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民生改革观（精选多篇）

第一篇：汪洋民生改革观

汪洋民生改革观

“如果说30年前改革解决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那么现在就是利益问题，改革实际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需要全体下决心，必须要坚定信心。”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汪洋向来以思维敏捷、快言快语受到公众关注。

此次两会，汪洋直言深水区改革问题，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食品安全等公众高度关注的话题。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全体会议，在谈及对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时，汪洋表示，“当前最核心的就是要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问题。”

“3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系统性的利益格局，有很多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又有很多正是政府的利益问题。下一步就要破解这种格局，尤其要破解政府的利益格局，例如，污染、落后产能淘汰不了等，涉及企业、官员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问题；行政审批过多，涉及的是一些部门的利益问题。”汪洋说。

农村土地改革：“土地到底是谁的会成为问题”

3月6日，安徽省人大代表的分组讨论会上，面对亳州市市长沈强提出的“中央对农产品主产区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问题”，汪洋表示，“如果要建立二次补偿机制，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制度要先理顺。”

“现在农民依靠土地获得的收入看不出来，可以忽略不计，但将来土地价格上升，这土地到底是谁的就会成为问题。”

汪洋同时指出，“基本制度不理顺，事会越拖越大。”

“按照法律来说，集体土地所有制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即所有权在集体，经营权给农民，但现在看很多材料，土地作为农村主要的生产资料，基本上就是农民的了，农民可以种，也可以出租，体现不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

汪洋甚至提到在安徽任职期间，同样因为农业问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建议的事情，并开玩笑说，“朱总理当时差点把我给撤了。”而汪洋当时的建议是希望国家成立粮食风险基金，与当时中央的财政基金配套，为农民涨两分钱。

据汪洋回忆，彼时朱镕基总理因为当时基金太多，反问汪洋，“这基金，那基金，现在基金还少吗？”并表示，“谁再谈基金就撤了谁”，不过朱总理后来还是说，“汪洋是不能撤的”。

显然，农民增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对农民增收问题，汪洋表示，“最终还要靠提高农产品的交易价格。”

食品安全：“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那么严格”

食品安全正在变成让全国人民头痛的问题，毒馒头、毒奶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让两会代表倍加关注，不少代表、委员表示，“为了民族的发展，国家需要痛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以实现职能统一为目标的大部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来自工商部门的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食品质量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从政府职能来看，工商、质检、药监等部门职能交叉严重，容易在管理方面出现踢皮球现象，要解决这一部分，管理职能的重新框定非常必要。”

而目前有消息显示，食品药品监管“大部”或将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与现由卫生部管理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合并，并吸纳分散在农业、质检、工商、商务、卫生等部门的食品药品监管职能，成立正部级的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总局。

在两会开始之时，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刘晓峰表示，按照传达精神，大部制改革关于医药卫生部门的内容已经基本确定，药监将从卫生部分离出来，并入新成立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显然，在本轮大部制改革中，对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整合将成为重点之一。这也是业内呼吁最多、期待最大的一个部门，近年来的毒奶粉、地沟油等公共卫生事件让统一监管食品安全的呼声愈演愈烈。汪洋的新政或将成为未来的一个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汪洋曾经执政的广东地区，深圳曾经成立市场监督管理局，顺德则成立了市场安全监管局。二者的改革模式如出一辙，都将原本分头治理、分散于原工商、质检、药监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进行整合。不仅如此，药监改革，新药目录，广东也比其他省份先行一步，不难看出，汪洋应该已有思路。

而分析人士指出，“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上，来自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汪洋，可能会更了解哪些事情应该由企业来处理，哪些应该由政府来介入，而唯有真正将评价机制交给市场和法治，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领域的权力寻租问题，为食品药品的安全找到真正的出路。”

对于当前食品安全立法存在的问题，汪洋表示，某国外知名零售商在美国、法国销售的东西、采购的产品质量控制得非常严格，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会面临非常严重的产品责任诉讼，“但在我国，其对采购的管理就没有那么严格，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那么严格。”

汪洋同时表示，“我拜托你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产品质量：作为卖方，你应该想好你该怎么做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百大董事长郑晓燕提出，“要立法规范电子商务。加大对农副产品流通骨干市场监管力度。实行商业与工业同电同价。”

