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伤逝》研究[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伤逝》研究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伤逝》研究

摘要：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历史中，妇女始终被当做男权制度化的附属品，男权意识象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妇女的精神与肉体。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受重重阻力，发展非常缓慢。进入二十一世纪，在新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封建残余思想有所抬头，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在加重，两性平等的认识被歪曲，女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与误导，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表面上看，《伤逝》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深刻认识，里面包含着鲁迅先生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反省，这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主义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伤逝；女性主义；男权思想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研究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渐紧密,国外的各种文化思潮也进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学科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尤为突出，其经历了一个从单纯的理论认知，到理论创建，最终在实践中逐渐中国本土文化的痛苦融合过程。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妇女始终被当做男权制度化的附属品，男权意识象无形的枷锁,禁锢着妇女的精神与肉体。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男权特征,成为女权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增加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难度。

严重的男权思想，也使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存与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的产生巨大差异,并在叙事方式、文体特征、性别意识以及情感世界等，都形成独特的特质。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关注和发掘不够，这无疑限制女性文学的影响了，因此，需要逐步的加以解决。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女性的觉醒，不仅仅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对自由的勇敢追求就能实现。《伤逝》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认识，还有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深入分析鲁迅对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性别平等的解读，以及《伤逝》对近、现代中国女性爱情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伤逝》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认识对和谐社会建设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实意义。

2、研究目的与意义

“五.四”时期，女权主义运动传入中国，为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封建大国的妇女展示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但是，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禁锢下，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遭受重重阻力，发展非常缓慢。近百年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思维更注重于现实的需要与实际利益的争取，而很少从宏观上将女性主义发展与宏观的社会背景相结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规划女性主义的发展远景，这导致了女权思潮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思潮处于疏离的状态。由于过于注重务实性，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相对滞后。这也导致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诉求大 多数情况下非常温和，甚至卑微，在潜意识中承认男权制，只求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或希望引起男权的注意或重视，从主观上已经放弃了两性平等的追求。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篇爱情题材小说，九十年前，鲁迅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女性的觉醒，不仅仅是依靠女性自身的独立意识与对自由的勇敢追求就能实现。女性在爱情婚姻中的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只有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解放的环境下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人格独立，必须建立在女性获得相应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基础上，才可能拥有光明的前途。也就是说，妇女解放的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时期的女性主义在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如何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就成为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致力于妇女的思想解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妇女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全面的保障。但是，在中国经济取得重大发展的历史变革时期，封建残余思想也有所抬头，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在加重，两性平等的认识被歪曲，女性的道德观念与价值观念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与误导，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伤逝》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悲剧的背后是鲁迅先生对当时中国女性地位的认识，还有对妇女个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这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权主义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也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两性发展提供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对《伤逝》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点，人文研究方面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一是鲁迅的爱情婚姻观；二是《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问题；三是《伤逝》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从鲁迅的爱情婚姻观角度研究。陈晓萍认为，《伤逝》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迪是:爱情婚姻的选择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爱情婚姻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女性一定要自强自立；爱情婚姻需要呵护和经营。赵淑芳认为，《伤逝》中子君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鲁迅的爱情婚姻观对后人具有教育启迪意义。马素梅指出，《伤逝》涓生与子君对爱情婚姻自由的追求，是对当时年轻学生爱情婚姻观的真实反映，因而其启迪意义更大。这些研究更多的强调了婚姻自由与婚姻基础，对女性的独立地位研究不深。

二、从《伤逝》中的爱情悲剧问题入手进行研究。和肖毅认为，《伤逝》具有超出作品文学价值本身以外的其它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雷立英、李文斌认为，鲁迅对涓生与子君爱情失败原因的探讨，引人深思。王相杰、赵海峰研究认为，造成造成子君之死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以上研究启迪大家，避免爱情悲剧的关键是，女性必须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与独立人格。

三，从《伤逝》所反映的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研究。袁德渠认为，《伤逝》反映了“五.四”时期的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只停留于政治解放层面,始终未化到社会解放层面。张虹认为，《伤逝》的悲剧说明，在一个社会资源、社会权利基本都掌握男性手里的社会中,新女性的成长无疑更加艰难,从子君的毁灭，就充分展示了旧时代女性在自我解放的道理上所面临的巨大困境,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女性意识的不断崛起与成长，才能使女性真正走向解放。洪永春认为，《伤逝》悲剧性的爱情中融入了鲁迅对“五.四”时期个性解放运动的深入思考，即爱情模式、家庭模式和双方的主观，并不是造成悲剧的主客观原因,从而警醒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造成悲剧的症结所在。研究说明了长期的封建思想枷锁的打破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就能解决掉，需要整个社会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来推进，女性思想解放是全社会的问题。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与思路

1、主要研究内容

在新时期背景下，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女性主义，遇到了很多新的发展问题，众多女性在经济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之后，精神上的需求出现了断裂，过分的物质追求使得部分女性在道德上堕落，将女性主义歪曲为“性”解放与奢侈物质生活的追求，最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伤害。本文主要从鲁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方面，深入分析鲁迅对女性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性别平等的解读，以及《伤逝》对近、现代中国女性爱情观、价值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研究《伤逝》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思想认识对和谐社会建设下中国女性发展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阅读鲁迅《伤逝》原文及鲁迅的其他作品，深入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通过相关搜索，阅读学习《伤逝》相关的研究文章，全面了解《伤逝》相关的各种学术观点及研究动向。归纳整理法。深入研读《伤逝》，查找《伤逝》相关的研究文献，阅读梳理文献，并进行归纳整理分类。

资料分析法。在分类的基础上，分别对各类文献进行深入的研读，并结合当前我国女性思想发展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

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一）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性别压迫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但女性反抗压迫、争取话语权力的努力也从未停息过，女性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就是不懈抗争的硕果之一。

中国是男权主宰社会的最古老的国家，性别压迫的传统根深蒂固。19世纪末，随着国门被打开，西学东渐，“男女平等”的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男性维新革命家，从政治远谋的发展需要出发，开启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历程与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活动。“五四”时期，以“民主”和“科学”为指导的新民主思想,展开了对传统旧文化的颠覆,其中，反封建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妇女解放。伴随妇女解放事业的开展，大批作家通过作品宣扬婚姻自主，鼓吹个性解放，中国女性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并对传统的中国女性角色定位发起了挑战，并成为新知识女青年挑战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支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又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学术界的推动下，大批国外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女性主义代表作品,被翻译并推向中国社会，为新时期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与批评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基础。到九十年代中期，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契机，并因此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此后，多个影响重大的妇女问题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得关注女性现状，研究女性问题等，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中国因此涌现出一大批有深度、有很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中国女性主义因此而走向成熟。

