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移民史随堂报告-中国文化大学

第一篇：明代移民史随堂报告-中国文化大学

單元：移民社會與背景

史碩三 89106172 王中宜 日期：91.12.27

一、前言

一個國家移民政策的推動，一定有他的必要性，以中國人安土重遷的傳統，要推動移民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像明代這種大規模的移民運動，背後一定要有非常重要的原因以及很大的動力，才能使得政府願意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持續不斷地推動大規模的移民運動。

明朝政府所推動的大移民運動，絕大部分都是發生在明朝初年，這和元末明初的戰爭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戰爭的因素造成人民大量的死亡，以及大片的土地荒蕪。等到戰事平定了以後，會發現各地的人口相當不平均，如果不做處理很容易發生問題。於是政府為了平衡地方發展，解決部分地區的過剩人口，很自然地就會發起移民運動，明初的移民運動就在這一種情形下開始推動了。除此之外還有因為政治因素所產生的移民，例如因建都及獲罪流放所造成的移民；另外還有自發性的移民，如因為社會、經濟的改變，和因為天災所造成的移民等亦是。

二、疆域與政治

（一）、邊疆的形勢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統治，建立了明朝，但是他卻無力掃蕩漠北。所以北撤的蒙古人仍占據著大片的土地，並且擁有強大的武裝，對明朝構成極大的威脅。洪武三年（西元1370），元順帝死，蒙古貴族陷於激烈的內部紛爭，結果分裂為三部，但是明王朝仍然沒有力量將蒙古草原納入自己的轄境。所以，隨著蒙古各部力量的強弱變化，明朝的北部邊境也在盈縮之中。而在洪武年間（1368─1398），明朝的北界在今內蒙陰山和察哈爾盟及西拉木倫河一帶。

蒙古兀良哈部住在西遼河以北的嫩江流域，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政府在兀良哈地區設立了朵顏、泰寧、福餘三個羈縻衛，確立了羈縻關係。但是在「靖難之役」時造成大寧地方空虛，兀良哈三衛乘虛南下，1也造成了這一段國境線南移。

韃靼部住在斡難河（鄂嫩河）、臚朐河（克魯倫河）和貝加爾湖以南地區；瓦剌部則分布在今科布多河和額爾齊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準噶爾盆地。永樂年間，韃靼2與瓦剌3二部數次與明朝發生衝突，明王朝的這一段邊境，得以稍稍向1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頁159。2 范中義主編，《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版），頁332。明成祖在永樂二十年（1422）親征，但未取得重大勝利。3 范中義主編，《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上）》，頁330。明成祖在永樂十二年（1414）親征，獲得勝利。外拓展。然而這二部轄境的大部分，仍不在中原王朝的版圖之中，雖然他們每年向明朝遣使進貢，但明王朝對於這二部蒙古人，僅在羈縻而已。

西域地區在明代初年仍處於蒙古貴族的統治之下，此一蒙古貴族即是察合台汗國，其分布區域在今天新疆的天山南北路、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及哈薩克斯坦等國。洪武三年（1370），察合台汗國分裂，西部中亞河中地區撒馬爾汗罕一帶，為帖木兒帝國所占據。東部在今新疆及哈薩克斯坦國境內，則是處於分裂的局面，以於闐和別失八里4的疆域為最大。洪武二十四年（1391），別失八里向明朝稱臣納貢。

永樂十六年（1418），察哈台後裔歪思自立為王，將統治中心遷至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寧），因以地名國。亦力把里以伊犁河為中心，轄境東起吐魯番、蒲昌海，與哈密等衛接界；西逾葱嶺，達今阿富汗北境，北至巴爾喀什湖和額爾濟斯河，與瓦剌和韃靼相鄰，南及喀喇崑崙山，與烏斯藏都司相接。雖然所轄大部向明王朝稱臣奉表，但明王朝對於這一廣闊的區域從不曾實施過有效的統治。

東北地區明王朝的統治範圍，雖然曾經一度遠達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區域，但是長期穩定的管轄區域僅局限於遼東。明代初年遼東地區地廣人稀，而北部地區則時有少數民族騷擾，遂設遼東都指揮使司5專門管理這一地區的軍事問題。所以對於遼東地區的安定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對於遼東以北的地區，卻是力有未逮。永樂元年（1403），女真三大部前來投附，明政府在女真轄境中設衛所，6永樂七年（1409）設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衛所長官皆由女真氏族部落的酋長擔任，表現了明政府對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安撫與懷柔；同樣的情形在西藏也是如此，明政府在西藏設立了烏思藏和朵甘二個都指揮使司，其性質與奴爾干都司相同。

西南邊疆在元朝時已設立了雲南行省，洪武十四年（1381），明兵攻克雲南，次年設雲南布政使司，雲南成為和內地各省相同的一級行政區。明朝對西南的統治，沿承元朝的土司制度，即任用少數民族酋長，但是在地方發生糾紛後，明政府往往收回土司的統治權，直屬朝廷，改由流官治理，叫做「改土歸流」。永樂六年（1408），因為思州發生叛亂，明朝政府在派兵平亂之後，便將思州改置為一般州縣。永樂十一年（1413）二月設貴州布政使司，從此貴州成省一級行政區，「改土歸流」使明朝加強了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增強了各族間的交往和聯繫，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7

英宗正統時代以後，明王朝國力開始衰弱，相對地周邊民族及部落的力量卻不斷增強，明朝的疆域不斷縮小。不僅北方邊界日益後退，西界更無法越過嘉峪關，所以明朝的疆域僅僅指中原王朝的轄境而已。4 孫振玉，〈明代別失八里(含亦力把里)─土魯番王統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1期，頁121-133。5 毛佩琦，《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頁25。洪武四年七月置定遼都衛，八年改定遼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6 楊學琛，《中國民族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4月初版)，頁62。永樂元年，設建州徫軍民指揮使司。十年到十四年，又分設建州左衛。7 李

洵、薛

虹，《明清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頁60-61。由於北方軍事緊張的關係，必須調派大量的軍隊駐守，事實上就構成了一次大規模的移民，進而形成北方邊境地區龐大的軍事移民社會。西南地區則在明初時遷入了大量的衛所軍及其家屬，使得軍藉移民人口多於當地土著，遂使得雲南成為以漢族居民為主的地區。而東部海疆在明代初年也不平靜，倭寇的騷擾使明政府加強海防建設，因為採取軍隊非原籍政策，由此形成軍籍人口的遷移。所以邊境地區的移民大部份是和軍事有相當大的關係。

（二）、政治的影響

明代是中央集權制度相當強的時代，在中央政府中就廢除了丞相一職，又設立監察機構彈劾官吏，監察民情，皇帝的權威是大大地增強了。明太袓又注意打擊異己，例如江南地方豪強便是如此。因為在元代末年的群雄紛爭當中，很多的割據勢力都是依靠江南地區的豪強做為基礎，所以數以萬計的富民及其家屬被遷往南京和臨濠，形成了明初歷史上獨特的富民遷移。8

建都的事情也是影響移民的重要事件，明太祖營建應天府、開封府以及臨濠；在「靖難」之後，確定將都城定於北京。於是在這幾個地方所遷徙來的大批工匠及倉腳夫等，在南京和北京則有大批皇室成員、文武百官及吏員和京衛將士成為新移民，其中除了軍衛人口的遷入外，從江南遷入的人口大都成為當地的民戶了。

為了加強國家的武裝力量，明太祖創設了衛所制度，9衛所遍布全國各地，軍士皆別立戶籍，叫做軍戶。衛所軍人的家屬必須隨軍，稱為「軍餘」或「舍丁」。軍士退伍或死，從家屬中勾補，若無家屬，則從本籍族親中勾補。軍人家眷實際上也和軍人一道成為移民，衛所所在地一般也就是他們居住地。明代前期，本籍軍戶一般不在本地衛所從軍，這樣就造成軍籍超長距離的移民，構成明代移民特別的一篇。

明代中後期皇帝多半不理政事，形成宦官把持政權的情形，注意力集中於政治鬥爭與鎮壓叛逆，明朝政治進入黑暗時期。在這種情形下，人口流動相對活躍，加上天災的影響，遂釀成明代中期的流民運動。雖然當時處理的官員採取嚴厲的措施驅逐流，但最後流民終被編入新地戶籍而成為土著。但是到皇權衰落到了不足控制民眾的地步，受到自然災害造成的難民無法生存就挺而走險，最終造成明朝統治的終結。

三、社會與經濟

（一）、社會變遷的影響

明代的移民主要發生在明代初年，是為「明初大移民」。引發明初大規模移8 傅衣凌，《明史新編》（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9月1版），頁94。吳元年（1367）開始遷移江南富民。9 范中義主編，《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上）》，頁134。元至正24年（1364），開始設置衛所。民運動的社會背景，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元代末年的戰亂。明初，國內社會經濟由於被蒙元統治者破壞得凋敝不堪，又經過元末二十多年的戰爭，人口減少，田地荒蕪，成為農村的普遍現象。10以華北地區為例，從北宋末年金兵開始，已有大批的漢人往南遷徙。在蒙古滅金的戰爭中，華北地區又再一次遭到極大的破壞，到十三世紀中葉因耶律楚材反對把農田變牧場，華北地區的農業及經濟才開始逐漸好轉。到了十四世紀中葉，華北地區又陷入了鼠疫的流行時期。在這一段時間之中，不僅有大量的人民死亡，而且連蒙古皇帝、皇子也有很多人病死，甚至蒙古戰士也是大量的死亡。因此造成了華北人口在元代末年的大量減少。

江淮之間的殘破也是宋金、宋蒙政權對峙的結果，在這一段長時期的動蕩之後，這一區域人口所剩無幾。元代末年，整個江淮大地，又陷入長達十餘年的戰亂當中。使得元代的恢復在這場大搏殺中化為烏有，在戰後，這一區域很自然地成為移民充實的主地區。

在明代初年，當政權又回到了漢族人民的手中，並恢復了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和支配權。自然要對中原地區地廣人稀的情形加以調整，同時明初政府採取「休養生息」的重農務本政策，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必要的條件。11所以對人口稀疏地區的移民政策，在明代初年就顯得相得地重要。

（二）、經濟發展的影響

明代初期，因為華北平原、江淮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的人口大量減少，於是在戰後就有人民自發性地組織遷移，在此同時政府也在組織移民，以求加速對這些地區的農業墾殖。在明初大移民結束之後，社會便從長期的社會動亂中進入了和平的發展時期。

從明代中期以後，土地兼併的問題愈來愈嚴重，而且以一般官僚地主豪紳占地的情況較為嚴重，其中以江浙、福建、江西等地方最為明顯。這個問題在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展開改革之後，農民所受的人身束縛也有所減輕。雖然這些措施有助於人口流動，但是在明代中期以後可供開墾的荒地已經不多，無法容納過剩人口。

明初時對經濟作物的種植和推廣是相當重視的，明太祖更頒佈《教民榜文》鼓勵農民種植經濟作物，他重視種植經濟作物的目的，不僅是為使百姓「以足衣食」，更主要的還是通過「農桑舉」，使「小人務本」，不作游民，不會擾亂社會秩序。12由於經濟作物的推廣種植，如棉花、13蠶絲14等。以棉為例，明代前期，棉紡業已普遍成為家庭副業，棉布生產遍布城鄉，布帛和棉花，已成為國家征收1011 李龍潛，《明清經濟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頁1。

李龍潛，《明清經濟史》，頁19-20。12 李龍潛，《明清經濟史》，頁13。13 從翰香，〈試述明代植棉和棉紡織業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81年1期，頁62。14 許

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頁42。賦稅的重要部分，棉花種植和棉布生產，已在社會生產中占居重要地位。15同時手工業也因此大量地發展起來，不僅形成了許多專業的新型市鎮，而且這些市鎮的規模也日益擴大，這表示中國社會的性質開始產生了轉變。這種情形代表了有相當多的農業人口進入了市鎮，由農業轉為手工業。這些土地利用型態的發展，對於之後的中國農業與工商業有著深遠的影響。16同時與此相配合的是商業資本和商人的活躍，商人是流動人口中最富流動性的部分，如徽州商人、17蘇州商人、18山陝商人19和江西商人20等，他們的流動或遷移，也是明代移民史上相當值得注意的對象。

四、氣候與自然災害

元末至明代氣候的濕潤狀況與氣溫的變化大致適應，繼續為寒冷時期。自元末至明代的洪武和永樂年間，水、旱災害出現的頻率差不多，21兩種災害交替發生，全國性的旱或澇的趨向並不十分明顯。一般而言，明代氣候寒冷乾旱，進入中國歷史上的第四個冷期。約而區分有下述四個時期：