不仅如此，郑晓燕特别提到了当前电子商务对实体百货店的冲击，及其带来的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并提出，“国家应该从立法层面上进行约束。” 对于人大代表提出的网购存在假冒伪劣问题，汪洋询问，“在立法层面，你认为怎么操作才能把假冒伪劣商品杜绝？应该如何从源头上进行监控？”

郑晓燕代表表示，“税收机制和产品质量管理方式正让电商极大地冲击实体店铺，网店不收税导致实体店与电商的价格差正在拉大，让实体店铺的竞争力下降。”

然而，实体店却是保障产品质量的中坚力量，郑晓燕表示，“实体店产品质量属地管理，如果我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工商、质检就会来查，但网购却是满天飞，对于网购，是销售地进行管理，还是购买地对其质量进行管理，由于政策没有规定，也就没人管。”

对于这种局面，汪洋表示，“你作为卖方，你应该想好你该怎么做，你不能单纯指望别人去查，得想想你怎么办。”

汪洋同时表示，企业应该从管理角度想办法，比如马云的淘宝，如果商户有问题，就会解除和他的合作关系。

不过，郑晓燕代表也表示，淘宝的做法只是对假冒伪劣商品的事后管理，还需要从一开始进行事前的预防和事中的管理，此外行政机制方面也应该有管理制度。

而对于郑晓燕代表提出的网络购物虽然有消费者的评价机制，然而，大部分消费者可能根本就不评价，或者就默认了，由此导致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马云的商户有问题，不过是解除他的合作关系，并不涉及行政处罚，但是对于我们实体店铺来说，如果产品质量有问题，如果我卖了假冒商品，当地工商部门肯定会来查我，并且会罚款。”

第二篇：汪洋谈民生

党的十七大以来，广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地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进行顶层设计，下大力气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使我省的民生工作整体设计更加科学、实际举措更加扎实、工作保障更加有力、具体成效更加显着，不断在实现广东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目标上取得新进展，为占全国经济总量l／9强的广东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和支撑，为全省1亿430万人民群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惠，为1700万外省劳动力提供了有利于他们安心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凸显了广东在全国大局中的应有地位和积极贡献。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仍然存在就业压力未缓解、民生事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和薄弱环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一些困扰民生的突出问题尚未有效解决。

汪洋强调，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要正确把握五个重要关系。一是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是改善民生的基础，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民生，促进就业是实现民生保障最有效的方式。改善民生又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注意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工作，夯实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基础和社会长治久安的群众基础，增创广东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新优势。二是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尽力解决当前必须解决和能够解决的民生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又要正确认识国情和省情，本着对历史、对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负责的态度，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可持续承受能力，做到办实事符合民意，做好事不超越省情和民力。三是突出重点与统筹兼顾的关系。既要分清轻重缓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一个时期内重点解决几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又要统筹兼顾，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统一起来，协调好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关系，协调好社会建设中涉及群体间的利益关系、权责关系，协调好建设实践中的人与物的关系，有序推进各项民生工作。四是民生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要把解决民生的精神需求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方面要积极创造条件、提供平台，丰富内容、创新形式，让群众充分实现自我展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引导，注重构建主流价值观，加强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创造和谐的人文环境。五是党政决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做好民生工作既要党政的高度重视，又要充分了解和尊重民意，真正坚持从民所愿，从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中找到实施民生工程的着力点，积极探索在改善民生的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的方式，真正把民生工程办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切实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

第三篇：申论：民生资金改革之路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民

生资金改革之路

——来源：安徽中公教育（http://ah.offcn.com/）

【新闻链接】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财政扶贫等保民生资金管理和公共资金审计监督，审议通过《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会议指出，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剂”，多年来对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闻评论】

近年来，随着民生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源源不断流向社会、惠及大众。然而，与资金使用倾向民生的趋势相比，监管滞后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根据近期审计和以往案例，民生资金普遍存在“重划拨，轻管理”倾向，导致种种乱象。比如，一些扶贫资金被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沉淀，低保金在一些地方成了“人情保”、“关系保”，培训专项资金被虚套，家电下乡补贴被骗补，而社保、农保等公共资金违规入市等案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管好民生资金是为了用好，就像扶贫资金，要使其充分发挥效益，既要堵住“跑冒滴漏”，也要创新资金管理使用方式，因地制宜地帮扶，防止“撒胡椒面”;更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金融机构等参与扶贫开发的有效做法，不唱“独角戏”。举一反三，民生资金需要进一步建立更为科学、严密的管理机制。

