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法道墨教育思想的异同

第一篇：浅谈儒法道墨教育思想的异同

浅谈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摘要：儒、墨、道、法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适应当时社会的思想，分别由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创立并得到发展。一定的社会孕育一定的思想，且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和必然的不同点。本文将主要采用文献法，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作用来阐述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儒、法、墨、道的教育思想；比较异同

一、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从产生背景来看，儒、墨、道、法家的思想都是在社会动荡且四分五裂的春秋和战国时期产生的；

（二）从内容来看，这些思想无疑都是孔子以及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及庄子，和韩非子的对治理国家的各自的态度；

（三）从产生的作用来看，都是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儒、法、墨、道四家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关于教育目的：

1、儒家：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在于推行其政治主张，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才，在教育上主张培养“君子”“圣人”“贤人”或“君子儒”“大丈夫”“大儒”等，着力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能为实现德治、仁政、礼治的理想而奋斗的人才。

2、墨家：造就“兼士”的教育目的论，主张培养“兼士”“义侠”等，认为要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只有培养能“以兼易别”的“兼士”，才能建立一个“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公平合理”社会。

3、道家：主张培养“上士”“隐君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道家强调“道法自然”即回到自然中去，过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方能体悟自然之道。

4、法家：主张培养“耕战之士”或“智世能法之士”，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墨家的“兼爱”等说教，也反对道家的“恍惚之言、恬淡之谈”。要求教育也“服之以法”，以培养“法术之士”为教育目的。

（二）关于教育内容

1、孔子重视道德教育，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主，以“六经”为主要教材。墨子与孔子一样重视“德行”，也讲《诗》《书》但全盘否定了《礼》《乐》的价值。墨子十分重视武艺、科技的教育。还注重辩论学、逻辑学。这说明墨家的教育内容大大突破了儒家的“六经”的范畴。

2、墨家的教育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二是实用知识和技术。其教育内容为我国科技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写下了极为难得的光辉篇章，他们在科技方面的创造，不仅在中国每就在当时的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也居于领先和突出地位。

3、法家的教育内容突出了“法”，“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重视“耕战”和军事教育，以提高人民的实际作战能了为主。

4、道家的教育内容不同于儒、墨、法家。道家没有书本教材，主张回到古朴的原始自然状态，因此道家主张以“天道”为其教育内容。，要求人们听凭自然、顺应自然。

（三）关于人性论及教育作用

1、儒家：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所提倡的社会规范思想是“礼”，其核心是“仁”；孟子是孔子之道的忠实捍卫者，他提出了“性善论”，包括“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恶，认为人的恶性本身是无法根本改变的，但是可以用“伪”来抑制人的恶性而使之归于善；荀子和孟子的人性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都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人性论的发展。

2、墨家认为人的本性是“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也变”。认为人没有先天的思想意识，只有一种可塑的素质，一切知识和道德观念都是后天的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造成的。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即墨子的社会整合方案是“兼爱”，社会控制方案分别为“天志”、“明鬼”、“尚同”，社会平等的思想是“尚贤”。

3、道家的人性论是一种自然的人性论。人是“无知无欲”“无识无情”的,一切听凭自然的安排,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包括教育。一切智慧和道德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教育的作用只能加速对人性的背叛，加重社会的纷争。教育是多余的。

4、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商鞅认为凡人都是贪怕死、好逸恶劳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使恶人就范。教育作用的发挥应建立在“因人情”的基础上，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具矣”。

我们国家现在充分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也是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金平主编.中外教育史纲[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2】周龙.儒法道三家法律思想之比较[J].青海社会科学,1996,03:104-108.【3】喻中.儒法道三家思想之“要旨”[J].人民检察,2012,19:49-50.