一、明代前葉（洪武元年至天順元年，1368－1457）氣候寒冷；

二、明代中葉（天順二年至嘉靖三十一年，1458－1552）中國歷史上第四個小冰河期；

三、明代末葉的前半期（嘉靖三十六年至萬曆二十七年，1557－1599）夏寒冬暖；

四、明代末葉的後半期（萬曆二十八年至崇禎十六年，1600－1643）中國歷史上第五個小冰河期。如明代前葉和中葉的第十五世紀為中國歷史上旱災僅次於晉、南北朝、隋等朝代的時期，但是當時雨災數也多，所以旱情不及第十五世紀嚴重。22從十五世紀後半葉至十六世紀前半葉，及十七世紀是明代旱災持續出現的時期。這種全國性的氣候濕潤狀況的變化與氣溫的變化也大體是一致的，氣溫和濕潤狀況的變化對於明代社會和人口產生較大的影響。十五世紀末的乾旱使得北方大批人口脫離土地成為流民，構成當時社會動蕩的一個因素。十七世紀開始的全國性大旱災帶來的社會震蕩更為激烈，如天啟七年（1627）開始的旱災，次年旱情加重，影響波及陝北及華北地區，此後幾乎連年乾旱，至崇禎十一年（1638）旱情進一步擴展，又向南擴大，遍及華北、華東、中南和西北地區，直至清順治二年（1645），長達18年之久。23也 1516 李

洵、薛

虹，《明清史》，頁46。

林金樹，〈明代農村的人口流動與農村經濟的變革〉，《中國史研究》，1994年4期，頁28。17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1版），頁219-313。18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10月第1版），頁451。19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頁330-336。20 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頁365。21 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7卷10期，1937年7月，頁596。洪武九年十二月丁巳，浙江、湖廣、河南、順天、揚州水災。十三年六月，北京、河南、山東水災。在明初數十年間，沿河各州縣，幾無不受河決之害者。22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2月修訂版二刷），頁135。23 毛佩琦，《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頁28。就是說，這一次全國範圍的大旱災直接導致了全國性的大蝗災，24也引發了波及差不多整個華北地區的鼠疫。人口大量死亡，災民大量離鄉。但因明末的動亂很快結束，而災民除死亡外，不久也回到了原籍，並未形成大規模的移民。

濕潤狀況的變化，對於黃河下游河道的變遷也有一定的影響。元末以來，由於山東曹縣白茅堤以上的河堤長期不修，黃河屢屢決堤，而明代也相當嚴重。25在弘治七年（1494）才在黃河幹流北岸修築太行堤。至嘉靖年間，黃河南岸的分流水口被堵，黃河單股入淮。黃河的頻繁決口和改道，造成黃河故道地區的積沙和荒蕪，遂成為明代初年及明代中期移民集聚或四散的地區。26

長江河道的變化比黃河要小得多。即便如此，在一些地區，這種變化也引起了人口的變動。如在長江中游的荊江平原，明代中期，太白湖在長江和漢水的作用下迅速淤塞，大片土地露出水面，流民遂蜂湧而至，引發較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又如長江口的海門縣，就因長江主流的移動，使得海門縣的土地大量坍沒，人口外移。到十七世紀時，海門縣大部坍沒，終於廢縣為鄉，併入通州。但長江口這種地理環境的變遷，僅影響個別縣人口變動，對全國來說影響不大。

五、結語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瞭解，影響移民的因素非常地多，舉凡自然環境的改變、國勢的強弱、疆域的內縮、政治制度的改變，都會對各地區的移民發生影響，更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移民政策。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安定是有非常大的關係，當人民生活安定、國家政局穩定時，這個國家一定是處在穩定發展的情況，此時就一定會注意國家整體發展，而明代的移民運動就是顧及到各地區人口不平衡的情形，所以才積極地推動移民運動，希望讓各地都有足夠的人力去開發、殖墾，因此這樣的政策對當時的環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明代中後期，由於天災的發生造成很多的遊民，而明政府在此時又因為內部腐化，無法處理如此龐大的遊民問題，遂使得這批遊民進而形成地方民變，更造成了明政府的滅亡，可見農民問題以及土地開發，在當時是政府所必須面對的嚴肅現實問題。在這裡我們只是對於明代移民的客觀情勢以及移民背景部分，做一個概略的介紹。至於各地不同區域的移民問題，則在個別地區分析時，將會再做詳細的討論。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頁596。洪武七年六月，山西、山東、北平、河南蝗災。永樂元年五月庚寅，山東蝗；丁酉，河南蝗。25 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頁595-596。洪武七年夏五月，河決開封堤。八年正月，河決開封府大黃寺堤。十一年十月，開封府蘭陽縣河決。十四年八月，河決開封府原武、祥符、中牟等縣。26 李令福，〈明代山東省人口發展的時代特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期，1994年，頁133。有關黃河水患，可詳參蔡泰彬，《晚明黃河水患與潘季馴之治河》（台北：樂學書局，1998年1月初版）。

參考書目

專

書：

1.《中國北方民族關係史》編寫組，《中國北方民族關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2.毛佩琦，《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李

洵、薛

虹，《明清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4.李龍潛，《明清經濟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5.范中義主編，《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6.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7.張海鵬、王廷元主編，《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1版。

8.張海鵬、張海瀛主編，《中國十大商幫》，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10月第1版。9.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10.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11.12.13.14.15.版。許

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傅衣凌，《明史新編》，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楊學琛，《中國民族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4月初版。

16.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2月修訂版二刷。17.蔡泰彬，《晚明黃河水患與潘季馴之治河》，台北：樂學書局，1998年1月初版。18.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19.韓大成，《明代社會經濟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20.欒

凡，《一種文化邊緣地帶的特有經濟類型剖析─明代女真族的多元經濟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學位論文：

1.林堃輝，《征戰與納降─論洪武時期的蒙古政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3月。2.蔣武雄，《明代災荒與救濟政策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年6月。

一般論文：

1.李令福，〈明代山東省人口發展的時代特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3期。2.林金樹，〈明代農村的人口流動與農村經濟的變革〉，《中國史研究》，1994年4期。3.孫振玉，〈明代別失八里(含亦力把里)─土魯番王統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1期。4.從翰香，〈試述明代植棉和棉紡織業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81年1期。5.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7卷10期，1937年7月。單元：洪武的移民京師

史博一 91066069 連啟元 日期：91.10.11

一、前言

南京位於長江中下游地區，在地理形勢上有險可恃，經濟上亦有充分財賦資源，因此明太祖乃奪取南京作為政治中心，27南京雖具備經濟優勢，但地處於江南而非中原，且為歷史上偏安王朝的首都，故而明太祖幾度欲於中原地區建都。28洪武元年（西元1368）曾欲遷都開封，並以開封府為北京，應天府南京，另在臨濠營建造中都，洪武十一年（1378）開封府罷稱為北京，改南京為京師。此後，明太祖雖仍有遷都的想法，但是終洪武朝以來，仍是以南京為首都。

南京歷經元末以來的戰亂，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而明初的社會經濟狀況，則仍存在著人口密度分布不均、土地過度集中、貧富差距過大等因素，為了恢復社會生產，明初遂有移民政策的產生。29待明朝初興，明太祖即從各地移民充實京師，南京城就成為洪武時期，南方移民運動的重要區域。由國家組織的移民活動，是明代較為常見的移民基本模式，此類遷移既滿足人口趨食的需要，又增加政府賦稅的收入，因此往往成為動亂之後，政府重建社會的措施。30因此，洪武時期的移民運動多受到政府政策所主導，並富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二、京師移民的種類

（一）、官吏與其家屬

由於淮西將臣隨朱元璋各處征戰，取得天下後建立功勳，所以在中央政府機構之中，淮西籍的人士所佔比例最大，而這些公侯勛爵隨行的眷族，則形成一類特殊的移民。洪武十四年（1381），南京城的公侯族屬，高達1千餘戶，數目約有萬人左右，而一般的行政官員，人數亦有上千人，就其家屬人口計算，也有可能達萬人左右，總計在京官員及其眷屬，則有2萬餘人。主要集中區域，一是沿秦淮西段，從鎮淮橋附近至下浮橋，兩岸多為皇子、皇女、公侯將帥府第；另一區即北新街，南北皆是。

除了行政官員之外，另有吏員。吏員即俗稱的胥吏，是各行政衙門中的執行辦事人員，其名稱有掾吏、書吏、司吏、典吏、胥吏等名目，其職務在於處理各項公文檔案，具有品秩，並由三考之後見缺陞用。31根據《大明會典》的記載，27 吳緝華，〈論明初建都南京與江淮財賦─兼論中國史上國都遷徙與政治地理形勢的轉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期，1986年3月，頁20-24。28 朱

鴻，〈從南京到北京─明初定都問題的討論〉，《師大學報》，33期，1988年6月，頁274-275。29 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頁2-3。30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頁456-457。31 繆全吉，《明代胥吏》（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11月初版），頁104-110。中央政府各部門吏員的編制，約有1300人，隨著時間變遷，其員額時有增減。吏員的挑選與僉充，是從身家清白無過，年三十以下，能書且略通文墨的農民之中，加以選用，32而軍士與市民則不能充當吏員，因此明初南京城的吏員，多由外來人口所充任。

洪武十九年（1386），明太祖曾從直隸應天諸府之中，選富民弟子1千餘人赴京補吏，若以每戶三人計算，再加上原來在南京供職的吏員，則洪武年間中央各部門的吏員總數，則可達萬人之眾。

（二）、軍籍移民

軍戶移民，是隨軍駐守的衛所軍士及家屬。洪武時期的京師駐軍約有42衛，士卒合計約有23萬人，根據明代規定，軍士必須攜帶家屬前往戍地，如果尚未有妻室者，則聽其嫁娶；如已有妻室，則著令原籍送去京師完娶，並由政府支付路費。除妻小隨行之外，亦有與兄弟或從兄弟等家屬，一同前往衛所。33洪武時期的京師駐軍既調自全國各地，因此每次的調防，即為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運動。依據明律所規定的隨軍制度：凡往南方戍守者為北方人，赴北方當兵者為南方人，衛所士卒妻子千里前往戍地，所需費用不貲，容易形成社會問題，最後改由政府出資而使家屬隨軍制度得以成立。駐守京師的23萬士卒，若以每人一妻一子計算，則京師軍籍移民便高達70萬人。根據現存的族譜資料來看，這些衛所軍士的原籍多集中於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主要偏重於東南各省。34

洪武年間的衛所不僅有遷往京師，亦有改調雲貴等邊衛者，京衛隨時具備20萬的軍力，並由政府提供營房，施以嚴格軍事訓練，遇有征伐即受調遣，凡有不足額者，則僉取民戶，或以謫充方式續補。總計洪武二十五年（1392），在京武官2千餘員，軍士達20.6萬人。35

除了一般徵調的平民成為軍人之外，另有一類特殊的人口，即是故元與元末群雄的降將降卒。對於前朝的降將士卒及家屬，明太祖曾下令將這些塞外夷民，盡皆遷入內地或京師；而與明太祖爭奪天下的各路群雄，其下的降將降卒亦分別遷入京師。如洪武五年（1372），蒙古降官士卒數千人分別由塞北、福州遷入；洪武六年（1373），明玉珍的投降將士從四川遷入；洪武二十一年（1388），元將校及家屬從遼東遷入。因此，在洪武時期陸續遷入京師的降將士卒，累計可達8萬之眾，盡皆編入軍伍之中。

（三）、匠戶差役

3233 趙世瑜，〈明代吏典制度簡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2期，頁99。

于志嘉，〈試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本4分，1986年12月，頁637-642。34 于志嘉，〈試論明代衛軍原籍與衛所分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本2分，1989年6月，頁399。35 于志嘉，〈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1分，1993年3月，頁137-148。南京成為首都之後，皇室與中央政府機關需要大量勞動力以供差役，因此在洪武初年，明太祖即從浙江、杭州諸府徵調千人前往京師，以解決勞動力的不足。36從蘇州所屬各諸縣，選小民2萬戶赴京，以充各倉夫役者，則稱為「倉腳夫」。洪武十八年（1385），又調天下各地民丁約1萬餘人遷往京師，若以每人平均攜帶家屬2人計，則共有4萬餘人。

另有大批工匠被遷往京師。明代的工匠依其性質可分為輪班匠、住坐匠、軍匠、存留匠等四類，其中的輪班匠隸屬於工部，工作地點則在京師地區。37洪武八年（1375）因整建皇宮與壇廟等，需要大批工匠，此時在京服役的工匠人數曾高達8千餘人，整建工程完成之後，工匠人數則減為5千餘人。洪武十三年（1380），曾取蘇浙等處上戶4萬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為工匠，其餘則編戶分別置於坊廂，此外更取浙江等地居民至京師造船廠造船，隸籍於提舉司，並編為四廂。38