中国的女性主义具有自己非常突出的特色，即除了提出女男平等之外，更特别强调了女性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地位，可见，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要求起点更高。

（二）当前中国女性文学对女性独立的表现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契机，并因此与中国文化进一步融合。此后，多个影响重大的妇女问题研讨会的相继召开,使得关注女性现状、研究女性问题等，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时尚和潮流。女性作家如雨后春笋，各类女性书籍应运而生，整个中国社会中，写女性、女性写作成为一股时尚潮流。一方面，相比于八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更加强大，流派更多，并呈多元发展。另一方面，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涌现出一大批有深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研究著作。这一时期，是中国女性（指内地）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的年代，也是中国女性自觉培育性别意识的年代。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快速发展，正个社会的商品化与物欲膨胀也日益突出，这也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社会环境下，要求中国女性作家，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必须以独特的艺术眼光与智慧，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社会与女性的现实，以端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潮流的方向。这一时期，中国女性文学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话语权力来强调与发出自己的声音。女性主义也从潜隐的话语转变为公开谈论的话题。女性主义已经成为引导一批女作家从事写作的自觉意识，从而具备了文学思潮的意味。

随着女作家对社会上和文学创作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的持续深化，终于在我国出现了明确标榜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潮流，它同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女性主义批评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在女性写作不断深化的历程中，女性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创作空间和突破点，相当数量的女作家已经不再受主流文学的左右，进入了反对传统男性中心标准和价值，倡导女性权利和价值，要求自主权以及自我发现这个阶段。市场经济背景下，女性主义思潮呈多元发展，西方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也催生了中国激进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男性文化的激烈反抗，还有对男性话语的强烈背叛，最终使女性主义创作从主流文学中独立出来，为女性话语权开辟出新的空间。

三、女性主义角度下的《伤逝》批评

（一）不现实的爱情童话

《伤逝》中，因为爱情，为了纯真热烈的爱情，涓生与子君选择了私奔，脱 离了一切家族束缚，开始了一段向往自由的梦幻之旅。和普通的年轻人一样，脱离了家族束缚，意味着脱离了家族的支持，子君和涓生，一个每天操持油盐酱醋，一个外出谋划生计，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

同居开始的日子格外美好，心中有着无限的期待。可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琐碎与冲突分歧。外来的打击接踵而至，他们没有盼来所谓的安宁幸福，与最初的开始也渐行渐远了。

在实际中，子君与涓生爱的方式远没有预想中的热烈幸福。首先反映出的，是两人不同的爱情观和价值观，或者说，现实的婚姻生活，给了子君价值观不留情的改变。涓生追求的是性格志趣上的相同与契合，他期望子君成为他的精神伴侣，在茅椽蓬牖之时，也能“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这原本也是子君的追求，但现实却与理想背道而驰。在艰难与贫苦的生活中，涓生忙于抄写公文和信件，便责怪子君“不如从前幽静与体贴了”。而子君所做出的一切行为，则是在尝试着成为一个可以料理一切家事的贤妻良母。她尽心打理生活，安排涓生的日常起居，饲养油鸡和小狗，却在无形中忽视以至于放弃了与涓生之间的精神交流。她从一个让涓生认为“中国女性并不是无法可施”的新女性代表，一个敢于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样出走，离开黑暗旧家庭的人物，变成了为涓生所不齿的俗女子，逐渐在柴米油盐中渐趋庸俗，封建传统色彩的思想，也在她的价值观中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涓生希望子君能与他在精神地位上真正平等，但却做不到尊重子君；涓生对于子君的生活安排近乎嫌弃，却从未试图去帮助子君远离这种琐碎的生活。他的自私与软弱，还有对温情的吝啬，将子君越推越远，最终将他们之间的爱情送进坟墓。

子君的爱，是被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所剥夺的，而涓生的爱，则是因为子君价值观的逐渐偏离而消逝。小家庭的幸福与安宁逐渐凝固，浪漫也终于难以为继。

（二）不对等的婚姻关系

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模式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在旧中国，女性被看做是男性的附庸，男性可以为所欲为的向她们转嫁各种压力。旧中国女性的生活现状，几乎完全是依附着男性而存在，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权利把握。由于命运把握男权的受理，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被压迫中艰难挣扎。《伤逝》 6 中的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后，失去了当初主动追求爱情的积极思想，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全依赖于涓生，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回归到传统女性的角色中，把自己置身于被动的劣势地位。同居后的子君，在其身上已经看不到新女性的特色，而是像传统女性一样，遵循着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旧封建婚姻模式，将自己的生活重心与乐趣，完全寄托在涓生的身上，服侍涓生成为她生活的全部意义，而她自己对此毫无觉悟，非常满意的扮演着传统妻子的角色。本是两人一起追求爱情、平等、独立，但是，同居后的涓生，扮演的是家长的角色，而子君在涓生面前，从未开口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子君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当涓生最后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时，子君依然只有沉默，最终被涓生当沉重的包袱甩掉。沉默的子君，没有了思想，失去了尊严，她的命运，只能任由涓生摆布，最终在沉默中死去。

婚后的子君，不仅没有表现出当初追求爱情时的主动精神，反而自觉回归到封建男权文化所规定的传统女性角色中去，表现出了非常典型的传统女性弱点，这就是对男人的屈从与依附，这种完全没有自我的屈从与依附，也是造成两人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更是其人生悲剧的致命弱点。

表面上看，《伤逝》中子君的悲剧根源，是由于涓生的狠心抛弃，最终使其抑郁而终。而实质上，子君悲剧的发生，是家庭中两性关系的不对等，是中国几千年男权中心文化的残酷毒害。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压迫下，子君们丧失自我，只能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屈从与依附男人生活。

（三）缺乏社会基础的性别意识觉醒

男权为主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从根本上影响着子君的人生与生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努力争当新女性，但是，她的追求却不彻底，在爱情的维护上，没有摆脱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羁绊和束缚，最终使自己陷入沉默与绝望。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夫为妻纲”是妇女必须要遵守的社会道德准则。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女性是男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在男权面前，女性完全没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在封建伦理、封建道德的多层压迫下，女性的心理完全被奴化。

对于子君，鲁迅先生“怒其不争”的态度非常明显，他通过子君这个形象，对女性自身所表现出的麻木与愚昧进行了针砭，通过揭出其病苦，来引起社会的 7 关注，以期能唤起女性走向自我解放的勇气。子君的结局，形象地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整个社会制度不进行变革，没有政治、经济上的解放，那么，孤立女性个体对个性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是无法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的。离开政治、经济上的独立解放，所谓的妇女解放，只不过是一种主观上的幻想而已。

