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终极版

第一篇：浅析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终极版

浅谈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

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大量的农民工也开始涌进城市，为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在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该怎么办，怎么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农民工成功融入城市的关键是如何适应的问题，包括职业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心理适应等，而影响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障碍、文化障碍、社会排斥，以及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低、维权意识能力弱、行为修养不得体等，因此需要从国家、城市、农民工三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

关键词： 和谐社会；社会适应；农民工

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民工无疑也是构建的重要力量。而在城市中的诸多方面和农村是不同的，所以农民工出现社会适应问题，而解决了这些问题，肯定也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一、农民工社会适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关于适应的问题，朱力在其《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一文中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比如列举了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对移民适应的界定，《社会科学大词典》对“适应行为”的解释以及《社会学百科辞典》对适应的理解，并最终采用了《社会学词典》中的适应的定义，在这里我们也借用这个定义，适应：“指个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人通过社会化，明了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了与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性格，就会在社会交往与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要求的行动。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断地适应环境的过程。但是，这种适应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的，当社会环境成了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的障碍时，人们便采取相应的手段、措施改造环境。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相辅相成，又互为消长”。

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了生存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适应和努力改变环境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更好发展的过程，就是农民工的社会适应。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需要他们能在城市以市民 1的身份住下来，完成一系列的转变，以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水平较低，不仅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而且其存在的非适应行为，已成为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障碍。综合分析其现状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工作、生活以及心理因素等方面。

（一）农民工在工资工时方面享有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分布很广泛，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都由农民工的分布其中又以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行业相对较多。在不同地区，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也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制造业的比重最大，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筑业的比重最大。再一面是工作时间，农民工进城找工作是为了挣钱，是弱势群体。找工作相对较难，为了保住工作，即使在大多数情况下明知雇主所要求的工作条件比较苛刻，也选择默默忍受，工作时间普遍较长。工作收入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多赚钱改善生活，因此可以说其对工作收入的满意度是农民工能否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关键。我国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但尽管如此大多数农民工对其还是非常满意的。从工作强度方面，农民工大多数都是靠出卖体力来赚钱的。他们从事的行业劳动强度都比较大，但由于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在农村大多是未干过农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所以还是有很多适应不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综上可以看见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方面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农民工工作变动频繁，失业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农民工在劳动关系、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方面待遇不公平；农民工就业培训率低等等。

（二）在生活方面，农民工的生活、居住、医疗等方面还是很差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环境都是比较差的，大多数农民工都是住在工棚和租的民工房里，那里非常简陋，冬冷夏热，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安全性低下。在消费生活方面农民工月平均支出绝大部分属于食物支出，占月平均支出的四成左右；此外住房、子女教育支出也占了较大的比例，约为四成；而娱乐应酬，医疗，嗜好类支出的比例较少，约占二成左右。这组数据反映了农民工的生活水准较低，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这与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偏低直接相关。在医疗方面，由于农民工从事的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所以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而且他们的病后为了省钱就是能拖就拖，在不就是随便买点药。这就导致病情恶化。

（三）从心理方面，农民工和城市还是存在一定隔膜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最重要的就是心理适应问题。农民工在观念、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不容易趋同和缩小的。而只有农民工完成了心理上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适应过程。进城农民工感觉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政治、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排斥，没有被城市社会接纳，感受比较消极。尽管城市居民承认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但他们认为，农民工也是城市发展的负担，目前存在的较高失业率、犯罪率和工伤事故率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进城农民工有关。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环境，导致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与市民相比较普遍较低。通过对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城市归属感、社会接纳与主观幸福感的考察，可以发现，农民工在心理层次上的适应比较低。

（四）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农村和城市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显示了其主动适应城市，在城市获得发展的积极性。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农民工人际交往显现出跟城里人不一样的特点，表现为内倾性与封闭性并存、表层性与功利性并存、主动性与被动性并存，反映了农民工在人际交往适应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网络隔离，城市人对与农民工交往的不屑与歧视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农民工与城市人交往和建立感情的热情和信心。社会关系网络覆盖面窄，本来农民工在城市里就是外来者，所以在城市里的关系网也比较窄。

二、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产生的原因

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农民工自身的因素。

（一）从外部因素看由于农民工进城的条件比较苛刻

农民工进城得需要一堆证件，这就需要农民工在进城之前就要先花费一些钱站住脚。而且还存在户籍不同的因素，农民工是农业户口，但进城后需要城市户口。由于不具有城市户口，农民难以进入城市制度体系之内，更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而且城乡还存在文化差异，文化不合也是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产生的重要方面。

（二）从农民工自身因素方面，自身素质较低

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于城市来说是比较低的，在城市里农民工找不到交流

对象，农村文化情结让农民工始终难以完全认同城市生活规则。为了在城市不再迷失方向，农民工又自设了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寻找同质文化，寻找都市里的老乡。他们在找到心灵慰藉的同时，也更进一步疏远了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权益意识和维权能力方面。许多农民工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基本权利，遭遇不法侵害往往忍气吞声，有的甚至没有知觉，还有的则采取过激行动以求问题的解决，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的淡薄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立足、生存、发展的困难。行为修养方面。农民工的行为修养处于相对欠缺状态，不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不注重自身形象的表现。其行为举止常常与城市文明生活格格不入，容易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加之农民工乡土观念浓厚，注重亲情、家庭和宗族关系，做事往往以血缘和亲戚关系考虑。一部分农民工甚至自发地抱团，组成一些“帮会”，这就很容易产生违法犯罪行为。近年来，我国城市发生了一系列恶性犯罪事件，其犯罪者主要是外来农民。