（四）、富民

為了使京師更為繁榮，明太祖亦仿效秦始皇、漢高祖遷徙天下富民於關中的政策，將全國田產殷富的富民大量遷入京師，並且被編戶成為坊廂。39。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以京師為天下根本，令有司查驗丁產殷富者分遣至京，於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京者5千戶。而後又命戶部籍浙江、應天府等處富民，徙其家以實京師，並選山東、河南等地部分富戶，至京選用。這些富民之中，部分人可能任職京官或地方官，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後，就鮮少有遷徙富民的舉措。

明太祖對富民的遷移主要有五次，若以時間區分則可分為三階段：40（1）洪武初年對蘇、松、嘉、湖諸府富民的遷移。（2）洪武中期因胡惟庸、藍玉等政治案件所實行的遷移富民，並帶有監視意味，其背後具有懲治性的謫徙作用。41（3）洪武後期的遷移富民，則量才為用，給予出任職官。洪武年間的南京，因為遷移其他地區的民眾而使京師人口大增，構成份子亦趨多樣化，尤其是遷往京師的富民，所攜帶的大量財富，對京師的繁榮仍有所貢獻。42

（五）、流寓人口

洪武十五年（1382），京師僅有500餘名國子監生，因胡惟庸案的影響，大 3637〈元明兩代之匠戶〉，《雲南大學學報》，1期，1949年。

吳

晗，羅麗馨，〈明代匠籍人數之考察〉，《食貨》，17卷1、2期，1988年6月，頁1。38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頁28。一說歷年為修建皇宮、皇陵而集結於京師的輪班匠人，最多時達20餘萬人，即使「戶役一人」，也有20萬餘口，這批匠人的居住地形式和地點，史料缺乏記載。詳見：張泉，〈明初南京城的規劃與建設〉，《中國古都研究》，2輯，1986年9月，頁189。39 李龍潛，〈明初遷徙富戶考釋─兼論京師坊廂徭役制度〉，《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3期，頁54-64。40 洪

沼，〈明初的遷徙富戶與糧長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1期，頁25-30。41 王瑞平，〈明代洪武永樂年間的遷民及其影響〉，《中州學刊》，1991年2期，頁121-122。42 徐

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卷2期，1988年12月，頁186。批官員出缺，職位由太學生替補，甚至曾一度高達8千餘人。藍玉案之後，國子監生又替補出缺的官員，員額縮減為1500人，此後則一直維持在2000人以下。國子監生的人數雖不多，卻發揮了南京的教育文化功能。43因此，洪武時期京城的往來流動人口，應包含了輪班的工匠、國子監生、各地出差赴京的官吏、各地流動的商人等，這些人口皆具有流動性質，且都未必入籍京師，介於移民人口之間。

三、直隸移民的來源

（一）、揚州府

在經歷元末戰亂的環境之下，由於長江的阻隔，揚州府的屬縣崇明島並未受到戰火侵擾，得以獲得保全。崇明島位於長江出海口，其沙灘面積狹小，且水道時有變化，所以待戰火停歇，人口紛紛往外遷移。洪武二十五年（1392），崇明島上民無田者2千餘戶，遷往江北，這些居民越江而居，遷入地點多在揚州府的通州、海門縣境。之後，又有500戶無田的縣民，遷到蘇州府崑山縣境內。其實從洪武初年以來，崇明島陸續有對外移民的活動，不同的是所屬政區的變化，洪武七年（1374）以前崇明島隸屬江北管轄，洪武二十五年（1392）以後則與崑山縣同屬一政區。

在洪武初年的揚州府，除了復業的當地居民外，其餘皆為流寓人口，根據現存的地方志及族譜資料，在蘇北地區一帶的民間傳說，他們的祖先是由明初從蘇州閶門遷移而來。泰興縣居民的祖先，多原為皖贛名族於元末之際遷入，而興化縣則有原籍蘇州大姓，於洪武初年陸續遷入興化。其他如寶應、江都等縣望族，都認為祖先是由蘇州遷入，這種原籍附會蘇州的情形，是蘇北移民普遍都有的特殊現象。

從洪武九年至二十六年（1376－1393），揚州府的移民陸續遷入，新增移民總數達14萬人，其原籍來自蘇南、浙北、江西等地。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揚州府74萬人口之中，民籍移民及其後裔約50萬人，除了崇明縣之外，來自蘇州及蘇北、浙北地區的移民占總移民人口的一半，而來自江西與徽州的移民則各占四分之一。

（二）、淮安府

淮安府的移民亦有從蘇州遷入的說法，如泗陽縣的席、唐、吳、朱四姓，即是明初由蘇州的東洞庭山（太湖有東、西洞庭山）、崑山、句容、吳縣等地遷入，因此該縣仍存在有關原籍蘇州的廣泛傳聞。然而，明初的蘇州移民似乎未到達淮安府北方，因此沐陽、海州等地，則流傳另一種「洪武趕散」的說法。「洪武趕散」，是由「紅蠅趕散」、「紅君趕散」的諧音轉化而來。雖然「紅蠅」的一種解釋是，因元末戰亂所引起的疾病流行，而使移民們心中留下難以忘卻的印象；但43 徐

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規畫與人口變遷〉，《食貨》，10卷3期，1970年，頁33-34。另外一種解釋卻是移民祖先受到洪武帝的驅趕，所遺留下的感嘆。44

此外，來自零星的北方移民，特別是山西洪桐縣民有部份遷入淮安府。山東東南地區，原為山西移民遷入的區域之一，而後再輾轉南遷進入蘇北地區，因此有些蘇北地區移民，是為山西移民的後代。這些由山西洪桐移民向外遷徙的移民運動甚為頻繁，從前朝開始乃至於整個明朝，多可發現其蹤跡。45

洪武時期江南向江北的移民，大致以當時的黃河為北界，江南移民渡河北上，是明代中期以後的事。

（三）、徐州府

徐州府是接受北方移民為主，主要山西洪桐縣的移民，以沛縣為例，在十八個村莊之中，來自明初的山西移民佔大多數，因此根據推測，徐州府的移民占總人口的20﹪。洪武二十六年（1393）該府人口18萬，其中來自山西的移民人口約有4萬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蘇北地區的揚州、淮安、徐州三府的移民人口，主要來自江南的蘇州、江西、徽州、山西等地區，而這些來自各類的外來移民，占當時蘇北總人口數的一半。如此眾多的外來人口遷入，為蘇北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恢復，提供許多助益。綜觀洪武年間京師與揚、淮二府地區的移民活動，實際上是重新組織當地的人口結構，意即在遷入地區，移民人口數量超過當地土著人口，並佔有較大比例，進而重新建構當地的人口組織，故又稱之為人口重建式移民。

四、移民直隸的分界

（一）、淮河兩岸

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在家鄉臨濠設立中都，臨濠府稱中立府，之後割臨淮縣地設立鳳陽縣，府治遷於鳳陽，遂改稱為鳳陽府，並營建宮闕城池一如京師之制，而後因過度勞費而罷建。46鳳陽府橫跨淮河兩岸，經元末爭戰之後，人口稀少，土地荒蕪，於是明太祖首先將張士誠與方國珍舊部遷入鳳陽，洪武三年（1370）詔諭以蘇、松、嘉、湖、杭等五府人口4千餘戶，合計約2萬人，遷入鳳陽屯種。之後又徙江南民14萬，充實中都，並給予耕牛、榖種，使其開墾荒田。此外又徙浙江民無田糧者屯田鳳陽，並將這些屯田夫籍為軍戶，補發衛所。明初鳳陽的大量移民，有助於解決人口與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使人口分布更為合理化，並增加耕地面積的擴大。47若不考慮移民家屬人數，則明初由江南遷鳳陽的民籍移民，約有16萬人之眾。

吳必虎，〈明初蘇州向蘇北的移民及其影響〉，《東南文化》，1987年2期，頁47-52。45 續

琨，〈明初洪洞移民考略〉，《東方雜誌》，復刊15卷7期，1982年，頁51-55；趙玉溪，〈河北省先民從山西洪洞縣移民之探究〉，《河北平津文獻》，27期，2001年1月，頁26-36。46 王劍英，《明中都》（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5月第1版），頁1-3。47 閻守誠，《中國人口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頁270-271。另有將被貶謫的官吏與罪犯，遷往鳳陽屯種。洪武年間，凡是官民犯法而罪不致死者，多發往鳳陽輸作然後屯種，「輸作」即是為當時興建中都所服的勞役。明代屯田的類型有四：

一、軍屯，為衛所士卒所耕田地；

二、民屯，為普通移民所耕田地；

三、商屯，多為邊境地區所耕田地；

四、謫屯，為罪犯所耕田地。這些謫屯與屯戍者的身份具有雙重性：

一、其戶籍雖屬於軍衛系統，但是管理卻屬於民政系統；

二、在罪犯的身份改變之後，其軍籍身份則轉變成民籍身份，48而犯罪人口的眾多，成為中都鳳陽人口組成的特殊現象。

明初的政策移民，也強制江南士族富室遷徙帝都鳳陽，進而造成社會結構的解組重構。49這種舉措卻讓原本帝鄉居民，因為天災、賦役等環境因素影響，形成「鳳陽花鼓」的特殊文化現象。50鳳陽另外還有來自江南、山西等地的移民，江南移民主要是集中在鳳陽府中心的附近各縣，山西移民則主要分布在鳳陽府北方的淮河北岸，如宿州、靈璧縣等地區。另一小部份的山東移民，則散佈在淮河北岸的睢寧縣，及南岸的霍丘縣。洪武年間，鳳陽府的移民總數約有50萬人，其中民籍移民籍與軍籍人口，占鳳陽總人口數的80﹪，屬於典型人口重建式的移民模式，其眾多移民則集中於淮河兩岸。

（二）、皖江南北

此區域是指長江下游兩岸地區，涵蓋京師所轄的安慶府、廬洲府、滁州、和州、池州府等地。在元末戰亂結束之後，江西移民首先進入安慶府境內，這些移民主要來自江西饒州、九江、南昌等地零星居民。以明初的安慶府宿松縣而言，遷自江西的移民最多，占15﹪，餘為其他地區；若以府為單位加以統計，則饒州移民最多、九江次之，徽州又次之。

以安慶府為例的移民運動，可以看出主體移民比非主體移民人口增加迅速的特徵。所謂主體移民，是指以原籍為特徵的人口佔絕大多數的移民群體；非主體移民，則是指無原籍地域特徵且人口佔相對少數的移民群體。以元末明初為例，江西移民氏族後裔平均每族人口1400人，而其他移民氏族平均每族人口僅780人，為江西移民的一半。所以在人口增加上，主體移民的江西氏族比其他非主體氏族較為迅速。根據資料推算，安慶府的移民佔約總人口的80﹪，總數為33萬人，其中江西移民為28萬人，安徽移民僅2萬人，餘為其他地區移民。因此，可以說洪武年間的外來移民，重建了安慶府的人口結構。

巢湖平原的移民則較為多樣化，分別來自江西、徽州，以及京師地區的寧國府、句容縣等地，不過江西移民仍為主體。滁州、和州等地，除來自江西的移民外，洪武二十二年（1389）又有杭、湖、蘇、松等地居民遷入，人數約在萬人以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廬洲府的人口為37萬，移民約有26萬人，其中江西與徽州移民各佔一半。滁州的移民人口約為3萬人，而半數以上為衛所移民，4849 《中國人口史‧明時期》，頁456-457。

吳智和，〈明人居室生活流變〉，《華岡文科學報》，24期，2001年3月，頁222。50 池子華，〈從「鳳陽花鼓」談淮北流民的文化現象〉，《歷史月刊》，66期，1993年7月，頁29-33；白振亞，〈朱元璋與鳳陽歌〉，《明史研究》，1輯，1991年9月，頁204-207。主要來自江、浙兩地。

五、結語

人口的遷移流動，是具有促進文化傳播、人口合理分布、人口素質提高、城市形成與擴大等意義與功能。51洪武初年，南京人口僅33萬人，其中軍隊20萬人，當地居民僅佔13萬，經由人口的自然增長，洪武末年南京城人口已達50餘萬，其中移民與軍隊總和為29萬之眾，已超過當時人口總數之半，這些都是由政府政策所形成的調動人口。

就京師地區而言，洪武時期的大移民是屬於重建式的移民運動，而京師、鳳陽、安慶、廬州、揚州等府，所接受的移民最多，其中京師與中都鳳陽府的軍籍移民佔有極大的比例。因此，洪武時期的移民對京師地區而言，是兼具有政治性與經濟性的意義。隨著時間變遷，南京城則由初期的軍事性都市，逐漸過渡為兼具軍政、經濟、文化等多功能城市，52而南京城規劃的佈局結構，也成為中都鳳陽與往後改建北京的依據。53