进一步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一是明确和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做到权责一致。严格落实扶贫开发规划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到省”制度，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上下放到县，省市两级要将主要精力放在资金和项目监管上，县级要切实负起责任。对出现的问题要毫不手软、严安徽中公教育地址：合肥市芜湖路万达广场7号楼3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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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问责、严肃处理。二是增强扶贫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对扶贫对象建档立卡，与低保衔接。项目资金要到村到户，切实使扶贫资金直接用于扶贫对象。三是创新资金管理使用方式。在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扶贫攻坚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整合扶贫资金和各类相关涉农资金，集中解决突出贫困问题。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金融机构等参与扶贫开发的有效做法。

无论是强化民生资金的内部管理，还是引入社会力量，都意味着对既有运行模式的反思与变革。从这个角度说，提升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做到内外兼修，离不开深化改革这一基础。

强化内部管理，既要求财政预算向更加科学化、公开化的方向迈进，提高透明度，采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加强监督;还需要政府部门从多头管理、交叉管理中解放出来，在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中探索出新的有效路径，少打马后炮，多打预防针。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产品，离不开创造政策条件、优化市场环境，帮助专业的社会组织尽快成长起来。同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盘活沉淀资金，将长期闲置的资金清理出来，合理调整使用方向，有序投入亟须项目，切实把钱花在刀刃上。

改革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道路，尤其是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民生资金乃至公共资金的管理改革，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节奏，改革可能会触动一些人的奶酪和损公肥私的潜规则。改革的道路是艰辛的，面临着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等多重挑战。迎难而上，将改革之路进行到底，公共资金才会更健康的发展，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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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人民日报民生观

人民日报民生观：无形的绿领巾最难解

许多老师、家长患有教育焦虑症，以管理的必要性为冷暴力辩护，这是绿领巾事件不时出现的深层土壤

让“差生”佩戴绿领巾，此事已被相关部门叫停。漫天云雾一朝而散，似无再说的必要。

然而，是这样吗？别高兴太早。

有形的领巾好去，无形的观念难消。人们头脑中的绿领巾思维，可能还挺顽固，一时半会消除不了，甚至不时还会冒一下头：让“差生”脱裤子跑圈、罚“差生”的钱给成绩好的学生之类，不过是同一思维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许多专家指出，这与部分教师的心理状况、生活压力有关，与教育体系的某种欠缺有关。这切中要害，但是，换个角度看，绿领巾思维的顽强存在，背后可能还存在一种复杂原因：在一些教育者的头脑中，正常的奖罚和过头的、甚至暴力化的奖罚边界模糊，纠缠不清。这些冷暴力管理，往往是必要的管教多走了一步。

教育是一种对人的向上牵引，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某种改变甚至修正。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养成、品性的磨砺、审美的积淀，从一张白纸到美丽图案，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这过程离不开内在的意志力控制和外在的管理约束。管孩子，本没错；而奖惩是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谁也不会觉得好的教育就是“大放羊”。

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管理的必要性就更加凸显。通过升学，实现人在社会层级间的流动，即所谓“知识改变命运”。高考制度虽然需要改革，但它毕竟是一种大范围内保持公平的向上通道。这通道的选拔性质决定了，除极少数天赋异秉的孩子外，下苦功是离不了的，督促和约束也是离不开的，不能把管理简单定义为应试教育的手段。

但是，约束和伤害是两码事，挫折教育和侮辱教育是两码事。在不少教育者心目中，却看不到两者的区别。表面上接受批评，私下里嘟囔：“娃不管还行！”——把两类事混成一类事，以管理的正当性来为冷暴力甚至暴力辩护，这就是绿领巾事件不时出现的深层土壤。

