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第一篇：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据此制定的各项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日益完善。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带来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明确教育事业的服务方向、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教育的总的培养目标，把握时代性，尊重教育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揭开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尽快改变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把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顺利完成了从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

教育方针的制定和落实，事关国家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适应时代要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

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与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成为教育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即“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两为”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的基本职能和作用。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卓有成效地接管和改造了旧教育，为创建新中国教育奠定了基础。为落实这一教育方针，教育部分别规定了中小学教育的宗旨和任务，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根据教育方针相继确定了各自的宗旨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教育事业逐步全面走上规范办学的轨道。

从1952年开始，我国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教育也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教育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提出：“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1954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提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应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奋斗。”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使教育事业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急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逐步明确提了出来。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目标之中，形成了新中国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这一方针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持久的指导作用。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即“两个必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冠以“教育方针”字样对教育方针的表述。此后，人们将这一方针与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作为统一的教育方针加以贯彻，这就是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以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及其教育活动为实践依据，以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政策依据，继承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总方针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向。这一方针于1978年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据此制定的各项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发展与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教育事业也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适应这一根本任务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得到了发展与逐步完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里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根据当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提出来的，也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2年教育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对教育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1983年9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在以后制定的教育方针中得到明确体现。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还直接写入了“三个面向”。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在教育方针认识上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升华和历史飞跃，在教育方针实践中加强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促使教育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按照现代化建设要求进行全方位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方针的表述更加规范化。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了这一方针。1995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沿用这一教育方针，但在文字上作了重要修改，除了在“建设者和接班人”前加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外，还在“德、智、体”后加上了“等方面”，反映了在教育方针认识上的深化。至此，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已完成了法律程序，写进了教育的根本大法。

世纪之交，随着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我国的教育方针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都在人才培养中提出了“美”的要求。这样，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就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新的教育方针，确立了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明确了教育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根本途径。这一新的教育方针,实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教育方针认识和实践的历史性转变，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开启了教育方针认识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代。

1999年6月，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首次提出了教育“为人民服务”和“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方针。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教育方针的内容进行了新的阐释和丰富。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日益完善。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带来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确把握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趋势

教育方针是国家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具有全局性的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它是党和国家教育工作发展的总方向，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教育事业的服务方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方向。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一是应当自觉地服从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二是发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功能，三是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四是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教育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第二，必须明确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教育不仅要与生产劳动结合，而且要与社会实践结合，应与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有机结合。

第三，必须明确教育的总的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将全面发展思想写入教育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是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明确提出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体现和把握以下思想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要把握时代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方针适应时代要求实现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

（一）1是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2是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向“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转变；3是实现了教育为计划经济服务向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转变。教育方针的制定应鲜明地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随着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把握时代性。

（二）要尊重教育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方针尊重教育规律，充分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1是在教育服务方向上，更加注重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有机统一；2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3是在人才培养途径上，更加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把握教育自身的特性，遵循教育规律，体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要体现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成为新时期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成为保证全面而准确地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重大举措。

（四）要坚持以人为本。面向新世纪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教育的重点转向人本身，在教育过程中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中心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发展时期，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改革与发展，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是引领教育发展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在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国教育事业必将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教育质量必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中国教育报》

第二篇：枫桥经验的形成和演变

枫桥经验的形成和演变

当一样东西经受住历史考验，被不断的传承下来并不断的改进，那么它将成为一个指路标，用它耀眼的光芒引领人民不断前行。

20世纪60年代初，诸暨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而在毛泽东同志批示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发源于诸暨枫桥镇的“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价值,不断创新发展的“枫桥经验”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枫桥经验”秉持“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理念，通过矛盾纠纷的社会化治理，取得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良好社会效果，一直以来是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3年11月，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始终站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去思考、去实践、去创新“枫桥经验”，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

2013年10月9日，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十多年来，遵循习近平同志的嘱托，“枫桥经验”不断升级，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全面融入网络时代，枫桥为社会治理插上信息化翅膀；面对转型期的新矛盾，枫桥构建起多元共治的全新格局；瞄准长治久安，枫桥创新实施“双轮驱动”，让“枫桥经验”成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活力迸发的强大驱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智能化创新。

