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
中国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重要课题。本文将根据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社会调查的结果，该项调查名为“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由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2005年2月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等11个西部省（市、自治区）组织实施的一项大规模入户问卷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案能够推论的目标人口为所有目前居住在中国西部省份（西藏除外）的家庭实际抽取样本44738户，符合受访条件的样本43858户，完成全部问卷的样本41222户，应答率为94%。有关调查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考课题组出版的数据报告——《西部人民的生活：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数据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本文中涉及的所有数据除有特别说明外，均来自此项调查结果。对当前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讨论。
一、西部城乡居民贫困现状描述：不同视角的分析 贫困概述和贫困线标准
贫困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是要对贫困进行准确的度量，而度量的先决条件则是界定贫困的标准或者贫困线。本文的贫困分析将主要使用建立在传统定义基础上的以收入度量贫困的标准。由于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我们还将使用不同的标准，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分别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项研究中对于城乡的界定不同于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标准，而是根据家庭接受调查时住所所在社区类型来划分的：如果该社区是村委会，则定义为农村；否则（如居委会、家委会或社区）则定义为城镇。
目前我国官方使用的城市和农村绝对贫困线分别是人均年收入1875元和668元，低于此标准即计为贫困人口，因此本研究中首先使用了这两个指标分别计算城乡的贫困人口。而目前国际通行的绝对贫困标准有每天1美元或者每天2美元的标准，按照购买力平价，分别折算为人民币924元和1848元，我们也使用了这两个指标来计算绝对贫困。使用相对贫困线时，一般做法是采取平均家庭人均收入的二分之一或收入中位值的二分之一作为相对贫困线。最后，我们还考察了居民的主观贫困率。具体方法是：在调查中要求每个家庭代表综合考虑家庭整体经济状况，对以下三个陈述做出判断：“自己的家庭在当地算经济状况较好的”，“自己家庭虽然不富裕，但经济条件也还不错”，“自己家庭不算富也不算穷”，如果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为“否”，则表明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家庭为贫困家庭。根据中国官方贫困标准，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为9.0%，城镇地区的贫困率为13.5%。而按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西部农村和城镇的贫困率分别为16.3%和4.1%。如果使用家庭人均收入均值和家庭人均收入中位值的相对贫困线标准，我们发现，在城镇和农村得到的结果极为接近，也就是说，城镇和农村的贫困人群的分布情况是极为近似的。另外，使用统一的国际贫困标准，农村的贫困率大约为城镇地区的3~4倍；而使用主观贫困指标，农村的主观贫困率仅为城镇主观贫困率的1.5倍左右。也就是说，城镇居民对于家庭收入的满意程度远低于农村居民。
二、贫困群体的特征描述
我们将从贫困群体的收入构成、人口学特征、教育、健康、就业、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等几个侧面来具体说明西部贫困人口为分析方便起见，在此后的分析中我们将只使用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668元和城镇地区人均年收入1875元的绝对贫困线来确定贫困人口。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贫困人口的特征，我们还将其主要特征与非贫困人口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在下面的分析中除非有特别说明，文中列出的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组间的统计指标的差异均经统计检验达005显著度。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调查中我们不仅调查了各家庭的情况，还在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了一个15岁以上的成年人作为个人样本，询问了一些有关其态度和评价的主观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根据需要综合使用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信息。的群体特征。
（一）贫困群体的收入构成
贫困群体就是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那么他们的收入都由哪些项目构成？这种构成与非贫困群体又有什么区别？调查中，居民收入的具体项目统计显示，本次调查中收集的是年收入数据，共收集了两个总收入数据。第一个数据是在分别询问各项具体收入的基础上加总而得的家庭总收入。第二个数据是由受访者对家庭过去12个月的总收入进行一个粗略的估计。第一个数据是由不同收入来源的数据加总而来，提供的信息更为全面，数据质量也更好。只有在家庭不能提供更为具体的收入来源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才使用第二个粗略估计的数据。农村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相当集中，“农业活动收入”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其收入的76.1%之多；与之相对应，农村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相对分散，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45.3%），农业收入仅是他们收入中第二重要的来源。
与农村地区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城镇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比较分散，“工资性收入”（50.9%）、“转移收入”（21.5％）、“农业活动收入”（12.3%）和“非农经营活动收入”（11.5%）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主要集中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收入”。
总体来看，农村地区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活动，而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较多元化。反之，在城镇地区，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十分分散，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收入不足而不得不寻求更广泛的收入来源的缘故。
（二）贫困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统计结果表明：西部农村贫困家庭平均规模为3.98人，比非贫困家庭（4.07人）略小，而城镇地区的贫困家庭平均规模（3.58人）则明显地大于非贫困家庭（3.13人）。
表4的抚养系数分析表明，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抚养系数相当高，几乎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一个未成年人或老年人，而且贫困家庭的抚养系数大大高于非贫困家庭。这说明在农村地区，家庭缺乏劳动力可能是造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城镇地区的贫困家庭抚养系数也比非贫困家庭高，但差别没有农村地区那么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城镇地区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的老年人抚养系数差别相对较小，主要差异表现在儿童抚养系数上（贫困家庭为19.7%，而非贫困家庭为13.2%），这说明城镇地区儿童抚养压力大与家庭贫困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三）贫困群体的教育情况
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我们以被调查家庭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计算家庭成员的最高教育水平时，我们没有计入接受调查时不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在校就读的学生的情况，因此这里的家庭最高教育水平确切地说应是“家庭中15岁以上非在校生成员的最高教育水平”。作为反映家庭教育程度的指标，考察教育程度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从表5的结果可见，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中，成员最高教育水平大多数都在小学以下，比例达71.0%，远远高于非贫困人口中41.4%的比例。城镇的整体教育水平比农村地区高一些，贫困家庭的最高教育水平多数集中于初中及以下，比例为75.2%；与之相应，城镇非贫困家庭的最高教育水平多数在高中及以上，最高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不到总数的一半（43.7%）。由此可见，西部城乡贫困人口普遍存在教育水平偏低的问题，这是导致其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
为提高全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各级政府在普及义务教育、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表6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对于贫困群体而言，学校的可及性也已经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城镇地区贫困家庭所在社区步行30分钟范围内有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相当高，而且与非贫困家庭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即使在农村地区，小学的可及性在贫困与非贫困家庭间的差异也非常之小。初中和高中的可及性略有差异，但均不大。
教育费用
从本次调查中家庭每年用于子女的教育花费金额看，贫困家庭似乎花费比非贫困家庭要少：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年教育费用平均为957元，而非贫困家庭则为1967元；城镇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均教育支出为2409元，而非贫困家庭则为3310元。但如果我们考察表7中所列出的教育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情况就会发现，贫困家庭所承受的教育负担实际上要远远大于非贫困家庭。在农村和城镇的贫困家庭中，教育费用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中位值分别高达21.0%和23.5%；而非贫困家庭的中位值仅为8.2%（农村）和7.0%（城镇）。这就是说，贫困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很低，教育费用给他们的家庭经济带来的压力要比非贫困家庭大得多。
