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第一篇：解析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朱苏力

【摘要】中国整体的司法改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确实存在法律缺失的问题。但是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比如说在基层调解是解决纠纷的很重要的方式，你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识。很多当事人看到判决书，不会去看里面的法律论证是什么，用了什么法律理论，他们只会去看判决，到底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拿许霆案来说，第一审判决书写得很好，但是老百姓不满意;而二审判决书不过是说了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最终的判决却能够让老百姓满意。道理谁都知道，但是道理真正实施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来到西安交大。因为是傍晚来的没有看到校园，所以我不敢说是不是美丽的校园。美丽不美丽不重要，西安交大在全国的名声是非常响亮的，是一所很有名气的院校。尽管法学院才刚刚成立，但是在单院长和许多老师的努力下，正在蒸蒸日上，今天能够应聘担任西安交大法学院的兼职教授也是我的荣耀，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西安交大做这次讲座。因为作为兼职老师首要的职责就是教书，所以接下来我就进入今天的正题。谈一下中国的司法职业化与司法的社会需求。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司法、法制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司法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从99年开始，从最高法院提出了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事实上更早，在90年代中后期，从中世纪开始，就开始了司法改革，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司法改革一些困境，具体的问题在哪里，可能除了学习法律的一些人，其他人很难注意到。对近来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比如说强调三个至上，强调司法的密集性，强调社会主义法制理念也关注甚少。为什么说要强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主要原因是老百姓对司法改革并不满意，不管你司法怎么改革，如果老百姓意见很大，不能理解并体会到司法改革的好处，也是没

有用的。比方说我朱苏力教书教得好，但是你听完他的讲座之后觉得他讲得不怎么样，甚至说不如张三，不如李四讲得好，那你会觉得凭什么朱苏力是北大的教授，不过是滥得虚名。而所谓改革也是一样，就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当然我们不能说老百姓的期待全都对，因为这个社会在发展所以老百姓的预期会比较高，或者说我们当年提出社会主义法制改革的时候提得太高，比如实现正义。因此我有任何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我就会觉得这个改革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司法的腐败问题，我们以前可能觉得司法不公，或者说司法出了什么问题是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够，是过去不重视法制，是左倾思想的影响。有这些因素但是我们发现并不全是这些因素。有很多法官现在贪污腐败恰恰是知法犯法。拿最高法院的副院长某某XXX为例，都已经到那么高的位置了，什么博士生导师啊，博士学位都拥有，但是据说在受管制的时候还一次性接受了300万的贿赂，而这个贿赂人是他同学。他自己给自己订了条规矩，我不收其他人的礼金，只收同学钱。但是收同学的钱，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反而更大，因为这当中有很多都是律师行业的，当然最后出卖某某XXX的也是他的这些同学。这还不仅仅如此，改革十年以来，全国国历届的高院院长，一共有7任都出了事情，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这个比例能够占到了四分之一。为什么说很多人现在怀念毛泽东时代，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贪污腐败，社会相对比较平整，但是大家也都很贫穷。中国的富强靠的就是这三十年改革开放，但是你出现的这些问题，最后极有可能会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毁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干部没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自然不会满意。

这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官也不满意。法官不满意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在过去五年当中，据我们最高法院副院长讲，法官流失了上万名。所谓流失，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工作已经不值得我干，就象你为什么会从大学里流失出去，可能就是因为你觉得大学里收入太低，工作太累，所以就会去其他部门寻求更好的工作。那么这个法官的流失就意味着法官对这个工作的不满。如果说改革了，人民没得到好处，法官没得到好处，而且又出现腐败问题。还有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中西部法官的断层现象剧烈，这是2003年在推动司法考试进行改革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5年之后法官群当中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象陕西这样的法律教育大省，每年至少有30名法学本硕博的毕业生，但是在陕西有20多个县法院里面没有一

个法学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而这种情况在80年代之前却是有的，虽然那个时候法制教育不发达，但是一些院校还是可以向基层输送人才的。现在的情况却是不仅基层法院，一些中级法院也存在这样人才缺失的现象。陕西在西部来说已经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大省了，虽然现在还不能跟江苏，浙江相比，但是在周边，你与甘肃相比，与新疆相比已经算是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而在那些地区的情况更为糟糕。如果中国的法律体制最后建设成基层没有法官的情况，那么要司法改革，要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就失去了前提。而另一方面我们都了解，在城市地区聚集着大量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法学专业的就业率在所有专业当中排名倒数第二，仅仅达到百分之六十。这也体现了法制教育，司法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改革的成绩，成绩固然要看到，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的途径。那么究竟是哪些地方出的问题呢?这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这些问题本身并不是法律教育的问题，不是司法本身的问题，而是说司法要满足的社会需求，要适应的国情跟实际情况不吻合。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别人都觉得他们很好，他们也想好起来，但就是好不起来。而许多包办婚姻也是这样，两个人没有人觉得不好，都是觉得天造地设的一对，但两个人就是好不了。就象贾宝玉和薛宝钗一样，大家都觉得两个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贾宝玉偏偏最喜欢的是林黛玉。当然他也喜欢薛宝钗，但那只是男孩子的一种习惯而已。