曾经，人常常听到这样的质疑：互联网时代，动动手指就能把信息传出千里，“枫桥经验”能否适应时代的新要求？但是，时代在变，“枫桥经验”也在创新升级。“枫桥经验”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法宝”，变得更加智能化、信息化。新时代“枫桥经验”不仅强调调解、公证、仲裁、诉讼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完善，更重要的是打破各调解组织各自为政的现状，织就一张功能互补、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解纷网络，从而满足社会主体日益多样化的解纷需求。具体地说，通过诉调对接机制、司法确认程序等，建立诉讼程序与诉讼外调解程序之间的流转对接；通过解纷职能外包，促进市场解纷机制与行业解纷机制的融合发展；通过在线调解平台的接入发展，促进线上线下资源的整合；通过与平安综治考核机制挂钩，激发解纷组织的解纷能动性等。

社会化发展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通过社会机制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矛盾纠纷，由多主体的社会机构参与和主持矛盾纠纷化解，实现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是“枫桥经验”的题中之义。社会治理格局中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理想状态，应是实现调解等解纷组织的社会自治化，支持和鼓励律师、公证、仲裁等解纷组织社会化运作,构建竞争有序、诚信自律、自我管理的社会解纷体系,促使解纷组织在社会化运作中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实现社会化解纷机制的长效发展，有必要实行社会化和有偿性运作，当事人或行业调解组织购买解纷服务，解纷组织通过提升解纷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来获得竞争优势和市场认可，双向促进社会化解纷机制的发展。

智能化运用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方向。当今，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深度介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必须顺应现代科技发展趋势，才能发挥更为广泛的作用。智能化的矛盾纠纷在线化解平台，是“互联网+”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的体现，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枫桥经验”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必将极大推动纠纷解决方式的突破性发展，也将极大促进多元解纷组织间的开放、合作与共享。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网络平台，以及服务热线等方式跨越时间与地域的鸿沟，将“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向“一次都不用跑”的改革巅峰，为当事人带来诸多改革红利。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治价值

经济转型的窗口期、法治国家的建设、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多元化解纷需求，亟待解纷机制的持续创新，因此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格局。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繁重。为有效解决城市化发展建设中日益多元化的矛盾纠纷，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构建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发扬传统“枫桥经验”的精髓，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打造矛盾纠纷多渠道治理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形成社会化、专业化和智能化的城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新格局，能够及时有效地修复受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保持城市经济活力和对人才资本的吸引力，实现行业自治、区块自治、基层自治，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回应多元解纷需求。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矛盾纠纷也呈现出数量多、领域广、类型杂、专业性强的特征。而现有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与之不相匹配的状态——人民调解尚未充分发挥其治理城市矛盾纠纷的能力，多数行业调解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市场解纷机制尚未建立，导致大量的矛盾纠纷涌入法院，诉讼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经成为群众解纷需求的第一出口。为了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解纷需求，有效解决城市发展建设中的各类矛盾纠纷，需要对传统“枫桥经验”进行创新发展，借助城市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力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的解纷渠道、更多样的解纷主体和更经济、便捷、高效的解纷服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方向

充分重视特色社区调解建设。社区调解是解决城市基层矛盾纠纷的第一站，由综治组织牵头，法院、信访、公安、司法行政等机关、部门积极对接，推动“无讼无访社区”等特色社区创建，落实辖区内社会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能够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考核是推动工作开展的源动力，要以平安综治考核为抓手，以街道（乡镇）为考核对象，将普通民商事案件“万人成讼率”纳入平安综治考核体系，创新考核标准，整合多方资源，实现联动联调和综合治理。

加快完善行业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对于化解行业纠纷发挥着重要作用，纠纷易发多发的重点行业都应有行业协会或者行政主管机关建立的调解组织，以发挥对量大面广的类型化纠纷的化解作用。要明确行政主管部门承担行业调解组织建设的行政管理职责，将行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成效纳入行政部门负责人的履职考核。为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行业纠纷，可在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行业示范性合同争议解决条款中增加引导选择行业调解的内容。鼓励行业调解组织将纠纷化解业务外包给律师、公证、仲裁等市场解纷组织，形成两种调解主体的优势互补，协同调解。

推动培育社会化解纷机制。一要重点推动建立社会化运作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制度。律师团队人数多、专业性强，参与调解大有潜力，应鼓励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成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推动律师调解社会化运作，将是律师调解的发展方向。二要充分挖掘公证在预防矛盾纠纷方面的潜力。公证在预防矛盾纠纷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要充分发挥公证预防性司法证明制度的功能，继续挖掘潜力，减少纠纷源头。三要积极发挥仲裁在处理商事纠纷中的职能。积极试点推行仲裁调解，建立仲裁调解、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机制，引导当事人自主选择仲裁解决矛盾纠纷，有效提升仲裁的社会影响力。