（四）贫困与健康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与贫困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联系：农村地区贫困家庭中有长期或慢性病人的比例为61.5%，比非贫困家庭高出10.1个百分点；城镇地区贫困家庭中有慢性病或残疾人的比例为47.2%，比非贫困家庭高出8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西部城乡地区，贫困现象是与恶劣的健康状况紧密相联的，“因病致贫”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本次调查考察了被调查家庭在过去一年中用于求医购药的支出情况，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医药支出平均为1492元，非贫困家庭的平均支出只是略高一些，为1644元；在城镇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均支出为1907元，非贫困家庭的平均支出为2009元。由此可见，医疗支出有非常明显的“刚性”特征，无论家里收入高低，只要生了病，哪怕是借钱也得看病。惟其如此，医疗费用对贫困家庭来说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一点在表8所列医药费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情况得到了很清晰的反映。农村贫困家庭中这一比例的中位值为38.0%，而非贫困家庭的比例仅为8.5%。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贫困家庭这一比例的上四分位值高达107.3%，这意味着有25%的农村贫困家庭一年的医疗支出竟超出了其全年的收入，仅支付医药费用这一项，就已经使这些家庭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
（五）贫困与就业
统计结果表明，西部农村地区78.9%的贫困家庭只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没有从事任何其他非农活动。与之相比，在非贫困家庭中仅从事农业活动的比例只有42.3%，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非贫困家庭在从事非农活动。可见农村地区生产活动的多样性是避免贫困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还考察了农村地区家庭有无短期外出打工者与家庭贫困的关系，统计结果表明，贫困家庭中有短期外出打工者的比例在10%左右，而非贫困家庭中有短期外出打工者的比例要高出4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农村中外出打工对缓解贫困起着一定的作用。
而在城镇地区，失业显然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本次调查中，城镇贫困家庭中18.0%的家庭中有失业者，本研究使用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失业衡量标准，失业者被定义为15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正在积极寻找工作，但在过去一周内未从事一小时以上有报酬或经济收益的工作的人。而非贫困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7.1%，不及贫困家庭的一半。
（六）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 1基础设施
我国政府为缓解贫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贫困人群提供各种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我们列出了贫困与非贫困家庭使用的基础设施情况，结果表明，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完善，家庭通电、通车路以及通自来水的比例都相当高，而且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在使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都是不太明显的。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通电的比例较非贫困家庭稍低，但也达到了90%以上。有通车路的贫困家庭不足一半，比非贫困家庭低了十多个百分点。通自来水的贫困家庭不到10%，而非贫困家庭通自来水的比例为12%；约一半的贫困家庭使用的是井水，这一比例低于非贫困家庭；而使用开放的自然水源的贫困家庭比例明显高于非贫困家庭。
从这一结果看，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积极投入已经大大改善了贫困家庭的基础设施状况，为他们摆脱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社会保障
农村居民享受医疗保障或保险的程度整体较低，而贫困群体的情况更差，仅有10.9%的贫困家庭成员享受了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或保险。而在城镇地区，虽然非贫困群体享受医疗保障或保险的比例已接近一半（47.5%），但最需要获得保障的贫困群体享受保障的比例却仅为194%。当社会不能为贫困群体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时，贫困者就很容易陷入“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目前，失业、下岗津贴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仅针对城镇居民发放，而有成员领取失业下岗津贴的家庭所占比例都比较小，而且贫困家庭的比例与非贫困家庭差不多。考虑到贫困家庭中有失业者家庭的比例高达18%，而且远高于非贫困家庭，可以认为当前失业下岗津贴的发放还是存在不小的问题。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城镇居民比例为26.5%，比非贫困群体的比例高出不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是满足贫困居民的最基本生存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仅有26.5%的城镇贫困群体享受了低保这一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存在的“应保未保”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三、贫困及相关社会问题
（一）贫困与自然环境
研究贫困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者曾经提出过“贫困——环境恶化”（PEDN）假设，认为相对于富裕人群而言，贫困人群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破坏性也更大。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对此做了考察。在表11中我们列出了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做饭和取暖时使用的主要燃料。从中可以看到，贫困家庭中使用木柴取暖和做饭的比例分别达49.3%和59.2%，均明显高于非贫困家庭。由于贫困家庭支付能力的低下，他们对木柴的需求更可能是通过拾柴和砍伐树木来满足的，这将会对其居住的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极可能成为环境退化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对当地环境的依赖性很强，环境的退化会进一步使其生活陷入困顿。
（二）贫困群体的固化
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如果贫困者没有足够的流动机会，就会导致贫困群体的固化和结构化，而这会给社会的和谐运行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1贫困群体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在调查中，我们专门考察了贫困者对自己生活变化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的情况。结果可见，贫困群体无论是在对当前生活变化的判断，还是在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上都明显地比非贫困群体悲观许多。以农村地区的贫困者为例，他们判断自家经济状况比一年前“变差了很多”和“差了一些”的比例为29%，比非贫困者的同类比例（17.6%）多了十多个百分点；而他们预期自家生活在未来五年内“没有变化”或“会变得更差”的比例高达56.9%，远远高于非贫困群体的33.3%的比例。类似的情形在城镇贫困者中同样存在。从这个结果看，在贫困者看来，自己的生活在近期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可见的未来也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善希望。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2贫困者子女教育的情况
贫困家庭面临着沉重的子女教育的经济压力，而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到贫困者下一代受教育的情况，使得贫困在代际之间继续传递下去。我们从本次调查中被调查者子女的就读情况、在校学习情况以及被调查者对子女教育的预期中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
首先，贫困人口子女在就学机会上与非贫困人口子女存在一定的差距。从表13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城镇地区贫困与非贫困家庭的子女就读比例差不多，但在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中，8~14岁适龄儿童从未入学的比例以及中途辍学的比例分别达到6.6%和5.1%，均明显地高出非贫困家庭的相应比例。
其次，即使进入学校后，贫困人口的子女在校的学习成绩似乎也难以与非贫困人口的子女相比，这一趋势在城镇比在农村更为严重。城镇贫困人口的孩子学习成绩为“优秀”（15.3%）和“中上”（24.1%）水平的比例都明显少于非贫困人口的子女（“优秀”与“中上”的比例分别为18.2%和34.9%）。
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对自己子女未来的教育预期也明显偏低。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预期自己子女能读到“大学”水平的仅占总数的15%左右，而非贫困人口中这一比例接近30%，是贫困人口的两倍。城镇地区非贫困人口中预期自己子女能读到“大学”的占了总数的七成多，而贫困人口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45.1%）。
这一研究结果似乎在提示我们：如果教育负担过重，导致教育成为只有某些阶层能享用的“奢侈品”的话，就会使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被继续“复制”，社会的贫困群体就会被进一步固化。
3贫困群体的社会隔离
