同居敦睦者，其输财助官振济者”等多种孝子孝女的事迹，都被《明史·孝义传》记载，事虽百端，情形各异，但按性质以类相从，如今的孝义文化概括为以下表现：

1、事亲至孝

事亲至孝是要求尽心竭力的奉养父母。同时这又决不意味着仅仅使父母吃饱喝足穿暖,而是应该在奉养的过程中，贯之以“敬”的精神,即一种完全无私的奉献和尊敬。孔子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养老是最基本的，尊老是必要的。养老、尊老的同时达到父母的心情愉快。这即为古代贤哲所要求的程度[2]。如今出现很多尊老、养老的孝子、孝女典范。在一些宣传媒体中都列举了孝子、孝女的事迹。

2、累代同居

中国的家庭关系，也从简单的个体家庭关系发展到具有复杂关系的大家族。如今，“累代同居”作为养老、尊老的高级形式，受到大家的高度重视。在道德观念下，人们已经将孝义的行为扩大到个人的修为和遵纪守法、积善的高度上来，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其能世代年共居，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是有其原因的。

3、亲丧之礼

亲丧之礼强调对父母的孝道不仅体现在奉养、敬养，更体现在对已故父母或祖宗的追孝。追孝是对再世父母之孝的延伸和扩大。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如今特别重视对父母的葬礼，父母死后要进行隆重的祭祀；“礼”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34-235

[2] 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53-45

5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3]。民俗中对在父母丧葬中守丧、复古还乡、闻丧殒命行为是大力表彰的，认为是一种“孝悌”行为，这些行为虽然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但是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久葬厚丧”之风的形成。

4、万里寻亲、为父母殉难者

为父母殉难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愚孝”行为，但是在过去却也被认为是一种“孝行”。如“陆尚质者，山阴人。父渡江遇风，飘舟将入海。尚质自崖见之，即跃入涛中，欲挽舟近岸。父舟获济，而尚质竟溺死。里人呼其处为陆郎渡。”[4]在此，且不评价此人的做法有多么愚昧，但是，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的那种孝道，在当时是值得称赞的。

综上四点，我们清晰地看出从古至今的孝行、义举的记述相比是非常全面的，基本概括了“孝”、“义”这两个儒家基本伦理道德的所有表现形式。无论时代怎么变迁，整个社会对这些行为都给予大力的表彰。另外还对部分“愚孝”行为进行了劝戒，对于我们后人的行为有很好的示范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孝义文化中孝义类型丰富，民间孝义之风浓厚，一定与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大力提倡有密切的关联。

二、义桥镇农村社区的“孝义文化”分析

（一）义桥镇基本情况

义桥镇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钱塘江与浦阳江、富春江三江汇合处，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历史古镇。北濒富春江与杭州市西湖区隔江相望，东与闻堰镇、蜀山街道、临浦镇接壤，南与戴村镇为邻，西依云峰山与富阳市相连，为三市区交界之地。镇区距杭州市中心、萧山区中心各为15公里，距杭州萧山国际机场20公里，杭州绕城南线、钱江五桥横穿全镇并设有互通立交，交通便捷。全镇面积58平方公里，下辖1个社区、22个行政村。经济企业发展迅速，地方特产以及民俗风情丰富。

义桥镇社区文化丰富，义桥“渔浦文化”历经千百年的传承和创新，正在不断发扬广大。而“孝义文化”自古就是“渔浦文化”的重要根基和核心内容，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动天下的故事在舜时期就已盛行。今天，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要不断地鞭策自己和教育下一代，“追孝”、“奉亲”、“立身”、“孝行”，要将“孝义文化”秉承、连续，为义桥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新农村发展呈现新的力量。

（二）义桥镇的“孝义文化”工作开展现状

历史的发展与积淀，使“渔浦文化”成为义桥人民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在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这种文化力，不断支撑和推动着义桥的发展，形成了义桥深具内涵的文化品质。这种文化品质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抽象的，而是经过历史沉淀，充分展示地区个性特征的。[3] 骆承烈.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89-190

[4]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46：346-348

今天，义桥镇提出生活品质之镇的打造，涵盖面较广，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的硬件建设，更包含了像文化品质这样的软件建设，只有文化品质提高了，生活品质之镇才是全面的、和谐的。而渔浦文化就是义桥文化品质之镇中最具代表性、最精髓的内容。传承历史，弘扬渔浦文化是义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传承和弘扬不是简单意义的继承，而是与新时代的思想理念相一致，与义桥现实的发展相一致，与时俱进。从文化的视角，义桥镇把渔浦文化的本质概括为“一包四重”。“一包”即包容的文化；“四重”即重商道的文化，重诚义的文化，重孝义的文化，重学业的文化。孝义文化在中国农村传承了几千年，更多地被我们理解为传统的“忠义孝道”，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倡导的“孝义”在内涵上与传统有着质的区别。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应该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正义的气节和尊老爱幼的美德。

为了更好的以“渔浦文化”为载体，在义桥镇弘扬“孝义文化”，义桥镇在政府和社区管理工作中的目标是以下四点：一是突出渔浦传统孝义文化精神，以“渔浦文化”为载体，将义桥打造成文化名镇，带动义桥其它产业的发展，提升义桥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倡导“孝义文化”是关注民生之举，也是展示义桥“品质之镇“的魅力。三是着力提升新农村建设的内在涵义，新农村的建设不能只停留在生活环境的变化，更应注重农民素质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四是以孝义文化为启发，进一步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化精神文明建设。

