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
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上）
1980年：味道好极了！（雀巢咖啡）
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麦氏咖啡）
国内首创，驰名中外。（珍珠霜）
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计时。（铁达时表）
1981年：“飞跃”目标——世界先进水平！（飞跃电视）
戴雷达，闯天下。（雷达表）
1982年：就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丰田汽车）
1983年： 一切为用户着想，一切为用户负责。（海信电视）
1984年：
质量至上有夏普！（夏普）
上海大众永远和您在一起。（大众汽车）
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威力洗衣机）
1985年：大宝，天天见。（大宝）
优质的联想——夏普（夏普电器）
1986年：万家乐，乐万家。（万家乐电器）
飞利浦——尖端科技的标志。（飞利浦）
上海桑塔纳，汽车新潮流。（桑塔纳）
1987年：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太阳神）
最适合中国民航客运的机种——波音757客机。（美国波音）
质高款新寰宇颂，国际名表西铁城。（西铁城）
1988年：精心创造，精心服务。（金星电视）
聚科技群星，创电子先河。（星河音响）
1989年：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亚细亚商场）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白丽美容香皂）
东方航空，飞向世界。（东方航空）
容声，容声，质量的保证。（容声冰箱）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中）
1990年：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M巧克力）
城乡路万千，路路有航天。（航天汽车）
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公益广告）
她工作，您休息。（凯歌全自动洗衣机）
1991年：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娃哈哈）
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人头马酒）
1992年：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新飞电冰箱）
康师傅方便面，好吃看得见。（康师傅）
岁岁平安，三九胃泰的承诺。（三九胃泰）
1993年：明天将发生什麽？（联想集团）
今年夏天最冷的热门新闻。（西泠冰箱）
声声百思特，遥遥两相知。（百思特通讯）
青春宝，使你永葆青春。（青春宝）
走富康路，坐富康车。（富康车）
1994年：今天你喝了没有？（乐百氏）
海尔，真诚到永远。（海尔电器）
1995年：容事达，时代潮。（容事达洗衣机）
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大宝）
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桑塔纳轿车）
1996年：太阳更红，长虹更新。（长虹电视）
一切尽在掌握。（爱立信）
科技以人为本。（诺基亚）
飞跃无限。（摩托罗拉）
长城烽火，传信万里。（西门子）
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联想电脑）
1997年：维维豆奶,欢乐开怀（维维集团）
味道好极了（雀巢咖啡）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娃哈哈矿泉水）
让我们做得更好
1998年：
农夫山泉有点甜。（农夫山泉）
27层净化（乐百氏纯净水）
1999年：飘柔，就是这麽自信！（飘柔）
知识改变命运！（公益广告）
晶晶亮，透心凉！（雪碧）
2000年：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商务通）
二十年来的经典广告语（下）2001年：健康成就未来（海王）2002年：钻石恒久远 一颗永留传
天生的 强生的（强生）
看不到 你感觉得到
2003年
我的地盘听我的（中国移动通信）
我就喜欢（麦当劳）
帕萨特，成就明天（帕萨特系列）
只要你想（联想）
不同滋味不同心情（蒙牛心情二次方牛奶）
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柒牌服饰）
热爱生活冷静选择（奥克斯空调）
喝前摇一摇（农夫山泉农夫果园果汁）
煮酒论英雄才子赢天下（才子男装）IT业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 迪比尔斯，珠宝
想知道清嘴的味道吗 清嘴含片
渴望无限 百事可乐
只溶在口，不溶在手 M&M巧克力
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麦氏咖啡
有健康，才有将来 安利AMWAY
第二篇：20年来流行中国广告语专题
中国20年流行广告语 1979 西铁城领导钟表新潮流，石英技术誉满全球。（西铁城）可口可乐添欢笑（可口可乐）将以卓越的电子技术，对中日友好做出贡献。（SONY）为社会各领域，提供准确计时。（精工表）让我们来充分掌握能多快好省的运输货物的拖车头吧（五十铃汽车）-------------1980 味道好极了（雀巢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麦氏咖啡）先进石英科技，准确分秒不差。（梅花表）国内首创，驰名中外。（珍珠霜）为人民服务，为大众计时。（铁达时表）-------------1981 “飞跃”目标--世界先进水平（飞跃电视）“飞跃”精神--一切为用户着想（飞跃电视）戴雷达，闯天下。（雷达表）-------------1982 就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丰田汽车）质量第一，用户第一。（金星电视）独特设计，最新产品，女装自动表。（东方表）-------------1983 燕舞，燕舞，一片歌来一片情。（燕舞收录机）“凯歌”传佳音，更上一层楼。（凯歌电视）一切为用户着想，一切为用户负责。（海信电视）-------------1984 百事，新一代的选择。（百事可乐）质量至上有夏普（夏普）力波啤酒，的确与众不同。（力波啤酒）上海大众永远和您在一起（大众汽车）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威力洗衣机）-------------1985 大宝，天天见（大宝）优质的联想--夏普（夏普电器）SONY这是你第一次见到的名字吗（SONY）-------------1986 万家乐，乐万家（万家乐电器）飞利浦--尖端科技的标志（飞利浦）精美耐用，全球推崇（西铁城表）上海桑塔纳，汽车新潮流（桑塔纳）-------------1987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太阳神）两片，史克肠虫清（中美史克）最适合中国民航客运的机种--波音757客机（美国波音）第一流产品，为足下争光（上海鞋油）质高款新寰宇颂，国际名表西铁城（西铁城）-------------1988 精心创造，精心服务（金星电视）汽车工业新一代标志（广州标致）聚科技群星，创电子先河（星河音响）-------------1989 挡不住的感觉（可口可乐）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亚细亚商场）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白丽美容香皂）东方航空，飞向世界（东方航空）容声，容声，质量的保证（容声冰箱）-------------1990 嘉士伯，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嘉士伯啤酒）只溶在口，不溶在手（M%26M巧克力）城乡路万千，路路有航天（航天汽车）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公益广告）她工作，您休息（凯歌全自动洗衣机）妥贴保护，伸缩自如（邦迪创可贴）用了都说好（达克宁霜）领先一步，申花电器（申花电器）要开一流车，江西五十铃（江西五十铃）雪中之豹，雪中之宝，雪中送宝（雪豹皮革行）-------------1991 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娃哈哈）一股浓香，一缕温暖（南方黑芝麻糊）喝贝克，听自己的（贝克啤酒）人人求健康，长寿505（505神功元气袋）天磁杯，天磁杯，你一杯，我一杯，一杯一杯又一杯（天磁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人头马酒）亚细亚，太阳升起的地方（亚细亚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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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推荐）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
【英文标题】DEVELOPMENT OF URBAN GEOGRAPHY IN CHINA SINCE 1978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E－mail: Gucl@nju.edu.cn
【作 者】顾朝林/徐海贤
【作者简介】顾朝林，男，1958年生，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20a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向纵深拓展，新技术在城市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对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研究方法和技术作了综述，并对其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英文摘要】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 Geography,Urban Geography,as an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and expanded very quickly since 1978.Researches,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havemade great progresses.Chinese urban graphical research fieldsinclude:(1)
City－
regional Study;(2)Urban planning;(3)Urbanization;(4)Urban system;(6)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7)Urban spatial structure;
(8)Sustainable cities.Urbansocial geography,urban modernization,urban governance anddigital city will be new research fields in the
Chinesenear future.【关 键 词】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中国 Urban Geography/Chinese Geographers
分类号 中图法K9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成为地理学界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80年代，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入历史以来最旺盛的时期，全国各大学地理系和相关地理研究所都相继在城市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领域有所拓展。回顾过去20a，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几乎从白手起家，在引进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基本建立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基本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地理学学科体系[1～6]。
城市地理学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迅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归于它在实践中的旺盛生命力。一开始，中国城市地理学者结合专业特长，及时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开展了城市与区域规划。1977年南京大学率先在经济地理学专业的基础上开设城乡规划专业，随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大学地理系也相继设立了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开展了综合性大学（理科）在城市规划工作中的广泛参与。此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立了具有甲级资质的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山大学、华东师大、杭州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系）。广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积极参与城市与区域规划，不断开拓进取，逐渐走出了一条理科与工科相结合的城市规划道路。近年来，从事城市地理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主要教学研究机构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如南京大学主要侧重城市化、城镇体系、城市总体规划研究，近年来又进行区域城市化、海港城市以及城市社会地理研究；北京大学主要进行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华东师大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致力于上海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中山大学主要进行城市化、城市系统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近年来又把研究重点放在穗港澳城市带形成机制和中国大都市走向国际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侧重于工业城市和京津唐区域城市系统的研究，专门开展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完成了《中国设市预测和规划》、《中国城市地理》、《跨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等项研究；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要进行城市群，尤其是闽南三角区域城市系统研究和长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还有其它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表1）。传统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兴起，同时实践领域成效显著（表2），使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出现方兴未艾的局面[7～10]。
城市地理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改革开放20a来，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有研究领域不断深化，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概括起来，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领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城市—区域研究