着力推进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实践运用。运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可以实现“一次都不用跑”的目标，是缓解矛盾纠纷的一个“减压阀”。在线平台的建设关键要有一支活跃的调解组织，并有专门机构负责调解组织的管理考核。要在传统线下调解的基础上，将线下调解组织搬到线上，促进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并通过线上平台统一资源展现、统一对接机制、统一培训考核、统一数据管理。鼓励律师、公证、仲裁等社会化调解组织，积极利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调解资源的全面对接，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枫桥人遇到问题、起了纠纷，不会想着发到网络上传播，而是第一时间上传到综合信息指挥室，第一时间有呼应、有服务、能解决，合信息指挥室为‚中枢‛，全镇小到路灯破损、窨井盖缺失，大到违法违章、治污防洪，各类民生事，从问题发生到事件交办，再到监督反馈，实现了实时收集、受理、流转、处置、反馈。

借助互联网实现信息采集全覆盖后，扎根枫桥半个世纪的矛盾调处机制，发挥出更强大的作用。今年1月至7月，全镇调解各类矛盾664起，调处率100%，成功率98.4%。

现在，进村赶考

多元共治格局新

6月底，‚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源村启动了新一轮村规民约修订工作。28项条款，哪些要增删、修改，村干部们挨家挨户征求意见。

村干部拟定草案，再向全体村民征求意见，这是枫源村村级重大事项‚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机制中的重要一环。随后，方案要重新修订，经民主恳谈会讨论、完善，再经党员审议，最后由村民代表投票表决通过才能实施。

村中事，为何弄得这般‚复杂‛？枫源村人有自己的考虑。

‚以前都是家庭矛盾、邻里纠纷，调解起来不难；现在，常有拆迁安置等事关群众利益的大事，容易引发干群矛盾，怎么办？‛枫源村村委会主任骆根土说，如今，枫源村每逢大事，就启动‚三上三下‛，村级工程至今零上访。在枫桥，这是村民参与共治的方式之一。

‚面对新形势，我们积极探索共治、法治、德治、自治、善治‘五治合一’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争当全国基层社会治理排头兵。‛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张晓强说。

充分依靠群众，一种新的共治格局正在形成。

今年以来，枫桥各个村庄都在创建‚孝德村落‛。主办方要求，参评村庄须坚持开展文明创建、形成孝德文化和好家风建设氛围。诸暨市妇联主席倪敏利说：‚通过创建，村民争做好媳妇、孝子女，好家风、好乡风形成了，矛盾也少了。‛

6月21日，陈家村妇女主任陈佩英带着姐妹们排查出租房、查找安全隐患。这支成立于去年3月的‚枫桥大妈‛志愿队有400多名成员。村里小到夫妻矛盾，大到违建管控，处处都有她们的身影。目前，诸暨共活跃着1213个社会组织，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在多元共治的新格局里，重要一‚元‛是机关干部，村民遇事总喜欢找他们帮忙。2015年开始，诸暨推出‚返乡走亲‛制度，让机关干部参与基层治理，为乡亲们办事。如今，诸暨4000多名机关干部，返乡后收集各类意见建议7000多条次，极大地密切了干群关系。

群众呼声带上来，政策意见带下去；机关干部驻得了村、上得了门、说得上话、交得了心，‚进村赶考‛已成为新时期传承‚枫桥经验‛的重要形式。

双轮驱动

既富且安增活力

秋日里，枫桥镇杜黄山脚下鲜花遍开，‚绿色长廊‛瓜果飘香，迷人的田园风光，引得四乡八邻纷纷前来观赏。谁能想象，几年前，这片废矿山旁的沼泽地垃圾成堆、污水四流，村民年年闹矛盾。

近年来，杜黄新村启动全面整治行动，清除沼泽地、复绿废矿山、开挖灌溉渠。原先每年承包价1万元的水塘，如今涨到了10万元，村里2000多亩农田也成为省级粮食功能区，流转价格比附近村庄高出不少。

‚经济发展了，矛盾就少了。‛这是杜黄新村党总支书记王海军的经验之谈，也是‚枫桥经验‛升级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很多矛盾，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化解。