贫困群体存在的耻辱心态以及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歧视，有可能造成贫困群体的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它会强化贫困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界限，加剧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社会隔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在研究中考察了贫困群体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规模情况，具体方法是要求被访者说出其上年在联系人最多的一个节日里以各种方式联系过的人数。从调查结果看，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的社会网络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地区非贫困群体的平均网络规模为13.8人，而贫困群体的平均规模仅为10.8人；城镇地区非贫困群体与贫困群体的平均网络规模相差更大，分别为18.7人与13.5人。个人社会网络的大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社会交往的频率以及融入社会的程度。因此，西部贫困群体社会网络规模较小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社会隔离问题，这也有可能加剧贫困的固化。
（三）贫困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感知
人们对所处社会中社会问题的感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构成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对贫困群体社会问题感知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社会认知与态度，并对其可能的行为倾向有所了解。
从结果看，农村贫困群体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几乎都显著地高于非贫困群体，只是在“犯罪”、“干部腐败”、“水污染”几个问题上与非贫困群体判断的差异不显著。贫困群体认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贫穷问题、缺乏农业技能培训、缺乏市场信息、贫富差距大等等。被访者对这些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平均分都在3分以上，本研究中3分代表的是“比较严重”，因此可认为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介乎“比较严重”和“特别严重”之间。
城镇地区贫困与非贫困居民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则稍复杂一些，从图2的结果可见，贫困群体对“失业”、“贫富差距大”、“贫穷”、“缺水”、“用电困难”等问题的判断较非贫困群体为高，但对“犯罪”、“干部腐败”、“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感知不如非贫困群体。“失业”是城镇贫困群体认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他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依次为“贫富差距大”和“贫穷”。以上结果似乎说明，贫困群体总体而言对社会问题的感知更为敏锐，更可能认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生存有直接关系的社会问题，如贫穷、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等更是如此。相比较而言，非贫困群体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更可能关注如官员腐败、环境污染之类与自己生活关系不那么密切的问题。
四、小结与建议 本文根据大规模社会调查的结果，对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现状进行了描述，概括分析了贫困人口的构成及群体特征，并讨论了与贫困现象伴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构成和就业状况可以看出，贫困群体的就业活动特征是单一依赖于农业生产，因此可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民就业的多元化将是缓解农村贫困的有效途径。
（2）各级政府近年来为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所做的工作已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贫困群体通水、通电，特别是通路情况以及对教育、医疗设施的可及性虽然仍有需改进之处，但相对而言与非贫困群体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可以预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今后的扶贫工作的直接作用可能会逐渐减弱，但它仍可能通过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拉动消费等方式间接地推动扶贫工作。
（3）贫困人口常常表现出教育水平较低、健康较差的特征，提高他们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是帮助其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由于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刚性”特征，近年来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对于贫困群体造成了尤其沉重的负担，不仅出现了“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了“因教致贫”的社会现象。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为贫困群体提供可及的基础设施，更要注重为他们提供可及的公共服务，使他们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摆脱贫困的机会。
（4）从调查结果看，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存在覆盖面过窄、保障水平过低、针对性不够等诸多问题，这使得社会保障这张“社会安全网”无法起到底线保障、兜住所有贫困人口的作用。这应该是未来农村和城镇扶贫工作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5）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的贫困群体有固化的趋势，这对于社会稳定和谐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政府及社会应努力为贫困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使贫困不至于成为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固定特征，甚至一代代传递下去。
（6）贫困群体对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更为敏感，这有可能会影响其态度和社会行为，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应加强对贫困群体心理、态度及行为倾向的调查研究，掌握其变动趋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预防社会冲突和极端事件的发生。（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赵延东 张化枫 邓大胜）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儿童及成人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
1、儿童在校率相对较低。2005年全国农村7-15岁儿童在校率为97.2%。农户的经济状况与儿童在校率密切相关，贫困农户儿童入学率最低，低收入户稍好。2005年，贫困农户7-15岁儿童入学率为90.1%，低收入农户为95.5%。
2、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文盲率仍然较高。2005年全国农村16岁以上成人文盲率为9.9%，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15-24岁青年文盲率为1.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但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文盲率仍然较高。分别为22.5%和18.9%；其中15-24岁青年文盲率分别为5.2%和3.7%。
3、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动力较少。2005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0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而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5年和6.8年。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较低，全国为13.7%，贫困和低收入户更低，分别为6.5%和5.6%。
4、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比重提高。2005年农村劳动力中有20.2%的人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比上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贫困和低收入户中的劳动力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比重稍低，分别为12.7%和12.6%。其中，55.4%和55.6%的贫困和低收入劳动力所接受的专业技术培训是由政府组织的，而全国的平均数据为34.7%。
第二篇：中国城乡居民养老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状况调查报告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已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也日渐严重。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逐渐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如今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严重制约了养老保障制度在农村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便正式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国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大批劳动力进城务工、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传统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变迁等社会现实，使得传统家庭养老受到极大的挑战。同时，我国农村公共福利产品供给不公、农村养老机制发育不全等问题使农村养老问题更为严峻。因此，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保证农村老年人福利供给，解决农村养老困境，便成为保证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
一、目前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现状分析
