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第一篇：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作者：陈晓辉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1期

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根据对恩格斯不同著作中自然观内容的梳理可见：恩格斯围绕着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从自在自然、人化自然、生态自然三个维度阐述了他的自然观。首先，恩格斯提出矛盾决定着自在自然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而且还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变化规律，直至出现了人类。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示当代人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其次，在继承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具体化了人化自然的思想。最后，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的生态自然，就要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摘要: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的自然观散见在他的不同著作中。根据对恩格斯不同著作中自然观内容的梳理可见:恩格斯围绕着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从自在自然、人化自然、生态自然三个维度阐述了他的自然观。首先,恩格斯提出矛盾决定着自在自然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而且还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变化规律,直至出现了人类。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示当代人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其次,在继承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具体化了人化自然的思想。他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脱离了自然,并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开始支配自然;但不管怎样人类在支配自然的过程中,是绝对不能逆自然而行的。由此提示当代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一定要顺应自然即按自然规律行事。最后,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的生态自然,就要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当前,中国已构建了以生态自然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应继续朝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和方向推进社会发展和体制机制变革。

自然观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自然观的内涵是指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广义自然观的内涵是指对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的看法。因为当今世界上无人语境下的自然,“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1]77。为此,本文论述恩格斯自然观时使用的是自然观的广义内涵。恩格斯对自然观的论述,主要散见在他和马克思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他自己独立创作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恩格斯自然观核心范畴的界定。《反杜林论》标志着恩格斯自然观的诞生。“当我不得不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2]349。《自然辩证法》标志着恩格斯自然观思想的成熟,“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3]257。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当今世界上备受推崇的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基础之一。为此,深入挖掘恩格斯自然观,可以为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

一、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恩格斯关于自在自然观点的启示

通常“自在自然”的内涵,是指人类活动尚未作用过的自然界,如人类世界出现之前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产生之后但人类活动尚未触及的那部分自然界。事实上这种状态的自然界,无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很少存在了。何况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因此,在此使用“自在自然”概念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借用“自在自然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这一特性,凸显本部分的内容是论述恩格斯对作为人类生存条件那部分自然界内在固有属性的根本看法。

恩格斯提出,首先,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恩格斯认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3]385这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2]352。其次,自然界的

生活是由矛盾所决定的。“辩证的思维, 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 这些对立,通过自身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4]317再次,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2]349最后,自然界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通过论述天体、地球、地质、生物以及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恩格斯提出自然界在有限时空的变化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最高发展阶段是人的生命。

通过恩格斯对自在自然的论述,我们能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能形而上学地认为是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自然界作为有机系统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的。因此,与自然相处时,人类应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理念是行动的指南。正确的理念会产生正确的行为,相反,错误的理念也会导致错误的行为。现如今,内蒙古大草原之所以有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因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适从自然”“师法自然”等观念一直指导着内蒙古游牧人的生产和生活。他们认为,只要适从自然,天灾就不会发生,草原、河流就会依然碧绿清澈,人们就会依然幸福安康。相反,在片面的“人定胜天”等理念指导下建立的三门峡大坝,却因不尊重自然规律而使渭河40多年来(从建成到2004年停用)连年水灾不断,使渭河成为悬河,从而被作为水坝败笔列入了世界的水利史册。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首先,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要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要用生态伦理意识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其次,要摒弃自然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作为人类的养育者,自然理应受到尊重和感激,但人类却决不做匍匐在自然脚下的奴仆。纵观茫茫宇宙,地球是目前所知适合人类居住的唯一星球。因此,只有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做出亲近自然的行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为一体,人类才有可能长久地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

二、落实顺应自然的行动:恩格斯关于人化自然观点的启示 劳动使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把自在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指从纯粹自然变成拥有社会的性质自然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人们劳动(实践)的产物。“人化自然”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对象性活动”时所涉及的一个问题。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自在自然被打上人类的目的和意识的烙印,按照人的方式和人的需要规定着自然的存在状态,从而转化为“为我之物”参与到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类生活世界的运动过程之中。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4]131。

在汲取马克思思辨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结合自身经历的一些新情况,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这一思想。他认为,首先,人通过劳动(实践)使自己从自然中分化出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使猿手变成了人手„„双脚也发展得更加适应于直立行走。„„此外,劳动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产生„„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而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3]372-378。其次,随着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人成为自然界的支配者,所以“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大自然的规律”[3]383。“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3]274自然界是不能离开人的。“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收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3]372自然界需要在人的支配下才能发挥作用。自然界只能为劳动提供材料,而人的劳动却能把材料变成财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383;“人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4]329;“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

为人们服务。”[3]275最后,人若违背自然规律,自然也会报复人类的。随着工业的加速发展,恩格斯深深地感到了人受制于自然的严峻问题,他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水分的集聚中心和贮存库„„”[3]383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384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改造自然。通过恩格斯对人化自然的论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要顺应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所谓顺应自然,就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不违背大自然自身循环的前提下,从自然中获取为人类所用的某些资源。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我国顺应自然的一个成功案例。该工程按照自然的山势和河势,用“鱼嘴”把奔腾不息的岷江劈为两半,西边一半江水通过闸门向外江流去,从宜宾汇入长江;东边一半江水通过人工开凿的“宝瓶口”,限量流入内江,灌溉着几百万亩成都平原。该工程无须任何外来的能源,涝时有外江自动分洪、旱时有内江自流灌溉,二千二百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天府之国”的人工生态系统。相反,苏联的“黑风暴”则是不顺应自然而遭到自然报复的反面典型。自1954年起,苏联在哈萨克、乌拉尔等地的半干旱草原开始垦荒,到1960年开垦了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行为一度使苏联的粮食年产量增加了2/3。表面上看粮食是增产了,但植被和表土结构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60年3月和4月两次出现了大面积的黑风暴,仅哈萨克新垦区农田就被毁了20万平方公里,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连邻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未能幸免。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经说:大自然启示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只有适应地球, 才能分享地球上的一切。只有最适应地球的人,才能其乐融融地生存于其环境中。