在工作的开展中，义桥镇以四个基本目标为准绳和立足点，在政府和社区管理工作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成立“一镇一品”领导小组，组长由镇主管领导兼任，镇社区教育中心全面负责主体工作。对下属各部门领导要加强民生意识教育，确保各部门领导重视民生工程，全力支持开展各项民生工作。二是以科研成果为支撑，加强理论研究，进一步开展“传承渔浦文化 打造品质义桥”的品牌建设。三是巩固经费保障体系，鼓励各行政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加强市民孝义教育，以中华传统节日为载体，组织开展各种文化教育活动。对各民生基建设施给与经费资助，并确保各项资金落实到位，合理使用。四是实行制度保障，采用“责任制”和“激励制”相结合的形式在全镇范围开展孝义文化的宣传和教育。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以社区教育为载体继承和发扬孝义文化的建议

（一）社区文化树立孝道观念

社区文化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社区文化的建设，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引导居民形成科学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树立良好的社区道德风尚。各种社区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社区文化可以促进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成为连接人与人、社区与社区的纽带。现代城市社区人际交往日趋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却日渐增多，尤其是在城市化浪潮掀起以后，不少人由农村居民变成了城市居民，可是思想上的转变却没能跟上身份转变的速度。社区文化的建设正好为社区居民的沟通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培育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有助于帮助他

们尽快完成由村民向居民的转变的纽带。社区内的所有教育、文化、娱乐场所，包括学校、图书馆、文化馆、电影院、广场、公园、书报亭等，都应当成为宣传民主法制、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载体，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场地上的帮助。应当针对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及社区居民精神上的需求，开展一系列文化娱乐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参与进来，把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项活动之中，寓教于乐，是居民群众在活动中受到教育，这既减少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阻力，有提高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义桥镇根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开始培育具有社区特色的文化，社区可以根据需要成立专门的指导小组，从家庭的孝义、公众的孝义、社会的孝义三个方面来展示孝义文化的丰厚内涵，衬托出孝义文化是一种大孝大义，是符合时代需求、社会需求的大众文化。

（二）运用活动倡导孝义行为

活动载体在很多时候是与文化载体联系在一起的，许多社区活动就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文化的建设通常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社区活动来进行的，而社区活动也大多是为了达到培育积极的社区文化这一目的而设计展开的。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丰富了社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由于活动的娱乐性、趣味性也易于吸引群众的参加，减少了群众对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排斥心理。在社区活动中坚持正确的社区文化导向，把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同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紧密结合，有助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在满足群众休闲娱乐需要的同时，又宣传了科学文化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群众自觉养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在活动过程中，达到让群众自我教育的目的，促使社区群众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在根本上提升群众思想认识水平，建设诚信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实现社区和谐。

开展多种社区活动在使活参加者受到教育、受到熏陶的同时，参与者本身在活动中收获的知识、快乐等等又在感染和教育者其他更多的社区居民，他们通过亲身的经历向更多的人示范着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传递着文明礼让的社区新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成为了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社区活动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如通过“好邻居”、“文明家庭”、“见义勇为”、“好媳妇”等评比活动，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可以在市民中间进行“孝行”工程的问卷调查；可以对广大市民开展《民法》、《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制教育；可以对韩小琴、施满英等孝义人物进行采访、宣传；可以加强一些孝义文化遗址的教化和昭示，如节孝承恩坊、赵家坞孝思堂等；可以在群众中间收集孝艺佳作，开发一些孝中商机，等等。此外，还要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孝义教育要从小抓起，学校要利用“教师节”、“母亲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载体，加强对孩子的循循善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烙下“百善孝为先”的为人理念。对孩子的教育事关孝义文化的不断累积，我们可以和实验学校、许贤初中、义桥二小、义桥中心幼儿园等兄弟单位联合，在学生中间开展一些孝义文化教育的主题活动，譬如对《孝经》、《三字经》等论孝古籍的正确审视、挖掘一些古今中外的敬孝习俗、了解古代孝名远扬的人物事迹、到

颐乐园观察老人们的生活状况、想对妈妈说的心里话或建议等。通过活动扎实有效的展开，以学生的亲身参与，来感受孝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三）利用好大众传媒宣传孝义文化

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依赖电子类的传媒，尤其是年轻人，电视、电影、广播、网络正逐渐取代书籍和报纸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电视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据称，中国人均每日看电视时间在170分钟，也就是将近3个小时，很多人都保持着晚饭后看新闻联播的习惯，电视是思想政治工作很好的载体，新闻则是电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通过新闻报道和评论，引导大众对好人好事进行赞扬，号召大家学习，对坏人坏事的报道，则警醒众人提高警惕、引以为戒。当然新闻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否则其思想政治工作效果将大打折扣。比如可以要利用萧山日报、萧山网、区社区教育网、镇广播电台等媒体做好孝义文化的宣传工作，扩大品牌的影响力。此外学校可以通过《渔浦学子—忠孝二十四篇》、市民孝行宣传画册等读物到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自我宣传，提高市民的孝义意识。同时，对外可以和区文明办、区教育局、各兄弟学校相互交流，提升经验，获取更好的倡导方式。进一步可以利用省、市成校校长会议或论坛将交流范围扩大到萧山区外领域。

结 语：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类型是伦理文化，而“孝”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观念，是中国古代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人人知晓且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孝义”观念融入古代中国的各个层面，因而历代统治者为稳固政权、安定社会秩序，都大力倡导孝行。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工作的日益深入，构建城市和谐社区工作逐步为人们所重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在社区，要推进和谐社区的建设必须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而思想政治工作则是其中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不能适应和谐社区建设的要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构建和谐社区的进程。社区思想政治工作应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发挥其在引导社区居民思想、和谐社区居民关系、培育社区和谐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34-235

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53-455

骆承烈.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189-190

谢幼伟.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46：346-348 [2][3][4]

第二篇：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区思想道德建设

建设和谐社会，思想道德的建设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思想的和谐，才能达致社会的和谐。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范畴，历史选择与公众选择总体上是同步进行的，有时也会暂时发生错位。在这期间，杰出人物、先进政党或领导力量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代表社会进步方向，及时进行道德引导尤为重要。引导正确，就能防止社会道德误入歧途；放