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看，不要只看司法当中的一些问题，而是要看中国的国情中哪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司法制度，法律教育，司法改革不能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需求。那么中国到底存在着哪些因素呢，简单一点讲就是说中国是大国，大国就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大国意味着有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意味着民族的多元化;而中国的情况跟美国又不相同，美国的话简单描述就是在大街上走的有美国人，有亚洲人，又有非洲人这样的情形;而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国家，在某个地方可能全部是汉族，某个地方全部是蒙古族。美国所存在的仅仅是肤色上的差距，但是他们的文化是一致的。而许多时候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是很重要的。

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讲，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自治区单独拿出来放到世界上都不能算是一个小国，最起码也是一个大国。它的一亿多人口，巨大的外贸总值在世界

上都能够排到前位。象江苏浙江至少也有八九千万，而陕西就算只有五千万，也就是比法国稍微小一点。就比如说你做一个小秤杆子很容易，但是你要做一个一百米多长的秤杆子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又象是一个家庭，一个三口之家和一个五口之家是不一样的，一个小企业和一个大企业是不一样的，西安交大和西安外国语大学也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大学。为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结婚之后不愿意同父母住在一起，不是说他们不孝顺，只是所多两个人是一样的，在做决定的时候你也要多考虑两个人的意见。如果我们两个人是夫妻，今天晚上要出去看电影，那么提前就要告知两个人，考虑这两个人的意见。如果一个七口之家，一个十机口之家就会七嘴八舌。人多好办事，但是人多难决策。众口难调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是你只在上海实行改革，那会不会很难。新加坡是个法治成功的国家，但是新加坡只有四千万人口，相当于半个西安市。香港治理得很好，但是香港只有600多万人口，相当于半个深圳。有些东西看上去很容易，但是要真正实施起来却面临很大的困难。不要以为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国情，强调中国特色，是没有意义的概念，恰恰这些是有意义的。人口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先讲城市与农村的问题，我们知道法律更多的是适用于陌生人中间的。今天单院长请我来做讲座我们没有签合同;但是如果一个陌生人要请你来做讲座，你很可能要到外面请一个人来见证合同。你们同学之间会借钱，你们不会签合同。但是今天我向你借钱的话你肯定要写个借条，如果说不好意思的话，也会找个同学来证明一下。如果今天来得不是朱苏力，而是北大的一个同学要跟你借钱，你肯定也要写个字据。就是说法律更多的是处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城市的关系。为什么说大量的律师聚集在城市，因为在城市里，你做生意，要跟许多的陌生人打交道，你们之间的交易，需要一个法律使这种关系稳定下来，提供一个保障，从而使自己不至于会吃亏。因此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律师，或者说法律事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很少有律师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一个乡镇里你几乎很少能够见到律师，因为它不需要。但是在城市里面，象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反托拉斯之类，甚至刑事案件都需要法律，需要律师。想一下我在来到这里之前，也就认识单院长和某个老师，我们就是陌生人。法律更多就是为陌生人为城市生活服务的。虽然说中国在迅速的城市化商业化，但是中国的法制并没有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法制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经济，社会关系而慢慢改变的。在三十年以前中过大概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村人口，而现在中国大概每年以一个百分比的速度，农村

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因此我们现在有百分之五十的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的城市人口，虽然只是个乐观的数据，但按照这种速度下去，再过几年中国大概会有百分之八十的城市人口，所以法律是必须要发展的。