四、《伤逝》对中国女性爱情观与价值观的启迪与影响

（一）子君的性别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

女性对新思想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她们全都选择了与传统的女性角色彻底决裂的姿态和立场，现代女性对性别认同的不同思考，不仅是对传统而现代的复杂性的一种变现，也是对女性精神的丰富性的彰显。

五四新文化运动迫使女性开始对自身的性别认同进行思考，然而，对于女性来说，实现个体的自主独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显然比男性更多更复杂。五四思想浪潮促使女性的“人的觉醒”，也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但这并不代表着女性就能回答怎样才是“我”，或什么是“我自己”的问题。女界先锋所倡导的“男女平权”，只是被作为女人与男人争取平等地位的行为，而没有从意识上认识到，这是女性要求男人和女人一样，承担平等的责任与义务。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是将男性作为参照物，来要求性别平等，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身的价值，而没有确立一套属于女性自己、涵盖女性性别需求的价值评判体系，就注定女性在建立性别意识时，又面临一系列新的性别认同问题，使得女人追求“人”的独立过程，必将中付出更多的艰辛。“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是女人成长和发展为“人”的基础与前提。在《伤逝》中，子君以新女性为追求目标，但却没有确立自己的自立自强的标准，而是在同居后选择屈从和依附涓生，其“女性自我意识”并没有真正觉醒，这也是导致其婚姻失败、死亡的致命原因。鲁迅在《伤逝》中的潜在观点是：只是在语言上表达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并不是真生的新女性，真正的新女性，应该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及独立的生活能力。

（二）子君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独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先出现了女性一词，它的内涵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强调的正是追求个人价值、追求婚姻自主、走出封建家庭的“新女性”形象。《伤逝》中的子君一样，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们冲破“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婚姻罗网，主宰自己的婚姻大事。

在子君的理解范围内，涓生是她的爱人、丈夫，也是她的依靠，她以全部的身心来爱着涓生，维护着他们的关系。在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女性惰性心理支配下，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定的保障。她的柔顺与服从，她对涓生的“旧式”的爱，都使她不能摆脱女性的软弱与平俗，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生活与爱的自由，任将自己勇敢争取来的爱情葬送在凡俗生活的摩擦中。子君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态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想意识的出发点仍停留在男性中心范式里的女性的悲剧。

鲁迅写作《伤逝》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深刻的揭示出女性在长期封建历史下形成的思想惰性的深重。他虽然让子君无畏的说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而在婚后却又让子君选入失语，陷身于男权的罗网中；他让涓生积极主张男女平等，而又在同居生活中暴露出男权思想。鲁迅就是通过这种看似矛盾，却又非常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男女两性冲突中，展现女性觉醒的痛苦，来说明子君的悲剧，源于其女性思想并没有真正独立。

（三）两性不平等造成爱情悲剧

涓生虽然受到了新文化新运动的启蒙，追求独立，自由与平等，也努力去实现了，但这新思想显然没有进入骨髓，他的骨髓里沉淀的还是封建礼教中男性至上的观念；子君致死也没有明白 “独立平等”的真实含义。她没有自己的工作、事业和理想，爱人和家庭是她全部人生的整体。进入婚姻生活后，就和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两样了，她从来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她做出了新思想影响下的行动，却没有真正彻底的接受这些新思想，最终被爱情所遗弃。

五、结论

《伤逝》的爱情悲剧虽然带有浓重的时代烙印，但是，其对爱情的诠释即使放到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鲁迅对两性婚姻关系的诠释，对女性婚姻地位的解读，对当代青年建立健康阳光的恋爱婚姻观等，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伤逝》的主题思想告诉我们，婚姻并紧紧要以爱情为基础，更需要保持各自人格上的独立平等，并以责任和义务为纽带，在社会发展中跟上时代的 思想潮流。

参考文献

[1]陈晓萍.爱的启迪——从女性角度解读《伤逝》的爱情婚姻观[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1.[2]赵淑芳.入木的批判久远的启迪——也论《伤逝》兼及鲁迅的爱情婚姻观[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3]马素梅.真实的生活 深刻的启迪——由《伤逝》解析鲁迅的婚恋观[J].读与写旬刊, 2012.[4]和肖毅.爱情的悲剧深刻的启示--《伤逝》的婚恋历程与现实意义[J].山东青年, 2013.[5]雷立英, 李文斌.复杂的矛盾和深刻的启示——解读《伤逝》中的爱情悲剧[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6]王相杰.《伤逝》中爱情的悲剧分析[J].戏剧之家, 2015.[7]赵海峰.悲剧形象的积极意义——对《伤逝》中爱情悲剧的另一种解读[J].电影评介, 2014.[8]袁德渠.理性的关怀——从《伤逝》看鲁迅女性主义思想[J].科教导刊旬刊, 2010.[9]张虹.从《伤逝》看鲁迅对妇女问题的深刻思考[J].岁月月刊, 2012.[10]洪永春.“出走”与“回来”——从《伤逝》看鲁迅对个性解放运动的独特思考[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8.

第二篇：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看

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看《末路狂花》

杨丽琼 201011308122

《末路狂花》是一部经典的公路片或者说是女性主义的片子，片子始终贯穿一个主题，那就是女性主义。在这部电影中两个女主人公Thelma和Louise的处境、身份等都能表现出她们不平等的地位，当然，当然这是与男性相比较，而且她们代表着所有的女性。因此，从中可以看出，女性相较男性来说，地位有多么卑微。在这部影片中，每一个角色都能反映出当时女性的地位以及许多的社会现象。

首先，在电影开头的时候，两个女主人公的身份就表明了女性的社会地位:Thelma是一个家庭住妇，她在为丈夫准备早餐，而她的丈夫对妻子对他的照顾却视为理所当然，甚至是有些不耐烦，嫌弃她，他还像她炫耀地区经理的职位，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子上来嘲笑他的妻子。然后是Louise，她是餐厅的服务生，地位很低。在工作的时候她给她的朋友Thelma打电话，相约一起出去旅行。这件事到她们走了也没有告诉他们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这可以算作是她们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抗，但是Thelma在走之前还在微波炉里给她丈夫留了字条和吃的，这又一次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是男权社会。

其次，她们的旅途中，她们来到Silver Bullet酒吧，然后遇见了那个被Louise枪杀的男二号，男二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听到酒吧的女服务员对他的描述之后我们也都了解了，其实他就是一个经常玩弄女性而且有暴力倾向的男人，这在他对Thelma的粗暴行为上也能看得出来。男二号这一角色所要表现的就是在父权社会里存在的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对女性性骚扰和性暴力。这体现了对女