第二篇：道儒法兵家与企业管理

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管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建立起了系统的人性管理模式，注重管理的道德性，把“道之以德”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建立了一整套的人才管理理论体系，提出了“和为贵”的社会生态平衡的和“刚柔相济”、“宽严结合”的领导原则指导原则，以“阴阳互补”的方法论为指导，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所以，在现如今的许多企业中，都运用了儒家的管理思想。除了儒家的管理思想之外，主要还有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等的管理思想，仍然可为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兼容并包，借鉴运用的。如道家的管理思想是以“道法自然”，“无为而不为”的柔性管理为特征。所谓“柔性”管理，就是按照事物自身的法则来进行管理，不把人的主观意志强加给事物及其过程，这就是“无为而无不为”；强调“柔弱胜刚强”，认为只柔弱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刚性的事物很快要走向反面。

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墨家的管理思想强调“兼爱”、“尚同”、“尚贤”，同时还赞成劳动过程分工的合理性，提出“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强调“利”和“力”是墨子管理思想的又一显著特征，墨子强调“交相利”，“义者，利也”，“万民被其大利”；“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民无食，不可为事”。还强调“非命”，认定人生在世要竞力而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要与命运、自然进行抗争。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自然争战就能求得生存

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运用，是获得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以上所述的管理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应该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只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并且在实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

正如成君忆先生自己认为的，其实我们对管理学一直都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人为的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一个所谓的一百年来的文明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的方式也就是导致了我们只能去批判自己的历史文化而不能正确地去理解认识它。这样以来中国人理解管理学就只能到西方学习，古代的东西看不到，更多的是指责落后。

所以我们会发现很荒唐的现象就是把一个外国人称为“管理学之父”。“管理”也许很多人过分注重“管”,信奉不管则乱，实际上管得太多才容易乱。管理缺乏物质的基础，缺乏人文的基础，所以必定会失败。没有物质环境基础，超前的管理手段和意识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人文意识的共识，超越的管理手段，不可能被时代接受。中国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一样的道理,管只能把握一个度,松则散,刚则脆。

人性化的管理才是长远之计，而获得最佳管理方法的途径是沟通，通过沟通了解员工,创造一个员工都肯为它奋斗,为它长期努力的工作环境,那样管理起来也轻松,就是管理者本身也会过得开心,工作得顺心。成吉思汗戎马一生，他建立的铁骑军团横扫欧亚非。然而他的“管理模式”只适合建立强有力作战能力的军队，而不适合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土。不但因为军团和国家的管理性质有区别，更因为文化，更因为适时的、有针对的管理理论模式的缺乏……。

从治理军队到治理国家，管理的目标变了，管理目标的性质变了，被管理的人也不仅仅是他本民族的人了，被管理人群的人文范畴也广了，管理模式也同样要随之改变。不“转型”，就得遭受失败。如果成吉思汗用治理军队的理念来了解国家治理的实际需求来治理打下的江山，审时度势，转型“管理”模式，那或许还可能有成就统治大业机会。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中，它的精华就是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合于中国，而且适合于一切管理过程；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上看，也必须继承和弘扬民族的管理文化。

管理是一种文化，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的最高成就。只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管理上的创新。

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这一点无可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

很多人坚持认为，中国本土的管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古代的先秦时期。的确，先秦各学派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可能是后来任何一个年代都无法比拟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也正是“中国传统”的源头。

先秦各学派中，与管理行为关系较密切的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我们将以极简略的形式，从上述四家中析取最精华、最具现代价值的成分，希望能够对今天的管理者提供一些借鉴。（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正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无论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被管理者、合作者或是竞争对手，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肯定是有益的。这里有一个前提：我们的目的已不仅是你死我活的“求胜”，而更重“双赢”。）