三、完善保护自然的制度:恩格斯关于生态自然观点的启示与自然和睦相处、和谐共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目标。恩格斯曾提出“(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384的命题。这一命题的含义就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应该统一发展并融合为一体即生态自然。这是自然发展的高级形态。生态自然虽然也是人类的创造,但同人化自然相比, 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新的自然形态。建构生态自然是人类社会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追求或价值追求。

关于生态自然思想的论述肇始于马克思。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120当时,由于受自然科学发展状况和马克思世界观尚未转变等因素的影响,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还很思辨。而恩格斯写于1873年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却弥补了如上的不足,并且明确地探寻了实现生态自然的路径。恩格斯说:要实行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仅仅摒弃“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3]385。

在这里,恩格斯告诉当代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重要的是要从社会制度上进行变革,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2]633-634。当下,我国已建立了自觉保护自然的社会制度,工业化与生态自然一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走工业化道

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二选择。马克思曾说:“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128这句话强调了工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也暗含了工业活动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局限性。当今,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工业活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致力于消除工业活动带给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还需要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认真的探索。改革开放后,我国在保护自然方面出台了不少法令、法规和制度,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更是加大了促进生态自然制度建设的力度。2013年10月,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的一类立法项目。2013年12月,中组部发布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中不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的要求。2014年2月,环保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经过一年多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政府不履行监管责任等不作为行为的监督机制还很薄弱,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也没有建立,市场经济手段运用得也很不够,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行动机制也不健全。今后,我国要紧紧围绕上述这几个方面进行机制改革,推进生态自然的建设。

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观的梳理和论述,我们得到了“当代人只有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落实顺应自然的行动、完善保护自然的制度,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的重要启示。同时,也由此看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提法,实际上是对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第二篇：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自然观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自然观及其当代启示

刘 英（安徽中医学院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8）

摘 要： 恩格斯的自然观立足于实践，以辩证法为方法论，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所阐发的自然观主要包括对劳动在人与自然分化过程中的作用的详细考察、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精辟论述和对人与自然矛盾解决的途径的系统阐释。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认清当代生态危机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表现；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处理好人和人之间在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环境保护双重胜利的关键。关键词：自然观；劳动；人与自然；变革

第32 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井 冈 山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Vol． 32 No． 5Sep． 2011第5 期 收稿日期：2011－06－20 作者简介：刘 英（1979－），女，湖南岳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

一

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即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由恩格斯创立的，它仅仅是对自然界发展辩证性的一种肯定和描述。而这种自然观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中所阐述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由此有些人指责恩格斯的自然观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观，特别是哲学的自然观的本质内涵缺乏全面理解。

那么何谓哲学的自然观呢？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存在、演化过程及规律进行的哲学研究，然而，这种对哲学自然观的看法是成问题的。众所周知，自然观即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演变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的总看法、总观点，是世界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依次经历了古代朴素的自然观，中世纪神学自然观，17、18 世纪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几种形态。任何一种系统的哲学必然包含与之相适应的系统的自然观。而哲学作为世界观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性反思，与此相应，自然观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为了深入地探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的自然观必须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界本身作出某种统一的理解和把握，在这种哲学的自然观中，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最根本、最核心的内容，而把对自然界本身的说明只是从属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1］。因此，把哲学自然观仅仅理解为对自然界客观图景的描绘，忽视了他们站在实践的人的立场上去看待统一的自然界这一时代主题，恰好构成了上述那种把恩格斯的自然观归结为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基本前提。

那么，恩格斯有没有哲学的自然观呢？ 国内外有学者认为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集中阐发了他的自然观，这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自然辩证法》在西方的出版，曾引起过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它是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也有学者认为是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的认识上，炮制出自然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自然本体论。这种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以卢卡奇为代表。我国和苏联学者都曾对此做过批评性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西方马克思学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国内学者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笔者认为，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他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 等著作中就已阐发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这种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对旧的哲学自然观、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世界观的积极扬弃。他们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 1

哲学中关于劳动中介性的观点，从劳动实践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且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同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自然观，特别是在恩格斯写作于 19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作为《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以下简称《劳动》）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进行了集中而系统的阐述。