性的不尊重，正是因为如此，Louise才会枪杀了他。

再次，我们在片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物，那就是理解和想要帮助两位女主人公的警察Hal，不难看出他是全片中唯一一个理解女性的男性。说到男性，那就来说说片子中的那个小偷、Louise的男友、Thelma的丈夫。这三个人是父权主义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是自私、可恶的。小偷跟Thelma的那一晚目的在于骗她的钱，而Louise的男友向她求婚，只是为了满足他的占有欲而已。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满足女性的需要，可是其真实目的确实及其自私、令人憎恶的。在小偷骗走了她们的钱后，无路可走Thelma打劫了商店，这也反映出了女性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不满，做出了反抗。

最后，就是电影的结尾，电影的结尾是最具有威慑力的。警察们对Louise和Thelma穷追不舍，当走到绝路的时候，两个女主人公仍然不妥协，开着车冲了峡谷，尽管等待她们的是死亡，她们也不愿向父权社会或者说当时的社会低头，到最后一刻仍然在反抗着。而此时跑向她们的警察Hal喊出了女性的心声：女性一直受尽凌辱。我想这也是作者想说的，平等的对待女性，给予她们社会保障，保障她们的利益。

第三篇：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影片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

[摘 要] 《蒙娜丽莎的微笑》这部影片关注了当代女性生存与自我身份认同困境这一热点问题，导演迈克·尼维尔通过电影特有的光影叙事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主义先驱如何思考与践行的生活轨迹。《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表达女性自身诉求的电影，它所呈现出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即使是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这部影片对于女性如何发现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蒙娜丽莎的微笑》；女性主义；失语；觉醒；反抗

《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一部“星光熠熠”的女性电影，云集了朱莉娅·罗伯茨、斯黛尔斯、克莉斯汀以及“蝙蝠侠女友”玛姬·葛伦哈尔众多美女明星，茱莉亚·罗伯茨在这部影片中继续延续了以往美丽、智慧、独立的电影形象。故事发生在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 ——卫斯理女子学院中，而这个学院并不是单单以治学文明，而是以培养名媛淑女出名，由朱莉娅·罗伯茨饰演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沃森作为一个刚刚从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的美学博士，在大学里接受了女性自由改革的思想，她个人胸怀宏愿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满怀理想的凯瑟琳受聘来到久负盛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担任艺术史教授。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女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社会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但在上流社会女性所受到的封建思想禁锢现象仍旧非常严重，在卫斯理这座著名的女子大学里，女学生们大都来自上流社会家庭，从小接受优秀的教育，但教育的目标并不是使其个人得到良好的发展而是将她们塑造成千篇一律的上流名媛，并且以嫁入豪门做个上流贵妇为终极目标。对学院的这种腐朽教育思想令凯瑟琳无法忍受，她作为一个有理想的知识女性，力图在教育过程中散播自由种子，鼓励女学生们摆脱思想的桎梏，勇敢追寻个人理想之路。影片即以师生互动关系为主轴，讲述了女主人公凯瑟琳在女校中如何传播自由思想、如何帮助女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阻挠和挑战。

一、失 语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女性主义巨著《第二性》中给从古至今的女性做出了定位——“第二性”。相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来说，女性永远处于被动和附属的次要位置上，甚至是到了现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尽管第一次把性别问题提升到了社会结构的高度，但在其理论中仍然是“将男人定义为人，将女人定义为雌性——每当她的行为举止像人时，她实际上是在模仿男人。” 女性在人类社会之中长久作为“他者”的身份存在。正如波伏娃所指出的，从来没有男人有这样一种意识去表现男人的特殊地位和处境，也同样没有人关注这种由性别而引发的问题，这是一种长久以来男权社会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同样也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常态，而这种常态背后的不合理，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女性主义小说、电影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觉醒的女权主义者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身份的思考。

在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卫斯理女子学院所进行的教育实际上是为男权社会输送高质量的贤妻良母，而对女性自身的发展是极度忽视的，在这里所有女性的行为标准是统一的，所有的人生目标是统一的，女性的自身需求是完全被忽视的，女性不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存在，而是作为男性华丽的附属品存在的。在男权社会的主导下，女性处于失声缄默的状态，而这种生存困境是完全被粗暴的男权制度所漠视的，更重要的是，生活于其中的女学生成长环境中完全受到男权思想的灌输，她们自身是无法意识到这种看似常态实际上却完全不合理的境遇的。

女性处于“他者”的地位，处于社会公共话语平台中“失语”的困境在本片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在卫斯理这座波士顿以北10公里的女子学院里，全部是女学生和大部分由女性组成的教师团体，但是在掌握真正话语权的校董会中的实权人物是由男性充任。当凯瑟琳小姐的第一堂课受到女学生捉弄时，真正的压迫感来自角落中的那位男性学监，因为他掌握着凯瑟琳授课的优劣的评判权。学院运动会不是对体育精神的歌颂，而是对女孩子们早日得到上流社会绅士青睐的激励，跑步得第一名的女孩预示着她将成为最早找到归宿的幸运儿，在全体师生的祝贺声中，以结婚为女性幸福旨归的观念被潜移默化地灌输着。

而作为男权话语培养下的产物，女学生贝蒂作为卫斯理学院迂腐教育思想的强力捍卫者。身为校董事会资助人的女儿，贝蒂在这群女学生中具有强力的话语地位。而这种话语并不是出自贝蒂自身的思考，而是作为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剥夺与漠视的代言人，是男权对女性间接压迫的行使机器。在影片中最直接的表现，在同学中间，任何对于学院制度的质疑都将受到她尖刻的批评。凯瑟琳的朋友、医疗室的护士出于保护女学生的目的向女孩们发放避孕工具，被贝蒂蓄意透露给学校，校方立即将其解雇。贝蒂始终坚信只有维护家庭和社会所制约下的女性形象，并且将恪守这种制约看作是神圣的义务，与此同时，相信只有达到男性所认定的妻子角色才是女性幸福的所在。

讽刺的是，贝蒂按照她所理解的女性角色去生活得到的是不幸的婚姻，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中饱受丈夫的冷落，使她身心遭受了重创。更深刻的冷漠真相是，贝蒂试图回到母亲身边来获得慰藉和支持，但同样是男权思想下产物的母亲冷酷地将其拒之门外，并将她的身份定位于他人之妻而非血脉相依的女儿，更不是性别上相惜的女性。贝蒂实质上已遭到丈夫无情的抛弃，却在困境中只能孤立无援地独自苦熬，而被剥夺了做出离婚决定的权利。正是基于现实中妇女类似困境的一再出现，女性主义才得以萌芽，随即女性主义运动才得以蓬勃发展。

二、觉 醒

凯瑟琳出现在卫斯理女校，不仅仅是作为美术史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出现的，因为凯瑟琳的第一堂课在讲授美术课程时便受到了女学生的嘲弄，卫斯理女校的女孩子们作为来自上流社会的名门闺秀知识底蕴是坚实的，但是她们缺乏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来自个人身份认证上的盲区，而凯瑟琳的到来无疑是带有启蒙性质的。