城市与区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借区域而立，区域借城市而兴。南京大学宋家泰首倡“城市—区域观”[11]，该理论强调城市的总体规划布局必须把城市与区域统一起来，城市及其借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定区域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动态统一关系，具有多层次、开放型的特点。按照这一理论，城市总体规划必须以区域发展为基础来确定城市发展性质、发展规模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多层次的“城市—区域”体系是中国城市经济区的本质特征。区域分析和区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的深化和具体化，必须改变传统的“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的做法，使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此，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分析工作作为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的基础得到广泛开展[12]。这一时期，还有学者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展开了区域经济开发及其模式研究[13]、中心地理论在城市规划中的推广应用[14]、城市规划中的区域分析[15]、城市郊区范围的划分[16]、城市经济区的影响因素分析和经济区划等实践工作[17]。目前，通讯技术发展迅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城市的区域范围扩大，垂直联系加强，“城市—区域”观也赋予了新的内容。
2.2 城市规划研究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地理学者先后承担了各类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各项专题规划，将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引入到城市规划中去，提高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南京大学从1976年开始即接受教育部委托，陆续举办城市规划培训班，成为中国城市规划人才培训基地，出版了中国理科第一部城市规划专著《城市总体规划》[18]，承担了建设部《城镇合理规模理论和方法》项目，在国内城市规划界首开城市规模的系统研究[19]。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等先后参与到城市规划中去，培养了一批经济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中国地理学家在参与城市规划过程中，着重在确定城市性质、预测城市规模、进行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等方面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使传统以建筑为主体的城市规划增添新的理论、方法和内容。
1.城市性质研究 城市性质是指城市在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承担的主要职责和功能，确定城市性质是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地理学家通过对城市发展的区域条件分析，依据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远景发展规划，确定城市在区域中的主要职责和功能以及其发展方向，为城市总体规划提供依据[20]。周一星在研究城市工业职能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职能研究的三要素理论，对城市职能的划分、具体城市性质的确定提供了理论和方法[21]。其他学者对城市在区域城镇网络中的地位、城市发展方向、城市职能等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为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22]。
2.城市规模研究 城市规模包括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主要指人口规模。预测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和探讨城市的合理规模是地理学家在编制城市规划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过去20a中，中国地理学家更多的工作是对城镇人口合理规模的理论探讨、人口规模的预测以及如何控制大城市市区人口规模的研究[23]。3.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 城镇用地分析和用地评价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用地分析包括对地形地貌、地质灾害、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地基承压力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区位条件、技术条件的调研，然后进行综合平衡，编制城市规划用地评定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些学者就城镇用地问题，城市土地综合经济评价所采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4]；有些着重对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分析，探讨土地使用的价值和价格[25]。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土地由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给城市规划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90年代以来，学者们相继对城市土地区位、土地定级、土地评估、市区土地利用以及如何协调好国家、开发商和市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城市地理学家将在发挥对土地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评定优势的基础上，结合体制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环境承载力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综合平衡，提出城市规划期限内城市用地的规模、用地发展方向，合理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为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26]。2.3 城市化研究
改革开放之初，首先是地理学家借鉴国际城市化发展的总趋势，总结新中国30年来城市化过程曲折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国内率先提出需要开展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吴友仁就“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发表探讨性论文[27]，由此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
（1）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1983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科学技术局组织开展了“若干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该课题组概括了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五个动力，即：国家有计划投资、大中城市自身发展与扩散、乡村工业化、外资引进的刺激和地方经济的发展[28]。许多学者相继撰文，详细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人口迁移、城镇效益等对城市化的影响[29]，有的对城市化的空间动力机制及其调控手段展开研究[30]，有的强调工业化和国家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31]。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尤其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动力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32]。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和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中国正出现新城市化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33]。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借助优良的投资环境，外资成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它创造了世界城市化的一种新动力—外向型城市化[34]。基于全国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城市地理学者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地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35]。概括起来，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因动力机制的不同主要存在三种主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
（2）乡村地区城市化研究 1978年以来，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域逐步开展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并逐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力。此时，地理学者开展对乡村地区城市化的研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量研究论文不断见诸相关文献[36]。研究表明：沿海城镇密集地区和特大城市周边地区是中国乡村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企业为龙头，在外资的刺激下，加速了乡村工业化，也推动了乡村地区城市化。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不同，城市化动力机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城市化模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城市化发展方式主要表现为“乡镇企业——小城镇”模式。这种乡村城市化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概括为自发型的城市化模式（如温州模式）[37]和辐射型的城市化模式（如苏南模式）[38]。最近由南京大学郑弘毅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华东师大等学者参与研究撰写的《农村城市化研究》一书系统论述了农村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动力机制、指标体系以及地域差异，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等地区的乡村地区城市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乡村地区城市化的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39]。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还围绕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理论框架、动力机制、城乡一体化规划等问题进行探讨[40]。此外，有的学者还对异地城市化进行了研究[41]。
（3）城市化特征研究 从80年代开始，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城市地理学者分别从全国范围内就城市化的各种专题展开了讨论，对城市化的特点作了各种分析，提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城市发展战略[42]。许多学者对城市化发展速度、城市化发展趋势作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必须科学地预测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43]。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将呈加速发展的趋势[44, 45]；大都市将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引人注意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未来城市化最具活力的地区[46]。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继续存在，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可能向西方国家那样快速增长上去，东西部城市化差距还将继续扩大[47]。许多学者还就具体省域的人口城镇化特点、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研究、城市化与流动人口、城镇布局以及城市群体空间等的关系作了多方面分析[48]。还有学者对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城乡划分标准、城市化水平的计算方法及测定作了研究[49,50]。最近，信息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也有人开始研究[51]。2.4 城镇体系研究
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铺开，城市体系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近20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区域城市体系实证研究以及城镇体系规划实践。（1）城镇体系理论研究
顾朝林首先将城镇体系地域组织结构归纳为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四个方面[52]。宋家泰、顾朝林、周一星、许学强等就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53]杨吾扬等人对城市体系科学定义，城市体系的级别—数目—规模对应模式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验验证[54]。后来相关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城镇体系的界定、理论框架的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省域、市域、县域等）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划分标准、发展趋势等。虞蔚等还从分析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信息流的联系强度等出发来研究区域城镇之间的联系[55]。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继续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形成机制，信息产业对城市体系影响的研究[56]；同时，一些学者引入分形与分维理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开展了对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研究[57]。（2）区域城镇体系实证研究 过去近20年中，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流域、经济区域的城镇体系研究。最初，中科院的一些地理研究机构和部分大学地理系先后承担了辽中南、京津唐、湘东和长春地区的城镇体系研究[58]。较早进行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城市地理学者有南京大学宋家泰、顾朝林，北京大学周一星、杨吾扬，中山大学许学强等。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一书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起源、产生、发展，中国城镇体系的自组织结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并就中国城镇体系发展条件，城镇化水平及城镇人口增长，国家地域开发等对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前景特征作了科学的轮廓展望[59]。此后，区域城镇体系研究重点从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深入[60]。