洪武時期的移民政策，採用的是就近遷徙原則。例如遷徙蘇、松、嘉、湖之居民于鳳陽、南京等地，以採取就近遷徙的原則，既便利百姓遷徙，也容易適應新地區的生活習俗與水土氣候，更可以為政府節約財政開支，而收到移民的實效。就整體的洪武京師移民而言，蘇州南部、浙江、江西等地移入人口，是為京師地區的主體移民，其次為徽州府，再次則為山東、山西、寧國府、應天府等地區。就洪武時期移民的路線而言：前期，主要是由塞北→華北；江南→臨濠。中期，廣東→淮南；全國各地→南京。後期，山西南部→山東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東東部→山東西部。其中前、中兩期，則為本文論述中心所在。

545152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頁394-400。

徐

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規畫與人口變遷〉，《食貨》，10卷3期，1970年，頁34-35。53 楊

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頁513-522。54 王毓銓主編，《中國通史‧中古時代‧明時期（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頁659。

圖1：高樹森等，《金陵十朝帝王州‧南京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年5月第1版），頁127，〈明代南京外廓城示意圖〉。

參考書目

專

書： 1.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32.3.4.5.6.月第1版。王毓銓主編，《中國通史‧中古時代‧明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王劍英，《明中都》，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5月1版。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楊

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7.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8.閻守誠，《中國人口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9.繆全吉，《明代胥吏》，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年11月初版。

一般論文：

1.于志嘉，〈試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本4分，1986年12月。2.于志嘉，〈試論明代衛軍原籍與衛所分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本2分，1989年6月。3.于志嘉，〈明代兩京建都與衛所軍戶遷徙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1分，1993年3月。4.王瑞平，〈明代洪武永樂年間的遷民及其影響〉，《中州學刊》，1991年2期。5.白振亞，〈朱元璋與鳳陽歌〉，《明史研究》，1輯，1991年9月。6.朱

鴻，〈從南京到北京─明初定都問題的討論〉，《師大學報》，33期，1988年6月。7.池子華，〈從「鳳陽花鼓」談淮北流民的文化現象〉，《歷史月刊》，66期，1993年7月。

〈元明兩代之匠戶〉，《雲南大學學報》，1期，1949年。8.吳

晗，9.吳必虎，〈明初蘇州向蘇北的移民及其影響〉，《東南文化》，1987年2期。10.吳智和，〈明人居室生活流變〉，《華岡文科學報》，24期，2001年3月。11.吳緝華，〈論明初建都南京與江淮財賦─兼論中國史上國都遷徙與政治地理形勢的轉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期，1986年3月。12.李龍潛，〈明初遷徙富戶考釋─兼論京師坊廂徭役制度〉，《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3期。13.洪

沼，〈明初的遷徙富戶與糧長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年1期。

14.徐

泓，〈明初南京的都市規畫與人口變遷〉，《食貨》，10卷3期，1970年。15.16.17.18.徐

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卷2期，1988年12月。張

泉，〈明初南京城的規劃與建設〉，《中國古都研究》，2輯，1986年9月。趙世瑜，〈明代吏典制度簡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2期。趙玉溪，〈河北省先民從山西洪洞縣移民之探究〉，《河北平津文獻》，27期，2001年1月。19.羅麗馨，〈明代匠籍人數之考察〉，《食貨》，17卷1、2期，1988年6月。20.續

琨，〈明初洪洞移民考略〉，《東方雜誌》，復刊15卷7期，1982年。

單元：洪武的移民湖廣（上）－湖南篇

日期：91.10.18

史碩二 88106316 林利隆

一、前言

華北平原、江淮平原和四川盆地都是明代以前重要的農業區，卻經戰火洗滌，農村社會凋敝，人口大量亡徙。明初洪武不能容忍大量土地荒蕪，以致影響政府財政收入，在民間自發性組織移民的同時，政府也運用公權力強制組織移

民，以求加速對上述地區的農業墾殖，除設立司農司機構,實施大規模墾荒之外，55最著名的即是明代的衛所軍屯。56明朝初葉，東部海疆一帶走私、海盜盛行，洪武便於沿海地區設置大量衛所，以防倭寇騷擾。57由於東部沿海諸省人口較多，衛所戰士多由當地居民中徵取；又為便於軍隊控制和指揮，推行非原籍政策，從起初的南北互調策略，後因效果不彰，軍士多有死去、逃徙，遂改由鄰近省分互徙，此種現象於下文湖南移民運動中時有發現。但引發明初大規模移民運動的社會背景，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元末戰亂。蘇州地區在張士誠與朱元璋雙方軍事團體火力對峙下，於長江流域左右推移，農村飽受摧殘，人口大量死亡，但戰後仍為主要人口輸出區。湖南地區除了長沙府一帶，因位於四方戰略要地，為各路豪傑爭奪、火拼的標的，戰後尚須以政府力量填充勞動人力，至於他區則受戰火未深，其移民類型尚屬於人口補充式移民模式。

元代設置的湖廣行省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廣西和貴州的全部或一部份在內的龐大行政區域。明代的湖廣布政使司範圍較元代小，僅包括今天的湖北及湖南二省地，卻仍幅員遼闊，本章僅敘述湖南部分。

目前關於洪武時期移民湖南的論著逐漸增多，其中專論性的文章有：何文君〈明至清初江西湖南人口的遷徙〉，文中總結式的指出江西移民湖南是繼中國自北向南人口大遷徙浪潮之後而興起的東西向移民運動。這一運動在移民方式、時間、構成、類型、流向以及區域之間距離等方面都呈現出顯著的特點，並強調地理特徵對於移民的重要性。58張國雄的〈明清時期兩湖移民的地理特徵〉，則以55 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頁11。作者曾對此一政策有一精闢的解釋：洪武三年（西元1370）五月，朱元璋為便於指導、組織和督促中原荒地的開墾，成立司農司機構。六月，司農官提出墾荒策略，先墾闢近城荒地，並極力限制原來大土地所有者的再生，同時也密切注視新土地兼併者出現的可能。其意圖就是要推行包含井田遺意的驗丁給田的土地分配政策，以達到「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的貧富兼利的目的，從而實現其治國理念。此一政策的推行，雖始於河南，但不受地域空間的限制，具有普遍適用的意義。56 丁

鼎，〈中國古代移民敘論〉，《移民史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10月第1版）。其中作者將國家政府組織的移民劃分為三種：政治性、軍事性、經濟性移民。而明代衛所軍屯就以上三類移民性質而言，均可含括，見頁7-15。有關軍屯，可詳參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57 劉振仁，《明代衛所制度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7月），頁538。相關文章見黃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與遊兵―浙閩粵沿海島與防衛的建置與解體》(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1年8月初版)；尹章義，〈湯和與明初東南海防〉，《國立編譯館館刊》，6卷1期，1977年6月。58 何文君，〈明至清初江西對湖南人口的遷徙〉，《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卷3期，1990年，頁91-92。江西對湖南移民的特點主要表現在：1.以自發性的人口遷移為主，出於行政命令的強制性遷移較少；2.移民持續時間常源源不斷，但以明初最為集中；3.移民中的大族和望族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4.移民流向上表現為自東向西，流量自東北向西北、西南和東南方向 地理特徵對移民運動做一專題式的探討，但論述多以明中葉以後移民為主，至於洪武移民則較少論述。59而在氏著《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一書中，藉由考察移民運動及其對湖南、湖北產生的影響，以揭示兩湖移民中地理因素所引發的運動規律。60張加炎的〈明清江漢平原的移民及其階段性人口增長〉一文中，指出江漢平原由原本相對落後發展到可與沿海地區相互抗衡，其中人口的發展與移民不斷的遷入是不可分割的。移民於新墾地定居，從事生產，為防禦外來入侵，常採取軍事性組織，聚族而居，以垸、灘稱之，從地名沿革可知其一二。61曹樹基於〈明代初年長江流域的人口遷移〉一文中，則對移民數量重新估計。62另文〈明清時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長―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資料分析之一〉，則以族譜資料分析，其論點則著重於朝代更替、戰爭、移民交互循環，移民運動僅是其中一環，或能緩解移民輸出區的人口壓力，但因留居土著的高速繁衍，卻使移出的人口落差化為無形。因此，明清時期移民運動的真正內涵，應在於藉助人口的高速繁衍，從而對人口的佈局以致對移民輸出區產生深刻的影響，以此來探討。63

譚其驤在其著作〈湖南人由來考〉一文中，對湖南移民問題曾作結論，可概括為二：其一，湖南移民主要來自江西；其二，江西湖廣移民運動主要移自元末明初。64何炳棣對資料上提出看法，他指出文中依據來源是一些十九世紀湖南方志中有關氏族的章節，這些以家譜為依據的章節，提供了若干大族遷移以及原籍的確切資料，但移民的主體應是以貧苦農民為主榦，即或是移民後，氏族在其遷入地社經地位提高，也僅是少數，不能構成對湖南移民活動之全貌。65

曹樹基為以上論爭作進一步的深論，並為先師譚其驤作一資料上的解釋，他指出譚師從事湖南移民研究時，手中僅有少數方志，其涵蓋今日湖南九縣，覆蓋率僅為11%，且分佈不均，湘東、湘南、和湘西地區幾乎完全被忽略，這實受歷史侷限之故，不能以此深詰；且清代方志史料中，所記載的大族，也是相對於畸零小姓，從家族的角度分析而言，畸零小姓或許有一些數量，但從人口的角度來看，卻無足輕重。66因此，在其先師的研究基礎上，再次廣收此一地區的史料，以求覆蓋更多的地區，從而對湖南移民作一更準確的歷史統計與推斷。67

湖南地區的地形大致呈東、南、西面高、中部及北部低的格局。根據地形並 遞減。與宋元以前中國南北向人口大遷徙相反，反映了宋元以後江南的開發自東向西的特點；5.江西移民主要來源以贛江流域為主。59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移民的地理特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輯，1991年，頁77-110。60 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61 張加炎，〈明清江漢平原的移民及其階段性人口增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4期，頁38-45。62 曹樹基，〈明代初年長江流域的人口遷移〉，《中華文史論叢》，47輯，1991年，頁69-97。63 曹樹基，〈明清時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長－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資料分析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4期，頁77-91。64 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頁300-360。65 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11月第1版），頁169。66 曹樹基，〈湖南人由來新考〉，《歷史地理》，9輯，1990年，頁114-128。67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頁83-84。考慮到府一級政區的完整，而將湖南劃分為北、南、中、西四部分：

湘北區：指岳州府，石門縣及其以西部分，則因移民類型不同，隸屬於湘西山地。湘中區：包括長沙、常德、寶慶三府。湘南區：包括郴州、橫州和永州三府。

湘西區：有永順、保靖、辰州、靖州和岳州的西部。下面分別論述各區移民運動類型：

二、湘北區的人口補充

所謂人口補充式移民類型，是有別於重建式移民模式，其基本特點是遷入的移民人口在當地原有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偏低，並未超出原有的居民人口總數；其二，以氏族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作為另一指標而言，歷代遷入氏族的人口平均增長率，依時代遠近而呈減增的現象，發生此一現象的原因，是因氏族在繁衍人口的過程中，越是古老的氏族，受到戰亂、災荒、瘟疫的次數越多，損耗的人口也就越多，外徙的人口也就越多，年輕的氏族則反之。湘北地區，是屬上述的人口補充式移民模式，依數據統計，洪武年間岳州府除石門、慈利兩縣外，原有人口總數約有26.5萬，加上岳州衛軍人及其家屬，共有28.2萬，在元末及洪武年間移入的人口僅有2.8萬人，其中包括軍人及其家屬約有1.7萬人。換句話說，除了軍籍移民外，湘北地區只接受1.1萬民籍移民。

三、湘南地區的人口補充

湘南地區包括郴州、永州和衡州三府。在現有的地方史料—宜章、嘉禾、汝城、藍山縣志資料中，並未發現蠻族—峒瑤的人口統計，譚其驤在〈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一文指出，湖南蠻族大姓中有陳氏、李氏、唐氏、鄧氏、黃氏，其中陳、李為天下大姓；而湘南鄧、黃二姓，也與江西遷入大姓相同，湘南瑤姓羅氏，亦是江西吉安大姓，因湘南的江西移民以來自吉安一帶者為多，而湘南土著與外來漢人姓氏的混淆，是蠻、漢互化的結果。68在不考慮洪武後期的移民，湘南三府於洪武年間人口總數約有103萬人。加上永州衛、衡州衛及桂陽、郴州、道州三個千戶所，共有兵士及家屬4.5萬人，因此共有人口107.5萬。其中18.3%為元末及洪武移民，如此就有移民人口19.7萬左右，在減去4.5萬軍事移民，民籍移民約為15.2萬。移民規模不大，也屬於典型的人口補充型移民。