在阐述恩格斯自然观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厘清恩格斯的自然观与自然辩证法的关系，因为不把这种关系梳理清楚，我们就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自然观的本质，而且会使我们陷入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种种曲解的泥坑中。上述把恩格斯自然观理解为自然辩证法的看法，不仅没有正确把握哲学自然观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缺乏深入了解。对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历来存在意见分歧，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出挑战的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把辩证法看成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则把辩证法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承认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严重歪曲。这一部分学者既包括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又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施密特等，还包括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他们以卡夫和诺曼莱文为代表。事实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为批判柏林大学讲师杜林而写的《反杜林论》和尚未成书、只是一些论文和札记的《自然辩证法》中。它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 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 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宇宙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和科学发展所得出的这些结论，描绘了自然界发展的辩证图景，阐述了自然界运动发展的各种形态，说明了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和各种范畴在自然科学中的体现。笔者认为，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研究，正如恩格斯本人所说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 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2］（P26）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孜孜不倦的探究，其最终目的是为确立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提供方法论基础。

二

在《劳动》一文中，恩格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个宏观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论述，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敌对的实质根源，并精辟地指出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变革。恩格斯丰富而深刻的生态自然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系统阐发，它深刻地表明，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是高度统一的。

第一，劳动是人与自然分化的前提。

恩格斯运用生物进化论这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详细地论述了人类是通过劳动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的这一思想。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P550）。劳动使猿手变成了人手，而且越加灵巧。随着双手逐渐变得灵巧，双脚也发展得更加适应于直立行走。双手的自由和直立行走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此外，劳动的发展促使群体内部成员之间更多地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促使他们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引起了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迫切需要。“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2］（P553），于是语言产生了。在语言和劳动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而“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2］（P554）“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2］（P554）在这 2

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特别是随着劳动的进一步发展，人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自然 界中分化出来。

可见，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劳动是人类借以从自然界分化并独立出来的特殊力量。在劳动过程中，人实现了与自然的分化。

第二，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恩格斯自然观的核心。他

在具体地考察了人与自然的分化后，深刻地分析和说明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思想。一方面，恩格斯强调人在自然面前具有主动性，人对自然有积极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指出，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活动，它们对周围环境发生的影响，是无意的，是某种偶然的事件。猿猴满足于在容易得到食物的地方觅食。但是除了无意中用自己的粪便肥沃土地以外，它们没有能力从觅食地区索取比自然界赐予的东西更多的东西。恩格斯又指出，狐狸虽然懂得怎样准确地运用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逃避追逐者，但是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自然规律为前提，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的，具有受动性。

人类能够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但是人改造自然的行动受到自然规律和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当人类的活动超出自然界所能忍受的范围，破坏自然平衡时，自然界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来否定人的行动。恩格斯指出，人类通过劳动不仅从自然界中分化独立出来，而且也确实实现了对自然的支配和统治，但是，他警告人类：“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P559）他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居民砍伐森林的事例，这些地方为了得到耕地而砍光了森林，因此而成为荒芜不毛之地，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也砍掉了南坡的松林，结果不仅摧毁了高山牧畜业的基础，而且使山泉枯竭，雨天则山洪暴发；西班牙的种植场主为了得到咖啡树的肥料，焚烧了山坡上的森林，但大雨却冲掉了沃土而只剩下赤裸的岩石。

第三，制度变革是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途径。应该说，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已凸显出来。恩格斯从哲学自然观的高度对此作了分析，积极探索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途径，为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矛盾的实质根源既有认识层面的又有制度层面的。从认识层面看，恩格斯强调要克服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2］（P560）。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往往是把人与自然理解为相互对立的双方，自然被视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而忽视了被人类作用过的自然对于人类的反作用。恩格斯则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参与到整个自然界的发展中。人是自然界中的人，人必须依靠自然界生活，如果离开了自然界，人类将无法生存。可以看出，恩格斯对那种把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强调人与自然界的一致性。从制度层面看，恩格斯认为，出现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有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不合理方面的原因。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2］（P562）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 3

革”。［2］（P561）

恩格斯深入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指出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出路，即扬弃 “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2］（P562）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自然界的真实写照。为此，他主张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强调，只有把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跟制度变革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说，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分析是真知灼见。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发展也表明，人类在近现代面临的环境恶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美国社会学教授约翰·B·福斯特认为，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生态危机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完全相悖，资本主义不能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三

在恩格斯生活的19 世纪，人类对自然界习常性的干涉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恩格斯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他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不仅提出了工人居住环境的恶劣情况，而且提出了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所造成的河流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他说：“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 万人的肺和25 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3］（P409）而这一切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不可分离。恩格斯深入地考察了19 世纪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况，利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系统地阐发了以辩证法为方法论，以实践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应该说，恩格斯的自然观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特别是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考察生态危机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实质、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首先，当代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与人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表现。当今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人类也遭受到自然的严厉报复。人与自然的矛盾说到底是由人类不合理的实践造成的，这种不合理的实践首先是一种在不正确的认识导引下的实践。从古至今，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是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这种荒谬的观点在人类进入 20 世纪以后，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鼓舞下，愈演愈烈。西方持生态中心主义观念的绿色人士认为，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的出现，是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密不可分的，这种价值观把人看做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有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工具价值。因此，生态中心主义者提出树立“自然价值观”和“自然权利论”，破除人 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寻求生态危机的出路。现代人类中心论则认为，尽管近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存在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在于改变近代狭隘的“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代之以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理性偏好基础上的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诚然，以人类狭隘自我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不利于人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的，但是生态中心主义者把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价值 观的问题，这不仅不能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而且还不利于揭示生态危机的实质。事实上，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那种不合理的实践不仅是在不正确的认识引导下的实践，而且也是一种在不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中的实践。这种社会关系揭示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利益对抗。如前所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提倡以人类整体利益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4