对于农村养老,人们一般都认为,有儿女的老人由儿女家庭赡养,没儿女的作为五保户也由当地村庄集体供养,好像他们没有养老的后顾之忧。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生于农村,对农村老人养老状况比较了解,而且近两年在山西贫困地区做过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在当代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的矛盾变得愈发尖锐起来,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农村老年人赖以养老的主要模式受到挑战。勿庸讳言,家庭养老依然是现阶段我国养老的基本模式。但从现实社会及调查材料看,它已不能承担所有的养老任务,正受到来自于计划生育政策和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共同引发的人口结构老龄化、家庭结构核心化等严峻挑战,也就是说,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正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困惑。
1.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拥有子女人数减少,即家庭人口小型化,从而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不如城市取得的成效大,但其拥有的子女数也大大下降,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的比例上升,家庭供养老人的功能逐渐削弱。过去一般是一对夫妇供养一对老人,现在乃至今后一般是一对夫妇供养两对及两对以上老人,不仅财力上难以支付,而且精力上力不从心,靠儿养老的传统模式逐渐改变。
2.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的“空巢家庭”越来越多,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需要承担劳务和家务的双重劳动,子女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打工在外难以较好实现。为了改变生活和摆脱贫困的处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年轻人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大量向城市流动,进行务工和经商。留守在农村的大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绝大多数老人的生活要靠自己,处于自养状态,同时还要承担照料下一代和从事农活等体力劳动。这些常年在外拼搏的打工者,生活艰辛。收入较好的尚能给家中老人寄些生活费,许多打工者仅能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有的甚至自顾不暇,没有力量顾及老人。在临县我们看到,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大多是自己养活自己,活到老干到老,是许多农村老年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一旦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因无固定收入,生活风险和困难程度均高于城镇老人。
3.农村老年人自养能力较低。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较低,一年辛苦下来,除了必要的开支已所剩无几,特别是不发达的农村收入更低;二是
给孩子成家和盖房子是农村人的最大开支,许多家庭把多年积蓄花光,甚至还背上外债;三是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农村老年人在劳动年龄阶段创造的财产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子女婚嫁及家庭投资,而不是靠自己的储蓄来养老。因此,到了老年,经济上只能依赖子女,由于代际之间经济交流存在严重的不平等,老年人的赡养费用远远低于供养子女的费用。
(二)农村社会福利、政府救济和低保投入严重不足,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基本处在社会经济保障体系之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广大农村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群体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他们身上体现不
够。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
(三)社区养老机制薄弱。第一，从整体上讲，老年服务体系不健全，仍属空档。最具有代表性的敬老院不仅不普及，而且现有的许多还只是供参观用的“展品”。适合老年人活动的场所等没有建立，甚至许多农村还根本没有这种意识，一切都还由家庭承担。这种服务体系很难满足农村老年人和“空巢老人”的生活要求。第二，缺乏法律的权威性和保护。先行农村社区建立程序不明确，既没有专门机构，也没有形成制度，使家庭养老的引导和监督不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子女的不孝导致的赡养案件日渐增多，致使农村“空巢老人”的权益得不到维护。
二、完善农村养老的建议对策
（一）建立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政府应以农村初保为基础，以合作医疗为保障，建立起点高、标准规范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一是重点解决好农村特困五保老人的医疗问题。对无资金来源、生活困难的五保老人应实行免费就医，对有一定资金来源和基本生活保障的五保老人的就医问题，按一定的比例进行补贴，费用来源由市县乡镇“三级”财政承担，该项费用由民政部门监批，专款专用。二是适当提高合作医疗的范围和大病救助的标准，将农村困难老人常见的慢性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就个人住院小额医药费免交、大额部分按制度规定执行。加大农村老年人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大力宣传国家有关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提高全社会的守法意识与公德意识。司法部门对农村涉老案件应优先审理、从速结案、重点执行。对虐待老年人、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要依法惩戒。对侵害老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公安部门要及时介入，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建立健全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把老年人维权工作落到实处。要加强基层老龄工作，培育村级老年协会，使有自养能力的老人做到自我管理，对不能自理的老人和百岁老年人（可含90周岁以上）定期给予生活补贴。
（二）为养老营造社会环境
地方基层党的组织要经常性、规范性、有计划地开展敬老个人、家庭评比活动，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环境。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不断提高五保供养标准。可由市、县财政分摊。建立健全农村老年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特困农村老年人社会救助制度。将老龄工作纳入县目标考核范围，加大财力投入，使老龄工作落到实处。积极开展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帮助老年人提高生活和健康质量，使老年人身心愉快地生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度过幸福的晚年。
（三）加强传统道德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
道德调控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软性约束机制，是借助于社会舆论来发挥作用的，它能够使人们为自己符合道德的行为而自豪，为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耻，并及时纠正。家庭道德作为处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提供了分辨家庭问题是非的客观标准。个人如果将其内化，它就成了支撑行为的内在需要。
（四）要加强舆论宣传
教育青年农民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尊老、爱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农村中人们活动空间同村,时间同步,彼此之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都很强。这就决定了社会舆论在村民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一般都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议论。因此广泛开展多种丰富多彩的道德建设活动，如评选“好儿媳”、“文明家庭”等活动，树立先进典型，从而创造一个孝敬老人和谐舆论氛围。
（五）政府给予帮助
政府应对有老人的家庭实施倾斜政策，对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这不仅是一种激励手段，更是履行国家职责的必然要求。首先，政府可以考虑根据农村老人的数目和年龄，在经济上提供一定的养老物质资助，尤其要注意
那些有高龄老人的贫穷家庭。鉴于中国目前财政经费有限的现状，可以考虑用实物补助代替现金发放，如补助粮食、盐、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此外，对赡养年迈父母的家庭，可给予优先使用社会服务设施的特权，如对其中低收入家庭，从经济上给予一定补贴，对其中高收入家庭，可减免一定的税收。凡与老人合住的家庭，住房面积可适当放宽，对家庭住房紧张的要优先优惠划拨住宅基地，使老人居有其屋。
三、总结
在此次调查活动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信息，我们第五组在指定任务外还另外走访了两个村，完成了预期的调查报告表。我们调查的课题是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实施状况。被调查者的年龄基本在45岁以上，而农村的青壮年大多都因为维持生计外出务工了。对于农村养老保险这个国家政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通过村委会宣传、村民的相互信息传递、以及媒体等途径，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绝大多参加了新农保，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将自己未来的养老保障寄托在新农保上。对于这种养老方式，他们觉得非常放心，充分信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过，虽然现在农村生活状况有所提高，但消费水平也在日益增长，他们支付日常开支后剩余的钱已屈指可数。通过调查发现，我们所调查的区域——平江县三市镇所有农村人口，他们的养老保险金一般都是每年交一百元。
农民非常感谢政府对他们的关心，认为有国家政策作保障，对自己日后的养老非常放心。但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现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的飞速上涨，尽管由前几年的每月55元的养老金提高到去年的65元的补贴，但也只能略微解决一点点养老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有物价生活水平下的贫困状况。农民认为政府不差钱，还是希望国家能加大补贴力度。
调查中也发现，还有极少数的农民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原因是他们对政策根本不了解或不甚了解，这说明基层政府对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还是不够。但经过我们一番宣传过后，他们还是表示非常愿意参加新农保。
几经辗转调查过后，我们发现新农保在农村已经基本普遍，人们对这种养老方式非常满意，对国家政策十分感激，但还是希望国家能加大补贴力度，大大解决养老问题。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非常看好这种新农保的前景，同时也希望农民的养老问题能尽早得到解决!