枫桥人意识到，传承发扬‚枫桥经验‛，必须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既稳定又文明，既富裕又有活力，才是真正的大平安。‛金均海说，近年来，枫桥坚持‚枫桥经验‛传承和枫桥经济发展‚双轮驱动‛，为社会长治久安蓄积持久动力。

为实现强镇富民，枫桥镇启动了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等一系列行动。2014年以来，全镇共引进内外资项目85个，亿元以上项目10个，实到内资32.58亿元、实到外资3589万美元。

占地1000亩、总投资5亿元的‚香妃梅林‛休闲旅游项目已经开工建设；由在外枫桥人回乡投资的仙人阁民族风情园，其‚精致云南‛板块将于今年底完工；浙江旅投投资的云溪九里森林氧吧项目、杭州科地资本投资的田园曼谷项目也已陆续进驻；去年至今，已有10多家金融创投公司到枫桥注册；以老厂房改造而成的科创孵化园，今年已招纳引进20多家金融信息、文化创业等企业。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孕育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年1月至7月，全镇规上工业总产值49.9亿元，同比增长17.5%；自营出口6.27亿元，同比增长14.4%；固定资产投资18.84亿元，同比增长16.5%。2016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33599元，与上年相比增长9.6%。

经济的迅猛发展，又促使社会更加和谐安定。据枫桥派出所统计，今年以来，全镇刑事警情下降43%，治安警情下降36.5%，侵犯财产案件、黄赌毒案件分别下降42.5%、55.9%。

安以致富，富则民安，这或许是‚枫桥经验‛永葆活力的又一奥秘。

时代的全新命题，催生出‚枫桥经验‛的升级与突破。枫桥人谨记总书记的嘱托，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接续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在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的新进程中，把枫桥建设得更加美丽、富裕、平安、活力。

第三篇：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银行业的形成和发展

1949～1956年：银行业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

对资本主义银行的接管及整顿 1.接管官僚资本银行

以“四行二局一库”为主体的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形成了一个垄断体系，从资金上掌握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对官僚资本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了接管

2.取消在华外资银行的种种特权

政府指定有信誉的外商银行代理中国银行买卖外汇，并代理国外汇兑业务，在业务经营上受到中国银行的监督与指挥

3.整顿私营银行和钱庄

通过银行同业公会和钱业公会，宣传政府对私营银钱业的方针、政策，允许私营银钱业在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鼓励他们开展正当业务。同时，要求私营行庄呈报组织状况和业务报表，办理登记，增加资本。规定其业务经营范围。

对私营银行和钱庄的社会主义改造 1.积极引导私营行庄的资金投放和业务经营

（1）组织私营行庄成立联合放贷银团，支持生产和商品流通。成立银团的过程也是对私营行庄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

（2）成立利率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参与议定利率，配合市场的稳定引导利率逐步下降，掌握市场利率的主动权

（3）通过新华、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等公私合营银行，组织运用私营行庄的资金。2.组织联合经营和联合管理

实行“联营”，“联管”以后，各地合营银行均受其总管理处和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3.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私营行庄实行全行公司合营后，对银行资本家除定期发给股息外，某一行庄或某一系统的代表人物，均在联合董事会及其下设的财务、设计委员会和研究室给予一定的职位。

建国初期银行的活动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协同有关部门，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经融物价（1）、统一货币发行，让人民币占领市场。（2）、打击投机倒把，稳定金融物价

（3）、贯彻执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在贯彻这个决定中，银行通过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资金，实行现金管理，使分散在国家机关、企业的大量先进集中到了银行。

2、支持国营经济恢复生产和开展物资交流。中国人民银行以数量较大、利率较低、条件较宽的贷款，大力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公营企业的放款中又以国营贸易部门和供销社为重点。

3、公私兼顾，复制私营工商业。人民银行本着公私兼顾的精神，在增加对国营企业贷款的同时，也相应地增加了对私营工厂的贷款，以支持他们如期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

4、配合土地改革，支持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恢复。1949年9月，将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确立了其作为国家银行的法定地位。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任务为：一是发行人民币，支援解放战争；二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和统一的国家银行组织体系；三是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和整顿金融业；四是积极开展存款、贷款、汇兑和外汇等银行业务，促进国民经济恢复，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

1953～1956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为全面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银行业则实行信用集中原则，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综合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1956年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形成了“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一五”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12%，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1%，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建设。