（3）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在80年代，南京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汲取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广泛接受并应用[61]。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承担编制了全国许多省市各个层次的城镇体系规划任务。南京大学相继在80年代和90年代为建设部举办城镇体系规划培训班，培养了大批城镇体系规划人才。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及时总结经验颁布《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对省域、市域、县域及其它特定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规范编制程序，明确了相关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标准，并在《城市规划法》中被确定下来。近年来，面对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实际，地理学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57]，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三结构一网络”的一般分析，进一步加强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变、合理模式、结构调整和科学预测的研究。欧阳南江等在珠江三角洲开展的城市群规划中突出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思想[61]，丁元等在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中密切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关系，从而探讨更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规划。2.5 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贯彻“以规模论发展”的城市发展方针。从1978年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此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62～67]。地理学家结合中国城市建设的总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对个别城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尤其将重点放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上。首先，许多学者对大城市发展规律、形成机制、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68, 69]。近年来，研究重心倾向于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在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作用，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条件、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以及如何将上海、广州、北京等建设成国际大都市等方面[70]。其次，学术界结合形势的变化提出了针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战略[71,72]：第三，由于小城镇已经成为农村经济中心，在联系城乡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一些学者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镇的战略地位、功能结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与政策等，同时对区域小城镇发展条件、功能以及发展前景等作了大量的实例分析[73]，进入90年代还对小城镇建设、功能结构和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广泛的研究[74]。此外，一些学者也对港口城市、煤矿城市、油田城市等的现状和发展战略进行了专门研究，对这些特殊职能城市的形成条件、城市形态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相关分析。城市发展的区域基础、发展规律、内在运行机制、可持续发展研究已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2.6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80年代，对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外国理论进行翻译介绍的基础上，相继对城市地域结构的概念、类型，地域结构的演变规律、动力机制、合理模式、个别城市地域结构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1,2]。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75]；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76]。近20a来，城市地理学者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研究工作。
（1）城市市场空间研究 80年代以来，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就城市内部各项功能用地、空间组织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有机疏散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作了大量研究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第三产业尤其是商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地理学者的研究重点转向城市市场空间结构的探索，先后对北京、上海、广州、长春、西安、南京等大城市商业网点布局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实地调查，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商业中心的规模、结构和等级体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优化商业地域结构功能组织的方案。9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城市CBD理论研究[77]，并对北京、上海等城市CBD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城市CBD的结构分析，指出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CBD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可行性规划方案。
（2）城市形态研究 从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围绕个别城市的城市形态作了探讨[78]，同时也进行了对不同城市形态组合形式的规律性研究，如同心圆式、多中心式、组团式、带形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分析[79]。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一书通过对国内数百个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的研究，从社会、经济、文化和自然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城市形态发展演变的动力学机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了合理的发展模式[80]。还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对具体的海港城市、河口城市等城市形态的发展演变和布局形态的研究以及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研究。在对中国大都市增长的空间过程的研究中，概括出城市发展具有从同心圆圈层式扩展形态走向分散组团形态、轴向发展形态乃至最后形成带状增长形态的发展规律[81]。这些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城市地域结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城市边缘区研究 8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城市边缘区研究，顾朝林、崔功豪、武进、林炳耀、涂人猛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82～85]。顾朝林等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的实地调查，在探讨中国城市边缘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的人口特性、社会特性、经济特性、土地使用特性、地域空间特性等进行了系统研究[86,87]。孙胤社认为中国城乡边缘区的形成有自己的特点，它不同于国外的“居住导向型”，而主要是“工业导向型”[88]。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大城市边缘区的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张建明、许学强等在对城市边缘区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研究的新课题[89]。目前，一些学者对大城市边缘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大城市边缘区可持续发展、大城市边缘区的成长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伴随着中国大城市的迅猛发展，城市边缘区研究已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4）郊区化研究 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地理学者开始把郊区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来研究。从中国郊区化的门槛值到郊区化形成的动力机制以及郊区化的调控等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郊区化是城市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以后的一个绝对分散阶段，它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中心区人口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90]。地理学界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郊区化的成果和方法基础，结合中国的特点开展了对北京[91]、上海、广州、沈阳、杭州、大连等特大城市郊区化的研究。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特大城市近年来中心市区出现人口增长减慢、甚至减少，人口密度下降的趋势，说明这些城市已出现郊区化现象。中国郊区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国家，表现为被动式郊区化、居住郊区化和圈层扩展式郊区化，中心繁荣区与与郊区化并存，社会阶层分异不明显[95]。一些学者还介绍了西方逆城市化现象，对其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的借鉴作用作了初步分析[96]。
（5）城市群研究 8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相继出现城市密集区。结合国外经验和中国经济发达区城镇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城市地理学者相继开展了对城市密集区的研究[97]。最早进行城市群体专门研究的是南京大学李世超[98,99]，他从介绍戈特曼的城市带理论入手，探讨了长江中下游城市带形成条件、历史动力、现状特点和未来发展构想。崔功豪、杜国庆、李世超相继撰文对城市带特征和形成条件进行了研究，姚士谋、许学强等分别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的特征、发展趋势等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100,101]。
（6）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
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进行研究。胡序威等近期完成《东部沿海城镇密集地区人口、经济集聚与扩散研究》，周一星对中国的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进行了定义并制定了便于研究的统一标准，顾朝林等在建设部《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时就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政策进行了探讨。近期有关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研究重点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主要进行都市区与都市连绵区形成和发展规律、分布特点、形式、动态过程和空间结构特征等的研究。宁越敏、阎小培、李王鸣等从都市区的界定入手，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市区的特征，探讨了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形成机制[102～107]。2.7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1）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持续发展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顾朝林首先从研究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国外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研究方向：①城市持续发展的综合研究；②大都市持续发展研究；③中小城市持续发展研究；④小城镇持续发展研究[108]。此后，一些学者重点开展了城市住区持续发展研究，如中国城市住区发展之路初探、西安住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城市住区生态学及可持续发展探讨等，分别从分析城市住区的现状出发，在开发利用和城市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制衡点，构建生态宜人城市，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城市住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张新生认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有其特殊的内涵，它是一个时空复合的反馈—调控过程，必须在时空复合空间上研究城市系统的演变，并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和可视的空间表达支持下，建立了空间增长动力学过程模拟系统[109]。目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侧重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城市持续发展的满意度分析[110～112]。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其评价方法和指标会有所不同，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