三、解决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对策

由于解决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国家对此也提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所以只靠国家是不行的，还需要农民工以及城市的共同努力。

（一）在国家制定政策法规时应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部分

政府应制定颁布《农民工权益保障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完善其他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法律。尽量缩短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增加工资。完善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里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要坚持城乡一体，建立健全有助于农民工在城镇立业安家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在城镇能够“立得稳”。近年来，过去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对农民工实行的种种限制性规定陆续取消，一些不合理的收费也在逐步减少，但在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子女入学等方面还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对此，应通过试点示范的办法，在探索城乡平等就业制度上取得突破，逐步形成城乡一体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模式。同时，也要放宽限制，降低门槛，让想在城镇安家立业的农民工能够以比较合理的成本，在城镇安下家，并成功融入城镇社会。

（二）从农民工方面，农民工应努力提高自身教育水平与职业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挤出时间多读书，多看报，多思考；也可参加各地为农民

工举办的文化学校和培训班学习；有条件的农民工还可以参加更高层次的学习，以获得更高的学历。一方面注重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职业知识和技能与实际操作是紧密结合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勤学苦练，才能熟练地掌握。老师傅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虚心向师傅们学习，通过他们的传、帮、带，可以进步得更快。另一方面要积极参加职业技术培训，系统学习适合自己的各级、各类职业知识和技术，特别是不断出现的新知识和新技术，打下职业能力的基础。还要学会与时俱进，跟上城市现代人的生活，例如学会上网啊，这样可以让农民工学到更多知识，还有利于和城市居民的交流。农民工还要加强人际交往与城市居民相处融洽。首先，自己要先摆正心态，树立自信心，要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自己从农村走进城镇，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凭的是自己的智慧和力气，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其次，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大胆、坦诚地对待同事、领导、房东和周围的其他人，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当他人遇到困难时要热情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要学习一些礼节，改掉不良习惯，通情达理，力求上进。

（三）在城市居民方面，应改变对农民工的态度

应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要尊重农民工的文化与心理需求，营造一个被关怀的氛围，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主人，并不仅仅是个过客。在城市政府方面，应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加强对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城市政府应该首先转变过去那种以公安局为主的防范式管理方式，树立服务“移民”意识。将进城农民工视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按照常住地原则将他们纳入城市管理和服务范围，保障移居城市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在子女教育、医疗、计划生育、救助、妇幼保健、法律服务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

农民工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中国经济社会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存在。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适应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意义。这更有利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解决城乡差距也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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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卢海元《走进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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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第1版

第二篇：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思考

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1]，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现实中他们的劳动权利保障缺失并屡遭侵害，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如何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并直接关系到劳动关系的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2].一、农民工和农民工劳动权利的界定

“农民工”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在城镇打工的农民。一般认为，农民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介于农民和工人（或城市户口居民）之间。从身份上说，农民工来自农村，是农村户口，仍然是农民； 从职业上说，农民工在城镇的用人单位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可以说，农民工是一个身份与职业不一致的群体。严格来说，“农民工”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在我国的《劳动法》中，对于靠付出劳动换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来说，没有什么“农民工”、“城市工”等等的区别，劳动者都是平等的，拥有平等的权利。学者们也一致认为，我国《劳动法》并未将农民工排除在该法的适用范围外，而且，2006年3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工会十四大的报告中，也已明确进城务工人员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根据我国农民工的现况，我们完全应当认识到他们已经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是城市的一分子。农民工劳动权利，是指农民工作为国家公民和劳动者依法享有参加社会劳动，获得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职业的权利。农民工的劳动权利，首先来自宪法的规定，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而它是一种应然的权利。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见，如果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劳动者的特殊群体，是对农民工在宪法实施中的歧视。依据我国《宪法》、《劳动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主要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组织工会和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提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等。

二、我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现状分析

应当说，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劳动法为主体、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为配套的、保护公民劳动权利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以及国务院发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后，各级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农民工问题，出台并实施了多项保护农民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措施，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但不容忽视的是，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法规严重缺位，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对待在农民工身上尚未得到完全体现，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权利受限制

就业权是劳动者劳动权利中居于首要地位的、赖以生存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的权利[3].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由于各种制度和现实原因，城市对农民工实行歧视性就业。例如，某省曾经规定农民工就业“六不准”，一些城市对农民工实行总量控制和职业、工种限制等，很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限本地城镇户口”。由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遭遇就业歧视，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较低，使农民工被排斥到所谓的“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从事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脏、累、险、苦、重”工作，成为城市社会的底层。

2、劳动报酬权受侵害

劳动者付出一定的劳动后，理所当然地应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这是劳动者神圣的权利之一。然而，用人单位却屡屡侵害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一是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很低，并且往往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用人单位决定，有的甚至低于国家最底工资标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 二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虽然从事着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比城市人低的报酬； 三是劳动报酬得不到保证，一些行业随意拖欠、克扣甚至拒付农民工工资情况严重，一些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给农民工支付加班工资或少给加班费[4].3、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

休息休假权是指劳动者在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后所获得的休息休假的权利。我国劳动立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时间，并对用人单位延长劳动时间作出了相应限制。现实中，用人单位却利用劳动力处于买方市场的特点，延长劳动时间，占用农民工的休假休息时间，来获取高额利润，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据统计，中国多数企业对农民工没有完全执行国家法定每周工作40小时的制度。《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也显示，农 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劳动时间长，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