第三篇：中国城乡居民养老状况调查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状况调查报告
院系年级：电气工程系2009级
专业班级：电子信息工程电信S2009-5班
姓名：丘银昌
学号:05 号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状况社会调查报告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从胡总上台之后推出了一系列富农、安农的政策，虽然如此但为什么国内消费水平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呢，教育、医疗、官司是大家心中一个共同的纠结。要使国内消费能够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那么城乡居民养老状况就间接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下面是近年我国城乡居民养老状况社会调查情况：
一、目前国内养老保障制度成就：
1.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初步建立：
随着我国经济近若干年来的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也发展迅速，制度建设上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初步形成。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3206万人，比上年底增加3059万人。现在养老保障体系正在快速发展和推进，已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养老保障网。
2.城乡居民对于养老保障的满意度有所上升：
根据我们这次2011年的全国调查结果，城乡居民对政府养老保障工作的满意度明显上升，小城镇居民的满意度超过城市居民，但是实际上小城镇居民享有的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城市居民中，基本养老保险在75%以上，而小城镇居民中拥有比例最高的仅为46.1%。
3.一定比例的农民工享有了社会养老保障：
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也一直广为关注。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农民工参加的养老保障制度比较多样化。在养老方面，他们参加的保险既包括城镇养老保险，也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镇还是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都覆盖了一定比例的农民工，虽然与非农户口的就业者相比，他们享有的养老保障待遇还不是很高，但是覆盖面有明显提高。
二、目前存在的不足：
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应对经济波动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迁移流动的加快、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等等，都要求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加快完善。
1.养老保险尤其是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急待提高 ：
养老保障一直是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家庭保障功能逐渐弱化，传统的家庭代际养老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城乡居民对城乡养老保险及相关服务的需求快速提升。在本次调查中，养老保障问题在调查的18个社会问题中排在第7位，18%的居民认为养老保障问题是我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程度，也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从本次调查来看，认为养老等社会保障“比较公平”和“很公平”的刚刚超过一半，为50.4%，还有接近40%的居民认为“很不公平”或“不大公平”。从国家统计局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4%，50~59岁的人口也占到13.94%，所以解决好养老保障问题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策略。根据2008年的调查，接近1/3的家庭中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其中有一个老人的家庭占18%，两个老年人的家庭超过13%；从家庭人口数来看，在所有的一人户家庭中，35.2%的一人户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有的两人户家庭中，两个60岁以上老年人的占三分之一。而从收入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家中老年人数越多，家庭年人均收入越低。从2004年开始，国家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每人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奖励扶助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奖励扶助制度的实施在农民中引起极大反响，但这一政策是面向计生户的，到2006年，共有134.7万人受惠，目前覆盖面还相对有限。因此，在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加快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扩大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需要着重予以考虑。
2.要完善非公有制企业和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根据2008年的调查，目前社会养老保障的享有状况，仍与就业单位的性质有紧密的关联，公有制单位比非公有制单位的社会保障程度要高很多。调查数据显示，在目前就业的18~60岁的人口中，就职于公有制机构和三资企业的人员，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较高。比如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单位，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都在60%~80%之间，三资企业也接近60%，但在私营企业中，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享有的比例只有33%，就业于个体机构和没有固定单位的人员，享有城镇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17%左右。还有一类是没有单位者，这部分包括自由职业、做散工等无固定单位者，与个体工商户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基本一样，都在17%左右。
3、目前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养老保障的交叉和管理混乱，使参保人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奔走于各个单位才能在一系列的程序办理后拿到自己应有的福利。
4.参保人群的年龄老化问题需警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居民的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老龄人口绝对量在快速增加，居民家庭的老年抚养系数提高，社会用于老龄人口的养老保障的负担也因此而增加，社会保障参保人员的年龄结构也逐渐向老龄化过渡，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必须及早对参保人员结构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数据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参保的在职职工与离退休职工的比例是5.4:1，到90年代中期上升到4:1，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为 3.06:1。本次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中，基本的趋势是，越是年龄大的年龄组，社会保障的参保率就越高，社会保障的参保率随年龄的降低而递减，特别是50岁以上年龄组的参保率明显高于50岁以下年龄组。这意味着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逐渐提高，一旦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将会直接影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及作用发挥。
三、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
在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和新兴国家面临通胀压力的大背景下，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普遍共识。而未来养老成本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储蓄，抑制了正常的消费支出，只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才能促进个人消费。近几年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通过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使更多的家庭具有了规避生活风险的能力。而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消除家庭正常消费的后顾之忧，才能稳定消费预期，坚定家庭居民的消费信心，使居民放心消费，从而扩大内需。
1.进一步巩固发展成果，切实提高保障能力。
经过几年的努力，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但是还需要继续努力，巩固这一成果。尤其是实行缴一年费保一年的险种，还需要增加吸引力，一方面提高保障水平，使参