（2）生态城市（Ecopolis）研究 生态城市是根据生态学原理，综合研究生态—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并应用生态工程、社会工程和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与技术手段而建设的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113,114]，建设生态城市是寻求城市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它代表国际城市的发展方向，我国城市地理学者正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3）城市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
城市生态规划方法是一种以现代生态学为基础和依据的规划思维方法。黄光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生态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强调以生态为导向的整体规划设计方法[113]。俞孔坚认为尊重生态过程，进行景观和城市规划是生态规划的核心，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应把维护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115]。有些学者从景观生态学原理出发，在城市规划中开展了景观生态规划研究，如山地城镇的景观生态规划方法探讨[115]。9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研究生态内容的地位日益突出，城市生态规划与建设的理论研究与技术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城市规划研究前沿课题的重要标志[116]，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环境，将生态环境观念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如转变认识观念，促进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走向一种生态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模式变革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态规划和生态设计将逐渐成为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有效手段。
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断进步 3.1 定量方法与模型模拟 国外地理学界研究实践表明，正是数量方法在城市地理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城市地理学在数十年内形成为有自己理论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9]。在中心地理论的研究中，城市地理学者建立了大量的模型来对城市分布、城市形态等作模拟分析。早期，在对城市人口规模预测、城镇体系分布研究、城市主导职能的确定、城市与区域的数据管理和分析等方面引入了计量分析和模拟分析的方法，数学方法、模拟分析方法同其它方法、技术相结合，贯穿了城市地理研究的各个领域[117]。南京大学林炳耀在城市地理学界最早进行城市系统分析和研究，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城市空间形态分析、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去，开展了城市与区域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建设，顾朝林等最近研制开发了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数学模型。90年代以来，数量方法、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计算机技术在城市职能划分、土地定级、城镇等级结构分析、城市系统演化规律分析、城市空间形态的计量分析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城市地理研究的科学性和实践应用能力[117～121]。3.2 遥感技术应用近年来，遥感技术在城市地理研究中开始得到逐步推广。采用遥感技术获得的遥感图象是一种综合的地理信息源，它包括各种地理要素，同时又是一种空间信息，为地理现象的空间分析提供定位、定性和定量的数据[122]。区域城市布局、城市形态及其演变、城市土地利用、地籍调查、城市环境监测等都可通过获取卫星相片、航空相片资料来进行动态分析，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推广，如苏南城镇形态演变特征及规律的遥感多时相分析、应用摄影测量为城市GIS生产空间基础数据、采用航空遥感技术研究上海交通问题[123,124]等。
3.3 GIS技术应用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门处理地理（空间）数据的综合信息技术，属于技术地理学的范畴，它为资源与环境的管理和规划以及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工具[125]。GIS技术必须和RS、GPS 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各自最大的技术潜力。GIS技术在中国到80年代初在一些科研单位和大学开始研究，目前，在城市地理中GIS 技术主要用于对基础资料的分析处理，输出成果图，如运用SPOT影象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获得北京棚户区、农村居民点和别墅区分布图，以此来研究城市社会区空间结构。MapInfo和Arc/Info、GENEMAP等软件在规划中的空间数据处理、图形的输入输出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广州珠江新城土地开发信息系统研究、济南市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十堰市城市规划与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与开发[126～128]等，南京大学先后完成了南京市城市规划信息系统设计，常州、沙市、洛阳的城市信息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出版了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完成了GIS技术舟山航空城城市规划，深圳城市水土流失遥感分析和动态监测、城市水土保持规划以及采用GIS技术支持的江苏及浙江两省土地分等定级估价研究、4 中国城市地理学发展趋势 中国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问题层出不穷，这也为中国城市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和环境。从目前中国城市和城市地理学发展看其发展趋势可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中国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起初主要是少数学者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研究进展，并用数学方法进行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研究。上海社会区研究表明，形成上海社会空间地域差异的要素集中反映在人口的文化构成、密集程度、性别和职业构成、外来人口、居住条件和婚姻状况5个主成分上，研究结果将其分为5种类型[129～133]。许学强等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和社会区划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也存在社会区，但其影响因素既不是种族隔离，也不是经济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现时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134]。近年来，顾朝林等在实证调查基础上，研究了北京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132]，在分析影响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论述了北京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历程，指出北京社会空间结构的快速转变正在导致人类住区的不协调发展，即城市社会极化和不平衡的社会空间增长[135]。其他学者还开展了城市住区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人口地域变动研究、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研究、城市意象空间分析[136～140]。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化研究，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意义，而且丰富了城市规划内容，为城市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2）城市现代化研究
城市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基础设施、管理水平和生态等的现代化，它是指城市的多功能与系统协调运行，从而使城市整体的发展和竞争达到并保持所处时代的先进水平，就城市而言，现代化是国际性的基础与前提，而国际化则是现代化的某种功能的扩大与体现[141]。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大城市的现代化功能研究[142]。姚士谋等认为工业向城市地区集中，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现代化要素向城市地区集合，由城市化到城市现代化、国际化这是当今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姚士谋提出了城市现代化的6个方面的指标：城市规划科学的合理化； 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城市生态环境园林化；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城市人民生活高度社会化；各种资源利用的高度信息化[143]。徐巨洲认为城市的内涵主要是工业化，现代化设施是它的本质，即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目标，在未来50a，中国城市发展大体上分3个阶段持续前进，达到高标准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基本处于赶超阶段。（3）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研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由传统的福特主义（Fordism）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转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和“劳利”国家（Workfare State）。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特征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进程，使得世界经济生产方式的空间性，既强调跨越边界、区际差异，也强调控制和协调，这表现在全球、地区、国家、区域、城市等各个层面。因而势必要求发展一个既公平、公开，又具世界竞争力的管治（Governance）和协调系统，以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管治是将经济、社会、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综合包融在内的地域整体管治概念，其涉及中央元（AC）、地区元（LG）、非政府组织元（NGO）等多组织元的权力协调建构，其中政府、跨国公司、社团、个人的影响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城市管治是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最近几年的最新研究热点，并正在出现若干新兴学派。中国除香港学者（朱剑如、沈建法等）有所涉及外，大陆尚无研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将很快开拓这一领域。
（4）数字城市（Digital city）研究 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蓬勃发展，信息化成为研究的特点。承继成等认为国家信息化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而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中数字城市的研究是中国数字地球研究的重要示范工程之一，将来的数字城市，将是由智能大厦、智能小区构成的智能城市。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展了信息时代的城市研究，如虚拟城市模型、信息城市的物质形态、可视化城市设计初探、因特网给中国城市带来的冲击波[165]等。未来的信息社会，城市形态、人们的行为方式等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注重三维表达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数字城市将成为城市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第四篇：二十年来美国商业银行的大变迁
二十年来美国商业银行的大变迁
在过去20年中，美国银行业发生的变化比意大利人发明现代存贷款方式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
——美国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罗伊·史密斯
在二十世纪全球金融史上，持续最久、影响最远的事件，莫过于美国商业银行开始于1980年代并延续至今的大变迁。1935年美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之前，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金融集团是全能化的“巨无霸”，不仅一身集银、证、保三业的功能，而且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大量地控制实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之后，商业银行被分业型法律架构折断了双翼：一是它的投资银行与保险业务被切除，二是它对实业的股权控制也被切断。商业银行成了折翼之鹰，虽然豪气仍在，但也只能伏附于地上，志存千里了。其间，虽借着1960年代美国经济“证券化”的经历，花样翻新地进行金融创新，但终究不是谋本之计。由于严格限定在以存贷款为主体业务的专业化经营上，经济方面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就会把风险传递到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缺乏法律根据，不能自行“转产”规避风险，以致因不良信贷资产最终导致银行和企业双双破产的情况，在十几年前的美国屡见不鲜。在生存和发展的双重压力下，以政府救助为缘起，美国商业银行开始了20世纪最全面而广泛的一次大变迁。
1980年代美国政府最典型的两宗金融救助
1980年代，美国银行系统累计不良债权已经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些不良债权不仅引发成千上万家企业破产，而且也迫使银行一个接一个的关门。美联社总结说：“整个1980年代，美国总共有1894间财务机构倒闭。其中包括1059间银行及835间储蓄信贷企业。”
整个1980年代，美国政府频于应付对濒临危机的银行进行救助，其中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对美国储蓄信贷协会（S&L）的救助，二是对伊利诺斯银行的救助。