4、劳动安全保护权利被漠视

劳动安全保护权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有获得安全卫生的劳动条件，其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保障的权利。用人单位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惜以牺牲农民工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侵害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保护权利，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 二是不给农民工配备发放必要的防护用品； 三是不按国家标准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在有毒有害岗位上大量使用农民工，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以及工伤事故频频发生。有调查表明，非公有制企业发生工伤事故，农民工占伤亡总数的80%以上，因生产安全事故残废的90%以上是农民工。

5、职业技能培训权利难兑现

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和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北京调查总队2006年在全市范围内针对不同的行业，对1100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显示，37.%的被访者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的培训，63.%的农民工没有取得任何专业技术证书。2006年10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表明，未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民工高达76.%.6、社会保险权利缺失严重，劳动福利待遇少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劳动法对此进行了详细规定。多数城市的社会保障基本上都把农民工排斥在外，虽然近年来有些城市开始出台政策措施保证农民工的某些社会保险，但多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且不配套，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和劳动福利权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北京农调总队2006年的调查显示，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比重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73.%、62.%、78.%、61.%.国家统计局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七成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保险，以上四险由单位购买的比例分别只有11.9%、12.1%、8.1%和23.9%.另外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80%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80%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

7、劳动合同签约率低，致使维权难

实践中，大多数用人单位不按劳动法的规定要求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要么不签合同，要么采取口头约定或者签订“生死合同”等形式来规避法律责任，减轻自己的义务。《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的农民工仅占53.0%.2005年陕西 省农村调查队对350名农民工调查，未签定劳动合同的达208人，占59.%.在建筑、矿山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不到10%.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农民工缺乏集体谈判能力，缺乏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加上法律法规不健全，维权程序复杂、维权成本高等，农民工一旦劳动权利遭受侵害，有的放弃维权，有的拿不出维权依据，还有不少农民工则为了保全工作机会而忍气吞声，从而导致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更加得不到保障。

三、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1、和谐社会与权利保障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只有社会成员的正当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才可能有社会和谐可言； 另一方面，只有和谐社会才有能力使所有人的正当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5].和谐社会必然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的合法权益之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就没有社会的真正和谐。

2、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前提和目的之一实现社会是公平正义，促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形成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6].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保证每一个人、各个社会群体的生存权利，要保证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并让每个社会群体都获得幸福。对权利的平等配置和平等保护既是现代和谐社会对权利保障的核心要求，也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它主要包括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配置实行无差别的平等以及对所有人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和平等的救济[7].因此，和谐社会最根本的就是要尊重和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尤其是社会劳动者（包括农民工）的权利，这既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受到侵害是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相冲突的。只有让农民工充分享受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果，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和谐社会还必然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广大农民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在城市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并没有平等的享受应有的权益。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缺失并屡受侵犯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和谐因素。一些地方和企业劳资矛盾尖锐，因为拖欠工资和工伤事故等引起的社会问题突出，造成劳动关系紧张，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没有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建设就无从谈起。如果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基本权益得不到维护，就会 构成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威胁，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立。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而劳动关系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与前提。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四、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保障

一般认为，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缺失并屡遭侵害，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衍生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法律法规不完善、歧视性就业制度、劳动执法不力，加上农民工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等原因。

针对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的现状及其原因，要切实有效地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需要复杂的社会系统的综合运作，但是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法律是最有效、最根本的制度手段。[8]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障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 9 ].1、加强和完善立法，构建以宪法为核心的保护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法律体系

保护农民工劳动权利，首要的问题是加强立法，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这是实现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根本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离开了法律保护，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在立法理念选择上，应倾向选择以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为基本立法理念，同时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等； 在立法模式上，学术界有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和将农民工纳入劳动者的范畴一并加以保护等两种意见，笔者主张制订专门法来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免受侵犯，解决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主体立法定位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工的特殊性和“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10] ； 在完善现有法律制度方面，首先是宪法要恢复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改革或废除二元的户籍制度，其次要修改、完善《劳动法》，赋予农民工作为一般城镇劳动者应享有的各种基本劳动权利，修改《劳动法》中有关劳动争议处理的条款等，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再者，要修改《工会法》，要建立健全与《劳动法》配套的劳动保障法规和规章，尽快出台《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工资法》等，还要进一步清理相互矛盾的法律法规（包括地方性法规），删除现行法规政策中存在的限制农民工的歧视性条款。

2、规范并强化劳动行政执法行为，切实做到依法保障农民工劳动权利

实践证明，劳动行政执法环节是农民工劳动权利能否得到保护的关键环节。在我国，劳动行政执法要求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等基本原则，以使劳动执法规范，防止权力滥用。但现实中能否贯彻上述原则，既取决于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的自身素质，也取决于制 度设计是否完备。要切实保障好农民工劳动权利，除了要求劳动保障监察人员重视自身素质提高，重视法律素养培养，依法行政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大维护农民工劳动权利的执法力度，进一步明确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要改变执法方式，由临时性的或突击性的或运动式的检查向常规性的、规范性的执法方式转变，要加强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规范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处罚标准和监察执法检查程序，还要依法严肃惩处劳动行政监察人员的不作为行为。