那么在现实中，到底是否存在着这种人类整体利益呢？事实上，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而只有各种不同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而且这种特殊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是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它们具有损人利己的性质。而当人们把这种损人利己的性质扩展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必将导致对自然的严重侵害。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危机的出现，实质上是人与人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极端表现。

其次，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适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环境正义，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对抗，在全球范围内，则表现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在以资本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利益对抗。在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关系时，这种利益对抗所表现出来的是环境正义问题。环境正义是指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正，它关注和强调同时代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不正义现象及其矫正。具体来讲，从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看，一方面，正是由于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而这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资本所支配的［4］。比如，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所消费的能源，在世界上所占比重，远远超过了按其人口比例应得的份额。美国本土的石油资源十分丰富，而国会立法禁止开采近海石油，但却源源不断地从别国进口石油，毫无节制地消耗能源和大规模地囤积战略储备。再如最近德国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北方国家对南方的“环境空间”提出了许多要求；在谈到全球经济运作方式时，该报告指出，北方国家廉价地从南方国家获取自然资源，同时为南方国家制成品进入北方市场设置障碍；他们充分利用南方的大量土地和各类资源； 他们向南方出口废弃物。又如日本大量进口中国的木材，制成一次性筷子，又销往中国，不仅破坏了中国的森林资源，同时也赚取了大量利润。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性运动和资本的国际分工也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和转嫁生态危机，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诉求与资本追逐利润的矛盾冲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越来越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相对较低，因此发达国家把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低标准地区转移。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已将 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美国也将 39％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5］。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 5000 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或其他危险废弃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垃圾场”。由此可见，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自然资源占有和使用的利益关系上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如何实现环境正义，规范不同国家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的责任和义务，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正如恩格斯所说，要解决生态危机，单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面对全球生态危机 问题，我们要积极探讨变革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途径，不断调适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努力实现不同民族国家在生态利益上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统一和环境正义的追求。

最后，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面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维护我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处理好人和人之间在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是取得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环境保护双重胜利的关键。

应当指出，以上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利益对抗的一种形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利益分化、利益对抗以及由利益分化、利益对抗所带来的对自然环境破坏的行为在我国同样存在。空气污染、水体污染、臭氧层破坏、森林资源破坏、自然灾害与突发疫病频发等等，日益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生态问题。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 5

国目前正处于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在全球范围内，如何维护我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出新的要求。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我们不能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而应该积极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追求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抽象的生态价值观上，而应该把维护生态环境，解决生态破坏问题真正落实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这就明确地要求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三重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中，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人与人在占有和利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是关键。因为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与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直接相关，同时也反映人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是说，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合理的物质利益关系，将导致社会的物质生产只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满足他们的一己私欲，从而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社会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对那些占有极少社会物质财富的人来说，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他们不得不采取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因此，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着力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的利益关系，是取得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环境保护双重胜利的关键。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摈弃把自然观仅仅看做是对自然本身的描述的观点，从实践出发，以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全面把握恩格斯所阐发的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恩格斯的自然观使马克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实现了高度统一。19 世纪和 21 世纪虽有天壤之别，但是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精辟分析，对我们如何看待生态危机仍然有警示作用，他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系统论述，为我们今天如何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研究范式和理论指导。参 考 文 献

［1］汪信砚．论恩格斯的自然观[J]．哲学研究，2006（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王雨辰．略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J]．哲学研究，2009（12）．

［5］张然，宋秀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4）．

On Engels＇ View on Nature shown in “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s

LIU Ying（School of Medical Economics＆ Management，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efei 230038，China）Abstract： Engels＇ view on nature is a system based on dialects and practices whi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his essay “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from Ape to Man” he expounds his scrutiny of the role of labor in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manand nature, his elaboration on human－nature harmony and his systemic explanation of the way to solvehuman－nature conflicts． Engels＇ view enlightens us that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extremereflection of interpersonal interest conflicts on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that the ultimate way tosolve the ecological crisis lies in fundamental change to irrational capitalist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systems;that reasonable disposi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natural resource possession is the key for win－win success of China＇s socialist construction practi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view on nature；labor；human and nature；change

第三篇：论长征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论长征精神对当代青年的启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一百年来，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抗战岁月，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在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努力奋斗，才迎来了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是由一代又一代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换来的，我们应当珍惜。而当代青年，更应该学习红军长征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爱国观，在新时代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发展越来越迅速，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也逐渐丰富，各种文化产业也应时而生。一方面自媒体的发展、大荧幕的兴盛，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也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各种明星选秀、综艺，互联网的门槛太低以及娱乐圈发展太快导致了一些畸形文化的产生，比如，追星文化。许多追星的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在畸形的娱乐圈影响下，在网上对他人进行网络暴力，对国家进行抹黑，更有甚的，在现实做出了伤害自身以及他人的违背道德的行为。