在凯瑟琳到来之前，女孩子们处于男权思想灌输下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盲从，对于个人身份的认同完全建立在交付于男性社会认同标准的基础之上，她们缺乏对于女性、个人命运的思考，甚至是主体性的认识，在丰厚的物质背后是个人意识的盲区，她们看上去是天之骄女，拥有无上的选择权利，实际上是家庭、婚姻、男权社会中的玩偶，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是苍白而空虚的心灵，洋溢的青春一开始便要注定走向迂腐的婚姻坟墓。

凯瑟琳大胆地放弃了原有的单一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转入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启迪。在影片中，凯瑟琳抛弃了经典的古典艺术，继而转入对现代艺术的介绍，首先从视觉和眼界上打开了女学生的思考空间。凯瑟琳将教师的工作看作是对个人理想的践行，这不可避免地与校方的教育理念相左。当妇女们把家庭制度作为自身信仰，把结婚生子作为自我独立方式，把家庭主妇作为终身职业，把丈夫、儿子的成就看做人生骄傲，女性自觉地站在附属于男人的地位，女人们即使在摆脱父母的掌控后，仍然选择温顺地接受新主人——丈夫的支配。凯瑟琳却选择了在男人的舞台上展示自我的生存哲学，她的前卫思想颠覆了一成不变的经典艺术教学，将现代主义作品大胆引入作为实用教材。

凯瑟琳在给女学生讲授梵高之时，对她们说，梵高的绘画世界并不是描摹了一个他所看到的世界，而是表现了一个他所感受到的世界。在凯瑟琳春风化雨的点拨下，女学生们从开始的蔑视这位出身平庸骑着自行车的女教师到尊重再到后来的灵魂共鸣，在卫斯理这座上流名媛聚集的小世界中，女学生展开了对自身女性命运的思考与抉择，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长久以来所接收到的来自男权社会的信息，在自己的成长历程中自己所看到的事物是否就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否是得到个人思索认证的，一直以来被忽视的自我心灵世界被打开，从蒙昧走向了理性的思考，女性自我权利的诉求以一种势不可挡之势开始萌生并壮大起来，这种诉求是代表了女性的个人思考，同时也是女性自身力量的象征。

三、反 抗

正如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多夫》中所说：“一个人得不到大家的理解没关系，将来必将由整个民族来体验。”凯瑟琳作为一个女性教师出现在卫斯理这样的女校、出现在上世纪大多数女性仍旧生存在男性话语权、对自身处境处于蒙昧状态的时代来说，她的行为与思想是超越时代的。就其性格而言，凯瑟琳是觉醒了的女性主义者，作为反叛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对婚姻的弃绝，虽然在那个时代单身女性并不鲜见，甚至是西方有着女性独身的传统，在卫斯理学院中单身女教师也大有人在，但是就像凯瑟琳的房东南希为代表的清规戒律所异化的修女式人物，这些老处女们是用自己的贞洁与牺牲维持着传统婚姻观念，她们的独身恰恰是对禁锢女性的制度的配合，而不是反抗。凯瑟琳恰恰与这些女性相反，她作为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新时代的产物，来自美国以思想自由前卫著称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使她身上自有的女性意识得以凸显。她甘愿离开加州的男友，就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证明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教师的力量与社会价值，像凯瑟琳这样不甘心于女性固有地位的自觉意识，在当时忽视女性存在的集体无意识氛围中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但其先锋性却有着启蒙意义。

然而琼与贝蒂在凯瑟琳的影响下，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贝蒂坚持固守传统婚姻制度，在饱受不幸婚姻的折磨之后，她的母亲不顾其所受的痛苦，坚持要她为了保证荣誉，继续维持这名存实亡的婚姻。贝蒂的母亲身为女性，却已经沦落成封建制度的帮凶来残害自己的女儿，对于女儿命运的支配是保证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贝蒂对未来的憧憬幻灭之后，从凯瑟琳的反对者变成了最亲密的支持者，她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来重新评价自己的人生道路，重新开始寻找女性自身的人生意义，而从学业和职业中获得女性应有的社会权利与地位，最后她决定到纽约去求学。而与此相反，凯瑟琳寄予厚望的琼在重蹈贝蒂的覆辙，看上去较为独立的琼，最终在制度面前低头，放弃了去耶鲁深造的机会，回归自己家庭主妇的命运。

这部以师生互动关系为主轴的影片一经问世，便受到多方关注，许多影评人将其看做是《死亡诗社》的女性版，尽管两部影片都是教育题材都关注了教育制度问题，但是切入点还是大相径庭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表达女性自身诉求的电影，它所呈现出的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即使是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今天，这部影片对于女性如何发现自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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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伤逝》研究综述

《伤逝》研究综述

甘瑞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爱情小说，作于1925年10月21日。《伤逝》面世以来，常读常新，论者颇多，论文频出。并且对《伤逝》进行研究的方法也不断更新。评论家们既有从作品文本的角度入手的，也有从抽象理论的角度着手研究的。本文主要对有关《伤逝》主题、爱情悲剧的原因、文本特征、文本比较、叙事学、动物意象、考证学和“私奔”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做一个综合性研究。

一、对《伤逝》主题的研究

刘起林和易瑛在《<伤逝>主题内核：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一文中认为《伤逝》的主题内核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他们还将《伤逝》的意蕴揭示过程分为终极意义的憧憬期、现实生活的品味期、凡俗人生的彻悟期、生命追求的抉择期等四个阶段。文中指出在涓生主观方面，与子君的恋爱、同居和离异，都源于他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然而贾振勇却与此观点不同，他在《娜拉出走:现代性的女性神话——鲁迅小说<伤逝>再诠释》中认为对《伤逝》终极价值意义的揭示,往往沦为普泛的人生体验,从而丧失了历史维度和现实旨归。该论者还认为《伤逝》正是从寓言的意义上,展示了以“娜拉出走”为代表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在当时历史境遇中的两难处境,批判了它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功能和虚拟的乌托邦色彩。而谢世洋在《是“兄弟情”之哀还是“国民性”之叹 ?——<伤逝>主题辩》一文中认为《伤逝》并非写“兄弟情” ,而是对“五四”时期沉湎爱情、躲避社会斗争的青年群体的典型刻画, 是对知识分子“国民性”的反思、喟叹与批判,《伤逝》有其非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论者从《伤逝》作者鲁迅的“全人”、《伤逝》写作背景和《伤逝》“全篇”来否定周作人关于“《伤逝》全是写的空想„„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话的合理性。论者还认为周作人是在否定《伤逝》的社会意义, 贬损鲁迅的思想和人格。夏明钊在《一曲“美”的挽歌——<伤逝>新论》中指出：“《伤逝》乃是一曲“美”的挽歌，而“爱情”只不过是“美”的象征而已。”而卢建红却在《重读<伤逝>: 以“爱”为中心》中认为“爱与救赎”是《伤逝》的终极性主题。此外，王萍涛和刘家思在《与旧式婚姻告别的宣言——<伤逝>主题新论》中指出：“《伤逝》是鲁迅告别旧式婚姻、追求幸福爱情的宣言,反映了作者抉择时的种种顾虑与矛盾的复杂心理,显示了作者跨越旧我的艰难心路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青年男女的时代思想情绪,批判了封建文化对人的损害和黑暗社会对人的压迫。”该论点站在作者的立场，联系作者和作品所处的时代，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作品主题。