美国储蓄信贷协会是专门从事储蓄业务和住房抵押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全美第一家储蓄信贷协会于1831年诞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二战后，美国民众住房需求空前旺盛，加上政府为刺激内需，推行“人人有住房”的政策，这给储蓄信贷协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到1970年代末，全美共有4700家储蓄信贷协会，资产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成为美国重要的金融巨人之一。因当年储蓄信贷协会向购房者提供的低息贷款，大都来自利率更低的政府借款，故具有浓厚的“国营色彩”。然而，从1970年代中期稍后开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市场利率持续攀升，仅仅几年功夫，储蓄信贷协会的大量贷款就被“套牢”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利率水平上，借款与贷款利率呈现严重的倒挂现象。到1980年代初，全行业的亏损合计已超过500亿美元，储蓄信贷协会的经营陷入了困境。为此，从1980年3月开始，美国国会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管理委员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放宽对储蓄信贷协会的限制，允许其在房地产、证券、保险等几乎所有领域与其他商业银行展开业务竞争。可令当局始料不及的是，长期处于政府庇护下的储蓄信贷协会，并不具备从事高风险投资的经营能力，由于信息系统落后，硬件设施缺乏，加上监管不力，内部管理混乱等原因，到1989年时，储蓄信贷协会已走到了全行业破产的边缘。当时倒闭和有问题的储蓄信贷机构数以千计，总亏损额如天文数字，大约在五千亿美元左右。1989年9月13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金融救助计划”，即由老布什总统代表联邦政府于1989年2月份提出的，力图在10年内用1590亿美元来全力拯救全美储蓄信贷协会的计划。
再看看对伊利诺斯银行的救助。1970年代中期，美国房地产行业价格暴跌，不少银行损失惨重，可由于伊利诺斯银行当时发放房地产贷款较少，因而是全美帐面盈利最好的商业银行之一。为此，这家银行曾于1978年当选为美国五家最佳管理企业之一。然而，也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迅速扩大市场份额，该行取消了原先贷款必须通过信贷委员会审批的程序，并扩大了信贷员的贷款权限。到1981年，全行工商贷款余额达143亿美元，几乎是1974年49亿美元的3倍。同年，美联储稽核局官员在检查中发现：这家银行能源贷款占工商贷款余额的47%，占贷款总余额的20%；其中375笔余额达24亿美元的贷款，已经有两年没有做过贷后检查。1982年8月，全球性能源危机爆发。由于该行的能源贷款主要发放给一些实力不强、信用不高的客户，故此后不久就全部变成了呆滞贷款。另外，由于这家银行的资金来源并非以吸收储蓄存款为主，而是靠同业拆借，因而其资本充足率也存在着严重问题。1984年5月8日，两家日本报纸报道了一则虚假新闻，说伊利诺斯银行已接近破产，于是在24小时之内，国内外以往与之有同业往来的银行，几乎同时中断了与它的资金拆借业务。虚假新闻报道60天后，因储蓄存款流失100亿美元，伊利诺斯银行的经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1984年7月26日，美联储和伊利诺斯银行董事会经讨论，共同提出了一个解决危机、重组伊利诺斯银行的方案。9月26日，银行股东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政府当局除了出资救助以外，还出面组织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二十八家银行同意为它增加资本并偿还债务。
立法调整逼银行走上变迁之路
面对频频爆发的银行危机，政府出资救助，或出面组织其他机构共同救助，都不过是权宜之计。而且政府要为此支付昂贵的代价，其收效也并不尽如人意。痛定思痛，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靠调整立法。迫于新形势下美国银行业的状况，美国政府遂于1991年制定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善法》，对金融救助政策进行了明显的调整。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废除了“保护大银行”的政策。也正好是1991年，美国最大的银行上市公司花旗银行因爆发不良债权问题而出现4.57亿元的决算赤字，并且其股票在第3季度出现创业以来的首次无红利。有人曾以为，政府会在这一节骨眼上，多多少少关照一下，以解“美利坚金融航空母舰”的燃眉之急。可后来发生的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花旗银行从政府那里最终得到的回答是：“有问题的银行”不论大小，一律迫使其退出市场！这种情况下，花旗银行只好裁员，累计裁员一成多，达1万多人。要不是花旗的董事长利特先生利用与沙特阿拉伯王亲贵族及美国金融大亨的私人关系，最终筹措到25亿美元险渡难关，恐怕连花旗这样的金融巨舰也只有走破产这条路了。
迫于风险管理的压力，进入1990年代以后，美国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的门槛提高了。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普遍采用了打分制的信用评定办法，只有达到信用等级标准，银行才发放贷款。
银行普遍提高信贷的“门槛”后，很快便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即：信用等级达到银行要求的大企业不需要那么多的贷款，而特别需要贷款的中小企业又达不到银行贷款所要求的信用等级。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只好特许其各级财政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同时，为保证担保落到实处并产生效益，还让11个政府机构拨出一定比例的经费支援中小企业搞产品研发；并由联邦政府、州、地方自治体、教育机构和民间共同建立起面向全国，以指导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开发中心”。到1998年，这个中心的次中心已遍布全美57个地区的950个城市。
事实证明，政府财政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不仅大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使银行和企业获得“双赢”的局面。到1998年，小型企业（一般指员工在500人以下的企业）对美国经济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它们创造的就业机会占私营部门的53%，销售额占全国销售总额的47%，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而对小型企业的贷款中，有37%是由商业银行提供的，由于这些贷款的利率比给大型企业的平均高2-3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也因此从中受益颇多。
金融衍生品交易成为银行重要的赚钱手段
20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银行业信贷业务日渐萎缩，为此，政府和美联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使商业银行实现业务多元化。例如，鼓励商业银行特别是具有人、财、物优势的大银行，全面“转产”，开发以金融衍生品交易为主的附营业务。
正是这些政策的陆续出台，给美国银行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1990年代后半期，美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整个经营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20.3%、1993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41.9%。到2003年,美国商业银行业更是取得了1205.78亿美元这一创历史记录的纯利,与上年同比增长了14.2%，当年非利息收入在银行整个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接近50%。需要强调的是，大银行从附营业务获取的利润，其实远不止占总收入的50%！榜样在前，一时趋之若鹜。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产生的利润，已成为大约100家全世界最大的商业银行的主要盈利来源。
近年来美国一些大银行在经营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方面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摩根—大通公司和花旗银行集团，是美国两家最大的商业银行，据美国《政企首要情报评论》披露：
摩根—大通公司是世界上从事衍生业务的头号银行。实际上，这家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而是专门从事衍生业务的大赌场。到2002年6月30日，银行的衍生业务量超过了26万亿美元——比第一季度增长了2万亿美元，而贷款仅有2070亿美元，这意味着衍生业务额同贷款额的比例是127比1。
摩根—大通公司的衍生业务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其衍生业务只要亏损0.16%，就足以使430亿美元的股东资产化为泡影，从而使它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没有清偿能力的。
花旗银行集团只有跟摩根—大通公司比较才显得好一些。花旗银行集团在第二季度有9.5万亿美元的衍生业务量，股东资产为860亿美元。这意味着其衍生业务亏损达到0.5%才会损失全部股本。
银行债权证券化有效化解银行信贷风险
所谓“银行债权证券化”，即银行通过把贷款卖给非银行金融机构以甩掉包袱、轻装上阵。1990年—2003年，美国银行业贷款出售额高达266.36亿美元。1970年代，“银行债权证券化”只涉及美国10%的贷款，可到2004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60%。据悉，银行“卸载”贷款的买家主要是各类基金、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了购买贷款，这些金融机构通常会在市场上发行金融证券（最常见的是债券），以筹措所必需的资金。
美国商业银行的这种“卸载”行动，已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银行业的形势，加速了银行系统从1970年代开始的打破此疆彼界的步伐，从而使原来全部由银行承担的信贷风险变得日益社会化、公众化。例如，当美联储降低利率，银行抵押贷款利率也随之下降时，那些有住房贷款的人则通过“先还清高利率的旧贷款，再按低利率另行借入新贷款”的方式减少利息的支付额；反之，当美联储提高利率，银行抵押贷款利率也随之提高时，那些有住房贷款的人则“我自巍然不动”，继续享受以往低利率的好处。仅在2002-2003年间，美国就有近200亿美元的贷款使用了这种再融资方式。如此一来，产生了两个良好的局面：一是由于贷款利息支出的减少，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日常消费大大增加；二是由于诸如住房贷款等信贷风险转由社会和公众承担，使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得以大大增强。据报道，2003年，美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为12.74%，既高于1990年时的10%，更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8%。199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头几年，美国经济虽然都进入衰退期，但对银行业的影响却大不一样，在1989—1993年间，美国共关闭了1418家银行和储蓄机构，涉及资产达5540亿美元，可1998-2003年间，美国只有36家银行和储蓄机构倒闭；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仅为0.63%—0.94%、坏账率仅为0.61%—1.12%、拖欠率仅为1.70%—2.23%。
对美国商业银行的这种“卸载” 信贷风险的行为，法国《回声报》2004年10月8日曾这样评论道：
以前，美国的金融系统由一些彼此分隔的、在受到冲击时有可能损坏的“小间”组成。而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塑料板，它受到冲击时会弯曲，但不会破裂。货币政策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会很自然地由塑料板的这一头传到另一头。
银行对高端客户的私人理财业务蔚然成风
近年来，美国银行把以往用于公司客户的一些服务手段，用来对中产阶级以上的“高端客户”提供私人理财服务。为这些“高端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除了银行自身或外聘的投资专家，还可能会有税务专家，或公正机构的公证人。他们共同的任务就是为每一位客户量身制定一些经营计划与投资计划，把他们当作小型机构（或者说是小型公司客户）来对待，使他们的金融资产能规避风险，并得到保全和升值。大约十年前，德国路德希港高等专科学校的教授、《内部咨询》一书的作者克里斯特尔·尼德赖希霍尔茨就曾预言，现代金融的咨询市场势必分裂成“内部顾问”和“外部顾问”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替顾客身临其境、设身处地地“当家作主”，直接解决顾客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和一些日常事务；后者则主要是在战略上为顾客出谋划策。目前，美国各商业银行为高端客户提供的理财服务往往不是担当“外部顾问”的角色，而更近似于充当“内部顾问”。因为更多的时候，银行要为客户提供全程式的“贴心代理”，要将客户提供的钱当作自己的钱来进行投资。俗话说，“细微之处见功夫”，目前，美国银行为高端客户服务简直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比如你要从美国移居到欧洲，银行会根据货币汇率、银行利率给您计算一下是否需要把你的美元存款兑换成欧元，以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价格租一处新别墅；如果您未成年的孩子继续留在美国，他们还可以帮您的孩子如何租出空闲的房屋、家具，等等。
近一二十年，美国商业银行拚命地为高端客户出笼新型的理财服务，有的甚至用争揽到多少高端客户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现在外国银行界人士每每向他的美国同行问及原因，几乎所有回答都会提到所谓的“二八定律”--即20%的高端客户能给银行带来80%的收入。的确，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中国国务院发表的《200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的两组数字可资佐证：
20世纪末期，美国的贫富差距与经济同步发展。据统计，1％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财产的40%，而80%的美国人只占有全国财富的16％。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财富增长的40％流入了少数富人腰包，多数穷人只得到其中的1%。
传统银行借网络走出新路径
十年前，美国一家名叫“安全第一（SecurityFirst）”的网上银行呱呱落地。它的出世，成为美国整个银行业全面转型的先声。以网络技术为手段，这家银行为客户提供全天候24小时服务，业务涉及信息传递、数据查询和交易支付等各项传统银行业务。它刚成立时，员工总共不到10人，五年后，这家银行的市值已经达到37亿美元，但员工总数也不过20人左右。借助网络手段，网上银行无需修建遍布各地的营业网点、雇用大量柜面操作人员、支付昂贵的办公费用，所以，其经营成本只占营业收入的15%，仅为传统银行的1/4。1998年，美国布兹-艾伦-汉密尔顿咨询公司曾计算，由传统银行出纳员经手的每笔交易所需费用为1.07美元，而网上银行进行一笔交易所需费用仅3至4美分。传统银行每年要把收益的4.1%用于无息支出项目，而网上银行（如亚特兰大因特网银行）已把这项支出所占的比例降至2.7%。花旗银行的储户必须在活期存款账户上有6万美元的余额，才能获得1%的利息；而网上银行规定的最低限额是100美元，存款所获利息为4%；花旗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为4.8%，而网上银行为6%。
大概在六年前，比尔·盖茨曾扬言：“随着网上银行的出现，传统银行将是在21世纪灭绝的一群恐龙。”为了幸免于难，近几年来传统银行纷纷拿出巨资开办自己的网上银行。由于美国人此前已长期使用信用卡，电脑普及率和因特网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因而很容易接受网上银行业务。目前，美国传统银行原来由工作人员手工办理的存贷款业务几乎都转到网上银行。
全球化和全能化领跑新一轮大变迁
从辞典上看，“金融”一词，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大约在二十年前，在美国白领阶层的思想观念中，讲到金融也大都只会联想到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然而，在当今美国人的思想观念里，讲到金融，首先更多想到的是自己的企业、自己的钱包，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都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企业进行理财服务的。目前在美国的教科书和堪称权威的辞典上几乎都这样来诠释“金融”的四层含义，即：通过股票、债券、票据的发行和交易来参与企业组建、重组及其经营活动；围绕个人投资、消费而开展的“个人理财”；关于货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信用评估等行业广泛意义上的创办、参与、经营和管理活动的理论与实务的总称；通过征税或发行国债等方式征集政府管理所需要的资金，即 “国家财政”或“公共理财”。