古有明训：揠苗不能助长。并不是有好的愿望就能有收获。专家指出，在优质教育资源缺乏的现实下，面对升学压力，许多老师、家长患有教育强迫症或者教育焦虑症，愿望过于迫切；而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常干一些违反教育规律的傻事。比如，相信猛药能治病，一味加大“剂量”，不断加码，不顾忌孩子身心健康的极限，以成才为期许，以伤害而告终。

教育的最终目标，应是培育健全的、全面发展的人。别让孩子伤在起跑线上，需要解下头脑中的绿领巾。

人民网评：让“好人不再难”的力量在哪里？

最近，北京朝阳区一60多岁的老太发出“做好人真难”的慨叹。何以这样？原来她在喝止几个小偷在光天化日下偷人东西后，竟遭到小偷的漫骂追打。前不久在广东佛山抱起被车碾的小悦悦的拾荒阿婆陈贤妹也发出：“做好人真不容易”的心声，因为在她耳边经常有说她是“炒作”、“突出自我”的声音，让她心烦。

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就提出了法制建设的问题：先是有专家“对见死不救者要绳之以法”的建议，后又有“对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要立法扶持”的主张；最近深圳市还决定将《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列入2011立法工作计划，拟规定“诬赖救助人，应受到一定惩罚”。凡此都表明，扶持正义的行动，理应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已是大家的共识。从现实情况来看，社会上一些人的冷漠确实存在，但也有一些人确因怕诬赖者无端反咬而萌生退意的情况。因此说，尽快建立完善有关法律，坚持公正审判，切实保障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迫在眉睫。这是真正解除“好人怕难、为难”的重要一条。

舆论环境更为重要。时下的舆论环境，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大力支持那些救死扶伤、见义勇为者的。但在一些人群中，那种不支持、不鼓励，甚至说怪话、冷嘲热讽、无端猜测他人的现象仍时有所见。这种舆论尽管是少数人之为，但其对当事人的伤害很大。有鉴于此，进一步弘扬“八荣八耻”的道德标准确有必要。实际上，“八荣八耻”的提出已有六年多的时间了，但对它的宣传、普及尚做得不够，特别是让其形成社会的强大舆论、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规范，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道德培养是靠舆论来实现的，如果我们都以“八荣八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见义勇为问题上形成强大的支持舆论，那种为难好人、伤害好人的不良倾向就会逐步得到纠正和改变，整个社会风气也就好起来。

也许有人将那些不良倾向归结于社会环境不好，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在看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同时，还应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要使社会环境得到根本改变，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这方面的工作也确实应该进一步加强，但也应充分看到每一个人的作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有所行动，比如坚决支持那些救死扶伤、见义勇为的行动，对那些说怪话、冷嘲热讽、无端猜测他人的不良现象给予坚决反对和唾弃，那情况就会大为改观。怕就怕尽管心里也看不惯、反感，但在具体行动上没表示，遇事躲着走，那无疑会在客观上助长了那些歪风邪气的蔓延。

让“好人不再难”的力量在哪里？在法制建设上，在强大舆论中。只要我们把这两条切实做好了，扶持好人的力量就会日益强劲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改进社会环境的巨大推动力。

正义和善念仍是社会主流

武汉3位的哥将拖行执法交警的“醉驾”肇事车逼停，并在及时挽救交警生命后悄然离去的故事，连日来被广为传颂。见义勇为的“逼停哥”在网上获得的盛誉和称赞，再次展现了真情与正义带来的巨大力量。

危难时分挺身而出，往往来自一种本能的善意。与“逼停哥”一样，不久前在江西南昌用手抬起汽车救助压在车底受伤女孩的19位农民工，广东佛山施救被碾女孩的拾荒阿姨陈贤妹，车流中勇救车祸伤者的山东烟台“最美女孩”刁娜，接住坠楼女童的“最美妈妈”吴菊萍„„我们身边最最普通的人，总能用道德和良知书写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爱心传奇。

在社会价值多元化、功利化的当下，虽然时而曝出“搀扶老人反被诬告”的消息，但人们普遍的道德良知并没因此而被侵蚀，扶老携幼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因此被伤害。“草根英雄”一次次托起社会道德标杆、一次次激起人们心中的温暖时，我们可以坚信：世间自有真情在，正义和善念仍是社会主流，中华传统美德仍在脉脉传承。