而从另一方面讲，法律也是城市人才能够消费地起的，城市人的收入比较高，包括贪官污吏，是更能花得起钱的。法律有时候可以说是富家子弟，富家子弟往往心肠比较好，说是要为穷人打官司，但是你骨子里还是富家子弟。法律是想帮助穷人，但却没有帮助穷人，因为是穷人消费不起的。大概在几年前，深圳律师的收费就是300块一个小时;北京是500美金一个小时。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我们学法律不是要学得多深入，而最主要的是学会面对这个真实的社会，了解现实法律是什么样子的。而这种真实的现实社会不容易改变，哪怕你个人想要改变，也很难改变。商人就是主要集中在城市，就能够花几百万去请一个律师，我们能把这些律师都派到农村去吗?不能，这就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也不符合人才的自由流动原则。而农村为什么不需要律师呢，主要是它是熟人社会。熟人之间是不敢做坏事的，而陌生人之间骗钱就骗了。但是熟人之间不同，比如我借了单老师钱不还，单老师就有可能提着菜刀来找我了。或者说对我的声誉有影响，别人说我借钱不还，以后不要借钱给他，那我以后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借宋丹丹的话来说就是：以后怎么在演艺圈混?拿小时候为例子，比如说你要借我变形金刚玩，我不借给你，那你说我不跟你玩了，这句话就会让我把玩具给你的。因为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是害怕被疏远，被孤立的。所以说这是在熟人之间很有力的砝码。而且在熟人之间我们知根知底，你知道我借钱不还，那你可以找个借口不借给我。但是陌生人就不一样了，比如我现在捅你一刀明天就回北京了，我也不会管你怎么样的。所以有陌生人之间更需要这样的法律保障。中国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贫，这跟银行贷款是一个道理，你资金很紧张，银行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说你根本还不起贷款，银行自然不会贷款给你。

在农业社会当中，信息收集是相当方便的，甚至在农村大家都不怎么用大名，用什么山柱啊，秋菊啊，但是大家相互都很熟悉。当然在农村也是有纠纷的，不过都是小纠纷而已。拿秋菊打官司为例，秋菊与村长的关系被破坏了，应该怎么解决，这就引出了现代法律理念与旧时期的农村传统思想观念的矛盾和碰撞。

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这种情况很比较复杂。在东部沿海地区，即使是农村也是很商业化，很现代化，而在西部地区，即使是城市，有时候也相当于是半个农村。就象是陕西的一些县城基本上也是熟人社会，你一回到家，你所有的同学朋友都遍布在县城的各个角落里，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几乎不需要法律的存在。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它影响了对法律的需要，也影响了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的问题。我们在学校学的国际法，反垄断法，国际贸易法，拿到县城去根本不会用得上。这跟自然科学不一样，科学技术越发达越有实用性，而法律越先进，到基层越不能够被应用。这就是为什么北大的学生为什么都不到基层，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在基层没有办法被应用，只适合留在城市当中。再提到中国的古代教育，是学成之后先出去，然后慢慢得落叶归根，再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但是中国的现代教育模式的结果是，你在城市接受教育之后，你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你所学到的知识在农村是没有用的。

另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民族的语言，这也是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原因。比如说你在新疆维族自治区招考法官，要考英语，那么当地人就会觉得自己连汉语都不会讲，学英语有什么用?你在一个讲维语的地区想着普及英语与国际接轨，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呢?就是说不是是知识就有用，要看对什么人，用在什么地区才可以。你到西藏，你要考海商法，那当地人就会觉得我们这辈子能看到海吗?考这个能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如果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国的法学家们关注的只是东部沿海，大城市的一些法制发展，同国际接轨，那就不是在解决中国问题，而只是在作秀。如果你到宝鸡，咸阳的县里，你学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用得上，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你所关注的只是申请出国，去哪去哪，不关心中国的这些基层问题，那真的是很让人心痛的。

中国整体的司法改革，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确实存在法律缺失的问题，在外商投资，引入外资的状况下，相关国际贸易法，海商法的缺失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是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就象是有很多的法律知识是学校里学不了的，你要到法院，到基层才能学到。比如说在基层调解是解决纠纷的很重要的方式，你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识。我们学法的人可能会觉得调解是个比较落后的解