保群众切实受益，另一方面建立连续缴费参保的激励机制，通过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增加居民社保基金的支出能力，达到保险“大数法则”的要求，促进社会养老保障事业健康发展。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提高各项社会养老保障政策的知晓率。调查发现，很多参加各种类别养老保险的居民都有超过15%的人不知道报销的比例，说明在扩大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面的同时，还需要更细致的工作，使居民了解参加养老保险后可以获得的利益，这样一方面解决看养老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使养老保障体系能够保持良好的运行态势。另外，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管理服务对象不断增多，社会养老保障经办管理服务任务日益繁重。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提升服务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参保人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2.加快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减轻居民养老负担
我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主要是根据城镇和农村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来设计、管理和运行的，城乡二元特征明显。城镇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框架基本确立之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应该摆上政策议事日程。农民最渴望解决的养老、医疗问题，在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后，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而各地自行组织开展的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有力指导和扶持。目前在相当一部分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把解决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作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全国10%左右的县(市)，这对推进农村养老工作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关注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较低，除其自身的保险意识较弱和缺乏主动性外，用人单位受利益驱动不愿参保，现行制度不太适合农民工就业实际状况，转移接续不顺畅，执法力量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结合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下一步目标，对城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要统筹考虑，特别是设计一套衔接城乡的符合农民工流动特点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全国性统一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4.扩大参保覆盖面，改善参保人群的年龄结构
参保人群的老化问题要求我们必须优化参保结构，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来扩大参保人群，将参保范围从原来的城镇职工扩大到全社会，设计出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项目来适应不同层次的人群，使更多的人可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扩大在职人员和年轻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比例，使参保人员年龄结构进一步优化，延缓参保人员结构老龄化的进程。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2009年对于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建设又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年伊始，保险法草案、新医改方案、事业单位养老保障改革、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试点酝酿出台。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快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推进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同时多渠道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要求地方财政也要加大投入，这些都表明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可以肯定地是，随着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不断加大力度、扩大覆盖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从中受益，对于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在经济面临困难，财政收入增长受阻，各方面又都需要巨大投入的情况下，更要注意保持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正常发展，因为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才能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才能实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
5.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在全面推广和实施的同时还要大力进行宣传和教育，促进广大群众的参保意识。
养老问题是全球一个普遍头痛的事，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的同时更是一个人口老年化严重的国度。由于人口基数大，目前老年人数量庞大。据全国老龄办2010年7月13日在京发布《２００９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２００９年，我国８０岁以上
高龄老年人口达到１８９９万，今后每年以１００万速度增加，“十二五”期间将超过２６００万。与此同时，我国城乡老年空巢家庭超过５０％，部分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达到７０％，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老年空巢家庭将进一步增多。而且老年化速度还在逐步加快，在我国还未实现现代化之前就提前进入老年社会，出现未富先老的困境。这无疑是对我国全面健康稳定发展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6.在养老体系快速建设的同时必须着重抓就业率和发展，只有在有稳定、可靠的收入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养老，不然一切都是个空想。增加就业岗位、创造就业机会刻不容缓。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西部大开发以及各种大型工程项目中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也能创造大量的岗位。要养老就必须要有收入而要先富就要先修路。例如在西北，第二亚欧大路桥横贯我国，是欧洲、中亚、东亚乃至西太平洋的交通运输枢纽，交通便利就可以带来一系列的机遇:如旅游、餐饮、物流基地等等，同时也方便了当地人到外地去发展。简直整个交通线就是一个经济流域。现在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地区不仅人口众多也是当今世界发展速度快速的国家和地区更是我国的邻邦，这一切都为我国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和市场。加快与他们的交通建设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也能加快与之相邻的地区和辐射地带的经济发展，也是我国睦邻、安邻、富临的政策，当然也有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那么发展起来就更是一帆风顺了，而有了发展养老问题就有了出路有了保障。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养老状况不容乐观而且仍在加剧，覆盖率低、待遇水平低、参保意识不强，农村尤为严重。传统的家庭赡养老人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社会养老的压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内的消费、进而抑制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小到影响一个家庭的经济收支，大到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大局、发展大局。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能够促进发展而良好的国内环境能够稳定发展而良好的发展就能更好保障养老。发展是硬道理！
第四篇：某村贫困状况调查报告
XX 村贫困状况调查报告