一、儒家。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字面意思是对人际关系及身心和谐的关注，用现代语言说，儒家管理是基于人性的管理。相应地，管理手段是“为政以德”，即使在施行法律的时候也不忘道德教化的结合使用，始终强调人性关怀、伦理亲情的感化、劝谕功能，强调“诚”、“信”、“忠”、“恕”等品质的培养、塑造。儒家管理的推行途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从自我管理开始，再到家庭管理、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这几个过程的关系既体现为逐层演进又表现在彼此的相互渗透印证中。总起来说，儒家管理是强调自我责任、注重和谐、注重整体利益的管理。近几十年，日本是运用儒家智慧最成功的例子。被称为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著有《论语讲义》，解释儒家管理思想，并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以此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在日本，非常多的企业家自觉学习儒家经典，并力求化为己用。实际上，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人思想、行为、性情的主线，无论其优劣，他总是在以各种形式或隐或显地塑造、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二、道家。道家非常注重对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出“道法自然”，即管理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切要顺应自然才能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在管理方式上，道家认为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管理者行使管理职责时，不应勉强作为，不可越权行事，而须因势利导，营造一个放权下属的宽松氛围。表面看来，管理者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必做，但自己的组织却被整饬得井井有条。道家同时也创建了一整套管理艺术，如静观待变、守弱用柔、知盈处虚、居上谦下、不争之争、见微知著、欲取先予、以曲求全、藏而不露、知足常乐等。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中的倡导的“自动化管理”、“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化管理”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同样致力于避免干预、提倡自由、鼓励下属发挥创造性与积极性。从道家的管理模式或管理风格中，可以看出对科学管理的崇尚、对个人创造能力的尊重及对管理绩效的追求。道家管理艺术中，如“见微知著”、“欲取先予”等，更是经常被企业界人士所津津乐道。

三、法家。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四、兵家。兵家管理的领域主要在于军事，但其中蕴涵的管理战略、策略、方略，对其他领域无疑也有借鉴价值。在管理战略方面，兵家讲究运筹谋划，强调管理者审时度势，对外界环境和组织内部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并据此作出判断和决定。在管理策略方面，兵家提出要“因变制胜”，强调“变”的因素，要求管理者对各种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并能积极创新求变，时时处处占据主动，不受制于人。在管理方略方面，兵家提出分级管理的原则：要想管理很多人像管理很少人一样轻松，就须依靠组织和编制的作用；要想形成富有效率的组织，就须以严格的纪律、法令进行层层控制，辅以思想教育，对下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形成特定的层级制度，以做到首尾一致，令行禁止。兵家因擅于计算、预测，强调变数而备受经济界和企业界的关注。有人认为，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市场尚未完全规范化）环境中，兵家思想将大有用武之地。一些涉足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在关注中国文化背景时，也确实将兵家学说放在了重要位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上面四家思想的论述，仅是我个人所理解和感兴趣的部分，绝非其全貌。并且，在历经千年的治国、管理实践中，儒、道、法、兵四家的理论也绝不是截然分开、孤立存在的，他们往往彼此充实、互相吸纳地被结合起来运用。我们今天所要考察、研究的，也不应止于对各家学说的分判，而要力求将这些先哲智慧的结晶，融汇起来，转化为有利于现实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

还有墨家强调企业的团队精神,团队建设.易经之道，太极思维，阴阳文化；儒家：讲究天地君亲师，为统治阶级服务好；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三篇：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可谓两个重要的法律思想流派，二者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

权衡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区别可以着眼于三个方面。首先，在治国之道上。儒家推崇“人治”，提倡“仁政”，弘扬“德主刑辅”的思想。儒者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对待百姓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宽猛相济”，使民心悦诚服，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实然，“礼治”与“德治”均须“贤者”来贯彻，当权者的贤明与否对政事兴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贤人政治，国君表率”便被儒家置于了律法的更上位。与此相反，法家则极端强调法律之权威，倡导“一断于法”，以法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取舍标准，申令法之功用在于“禁奸”，而非劝善，国家应凭靠强制力量“缘法而治”，入法制之轨。

其次，在确立刑罚的程度上。儒者摈斥“暴政而为、滥杀酷刑”，从“仁政德治”的主张出发，力图做到“以德去刑、慎刑戒杀、先教后刑、刑罚适中”。而法家则立足于人“性恶好利”的观点，主张“轻罪重判、小罪重罚”，认为“严刑”方能“去奸止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才可使民“服法畏法、莫敢为非”，最终实现“以刑去刑”。

最后，在法律的适用中。儒家始终秉持以“仁”为核心的法律观，将“礼”作为立法和司法的主要原则，来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刑法”与“礼”发生矛盾时，不惜“以礼屈法”。而法家则抨击儒者的“礼有等差”，提倡“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在治国上实现“一赏、一教、一刑”，凡“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均“罪死不赦”，即所有臣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尽管儒法两家的思想迥异显然，但二者仍有统一之处。首先，二者均认为法律在本质上是君主统治国民的工具。其次，儒者在重视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认可了刑杀的必要性，讲求“宽猛相济”。最后，法家并未摈弃“礼”，在“爱民便民”的基础上也常“礼法并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指航的作用。它们的互补与交融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