决途径，但对老百姓来说，他不在乎你是用先进还是落后的解决方法，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纠纷有没有解决。很多当事人看到判决书，不会去看里面的法律论证是什么，用了什么法律理论，他们只会去看判决，到底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拿许霆案来说，第一审判决书写得很好，但是老百姓不满意;而二审判决书不过是说了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最终的判决却能够让老百姓满意。道理谁都知道，但是道理真正实施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我们要去农村解决纠纷的时候，就不一定要靠法律，就需要调解。调解不仅仅是对法律知识有所理解，调解要涉及到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当事人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调解人必须要有威严，有权威，资历上的权威和年龄上的权威。一个刚毕业的法学毕业生去调解，就比较难让当事人接受。所以我们看一般解决纠纷的一般都是长者，并不是说这个长者就要比15，6岁的年轻人知识积累多，聪明，但是社会倾向于接受长辈的调解。而法律上把人际关系都看成陌生人的关系，涉及利益的时候就很难分清。有很多存在的问题，包括在农村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一对年轻夫妇，男方进城打工，几年下来成为一个小富翁，有了一定的资产积累，也有了小蜜，就想回来跟女方离婚。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去依法办事，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你不能说男方错了，环境变了，心理变了，自然生活也想发生变化。如果这是在城市，很正常，双方都经济独立，感情破裂之后分开很正常。不过发生在农村，情况就会不同，你出去打工，女方帮男方把孩子抚养大，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如果法官直接根据法律判决，对女方是不公平的。这就涉及到了你到底应该使用判决还是调解来解决问题。而你不能因为在城市用大量的判决，你就一直使用判决，包括在农村。这其实涉及到法律利益集团的问题，我们学法律的人，更擅长审判，我们懂得更多的法律知识，也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所谓的调解，一个转业军人的调解能力并不比一个法律本科生差，这就造成了对法律知识分子的一种利益侵犯。

当我们社会的法制改革仅仅是在关注城市小部分人的形式化的时候，它实际上就脱离了大多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脱离了中国中西布地区广大人民的需要，注重法理，注重法律变更程序，条文形式，但是这些方面的改革并不能说服人民。他们只关注结果。

这都是中国法律改革面临的实际。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学习法律的时候，要意识到这些，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去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中国是大国，不管你将来在哪里，许许多多的法律问题都会存在。举个例子，电影《色戒》，有人会说色戒在中国是删减版，而没有完整版，从而提倡中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但是我们注意到各大电影院线都是在大城市，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也有差别，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准。另外在中国我们去电影院看电影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与家人，一大堆人一起去。我们可以组织全班同学去看《建国大业》，但不能说一起去看《色戒》，这些小事情会直接影响人际关系。又比如一个村子一起组织看电影，你看什么电影，也会间接影响村民之间的交往。如果法律人对这些小问题都不思考，只是照搬人家的，解决不了问题。

另外有一个几年前的例子，有一个民警看到一对夫妻在家看黄碟，就把它没收了，这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按理来说，警察不能没收，但是警察也是接到电话之后才去干预的，你可以说看黄碟是不正当的，但是你不能说警察接到举报去干预是不正当的。有些人看黄碟就跟有些人写论文一样仅仅是一种爱好，别人是没有干涉的理由。你可以说看黄碟是不正当的，但你不能说你让民警去干涉是不正当的。比如说你是在农村，门窗没有关，声音影像都影响到了别人，如果刚好隔壁有小孩，那会影响到更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的干涉是不无道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制度偏向于法律这边，而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思维习惯和传统，那么法律就真正得与社会脱了节。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社会舆论的导向全都偏向于看黄碟这边，却没有考虑到小孩的感觉，女性的感觉，父母的感觉，这就与大众的正常思维相抵触。当然你可以看黄碟，这中间要有一个界限，就是你不会影响到别人，这在城市很容易实现。但是这个案子是发生在农村，就要考虑到具体的情形。就是说有些问题并不是绝对的，而是要是环境而言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价值问题，我们现在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创新主义，我们提倡个人的创新，但这种创新是以不对社会产生反面影响为前提的。

如果说司法改革考虑不到这些具体的问题，一味得与现实社会脱节，那么这样的改革终究是很难成功的。刚刚提到的中西部法律人才缺失问题，其实不只在西部存在，在东部，广州的一些小地方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要招大量的转业军人到基层去，因为没有大学生去。虽然要求我们现在的大

学生要有一种胸怀和精神，但并不要求全部人都要有这种理想主义，也要有现实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是必须的。只有这种理想主义的存在才能使中国的法制和司法改革产生变化。没有一个国家在贫穷落后的情况下建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制社会。很多国家和地区法制健全，也是因为法官收入比较高，律师收入比较高，才存在一个法制完善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法制的变化也是首先基于中国的变化。

虽然今天我讲的并不是什么很专业的问题，但都是放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下让大家去思考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要换一种角度来思考问题，要经常去想我们的父母会怎么去想，不要认为某个老师讲过，波斯纳讲过，就是对的，要去想自己的父亲母亲会怎么想，自己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会怎么想，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法律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并且为中国的法律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篇：司法民主化与职业化

“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职业化”