“一五时期”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

1、形成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

（1）、撤销大区、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全国金融活动的同意领导和管理。

（2）、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公司合营银行最初主要经营对私营工商业的经融业务，由于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加强了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联系。公私合营银行就转为代理中国人民银行办理储蓄业务。

2、建立纵向性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即全国银行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管理，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

3、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与国家银行。当时认为，商业信用扩大了企业流动资金的占用，不利于国家对流动资金的集中管理和资金分配假话的贯彻执行，不利于银行对生产和商品流转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因此有必要取消商业信用，集中信用与国家银行。

4、建立现金出纳计划制度，加强对货币发行的管理。

1956～1965年：银行业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

1956年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58～1962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银行的业务制度和原则遭到破坏，导致信贷投放失控，现金发行过多。这一时期，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25%，各项贷款年均增长20%。

大跃进时期银行体制的变革

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严重发展和泛滥，使经济决策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许多重大失误，其中包括对银行体制进行盲目的、不适当的变革。

1、下方银行信贷管理权。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在农村实行“两方（放机构，放人员）、三统（统一政策、统一计划、同意流动资金的管理）、一包（包财政任务）”的财政贸易体制。

1.许多地区把商业和粮食部门归还的贷款，大量挪用于工业，并随意抽出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2.许多地区的银行存款数字不实。“水分”很大。

2、改革经融规章制度。原有的规章制度制度破除了，新的规章制度又没有及时建立，结果造成了银行工作上的混乱，尤其是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各地银行错账错款的情况相当严重。

3、充分供应信贷资金。

4、鼓励吸收存款和收回贷款“放卫星”

1963～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整顿。经过整顿，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正常，金融工作也步入正轨。这期间，国家银行各项存款年均增长5.5%，各项贷款年均增长6.8%，基本解决了“大跃进”时期遗留的通货膨胀问题。

1966～1976年：银行业遭受“文化大革命”重创的10年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灾难和损失，银行的制度被废除，业务活动无法正常开展，银行的作用被削弱，货币被批判，商业性金融机构被撤销，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

新中国成立以来银行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被否定，社会主义银行被视为“”经济衙门“，银行管理体制上的统一集中被当成“条条专政”来批判，把坚持银行信贷工作的原则斥为“管钱不管线”。“见物不见人”，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财政金融规章制度与专业管理想结合的工作方法，斥为“依靠专家理财”，并且把一些传统的经融业务活动划到了资本主义的范畴。这种是非上的混淆，给银行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历史的伟大转折，银行系统开始恢复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银行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整顿规章制度和各项金融工作，认真贯彻经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强调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我国银行体制的特征

1、金融机构上的大一统单一格局。各类金融机构的集中统一，各种金融业务只能的集中统一，银行内部上下级的集中统一。

2、中国人民银行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具体经营金融业务的经济组织。商业性的表现1.遵循信用的偿还2.利息3.全国的结算中心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银行变成了“出纳机关”

第四篇：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演变重点

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演变

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各地税收制度很不统一。在一些老解放区，仍沿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自制定的征税制度。在新解放区，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收工作，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除了将旧政权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征税规定加以废除外，一般暂时沿用旧税法。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实行的税种不统一，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别也非常大。如面粉税，东北为8%，华东为25%；卷烟税，华东为40%，华北为10%，东北为60%；烟叶在华北不征税，而华东、中南都要征税。至于各地区的完税凭证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很不适应。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讨论研究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950年1月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统一全国税收的要求，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立法权限，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制度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这标志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随着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城市工商税收收入也开始迅速增长。195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与公粮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村公粮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税收，简化合并了一部分税种、税目，调整了部分税率，改进了征收方法，并在调整的基础上修正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同时由财政部公布了这些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从而使我国新的工商税收制度逐步趋于完备。

我国工商税收制度建立以后，曾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主要有1953年的税制修正；1958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统一税；1963年所得税制的调整；以及1973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在保持原有税负的基础上，实行简并税种、税目，调整税率，简化征收办法，使原来以“多种税、多次征”为特点的工商税

收制度逐步变为一种极为简单的税制。通过这几次改革以后，我国国有企业只缴纳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种税收。

1978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80年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公布了一系列涉外税法。为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从1983年开始，有步骤地实行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并改革了工商税制。这次改革，是比过去历次税制改革的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经历的时间也长得多的一次全面的工商税制改革。