近一二十年，不仅美国普通民众的金融观念从储蓄存款转到投资股票上外，很多企业的金融观念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搞企业就是搞金融，搞金融就是搞企业，企业是金融的主体”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现在美国的很多企业，特别是那些大企业，你很难说它是银行还是企业，就拿近年来轮番占据美国大企业榜首的美国微软公司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来说，早在几年前，微软公司用于企业内部融通的资金储备额就高达500亿美元以上，1998年，在世界“财富500强”中名列第9位的通用电气公司，若将其“内部银行”——“通用电气资本服务公司”独立出来进行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以327亿美元的营业额名列“财富500强”的第20位，在列入“财富500强”的金融企业中，“通用电气资本服务公司”排名仅次于第15位的友邦保险公司和第16位的花旗集团公司，名列第17位！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商业银行在全能化和全球化两条轨道上向前飞驰。就全能化而言，在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后，哪一个商业银行也不会囿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了，它要成长为银行集团，在集团旗下整合投资银行和保险业务，回到1933年前的全能化之路上。就全球化而言，以花旗集团为旗舰，美国的银行集团正大举向全球市场推进，这些银行集团的发展壮大，已经不靠美国国内市场的支撑，而是依靠全球市场这个广阔海洋。正在全球舞台上演的全能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在新世纪大变迁的主旋律。商业银行经过集团化改组，在全能化和全球化的两个方向上发展壮大，它会再次成为独霸天下的恐龙吗？目前还不能确定，但它的确已经是一种凶猛的金融动物。
1989年美国储蓄信贷协会危机
北京营业部 市场部 2003-12-19 07:16
美国的储蓄信贷协会（S&L），是一种在政府支持和监管下专门从事储蓄业务和住房抵押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通常采用互
助合作制或股份制的组织形式。美国共有4700家储蓄信贷协会，其中55％在联邦政府注册，45％在州政府注册。
第一家储蓄信贷协会于1831年诞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美国住房市场需求旺盛，给储蓄信贷协会的发展带来了一段黄金时期。到70年代未、美国储蓄信贷协会的总资产已突破6000亿美元，成为美国的金融巨头之一。然而，谁也无法料到，几年以后、美国的储蓄信贷协会就陷入了重重危机，1989年2月，布什总统亲自宣布了处理美国储蓄信贷协会危机的紧急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人民需要在今后30年时间里花费大约4000亿～5000亿元，才能彻底还清储蓄信贷协会所带来的巨额债务。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曾经圆了千千万万美国人民乔迁新居美梦的金融机构遭到如此的毁灭呢？美国储蓄信贷协会原来的角色是协助推行政府的住房政策，为购房者提供长期定息贷款。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存款账户，以低于住房贷款利率的利息率向协会提供资金。同时、还允许协会以高于中场水平的利率吸收存款。因此，美国储蓄信贷协会带有国营色彩，拥有制度性的垄断利润。然而，进入7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的通货膨胀率和市场利率不断升高，储蓄信贷协会的大量贷款被套在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利率水平上、实际贷款字变为负值，大多数协会出现亏损。到80年代初，协会的亏损已超过500亿美元，198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法案取消厂各金融机构在存款利率方面的差别性条例，致使储蓄信贷协会失士了大量存款，经营更加困难。为了使储蓄信贷协会重新回到盈利状态，从1980年3月开始，美国同会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管理委员会相继出台厂一系列法规措施，放宽对储蓄信贷协会的限制。允许其在房地产、证券、保险等几乎所有领域与其他商业银行竞争。不幸的是，长期处了政府保护下的储蓄信贷协会，并不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信息系统和硬件设备从事高风险投资，加上政府监管乏力、内部管理混乱，松绑的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呆账坏账、投资亏损和欺诈行为。协会在亏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从1982年到1985年，有25％的协会持续亏损，10%的协会事实上已经破产。在马里兰州和俄亥俄州，储蓄信贷协会的失败使两州存款保险基金破产。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协会甚至参与了非法交易，使纳税人损失厂300多万美元。尤其是在美国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协会都破产或濒丁破产。到1989年，一直苦苦支撑着信贷储蓄协会的联邦储蓄信贷保险公司终于宣布破产。同年8月，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管理委员会被解散，其职能由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取代。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清理破产的协会。与此同时，司法部也专门组织力量起诉储蓄信贷协会中的犯罪分子。
储蓄信贷协会的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其原因要从美同政治和监管体制两方面来分析。在政治方面、储蓄信货协会在美国社会中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协会成员分布在全国各选区，为当地带来就业与繁荣，还为各选区的国会议员捐献了大笔竟选资金，协会的宗旨也代表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储蓄信贷协会在华盛顿极具影响力，一直处于国会的保护之中，多位国会议员甚至公开干预了对协会的审计和监管。在金融监管方回。协会的监管机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没有力量监管众多协会的高风险贷款和投资。更为严重的是。该委员会与协会具有利益关联，委员会同时扮演了监管和推销储蓄信贷协会的角色。正是这种角色上的冲突，寸使得有关法案一再被修改，亏损的储蓄信贷协会得以继续经营。美国信贷储蓄协会危机从单纯的亏损事件开始，演变成席卷全美的金融风暴和政治**，暴露出厂当时美国政治和金融监管的弱点。
第五篇：二十年来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二十年来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
时间：(200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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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友江 执笔人：基层处调研课题组
一、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历史沿革及现状
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化解民间纠纷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诉讼程序之外，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一种手段，是提高公民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的有效途径，是维护新时期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20年来，北京市人民调解组织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共调处各类民间纠纷194万件，仅2000年－2003年间就调解纠纷35.8万件，防止纠纷激化3871件，开展专项排查22604起，在化解民间纠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社情民意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北京市人民调解组织自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后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创建之初，我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322个，人民调解员1200人。“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司法局恢复重建，将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1981年6月，北京市司法局召开了北京市第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培训人民调解员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截至1981年底，北京市共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0085个，人民调解员66972人，全年共调解纠纷93397件。随着工作的开展，人民调解在防止矛盾纠纷激化、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突显出来。1988年3月，北京市政府批准了《奖励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人员的办法》，决定每年从市财政拨款10万元用于表彰奖励防激化有功人员。并于同年4月1日起实施。司法部对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制定该办法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北京的这个做法，对于进一步调动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做好预防和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建立防激化奖励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90年代，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5年1月，北京市司法局、河北省司法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京冀毗邻地区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分别在京冀毗邻的23个县（区）、106个乡镇、407个村建立了联合指导中心（协调中心）、联合调解领导小组和联合调解委员会，加强首都接边地区的调解工作力度，为首都稳定发展搭建外围屏障。这一做法被形象的比喻为“护城河工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情况交流》刊载了司法部、中共北京市委、河北省委向中央作的《关于实施“护城河工程”，维护首都稳定的基本情况》的报告，向全国予以介绍和推广。与此同时，我市丰台区首创的“邻里一家亲”活动，掀起了预防和化解邻里纠纷的高潮。
2002年9月，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司法部《人民调解若干规定》的相继出台，北京市司法局分三个阶段对全市所有社区和村调委会组织进行了整顿，指导各区县于2003年9月底之前在全市314个街道、乡镇全部建立起街、乡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对全市调解委员会全部实现调委会名称、印章、标识、徽章、程序、文书的“六统一”。使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规范化管理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截至2003年底，北京市已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7163个，人民调解员56911名，2003年全市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76489件，调解成功73725件，调解成功率达到了96.4％。
历经20年的改革和发展，北京市人民调解工作实现了组织网络健全、工作制度规范，服务社区、服务群众，适应首都建设发展需要，具有首都特色的人民调解工作模式，为维护首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20年来我市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情况
（一）民间纠纷调处情况
调解民间纠纷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根据我市调解组织对所调处的民间纠纷类型分析，现阶段我市民间纠纷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婚姻家庭类纠纷。这类纠纷是指因婚姻家庭方面的人身关系及由此产生的财产关系所引起的各种纠纷。包括：因恋爱解除婚约，夫妻不和，离婚，妇女带产改嫁，借婚姻关系索取财产；父子、婆媳、妯娌、兄弟姐妹、夫妻之间因分家析产、赡养、扶（抚）养以及家务、家庭暴力等引起的纠纷。
2、生产经营性纠纷。这类纠纷主要是指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以生产为目的所发生的纠纷。包括种植、养殖、买卖等生产工具经营方面引起的纠纷。在实践中，因地界、水利、山林果树、草场、滩涂、农机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使用方面引起的纠纷。
3、财产性纠纷。这类纠纷主要是指因财产的确认、归属、损害等问题所发生的纠纷。包括所有权纠纷、使用权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如租赁、宅基地纠纷等。
4、侵权性纠纷。侵权性纠纷是指纠纷主体一方或数方不法侵害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引起的纠纷，但必须是未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如情节轻微的损害他人财物、轻微伤害、损害名誉等行为以及由此给受侵害的一方造成的直接或间接财产损失所引起的纠纷。如噪音扰民纠纷、物业纠纷等。
据统计，自1980至2003年，北京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平均每年调解各类纠纷84369件。从调解纠纷数量看80年－87年我市调解组织年调解纠纷基本保持在5万件/年；88年－97年的10年间我市调解纠纷的数量呈增长的趋势，平均调解纠纷11万件/年；98年——2003年，我市调解组织平均调解纠纷9.8万件/年。从纠纷类型看，97年－03年婚姻家庭（婚姻、继承、赡养、扶养）纠纷占纠纷总数的36.7％；邻里纠纷占26％；生产经营纠纷占9.1％；宅基地纠纷占纠纷总数的6.3%；赔偿纠纷占3.1％；债券债务纠纷占2.6％；其它类型纠纷占16.2％。
（二）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开展情况
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北京市历来重视通过调解工作预防和减少刑事犯罪的发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8年3月，北京市政府批准北京市司法局制定的《奖励防止民间纠纷激化有功人员办法》，规定：对在调解工作中能及时捕捉纠纷激化的征兆和迹象，积极采取有效的防范和制止措施，排除隐患，避免因民间纠纷导致自杀、他杀、重伤和聚众械斗事件发生做出突出成绩的调解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奖励。《办法》的制定和实施，使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的奖励形成制度化、经常化，“干调解光荣，防激化有功”的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防止民间纠纷激化工作的广泛开展。