从定义看，“司法民主化”的提法实属同义反复。在“司法民主化”是同义反复的前提下，我双手赞同“司法民主化”这一提法。换言之，独立的司法不可能是不民主的，反之，一个健全健康的民主社会也不可能没有独立的司法。理由何在？在这次“司法民主化”的学者讨论中，论辩双方都把托克维尔对美国司法的观察作为各自论证的重要理论资源，但问题是：托克维尔论说中的要害是什么？所以关键还是对托克维尔论述的理解。托克维尔曾说，在美国，以法官为首的法学家阶层是这个民主社会中唯一的贵族阶层，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似乎是职业化的，甚至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在讨论司法运作时，托克维尔又同时指出，通过陪审团等机制，法律家的精神将超越法（学）院的围墙而对社会产生广阔深远的影响，民主社会的所有政治社会问题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问题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似乎又是民主化的，深入人民大众的。我同意托克维尔的论述是对司法民主化问题最有见地的经典阐释之一。我对托克维尔上述观点的理解是，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才能有真正的司法；也只有实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和专业，才能维护民主本身。因此，“司法民主化”的提法放在托克维尔的语境中是不错的，也符合广大人民对于司法的基本期待。但如果司法失去了自身运作的逻辑和运送正义的方式，如果司法没有独立的品格，不能与社会尤其是与强权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其结果不仅是司法没有了尊严，放弃了责任，而且民主本身将丧失光彩，失去可靠的保障。正因如此，托克维尔才说司法既是对民主社会的弊端和激情的最佳制衡力量，同时也是避免民主走向危亡的一个最重要的捍卫力量。

这样看来，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抽离了“司法”的民主化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民主，而只能是伪民主的司法民主化和反民主的司法民主化。我们看到，在一个个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就拿2008年的周老虎案和杨佳袭警案来说，老百姓对判决的不满，与其说是对结果的不满，不如说是对司法运作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不独立、不专业、没有遵循基本程序等方面的不满，比如对于杨佳案的审判，民众的普通看法是，杀了那么多人，杀人抵命，这个没问题，我们都毫无意见，但你不能让我们这些不懂法律的人都觉得你这个审判过程不可思议、不可理喻，让人失望，等等。因此，如果非要强调司法民主化，那么我们完全应当将司法民主化理解为司法响应民众的声音和诉求。而民众对于司法最为强烈的声音和诉求就是：司法应该更职业更独立，要把司法作为一个公开的、专业的、说理的、公正的平台。司法的运作要证明法律是严肃的、神圣的、统一的，而不是一种儿戏。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命题就是：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职业化；司法民主化就是司法独立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状态：所有的政治社会问题都转化为法律问题来解决。而我们现在的司法民主化，似乎有将所有的法律问题都沦为政治和社会问题来解决的趋势，这是值得忧虑的。

2008年的诸多事件已经表明，司法和法律职业的发展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乱象局面。司法的不独立导致杨佳等案件的判决过程疑窦从生，无法服众；而法院系统内部揭露出来的级别越来越高的腐败也使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降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这到底是司法民主化运动的胜利还是失败？我已经无言以对。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司法危难的时刻，我更加相信，只有一个独立的、专业的、不受干预的司法才能最好地呼应人民的要求，才能避免社会陷入无法博弈的僵局，才能用最小的代价来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方面，台湾目前针对陈水扁启动的司法程序，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极佳的示范。在一个真正拥有独立司法的民主社会中，无论案件涉及怎样的高官级别，无论案件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影响，它都会因为秉持就事论

事的立场、尊重各种各样的声音（包括民众、原告、被告、律师、法官）、允许公开透明的监督、提供理性辩驳的舞台、保留妥协博弈的余地、崇尚司法独立的尊严、相信民众判断的能力，从而使社会不再走回头路，而稳步地向前发展。司法民主化就是要使司法成为为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场所。我们必须相信，相比通过上访而斗争、通过杀人而斗争，乃至通过革命而斗争来说，法庭斗争的方式是最理性最值得提倡的。法庭的斗争归根结底不是要使社会发生震动或毁灭，而是一个民主的训练过程、文明的训练过程，它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培养新的生活习惯，塑造新的民情，从而有助于使社会建设性地走向正义，并去保卫那正义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我由衷敬重那些尊重国家法律，并以国家法律为武器去维护国家人民利益的维权律师们。他们在为一个个具体的个案而艰辛努力，他们是伟大的行动者。