然而，在元末明初的戰爭中，湘南地區雖受到戰火的影響較小，人口死亡或散失不多，因而沒有必要通過大量移民來補充勞動人力。但在明代初年卻因少數民族頻頻舉事，政府屢屢派兵征討，遂有從茶陵等處以軍屯調防而來，這些軍官或士兵皆攜眷，故具有軍事移民的典型特徵。

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收入《長水集》），頁361-392。

四、湘中地區的人口重建

（一）、長沙府

在宋元時代的戰爭中，地處東西南北交通要道的長沙地區屢受戰火波及，甚至有屠城之說。元明之際，新一輪戰火使長沙府的大部分地區再次化為廢墟，洪武年間的大規模移民浪潮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在洪武年間遷入的424個氏族中，有345族遷自江西，佔總數的81.3%。以來自江西中部的廬陵為主。因受戰火影響，長沙、醴陵、宿松、益陽、湘陽、湘鄉、湘潭以及瀏陽等地的氏族人口發展模型極為類似，殘存的古老氏族與新氏族一起重新增殖人口。據估計，洪武移民氏族人口約佔當時總人口的60.8%。元代移民中的很大一部份是在元代末年遷入的，若以一半計算，那麼，元末及洪武年間的移民人口合計佔當時總人口的70.1%，這是屬於典型的人口重建式的移民模型。

但安化、攸縣、茶陵的情形卻不同於前，是因元末明初的戰亂對安化等縣的破壞，遠不及對長沙府中部和東部的破壞，其移入的氏族人口約佔當時總人口的10%。屬於補充式的人口移民模式。在茶陵衛的軍籍人口中可能有五分之一為當地土著充任，所以軍籍人口中約3萬人口為外來移民。這樣，長沙府民籍移民約為24.6萬。

（二）、常德府

常德府與長沙府比鄰，其移民類型與長沙府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長沙府的移民是在洪武三十年（西元1397）前完成，在洪武三十年以後的移民才在常德府屬縣中展開。在嘉靖年間編定的《常德府志》中曾敘述其膏腴之田多為客民霸佔，探其源由，實因常德府的地方官員於洪武三十年才提出移民的申請。明朝政府為使天下賦稅固定以聞，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詔告天下編製賦役黃冊，並於地方鄉里推行里甲制度，69按戶貧富編定差役，地方有司逐年勘定，為別於戶部黃冊，是為白冊。70又洪武二十年（1387），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量度田畝圓方，次以字號，悉書主名以及田土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 69 明朝政府為加強對民戶的管理，於城鄉普遍建立基層組織。城內分坊，有坊長；近城為廂，有廂長；鄉村為里，有里長。坊、廂、里之下是甲，有甲首。明初推行重農政策，城市既為各級政府部門所在地，管理較為便利，故基層組織重點在鄉村。因此，明朝的里甲制度雖指鄉村的里甲，其實也包含了城郭的坊甲和廂甲制度。里甲制度定於洪武十四年（西元1381），是與編製賦役黃冊同時進行的。因此，在一定意義上，里甲制度的建立是為了保證國家對人口的控制，以適應徵發徭役、徵收賦稅的需要。見杜婉言、方志遠，《中國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頁218。70 至宣德年間，白冊在人口流動的衝擊下出現，明代戶籍管理制度被迫變化。隆慶六年（西元1572），南京試監察御史陳堂曾說明其原由：「國制十年，大造黃冊，凡戶口田賦事役登耗之數，無不備載，所以重國本而存故實也。今沿襲弊套，取應虛文，奸吏得以挪移，豪強因之影射，其弊不可勝窮，臣嘗詢之，蓋有司徵錢糧編徭役者，自為一冊，名為白冊。而此解後湖之黃冊，又一冊也。有司但以白冊為重，其於黃冊，則惟付之里胥，任其增減。」可見，明中後有司用來管理戶口主要的是白冊。而每十年一造送往南京後湖庫支的黃冊，不過虛應故事而已。見《中國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頁233。圖冊，71太祖遂嚴禁人口自由移動並於重要隘口實施關津制度，72將人戶以籍為斷，禁數姓合戶附籍，清勾隱口脫戶，便於按戶計畝徵派，使賦稅達於朝廷。凡逃戶，明令還本籍復業，不聽，即以律處之，或強制徙邊。雖是如此，江西移民在受到西部土地的誘惑下，政府雖有三申五令之禁，竟以「貿易」為口實往來於湘贛之間，因不可能取得當地的戶籍，故以客民稱之。常德府在永樂年間的移民數量，竟超過洪武時期的移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常德府有近13萬人口，加上常德衛的軍人及其家屬，共有人口14.5萬人，元末明初遷入的人口約為9.1萬。洪武時期遷入人口約4.3萬，1.7萬為軍籍移民，民籍移民僅有2.6萬，其中90%號稱來自江西。

（三）、寶慶府

《道光˙寶慶府志》留下了寶慶府屬邵陽、新化、城步和新寧各縣的氏族記載，其中城步和新寧氏族數甚少，除統計的失漏外，一個特殊的原因，就是城步是苗族、峒族等少數民族人口的集中居住區。但在北宋神宗時，瑤蠻侵擾州縣，王安石乃以張淳經制湖南南北蠻事。叛瑤既平，即設縣治，招徠漢民墾殖，於是蠻疆成為漢土。73因此，在元末明初之前，有相當土著氏族居住這裡，甚至有部分冒充漢籍。據統計，元末明初進入寶慶府的移民人口約佔洪武時期當地總人口的25%。洪武年間人口約為13.5萬，加上一衛二所的軍人及其家屬，共約15.9萬人，其中元末明初移民約4萬人，軍籍移民為2.4萬，民籍移民為1.6萬人，是屬人口補充式的移民類型。

五、湘西的土著和移民

湘西地區的土著漢化或冒充漢籍的情形也相當普遍，譚其驤在〈近代湖南人口之蠻族血統〉中指出，土著蠻人假託為漢人原因，無非為二：其一，江西移民為湖南漢人的多數，為適應環境計，自以托籍江西最為有利，且易見信於人。其二，假借祖先為征蠻而來，事定卜居，或沒於王事，子孫留家。74歷代常以利祿誘餌熟蠻，使征生蠻，其中覃氏等十四姓即為熟蠻，多稱來自江西南昌或吉安地區。故雖在資料上湘西洪武年間的161個氏族中，有81個來自江西，占50.3%，但考慮到湘西存在大量土著氏族冒充漢籍的情形，對元末明初大移民而言，是屬 71 蔣孝瑀，《明代的貴族莊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收錄在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177種，1969年4月），頁5-11。作者在文中曾對魚鱗圖冊及賦役黃冊作過以下總結性的文字：魚鱗圖冊是確定土地的所有權的根據；賦役黃冊是徵收糧差的根據。明初，通過土地和人口的普查，制定了這兩種簿籍，頒布租稅和徭役制度，不僅使大量漏落的土地和人口被查記；且使國家增加物力和人力，穩固了政府的經濟基礎。使中央政權更加強大和鞏固了。相關文章見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及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國書局，1961年12月第1版）。72 呂進貴，《明代的巡檢制度―地方治安基層組織及其運作》（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2年8月初版），頁11-18。73 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頁331。74 譚其驤，〈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頁379。於一個人口補充式移民的地區。據統計，洪武年間湘西辰州和靖州的人口約為45萬，岳州府的石門、慈利二縣有人口6.5萬,，共有人口近51.5萬。再加上湘西有四衛二所，軍人及其家屬應有7.4萬人，與民籍人口合計約為58.9萬人，其中25%左右為元末及洪武年間的遷入者，共有移民約14.7萬。屬於人口補充式移民類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萬曆‧慈利縣志》中記載著洪武初年因內峒作亂，奉令將本縣十七都設立麻寮土官千戶所、十隘百戶所，即將各里百姓收充土官隘軍員役，其意為部分衛所士兵是由當地居民充任。明代衛所軍的來源有四：有從征、歸附、謫發以及籍選。75從征，就是原來參加元末農民起事的將士；歸附，即投降過來的元朝軍卒和元末張士誠等人割據勢力的軍兵；謫發，就是以罪謫充軍役；籍選，或謂「垛集」，76是明政府用命令的手段，強行抑配民人為軍。77有學者更認為垛集是為籍民戶補充軍伍而設立的。78由於發現從茶陵調入的衛所軍戰士中約有20%為茶陵土著，就是政府運用公權力垛集民人編為軍籍，因此大致估計湘西的衛所中，當地土人占20%，則7.4萬軍人中僅有5.9萬人屬於軍籍移民。

六、結語

洪武時期移民湖南除因政治、軍事背景，諸如元末明初的戰亂、明太祖的招撫流民政策、明代衛所鎮戍制度，再加上戰後湖南地區土曠民閑，成為洪武時期主要移民輸入區。就其地理分佈而言，湖南與江西呈東西並列，之間山脈雁行錯列，山地間的長廊斷陷谷地或向斜谷地，即成為江西等省際移民湖南的天然孔道，其中以江西吉安、南昌府為多，實為地理位置因素使然。79有學者指出在如此眾多的江西移民氏族來自江西的許多地區，其中吉安移民佔所有江西移民氏族總數的一半以上，南昌移民氏族的數量雖然不少，卻只有吉安氏族的二分之一；次則袁州、臨江和瑞州。各區分析，在湘南，吉安移民獨領風騷；湘中雖以吉安移民為主，南昌移民有崛起之勢；湘西吉安、南昌二地移民數量相當；湘北則幾乎為南昌移民的一統天下。

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收入氏著《明清政治社會史論》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初版），頁77。76 學者對於垛集施行的基準，有丁和戶不同的說法。主張以戶為基準的有王毓銓氏，他將以丁為基準的僉兵法，另外稱作是「抽籍」。明代軍制史家川越泰博氏卻將二者視為同法之異稱。于志嘉在《明代軍戶世襲制度》中解釋，所謂垛集法，是使民戶有三丁者出一丁為軍，不足三丁者則合併數戶編定正、貼戶，使共同承當一名軍役，是使原本毫無關係的數戶因軍役問題而強制束縛在一起，因此，垛集法中最值得重視的乃是戶與戶的關係。王毓銓氏所謂「其要點是集民戶三戶為垛集單位」可說是深重問題要點。見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台北：學生書局，1987年初版），頁10-11。77 李龍潛，〈明代軍戶制度淺論〉，收入氏著《明清經濟探微初編》（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年初版），頁2。78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月1版），頁228。79 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頁118。但平心而論，外省對湖南移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自漢以來，綿延不斷，元末明初，達到高潮。由於移民氏族的人口自身繁衍，使得氏族因遷入時間早晚變得平緩得多。因此，今日湖南人口的主體屬於遷自元代以前的移民氏族。就資料統計，元末及洪武年間遷入的民籍和軍籍移民達73.1萬人，占當時全區人口總數的26.2%左右。但若考慮到少數民族人口的存在，移民的比例將更低。從這個意義來說，元末明初對湖南的移民是屬於人口補充式的移民類型。

圖2：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 月第1版），頁296，〈兩湖分區示意圖〉。

參考書目

專

書：

1.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台北：學生書局，1987年初版。2.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3.王毓銓，《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6月第1版。

4.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11月第1版。5.呂進貴，《明代的巡檢制度―地方治安基層組織及其運作》，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2年8月初版。6.杜婉言、方志遠，《中國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7.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北京：中國書局，1961年12月第1版。8.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9.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10.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11.黃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與遊兵―浙閩粵沿海島與防衛的建置與解體》，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1年8月初版。12.蔣孝瑀，《明代的貴族莊田》，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收錄在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177種，1969年4月。13.譚其驤，《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學位論文：

1.劉振仁，《明代衛所制度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7月。

一般論文：

2.丁

鼎，〈中國古代移民敘論〉，《移民史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10月，第一版。3.尹章義，〈湯和與明初東南海防〉，《國立編譯館館刊》，6卷1期，1977年6月。4.何文君，〈明至清初江西對湖南人口的遷徙〉，《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卷3期，1990年。5.李龍潛，〈明代軍戶制度淺論〉，收錄氏著《明清經濟探微初編》，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年。6.張加炎，〈明清江漢平原的移民及其階段性人口增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4期。7.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移民的地理特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輯，1991年。8.曹樹基，〈明代初年長江流域的人口遷移〉，《中華文史論叢》，47輯，1991年。9.曹樹基，〈明清時期移民氏族的人口增長―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資料分析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4期。10.曹樹基，〈湖南人由來新考〉，《歷史地理》，9輯，1990年。11.陳文石，〈明代衛所的軍〉，收錄氏著《明清政治社會史論》上冊，台灣學生書局，1991年。