第四篇：王军儒思想工作总结

思想工作总结

陇县第二高中

王军儒

思想工作总结

我叫王军儒，男，汉族，中共党员。1973年4月出生。1992年7月陕西省凤翔师范学校毕业后参加教育工作，1999年12月取得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2007年2月被被宝鸡市职改办授予中学一级教师技术职务，2007年9月调入陇县第二高级中学任教，现担任高三语文教学及班主任工作。

任现职以来，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凭着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和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不懈追求，认真执教，潜心教研教改，尽职尽责，出色完成了各项教育教学工作。2008年至2014年间曾先后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课堂教学创新大赛”优胜者等称号。任现职以来，自己撰写的教学教研论文在《教师报》、宝鸡市教育局主办的《会刊》、《辉煌六十年》、“高中新课程教学与课程改革”中发表（或获奖），指导学生在第14、16届“语文报杯”全国作文大赛中获省级一等奖。2011年获得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考核优秀等次； 2011年参加中学一级教师岗位职务培训，取得合格证；先后参加并取得计算机一级和二级、新课程、心理健康培训、公需课培训、师德与安全教育培训等合格证。

一、加强学习，提高思想素养

任职以来，我能自觉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坚持集中学习与业余学习相结合，保证学习时间，明确学习任务，注重学习实效，坚持做学习笔记，撰写心得体会，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平时，坚持读书看报、收看新闻，关注国际形势，关心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不断提高自身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热爱党、热爱祖国，忠诚人民教育事业，热爱教师工作，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明确，在思想上始终和党保持一致，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团结同志，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平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活动，工作努力，上进性强。能积极参与师德师风教育活动，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无违法乱纪事件发生，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

二、勤奋敬业，专心教育教学

自己刻苦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加强对课程标准、教材、教法、教改动态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熟练掌握学科知识体系和教育教学方法，把握教材重点、难点和关键，通过观察、访谈、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经常征求和请教同科目老师的意见和建议，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积极开展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师生的交流互动，反馈矫正，力求做到课课有特色，节节有实效。

2001-2007年在陇县职教中心工作，任教研组长、班主任兼语文教学。能根据所学新课程理论和学生的特点改进教法，指导学法，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业务能力，教育成效显著，教学成绩优异，2次获得县教育局颁发的高考优胜奖。

2007年9月调入二中后，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并多次担任班主任工作，能以工作大局为重，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研究新课标，不断适应新的教学环境，教学成绩优异，2008年获得县级联考高一年级教学质量评估优秀奖。尤其在二中高考当中，勇于拼搏，敢于挑战，超额完成既定的目标任 务，为二中近几年高考取得优异成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潜心教研，提高教学效率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坚持向教研要效率，向教改要质量，积极参加新课程培训，参与课题研究，积极承担教改实验项目，用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来武装自己，不断探索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面对不同的学生，不断的教材和教法，刻苦学习教育教学理论，探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坚持写教学后记、教学札记，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研究教法，体察学情，积极撰写教研论文，2007年撰写的论文《在不断努力中成长》荣获宝鸡市“教师成长论坛”征文评选一等奖并在由宝鸡市教育局、宝鸡市教育学会主办的《会刊》2007年第10期发表；2009年撰写的《江苏省高考语文命题对我校高三语文教学启发》在宝鸡市“高中新课程教学与高考改革”征文中获得二等奖；自己撰写的《如何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2012年3月22日《教师报》发表。

积极参与校本教研，编写校本教材《古诗词赏析》、《高中生应用文写作指导》两部；2013年承担校级教研课题《文言文教学中高效课堂的探索》并任组长。编写的研讨式教学设计多次获得组内老师称赞。指导学生参加过各种征文比赛，并在14届、16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语文写作大赛中荣获写作指导省级一等奖。积极参与校文学社刊物《杨帆》文学社编辑与组稿及社团活动，指导学生撰写发表作品，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四、注重研究，做好育人工作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我十分注重对学生理想、兴趣、知识基础等方面的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分层实施，分类推进的德育方案，将学生全身心都吸引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生成长。在班务工作中，以情感为桥梁，了解学生实际情况，帮助贫困学生，沟通师生心灵，通过谈话、家访、辅导等手段转化差生、培养名生，促进班级整体发展。带领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不断增强班级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加强班级的制度管理，注重学生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加强家校联系，形成勤奋、团结、拼搏、创新的班风，扎实、稳步、有效地搞好班务工作和育人工作。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优秀班级体，个人也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并在班主任工作会上作了经验交流。