弃引导或引导错误，就可能付出沉痛的历史代价。因此，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我们来说，当然应该作出符合时代发展和历史进步要求的公众选择，既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又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主旋律，同时推进现代社会进步。在我国社会道德选择面临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胡总书记鲜明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规范，把握公众选择与历史选择的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时代要求，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它在纷繁混杂的道德取向中，正本清源、去粗取精，明确了是非荣耻的伦理界线，为全社会全民族树起了先进道德理念的标杆；用鲜明正确的道德导向，唤醒公众的良知，净化人们的心灵，营造健康向上的风尚，减少和化解矛盾冲突，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有力的调控机制；以惩恶扬善、荣辱分明的道德规范，启迪人们内省提高，升华思想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必要条件。加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社区基层是重点。本调研以思明区部分街道、社区为对象，通过召开社区群众座谈会、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个案追踪剖析等手段，实事求是地调查分析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剖析城市基层社区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区、街政府部门以及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群众这些年来在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方面进行的伟大实践，探讨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途径。我们的结论是：总体上讲，当前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道德选择是清醒而正确的。但也要看到，当前基层有些干部群众的道德选择处于彷徨困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亟需我们党和政府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以及时鲜明的道德引导，支持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健康正确的道德选择，校正和扭转那些少数人信奉的不健康不正确的道德选择，确保道德发展的公众选择与历史选择高度吻合，为促进思明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图表说明：为完成本调研文章，调研组制作社区情况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思明区厦港街道内部分群众。以户为单位，共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73份，缺选率为：5.79%。现以柱形图表的形式，将相关内容纳入文内，以便直观了解。建设和谐社会，思想道德的和谐十分重要。道德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脊梁，也是每个公民的立身之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崇尚美德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最近以来，为调查、探索新时期下如何加强和创新基层思想道德建设，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在思明区所属的十个街道、98个社区居委会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广泛的摸底调查。在部分街道和十多个社区中都召开了有干部、基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者与居民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到居民家走访40余家，发放问卷300份。现将调研情况总结如下。

一、新时期基层社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社会环境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已成为社区广大居民的共识，随之而来的也是社区各族居民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社区的公德水平、家庭美德水平也得以了提高。社区道德整体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少数不道德现象的存在，社区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而清醒地认识、分析基层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社会环境，深入基层调查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了解我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调查访问了解，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基层社区，社会主义道德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主流，是广大基层群众自觉的第一选择。因此，加强基层思想道德建设的主动权，仍然操之在我。主要表现在：

1、社会主义的道德仍然是主流。在基层社区，虽然道德多元化的现实已经显露，但因为我党多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不断发扬光大，热爱祖国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私奉献的道德楷模不断涌现。全区近千名社区干部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地工作在为民服务的一线，带头做工作的热心人和群众的贴心人，带动了社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弘扬。如表

1、表2的调查内容，就清楚表明了市民对厦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认知和热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区群众对社会主义道德核心价值的追求和认同。

2、文明新风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持续发展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使社区群众崇尚先

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社区干部和党员的带动下，广大社区居民积极投身社区建设，积极为社区工作建言献策，自觉参加社区文体活动、维护社区治安稳定、净化美化社区环境，引领社区居民形成“物质丰饶，精神富足”的生活形态，积蓄有利于现在和未来的道德资源。

3、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相结合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已成为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胡锦涛同志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区居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八荣八耻”的道德诉求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如表3的调查内容，说明市民对“八荣八耻”有充分的了解，“认真学过”和“知道基本内容”的市民高达75﹪，而不知道的也只有不足3﹪。

4、城市文化的包容性塑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厦门这个温馨的城市赢得了大多数居民的热爱。调查中，绝大多数居民以工作、生活在厦门为荣，并热爱社区，喜欢与邻居来往。老厦门，新厦门，住在一起就是一家人，生活工作在一起都为同一个厦门。新城区住着老居民，老城区住着新居民，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这大概最能体现厦门强有力的文化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大大促进居民之间道德的互相学习，逐步缩小道德素质的差异。

5、公民综合素质较好。从道德修养应具备的物质基础和应具有的人文素质看，思明区居民具有较高的水准，具备较好的群众基础。由于地处厦门中心城区，居民一般收入和文化层次较高，在法律意识、文明自觉、行为养成等方面都有良好表现，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6、城区居民的家庭道德水平总体比较高。热爱家庭，夫妻关心互助，共同决定家庭大小事务的比率均比较高，终身学习的比率也较高。

二、影响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些消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思明区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时期，作为思想道德建设大厦坚固基石的街道、社区，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不容乐观，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有人把思想道德上的滑坡归为经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有人把发展市场经济与腐败现象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是滋生腐败现象的根源，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有人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等经济建设好了再去抓道德建设……正是因为有这些思想作祟，忽视了对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使个别人放松了对自身的道德约束，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如表

4、表5的内容，就多多少少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2、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流行。一些人任意取舍市场经济规则，把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无限放大，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一些人把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蜕变为拜金主义、金钱至上，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嘴上讲“宗旨”，劲往钱上使，干什么都讲“有偿”，缺乏责任心和社会公德；一些人把通过发展生产、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原则扭曲为无限追求奢华、比阔气、讲排场的享乐主义；一些人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贪污受贿，甚至卖淫嫖娼、吸毒贩毒；一些人缺乏远大的理想，不求上进，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丧失了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一些人缺乏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个人自扫门前雪，自私、冷漠……特别是在部分青年当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3、封建陋习有所抬头。近几年来，消失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在社区内重新死灰复燃，有的群众参与到修庙建坟、求神拜佛、相面算命行列；个别群众甚至受到邪教的蛊惑，走上了反国家、反人民的不归路。如表6，说明相当数量的群众(约60﹪)对求神拜佛、抽签问卜、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持信服或无所谓的态度，持反对意见的只有约20﹪