二、对爱情悲剧原因和人物形象的分析的研究

徐仲佳在《直面启蒙的伦理陷阱——从涓生的两难看1920年代中国启蒙思想的现实困境》一文中指出“作为1920年代启蒙理性的重要内涵，现代性爱观中蕴涵的启蒙的知识学内在矛盾是这一爱情悲剧出现的重要内因”。论者认为当涓生发现他们的爱情已经褪色之后，他陷人了真实与虚伪的困境，虽然基于主体性理论的现代性爱观支持涓生“说”出“真实”，但是现实生活却逼迫着涓生不得不面对“说”出“真实”的巨大的道德后果。文中指出涓生是满怀着创造冲动和幻想的导师，而子君却是只想寻找日常生活之爱的平凡人，所以他们的爱情注定是个悲剧，他们不可能完全结合。文章虽然指出了他们爱情悲剧的内因，却把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忽视了社会理想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没有生活的保障，生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启蒙。最后涓生的更加空虚与忏悔说明了他还是离不开子君的照顾和陪伴的。还有一些论者认为涓生是启蒙者，子君是被启蒙者；一些论者认为涓生是负心汉，子君是弃妇。如张春生在《论<伤逝>中的涓生形象》中指出，涓生的性格是鲁迅所鄙视的,但遭遇则是鲁迅所同情的。论者认为涓生用爱来逃出生活的孤寂,涓生没有子君单纯和坚定，并且他对子君的爱虽主动热烈,但并不执着持久，涓生在重重困难面前怨天尤人,只想自己脱身，却把子君推向死亡。该论者分析了涓生的性格特征，指出了爱情灭亡的一方的自私与无情，却缺少对子君性格的分析与子君国民性的批判。谢廷秋在《叹人生隔膜 伤爱情已逝 — — —鲁迅<伤逝>新论》认为《伤逝》真实地揭示了人生的困境, 将人生隔膜、爱情伤逝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是一个可以超越五四的文本。论者认为在涓生和子君的关系中,涓生是一直处于主动者、支配者的地位,而子君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子君没有自省意识。该文认为即爱情必须建立在两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上,涓生和子君之间没有平等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他们注定是个悲剧。沈敏特在《爱情题材的历史性突破—论<伤逝>中的爱情悲剧》中认为，造成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自身而不在于外部条件，是由于他们自身对爱情热力的降低消散而不是由于经济的压力，是由于他们赖以建立爱情的思想基础即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历史局限性。总之，一些论者从人物自身寻找爱情悲剧原因，还有一些论者从社会与人物性格的关系来分析悲剧原因，这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研究视角。

三、文本特征的研究

与前几位论者不同，马庆凯在《<伤逝>的文体特征分析》中认为《伤逝》在句法方面多用排比句式和相结合的长短句，还有“句法偏离”现象（即改变句子中各要素的正常语序）；在修辞方面多用反复辞（即用同一的语句一再表现强烈的情思）和比喻（即明喻和暗喻）。该论者还认为《伤逝》叙述角度的独特,抒情诗似的语言,开创了抒情小说的独特文体,为我们展现了其独特的语言艺术与经久不衰的魅力。曹禧修在《论<伤逝>的结构层次及其叙事策略》一文中认为《伤逝》有三层悲剧性结构，即涓生、子君婚恋共同体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对立结构，共同体内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对立结构和涓生的自叙话语与读者之间的对立结构；相应地也有三层悖反性的结构意蕴，即传统与反传统关系、女性解放以及思想启蒙者的自我反省与自我解剖。这种观点阐释的比较全面，为我们继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四、文本的比较研究

秦爱华和李姣书在《承继与超越—<伤逝>与<玩偶之家>比较研究》中就小说《伤逝》和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结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具体的剖析。他们认为《伤逝》是对《玩偶之家》的继承和超越。该观点认为《伤逝》在艺术手法和思想上都超越了《玩偶之家》，认为这是必然的，符合文学发展规律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宋剑华和李哲是将子君和莺莺进行比较分析的，他们在《古典爱情的现代演绎:<伤逝>与<莺莺传>之比较研究》中认为《伤逝》是古典爱情的现代演绎，子君就是小家碧玉的传统女性，小说采用“始乱终弃”叙事模式，用时代精神来充当“红娘”角色引诱子君和涓生私奔，将现代青年的“恋爱自由”,纳入到传统“私奔”现象去加以思考,进而深刻表达了鲁迅对现代思想启蒙的困惑与绝望。该观点说得合情合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既看到了人物的传统性格，又看到了作品的时代性。安文军在《病、爱、生计及其他——<孤独者>与<伤逝>的并置阅读》中指出《孤独者》与《伤逝》这两篇的文体与表达明显不同于其他小说，写作的时间又非常之接近，考察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对鲁迅研究有着特别的意义。论者通过对这两篇小说的并置细读，从“病”、“爱”、“生计及其他”三个方面揭示出20年代中期鲁迅的惨淡人生和小说创作之间最深切的内在联系，进而敞开了一个更丰富、更广阔的鲁迅小说的意义空间。把《伤逝》和《孤独者》进行比较分析还有林敏洁，他在《增田涉注译本<呐喊>、<彷徨>研究新路径——兼论<伤逝>与<孤独者>的关系》中认为《伤逝》和《孤独者》两篇小说有关联互补关系。论者借助日本学者增田涉的《呐喊》、《彷徨》注译本，对鲁迅小说《孤独者》、《伤逝》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进行了独特的诠释。论者认为这两篇小说有“爱”与“死”的共同主题，还认为魏连殳就是涓生，因为失去恋人而孤独。齐宏伟在《<伤逝>新解》中指出：“: 对鲁迅《伤逝》的理解不能忽视鲁迅爱情观及其与存在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爱情观的联系,不能忽略《伤逝》所受《诱惑者日记》的影响。”论者认为此《伤逝》中透露出“审美阶段宗教阶段”的痕迹, 主人公从文学家影响下的唯美爱情到道德责任的逃避与受谴责,再到准宗教性的忏悔,涓生其实还是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成长。这种观点能把《伤逝》放在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和比较文学的视野中来解读和诠释，认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属于西式的，涓生的忏悔是准宗教式的忏悔。遗憾的是该观点没有看到子君和涓生的性格特征加速了爱情悲剧的到来。夏伟翔和傅宗洪在《<伤逝>与<寒夜>中婚恋悲剧的深层追问》中将《伤逝》与《寒夜》放在一起进行考查分析,认为汪文宣、曾树生就是涓生、子君生活到40年代的身影。论者还认为他们两对的婚恋悲剧的终极原因是人性中的“自利”。