3、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保证农民工能够进入司法救济环节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提供司法救济，是法治社会对政府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在其劳动权利受侵犯时若再没有最后的救济手段，易导致这类人群盲目过激行为产生，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农民工劳动权利法律保护必须包括保护农民工进入司法救济的环节。目前在我国，保证农民工进入司法救济最主要的手段是开展法律援助。《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资金，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针对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和农民工打不起官司的现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如司法行政、劳动部门、工会、妇联、共青团、建设等部门要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包括劳动权利）的案件进行法律援助，减少农民工维权成本，保证农民工能够得到及时的司法救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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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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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秀华。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问题探讨[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4）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2006-2007立项课题[编号：0604002C]“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部分成果。

来源：《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长沙民政学院·唐政秋

第三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老年人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老年人的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一、理论思路

所谓社会适应，是指个体与特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达成协调关系的过程，以及这种协调关系呈现的状态。对不同个体来说，社会适应不是“是”与“非”的问题，即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而是适应程度的差异问题。对老年群体，本研究将其社会适应分为“生存性社会适应”与“发展性社会适应”两大类。生存性社会适应，主要指老年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能够自理、存活的程度；发展性社会适应，主要指老年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自身潜能、扩展自我价值的程度。不少研究说明，良好的发展性社会适应会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寿命，继而促进生存性社会适应。

强调对老年人社会适应问题进行考察，是关注老年群体主体性的研究思路不断延伸的结果。老年人与社会是不断变动的两极。老年个体是能动的、不断变化的（如随着时间的延续，老年人在身心状况、行为观念及社会资源等方面会有所改变），社会同样也在不断的变迁之中，故而二者之间的协调或和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老年个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同一社会情境之中，有的老年人适应较好，有的老年人则适应较差。从此意义上看，所谓城市老年问题并非老年人带来的问题，而是与城市社会适应不良的老年人带来的问题。同理，解决城市老年问题，从根本上并非解决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低、体弱多病或能力缺乏问题，而是解决老年群体中出现的社会适应困难问题。老年人的经济收入、身心状况或能力水平并不与其给城市社会带来的压力成完全线性的关系。经济收入、身心状况或能力水平只是个体适应社会的资源，而不是适应水平本身。一个老年人纵使拥有的资源很少，倘使能够合理调控好有限的资源，其可以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水平，从而降低给城市社会带来的压力；相反，一个老年人纵使拥有的资源很丰富，倘使不能很好地进行开发利用，其可能表现出较低的适应水平，从而加重给城市社会带来的压力。故此，以这种社会适应的视角进行探究，可使得人们对城市老年问题的对象、内容以及解决目标、应对方式的认识更加明确、具体和切实。

二、综合讨论与对策思考

对城市老年人的调查结果表明，老年人在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个体差异，并且年龄不是判断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直接因素。相当多的老年人并没有在社会适应方面感觉到困难。因此，评估城市老年问题或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小不能简单以老年人的数量为指标，也不能简单以年龄高低来估量。注重数量与年龄，很容易对城市老年问题的实际状况造成误判，并且容易使得相应对策的制定缺乏层次性与针对性，进而降低对策实施的成效。

大多数老年人将改善其社会适应水平的途径归结为外在的支持，而非自身的调适。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老年人的观念契合了社会上的主流观念，即老年人是被动的且会给社会或他人带来负担的群体，老年人口增加意味着社会给予老年人外在支持的份额也要增加。其实，认为老年人是会给社会或他人带来负担的群体本身就一种无形的“老年歧视”，而对这种无形歧视的传播也会使老年人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社会普遍认为老年人是消极被动的且会带来压力的群体，久而久之，老年人在思想行动上也就将自己变成为消极被动的、需要社会大力支持与帮助的人。

调查还发现，老年人在观念和行为上趋于保持固定或不变的人居多。这种状态是 1

不利于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维持与增进的。社会适应需要的是适应主体（老年人）与所处环境（社会）之间动态的协调。社会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变化进程越来越快，变化的幅度在许多方面越来越大。适应主体倘若在观念和行为上总是保持固定不变的态势，自然而然会逐渐与变化着的外在世界愈加疏离，社会适应问题也必将变得愈加明显。除了社会本身的变化外，老年人还会因自身状况的变化而连带地引起所处环境的变化，如身体状况的改变、角色的变迁（从工作者变为退休者）、家庭结构或成员的变换等。因此，老年社会适应问题包含着多种形态、多种内涵，并在不同情境或不同个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上述分析为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或解决老年问题的对策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依据。在此，试作出如下有关对策方面的思考。

首先，解决城市老年问题的对策应根据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的不同分出层次，并且在适当条件下改变僵化地将政策与年龄简单对应的做法。老年问题解决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中那些在社会适应能力上水平较低的老年人。不同老年人之间的社会适应能力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同一老年人在不同方面的社会适应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别。采取的对策应能够充分反映老年人在社会适应方面的差异。在老年政策方面，过去一直习惯于根据年龄来区分政策对象，如到了多少年龄就必须退休，到了多少年龄才能享受某种待遇等。可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年龄并不与其社会适应水平直接对应。事实上，以年龄作为“一刀切”的标准，已经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造成了老年资助成本与资助效益的不对等，造成了不需要关照的人获得过度关照而需要关照的人却获得关照不足的情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评估老年人社会适应的方法也日益变得简便易行。这保证了根据老年人社会适应状况制定或采取相应对策变得更具可操作性。