良知不仅应该被激发，还应该被称颂、被传递。救人的善举固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然而对此的表彰和肯定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行为指向和道德风尚。人们高兴地看到，南昌救人农民工被授予“助人为乐道德风尚特别奖”，佛山拾荒阿姨陈贤妹获1万元奖励，武汉“逼停哥”正被有关部门申报“见义勇为奖”等等。这不只是对好心有好报的肯定，更是对见义勇为的激励，对善良美德的褒奖，对社会正气的弘扬。

推行道德教育，重建社会信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任重而道远。但从“逼停哥”等一个个草根故事开始，让社会充满爱和善，我们就会拥有温暖和希望。（俞俭）

文化民生 兴国之魂

上海国际艺术节是一个连续办了13年的国际性、国家级的艺术节，属于高端艺术项目。现在，他们却专为百万农民工兄弟办节，堪称慧眼独具。有消息称，上海还敞开胸襟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立学校，以至于现在上海的小学一二年级，已经有超过半数的非沪籍孩子了。

把教育与文化发展视作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让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全体百姓共享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成果，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也显示了长远眼光。

民生问题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在欠发达地区，主要是指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然而对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上海，对外来劳动适龄人口数接近一半的上海，民生问题可能还体现在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由于经济飞速发展、文化需求迅速放量、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很多城市在文化上积累了大量“欠账”，国人文化渴求旺盛与文化供给贫乏形成了强烈反差。

衣食足了，如何能知礼仪？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生活质量，或许是最好途径之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用文化来“兴国之魂”，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全民共享文化，已经成为与国魂息息相关的宏大战略，事关民族精神与国民素养以及国家发展走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关于民生文化的实践难能可贵。（李泓冰）

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

一位山东“最美女孩”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的义举，以及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因祸结缘”的故事，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这位名叫刁娜的24岁龙口姑娘，前不久与丈夫在下班途中，看到一位女子被撞倒在路中央。为了不让伤者被二次碾轧，“不让小悦悦悲剧重演”，刁娜与丈夫毫不犹豫地下车救人，一边拨打急救电话，一边护在伤者身前疏导交通。天色较暗，车流中的刁娜不幸被撞倒，右腿骨折。刁娜的善举也感染了车祸中的肇事者、被救者，他们用友善、谅解和诚信，续写了一段关于良知、公德与责任的佳话„„

在一个民族陷入集体的道德焦虑、道德追问之时，刁娜的善行义举，各方的人性善良，既是一抹亮色，也让我们深思。

这段时间，摔倒的老人无人扶、轧伤的孩子无人救，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这些原本天经地义的行为成为迟疑不决的纠结。人们在问，我们是否真的患上了“路人冷漠症”？素以守望相助、急公好义著称的中华民族，是否真的集体丢弃了善意与义举？

这种道德焦虑当然有其现实基础，不过，“道德信心”不应被轻易否定。一方面，在一些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中，“路人冷漠症”有被过度渲染、放大之嫌；另一方面，每一次“痛心”与“焦虑”的背后，恰恰说明，如潮的向善之心从未泯灭和走远。以小悦悦事件为例，事发后，仅在微博的转发与评论就多达453万余条，微博“小悦悦悼念堂”的关注者多达19万余人。这种道德渴求、对善与恶的鲜明立场，不正是道德复苏、弘扬的最坚实基础吗？

更重要的是，储存于民间向善的道德力量依然深厚博大。我们拥有像刁娜那样的“最美女孩”、拥有像杭州吴菊萍那样的“最美妈妈”，也拥有大火中为邻居架梯、救了20多条命的上海“最美奶奶”朱燕珍„„这些美好的人和事，让我们感动且温暖，让我们互信与互爱，让我们确信：“人皆可以为尧舜。”

其实，行善本该不假思索，平凡朴实。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的朱燕珍很淡然：“这有啥，谁都会这样做！”善念默默涌动在国人心中，这是助人为乐蔚然成风最深厚的民意基础。而平常的向善之心，才能激发出临危救人的勇气，让善的一闪念凝成大义大勇，温暖人间。