总之，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顺利完成了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今后还需付出更多的辛勤努力，不断克服缺点，弥补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

王军儒

2014年11月6日

第五篇：试比较分析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

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在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争斗与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尖锐对立，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却互相融合。这两种思想的对立与融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重视德礼，强调执法人员的品质，法家重实践,这些对我们现代社会司法改革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就是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之中对法律思想贡献最为突出，争论最为激烈的就是儒家与法家。儒家与法家两家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冲击与碰撞，不断地又互相吸取思想的精华。两者提出了治国安邦的种种政治主张，也提出了内容更为丰富更为系统的法律思想。但是在儒家与法家两者之间，存在着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学派之中，儒、法两家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家。

先秦儒家形成于春秋末期，发展于战国时期，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丘，在战国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与荀况。儒家代表着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贵族的利益，因而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教育人民安分守己。建立统一的贵族政体，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这是其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点。孔、孟代表着封建贵族的利益，而荀况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是先秦儒、法思想融合的重要人物。

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多由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组成，法家思想是战国初中期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进行变法的主要思想武器，故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当时被多数国家统治者采用的法律思想。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应该用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并主张有法必依，赏罚严明；他们都注重实力，倡导以奖励务农和参战的途径富国强兵；他们都鼓吹君主集权，把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利统一在专制君主手中，法家的理论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历史进化观。

1、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表现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其思想的对立和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以及其法律思想对秦王朝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法制的影响。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对立是“法治”与“礼治”的对立。“法治”是法家的旗帜，是与儒家进行争论的焦点。在内容、形成、性质以及理论基础等方面，“法治”和“礼治”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1）“法治”是针对“礼治”所维护的宗法制度而提出的。

（2）“法治”是针对“礼治”的重视“德治”、教化而提出的。

（3）“法治”又是针对“礼治”强调“人治”而提出的。

2、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

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得与失，这个问题是同学们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礼治”与“法治”的得失问题，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比较问题，儒家与法家关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和措施对当时和先秦以后历代法律制定的影响，法家和儒家思想对统一的封建王朝法制建设的作用对比，特别是对目前法制建设的影响，等等。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先驱管仲就提到“以法治国”。但与今天的“依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权威性，视宪法和法律为治国的最高依据或根据，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与法律之上；而管仲的“以法治国”实质是人治，是在法律服从皇权的前提下的一种治国方略。同样是强调法律的权威，但古代的法威威不及皇权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虽然统治阶级有时会提出一些“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欲至于万年，唯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周公《梓材》）”之类的保民安民思想，及“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荀子）的君民融合关系的重民思想。但仍然改变不了其阶级本质。《诗经》云：“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充分揭示了统治阶级个人专制的思想。国即君，君主对国家享有绝对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尽管从实质上说，中国古代法治实为人治，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工具。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法治的推行对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转型于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牛耕开始普遍推广，“私田”大量出现，动摇了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王室日益衰微，致使“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以此同时，思想界却异常活跃，社会进入了一个由“学在官府”到“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出现了儒、法、墨、道等的大论战，形成了“礼治”、“德治”、“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法治思想正随着一股一股的改革潮流迅速的成长。

在这些法家的鼓吹下，法治思想逐渐走向历史舞台，充当了主角的角色，成为了巩固政权的有力工具。秦国统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大力排挤其他各大学派，焚书坑儒，残杀儒生。此时法家思想达到顶峰。“法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此后的漫漫封建社会长夜里，“法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退出过历史的舞台。

中国古代法治虽然从实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但作为历史中上演的主角，它是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的，而且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着深刻的借鉴作用。它不仅仅是推动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发展，而且也将会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