其次，全社会要加强树立积极的老年社会形象，特别是要尽可能消减有形与无形的“老年歧视”。大众传媒，甚至研究者、政府工作人员应倡导“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注意通过传扬积极的老年形象，激发社会上的人们对老年群体投以更为积极的目光，同时也促使更多的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形象，提高老年人的自尊心、自信心与独立性，进而促进老年人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而不是给社会增压力、添负担。国外曾有学者进行过试点研究，从青少年开始，通过课堂与课外向学生传授对待老年人或老龄化的积极态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从小开始进行如何看待老年人、老龄社会的教育方法值得借鉴。再次，解决城市老年问题的对策应该紧密围绕维持与增进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这一中心展开。一直以来，解决老年问题的重点集中于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或医疗方面的基本保障。然而，倘使不关注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的维持与增进，将一方面无谓地增加经济或医疗保障的支出与成本，另一方面使得人口老龄化或老年问题的解决总是浮在表面，而进入不到更深的层次与水平。要搞好老年教育、老年学习工作，并为老年人接触不断变化的外在社会创造条件。老年教育与老年学习的重点除了接触新的知识、新的信息，还要学会主动、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观念与行为。加强老年人社会适应性训练与咨询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推广工作，像退休前后的角色转换训练、子女离巢或空巢情境适应训练、观念冲突的调适训练、沟通能力训练、应变能力训练以及老年适应不良咨询等，都可以在城市范围内优先开展起来，乃至将来逐渐延伸到经济与文化水平不断发达起来的农村地区。2

第四篇：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探究

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探究

李啸潇

摘要：妇女作为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土地权益却屡遭侵犯 ,已经严重威胁了农村妇女群体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地位 ,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文章在总结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犯的方式和类型的基础上 ,分析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遭受侵犯的经济、法制和历史根源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这些侵权问题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和谐社会；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党近段时间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后的任务之一，更加重视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注重男女公平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但在社会转型和变革的进程中，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有发展的趋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消除这些不和谐现象，维护女性群体在农村土地中的平等地位和各项权益，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理念下，结合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现实态势，从社会性别主流化、普惠政策特殊化、维权难度容易化出发，对实现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权利，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些探讨。

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现状考察

1、出嫁妇女于迁入地取得承包地之现状分析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0 条的规定，在承包期内，妇女出嫁后，其原承包地的收回以其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为条件，因而现实生活中，出嫁妇女能否在新居住地取得承包地至关重要。调查中，对“在农地（田）承包期内，娶进的媳妇（包括户口迁入本村的妇女）在你们村会分得承包地（田）吗？”这一问题，66.70％的受访农户表示“不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9.67％表示“会，村里有机动地”，9.89％表示“如果其在原来的村承包地未收回，就不分；如果收回，就分”，还有12.67％表示采取了其他处理方式。选择其他处理方式的受访农户的态度十分复杂，即使将其在该问题上的态度作最有利于出嫁妇女的理解，即出嫁妇女在迁入地能取得承包地，出嫁妇女之土地权益的保护状况也不容乐观，只有32.23％的受访农户表示出嫁妇女在迁入地有可能取得承包地。出嫁妇女于迁入地能否取得承包地的省际差异很大。在河南、山东和江苏三省，分别只有32.02%、38.20%和40.00%的受访农户表示基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出嫁妇女于迁入地不会取得承包地，均远低于平均水平。而河南、山东两省分别有 38.76%和 28.09%表示由于本村预留有机动地，因婚嫁迁入本村的妇女可以分得承包地；在江苏省，49.44%的受访农户表示“如果其在原来的村承包地未收回，就不分；如果收回，就分”。可见，这三省的出嫁妇女于迁入地取得承包地的可能性较大。在广东、贵州、山西三省，出嫁妇女于迁入地获得承包地的可能性极小，分别有97.24%、96.69%和 91.11%的受访农户表示基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出嫁妇女于迁入地不会取得承包地。不过，广东受访农户也指出，对于实行土地入股的地方，虽然出嫁妇女于迁入地不会分得承包

地或股份，但是可以购买他人愿意转让的股份。

2、妇女出嫁后原承包地之保护现状分析

既然出嫁妇女在迁入地取得承包地的可能性不大，按照法律的规定，应当继续享有原承包地。但在调查中，对“你们村的妇女出嫁后，发包方（如村集体）原来分配给她的承包地（田）在承包期内是如何处理的？”从中可以看出，为了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发包方一般不将出嫁妇女的承包地收回，而是由其家人继续承包，这是除河南、江苏外各省的主要处理方式。无论是《宪法》还是《农村土地承包法》或《物权法》，均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中家庭承包经营是指“农村中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承包合同，把土地长期承包给农户使用，农民分户、自主生产经营，自负盈亏，根据承包合同，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可见，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户）为单位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正是针对农村承包经营户而言的，即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地不随其人口的增减而变化，故出嫁妇女的承包地由其家人承包符合现行法律和政策。就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外部关系来说，该处理方式无可非议，但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内部关系来看，则不无疑义。