按照市实践办的部署要求[①]，为了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了解和掌握教育实践联系点（xx 镇芹洋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一步帮助芹洋村摆脱贫困，从 20xx 年 3月上旬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 xx6 次带领市直有关部门及人大机关干部深入该村“蹲点”调研。期间，先后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调查 68 人次，采取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问卷调查、公开征集意见、参与接访等调研方式，听取了 xx 镇领导干部及芹洋村两委班子的工作汇报，查阅调查该村的档案资料，走访农户 138 户 456 人，取得了一手资料，详细了解芹洋村的贫困现状。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芹洋村位于 xx 镇西部，下辖芹洋主村和长林自然村。年平均气温 19.6℃，年均降雨量 1566 毫米，年无霜期 285 天，适宜多种粮食和经济作物生长。
全村共有 436 户 1837 人，男性 998 人，女性 839 人。其中，芹洋主村 298 户 1227 人，长林自然村 168 户 610 人；少数民族28 户 91 人，占 4.9%；党员 32 名，其中女党员 5 名；共有 16 个村民小组，劳动力 1212 人（在外打工 786 人，占主劳力的 64.9%）；现有初级小学 1 所，教师 1 名，在校学生 18 名，村级农家书屋1 个，无村级卫生室。全村目前共有各类在读学生 157 名。其中，本科及以上 13 名，高中生 22 名，初中生 36 名，小学生 86 名（含
本村在校生）。
芹洋村有水田面积 1293 亩，山地面积 1206 亩，林地面积7010 亩。现有农民经济合作社 6 家，农业公司 2 家，主要种植脐橙、红肉蜜柚、紫薯、大华李、葡萄等农作物。2013 年，该村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村集体因投资村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负债1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865元，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②]低 4796 元。其中，全村高于市人均收入的有 36 户 198 人，占10.8%；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有 400 户 1639 人，占 89.2%。目前，全村共有低保户 23 户 63 人，五保户 15 户，残疾人 45 人，其中三级残疾 xx 人，二级残疾以上 31 人。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村级组织薄弱，村主干素质偏低。村两委班子在群众中威信不高，缺乏凝聚力和感召力，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对发展村集体经济思路不够清晰，规划性较弱，方向不明确。全村 15 名村干中仅有 5 名村干部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其中大专学历的 1 名。村干个人致富能力弱，虽然有干事的热情，但是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和破解难题的能力，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存在“等、靠、要”思想。同时，村主干对党和政府的各项惠农政策没有吃透，不了解政策、不懂政策，更谈不上运用政策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如，种植大户王寿生从 2010 年开始先后投入资金 100 多万元租用土地 300 多亩种植柑橘等水果，并成立了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但至今为止未向上级争取过帮扶资金，导
致资本资金周转困难，项目成本和风险不断增大。其原因是村主干政策意识薄弱，没有掌握好政策，更没有积极地向群众宣传政策、帮助群众争取资金扶持，使惠农政策在“最后一公里”掉了链子，在群众发展生产的关键时刻“贻误战机”。
二是剩余劳动力闲置，土地分配不合理。目前，芹洋村在村人口 650 多人，大部分是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由于没有专业技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等因素，这一部分年长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城镇务工或从事其他行业，造成劳动力严重浪费。由于历史原因，芹洋村没有制定村规民约，土地没有随着人口的变化得到合理分配和流转，特别是在五保户的赡养问题上，村委没有与五保户签订抚养协议，导致在五保户死亡后遗留下的土地村集体无法收回，而是被其亲属长期占有，这种情况下村委也没有按照《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向其亲属要求扣回“五保”费用，集体资产流失比较严重。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多，部分土地长期荒废，在村的部分群众又因为土地少无法发展生产，出现“人多地少”的情况，严重挫伤了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三是学校布局不科学，儿童上学成本高。芹洋村原有一所完全小学，可辐射华岩、周家山、瓜溪等周边村庄，鼎盛时期有学生 260 多人。随着农村教育改革“撤点并校”政策实施，根据xx 中心校的布局调整，芹洋村级小学被撤并成初小校，只剩下幼儿园、一至二年级学生在本村就读。目前，配备 1 名老师，有18 名的学生（其中 12 名为学前儿童），教师同时跨年段、跨学
科进行教学。而 xx 镇在院前、磻溪（两村相距不足 2 公里）设立了 2 所完全小学。芹洋村适龄儿童每天要独立乘坐公交车往返于 6-8 公里外的上洋小学或磻溪小学就读，群众怨声载道、反映强烈。为此，很多群众都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到罗江、赛岐以及城区小学就读，顺便外出打工。这种因孩子念书问题被迫外出打工的家庭占外出人口的 35.4%。由于外出生活成本较高，收入反而不如在家务农，严重加大了这些家庭的生活负担。
四是农业发展滞后，村民小额信贷难。由于芹洋村群众大部分采用传统农业种植方式，农户普遍采用小规模分散式种植传统农作物，农业结构调整难度大，现代农业发展缓慢。村中只有 5户从事规模种养殖和现代设施种养殖的大户，村集体也无固定的经济来源和经济实体，农业产业结构整体仍然处于低层次的传统农业阶段。一些家庭有劳力，也很勤劳，但由于缺文化、缺技术、缺资金、不善经营，劳动成果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尽管近几年，党委政府在政策上对农村贫困地区给予了极大扶持，但因村级经济底子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还是难以满足贫困户发展生产的需要。同时，银行部门没有将惠农政策落实到实处，甚至违出现规操作惠农资金的现象。如计生部门对计生三户提供期限为 3年的 2 万元贴息贷款，部分群众申请后，信用社要求花费 8000元购买指定的基金等金融产品才能予以放款，加上免息贷款程序多、手续杂，严重影响群众申请小额贷款帮扶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由于农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门属条块管理，其系统有自行规定，如
部分金融部门在提供贷款时，要求至少要有 1 名公职人员为农民担保，无形中增加了农民小额贷款的难度。
五是低保政策执行不规范，残疾保障金发放不及时。芹洋村目前有低保户 23 户 63 人，五保户 15 户，残疾人 45 人。这部分群众基本无劳动能力，生活主要依靠政府、社会和亲属的救济。调研发现，芹洋村部分低保户生活水平明显不符合低保标准却依然享受低保政策，而部分生活困难的群众却无法享受到低保政策，生活得不到有效保障。如：低保户王明花育有 3 女，均已出嫁，其 2006 年起开始享受低保补贴。据了解，王明花目前生活水平已高出村人均收入，且盖有一栋占地面积 200 多平方米的新房，不属于低保范围；村民詹光增（党员），从芹洋村原来的东北洋自然村迁入芹洋主村。目前无住房、无耕地，育有 1 孩，现就读福安一中高一，家庭基本无经济收入，至今仍未享受到低保补贴。同时，在调研走访中，许多残疾人反映去年开始没有领到残疾人保障金。据了解有关部门，2013 年，全市残疾人保障金共需 500 多万元，市财政没有按预算拨付到位。
三、对策建议 市人大机关通过进村入户蹲点实地调查，不仅了解到芹洋村群众当前所面临的生产生活困难，更看到了村民在新形势下的那种潜在的动力和积极参与的巨大热情，特别是在市挂钩领导、挂钩单位的指导下，村两委正在谋划发展村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思路。在下一步对口帮扶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认真落实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责任制，以发展求脱贫，以项目求带动，以就业求实效，动员社会各方力量，促进芹洋村协调发展，着力改善芹洋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芹洋脱贫致富步伐。
㈠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提高村干引领能力。要不断提高村级组织的领导能力，加强现任村级“两委”成员培训教育，着力提高村干部特别是村主干的的政治素质、政策意识、文化水平，增强村“两委”班子的凝聚力、号召力。下半年，要采取“走出去”的办法，组织到穆云溪塔村、晓阳镇恩辉农博园等农业示范基地参观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理清工作思路，提升班子成员的素质和创业技能，切实解决“两委”班子思想不解放、不善于创新、不了解党的政策、不敢干、不能干、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能力不强的问题。要发挥“下派干部”驻村指导作用[③]，积极开展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创建活动，实施农村“168”党建工作机制，推行“六要”群众工作法，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推行“6321”工作规则，健全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推动基层组织阵地建设。要建立健全村干部的培养和激励机制，把有热情、素质高、能干事的能人发展到党员队伍中，改善村干部队伍结构，提高村班子整体素质，保障村级领导班子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小组和本村各级人大代表的作用，使村民代表小组和人大代表通过监督、引导、带头、示范，带动更多的群
众参与芹洋村经济社会发展事业。