4、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以及网吧和各类文化娱乐场所快速发展，为我们开拓了知识的新领域，丰富了文化生活。同时，含有色情、暴力、赌博、愚昧迷信的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乘隙传播，严重腐蚀未成年人的心灵，给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5、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一些人贪图金钱和享乐，铤而走险，赌博、盗窃、拦路抢劫、行凶杀人、吸毒贩毒等重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车匪路霸、地痞流氓等为害一方，成为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如表7。

6、群众的心理健康问题日渐突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如部分群众因治病、子女就学等原因出现家庭困难，还有住房拆迁、下岗待业、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增多等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集中反映在社区，更有最近几年来我们在社区创建活动中抓硬件建设、改善环境较多，抓软件建设、思想教育较少。对困难群众生活上关心较多，思想上疏导、精神上解困较少的缺失。因此，部分群众心有怨气，人际关系紧张，引发心理性社会问题，动辄发生冲突，成为新的不和谐因素。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主流现象，但如果不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危害到正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秩序，危害到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危害到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业。

三、思明区对基层社区思想道德建设的探索思想道德建设，重在教育，贵在养成。最近几年来，思明区有关方面积极探索，努力寻找基层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方法、新途径。特别是与社区居民每天都有亲密接触，对社区情况有深入了解的社区干部，根据社会进步和街区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积极探索思想道德教育与居民社会实践，养成相互促进、知行统一的结合点，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贡献。

1、“道德法庭”夯实社区文明基础。以社区“道德法庭”这一形式，让社区居民评议不文明不道德现象，规范居民行为，是思明区振兴社区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在长期的社区工作中，他们发现社区经常会出现一些道德范畴的事情，法律覆盖不到、政策规范不到，如高空抛物、随地吐痰、破坏公物、婆媳不和、邻里纠纷、虐待老人等等。这些游离于法律边沿的事情，依靠传统的劝导和调解，常常收效甚微，并且社会各方也无从介入。但在另一方面，群众评议、社区舆论对此却有很强的制约力。如表

8、表9以至表

10、表11的调查数据说明，绝大部分居民都关心自己所在的社区，对邻里关系、对邻里间的评价，还是非常在意的，群众也想热心帮助困难邻居。

那么，是不是可以让群众来评议这类事件呢？因此，社区尝试建立了“社区道德法庭”，下设“社区风尚督察委员会”和“社区道德评判委员会”。“社区风尚督察委员会”由社区“老人督导队”、“楼宇督查员”以及“社区成员单位督查员”组成，他们在社区收集各类纠纷和各种违背社会道德范畴的事例，提交给社区道德评判委员会。社区道德评判委员会由社区内离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和高知分子等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将不道德的事件原汁原味地通过“道德风尚大家谈”栏目以匿名的形式进行公示，发动居民群众参与评论，形成“大家谈”的局面。在广泛听取居民群众意见后，由道德评判委员会将大家的评论归纳起来，结合道德标准得出结论。这样既能体现社区成员的自我管理，又能巧妙地运用舆论力量宣传文明新风尚，贬斥不文明行为。

　“道德法庭”其实就是一个平台，目的是要通过舆论形成有力的道德评价，使社区居民群众在“自律”的同时，辅之以相互之间的监督——“他律”，从而营造良好的行为规范和道德风尚。比如，去年九月份，社区“道德法庭”刚成立，就接到居民陈小姐的投诉，她在社区一栋楼宇下遭受两次“高空抛物”，一次被果皮砸了个“天女散花”，另一次则被脏水淋了个全身湿透。还有一位李阿姨也反映，她被突然从该栋楼扔下的还燃烧的烟头烫伤，烟头掉在李阿姨的右肩和右臂上，衣服被烧破了，手臂留下了三个水泡。社区道德评判委员会在对此事进行调查后，把该案例作为社区道德法庭第一个案例公示在社区“道德风尚大家谈”版面，一时间，社区舆论直指该楼宇部分居民的“高空抛物”行为。社区内的党员、居民、党校的教授都纷纷来稿参与对该案例的评议。这版评议有关高空抛物的话题，吸引了许多居民群众的目光，围观的群众也议论纷纷，一起参与谴责案例中这种接二连三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这就样，从去年九月份启动社区道德法庭至今，社区不断更新道德风尚论坛话题，内容涉及邻里纠纷、虐待老人、婆媳不和等案例。每个案例的公示都遵循对事不对人，不直接点名的方式展开评论，出发点不只是让大家都知道当事人的不道德行为，让当事人在社区抬不起头来，而更多是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展开评判，巨大的舆论压力将让那些违背社会道德的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并且由于社区居民群众参与这几个案例讨论评判的积极性和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使整个社区文明素质得以提高。随着社区内“高空抛物”现象的骤减、社区各类民事纠纷事件也随之减少。被烟头烫伤的李阿姨逢人便说：社区道德法庭还真管用，现在我走路不再提心吊胆、头朝天看了。

社区干部反映，他们已经从实践中尝到了甜头，验证了显著的实际效果，看到了社区“道德法庭”光明灿烂的前景。紧接着，社区又制定出《振兴社区“道德法庭”实施办法》，该“办法”明确设立社区道德法庭的指导思想、机构设置、工作制度、受理范围、遵循原则、评判依据六个方面规范完善了社区道德法庭的各项工作机制，为社区“道德法庭”这项全新理念的运作由尝试走向长效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阳光社区”帮助居民解开心结。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市场竞争的增强等等，由社区居民的心理卫生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引发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引起了基层的党和政府组织及基层社区干部的关注。建设和谐社区，离不开群众的思想和谐和心理和谐。普及心理卫生知识，提高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意识，培养科学的心理健康观念，逐步建立和完善社区的心理支持系统和心理干预机制，已成为当前社区医疗卫生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的迫切任务。思明区鼓浪屿街道“阳光社区”计划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阳光社区”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集中社区各种资源，定期的以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宣传、心理和行为健康教育为主要形式，在群众中推广心理健康知识，提高群众的心理适应能力，以促进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水平，营造文明、祥和的社区环境和温馨和睦的社区氛围。