我们都在法律之下生活。一个民主的社会，首先是一个法制的社会。尊重司法就是尊重民主。所以，对“司法民主化”更具修辞色彩的定义就是：如果法律死了，那么人民也就死了。

司法改革的职业化和民主化可以兼容

司法改革的职业化狭义上的概念仅指法官的职业化。但是，法官的职业化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前提，否则没有实质性意义。因此广义的职业化概念，应包括法院的独立化和法官的职业化两方面的内容。司法改革的民主化并非由人民群众决定司法，而是人民群众对司法过程的适当参与。

我国的法院主要在三个方面受到其他机关和因素的制约，包括人事、经费和审判方面。在几乎所有国家，法官的提名权和任命权掌握在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手中。从法官的任命角度上讲，政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司法。例如在美国，法官的提名权属于总统。总统对法官的提名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了减少政治影响，一些国家设立了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司法委员会。专业委员会负责对候选人进行评价和排序，总统根据专业委员会的意见提名法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司法提名的客观和公正性。至于行政机关控制法院经费的弊端，法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本文不再讨论。

对法院审判过程的干预来自四个方面：权、钱、情以及当事人的武力威胁。其中，前三个因素比较普遍。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党委和政府经常干预司法进程。合法的权力干预包括：政法委对法院的干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干预、审判委对合议庭的干预等。本文注意到有人对政法委的职能和定位持有异议。

非法的权力干预主要是党政机关或法院的领导对审判过程的干预。与合法的权力干预比较，非法的权力干预主要来自个人而不是组织，其特征是超越法律程序干预案件。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有清楚的界定，但执行中如同一纸空文。

《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指出：“人民法院领导干部非因履行职责，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批转涉案材料。上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非因履行职责，不得向下级人民法院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下级人民法院批转涉案材料。”；“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上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因履行职责需要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时，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者由案件承办人记录在案。”

除此之外，法官还受到金钱和人情因素的直接影响。非法权力干预也往往与金钱和人情因素有关。金钱干预就是对法官行贿，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人情干预指的是当事人与法官具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从而影响了法官的客观、中立性。对某些情形，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法官回避。

政治和司法不能绝对分开。首先，司法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其次，立法和法官的任命都是政治活动。我赞成将政治和司法相对分开。法官既不应该依照领导意图，也不应该依照民意，而应该严格依法判案。如果法律有问题，应由立法机关修改。在理想的法治社会中，上述原则毋庸质疑。

什么时候法官不考虑领导意图，什么时候就可以不考虑民意。但是中国的现状是权、钱、情严重干预司法，民主化在目前阶段是司法不公的有效补救手段。解决司法不公的措施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将审判过程公开化、透明化，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媒体和民意是人民参与司法最主要的途径。邓玉娇案、李庄案等众多案件表明：民意可以有效地纠正司法不公。

考虑民意并非惟民意马首是瞻。法官只应坚持“一个至上”，也就是“法律至上”。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恶法。在某些情况下，“良知高于恶法”。例如，德国对射杀翻越柏林墙逃亡者的军人因格·海因里奇的审判。同时，“良知高于恶法”的适用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相反，鼓吹司法民主化的人，基本上不反对职业化。但是他们强调民主化优于职业化。例如，何兵说：“我的全部立场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在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两条道路上同时推进，而且法官职业化决定于司法民主化。没有民主化的司法是没有前途的司法。”[4]陈忠林说：“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必须与民主化相结合，民主化必须优于职业化，必须以民主化来促进职业化。”[5]

我虽然支持司法的民主化，但与何兵和陈忠林存在理念上的区别。何兵说：“如果没有普通人民的涵养和制约，职业法官自身官僚化以及与其他官僚一体化，将是不变的结局。”[4]我认为：当中国进入法治社会，当各种制约、均衡措施有效施行后，可以将审判权放心交给法官；但是在礼乐崩坏的年代，人民群众必须自发地行动起来，对法官进行制约。

陈忠林说：“司法必须讲良心”；“讲法必须讲理”；“良心教育优于业务教育”。[5]我反对将法律道德化，认为：法官只能坚持“法律至上”这一个“至上”；“良知高于恶法”的原则可以适用，但必须加以限制。

法官职业化最主要的是使法官具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职业道德，能够依法判案。司法民主化最主要的是使人民群众有效地监督司法，制止法官的官僚化和腐败。

何院长说，司法完全偏离了人民的方向。这也没有说错，贪污腐败把钱都弄到自己的腰包里这是反人民的。但症结不在这里，在我们看来，不是司法偏离了人民，而是司法在执法的过程中偏离了法律。从我们这个立场来看，我们是要通过制度要让司法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两个命题在本质上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是大家需要区分的两个命题。