單元：洪武的移民湖廣（下）

－湖北篇兼論湖廣填四川 日期：91.11.01

一、前言

史碩二 90106296 楊文鑫

今湖南、湖北在明代為湖廣布政使司，本章則是討論湖廣布政使司的湖北部分。湖北地區在洪武大移民中的地位是很獨特的，一方面江西移民的移入這個區域，另一方面湖北地區的移民進入四川，有時是江西人移入湖北後又移入四川，故論及湖北的移民時，就需要兼論湖廣填入四川的移民。

在外地人口大量落居湖北，同時也有湖北境內人口流向外地的現象發生。同一時期的人口流動有進也有出，成為湖北人口移動的一大特點，外流的湖北人口已落居四川者為最多。這種狀況與「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說法基本上吻合。不過，從整體上而言，湖北人的外流人口不及外地人口落居湖北的多，另外，不管「江西填湖廣」或「湖廣填四川」也好，並不限於清初，而是始自元明之際的持續了數百年之久的人口流動。期間，受人口自身狀況、社會政治因素，形成了元末明初、明時期、明末清初等幾個高潮時期。80人口流動所及，亦不限於江西、湖廣、四川三地區，而是以這三個地方為主線牽動江、浙、閩、廣、皖、豫、陜、黔、滇諸省的大範圍人口遷移，而且流動的過程中有著帶動、牽引的情況存在，這些狀況也在「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人口移動中發生。

1二、江西填湖廣

洪武時期朱元璋強迫江西人遷入兩湖，先民們被反綁著雙手，由官兵用船押送到江漢平原，至今湖北人稱上廁所為解手，即源自於這次遷徙中先民們要方便，都必須向押解官兵要求解手，當地也流傳著一句民諺：「江西填湖廣」，這可見得江西移入湖廣影響之甚。82最早探討這個問題的是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一文他指出：「平江、湘陰而北之湖南人，以其為南昌人後裔之故，而富有湖北味，則自此直可以想見即湖北省之人，其大半當亦為南昌人之後裔也。」83這樣的論斷雖然還沒完全確立，但可看出湖北實為移民移入之典型。84

湖廣的移民研究大難於湖北，這是因為文獻中有關於湖北人口變動的記載過少，作為氏族來源研究的方志資料也是寥寥無幾，而本章所用的資料主要來源有三：（1）、1988年及1991年，曹樹基於湖北實際收集的資料；（2）、李懋軍《明代湖北人口遷移研究》；（3）、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由於歷史記載的缺乏及新資料不足，有些府只能做概略性的說明，茲分府論述如下：

（一）、黃州府

黃州府諸屬縣夾於大別山與長江之間，其地貌多為丘陵和大小不等的平原，從地方志記載來看，元末明初的大移民在此留下過痕跡，元末及洪武年間從外地 8081 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頁02。

張建民，〈明代湖廣人口變遷論〉，《經濟評論》，1994年2期，頁83。江西流民為何會徙湖廣原因有三，其一，土地肥沃環境較好；其二，荊襄人口稀少；其三，楚地某些習俗易於流徙客民謀生。82 張國雄，《明清時期的兩湖移民》（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頁02。83 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長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頁348。84 高

鍾，〈移民與湖北傳統社會文化之變遷〉《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5期，頁72。遷入的移民人口大約佔全部人口的62﹪左右，此屬較同一時期宿松縣移民人口的比例為低，但同樣是一個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區。在元代及洪武年間遷入的氏族中，江西移民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他們比例高達87﹪左右。如果我們把非元末的江西人也考慮進去，那毫無疑問的，江西籍的比例將大大增加。麻城《民國‧彭氏族譜》引《萬曆譜序》提到當地人口的構成：外籍不一，而江右獨多。以余所見，逮余所聞，皆各言江西云。無怪乎《黃安鄉土志》的作者也會說當地「人多來自江右」了。

在江西的移民中，來自饒州、南昌等贛北地區的移民為其中最主要者，原因是此地地形與黃州相似，85使得黃州府的移民皆來自這些地方。

據統計，86洪武年間黃州府有64.2萬民籍人口，加上黃州衛和蘄州衛的軍人及其家屬，共有3.4萬的軍籍移民，87合計全府人口為67.6萬，而由於黃安府與德安府比鄰，至少有五萬人遷往而又未取得新戶籍者，所以扣除5萬，全府人口為62.6萬，其中移民人口佔其62﹪，共有38.8萬，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萬，而江西移民中饒州府移民約佔三分之二，約20萬人，南昌府約5萬人口，九江府約4萬人口，餘為其他。

至於黃州的土著，元末群雄起事，黃州徐壽輝與陳友諒於此迅速組織了自己的子弟兵，最後戰死或敗後轉為朱元璋部隊，還有部分隨明玉珍進入四川，這也顯示，黃州府人口眾多，所以有條件向其他地區輸出人口。

（二）、武昌府

武昌府的南部山脈縱橫，北境為沿江平原，這裡湖泊眾多，平原廣大，是湖北一個主要農業區，從地形上說，武昌府的平原區與相鄰的黃州府沿江平原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由於長江相隔才會劃成兩個行政區。元末的社會動盪，對於江東或江西平原來說都是一樣，所以武昌府的平原諸縣也與黃州府一般，充斥著來自江西的新移民。從《武昌縣志》提到：元末戰亂之後，湖北人煙稀少，明洪武初移民墾殖，江西人在縣境定居者甚多，在縣人口來源中佔較大比例。

據統計，88洪武年間的武昌府的民籍人口約為26萬人，加上武昌二衛（武昌衛、武昌左衛）的軍人及其家屬，共有人口數29.4萬，山區縣份稍小，假設每縣平均為2萬人口，通城和通山的4萬人口中有0.4萬移民，另外8縣有人口約25.4萬，其中移民人口為60﹪，就有15.2萬，合計移民人口15.6萬，其中有 85 湖北省普查辦公室編，《湖北省人口研究與預測》（湖北：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頁164，依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資料表示：湖廣山區、丘陵、平原地皆有，而山區佔全省54.45﹪，但平原和丘陵區人口則佔高達68.15﹪；這也是造成江西移民，往湖北移民之因。86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頁554，附錄二，關於洪武時期北平、山東、湖北分府戶口數的考證。作者依據《黃州府志》洪武二十四年所記載的推論。87 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頁43，表1-8〈明代湖北境內衛所建制兵額表〉。88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頁555，附錄二，關於洪武時期北平、山東、湖北分府戶口數的考證。作者依據《黃州府志》洪武二十四年所記載的推論。3.4萬為軍籍移民，89而來自江西南昌府的移民，至少就有7萬人。

（三）、德安府

德安府地處鄂北，曾是南宋、金兩國的分界線，戰爭使得這一區人口消耗極大，蒙古滅南宋，其主力自襄陽突破，鄂北化為一片廢墟。且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轄區僅有雲夢縣未被省廢，其餘各州縣皆是洪武十三年（西元1380）復置，而德安府也被降為州，從屬黃州府或武昌府，至洪武十三年（1380）才復為府。換言之，洪武初年，德安府的大部分州縣已不存在，其原因就在於人口過於稀少。90

地方志或族譜中有記載，《康熙‧孝感縣志》卷6記載：「元至正十六年，明玉珍率兵襲重慶，稱夏主，孝感人都隨之入蜀。事時壽輝兵皆裹紅巾，至今土人言紅巾軍作反，人盡殺，各處人來插草為標者，蓋玉珍等事也。」說明孝感人於元末曾大批隨明玉珍移出，更使此地人口稀少。91

而除江西有大量移民外，湖北鄰近府州亦有移民遷入，以麻城為最多，甚至達勢均力敵之況，這樣的移民格局與黃州府和武昌府有很大的不同，或許由於麻城人勢力太大，於是就衍生江西移民者的合法性問題，有一份應山縣的族譜，即編造出一則關於皇帝視察後移江西人民至德安的神話，以期能與麻城勢力抗衡。

在元末以前，還有一種移民，這些移民從山西移入麻城，洪武大移民時又移入德安，這一批移民在談到自己的原籍時會說是「江西麻城」或「江西麻城過籍」，在他們的心目中「江西麻城」是一個完整的名詞，而不是「江西」和「麻城」這樣的移民典型在湖廣的移民中是經常可以看的見。

據統計，92洪武二十六年（1393）德安府的民籍人口僅為6萬人左右，加上一千戶所，軍人及妻子有0.34萬，93假定移民人口佔人口的70﹪，也只有4.4萬人，這4萬人中應大部分是江西移民，麻城移民因家鄉太近，不可能馬上在德安府取得戶籍，因而洪武二十五年（1392）戶口統計中不會有麻城移民，要到此年後麻城人才陸續入籍於此，以其數量而言，應比江西移民多估為5萬人。

（四）、荊州、漢陽二府和沔陽州（江漢平原）

這一區域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地理單位，即江漢平原，它包括了三個行政區，即荊州府、漢陽府、沔陽州。在元末時此處亦遭到嚴重的破壞，此處呈現出「土曠人稀，耕種者少，荒蕪者多」的凋敝現象。兩湖平定後，政府首先從解決勞動力不足下手，重建江漢平原的經濟。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武陵縣奏請中央從江西徙無田農民，至武陵等縣落戶，使農盡其力，地盡其用。中央很快同意並 8990 《湖北通史‧明清卷》，頁43，表1–8〈明代湖北境內衛所建制兵額表〉。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頁243。從表7-1可以看出即使到洪武二十六年德安府人口只有7萬，與隔壁黃安府74萬人口遠遠不如。91 郭聲波〈四川歷史農業地理慨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3輯，頁113。92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頁555，附錄二，關於洪武時期北平、山東、湖北分府戶口數的考證。93 《湖北通史‧明清卷》，頁44，表1–8〈明代湖北境內衛所建制兵額表〉。

實施遷徙江西人到武陵等縣屯墾的計劃。民國36《孫氏祖譜》卷首「始牽祖」的記載：「前明定鼎，下詔抽江右士庶，以實茲土。」，反映出政府遷狹鄉民到寬鄉民開墾的政策。94

而荊州府也接受相當多的江西移民，1913年《胡氏族譜》提及：「自乎元明革命，贛省兵燹迭見，人民不惶寧處，其由江右而播遷荊楚者，幾如江出西陵。」且從曹樹基1988實地調查，95枝江、宜都及當陽荊門以西於明初有流民活動之痕跡，可見此地曾有過自發性移民進入。

除政府的遷徙外，自發性的流民也大批湧進，因為此處人丁稀少，土地肥沃，再加上當地政府缺乏即時有效的戶口登記來徵收賦役，自然吸引大批流民進入，如沔陽州「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斗，客民利之」，荊州監利縣「湖田又不稅畝，故有強壯盈室而不入版圖，阡陌遍野不出租糧。」皆可看出四方流民大量進入，其中也包括了閩、粵、陜、晉等處的移民，由於來源經濟條件的差別，各地移民的目的也就不同，「東南之人以覓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他們與土著雜處，融為一個整體，共同促進江漢平原人口的增長。96

據統計，97洪武二十六年（1393）這四個府州有民籍人口共49.1萬，減去基本未接受移民的枝江、當陽及以西等九個州縣，即減去人口13萬，其餘為36.1萬。又有安陸衛、沔陽衛、荊州二衛及枝江、長寧及夷陵三個千戶所，軍人及其家屬共7.7萬，98合計軍、民籍人口為43.8萬。其中60﹪為移民，就有人口26.3萬其中民籍移民有18.6萬，軍籍移民有7.7萬。移民中的80﹪左右為江西移民，就是21萬。

（五）、襄陽府及其他（荊襄山區）

江漢平原北方，山脈綿延縱恆在襄陽府、勛陽府與承天府北部，由於此地第東接荊襄，南逼江陵，西達長安，北控洛陽，且為高山大壑，元末，襄陽一帶、勛陽山區，即為紅軍的根據地，由於地形險要又不易管理，所以如《鴻猷錄》載：「國初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朱元璋並在此實施「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99的政策，導致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這區域的人口仍未有補充，以一府之大，人口僅有8萬餘人，不及黃州府的一個縣。但政策施行不落實，到中後期出現「流賊嘯聚山谷百五十餘萬」，可見此地為流民之淵藪，最後引發幾起亂事，100在這些所謂「山賊」被消弭後，當地流民亦被驅離，故此處人口增長數度出現大 94 張國雄、梅莉〈明清時期江漢－洞庭平原的人口變化與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4期，頁100。95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頁144。96 張加炎〈明清江漢平原的移民及其階段性人口增長〉，《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史》，1991年，4期，頁39。97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頁556附錄二，關於洪武時期北平、山東、湖北分府戶口數的考證。98 《湖北通史‧明清卷》，頁44，表1-8〈明代湖北境內衛所建制兵額表〉。99 王一軍，〈明代外來流民對勛陽的開發〉，《江漢論壇》，1998年5期，頁51。100 黃寶月，《明代中葉勛陽民亂與善後建置》﹙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頁92。