经过10年税制改革的探索，从1994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新的工商税制。新税制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在流转税方面，以增值税为核心，辅之以对非商品经营课征营业税，对少数产品交叉课征消费税。在所得税方面，统一了不同经济性质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了内外个人所得税。此外，新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合

并、废止和调整了其他一些税种。与此同时，把中央与地方之间原有财政包干的收入分配体制，改变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以更好地调动两个积极性。新的工商税制，为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加适合的税收环境。

第五篇：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演讲稿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第十二章（民法、社会与法律的发展）

顺着作者的思路，首先我们来讲下民法的发展，通过追溯民法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将其大致看作是“自然法——成文法——法典化”这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罗马法的影响是人们所公认的。但是有个事实被忽略了。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罗马法对民法发展的影响是整体性的。由于这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此人们就一直默默的接受了。

1.影响法律家研究法律的方法

（1）如学习《民法大全》收入的法律规范成为头等大事，民法大全是学究式文字写成的典籍，必须加以研究和阐释，而不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学者们只有通过特别的，精心的法律条文的讲解才能学好法律。

（2）学者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说，注重对系统的理论论证。

（3）罗马法著作论及实体法时，对程序法从来就是闭口不谈。因此在民法法系的国家，法律家对程序法的研究不太重视。

2.影响私法的规范

（1）《民法大全》中的人、物、时效，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各国法律论著的体例安排和未来民法典的编纂结构。#（#缔造了一个民法法系的《民法大全》，在属于民法法系的国家里，有着绝对的权威和强制力，《民法大全》由《优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罗马新律》组成，《优士丁尼法典》汇集了从2世纪初的哈德良到优士丁尼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包括全部皇帝法令在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按照标题或章节名称分门别类进行编排，每个标题又按年代顺序编排。《学说编纂》汇集法学家们的各种学说，它与《法典》的不同是它是解释法律的大杂烩，是罗马鼎盛时期时的产物。《法学阶梯》是一门法学基础理论教科书，它的体例结构系统而完善，在17、18世纪的属地法理论中，它们的整体形式和结构无不体现着该《法学阶梯》的思想，即使在后来各个法学家们编纂的《法学阶梯》里，也都是以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为蓝本，即使它在体例编排上不够完善，却也没有一个能超越它。《罗马新律》大多是有关公共事务或基督教会事务的规定，它的地位和前面三部的地位无法相提并论的，它主要起补充《民法大全》的作用。）罗马法中的《民法大全》在民法法系里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其《优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罗马新律》组成。法学阶梯的待遇可窥见《民法大全》权威的一斑

（2）罗马法以独立的规范群被移植和接受，使得法律具有独立的品格。

（3）法律的逻辑性形式理性是民法法系的一个标志。#（《民法大全》被奉若神明，得到极大的传播和宣扬，对于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法法系国家的民法极具形式理性。《民法大全》是文字写成的典籍，除文字以外都无可奉告，所有的书籍都必须加以研究，全部《民法大全》里学究式的语言都要加以阐释。《民法大全》权威性的演化，使得学习《民法大全》里的法律规范成为头等大事。来自世界各地要学习罗马法的人，倾向于拜一些在此方面有专长的人为师，而不是跟在法律事务者的后面学习法律实务。民法法系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相隔离，程序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民法大全》在大学讲坛独占鳌头，占据法学教育的中心位置，《民法大全》在著作论及实体法时，对程序法从来就是只字不提，原因之一是《民法大全》里本身缺乏关于诉讼技巧的论述，结果在任何国家的法理学著作中，而且在法典化前的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程序法的位置。）分水线——法典化

法典化是民法的发展的必经之路，民法典的产生具有深远的意义。

那么：

法典化的直接结果：使得民法典更为抽象、系统，增加了民法概念化的倾向。法典化后，法官只能对法典规定作出恰当的解释，严格遵循法典条文，而不能援引历史资料及法学家的观点。

法典化的间接后果：罗马法法学家的地位降低，他们的言论与著作的权威性不再，《法学阶梯》等丧失了突出地位，罗马法遭边缘化。

小结

民法的发展过程：一般法律现象相互借鉴，法律移植的过程，而罗马法则是在此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罗马法的成分被各国借鉴，各国之间普遍的做法是模仿和吸收，甚至完全移植于其他国家；罗马渊源为法律条理化的工具。