近日，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一个“追星倒牛奶”事件，在一些选秀成团真人秀节目中，票数最高的几位选手可以“成团出道”，如果粉丝们想为喜欢的选手打榜投票，就要买与节目联名的品牌饮料，取得留在瓶盖内侧的二维码或者包装箱里的刮刮卡。一些粉丝为打榜投票疯狂购买牛奶，将牛奶瓶盖取走之后就把牛奶倒入沟渠中，这种丧心病狂的追星行为，铺张浪费。中国能走到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经历过长征，经历过十年文革，那时候的中国，温饱都成问题，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贫困地区的人民吃不上饭念不上书，更别说喝牛奶了。而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不应该沉溺在选秀节目包装出来的明星光环之下，不应该受饭圈畸形文化影响。我们该心疼的，不是那些卖惨的选秀明星，而是我们勇敢的消防战士，英勇的边防战士，他们中大多数，都还很年轻，其中不乏00后，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安心地念书，在课余时间还能观看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和喜爱的电视明星，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有现在的生活，更遑论追星？！我们该崇拜的，也不是明星，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烈士，是他们，用他们的鲜血，铺成我们新中国成立的道路。所以，我们新一代的青少年，应该向红军长征战士学习。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一群年轻干部，带着一群孩子来完成的。长征途中，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仅只有25岁，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还不足20岁。采访过红军的美国记者斯诺感叹：“长征是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级远征，然而这样的创举，其实是一群年轻人走出来的。”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转战了14个省份，渡过了24条大江大河，翻越了5座高海拔大雪山，趟过了600里沼泽草地，平均每天行军37公里，进行了600多场战斗，平均每天一场遭遇战。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征途，其精神可以跨越时间、跨越疆域、跨越种族，震撼心灵。其中孕育出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更是激励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这难道，不比那些明星更值得我们去崇拜、去学习吗，这难道不比选秀包装的故事更燃吗？！

从中共一大的召开，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再到如今的大国崛起，都证实了两个道理。第一，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所以我们广大青年，要志存高远，勇做时代的弄潮儿。第二，个人理想与伟大的时代，是相互塑造、相互成就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把他的理想，跟国家及民族的事业融合在一起时，才能最有力量。

我们青年人，只有把个人追求放在远大抱负中，只有把个人理想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的价值，才能更容易取得人生的成功。

一段岁月，波澜壮阔；一段历史，刻骨铭心；一种精神，经久不息。长征的伟大足迹将始终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上，为国家所铭记，为人民所铭记。让我们一同秉持着一颗崇敬之心，铭记那段艰苦却闪耀的岁月，让长征精神永存不灭、历久弥新。

第四篇：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论古代儿童教育理论对当代的启示 姓名：傅雅萍班级：12级小学教育（综合）1班学号：1206011006 摘要：“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经历了数百万年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有大量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人群时期，大约从200万年至5万年前；第二阶段，氏族公社时期，大约从5万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第一阶段极其漫长，教育的发展也极为缓慢。第二阶段发展速度有所加快，氏族公社进行了多方面内容的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特点。到了氏族公社的时期，才出现教育机构的萌芽。”

奴隶制国家建立之后，开始形成比较定型的学校，建立了初步的学校教育制度。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相适应，奴隶制时期的教育实际是“官守学业”、“学在官府”的制度，学校都属于官学。我国古代儿童教育首先主要是官办的小学。

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发展，土地私有，经济实力增强，社会斗争激烈，经济的发展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实力不仅能养活一大批不从政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出现了以授徒、教书为业的专门职业。复杂的社会斗争，使得各卿大夫的私门为了和诸侯进行斗争，争相养士，利用士来增强他们的势力。这一时期文化中心迁移，学术繁荣，形成了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先声。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转变，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私学”创设和繁盛起来。虽然各朝都有完整的官学制度，但是直接在官学里学习的人数比较少。官学本身时盛时衰，徒具形式。而启蒙教育的教学又并非官学任务。因此，我国古代儿童教育后来主要是私人教学。也即有了后面我们儿童教育种种变化与发展。

关键词：古代儿童教育影响

一．概念的界定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由西方传入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

中国古代对幼儿年龄的上限规定较晚。“幼儿”：“人生十年曰幼，学。”《礼记·曲礼》。汉郑玄注：“名曰幼时，始可学也。”即从初生到10岁出外上学这个年龄段称为“幼”。但古籍的记载不一致，一般的说法是8岁。朱熹在《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 这里所讲的“幼儿”是一个广义概念，是从初生之时到8-10岁外出就学。“幼学”，即幼儿教育，就是特指外出就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儿教育”，是需要用模糊语言来加以描述的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教育对象广泛，包括社会全体幼儿年龄阶段以内的儿童；第二，教育途径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把幼儿置身到一个庞大的社会课堂之中，内容十分广泛；第三，在教育方式上，相对地注意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包含了一定的自然性和趣味性。

需要注意“相对”一词。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的教育一向较少地注意个体的自在意识，而片面地强调集体和国家，在教育过程中总是出现“去个性化”。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有时也考虑到个体之间在水平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等有意义的教学原则，但实际的目的还是取消这种差异，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标准模式。这一点在普通学校教育中，尤其突出。古代私学较发达，一般有钱人家都会请私垫辅助儿童学习，由于所教人数尚少，老师可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予以不同教育方式，已让学生更好地学习发展。同普通学校教育相比，幼儿教育较多考虑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并采用了具有形象性等特征的教育方式，如：游戏、儿歌、玩具、舞蹈等形式，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而且，由于幼儿教育的范围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因而为儿童成人提供了较多的自由选择的时机。儿童在这种比较自然的机会中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天才，而成人也利用这种机会或者施加影响，或者发现儿童的特长。在普通教育史中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而这个形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在一定限度内相对摆脱了封建正统观念的约束，获得了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当然，这种自由的余地是很有限的。