3、离婚妇女的承包地之保护现状分析

《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要求，妇女离婚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原居住地应保证其有一份承包地；离婚后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地还没有为其解决承包土地的，原居住地所在村应保留其土地承包权。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0 条的精神一致，但在实践中被大打折扣。对“在农地（田）承包期内，妇女离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田）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在受访农户中，10.62％表示由“发包方收回”，52.70％表示“由其前夫继续承包”，15.56％表示“由该妇女继续承包”，7.50％表示“如果其在娘家村取得承包地（田）的，就收回，否则，就不收回”，还有 12.23％表示采取了其他处理方式。无论是由“发包方收回”还是“由其前夫继续承包”，都属于对该离婚妇女的承包地的侵害；而“由该妇女继续承包”或“如果其在娘家村取得承包地（田）的，就收回，否则，就不收回”的处理方式，则较好地保护了离婚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至于离婚妇女回娘家后，以其他方式来处理其承包地的，本文都全部假定为是对离婚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有利的方式。以此为基础，仍然有 63.32％的受访农户的回答表明离婚妇女的承包地遭受侵害，仅有35.29％的回答表明离婚妇女的承包地（可能）受到保护。省中，黑龙江省对离婚妇女承包地的保护最为充分，62.98%的受访农户表示，在承包期内，妇女离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仍然由其继续承包。对离婚妇女的承包地侵害最严重的是广东省，97.79%的受访农户表示，妇女离婚回娘家的，其在婆家村取得的承包地在承包期内由其前夫继续承包。

4、丧偶妇女对其配偶承包地之继承权的保护现状分析

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课题组未考察再婚妇女的承包地之保护现状。据有关学者的一项研究，在被调查的再婚妇女当中，没有土地的有150人，占被调查者的 54％。离婚妇女若在本村再婚，其土地往往受到夫家的侵害；若是离开本村再嫁到别村，其在本村的土地往往会丧失，而且在其加入别村得到土地的可能性很低，即使得到的也拖延了几年。”由此可知，再婚妇女的承包地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二、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

1、相关法律政策缺乏性别视角

一些法律政策表面上看来是中性的，但是由于立法者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给女性带来不利 我国现有的土地法律法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基于不同性别利益上的差异，忽视了由于婚姻关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的权益，造成对出嫁女、离婚女土地权益以及相关权益的保护力度不够，可操作性不强。《农村土承包法》第 30 条规定了出嫁女在新住地没有分得土地的，其原住地不得收回其承包地，但是并没有规定“如果收回土地”怎么办，法律上也没有规定承包给家庭的土地是否是可以分割的共有财产，使出嫁女分割娘家或夫家土地有一定的法律障碍。《农村土承包法》第 54 条规定了发包方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特殊性，属于用益物权，赔偿损失是在侵权过错的基础上进行赔偿，没有考虑土地本身的利益，是否可在离婚时与房产等财产性物权一并分割。

2、村规民约监管存在盲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有的村过分强调“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错误理解和片面强调村民自治，村规民约很多将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完全等同起来，什么事情都用村规民约来规范，忽略了“依法”的限制。村民自治与村规民约之间有很大区别，村规民约存在行政部门的格式性干预，而村民自治是有民主议定原则和程序的约束。村规民约只是村民自治的一种体现形式。例如《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和地位平等都有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对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也专门制定了许多政策，但是部分村仍以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由，以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决议、村委会决定或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甚至剥夺作为少数人的出嫁女、离婚妇女、大龄女的土地权益，出现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现象。

3、利益驱动导致矛盾加剧

当前农村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村级集体经济迅速壮大，当地一般按人口分配经济收益及宅基地。农村户口利益的优厚使经济发达村的出嫁女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其他村去，而和城镇男子结婚的“农嫁居”妇女更不愿随其夫将户口迁往城镇。长此以往，导致农村资源和经济利益增长速度有限性同人口增长速度急剧性的矛盾比较突出，利益分配、人地压力逐年加大，“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村民们认为自身的利益被抢走了，所以纷纷排斥“出嫁女”、“离婚妇女”等弱势群体。

4、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有残余

部分村民法律意识淡薄，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男尊女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在农村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认为嫁出去的女儿理应不能与当地的村民争土地，所生的子女更没有理由争分土地和经济利益。这是诸多损害“出嫁女”权益的村规民约得以通过的思想基础。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农村几乎户主都是男性，男性是顶门立户之人，女孩往往被看成家庭的暂时成员，早晚是“人家的人”，一旦结婚，就不再享有娘家的权利，包括土地权益，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取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

三、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现实困境

土地权益是农民的主要权利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集体经济组织收益不断增多。但由此引发的土地收益分配纠纷也日益增加，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以延安市宝塔区为例，全区共有12个乡镇，611个行政村，仅对柳林、万花、枣园 何庄坪 桥沟 李渠 姚店等7个乡镇共106个村组进行调查，发现有不少村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侵犯妇女土地权益的问题。不少农村妇女因婚嫁、丧偶等原因被部分或完全剥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围绕土地承包经营所产生的其他权利如土地收益权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此类问题的发生呈上升发展趋势，引发了不少群众上访事件。因此,依法保护广大农村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已成为政府和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 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也是每一个法学研究人员的重要任务 这些纠纷如得不到及时解决，只会使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难以解决。然而，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处理这些纠纷时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许多法院对此类案件干脆不予受理。此外，解决这些纠纷也存在许多现实的困难，致使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工作陷入困境 表现为:

1、给法院造成巨大的工作压力

通过对宝塔区7个乡镇的调查，涉及妇女土地权益纠纷的就有106个村组总计2450户，因此，法院根本无法直接全部受理这些案件，即便是这些案件由法院受理审判后也几乎无法执行，因为村里没有剩余的土地，这就要求每个承包户退一部分田。如果法院执行判决1次就要求土地重新承包分配1次 这显然是无法操作的。若案件属于土地收益纠纷，则执行难度就更大。因为有些村可能已将土地收益款进行分配，这就需要那些分得土地收益款的村民退还部分款项，其困难可想而知。