了解和掌握社区居民的基本心理状况，实施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服务和监控干预是“阳光社区”计划的前提和基础。为此，第一阶段以家庭为单位，内厝社区干部及有关人员入户走访了600多户居民，以问卷加访问的方式逐户调查了解居民家庭，掌握了大量有关社区居民心理状况的资料和信息。第二阶段他们以弱势群众为关注的重点，由厦大社会学系学生与社区成员对辖区中的残疾、精神患者进行走访调查，这项工作的完成将极大地促进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及其他各项工作的有效、持续开展。第三阶段，内厝“阳光社区”计划还特别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由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和内厝社区心理健康教育志愿者为主导力量，通过有计划的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训练、辅导活动，在社区居民中确立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导向，培育他们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健全的个性，开发潜能，提升自信，增强创造力。社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是社区居民，思想道德提高的前提是社区居民具有健康、开放的心理和健康生活。“阳光社区”计划伊始，就把增强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作为任务和目标。通过这几年来的实践，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训练、疏导，“阳光社区”已经在部分程度上帮助社区居民建立了比较良好的心理健康观念和意识，养成了健全的个性，营造出一定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这无疑为社区思想道德建设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从“阳光社区”计划已开展的项目得到的反馈看，这方面的作用已经显现。可以说，“阳光社区”计划是社区思想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四、加强社区思想道德建设的对策建议加强新时期社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具有艰巨性、长期性的重要工作。面对社区居民需求多层次、生活多样化的情况，思明区相关部门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抓住每个时机，巩固已有成果，针对薄弱环节，努力把握新时期社区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势、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社区思想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1、加强组织领导规范管理体制。新时期下，思想道德建设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把思想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综合考察，还是要建立并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解决思想上的误区，使道德建设的加强和实施形成“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强有力的约束和保障。我们建议：一方面要把公民道德建设的各项任务纳入各级党政领导的岗位责任目标，把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效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讲德、述德、评德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官德”建设，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更高的道德素质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各级党政干部成为道德楷模，对全社会发挥示范引导作用。

2、制定科学方案创新活动机制。要使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与时俱进，另一难点就是如何把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分析街区经验，就是要“突出一个重点，狠抓五项落实”，即突出发展社区文化事业；以加强思想文化阵地建设为重点，落实好系统教育、专题教育、创建活动、问题活动及环境熏陶五个关键环节，努力实现社区资源共享，创新活动机制，使思想道德教育即要固本，又要体现与时俱进。我们建议：要充分利用街道文化站、社区服务活动室、社区广场等文化活动设施和社区秧歌队、小剧团、健身队等各类群众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群众性文化、体育、科普、教育、娱乐等活动；利用社区内的各种专栏、板报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对社区成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在创建中提高居民的生活品位和自身素质。除继续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标兵、文明家庭、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活动之外，还要努力创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单位、学习型社区，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区文明氛围。

3、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素质。坚持道德教育与社区管理相结合，在社区中广泛进行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和规范常识须知，帮助居民加强道德修养，同样是当前街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要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区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自治、宣传等手段，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我们建议：以社区广场板报等为主阵地，加强社区居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在保护广大居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督促居民主动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要广搭舞台，为居民帮扶弱势群体提供信息和平台，同时建立健全奖惩机制，弘扬正气，摒弃陋习。要强化社区服务职能，全面优化居民的生活质量。

4、构建网络体系筑牢思想阵地。道德教育、自我修养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就是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社区地域、人文特点，以加强社企合作、社（区）校联手为基础，努力构建思想道德建设网络体系，筑牢思想阵地。我们建议：在社企合作上，要深入挖掘社区地缘潜力，充分调动驻社区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关注和支持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借鉴和运用这些单位在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善于吸收它们固有的人文优势和文化底蕴，通过共筑共建，推动社区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结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是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纽带。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利用各种载体，使用多种方式，用科学的理论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武装居民群众的头脑，使社区居民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增强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想的能力，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开放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生态意识、创新意识、奋斗意识。在“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公民道德规范指引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作者单位：厦门市思明区委宣传部）

第三篇：和谐社会背景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探讨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推进，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当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行政诉讼运作机制不畅，行政诉讼的公信力不足，行政争议难以化解，等等。当前，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和谐社会建设，而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

社会各要素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诸多制度。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考虑，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协调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一、行政诉讼协调在审判实践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种规定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显露出一些缺陷，突出表现为行政争议解决不及时、不灵活、高成本，一些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获得有效的保护。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行政纠纷越来越多、解决难度越来越大的当今社会，寻求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就成为行政诉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2006年，肖扬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和坚持自愿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采取协调的方式，促使当事人和解”。2003年以来全国法院在行政诉讼协调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2003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88050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547件，占47.2%；2004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92192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3705件，占47.4%；2005年全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结案95707件，其中撤诉和协调处理41620件，占43.5%。这种撤诉大多数都是法院找原、被告或第三人进行协调的结果，尤其是法院发现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避免判决行政机关败诉而“影响关系”，主动找行政机关“交换意见”，被告撤销或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促成原告申请撤诉。以协调方式化解行政争议，对于及时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缺少立法上的规范，审判实践中的协调方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可能会使法院丧失独立公正审判的地位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功能。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既负有权利救济，又负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职能，但实践中，为了片面追求协调结案，一些法院不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做出明确判断，不分清是非的“和稀泥”。二是部分被告为了达到不“败诉”的目的，要么无原则牺牲公共利益，要么胁迫或变相协迫原告接受和解而撤诉。三是部分原告的司法保护被虚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撤诉后，原告对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实践中的一些“和解协议”游离于现行法律规定之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撤诉后，一些行政机关或第三人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协议内容，相对人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权对抗行政机关或第三人，又不能请求司法救济，其请求司法保护的权利被虚置。这些问题亟需通过完善行政诉讼协调制度加以解决。