二．古代儿童教育的目的与内容

（一）古代儿童教育的目的：2400多年前柏拉图曾在《理想国》这么说过：“凡是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他塑成什么型，就能塑成什么型式。”因此幼儿教育不可或缺，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先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我们要把握好自身的分寸，给儿童带好一个榜样的作用。使国家富强壮大，家庭幸福安康，人民和谐相处。

于社会来说，一个好的幼儿教育机构至关重要，儿童是祖国未来的花朵，美好的未来需要他们来创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富国民强，成就美好未来，必须先做好充足准备，教育好儿童是第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

与家庭来说，把孩子培养成才是每个父母希望并乐意为此效劳一生精力的大事，也是他们值得骄傲的事，所以每个父母都极力教育好孩童，希望孩子能够光宗耀祖，有所成就，从而家庭幸福美满。

与孩子本人来说，自身得到了锻炼与发展，能力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加深，精神层面就上升了层次。对未来生活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不说学习就一定是一件可以令其衣足饭饱的事，但不学习肯定不行，自己将会在很多方面受到制约。

（二）古代儿童教育的内容：教育内容是通过教材传授给学生的。我国古代儿童教育有其传统教材。即所谓“养蒙书”或“小儿书”之类。我国古代儿童教育传统的启蒙教材多用韵语、诗歌和偶名编写而成。这些教材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训练识字读书及初步作文的基本能力，进而传授各方面的基本知识。古代的启蒙教材是在封建统治下出现的，就内容说，首先是宣扬灌输封建的伦常道德，培养封建伦常的思想意识。其次要能掌握文字工具，能够认识文字阅读应用，又能掌握一定的自然知识、生活知识与历史知识。再就是在这基础上作深造进修或应科举考试的准备。这些内容在启蒙教材中都分别得到反映。从内容上看，传统的启蒙教材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综合性的教材。

综合性的教材以它丰富的内容、功用兼备的优势，压倒了其它专门性的教材而最为风行。一般来讲，在学塾的课堂上，都是以综合性的教材做教本，最著名的综合性教材，当然是《三字经》。一般认为它是南宋末年的大学者王应麟所作。《三字经》内容精当、结构精巧、形式精妙，虽篇幅不大，但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知识前人论及此点，无不交口称赞。《三字经》以通俗浅近的文字，叙及人性与教育的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常识，伦理道德与学习的方法，无论形式与内容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社会价值，是宋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私学蒙童的必读之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传统启蒙教材的代称。直到现在，《三字经》的形式和名义依然没有丧失它的活力。

第二类为对儿童进行封建伦理说教的教材。

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即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教育内容。在封建社会里，培养封建道德意识，纲常伦理的等级道德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中心内容。

①训释有关性理一类概念的涵义。

这一类型的启蒙教材最有影响的是《性理字训》。它的书名极为准确地传达了它的内容。全篇凡分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和治道六个门类，每四字一句，各条少或两句、多则八句。它不求声韵的谐合，所以颇棘唇吻，尤其是它专讲性理，颇为玄奥，从形式到内容都极不便于儿童。尽管如此，由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这个颇为奇异的读本依然受到人们的赞赏。

②汇编所谓先贤的格言至论而成的。

这一类型最著名的是《增广贤文》。它或辑自雅言，或采录俗语，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内容也就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杂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而不再仅仅一味地宣传儒家的道德思想。人们称它是做人的良方，处世的诀窍。此书自清后期以来，即风靡全国。

③诗歌。

它们用四言、五言、七言写成，内容不外乎入孝出悌、尊师敬长一类，目的是为了规范儿童的行为举止。我国最早的启蒙读本《弟子职》就属于这一类。宋以后越来越多，到清朝更是空前繁荣。这类教材，专门对儿童进行道德说教，要求他们接受儒家。

第三类是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

这类教材在过去占有重要位置。其主要的要求是用历史或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来充实并说明封建伦常道德。同时也使儿童从幼时便记得许多典故，扩大儿童的历史知识，从此中亦可以吸取经验并以历史人物作为榜样。

《五言鉴》的作者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李廷机，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张瑞图进行过修订。它以五言韵语的形式，叙述从结绳之事、年代难详的三皇之世，直到明末的历史。它力图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脉络而又尽量包罗丰富的内容，往往在王朝更代和历朝大事之外，曲为陈述社会和文化的内容。

第四类是专讲名物的（近于自然常识）教材。

这一类主要有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名物蒙求》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在“名物”书中亦仍然提到伦理纲常

之教。

封建纲常伦理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教育中心。他是为封建秩序服务，同时起着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这些在传统启蒙教材上，有鲜明的反映。孝悌仁义那一套。

三．古代儿童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⒈记诵熟读

古代儿童教育在识字和取得知识方面都强调记忆牢固。宋明教育家对于读书方法有许多主张，一般都重视记诵熟读。程颐即说过，“勿谓小儿天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又认为人有记性有悟性，儿童阶段，记忆力强，因而必须从幼小时便熟读记住，“读多自然晓”（朱熹语）。

⒉潜移默化

古代儿童教育注重“豫”的原则。程颐曾说教育之法，“以豫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要通过幼时连续不断的习练，使儿童安于所习，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长”的境界。把封建伦常道德具体规定到言动视听行为举止上，身体力行，由习惯化的过程而成为儿童以至成人的自己原来具有的做法一样，读书要精熟到如同自己要说的一样。