五、叙述学角度的分析

熊华勇在《<伤逝>的叙述者》指出：“《伤逝》的叙述者是一个可靠叙述者形象,他与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思想规范相吻合。”论者认为《伤逝》采用涓生内心独白这种客观展示的叙述方式,让缺席叙述者保持“沉默”,使涓生在与读者的平等对话交流中显明作品的深刻意蕴和匠心独具的叙述技巧，同时显露作者的苦闷彷徨之心。该观点肯定了缺席的叙述者的存在，不赞同读者的视阈局限于涓生的目之所及心之所感上。与此观点相同的还有彭在钦和郑雪，他们在《鲁迅名作<伤逝>中的叙述者研究》中认为在小说《伤逝》中，鲁迅用一个缺席叙述者的身份，代表了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与此观点相反的李今在《析<伤逝>的反讽性质》中指出：“以手记体写的这篇小说，一方面采取的是涓生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鲁迅选取涓生作为叙述者，用小说叙事学理论的分类，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论者还认为涓生讲述的是他自认为的真实，他对自己的言行不一，信念和事实，显意识和潜意识的矛盾，完全无知无觉。

六、考证学角度的研究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说,作品是作家的“白日梦”。这说明作家与作品的亲缘关系却是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所以，从考证作家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等入手来探究作品中人物形象、思想主题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就历来成为一种操之有效的批评方法。近年来的《伤逝》研究中,这一方法就为许多论者所采用。陈留生在《<伤逝>创作动因新探》中否认《伤逝》的内在动因与朱安有关或缘于跟许广平的相恋，而认为《伤逝》的创作触发点中,存有着更为微妙的隐情,那就是鲁迅与许羡苏的那段不同寻常的交往。论者根据鲁迅与许羡苏交往情况的材料对《伤逝》的创作动机进行阐述，有一定的可靠性。然而宗先鸿在《论<伤逝>的创作意图与人物原型》中联系通过对《伤逝》创作意图的分析认为子君的基本原型应是朱安，“涓生”形象的基本原型应当就是鲁迅本人。论者还指出：“《伤逝》就是鲁迅对朱安命运的直接预言,是对朱安人生出路的清醒认知,也是鲁迅内心对朱安的预先悼亡。”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仍需要我们进一步联系文本和作者细加分析。此外，陈惠芬在《从<伤逝>到“给我一条光”——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历程》中却认为《伤逝》是作者鲁迅对个人生活的一种拟想。论者还指出：“经由一系列关于“牺牲”的讨论后，鲁迅和许广平终于走到一起。之后，许广平一直陪伴在鲁迅身边，除了现实的需要外，也未尝不是一种现代人的自我承担。”

七、关于动物意象的研究

与前一些论者研究不同的是，薛健飞和薛莹在《鲁迅小说<伤逝>中动物意象的分析》中从《伤逝》中油鸡、小狗的动物形象入手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油鸡成为子君为官太太暗斗的导火索,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成为寄托子君内心孤独情感的一个载体;小狗阿随的形象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一个贫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况。他们的观点看到了动物与人物的关系，却缺少对动物意象进行客观和全面的理解。

八、关于“私奔”模式的研究

林丹娅在《“私奔”套中的鲁迅: <伤逝>之辨疑》中把鲁迅小说《伤逝》置放于从古典到现代版的“私奔”模式中进行参照比对,发现它具有内含古典元素的中国现代版“私奔”之思想特质与叙事特征。论者认为《伤逝》蕴含着中国现代男性文化精英的性政治观、话语类型、两性关系与女性解放进程的真实形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对《伤逝》的研究有分析其主题的，至今包括生命终极意义说;美的象征说;只有争取社会解放，才会获得个性解放说;暴露国民性说;爱情宣言说;男性在‘娜拉出走’以后亟待解决的思想解放问题说等，这些观点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论证《伤逝》的主题思想，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伤逝》中爱情悲剧中子君和涓生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分析，总的来说批判多于赞美，爱情悲剧的结局之所以发生，两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过多的批评子君，或者过多的批评涓生都是不科学的。《伤逝》文本结构层次分明，修辞多样，叙事为第一人称进行剖白，虽是小说却更像一首美的诗。考证学角度更是联系了作者的婚恋经历对小说的影响。对于《伤逝》和其他作品的对比分析强调了小说与其他相似作品的联系。对于《伤逝》中狗、油鸡的意象的分析，尤其是狗的名字的分析，太过于功利化，而没有看到阿随被扔掉后跑回来的坚强的一面和乐观的一面，应该适当的从好的方面来分析阿随。

第五篇：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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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大学学报作者：李 莉 彭世文字数：2867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摘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从文化堕距、文化分层、文化选择、文化形态、文化自觉等方面对大学文化进行剖析，指出大学文化是高层次文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书卷气息与大众习俗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大学文化带有继承性、创新性、综合性、科学性和先导性等特点。走学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研究；文化选择；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123－0

4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一门显学，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领域，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突出的现实参与意识、尖锐的社会批判精神，使其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一种被人广泛运用的有效分析手段乃至时髦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及理论范式的不断引介，国内一些理论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国内教育理论界也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特别是用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研究大学文化更是一个热点。

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以文化人的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所谓校风，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传统、精神、校训的文化自觉和习惯。不同的传统、精神，不同的校训、校风，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大学绵延的“文化基因”，使它构成了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模式”。

(一)关于文化和文化研究

“文化”的概念历来模糊而不确定，千差万别。克鲁伯(A·L·Krober)与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检讨了一百六十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认为文化是一种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种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与“文化”的多义性一致，“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彼德·塞德威克认为文化研究有两种定义，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等同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学批判等学科的学者对文化进行多种理解和分析；二是特指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

“文化研究”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文化研究”是对于“文化”的研究，是运用各种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志等各种分析手段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这是一种较

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人们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以及其它社会问题，文化研究提供阐释的参照背景。其二，“文化研究”是通过文学或其它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化，前者充当了后者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致力于考量它们与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研究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因而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分析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它表明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为我们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与运思理路，简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指导。