起大落。

從明代中期的一份官員奏章中，我們知道從洪武時期已有「各處客商」潛居於此，娶妻生子，成家立業。這就顯現出雖然戶籍上沒有登記，但已有流民遷入。而襄陽北邊的棗陽、光化一帶，居民的祖籍說法都是山西大槐樹或江西大槐樹，這說明山西移民已經從北面進入這一區域。襄陽府地駐有兩衛兵力，軍事和家屬人口共有3.4萬，加上宜城及其他縣份，全部移民人口可能為5萬人左右。

洪武年間，湖北地區的174萬總人口中，土著人口佔43﹪，移民人口佔57﹪由此可見，101洪武大移民對湖北地區人口構成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根據各府的移民原籍約為69萬，佔總人口數的70﹪。在79萬民籍移民中，來自江西的移民約為55萬，其中來自饒州府和南昌府各約為19萬，吉安府移民約8萬，九江府移民為3萬，餘為其他，軍籍移民中也有相當數量的江西軍人。

三、湖廣填四川

元末控制四川的是夏政權的明玉珍，原籍湖北隨縣，家世務農；起事後明玉珍與父老團結千餘人，屯青山，後來加入徐壽輝，被認命為元帥，隸倪文俊部，鎮守沔陽。元至正二十年（1360）陳友諒殺徐壽輝自立，明氏與之決裂，撤軍入蜀，並以兵塞瞿塘，決不與通，102。洪武三年（1370），明對蒙古取得北方勝利，隔年進兵四川，滅夏併蜀。

隨著湖北的局勢混亂，湖廣入蜀者日多；在今天四川省的一些家譜中，留下不少有關的記載，如明禮部尚書吳寬在一部修成于弘治年間的《劉氏族譜》的序言中寫道：「自元季大亂，湖湘之人往往相攜入川，為避兵計。」除因避兵亂遷入的移民外，另外一批移民就是隨明玉珍入川的湖北籍軍人。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督兵萬餘，乘船逆江而上，攻佔重慶，最後佔領了整個四川。隨明玉珍入川的湖北人可分成兩部分：一是與明玉珍一起舉事的鄉人，包括德安府人和黃陂人，地方志中的記載是，玉珍率兵襲重慶，稱夏主，孝感人多隨之入蜀。而黃陂人是因為明玉珍的義弟萬勝為黃陂人，他又是明氏手下的一員大將，其鄉人因此而追隨他赴四川，另一部份是明玉珍鎮守沔陽時招募的軍隊，後來明玉珍入蜀稱帝後，其駐守沔陽的軍隊亦撤入四川。103

明玉珍進駐四川後，又不斷的招攬湖廣籍百姓入川，因為當時四川荒涼，四川是宋元戰爭中受害最深的地區，戰爭在此經歷了半世紀，使得四川人口大量損失，至元十九年（1282）即元軍完全平定四川後三年，當時四川人口約為60萬人，與嘉定十六年（1223）人口相比較僅存10﹪，到元末人口約70萬人左右。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明時期》，頁147，表4-6〈元末明初﹙洪武﹚湖北地區接受的各類移民〉。102 范中義、王兆春、張文才、馮東禮，《明代軍事史》上，中國軍事通史‧第十五卷，軍事科學院主編，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08。103 何炳棣著、葛健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11月第1版），頁25。

這時明玉珍軍隊中的湖北子弟兵，對於四川人口的彌補就很重要，明玉珍到底有多少軍隊？陳友諒與朱元璋決戰鄱陽湖，傾巢而出，自稱60萬，而明玉珍的軍隊就有10～20萬人，而兵敗後，明玉珍進入四川，頗有割據一方的打算，所以他的子弟兵定有可能攜帶家眷。除軍人外，更號召大批鄉親入蜀，因此當時隨明玉珍入蜀的人數應該有20萬，104加上軍人的家眷，當時的移民人口應有40萬人以上，而這樣的移民人數以將近當時土著數量或已經超過。

移入之楚民多於川西，據《民國‧簡陽縣志》訪稱：「洪武二年，湖廣麻城居民遷至簡州者眾多。」《民國‧榮縣志》說：「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遷者，統稱該年由麻城孝感鄉入川，人人言然。」而《民國‧資中縣志》記載說：「無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時由楚來居者十之六七，本省當元之季，明玉珍據蜀，玉珍為楚北隨州人，其鄉里多歸之，逮今五百餘年，生齒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廣麻城孝感人為尤多。」

到成化時皇室於江漢平原大量圈佔「皇庄」，使的湖北出現外來移民多、稅賦重，迫使流民向四川移動。105且農業人口相對過剩時，自然向有需要的地方移動。如明初四川出現了一批田達阡陌的地主，他們需要大量佃戶，自耕農為求生存，攜家帶眷移入，使之四川人口大增。《永樂‧滬州志》卷1提到：「昔元時地廣人稀，四方之民流寓于滬者，倍于版籍所載，移民來自四方，使客籍超過土著。」成為四川的人口結構方式。106當某一地區耕地與人口呈現飽和時，遷徙部分人口至他處就食，以作為緩和人口壓力的最佳途徑，所以「湖廣填四川」自會出現。

四、結語

移民的界定是：具一定數量、一定距離、在遷入地拘留一定時間的移動人口。這樣的界定充份顯現在「江西填湖廣」及「湖廣填四川」這移民區，在元末明初，人口移動的動向，及土地開發的變遷。早期因「湖廣熟，天下足」，且江西有「人口壓力」107的出現，造成移民大量移入，後來元末戰爭不斷，使得移民潮紛紛入蜀避難，加上洪武時期，由於土地兼併厲害，加上某些特定地區人口的不足，於是朱元璋用政治力量介入，徒民墾荒、調軍屯墾使得政治上、軍事上108更能鞏固，以期能增強國力。而在自發性的移民中，常會有江西移民遷入湖廣後，又遷入四川，或湖廣人遷入江西再遷回，也有居住幾代再繼續遷移，這就會造成原籍有「江西麻城」明明麻城在湖廣，為什麼會和江西扯在一起，就是這個原因。而江西湖廣這移民區移徙除移至湖北、四川，也有移民至鄂西北山區，在史藉中就可看出。104105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頁134。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湖北簡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頁232。106 陳世松，《四川通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頁172。107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兩個基本慨念的 在思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頁34。文中將「人口壓力」解釋為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生活資料的增長速度，使得人的平均生活水準下降。108 王瑞平，〈明代洪武永樂年間的遷民及其影響〉，《中州學刊》，1991年2期，頁122。

《萬曆‧巴東縣志》載稱：先是楚蜀歲歉，民多徙於此。《康熙‧勛陽府志》則云：陜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山東、河南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109這些移徙之民和流徙之民，不僅在政治、軍事造成影響，更在經濟上有顯著的變化，110並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後中國人口與土地佈局，這實是明初人口大移徙對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

圖3：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路線圖

參考書目

專

書：

1.何炳隸著、葛建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11月第1版。2.李世平，《四川人口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3.范中義、王兆春、張文才、馮東禮，《明代軍事史》上，中國軍事通史‧第十五卷，軍事科學院主編，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10月。4.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 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頁495。

林金樹，〈明代農村的人口流動與農村經濟變革〉，《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2期，頁29。

1091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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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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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論文：

2.王一軍，〈明代外來流民對勛陽的開發〉，《江漢論壇》，1998年5期。3.王瑞平，〈明代洪武永樂年間的遷民及其影響〉，《中州學刊》，1991年2期。4.李伯重，〈最低「生存水準」與「人口壓力」質疑－對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兩個基本慨念的在思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5.林金樹，〈明代農村的人口流動與農村經濟變革〉，《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年2期。6.高

鍾，〈移民與湖北傳統社會文化之變遷〉，《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47.8.9.10.11.年，5期。

張加炎〈明清江漢平原的移民及其階段性人口增長〉，《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史》，1991年4期。張建民，〈明代湖廣人口變遷論〉，《經濟評論》，1994年2期。張國雄、梅

莉〈明清時期江漢－洞庭平原的人口變化與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期，1989年。郭聲波〈四川歷史農業地理慨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輯，1989年。譚其驤，〈湖南人由來考〉，《長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

1版。

單元：洪武的移民山東

史碩二 90106385 戴順居 日期：91.11.08

一、前言

山東地區是中國歷代以來一個人口稠密及經濟發達之區，縱然經歷元末明初的戰亂，洪武年間山東的人口密度，約為河北及河南兩省的1.5倍。此地區應為人口遷出區，不過，洪武年間山東卻是明太祖移民政策的接納區，無論是軍籍移民或民籍移民。山東的人口分布呈現東密西稀的格局，位於山東西部的東昌府成

為洪武時期山東主要的移民遷入區，造成山東西部人口稀少的原因，不外乎此地區為元末明軍北伐之戰區，就是歸咎於元末發生的天災。111不過，明初亦有幾處收穫較豐的地區，永樂十年（西元1412）江西與山西分別進嘉禾，代表這兩地區年熟之象，故明初遷民，山西籍移出最多。112

明洪武初期的移民主要目的為安撫元末群雄的降兵降民、蒙古官兵與塞外邊民，迨至洪武後期則是希望盡快恢復農村經濟，促進社會繁榮，以達到穩固政權的目的。113這兩種移民政策雖都有移民遷入山東，然而，洪武後期才是山東地區出現大規模移民的時期，因為就《明太祖實錄》的記載，山東真正規模性的移民似乎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後才展開。114明代經過洪武時期的移民墾荒政策，115土地生產力恢復，加以政治昇平，縱使經過「靖難之役」，明成祖亦延續太祖的移徙政策，致使全國各地人口急速的攀升。不過，就山東全省而論，從洪武二十四年至嘉靖五年（1391－1526），山東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僅3.1‰。洪武二十四年至萬曆十八年這兩百年間（1391－1590），明朝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在6‰以上，116山東這樣的人口增長率與其相比顯然偏低。山東地區人口增長緩慢主要是明代中期登、萊兩州人口減少所造成，此二府人口減少主要是居民跨海遷入遼東半島，由此可見，山東在接受移民遷入的同時亦有人口向外遷出。

二、東昌府的山西人

洪武初年北方邊境俘獲的將士和降民大都被遷往政治要地，東昌府則是少數例外地區之一，這說明東昌府的空曠與蕭條。位於山東西部的東昌府不僅接受鄰近省份的移民也同時接納來自山東東部青、萊及登州的移民。117東昌府的移民中除了山東境內的人口流動有明確的數量記載外，對於山西人的移入記載往往依附在河北及河南的記載中，以致無法得到正確的數據。洪武年間東昌府接受移民的111 吳秀玉，〈明洪武年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宜蘭農工學報》，6期，1993年，頁282–285。移民的歷史背景：1.兵禍、2.天災－水災、旱災、蝗害、飢荒及瘟疫的流行。造成中原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以河南、河北及山東為甚。112 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7卷10期，1937年7月，頁597。113 徐

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卷2期，1988年12月，頁185。明初的移徙政策，係以人民不得自由遷徙為前提，一切人口移動均須經政府批准，由中央統籌。主要的移徙政策有以增強邊防與控制少數民族為目的，有以消除反側與復興戰亂地區社會經濟為目的，及以填實京師為目的等三種。114 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頁44。作者將洪武期間的遷民活動分成南北兩區，大抵上以洪武二十一年為界。115 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頁11。洪武三年設司農司機構，督促墾荒，以達到「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的貧富兼利目的，進而實現其治國理念。張敬原，《中國人口問題》（台北：中國人口學會，1959年12月初版），頁287。作者將明代的移民，分為移民墾荒、移民內地及移民京畿。至於移民實邊，則未見實行。116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頁198–216。第六章〈明代的人口增長率〉：對明政府各地區的人口增長率作了詳盡的分析。117 毛佩琦，《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頁205–206。作者將洪武時期各地區的人口遷徙情況作一逐年的條列，其中二十二、二十五及二十八年提到東昌的移民由何時、何地遷入。