“大义大勇”在生活中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举手之劳的平凡善举。拥挤的公交车上，能否为白发老人让个座？有人问路，能否耐心回答甚至送上一程？邻家没人冒出黑烟，能否及时拨打119并通知其他人„„勿以善小而不为，人性的善良温暖就在这样的微小善举中，不断凝聚成“最美”的风景。

爱，是一次举手之劳，也应是长久温暖；是危难之下的“最美”，也是日复一日的“平常”。与其一味痛心于道德缺失，呼唤着道德复苏，还不如从自己开始，唤醒真善美的人性。从政府、媒体到每一个人，都合力凝聚真善美的力量，抑止假丑恶的泛起，从指责“路人”走向从我做起、走向道德践行。

补“孝道”课，家长请先行动

最近，“孝顺”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先是北大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将“孝顺”列为硬杠杠；接下来是北大一硕士在深圳当上公务员后，虐待帮助自己带孩子的亲生父母，遭到一片口诛笔伐，似乎更印证了全社会来重提“孝道”的必要性紧迫性。不过，笔者有两个疑问：孝道，应该是社会公德，还是内部家教？当今社会，父母对子女百般“孝敬”，如何要求子女反过来 “尽孝”？看来，新“孝道”，真的有必要说道说道。

“百事孝为先”，孝敬父母、尊老爱幼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儒家文化不仅有大量的 “治孝格言”，还为社会树立了“孝道”的道德榜样。“举孝廉”制度，更将“孝道”纳入从政的考评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孝道”确实是一种约束全社会的公德标准。时至如今，武汉某大学组织学生集体给父亲洗脚、上海一些高校逢年过节要求学生给父母写封家书、很多中小学创造情境让学生感恩父母，到北大把孝顺列为考量学生素质的标准„„无不表明，“孝道”仍是需要大力倡导的社会正气。

不过，遗憾的是，在这场再造“孝道”的活动中，本该处于“主角”位置的家长，却似乎难见踪影。孝顺父母，从社会层面来看，是维护和谐、代代传承的公德，但说到底，却是每位为人子女者的起码家教。父母生养并倾注心血培养自己成才，子女孝敬父母岂非天经地义？岂能光靠外人，甚至专业教育机构来大声疾呼、大力提倡？正是因为一些父母在“孝道”教育上缺位，不少孩子从小缺乏“孝顺”的家教，学校才“越位”要求孩子给父母洗脚、写信，给学生机会“尽孝”。

孩子没机会“尽孝”、缺乏孝心，“板子”不能全打在孩子身上。当前，一些家长一手包办、甘当“孩奴”，反过来“孝敬”孩子。自己衣食朴素，却供孩子全身名牌；苹果削皮切块，递到孩子手里请他吃；孩子上学车接送„„过度负责的家长“全包制”，导致了感恩反哺、孝顺教育的空白，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啃老”等畸形的亲子关系。溺爱出逆子，成为屡见不鲜的家庭教育“悖论”现象。

父母爱子女，人之天性、无可厚非；但如果孩子对父母都不孝，更难指望他对社会有责任感。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逻辑上来说，“孝道”既是孩子对父母的感恩与负责，又是孩子形成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感的基础。去年暑假，不少孩子跟随父母 “踏上父母上班的路”，体验到父母上班时公交车的拥挤，做一名柜台服务员、建筑工程师„„酸甜苦辣后，回家主动帮父母做饭、洗衣碗做家务，并由衷地说以后再不乱花钱。家长提供的一次亲身教育，效果胜过学校千言万语的理论说教。

因此，为孩子补“孝道”课倒不宜单兵突进，家长先“补”一“课”反而更迫切。李爱铭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

论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民生观，这是我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由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民生问题存在差别，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民生观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探究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轨迹，分析其内涵，把握其特色，对深刻理解党的宗旨，解决当代日益凸现的民生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历史演进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并结合时代特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民生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民生观。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民生的政治前提与基础的信念，把关注民生、为民谋利、为民造福视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实践中，将改善民生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保障，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来抓。