我认为司法是非政治化的，这是我们争论双方的共识。

司法的职业化推进不下去是因为司法遭遇权力的抵制，一旦搞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法官真正要对法律负责，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它会触犯既得利益。这就是司法改革为什么不能深入的原因。

司法要独立于权力，这是我们的共识。

第三篇：司法改革解析

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

司法改革解析

按：本文发表在今天《南方周末》的“大参考”版。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删节，是所谓“洁本”。按照惯例，这里发表的是完整本，也恢复了原题（南周版的题目是“司法改革的难题与出路”）。一些观点仍然是尝试性的，期待各位朋友尤其是“民主化”一派的朋友再作切磋。

摸起石头过旧河

199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题为“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的研讨会。跟那段时间举行的许多有关司法改革的研讨会一样，法学所的会议上也是洋溢着一派乐观的情绪。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调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题：“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学术界以及司法界对此都颇为兴奋，以极大的热情为改革出谋划策。不过，在那次会议上，我个人对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却没有表达乐观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对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样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识，二是，在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约束条件下，司法改革能够走多远自己没有把握。我的发言用了一首题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诗作为结束：

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

庙堂新招频频闪，摸起石头过旧河。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将近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处在一种犹豫彷徨的状态。十多年来，司法界甚至人大出台了很多的改革举措，但是，由于对于改革的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等方面缺乏共识，不少措施相互冲突和抵消，并没有产生“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效果。改革的持续没有提升司法的地位，人们看到的反而是司法权的愈发边缘化。技术思路的改良也由于大框架本身的阻却而难以在整体上推进社会正义的实现，曾经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也逐渐变成一种若隐若现的微弱回声。司法公正的话语曾经让国民对司法界充满期望，但是一些承诺实际上是法律界所难以独立实现的。在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从于外部权力，律师的辩护权受到种种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抑有进者，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频频出现，更动摇了国民本来就不甚坚定的法治信念，不少人转而呼唤回归到某种人治。“摸起石头过旧河”，此之谓也。

回归大众司法？

去年11月，针对可能沉冤十馀载的聂树斌案件，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之所以冤案频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对于司法权的垄断和人民参与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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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学者的错误引导下，在法官群体的有意推动下，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人民失去了对司法权的最终控制。司法职业化努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想象的廉洁、公正的司法，相反，一个维护自身利益胜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群体正在形成。为此，本案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体对司法权的垄断，通过各种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实行人民对司法权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报》）

无独有偶，近来的一些信息也显示官方有意强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纠正“职业化”带来的弊端。某省高级法院甚至发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城市广场、田间地头又再现法庭审判，据说旁听的人民普遍称赞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权威不彰、误判连连的原因果真是因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职业化一定意味者“与人民渐行渐远”么？那些貌似新招实则故伎的举措能够推进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完全是药不对症，甚至是所谓“杀头以治斜眼”。中国的司法之所以无从履行运送正义的使命，不是因为它的职业化，恰好是因为它的非职业化。

什么是司法职业化

也许首先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讨论一下所谓司法职业化的含义。在我看来，司法职业化的含义无非是强调在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专业化，其基本内容已经在近年来的相关讨论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这里不妨作些简要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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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事人没有提起的事项不得作出裁决，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证据，法官不可以过分主动地行使权力，只能坐堂问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判决变成一种当事人之间竞争的产物，这样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司法决策者所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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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局长位居党委常委，而法院院长或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位置却日趋边缘化，导致宪法所规定的“一府两院”体制、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和检察权的设计无从正常运行。例如，刑事案件，许多冤案的发生都是因为在审判环节上法院只能接受而不能否定公安部门的结论。司法界形象的说法是，“公安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听上去法院好像很省心，但是问题在于，公安做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

正是在这种不独立的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就只能迎合外部权力的需要，尤其是遵从同级党政的指令，成为地方利益的守护者。某些涉及到地方企业利益的案件，法院一味地袒护本地当事人。行政诉讼方面，百姓起诉本地政府，每每让法院如坐针毡，因为判决政府败诉是法院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官员的腐败行为，没有党委的认可，检察院难以主动出击，多年来不断反腐，但是腐败却愈演愈烈，检察权的不独立正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司法权的这种诸侯化使得地方主要官员一手遮天，中央无法有效地获取各地信息，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原因所导致的民怨难以得到公正处理，于是导致上访特别是到北京的控诉者连绵不绝，为了维护政府形象所进行的驱赶又招致人们对于中央的抱怨和失望，在那种道路奔走、权门呼号的过程中，民怨不断积累和加剧，社会必然处在干柴近烈火的危险边缘。