二、行政诉讼案件协调解决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有理论依据。诉讼协调，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积极进行协调工作，引导当事人各方尽快和解，从而终结诉讼的行为。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行政诉讼也是社会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其直接目的仍是要解决纠纷，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而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有些情形下，协调所发挥的平息纠纷，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功效是单纯的裁判无法达到的；在行政合同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中，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协调，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行政主体的适当让步不一定侵害国家利益或者违背法律；行政诉讼协调的结果以法院依法核准为前提，可确保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实得到维护。

2、建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尽力用协调的方式来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在行政诉讼中要协调好“官民”纠纷，使“官民”握手言和，将纠纷彻底平息。肖扬院长在2007年全国高级法院院会议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纠纷解决观，把化解矛盾作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切入点，进一步说明了利用协调方式处理行政争议是人民法院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尽的司法职责。

3、在较多情况下，单纯的裁判难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走势研究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走势研究——以湖北省农村社区发展研究为个案

作者：张艳国，胡盛仪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摘 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旨在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工程。它对于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近年来湖北农村社区发展的实例可见，目前农村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着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发展，应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区领导、协调机构和组织机制，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增强社区成员认同感、幸福感和归属感等方法，逐步解决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加速农村社区建设的步伐和建设力度。

［关键词］农村社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势研究

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旨在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工程。它对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社区经济、繁荣农村社区文化，增强农村社区服务功能，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满足农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由于农村社区试点工作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必然面临一些问题，存在很多困难。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思想认识不深，组织领导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内容、目标等，认识比较模糊，较多人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城市社区建设经验的复制，忽视了农村社区自身特点及差异化发展的路径选择。试点地方多满足于修房建路，整治环境等外在方面，缺乏农村社区建设各方面的统筹考虑，工作推进难度大，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部门协作机制和工作合力亟待形成。

二是农村社区建设投入不足。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使得对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包括资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收入锐减，农村村级债务没有得到有效化解，一些乡镇企业、村组企业倒闭，使得集体经济陷入困境，各县市、乡镇两级财力有限，无力对农村社区建设进行有效投入，使有些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财力保障不力。

三是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是社区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村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日趋多层次化，这对农村社区服务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社区服务要通过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来为社区成员提供服务保障。但是，不少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如社区活动中心和一些为民服务设施仍相当缺乏。

四是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社区建设各项事业的有力开展都需要高素质、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但就整体而言，社区干部角色尚未成功转型，目前还不适应社区建设的新要求，其观念、思维、工作方式方法都有待转变。

五是农村社区中介组织发展不健全。培育和发展社区中介组织，有利于推进社区民主自治，深化发展社区服务。目前，农村社区中介组织往往都局限于生产服务方面，而

各类维权、生产生活服务类、休闲类的社区民间中介组织还很少，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

二、湖北农村社区建设积累的有益经验

湖北省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围绕以下 4 个方面展开：第一，拓展村民自治，构建更为完善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第二，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第三，促进农村社区文化事业的开展；第四，探索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的新方法、新经验。集中在这四个关节点上，进行试点的各农村社区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

1.在村民自治方面，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有新探索

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有机结合，努力拓展村民自治内涵和外延，把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当做社区建设的首要任务，这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湖北省农村社区实践，在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予以较大拓展，具有普遍的经验价值。

（1）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的村民自治组织模式。湖北农村社区在组织形式上基本上是因地制宜，不拘泥于某种模式。在各社区大多推行“专业协会”或服务中心模式。在石花镇扬溪湾村，由于社区是与行政村合一的，社区组织则是“两委加理事会”模式；宜城市桃花渡社区，是以一个自然村为基础建立的社区，不仅设有社区中心理事会，还成立了诸如志愿者协会、农家乐餐饮协会、红白理事会等多种群众性服务组织；宜城市南河村社区成立了蔬菜协会等，根据自身职能和群众的实际需要，实施具体服务。社区理事会成员主要由有“双带”能力的农村党员、产业大户和经营能手担任，在村委会的指导下，按照《社区理事会章程》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大大提高了村民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2）推进基层民主，实行社区重大事项票决制。凡是进行试点农村社区，不仅坚持社区组织成员都由本社区通过“海选”的方式选举产生，还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创造出重大事项群众代表票决的制度。如扬溪湾社区，对本村数额较大的经费支出、筹资筹劳、项目发包、宅基地审批等涉及群众关注的重要事务，必须召开由本村或村民代表参加的会议，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对经过决策的重大事项，村两委要及时组织实施，并通过公示墙或会议等形式，将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向村民代表或村民进行反馈，接受群众监督。

（3）建立“三会四事”制度，完善村民监督机制。为了推动农村基层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农村社区群众合法权益，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三会四事”制度，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组织化制度化的一个有益探索。“三会四事”就是“以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监事会为基本组织构架，以党员（代表）大会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村民监事会监事”为基本运行机制的村务协商监理制度。“三会四事”重点是通过建立村民监事会监督村委会对法律法规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的执行，保证村民能够直接参与村里一切重要事务的决定权和监督权。

2.在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方面，积累了各具特色的新经验

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确保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党员先进性，全面领导并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构建党组织全覆盖网络体系。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中，尝试建立党员全覆盖网络组织体系。如石首市小河口镇社区建设中，镇党委指导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区党组织网络：一是构建了网状组织体系，成立了由镇党政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社区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社区党支部，下设八个党小组，分片对社区进行管理；二是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每季召开一次领导小组会，每月召开一次党员生活会，每周召开一次支部碰头会，会议内容主要是通报工作情况、查找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健全了社区支部工作制度。四是建立了党员活动室等党员活动场所，加强对社区党员的党性教育，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2）探索建立党员“双促进”模式。为了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进模范作用，一些地方探索在农村社区党员中开展“双促进”活动，即把促进党员自身能力提高与促进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发展相结合；促进党员个人先进性提高与促进党组织战斗力、先进性提高相结合，促进党员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与促进社区发展相结合。这种党员“双促进”活动的开展，密切联系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深受广大党员的拥护。中共宜城市委还结合实际开展“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的“三培养”活动。至 2008 年上半年，全市通过“三培养”，涌现了 1400 多名农村党员致富能手，占农村有劳动能力党员总数的 30%左右，大大增强了党员的先进性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3.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方面，有切合实际的新创造