• 与此同时，从民法的发展过程我们可知，•法律规范和社会的愿望和需求不一致#（部分因为当权者不考虑外国法的性

质，不假思索引进的结果，部分是因为惯性还有其他。）

•认识到法律与社会脱节，认识到法律发展过程中移植的作用

•找出导致法律变化的抽象的线索

法律的发展

与法律发展变化相关的九个因素：

1、法律渊源

2、压迫力量

3、抵抗力量

4、移植的倾向

5、制作法律的法律家

6、自由裁量权因素

7、一般原则因素

8、惰性

9、感性需要

1、法律渊源

优点：

同一法系内的法律的发展，在相当程度受到渊源的影响，渊源便于法律的形成。法律依先例而发展，这些案件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能够弥补法律原则发展缓慢的缺陷。缺点：

具约束力的先例可能反映个别情况的成分要多于社会。

经验有限，需要不断地补充诉讼案件。

与立法相比，立法富于系统性，有宗旨，远离具体的事务。

2、压迫力量

该术语的含义是：组织起来的人或人们，公认的团体或集团，艰辛只有通过法律实际改革才能得到利益。

压迫力量就是改革的力量，这个力量会因压力集团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以及对实定法发挥作用的能力而全然不同。在这个基础上，法律各种不同的渊源，受到压力的影响不一。

压迫力量对各种法律渊源影响的对比

#立法是公然承受压力的，它是直接制定法律的途径，受关注大，一旦确定，难以修改。

#判例法受的压力则相对小些，毕竟就法官而言，他不直接参与法律制定，也不参加竞选，无需为选票忧心。

#法学原理对于压力更是无动于衷，因为法学家在同行中的精神地位是衡量他的观点的标

准；再者，法学原理对法律的制定并不会直接接触。

3、抵抗力量

对抵抗力量的解释与压迫力量的解释恰好相反。

尽管他们也是组织起来的人或人们，公认的组织或集团，但是他们因坚信一种可能发生的变革将给他们带来不利的结果。

4、移植的倾向

移植并不限于借鉴的程度，而是全盘接受域外法律的某项法律制度，与经过谨慎抉择后的继受有所不同。

移植倾向取决于下列因素：一个可能的移植体与受移植体享有共同的语言传统，移植体制深孚众望且用容易理解的文体表述出来。

5、制作法律的法律家

制作法律的法律家，作为一个法律精英阶层而存在，既可以是压迫力量，亦可以是抵抗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足以构成一种独立的因素，是法律发展的配角。不过，他们也不可或缺。

6、自由裁量权因素

自由裁量权，通过某个选择，既可限制亦可增强法律规范对于个人或组织抉择的个人或组织的影响，扩大了某项法律规范的可接受程度。

例外

#若自由裁量权被滥用，会引起暴烈的反抗，如压迫力量与抵抗力量。

#若在有限的条件下，其他人可能也掌握着自由裁量权，可能引起某些人的道德义愤，从而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法律。

7、一般原则因素

一般原则或者说特定的法律规范，调整着众多的和公认的群体，或者适用于不同的交易形式和情形。

#也许一般原则是个指引，能够给与各种法律关系调整方向，指示着法律的精神。

&但是概括性越强，地区范围越广泛，也就越难找到一项公认合适的法规，就越难满足实际需要。由于寻求协调的困难很大，变革的阻力也就越强。

8、惰性OR感性需要

*惰性是指社会通常能自觉地忍受无能的法律的充斥。

产生的原因：

#社会责任麻木不仁，只要不出现大的动荡，人们都希望生活在安定，至少看起来安定的社会环境中。

#法律弥漫着神秘气氛，令非专业人士感到高深莫测。

#改革需要付出代价，并且需要资源。

*感性需要是指社会需要满足的有关于法律规范及结构的目的。

产生的原因：

#受到压力后才体察到的，如自由裁量权的压力。

#需是活跃的压力之下。

模式

法律规范及结构之间微妙的关系，既具体又笼统，它们控制的社会可以看成是双方面对立因素的平衡，一方面抑制着变革，一方面决定着变革的方向。

每个模式任何一方面的影响因素都平等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着，不过每个模式都试图强调主要的纵深的相互作用。

这些因素影响法律法律发展的模式之一

当感性需要受到自由裁量权削弱，当压迫力量对于法律渊源的作用力小于惰性和抵抗力之和，社会就会维持原状。当压迫力量对于法律渊源的作用力大于惰性和抵抗力之和，社会就会引发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