2、城边村和富裕村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如果打破“男婚女嫁”的传统习俗，由男女双方自主决定其婚后的户口所在地，并享受相应的土地承包权及其相关利益，就会使人口集中在自然条件较好，地理位置优越尤其是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城边村和富裕村，致使农村土地资源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有限性同人口急剧增长的矛盾更加突出。由于人地关系紧张，资源压力加大，会抑制甚至拖垮富裕农村的经济发展。同时农村人口流动的均衡被打破 贫困村人口不断减少。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

3、可能会出现骗婚、非正常离婚等现象

一些贫困村的青年男女通过婚姻在富裕村落户，婚后不久即离婚，然后以本村村民的身份继续在该村结婚成家。这样既造成了家庭的不稳定，又造成了富裕村人口急剧膨胀，人均福利迅速减少，原住村民对此必然持有很大意见，并由此产生该村原有农户和离婚妇女新建农户之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在此困境下，法院若不受理此类案件，显然违背了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被侵权妇女的土地权益也无法得到保护，她们因此会向法院提出质疑。然而，一旦法院受理了此类纠纷而又不能切实保护她们的权益时，不仅会动摇法律的权威，而且会引发农村新的矛盾，继而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途径和方法

1、社会性别主流化，完善修正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有关法律法规

1997 年 6 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致定义，即“把性别问题纳入主流是一个过程，它对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对妇女和男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它是一个战略，把妇女和男人的关注、经历作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中设计、执行、跟踪、评估政策和项目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以使妇女和男人能平等受益，不平等不再延续下去。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平等。”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做出决策时，充分考虑该决策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消除决策中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公平待遇，最终实现社会性别平等 作为村民利益代表的村民委员会，虽然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村民委员会与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可见，基层政府对村民委员会有指导和监督的职能，政府的决策意识将直接影响到村民意识。因此，在基层政府中树立社会性别意识及社会性别主流化观念，对改变农村妇女受歧视的现状有着积极的意义。

2、普惠政策特殊化，促使男女平等观念的形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全面阐述，把关注民生的战略构想具体化。这对于人口基数大、收入增长慢、话语表达地位低、就业能力不强的广大农民阶层来说，最大给予是在关注民生的同时实行“普惠制”。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上，亿万农民为十七大而欢呼；在涉及个体的直接利益上，亿万农民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普惠制”而欢呼。男女平等、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执行多年，但为什么广大农村朋友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没转变？除客观原因：当前农活需要强大的体力劳动，而女性的体力不如男性的客观现实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的一些政策要么是彻底的普惠，要么只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进行资格认定，基本没有对受益人以是否符合基本国策为标准进行受益资格认定或者区别待遇。例如，现行的土地承包的方式基本上是按人头平分；还有些农村地区，在城市化或者工程占地补偿中，采取的是按人头发放政策，有的农民超生后所交纳的社会抚养费低于人均征地补偿费，超生仅计算直接经济效益也“产出大于投入”。没有在普惠的情况下，对守“规”（遵守计划生育等法规政策）的农户给予特殊的待遇。

总之，上面提到的有关农村土地权益的政策，因为没有对受惠家庭按照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诚信守法）的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从而不利于重男轻女观念的转变，不利于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的形成。当然，解决这个导向冲突的问题，不是将违“规”户在享受惠民政策上区别对待，剥夺他们享受惠民政策的人权，而是服从大局，在政策执行目标和执行手段上主动适应全面推行惠民政策的需要，即“以和为贵”，还需要有关政策能对守“规”户特殊化(事实上这是对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补偿)，在普惠的同时做到特惠，这也是和谐社会“诚信友爱”内涵的体现。

3、抓住“关注民生”、“建设和谐”的契机，实实在在保障农村妇女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中都将事关民生的案件作为 2008年工作重点。最高人民法院报告指出，将积极推动国家执行联动机制建设，最大限度实现生效裁判所确认的权益，维护司法权威，解决“执法难”的问题；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原则，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减轻群众“诉累”。为了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以上措施要持之以恒，并与时俱进，才能充分调动农村妇女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的和谐事业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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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立新.论我国土地承包权的缺陷及其对策一兼论建立地上权和永佃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河北法学,2002(1).[10]陈更生.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和农地使用权的确立[J].中国法学,1996(3).[11]徐静莉、王坤.对农户独立法律主体地位的探讨[J].理论探索,2005(3).

第五篇：和谐社会背景下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和谐社会背景下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是现今社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而农民工问题又是我们国家“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农民工拥有起码的生存和生活资料，保护其合法权益，让他们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本文在提出研究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系列问题，构建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为从基础上保证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实现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对策建议

1绪论

社会保障可以对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给予生活所必需的给付，或者在老龄、失业、伤病、残废等情况发生之时实施必要的所得给付，就会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进行再分配，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再调节，尽量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它构成我国现阶段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是当前诸多涉及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1]寻求其原因，探索出相应的对策，是促进社会和谐，体现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基础上保证农民工基本生活权益及社会公平的重要工作，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是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目的，在于建立全社会的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及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解除农民工因患病、失业、年老等不可抗力而带来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农民工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得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取得的成绩

目前我国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措施已初见成效。

（1）社会保险方面

国务院于 2006 年 1 月 31 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根据农民工最紧迫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的基本思路。《若干意见》还强调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规定的标准支付费用。