近代中国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人们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剥削、压迫。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奋斗。最具代表性的是革命先驱孙中山”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观，由于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深刻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认为无产阶级，包括佃农、工人等，“失了生产手段”，“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阻碍中国人民没有基本生存保障、无法解决民生的根本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1]（P390）没有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就没有人民幸福，号召“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2]（P259）”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2](P139)因此，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这也是革命的目的所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就必须本着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价值目标，高度重视民生，并始终把改善民生视为党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强调：“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1]（P292）1953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注重经济利益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还郑重指出：我们“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关注民生，就要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4](P222)1

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改善人民的生活，实现人民的幸福视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党的性质、宗旨的本质要求。

将改善民生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保障，是其时代赋予的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百废待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如何在实践中极大的改善人民生活，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我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立足于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定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6](P1428)[5](P201)[2](P136—137)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并把它提高到维持党和人民的关系，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1953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7](P245)这一任务不仅明确了党在建设初期，改善民生的措施及目标，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的保障。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倡导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谋求解决民生的根本推动力，并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诠释民生，把“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到民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前，经济的发展缓慢，严重制约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民生，保障民生。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28)。“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8](P264—265)深刻揭示了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改善民生，必须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改善民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9](P31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为解决民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论断，实质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由此可见，邓小平不是单纯就“民生”而谈民生，而是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角度去考察民生问题。他指出：”„„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9](P128)”„„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8](P63)为了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中更深入地诠释民生，进而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他还强调：“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8](P64)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鲜明的贯穿于他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历程中。

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中深入理解民生的体现，更是其最高价值追求。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他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8](P166)邓小平也坚决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差距悬殊，主张“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8](P255)为实现人民真正意义的共同富裕，邓小平高瞻远瞩，结合我国现实国情，首次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蕴含着”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民生目标体系。每一步都与人民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步步落实到人民生活上。“三步走”战略，前瞻性的勾画未来我国经济发达、民生改善的社会主义美好图景。不仅是邓小平毕生改善民生的智慧结晶，更是其民生观的最直接体现。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民生全局，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是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基础，必须通过发展经济，以实现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党的先进性结合起来。认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全党同志心中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谋利益，带领他们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10](P122)。这就清楚地指出了新时期改善民生问题的迫切性，他还强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就会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更加巩固”[11](P569—570)江泽民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执政层面，由此上升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战略高度，将关注民生作为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基石，诠释了党的执政地位与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民生问题新观点、新概括、新举措；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改善民生、怎样改善民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依据。充分反映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对解决民生与党的执政地位的深刻认识和理性把握，丰富、发展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内容。

围绕新时期如何改善民生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始终认为发展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发展生产、繁荣文化、建设民主政治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幸福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宗旨和发展最终落实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并指出“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12］(P514)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10］(P534)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由此可

见，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实践上决定民生的发展程度，脱离经济发展而谈民生，是虚幻的民生，更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相违背的。“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水平前进。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拓宽消费领域，引导合理消费。在改善物质生活同时，充实精神生活，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13］(P27—28)所以，我们必须加快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10］(P552)[10](P539)

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承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提出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构建“和谐民生”为蓝图，以制度建设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保障，在实际工作中整体推进民生工程。

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既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秉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14]强调“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没，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因此，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15] 充分体现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为解决民生问题制定了系统而又具体的的举措。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之基。

构建“和谐民生”的蓝图，既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新形势，更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理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生动体现。胡锦涛认识到“‘后改革开放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16](P28)将民生问题与社会和谐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依据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根本之策。”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4]的党的民生“五有”走创新性的和谐型民生之路；把民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和谐社会构建”的民生蓝图，不仅顺应了各族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生问题的本质意涵。

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现“和谐民生”的蓝图；需要健全的制度、完备的法律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来保障。针对当前民生问题凸显与改善民生的制度缺失有关，胡锦涛强调：“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长效机制，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温家宝指出：”解决民生问题，第一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的话，就不会轻易改变，它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19]党的十七大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正式写入“报告”，把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和谐民生”蓝图写入了党章，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制度上的定格，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对改善民生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意义。彰显了民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为切实解决好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整体推进民生工程。创造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观，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为积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核心，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形成了富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民生观。深入探求其演进规律，对于更好地理解民生观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义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 / /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参考资料[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P496)[17][15]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24日.[15]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16]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年2月27日.[18]胡锦涛.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C].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19]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N].新华日报,2007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