在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社区目标体系中，完善的服务是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龙头和灵魂。全省各试点社区在建立和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和村民生活质量为原则，以培育社会服务组织网络、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为载体，建立了服务中心———工作站、专业协会、理事会等服务组织网络。如谷城县社区服务中心（站），大多由志愿者组成，社区服务中心制订了服务内容、工作职责、服务承诺，积极为社区居民开展各种服务。县城关镇朱家洲村在试点工作中，村委会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开设了医疗卫生、社会救助、文化体育、治安调解等服务项目。与此同时，该村还将与农民自身利益较为密切的如民政、劳动、计生、城建、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相关政策、办事程序、收费标准以及优惠政策等编印成《农村社区服务指南》小册子，发放到农户手中，既方便群众了解政策，又提高了办事效率。

4.在农村社区文化发展方面，有受到居民欢迎的新推进

由于农村文化事业发展与中心城市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短缺，农村“五乱”现象突出，抹牌赌博、封建迷信、喜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尚未杜绝。同时，村级文化活动室衰微，农民群众想学知识缺资料，想奔富路缺技术，想找市场缺信息，想搞娱乐无场所，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总体贫乏。因此积极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发展，成为农村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目标和重要内容。全省各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为基层文化事业发展进行了大量探索。一是建立农村文化的主阵地。一方面积极投入资金，推动农村综合文化站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广播室、图书室、科普活动室，体育健身场、文化活动场，以及有市场需求又能传承民间文化的农民娱乐队即“三室两场一队”的建设。二是推动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各市、县、区加快“使网络进入农户”的建设步伐，送书下乡，建立并壮大“农家书屋”。三是建立文化中心户。四是建设文化墙和文化长廊。五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三、农村社区发展趋势及其路径选择

湖北省农村社区建设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它的出现，使农村基层原有的封闭的、分散的、家族式管理的格局被打破，代而取之的是开放的、相互沟通和密切联系的、区域性管理的新模式。这种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形式，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说，农村社区的出现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产物，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强有力的助推器。因此，加速农村社区建设的步伐和建设力度，应该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当然，在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过程中，也产生了种种不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引起各方高度重视。我们认为，要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和完善。

1.加强规范，明确农村社区发展的思路和步骤

从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来看，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随意性多，缺乏统一的规范，影响了农村社区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至少制定一个省级范围内统一适用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和方案。要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宗旨、名称、原则、目标、内容、管理方式等方面予以规范，加强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统一指导；同时，科学制订社区建设发展的实施步骤，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指标体系，推动农村社区建设新实践。

2.建立健全农村社区领导、协调机构和组织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事关农村发展的基础工程和系统工程，要建立省级相应的组织、领导、决策、实施保障机制，各市、区、县要形成推进工作机制。当前，要建立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各部门配合，乡镇主办、村两委实施，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农村社区建设新机制；要将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整合起来，将所有涉农事业项目活动结合起来。全省要成立统一的农村社区建设领导机构，与全省新农村建设领导机构的工作和职能对接，已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市、区、县，在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后，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要从市、县、区直属单位及乡镇选派精干得力的干部驻村，直接负责指导农村社区建设。要将工作业绩纳入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严肃责任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3.强化共同参与，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应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驻村联系点紧密结合起来，以农村社区建设为抓手，确保新农村建设任务落实具体化。要采取领导、部门、企事业单位、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五位一体”共建农村社区的形式，建立健全共驻共建农村社区新机制。各部门和相关组织应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切实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方便和服务。鼓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农村社区发展的瓶颈。一方面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同时也要将各类涉农资金、项目，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新农合、扶贫、培训等资金，统一到农

村社区建设中来，根据社区建设规划方案，集中使用。各涉农部门要统筹涉农资金支持社区建设；同时，制定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等方式投入农村社区建设，逐步建立起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体，以各种涉农部门相关资金、各帮扶部门投入为辅助，以农村集体积累资金，农民自愿捐助和社会各界捐献援助为基础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农村社区建设。

4.提高认识，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宣传力度

虽然农村社区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的认识还很不足，这是影响农村社区建设的一大障碍。因此，必须加大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宣传，不仅宣传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农村社区宣传方案，并且可以考虑将各项涉农宣传工作整合于农村社区宣传之中。同时，要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媒体采取有效形式广泛宣传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作用、目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典型，对文明新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文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经验等开展正面报道。与此同时，还应结合农村社区成员教育组织宣传活动。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农村社区网站，宣传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交流各地社区建设经验，提高各方面人士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认识。

5.提升社区功能，增强社区成员认同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在于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以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经济上逐步形成规模经营，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和抵御市场风险；生活上加强联系，提高质量，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因此，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最重要的应该提升农村社区的功能。

首先要搭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平台，建立广泛的社区居民自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其次，要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服务能力，包括生产服务、信息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三是要加强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要以文化中心户建设为依托，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推进农村社区文化事业发展，努力构建祥和、文明、生态的和谐社区，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使农村社区建设真正成为推进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参 考 文 献]

[1] 梁树发.社会与社会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 赵凌云.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3]张艳国“.社会生活共同体”论断的内涵与意义[J].学习月刊，2007，（23）.[4] 张艳国，王立京.农村社区：农民家园的崭新形态———湖北省宜城市桃花渡社区建设的启示[J].学习月刊，2008，（15）.[5]张艳国，胡盛仪.社区善治：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途径研究———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例[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6）.