㈡大力实施“瞄准式”扶贫，开展“双到”工程计划。在芹洋村这样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贫困村，面对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女性化的现实。对确认的农村贫困人口，根据致贫原因分类制定政策实行差异化扶持，做到扶持规划到户，扶持项目实施到户，扶持资金落实兑现到户。对低保人口[④]，加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根据其收入状况分别确定享受低保的标准。对有开发能力低保人口和非低保贫困人口，享受扶贫开发有关政策，在产业扶贫、小额信贷扶贫、贫困村资金互助会入股、贫困助学、技能培训、贷款担保、住房改造和扶贫移民等方面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积极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与带动农户脱贫有机结合的方式，解决村级集体收入来源，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带动产业发展，实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㈢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切实提高教学质量。扶贫先扶教。通过调查，仅芹洋村因孩子就学的因素家长外出打工的比例达到三成以上，周边村庄类似情况的所占比例更高，成为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建议教育部门对芹洋村周边学校布局重新进行调整，支持芹洋村恢复开办完全小学，服务半径辐射到周边的华岩、周家山、瓜溪、吉坑、岭头等 5 个行政村的适龄儿童，解决“就学难”问题。要支山区教育，加大对教育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大力保障就读学生的饮食、住宿、学习、交通等条件，按照师生比例配备足额教师，对不同学龄的儿童进行分年级式教育，彻底改变芹
洋村“复式”教学的落后现状。
㈣突出产业扶贫开发，推进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农业仍是贫困村的主导产业，要因地制宜，立足当地资源，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找准增收门路。目前芹洋村要重点发展 1-2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借鉴潭头镇柯洋村“公司+合作社+农户”，及晓阳镇恩辉农博园“自建自管、我建他管、他建他管”的模式，引导群众采取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形式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确保全村群众都能享受到芹洋村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要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积极引进有实力、规模大、管理规范的企业合作，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农业和林下经济，在充分考虑短、中、长期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引进适合该村的农产品，充分挖掘农业效益，提高农业附加值。政府有关部门要帮助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妇女小额贷款、计生三户贷款等惠农资金政策的扶持力度，有效引导群众融资集资，解决发展资金不足、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
㈤严格执行保障标准，落实项目捆绑资金。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要把好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审批关，对不符合条件申请标准的群众，严把审批关；对已经不符合享受标准的群众，强制取消其领取资格。尤其是村委会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低保申报程序，对不属于低保范围的群众，要积极做好思想工作，使其主动将补助名额让与其他更困难的群众。要积极向党员群众宣传困难党员建房补助、旧村复垦等党和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充分利用好扶
贫政策，争取项目扶贫资金，帮助困难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市财政、民政、残联等部门要规范残疾人保障金的发放，确保每一名符合领取标准的残疾人都能及时足额领取补助金，有关部门要对补助金发放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行为及时进行整改，落实相关责任，切实保障残疾人士的基本生活。
第五篇：贫困大学生的校园生存状况
贫困大学生的校园生存状况
【内容摘要】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和收费制度改革的全面实施，贫困大学生的比例也逐年上升。由于经济上的拮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不仅受到了影响,而且面临的心理压力比其他学生要大得多。
【关键词】贫困 大学生 压力 调查
随着高校招生的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然也包括在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苦苦奋斗的贫困生们，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只有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才是唯一的出路，才能最终改变他们的命运。那么这些贫困的大学生是如何在大学校园生存的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生活。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笔者对宁波大红鹰学院基础学院不同专业的贫困生们进行随机性匿名问卷调查和访谈。接受调查共50人，平均年龄21.6岁，都为大一年级学生。
2.方法:一是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内容是根据贫困生日常生活的收入与支出、课余时间利用等的相关情况自行设计，经反复修改后形成，问卷题型主要采用选择题的形式。本次调查共收回问卷发25份，有效问卷20份；二是访谈的方式随机选择了愿意接受访问的贫困生15人.二种形式形成互补，相互促进，使我们的研究更具客观性。
3.资料处理：全部原始数据与资料采用EXEL2003和WORD2003进行分析和统计。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贫困生的月生活费约为普通学生的二分之一,甚至更低。他们在生活上大多比较拮据，不得不时刻限制着自己生活上各个方面的花费。调查显示：有20%的贫困大学生生活困难，只能靠勤工俭学勉强维持；有70%的贫困大学生生活紧张，手中的钱必须用心的计划；还有10%的贫困大学生生活特别困难,很难支付高额的学费，无法维持。很大一部分贫困大学生承受着家庭经济困难的压力。还有很大部分贫困大学生承受着考试不理想的压力和怕与同学谈论钱方面事情的压力。
2.在课余时间的安排上，有60%的贫困生的业余活动是勤工俭学；有30%的贫困生的业余活动是学习，只有10%贫困生有休闲、娱乐活动。勤工俭学的工作主要是在校内勤工俭学，比如在食堂收餐盘，在图书馆整理书籍，在教学楼打扫卫生，还有部分男生为宿舍楼送矿泉水等等。还有部分贫困生在双休日为学校附近的学生做家教补课，或者是在超市做服务员等等。
三、结论
1.贫困大学生为了学费和生计，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外出打工挣钱。而挣钱只是为了解决吃饭、补贴学费等基本生活问题。根本谈不上外出游玩或进行自我形象建设等。大部分的贫困生基本不外出逛街购物，也很少买衣服。对于那些贫困的女大学生来说，更加谈不上买化妆品。
2.对于这些贫困的大学生来说，消费压力的存在，不仅仅直接影响其心理状况，而且影响其大学学业的顺利完成。在被调查的50人当中，有35人感觉到很大的消费压力，由此可认为大部分的贫困大学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3.贫困生们因为消费能力有限，他们日用的资金来源除了家里提供之外，还有国家、社会资助和勤工俭学等途径。正因为他们的钱得来不易，所以他们会对生活的各种开支精打细算。他们主要的花费在于饮食、生活用品和学习充电方面。
四、对策与建议
1.全方位、立体化扶贫助困。建立较完善的贫困生经济资助的政策体系，在学校设立各种形式的奖学金，用来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习优秀的学生，把贫困生列为重点奖励对象；在校学生展开的各种助学贷款，用于帮助贫困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日常生活费；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生活的前提下，让他们通过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获取一定的报酬；对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补助，即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区别情况减收或免收学费。
2.注重交流，积极引导。积极和贫困学生进行沟通，对贫困学生进行引导教育，并向其班主任、院校领导等交流情况和意见。充分发挥管理工作者的管理育人作用。在管理过程中不能有歧视行为，在态度上、言谈上都要特别注意。在管理过程中要服务到位，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照顾，并且要注意和贫困学生接触，和他们交流思想，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何结南、陆汉文.“九十年代大学生消费研究述评”.《青年研究》,1999,4.[2]张建卫.特困大学生的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4).[3]王幼芳.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调查及改革的思考〔J〕.青年研究,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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