与此同时，在防激化过程中，北京市的基层调解组织和广大人民调解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超前防范与应急措施相结合，创造出“敢、快、细、灵”的“四字”工作法。具体来说就是面对濒于激化的纠纷，思想上树立一个“敢”字，行动上坚持一个“快”字，工作中突出一个“细”字，沟通信息体现一个“灵”字。
据粗略统计，仅00－03年间，北京市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就防止民间纠纷激化3871件，平均每年970余件，防止伤亡1800余人。
（三）20年间民间纠纷变化情况
1、因经济利益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80年至90年代初，婚姻家庭类纠纷主要因感情不和引发，而现阶段的婚姻家庭类纠纷多因个人经济利益引发。以继承纠纷为例：80年代初因财产继承引发的纠纷仅占全部纠纷的0.9%；94年已占到所有纠纷总数的2.3%；据03年统计，财产继承纠纷已占到当年所有纠纷总数的5.3%，成为婚姻家庭类纠纷中的主要纠纷。
2、引发婚姻、邻里等传统型纠纷的原因日趋多样。以邻里纠纷为例，80年至90年代初的邻里纠纷多表现为简单的水、电纠纷，而现阶段的邻里纠纷日趋复杂，如饲养宠物、停车泊位、室内装修引发的纠纷等等，涉及到邻里关系的方方面面。
3、新型纠纷激增。新型纠纷是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出现的新的纠纷类型，如土地承包纠纷、村务管理纠纷、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破产、物业管理纠纷等，这些新型纠纷与传统纠纷相比有很多不同，突出表现为：第一、当事人一方往往人数众多，且多处于弱势的受害者地位。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中因村委会擅自流转土地引发的农民丧失承包经营权纠纷。
二、新型纠纷起因复杂，个人和公共利益往往交叉其中，其争议的焦点往往涉及公共利益。
三、新型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往往表现为人数众多的群众，另一方则是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的部门。这类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容易激化并引发群体性事件。
（四）20年间调解组织变化情况
1、调解组织变化。（1）建立了街道、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2002年以来全市各区县按照中央要求在规范原有居、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在全市各街道、乡镇全部建立起街、乡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目前，北京市共建立街道、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314个，居村调解委员会6594个。形成了街乡调委会、居村调委会、调解小组、调解信息员组成的四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人民调解员56911人。（2）调解组织形式多样化。按照哪里有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部分区县成立了调解特定人群或专门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如宣武区的侨界人民调解委员会、民族调解委员会等。（3）企业调解委员会数量萎缩。90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不断深化，随之，国有、集体企业调解委员会数量减少。
2、调解员结构变化。随着调解事业的发展，我市人民调解员队伍较以前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为我市调解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3、调解方法上的变化。以前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往往通过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调解靠的是情面，“磨破嘴、跑断腿”是调解员调处纠纷时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随着我市对调解员培训力度的加强，调解员自身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人民调解员运用法规、政策进行依法调解，依法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截至03年底，我市没有出现一起因调解协议书违法而被法院判决变更、撤销或者被确认无效的。现在调解员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依法调解最重要，情法并举效果好”。
三、人民调解工作的经验与目前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司法行政机关一直把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积极探索和开拓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尤其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发挥人民调解反映民意、化解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发挥了成效。
（一）狠抓人民调解组织机构建设，健全组织网络结构，实行人民调解工作“六统一”标准，为工作深入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加强组织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水平，是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和实现调解与诉讼制度衔接的重要环节。2003年，我们在健全调解信息员、调解小组、社区（村）调委会和街道（乡镇）调委会四级调解网络的基础上，在全市人民调解组织中实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称、印章、固定调解场所标识、人民调解员徽章、调解工作程序和调解协议书格式的“六统一”标准，规范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各项标准，为公平、公正调解提供了必要的程序保障。另外，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一批具有不同特色的调解场所，有家庭温馨式的、有严肃庄重式的，总之，都在为当事人创造一个良好解决矛盾纠纷的环境和场所。
（二）大力开展培训工作，努力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加强人民调解的队伍建设。2003年，根据我局制发的《全市人民调解组织整顿建设工作的意见》，完成了对两级调解组织人员的整顿建设。街道、乡镇建立调解组织，调解人员为司法助理员、退休法官、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院校老师及有丰富经验的调解主任组成。为解决以前培训工作存在的时间得不到保障、培训内容不统一等问题，规范培训工作，今年，市局根据司法部《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的意见》制定了《北京市司法局关于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的意见》，对全市民调培训工作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措施，作为全市调解员培训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同时，积极与法学院校联系，共同研讨了人民调解工作现状，并聘请专家编写了《人民调解概论》一书，该书已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发行，它作为北京市人民调解系列培训教材中的第一本规范化教程，详细阐述了调解制度、人民调解的基本知识、人民调解的程序方法、人民调解员的素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写法、调解技巧和方式、域外民间调解等，并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指导。目前，本书已经免费发放到全市近8000个调解组织手中。
（三）健全排查机制，发挥调解网络作用。2003年以来，整顿和建设了街道（乡镇）、社区（村）两级调解组织，进一步健全了包括调解小组、调解信息员在内的调解网络。广大调解组织始终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充分发挥网络健全的优势，对本辖区纠纷情况进行挨家挨户摸底排队，登记造册，对排查出的纠纷按难易程度分类，特别关注重点矛盾纠纷苗头，争取把它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现在，按照市局《关于建立纠纷信息报送制度的通知》要求，调委会按规定时间报送本辖区内的矛盾纠纷情况，特别是对于上访、群体性事件及时将有关情况反馈到当地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便于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四）创新工作机制，拓宽调解领域。在做好传统纠纷的调处工作基础上，西城、宣武、朝阳等区县大胆创新调解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西城区司法局积极协调、配合区公安分局和各街道工委、办事处，指导各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把民调阵地延伸到社会矛盾纠纷的“汇集地”——派出所，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联动，帮助人民群众依法正确选择治安纠纷、民间纠纷的解决渠道和方式，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化解治安纠纷和民间纠纷千余件，为西城区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截至2004年7月10日，10家联合接待室民警处理治安纠纷964件，出具治安调解协议书187份；驻所人民调解员共接待咨询、调解、分流民间纠纷205件，达成书面协议28件，口头协议54件，解答群众咨询88件，向城管、法院、劳动及国土等部门分流51件。
针对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矛盾取代传统邻里纠纷成为小区的多发矛盾的情况，海淀区上地街道西里社区利用居民年龄结构低、文化素质高的特点，以社区居民自治为基石，民主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调委会。本届调委会在组织成立以及人员构成上突破传统惯例，形成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新模式。人员结构年轻化，知识层次明显提高，调委会委员包括5名专职人员、4名兼职人员，其中两位是私企经理，两位为高校老师。通过这些变化，上地西里调委会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调委会敦促和协助小区业委会依法定程序形成《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业主公约》等规则，建立了一条合法便捷的业主意愿表达途径，成为全体业主共同遵守的社区“法律”。小区中除住户外，还有百余家公司，业主构成的复杂性导致了矛盾纠纷的多样性。调委会以保辖区稳定为第一要务，注重协调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及时处理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朝阳区望京地区呈现出新建现代化小区与待拆迁建设的村庄并存的局面，辖区内城市建设的特点和居民构成的多样性，决定了地区矛盾纠纷涉及面广、利益冲突尖锐、社会影响也比较大，经司法所建议，在街道工委、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街道调委会下设的专门调解工作组，参与地区群体性、疑难涉法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近一年来，专门工作组先后参与调处群体性纠纷6件（涉及3000余人次），其中已调处成功3件（涉及2000余人次），解决了1个历时数年、且涉及的1700名当事人多次上访的历史遗留问题。提出法律意见书10余份。专门调解工作组由四名专业法律工作人员（2名律师、1名退休法官、1名退休法律工作者）组成。司法所与专门工作组成员签定了协议，制定了工作章程。在实践中，专门工作组与基层调解组织各有分工又密切配合。基层调解组织发挥情况清、信息灵的优势，做到及时掌握纠纷苗头和动态，并先期介入，做好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缓和矛盾事态。当遇到较为疑难复杂或涉及专业法律问题的纠纷时，则及时报请街道调委会，请专门调解工作组出面开展工作，并按照了解情况——明确纠纷争议焦点——法律分析——调解矛盾——指出合法正当解决途径的程序进行调处。凡调解成功的，由街道调委会主持签定调解协议书。调解专门小组针对矛盾纠纷的不同特点，实施分类调处，化解群体性的纠纷。例如2004年5月，因方舟苑三期工程开发商未能满足业主关于配套设施建设的要求，业主迁怒于工地施工方，以施工方噪音扰民为由，与施工方发生争执，业主与工人动起手来，一名业主被对方用热水烫成轻微伤，业主方借此提出8万元的高额赔偿要求，并称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上访等方式“维权”。司法所立即再次组织业主与开发商、施工方召开协调会，同时请调解工作组专业人员提出法律建议，指出业主提出的赔偿要求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有法律依据，哪些没有法律依据，使业主与施工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并签订了调解协议，避免了矛盾激化。
（五）围绕政府中心工作积极予以配合。在主动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的基础上，司法所和调委会还围绕政府中心工作，例如换届选举、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方面做了大量配合工作。今年3月，北京市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前，司法所和调委会提前介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矛盾排查工作，随时掌握选举进程和工作动态，关注新情况、新问题，预防和调处有关选举方面的矛盾纠纷，争取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群众性上访事件的发生，为此次选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并利用宣传画、小册子、标语等形式，集中开展宣传教育，让广大村民充分了解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政策和要求，掌握投票选举的程序和办法，做到享有选举权利，履行应尽的义务。在换届工作中，积极化解因选举产生的各类矛盾纠纷，其中还有部分司法所与派出所、综治委等部门建立了紧急事件处理保障机制，以便在选举期间维护社会稳定，确保选举的正常进行。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在农民种粮热情高涨的同时，一些地方出现了土地承包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给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各司法所和调解组织积极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妥善处理土地承包纠纷这项中心工作，做到小纠纷及时主动就地调处，大矛盾纠纷积极协助配合，以法律为核心，运用分类研究，个案处理的手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调处矛盾纠纷。对于因土地承包合同变更、解除和履行、相邻纠纷等引发的矛盾通过《土地承包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加以调处；对于案情复杂、不易解决的矛盾纠纷，司法所积极为当事人指明解决问题的合法途径并加以引导，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失地农民和承包大户纠纷的工作，尽量避免由于矛盾纠纷引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在调解过程中，各区县调解组织建立和加强了与经管统计站、林业站等部门的联系，充分发挥群体协作的力量，控制纠纷事态发展，并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和部门报告。密云县18个乡镇调委会还与所在辖区人民法院的地方法庭建立了“化解矛盾纠纷互动”制度，及时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土地承包纠纷。延庆县仅永宁镇司法所就调处解决了北京建雄公司租赁土地、西灰岭村土地发包、罗家台村林地纠纷、南关村土地承包纠纷共4起涉及大面积土地、多名农民群众的矛盾纠纷。