（2）社会救济方面

2003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援助”的原则，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给予救助管理，根据受助人员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提供食宿、医疗、通讯、返乡等方面的救助服务。2003 年 7 月 21 日，民政部发布第 24 号部令，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其中第二条规定，“《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该《救助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颁布，对于因为失业或者遭遇突发重大变故生活没有着落的农民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社会福利方面

对于农民工来说，国家给予的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就业服务管理、免费技术培训、提高工资和解决工资清欠问题、住房和子女受教育的优惠政策方面。就业服务管理方面，2003年 1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1号），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认识，并提出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对农民工办证工本费以外的收费等不合理限制。”提高工资和解决工资清欠问题方面，2003年11月发出《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3]94号），提出“自2004 年起，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在农民工住房福利方面，建设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5年4月5日联合出台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单位聘用进城务工人员，单位和

职工可缴存住房公积金。”首次将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政策范围。

3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分析

（1）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严重缺失

以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为例，农民工只是在职业上属于工人，身份依旧是农民，不具备享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合法身份。失业保险方面更是缺失严重，农民工属于失业的高发人群，从事的职业危险度高，收入偏低，拖欠工资的情况时常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2％、3.9％和2.3％。从输入地看，不同地区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参保比例比较接近，但明显落后于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这些数字表明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任重道远。

从农民工从事的几个主要行业看，不同行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制造业的情况相对较好。值得关注的是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离《工伤保险条例》要求相差甚远，同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也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2）医疗保障水平低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人逐步建立了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但农民工却没有平等的享受这个待遇。对农民工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疾病问题。虽然农民工是以青壮年为主的群体，但是由于缺乏医疗保障，在疾病发生时不能及时就医导致病情被拖延。而农民工自身的职业特点、工作环境又比较容易对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一旦农民工出现工伤医疗事故或患病，由于缺乏必要的工伤医疗保险，他们的生活通常会变得异常艰难，甚至家破人亡。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缺失，导致他们有病不能就医，或者小病酿成大灾，甚至丧失劳动能力。

（3）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由于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无论身处的城市还是户口所在的农村，都很难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就谈不上享受到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同时，相对于农民工自身的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也令人担忧。受经济收入的影响，城市农民工居住环境普遍比较糟糕，多数居住在狭小、低廉的出租屋内，而这里环境通1[2]1国家统计局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常脏、乱，人身和财产安全隐患较多。受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子女不能获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4）各项保费征缴不能适应就业变化

农民工的工作的流动性和回乡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参保的愿望。输入地与输出地保费不能有效的衔接，是制约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运行的一大障碍。我国如果能逐步实行保费联网缴费，异地可以凭卡和身份证进行续保，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现阶段农民工参保的现状。[3]农民工其本身的特点是流动频繁，而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却存在着一个规定，即要想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那么最低的缴费年限为15年，这就与农民工自身的特性产生了冲突。

4、构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4.1加强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在改革历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下出现的新问题。现行的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由于缺乏成熟的经验，至今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1999年，国务院发布施行了《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首次将外来劳动力纳入养老保险统筹。现在一个很紧迫的任务是把农民工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进行研究和思考，展开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立法工作。[4]因此，为了加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应尽快制定出台一部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法》，以此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保证各主体之间公平、公开享受国家政策。建立农民工参保维权工作机制，将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缴费情况列入劳动监察执法内容，对不依法为雇工缴纳保险的企业主给予严肃处理，对农民工的投诉给予及时查处。

4.2系统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的临时性、流动性、数量的不稳定性都决定了建立一个针对农民工的稳定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很多困难。积极的做法应该是稳扎稳打、逐项推进，争取尽早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偏低，面对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医疗方面的保障几乎是空白。应该通过合理可行的制度设计，提高农民工负担医疗费用开支的能力。第二，借鉴商业保险运作模式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工伤事故的发生，符合某种概率分布，可以利用商业保险

[5]的经营思路合理确定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建立针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

第三，探索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普通养老保险目前实行的是个人账户为主、社会统筹为辅的储蓄积累制，即所谓的“统账结合”。

4.3改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

对于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应该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多考虑农民工这一人群的需要。应该说家的归属感对流离在外的人更重要，对异乡的定居者会有更深刻的体会的。输入地政府还要承担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方面同等对待。而做为输出地政府也要解决好农民工托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对于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输入地政府应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免疫规划，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率。[6]与此同时，输出地要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免费发放《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及时向输入地提供他们的婚育信息，加强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建设。

4.4改革现行就业制度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政府应简化对用工单位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进一步取消对农民进城的复杂的行业限制，简化农民进城打工的有关手续。大对农民工实行有效创业培训，将农民工培训资金列入政府预算；要强化农民工技能培训，突出培训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使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从而节约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成本。政府应该强化服务意识，要简化程序，对农民工提供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站式服务”。放宽创业市场准入，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和限制的行业和领域都不能设置限制条件。

5结论

近几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越来越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可以看到农民工问题已逐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认识由感性走向理性，由肤浅走向深入，不断改革和创新，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把农民工社会保障不断改进和完善，建立健全其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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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11，（2）:15—16.[2] 严行方.农民工阶层[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 年.[3] 伍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11,(7):25—26.[4] 汪发贵.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4):31—32.[5] 郑静.浅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J].现代商业,2011，（15）：21—23.[6] 王文素.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11,(12):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