虽然缺少定量的分析，但根据自己近二十年的观察，我们太多的案件之所以处理不公，之所以引发不断地上访，或者说从整体上看司法之所以难以回应国民对于正义的渴望，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职业化程度低下，更多的原因则是司法不独立，法律之外的权力左右着司法，“凭云升降，随风飘零”，完全无从知晓它所依据的规范究竟是什么。所以，通过改革，有效地改变司法权的地方化实在是一件时不我待的大事情。

民主化与职业化

在我们这样的共和体制下，国家权力应当以民主的逻辑建构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自从古希腊以来，民主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向，难以作出简单的判断。这里提出几个关键问题，以为进一步讨论的线索。

首先，民主化与职业化是否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司法职业化强调的当然是一种精英化的制度建设思路，但是，真正的精英化所追求的方向却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解决的是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安排以及政治权力分配的标准和方式。可以说，随着现代化的展开，政治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已经成为紧密关联、唇齿相依的关系了。但是，关系紧密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取代，例如，我们无法想象案件的处理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加以解决。前面我们对职业化含义的讨论已经表明，职业化解决的主要是限制司法恣意、确保司法公正，它与民主化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目标。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使二者并行不悖、相生相济，而坏的制度下却是不共戴天、相害相斥。

其次，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实际上，如果说有司法民主化这件事情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法院所适用的规范是民主机构所制定的；司法界严格地依据体现民意的立法判决案件正是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的最要紧的体现。相反，如果让法院在法律之外，再求诸一时一地或者一案中的民意，让法官超越法律去判断怎样的判决更符合人民利益，那么不仅仅使得案件的判决存在着无可名状的任意性，而且宪法和法律作为通过民主过程提炼民意所形成 4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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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规范就变成可有可无的空文。遵从立法之外，民意机构还必须对于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类监督体现在人事任免、处理对于司法官员的控告以及确保司法独立不受其他权力损害等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意机构对司法的监督也必须遵循立法、依据严格的程序进行。民主在司法领域的

第四篇：2013司法

关于2013届毕业生资料上交的通知

函授学员：

为了保证2013届学员毕业证书能够准确无误、迅速下发，现需要2012届毕业生上交毕业资料，具体事宜如下：

一、上交材料

2013届毕业生包括：2011级专升本、专科的全部学员。

上交资料包括：1.照片；2.毕业生登记表；3.思想鉴定表。

二、上交资料说明

1．照片：四张二寸纸质的近期免冠照片，照片背面必须写明学号、姓名（要用圆珠笔写，以免照片玷污）。同时上交照片的电子文件，电子文件以学号命名。

照片标准：

A．像片为彩色图像，背景为蓝色，被摄人服装要求为白色。

B．成像区要求：全部面积48mm×33mm;头部宽度为图片宽度 2/3 ；像长为图片长度的88%。

C．拍摄时亮度控制：输入值145，输出值110。

D．图片电子尺寸：宽150像素，高210像素。

E．图片电子文件大小为9-10K

2．毕业生登记表：表中所有内容必须填写，上交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姓名、出生日期必须和录取时信息一致，否则不能办理毕业证书，请各班主任严格把关。

3．思想品德鉴定表：“企业人事部门意见”必须经过单位盖章，若本人无单位可不盖章。

4．2012年6月20日后，可上网（http://202.119.236.90）核对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专业名称、入学年份、工作单位、照片）。

请各班主任将本班学员的登记表和鉴定表分开，分别按学号顺序排列整齐，并登记出缺材料的学员名单。

三、上交时间要求

学员上交班主任截止日期：2012年3月20日。未及时上报材料，影响毕业证书发放的，后果由学员自负。

南京邮电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安徽函授站

2011年1月10日

第五篇：司法材料文档

司法工作简报

关于城关镇司法所开展“6.26”禁毒法制宣传活动 2012年6月26日，没在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国际禁毒日”这天，城关镇司法所积极配合县司法局，在春江广场，开展禁毒法制宣传活动。

这次宣传活动，通过在现场摆设法律咨询台，向过往群众宣传了禁毒法、法律援助条例，社区矫正等法律、法规，共向群众发放宣传单1500多份，展示图片60张，挂图8副，受教育群众达到一千多人。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抵制和打击了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了人民身心健康，对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