随着郊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拆迁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在民间纠纷总量中已经占了很大比例，而且由此带来的群体访事件也呈上升趋势。有效地避免拆迁纠纷，防范和化解拆迁群体上访，成为司法所和调委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丰台区成寿寺社区调委会针对本地区成片拆迁改造的特点创出了“抓住一揽子纠纷的导火索”的纠纷预防调处模式，他们抓住“拆迁”与“施工”两个导火索，成功排查调处了社区拆迁改造中“一揽子纠纷”，为社区居民讨回工地扰民费13万余人民币，协助安置强制拆迁户六十余人，防止拆迁群体上访人数五百余人，使当地的八百余名拆迁户顺利获得拆迁补偿费近八千万元，有效确保了危改地区居民的平稳过渡。
虽然我市调解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形势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由于调解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目前还有一些问题与困难值得我们思考与解决。第一，人员稳定性差。调解委员因每三年进行换届选举，流动性强，一方面不利于提高人员素质和调处能力，常常出现调解主任经过培训开始熟悉调解工作、掌握调解方法技巧就面临换届的问题；另一方面，容易造成调解委员情绪不稳定，不把调解工作当作长期事业认真对待的情况。第二，人员素质不完全适应职责要求。由于调解主任职责比较特殊，应当把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和调处能力纳入选任条件，而经过换届选举出的社区（村）干部的工作由民政部门负责分配，司法行政机关缺乏一定的选任自主权，经常造成新当选的调解主任没有法律知识或从未接触过调解工作，与依法调解的实际需要不符的局面。第三，调解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调解主任和治保主任具有不同的职责分工，而目前北京市调解主任兼任治保主任，无法保证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调解工作中来，削弱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力量。第四，缺乏调解经费保障。虽然经过大量努力，北京市已落实了人民调解员每人每年80元的培训业务经费，但是仍没有解决人民调解员劳动报酬的问题，也无法建立调解员人身伤害保障制度。这样，一方面无法提高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部分调解员对工作采取应付的态度；另一方面，无法吸纳具备高素质高能力的人才加入调解组织，阻碍了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第五，社会各界对人民调解工作认识不足。人民调解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建设工作，不像公安机关侦破大案要案一样社会效应立竿见影，导致有些领导对这项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同时，虽然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但缺乏对人民调解的了解，没有认识到其方便、快捷、高效、无偿的特点，尤其是人民调解协议被赋予法律效力的优势，没有意识到其化解矛盾纠纷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把诉讼当作解决纠纷的唯一途径。这需要各方面积极协作，扩大人民调解的宣传力度，提高其在人民群众中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四、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利益格局的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有的还可能激化。从近年来调解的实践上看，人民内容矛盾较已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括地说呈现出矛盾的主体多元化、纠纷的多样化，纠纷的客体利益化等新特点。
（一）利益多元化导致纠纷多样性和复杂性 过去的民间纠纷多发生在公民之间，涉及面窄、影响力小，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导致纠纷更多是公民与法人的纠纷，有些还牵涉到政府。如房地产开发引发的矛盾，即有公民与开发企业的矛盾，有些纠纷政府也牵涉其中。
（二）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政策调整过多过快导致的问题
我们许多改革是在探索中进行的，有时主观设想不错，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偏差，如房地产开发补偿标准、农村种植结构调整等。政策多变造成一些问题沉淀形成纠纷或群体性事件。
（三）基层干部贯彻执行法律、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在基层，部分干部素质较低，法律、政策观念和服务意识差，缺乏民主作风，甚至为政不廉，导致执行法律、政策走样，造成一些矛盾纠纷。
（四）部分群众不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利益关系或法制观念淡薄，一不合意就采取过激行为，使矛盾复杂化。
五、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对策
新时期人民内容矛盾纠纷涉及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而化解这些矛盾纠纷，防止纠纷激化，必须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参与，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加以处理。从人民调解工作出发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树立“大服务”思想，深化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
人民调解工作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牢固树立“大服务”的思想，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种手段，协同作战”的方针，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作用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以加强组织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和拓宽业务领域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努力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1、各级党政领导应当重视、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使其更好地发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作用。在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整体工作中，人民调解处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一项高效益、低成本、投入少、见效快的治本性措施。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把一般性民间纠纷解决在基层，可以把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纳入视线，引导到适当的解决渠道，从而把人民内部矛盾的无序性、盲目性流动，纳入到总体控制，合理分流，依法解决的轨道上来。这样，可以使各级领导摆脱纠纷缠身的被动局面，集中精力抓改革、抓发展、抓大事。各级党政领导要重视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同时财政上加大人民调解员的培训经费、表彰奖励以及宣传等经费，以利于迅速健全人民调解组织，提高队伍素质，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2、大力拓宽服务领域。努力拓宽人民调解工作业务领域是当前人民调解工作改革的重点。要认真做好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房屋宅基地、生产经营等多发性、常见性民间纠纷的调解。同时，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做好涉及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破产等方面的群体性、易激化纠纷的调解工作。要进一步探索总结在农贸市场、外来人员聚居地、大型建设工地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作法和经验，为发展经济、繁荣市场服务。
3、加强组织建设，壮大队伍，提高素质。要在整顿健全现有调解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接边地区的调解组织。要积极从离退休干部、教师、下岗职工中，挑选有文化、懂政策、年富力中的人员充实到调解组织中来；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作，利用公开审判的机会，有针对性地提高调解员的业务能力，要结合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变化，制定中期规划，逐步使培训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
4、建立健全内部运行机制。要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各项制度建设，继续深入开展标准化调委会创建活动。制订明确的工作规范，教育广大调解人员自觉遵守调解工作的原则、纪律和职业道德，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完善奖励机制，大力表彰宣传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提高调解人员的待遇，解决调解人员的人身安全、养老等后顾之忧。
（二）应加强与人民法院、民政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多方配合，共同做好调解工作
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虽然实现了初步的衔接，法院对调解工作的指导也逐步加强。但要真正实现法院工作与人民调解工作健康、有序地互动与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加强对调解工作的指导水平，进一步深化民事审判的改革，建立多种培训指导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探讨。随着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的确认和调解工作改革的深入，人民调解工作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与空间，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民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手段，作为整体解决矛盾纠纷机制中的一个环节，还应与公安、法院等政法部门配合，在人民调解的范围上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我们认为，在指导思想、工作理念上，应认真研究如何更好地整合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三种资源优势，使三种资源优势，使三种调解力量的优势得到互补，政法各家联手做出这一努力，在维护首都稳定中发现更大作用，不仅有着可行性，而且也非常现实必要。
1、人民调解组织与法院配合，将人民调解设为诉讼前置。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优势在于权威性、强制性。然而，解决当事人的纠纷，既有法律问题，也有思想问题，还有具体问题。法院对当事人的思想问题不可能花很大精力去疏导，所以有一部分民事纠纷尽管在法律上得到了解决，实际上为“官了民不了”。首先，法院可将一些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简单民事纠纷及一些标的额的经济纠纷设定为由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法院不在直接立案受理。这既可以减轻法院的压力，也深化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其次，法院在纠纷案件结案后，若仍有后继工作需做的，应将有关情况告知纠纷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附送调解书或判决书，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做好后继调解工作，并及时向人民法院反映有关情况。
2、人民调解与公安部门配合，协助其调处矛盾纠纷。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受理大量纠纷，许多纠纷由于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除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外，民事部分只能指导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对于当事人行为不够治安处罚，确有民事争议存在，而又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公安机关只有说服当事人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对于当事人调解达成协议，事后反悔或不履行协议，只能指导当事人向法院起诉，重新启动诉讼程序。如果人民调解组织介入，达成人民调解协议，法院只需对协议进行审查与认可，而不需重新对原纠纷进行再审。由于大量的民间纠纷引起的治安纠纷牵制了公安相当大的力量，人民调解组织应当给予应有的支持。首先，人民调解组织应与社区民警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其次，人民调解与公安机关建立具体的衔接机制。调解组织在调处疑难纠纷时，遇到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社区民警应积极参与。公安机关对案件的民事争执部分，在查清案件基本事实、分清基本责任的情况下，可移交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附有关材料。这可大大减轻了公安派出所处理大量矛盾纠纷的压力，集中精力力量做好侦破与治安防范工作。
3、民政部门应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工作。人民调解组织是在居委会和村委会下设立的一个群众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员的选配，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但由于人民调解专业性决定了对人民调解员的特殊要求，民政与司法部门应加强沟通，共同解决人民调解员稳定性差，民调与治保会合一力量弱，人员专业性差等问题，努力建设一支素质较高，有一定专业性、适应性新形势发展要求的调解员队伍是提高调解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措施。
（三）党委、政府要加强应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在经费保障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目前，街道（乡镇）的人民调解员除由司法助理员承担外，还聘请了大量的退休法官、检察官、法律专业人才的志愿者，村（居）的绝大部分调解员也没有报酬，要保障此项工作的长期运转，吸收高素质人员加入到调解队伍，必要的经费保障是前提基础。因人民调解是不收费活动，可采用按件补贴的方式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使三者形成相互配合的良性循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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