第五篇：金融危机背景下(研究依据)

金融危机背景下

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研究

一、课题研究背景

1、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大批农民工返乡。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出口产品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企业倒闭、减产、停产导致大批就业岗位流失，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岗位，不少农民工被迫返乡，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2000万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2009年共有2500万农民就业面临很大压力，就业问题日益严峻。大批农民工返乡，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妥善安排返乡农民工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2、农民工返乡明显受地域、行业以及自身素质状况的影响。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农民工返乡明显受地域、行业以及自身素质状况的影响。从地域看，在南方务工回来的较多。如莒县，输出的13万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其中50％以上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由于这两个地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时间早、程度深，因此近期从南方省市返回的农民工数量较多。我们走访的返乡农民工多数由南方返回。从行业看，返乡农民工在电子、汽车、机械制造、建筑等行业的比较多。五莲县从省外返乡的17名农民工中，有14人分布在以上行业。日照市东港区冀庄村，有150多名农民在建筑行业打工，有90多人返乡。与此相反，五莲县的家政服务在北京和天津信誉好、影响大、人数多，一直供不应求，很少有人返乡。另外，文化水平、劳动技能、业务专长等自身素质高低，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因素。莒县有3名农民尽管当时暂时返乡，但由于他们都是职业中专毕业，分别掌握一定技能，企业并未与他们解除劳动合同，每月还支付一定的生活费，返乡属于放假性质。

3、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面临许多困难。走访中一些返乡农民工向我们反映，回来后想在当地找点活干或者干点小买卖，但却面临活难找、事难干等诸多困难。我们在莒县走访的20名返乡农民中，仅有5人在当地又找到临时性零工，其余全部在家，再就业的压力非常大。莒县农民王保稳反映，返乡后听说县里一个企业要在当地建冷库，自己想养肉鸭，但一缺信息、二缺技术、三缺启动资金，不知从何入手。

4、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存在诸多问题。2009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9〕4号】，通知要求各地，紧密结合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各地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并把返乡农民工培训作为政府促进就业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工作重点，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更多的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增加就业创业的机会，保持社会稳定。但是，目前社会上开展的各类培训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存在着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资金投入不足、培训主体不明确、培训效果不明显等等，这都直接影响了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实际效果。

二、理论依据

1、国家和地方政府近年来出台的关于农民工培训的有关政策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重要途径，它对于提升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民工的职业适应性，改善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和工种岗位，增加农民工收入和提高城市适应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最近几年，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文件和政策。2003年9月9日，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和财政部六部委联合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2004年党中央出台了l号文件《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问题的意见》，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自2004年起共同组织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阳光工程”，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2007年农科教又印发了[2007]l号文件《关于做好200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工作的通知》，2010年1月21日，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 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11号】。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了当地的农民工培训计划和措施。

2、学界对于农民工培训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

从国内理论研究来看，总结梳理主要有三个方面成果：一是关于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有了统一的认识，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加强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对于解决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二是普遍认为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还存在着政策不够完善、资金投入不足、培训方式单一等诸多问题；三是对于加强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但是，以上成果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对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的专门研究基本上是从2008年10月以后开始的，到去年底对这一问题的社会关注度骤然提升，很多农民问题专家和职业教育专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较成熟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3、国外、省在农民工培训方面取得的实践经验

从国外来看，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很早就开始了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操作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如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对农民的培训教育，在英国唯一能得到政府资助的产业培训就是农业，在法规方面对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给予诸多的优惠待遇；美国通过颁布系列法案，建立和完善了美国农业科教体系；日本建立了一套任务明确、职责清晰的农业技术普及与培训机制。韩国政府注重农业人力资源开发，重视农民成人教育，对农民的选拔、培养和扶持都有较科学、系统和长效的改革尝试等。其中许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从国内实践层面来看，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的不断加剧，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成为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形势，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把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国务院办公厅于2008年12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有些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工作力度，促进农民工再就业，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研究目标

通过调查分析返乡农民工情况，了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现状，研究提出农民工技能培训的科学模式。分为投入机制研究、培训主体研究、培训方式研究、培训效果指标体系研究以及创业培训研究几个具体目标。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1、主要内容

（1）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情况、特点。

（2）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3）研究提出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对策性建议。

2、主要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以国务院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文件精神为指导，广泛吸纳国内农民工培训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结合山东省的实际开展课题研究。同时利用曲阜师范大学和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网络媒体资源，查阅有关研究成果，全面了解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做好基础理论的准备工作。

（2）调研法。一是走访有代表性的县涉农部门，了解返乡农民工就业、培训情况，了解当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二是走访返乡农民工较多地市，了解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及培训要求；三是了解破产倒闭的企业都集中的行业和岗位，有针对性的开展培训；

（3）案例研究法。选择开展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论证，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建议，为做好开展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供参考。

五、研究步骤

1、课题准备阶段（2009年3月—5月）：根据课题指南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选题论证；成立课题研究小组；搜集整理关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有关资料，形成课题论证报告，完成申报工作。由主持人负责。

2、资料收集阶段（2009年6月-8月）：分解子课题研究任务，制定详细的研究方案，全面收集有关文献资料，搞好资料的整理分类，由课题组成员共同负责；

3、情况调研阶段（2009年9月-12月）项目组各成员根据分工，到涉农部门和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专题调研，掌握返乡农民工返乡后就业和培训的情况、存在困难，综合分析调研资料，锁定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研究对策性建议，完成阶段总结报告。由课题组成员共同负责。

4、报告撰写阶段（2010年1月—3月），汇总各方面情况，按照成员的专业特长分工负责起草工作，形成研究报告，并向涉农部门和有关人员征求意见建议，进一步充实完善，最后由主持人终审定稿。

5、结题鉴定阶段（2010年4月）：撰写结题报告，申请鉴定验收。由主持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