⒊循序渐进

王阳明多次提到为学必须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他认为教学必须注意“从本原上渐渐盈科而进”，个人的发展从婴儿起到成人有他的阶段性。他说仙家说的婴儿是个好譬喻。婴儿在母腹中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渐渐方能啼笑，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改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到后来天下事无不可能。要顺着他“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顺序为学。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应用上要顾到儿童的心理发水平。王阳明认为良知到何水平，便就此水平教学。

⒋培养诱导

王阳明对于儿童教育，提出了培养诱导等方法，这与专门教书背书的记诵教学方法是有区别的，他在这种方法论中，提出了他的“儿童心理”的见解。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己。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他把儿童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比作时雨春风，盎然生意，情意舒畅，而不是冰霜剥落，生意萧索。因之教学必须注意启发诱导。作为教学方法，这较之拘束防范和体罚威迫要好得多，而且也注意到儿童的年龄特点。

⒌寓教于乐。

儿童的心理性情自有其特征，王应麟深谙此理，主张在传授知识、灌输纲常伦理的过程中，顺应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规律，采用鼓舞儿童学习兴趣的方法，使其乐学，日有长进。他的这种主张，体现在内容上，即注重提高儿童读物的趣味。如《三字经》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即能使学习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因而备受欢迎。

⒍因材施教

古代儿童教学不是班级制。一般是在总的“教学计划”下各人进展不一，教师分别教学。这种方法实际上在有经验的教师手里有因材施教的效果。因材施教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他重视了解学生的个性，对学生的个性和优缺点有比较深的了解。孔子在进行教育时，常按照不同情况因材施教。例如：同样问仁、问学和问孝，孔子对每个学生的答复都是对症下药、不相雷同的。因为他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了各个人的长处，使他的学生的成就各不相同。

我国古代儿童教育的经验颇为丰富，其中不无可充借鉴参考之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与教育改革的深入，儿童教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儿童教育的路程还很艰辛而漫长。我们应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儿童教育的精华，真正了解儿童，了解儿童教育，思考与创造儿童教育的未来。

五．古代儿童教育的历史借鉴

中国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屹立两千多年不倒，必有其可取之处，而教育占其重要地位，首先来谈谈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利与弊，我们应当吸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利：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奴隶社会时已有儿童早期教育的主张,这些主张零散地记载在古籍中。

胎教思想：孕妇要注意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多接近有利的环境影响；注意自我心理调节，保持心绪和顺，心境平和即胎教；注意的事项包含于日常生活起居中，戒过饱，戒多睡，戒暴怒，戒食辛热及野味，宜听诗和琴音，宜看合乎道德规范与要求的图书等等。怀孕期间须得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保持良好的情绪并辅之以知识、音乐、道德的陶冶与教育，才能“生子聪明，才能贤德过人”。而这一点目前秉承的很好，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愈来愈多的人更加注意这一方面。

早期教育思想：因为婴幼儿处于“学期未充”、“精神未定”的阶段，可塑性大；再幼儿精神专一，教习效果好。爱教结合，宽严相济。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早已深深贯彻人心，因此现在有许许多多的针对儿童的课外拓展班，就连广告也都是让儿童赢在起跑线上。但凡事都应把握好度，尊重孩子的自己选择，随他们的兴趣发展，勿操之过急，揠苗助长，而适得其反。

家庭教育思想：古代私学较多，而蒙养学不属官学范畴类，所以一般在家教育，父母教育儿童做人的道理，读书写字，工作劳动，对人尊重等等。而现在大家一昧的依赖学校教育，学校即使分班，每个班还几十号学生，老师不可能顾及到每个学生的情况，对其因材施教，只有在家，父母可以，你们与孩子朝夕相处，要善于观察发现他们的思想近况，每个阶段采取不一样的措施。

教师思想：教师本是一门高尚的职业，是受人爱戴和尊敬的。而现代出现许多新闻报道老师猥亵儿童，这是师德的问题，为人师表不应该这样，社会风气出现乖戾，不忍直视。师道乃传道授业解惑矣，教学生做人道理，率为人先，做一个积极的榜样。而非无所顾忌竟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古代老师也是一般和学生住在一起，方便交流思想，谈论问题，现代来学校只有在上班时间，下课期间很少见到老师，自然与老师交流就会减少，感情就不会特别深切，互相学习的机会也会减少。

弊：古代儿童教育者如父母老师总会有种功利主义的成人化儿童观，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加注在儿童的身上。不管他们自己的意愿喜不喜欢，不能换位思考站在儿童的角度看其所需，总是说我这是为了你好，我累死累活还不是希望你好，你一定要考取功名，才会对得起我们，施与无穷的压力，而现代更是越演越烈，把人逼疯的都有；古代一般母亲在家负责整理家务，教育儿童，父亲则是在外赚钱养家。而中国古代强调男女有别，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女子一般不让上学，到中国近代才解放这种思想，成立第一个专门女子师范学院供女子学习。儿童应该由父母共同培养教育，这样才能吸收双方的好处，男子刚而不失柔，女子柔而不失刚，互相辅助。而现在出现特别普遍的现象关于留守儿童，父母赚钱养家到外地打工，孩子则交给近亲抚养，由于留守儿童出现诸多问题，大部分犯罪的青少年都是留守儿童或者单亲亦或家庭不和谐，他们缺少爱，希望得到大家特别是父母的爱，多些关心与爱抚，可能世界上就不再那么多犯罪事件。