在当前大学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而没有把这种文化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剖析。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大学文化研究”首先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局域性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它可以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因为研究立场与视角的选择，意味着迥异的研究对象、运思理路乃至研究进路。大学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更应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契入点、对我们所处时代与社会作出深刻理解与剖析的研究。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而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另一方面，大学由于其自身对于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

(二)文化堕距理论：大学文化应引导社会先进文化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构成文化各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当文化各部分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或错位时，就形成了“文化堕距”。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时，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较快，其次是风俗、文化的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变化速度的差距引起了文化失调，进而造成了社会问题。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道德观念不能与技术发展相适应而引起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关系紊乱和社会行为无序，必将产生文化堕距，也势必影响到大学文化中。以迪尔凯姆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有机整体，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旦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部分出现了功能失调，都将使大学的文化环境受到破坏，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从这一理论出发，“文化堕距”对大学文化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大学文化应是属于变迁较快的一方，也就是说，应引领社会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创新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其它部分出现的“文化差距”，必然使得体现文化重要载体——师生员工的文化素质受到挑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影响大学生的成长。目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道德滑坡、价值移位、信仰迷茫等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大学不仅有弘扬、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更担负着创造新思想、新文化并以之来辐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保持与社会生活的适当距离，对社会需求作出理性审视，并为社会文化进行价值定向。它不断的制造“文化堕距”，同时也在不断的修复“文化堕距”，使其达到动态的平衡。

(三)文化分层理论：大学文化是“大文化”与“文

化多元”的统一

西方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基本认为：首先，文化是由某一群体共享的因素构成的；其次，文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解释框架；第三，文化既是所有成员共享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文化具有典型性。当代著名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曾把文化界定为“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区别于其它群体成员的集体性的精神规划”。这些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多数时候认为文化是潜意识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从种种关于文化的表述中，我们还发现研究者倾向于文化是分层的。如文化分层的“冰山模型”(Iceberg Mode)把文化分为外显、内显两层：一层是可以看得见的“典型”层次，包括行为规范和技术制品；另一层是看不见的共同“核心”层次，主要指价值观等。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洋葱模型”则把某一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为一个洋葱：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少代表了该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了英雄所在的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最里面一层是价值观(Values)，这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石，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思宾塞－澳蒂提出的分层在“洋葱模型”中显得更符合逻辑。她把基本假定和价值观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作为民族文化的内部核心层，包括信仰、态度和习俗；它影响着外面的“体制和制度”层；再接着外面的一层是“仪式和行为”、“人工制品和产品”。前者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后者代表非行为模式。该模型与“冰山模型”相比，更易被学界接受：第一，文化分层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第二，对价值观进行了细化和分解，因而把价值观表述得更加精确。对于大学文化研究来说，“洋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不同维度内容的分析，针对某一文化群体搜集资料，并对该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所谓静态描述。其次，可以根据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界线分明或者单向影响的就内部因素之间如何互动来考察某个特定大学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且进行一定的动态分析。按照这种理论，一个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学，可以尝试利用制作标志等“人工制品”来塑造大学成员的态度和规范，可以通过启动礼仪和仪式系统来影响制度文化的改变等。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大学则可以通过启动外围层次——“人工制品”、“礼仪”与“行为”或“体制”与“制度”——影响或引导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借助文化分层理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文化”与其元文化(例如社会文化，先进文化等)或者与亚文化(例如院系文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大学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与非文化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的理论。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多种“小文化现象”构成的集合体，考察一种文化不能忽视大、小文化之间的联系。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劳斯认为，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不同的“小文化”以“大文化”作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文化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和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要树立一种“大文化”概念，以便更好地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包括大学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方式、管理风格、成员交往方式、校风、校训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功能和作用。

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享的，但是它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解释功能，也指出文化处于人性与人格之间，是不能被遗传和继承的，尽管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而表达自己的文化都要经受个体人格的调控。因此，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理解。

(四)文化形态学理论：大学文化的“挑战与应战”

文化形态的理论源于摩尔根、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等创建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研究人类社会总体以及不同区域文化形态差异的理论，其理论本质在于以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比较的话语揭示人类社会总体或不同区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规律。汤因比认为“挑战——迎战”是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形态演变应遵循的基本法则。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就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予以考察和比较的方法。文化形态学理论既可以揭示某个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从理论上反映创造其在文化形态的相应人类群体当下呈现的生存方式及其可能的优化、发展途径。解读大学文化的内涵，可知大学文化内部呈现的各种形式连同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约束促动的形态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上的文化形态，并从本质上反映大学的生存方式、竞争方式。在世界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为基本语境的无边界时代，遵循“挑战——应战”的基本法则，采取文化形态学的方法研究大学文化，其本质就是要以深刻的根源性的方式重构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增强大学的生存力和竞争力，实现以人文价值为主导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教育文化回归，最终实现大学的社会目的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

(五)文化选择理论：大学文化在文化批判中前行

文化选择是人们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发展多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通过文化选择，人类文化得以进化。大学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与创造的机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进行着文化选择。大学具有文化属性，它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成为健全的人，完善的人。按照潘懋元先生的观点，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功能，即文化传递、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要实现大学的文化功能，必然要进行文化选择。蒋梦麟认为大学有三股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这些人是大学的主体，也是大学文化选择的主体。大学的管理者(以大学校长为代表)对于大学文化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文化选择中主要体现在：建立和规范大学价值体系与确立大学理念；增强学校凝聚力，进而强化师生对大学所选择文化的认同；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厚学校文化底蕴，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在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充当协调人；等等。大学教师(以教授为代表)是大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的主体，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教师。其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体现在：规定、维护大学文化选择价值标准，创建、培育学科文

化，承担、实施学校文化选择，引导学生文化；等等。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主体也对文化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学校选择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引进校园，甚至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改变学校文化面貌；进而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丰富大学文化的内涵；其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对大学文化选择具有较大冲击，而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反叛性对大学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也可以产生破坏性的负作用。

大学文化选择首先表现在以文化批判为文化选择的推进机制，大学的文化选择总是紧随着文化批判而展开，同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文化更新机制，并带有双向选择的特点。对于社会来说，大学文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推进文化的进化，另一方面则规范社会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良心”。对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教育自身而言，大学文化选择既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文化模塑，提高个体的文化选择力，也将促进大学文化创造，孕育发生大学文化精神。

(六)文化自觉理论：大学文化必须实现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反复倡导的一个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第二，要自觉到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文化自觉”观点对于研究大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由此也引发出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尤使大学人的“文化自觉”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反对文化浮躁，反对文化作秀。

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心，大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大学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选择的自觉与文化的创新。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借鉴与综合创新，传播、引导先进文化：以“大学人”的责任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利用不同学科团队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认真做好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工作。可见，大学的“文化自觉”根本在于文化创新，使大学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为社会改革和创新提供动力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