对待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秉承“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不能毫无顾虑全接受，而因此丢失美好的东西。凡事多些思考，儿童教育重在眼前，需学校老师社会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共同努力为儿童创建一个美好舒适的学习环境，注重儿童的心理特征和身体发展，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共同拼搏。

尾注

1、引自杨汉麟，周采《外国幼儿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修订版，第十一页

转引自《1994十大科技成果》载1995年8月30号《光明日报》。据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的最新发现，“人猿相揖别”的年代约始于440万年前。

2、引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三版，第一页

3、引自杨汉麟，周采《外国幼儿教育史》广西教育出版社，修订版，第二页

转引自柏拉图著郭斌和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5，第71页

参考文献

《中国教育史》《外国幼儿教育史》《中国教育名家思想》《童年解放》《发现母亲》

第五篇：论毛泽东创新思维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论毛泽东创新思维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摘要：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具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些理论的提出来源于其独具特色的创新思维。文章从三个方面研究了毛泽东创新思维对当代大学生培养创新能力的启示：

一、勤学习，重借鉴，在学习借鉴中创新；

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新；

三、在独立思考中创新。关键词：毛泽东 创新思维 启示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一面旗帜。他的一生，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毛泽东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丰富的，它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发生作用和影响。在毛泽东思想的百花园中，创新思想是一朵耀眼夺目的奇葩。毛泽东的创新思维方法是其世界观、认识论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创新是毛泽东构建其思想理论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之所以能不断创新，与其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这种创新型的思维方式对当代大学生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基于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并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试图厘清前者对后者的启示意义，以期能对当代大学生在改善自我思维方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等方面产生切实的帮助。详而论之，毛泽东创新思维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

勤学习，重借鉴，在学习借鉴中创新。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的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在不断学习和借鉴前人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举凡哲学、历史、地理、政治、文学、经济、军事、宗教、科技、艺术等等无不涉猎，在很多方面有相当造诣。在学习中借鉴，在借鉴中创新，这是他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毛泽东曾指出，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就把《共产党宣言》不知翻阅过多少次。为了写《实践论》、《矛盾论》，他曾集中研读了一些中外哲学著作。因为要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也认真研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军事学著作。为了借鉴历史经验，他又把郭沫 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定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材料，提醒全党决不能走李自成的失败之路。他还经常借用中国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来阐明和概括党的思想理论、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形象生动，令人耳目一新。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特别要积极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同时积极推动协同创新”。

当代大学生面临的是一个日新月异、快速发展和变革的社会。知识和技术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更新的周期也在不断缩短，因此，这就要求大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外必须将学习常态化——亦即将学习贯穿于整个人生过程和社会活动之中。唯有在不断地借鉴和学习中，大学生才能逐步达到运用所学的知识创造性的发现、解决实际问题。

[1]

二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结合中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在创新实践中发展理论，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创新的最佳途径是了解与接触实际，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来源。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它一定是对前人正确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前人错误或过时思想的纠正与超越。毛泽东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观察、考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锐利武器，但同时他又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地理解和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

1960年毛泽东讲过一段十分透彻的话，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他特别指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基于此，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便看到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为了以苏为戒，避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 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的指导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惟书、不迷信权威，善于将马列理论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中不断形成新论断、开拓新局面，这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极富创造力的优秀群体，是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准主力军。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大学生已经在学习中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是，若要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运用已经掌握的理论并能对已有的理论进行突破和创新，就必须带着这些理论走出校园、走向广阔而多彩的社会，在实践中检验前人的理论。当前，我国正面临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解决大学生对现实社会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带着理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和理解理论并敢于对前人的理论有所突破，这是当代大学生提高社会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

三

在独立思考中创新。平心而论，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便难有创新之举。毛泽东在独立思考中的创新正是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就是因为坚持了以客观实际为依据、坚持了独立思考才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930年，红军在围剿中遭受了重创。此时，在红军内部存在某种严重的悲观情绪。在这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首先明确地否定了在中国实现类似于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革命的那种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认为这种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其次，毛泽东提出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因素的著名论断，他主张以农村为中心，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也就是在实际上初步地提出了以农 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为了实现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他说: “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3]毛泽东的这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理论，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等文章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可以说，正式因为毛泽东坚持了独立思考才实现了军事思想的创新，并最终为中国的革命斗争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些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时至今日，当代的大学生是否还需要独立思考的精神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温家宝曾指出，“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要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还要勇于创新，不墨守成规。”苏格拉底说“未经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身处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独立思考毫无疑义地理应成为当代大学生最重要的品质之一。独立思考是不受外界左右，遵循事物的科学发展规律，努力创造打破陈规的思想。它是发展创新的前提；它是保持自身特有文化气质的必然需要；它是任何不良因素试图影响机体的缓冲地。在我国现在的高校中更应当提倡这种精神。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革和发展的社会，这就凸显了创新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得作用，而独立思考便是一切创新的前提，没有独立思考的创新是不可想象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5]江泽民亦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6]作为精英群体的当代大学生理应在不断创新中肩负起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重任，而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对当代大学生培养创新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亦是本文研究的中心所在。

[4]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4-25.[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30.[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卷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8.[4]罗素.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52.[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2.[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