時間，從地方志的鄉土資料是延續不斷的，如果使用「以縣為單位平均分配」的方法加以揣測統計可得知從洪武二十二年到二十八年（1389－1395），東昌府接受了6686戶山東東部的移民，剩餘22376戶為山西移民，約合111880人。以《民國．茌平縣志》記載為例，移民的原籍方面，山西移民與山東東三府移民之比為20：7；再者，洪武年間，土著9里，占總屯、里數的25﹪，即代表土著人口占總人口的25﹪，而土著村莊僅占自然村總數的5.8﹪，造成人口數與自然村比例差異如此大的原因可能是：

1、村莊大小不同；

2、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戶口中已包含一批較早遷入的移民；

3、有一些移民未被洪武二十四年的戶口所包括。118由土著里（社）與移民屯數量推測，洪武年間東昌共有40170戶，約合200850人，接受移民總數約29840戶，合147400人，約佔總人口的73.4﹪；土著約10690戶，合53450人，約佔總人口的26.6﹪，可見東昌府是一個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區。

三、兗州府：西部重建東部補充

（一）、兗州西部

兗州西部在元末可說是受黃河水患最嚴重的地區，使得兗州西部的大片區域人煙稀疏，造就了洪武期間的移民條件。119兗州最北部的平陽縣處於東昌、兗州和濟南三府的交界處，地理位置與茌平縣鄰接，該縣洪武年間的移民也是以山西人為主，東三府移民次之，兩縣屬於同一移民類型。西兗州北部的自然村情況亦與東昌府南部相似，土著村莊折算成標準村占總村莊的40﹪。兗州西區的南部諸縣與北方大體相同，該地區現今的望族皆是洪武年間山西的移民充當，反映出移民規模的巨大及土著嚴重的流失。洪武年間兗州西區總人口約78萬，移民約占60﹪，大概有46.8萬，其中1.2萬是軍籍移民，顯然此區屬於重建式的移民區。

（二）、兗州東區

兗州東部來自外地或山西的移民只是零星的，不足與西區相提並論。滕縣是兗州山西移民的聚居區，以滕縣官橋鎮為例，洪武移民僅占總人口的13﹪，故遷入兗東地區的移民人數並不多。因此，兗州府東區在洪武年間是一個人口補充式的移民區，與兗州西區有很大的差別。

兗州府明代初年接納了約57萬左右的移民，大抵上是移入兗州西部，其中80﹪－90﹪來自山西，應有50萬，軍籍移民合計為1.5萬。

四、青州府：人口的對流

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頁271。作者提及在朱元璋統治時期，戰亂剛剛結束，社會經濟的恢復合發展很快，人口也應有相應的較高速度的增長，但這一人口的增長趨勢並沒有從在籍戶口數字中反映出來，這就充分說明在籍人口與實際人口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119 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頁595–596。作者提及明初遷徙之因：1.被兵燹者、2.受河決之患者、3.受水旱災疫之害者、4.受皇莊之害者。

（一）、青州南區

此地區洪武年間的人口遷入，莒縣是一特別的區域。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的大疫，導致洪武年間莒州的土著人口大量減少，約為總人口的35﹪，創造了外地移民遷入的條件。青州南部其它縣，沂源、沂水、沂南及蒙陰四縣與莒縣的移民情況有三個不同處：一是土著人口比莒縣大許多；二是江蘇海州的移民數量少莒縣很多，主要來自山西；三是出現來自河北棗強的新移民群體。計青州南部的移民人口約20萬，海州籍約6萬，山西籍約9萬，棗強籍約為2萬。

（二）、青州北區

由青州府北部的移民原籍，顯示出此地區的移民主體不再來自山西，而是來自其鄰近的河北。以臨淄為例，土著占總人口的82﹪，棗強移民占15﹪，山西移民僅占1﹪，毫無疑問，河北棗強移民已成青州北部移民的主體。棗強只是作為北方一個移民的集散地，應包括真定府及其附近的地區的移民，因為真定府乃是河北地區人口密度最密集之區，也是人口外流的中心之一，洪武年間真定府人口大量遷往鳳陽和山東。120甚至有山西移民由棗強出發的紀錄，如從地理上分析，山西娘子關→真定→棗強→山東是山西移民進入山東最便捷的通道，121故山西移民於棗強稍作整頓再赴山東亦在情理之中。

青州府的移民運動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現象，即青州府不僅接受人口的遷入，同時亦有人口的移出，特別是竟從相對人口稀疏的河北真定府向人口較密集的青州府流動。

五、膠東半島上的軍人世界

膠東半島上的萊州與登州情況頗為相似，號稱地狹人稠，然而此區所接受的移民倒不少，卻以軍戶為主。從戶口數上分析，這兩府每縣的人口眾多，與青州府屬縣不相上下。然而，在民國及今天的氏族或自然村統計中，土著的比例卻非常低，僅占總人口的60﹪左右，反映出膠東半島仍接受了大規模的移民遷入，其中最大宗還是來自山西洪洞縣，河北棗強移民也占了相當大的份量。土著數量的比例不大，最可能的原因應與土著人口的外遷有關，如上文所提東三府的人口遷往山東西部外，應有為數不小的數量遷向遼東半島，無論從土地資源或行政區劃上來分析，這兩府的居民在人口壓力下，很可能遷往遼東這個人口極少的農墾區求生存及發展，這樣的移民即是所謂在生存型的移民潮中主動的求發展。122萊、登兩府在洪武末年共有9衛3所，約53760名將士，合計軍籍人口有16萬人，扣除由當地人充任者，軍籍移民約有13萬，與山東其它地區相較，明顯高出許多。

曹樹基，〈洪武時期河北地區的人口遷移〉，《中國農史》，1995年3期，頁25。121 尹德民，〈明初山東移民來自洪洞縣之考證－－纂修《尹氏族譜》之心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5卷8期，1982年，頁55。作者對山西徙民的東遷除陸路外，亦認為有沿黃河水路順流而下。122 葛劍雄，〈中國歷代移民的類型與特點〉，《歷史地理》，11輯，1993年6月，頁143。

萊州嶗山縣移民普遍有所謂來自雲南烏撒衛123與登州萊陽、招遠二縣稱來自建昌衛（今四川西昌）者，嶗山縣地方志中所列各種族譜應可證明雲南烏撒衛就是指今日位於西南邊陲的雲南省。由雲南與四川遷入山東不太可能是民籍移民，尤其是膠東人口明顯高過這兩個地區，故最大的可能即是軍衛的調動，烏撒衛與建昌衛就是證明。

4六、濟南移民：洪洞人和棗強人

在官修史書中，濟南府是作為一個移民輸出區，不過，在地方志和其它民間文獻裡，洪武時期濟南府也是一個重要的移民接納區。濟南北部地區經過「靖難之役」後人口損失甚鉅，這地區已看不見洪武移民的後裔，充斥期間的是永樂移民的後代。這種情況的產生，應為明成祖對洪武移民活動的延續及補充所造成。125

（一）、濟南北區

先看德州，其地處濟南府西北端，大運河之濱，歷來就是交通要道及兵家必爭之地。《乾隆．德州志》中有記載：「自洪武遷民開墾」一句，可以看出德州亦被洪武移民範圍所囊括，德州府的土著和移民（不計軍籍移民），由其居住的里數計算，土著占總人口的64.3﹪，移民占35.7﹪；從自然村統計則土著為66﹪，移民為35﹪，兩者大致上是吻合的，而移民的主體是來自山西。除了一般性的遷民開墾外，還有軍屯。126洪武九年（1376）明政府於德州設衛，在德州境內設42屯，這42屯士兵及其家屬達到4620戶，13860人，為土著與移民人口的3倍。故洪武時期德州的移民主要是軍籍移民，他們有效的開墾了德州荒蕪的土地。

從齊河縣自然村的統計中揭示出該縣土著僅為總人口的40﹪左右，也就是說民籍與軍籍的移民約占60﹪。所以齊河縣確實存在大量的洪武移民，《民國．齊河縣志》卷3〈疆域〉指出：「屯所係前明洪武間設，俱在古倫、節婦等鄉。」《齊河縣．鄉土志》也有記載：「境內衛戶頗多」，顯然在洪武時期曾於齊河縣境設立許多軍屯。從軍屯數93屯大概可估算出軍籍移民約3萬，在不考慮民籍移民下，而洪武年間移民占總人口60﹪的假設成立，那麼該縣人口就有5萬。若再加上民籍移民則超過5萬，這與當時濟南府的大縣萊羌5萬人口相較之下，齊河縣的民籍 123 風

良，〈明初移民山東的雲南地望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期，1993年，頁100。作者認為雲南指的是雲中地區之南。不過曹樹基認為這樣的說法不足以令人信服，故未採納。124 續

琨，〈明初洪洞移民考略〉，《東方雜誌》，15卷7期，1988年6月。就史料而言，山西移民大抵上皆出於太原、平陽二府及澤、潞、遼、沁與汾州，但歷來傳說均謂移自洪洞縣。作者對這個問題推測了三個原因（頁53）。並對著作前與洪洞移民相關的論著成果作一詳細的介紹（頁53–54）。計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7卷10期，1937年7月。次為郭榮生，〈山西洪洞縣大槐樹考〉，《山西文獻》，8期，1977年。125 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頁47。126 吳秀玉，〈明洪武年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頁287–289。作者認為明太祖為振興中原施行了民屯及軍屯兩項移民制度。

人口顯然不多，因此設立大量的軍衛屯田，以求土地的開墾和經濟的發展。濟南府北區的東部諸縣，移民情況類似齊河縣，濱州、蒲台、陽信、沾化等縣，土著人口所占比例不高，與兗州西部的水平相當，此地區也是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區，移民大多來自河北。

（二）、濟南南區

肥城縣與兗州府相鄰，其人口的遷入與兗州頗多類似，由自然村統計得到其土著村莊占總數的68﹪，剛好介於兗州府的東部與西部之間，與濟南府北區有很大的差別。淄川一帶土著人口高達81﹪，與青州的臨淄相當，是濟南府中最多的。

概言之，濟南府的移民可作如下表述：

一、黃河以北地區，除濱縣外，多數縣份的洪武移民在數量上不敵永樂移民，這是「靖難之役」後重新組織此區域移民的結果。濱縣與黃河以南的各縣由於未受「靖難之役」的影響，也就不需要永樂移民的補充，故濟南府黃河南北兩岸的移民呈現不同的類型。

二、就移民的原籍而論，主要來自山西與河北棗強，其中以山西移民分佈最廣。棗強籍移民大都遷入濟南府東北部及東部一帶。

三、儘管齊河縣和濱縣的移民比例高於30﹪，濱縣以北若干縣可能超過40﹪，但考慮到淄川一帶移民比例不足30﹪，大致上濟南府移民比例約30﹪。

洪武年間濟南府的民籍人口總數約為136.5萬，其中30﹪為移民約41萬。山西移民占總數的60﹪約24.5萬；棗強30﹪約12.3萬。

七、結語

洪武時期山東地區的移民，是整個華北地區移民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從移民的組成來看，移民的來源不再是南方人口；移民的形式則呈現多樣，有行政、軍事遷民與自發性移民之分。127就山東全省而論，洪武年間移民占其總人口的35﹪左右，其中還包括一部份省內不分區域之間的人口流動。從這一角度說，山東的移民是人口補充型。分區而言，則東昌府及兗州西部屬於人口重建式移民區。造成山東省境內人口流動如此的差異，乃因元末戰亂毛貴佔領山東，他經營屯田，立三百六十七屯於萊州，使得山東東部受到戰亂破壞較少，這就是山東人口比山西、河北、河南多的原因。可是西部的東昌府，由於處在交通要道上，所受戰亂破壞較大，荒閒之地較多，於是東昌府成為山西主要的移入區。128然而，山東東部人口密集程度高過鄰近地區，它同時亦接受外來的移民，山東東部地區就成了此時期移民由人口密集趨向人口稀疏區移動的反例。129 127128 李令福，〈明代山東省人口發展的時代特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期，1994年，頁149。

吳秀玉，〈明洪武年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頁288。129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頁456。

洪武年間山東地區接受的184萬民籍移民中，來自山西的移民人口最多，達到121萬，占移民總數的66﹪；次則為來自河北的移民，達35萬餘，占移民總數的19﹪。河北移民大抵上自稱來自河北棗強縣，不過大多數應該來自真定府，當然也包括棗強縣，也可能有來自山西的移民混雜其中。遷自山西與河北棗強的移民構成了山東地區移民的主體。

洪武時期的移徙政策，大致上來說是成功的，特別是在開墾荒地以復興戰火摧殘地區經濟方面，成效最為卓越。例如：洪武後期從山西遷往山東東部、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附近的東昌、大名、彰德等七府約6萬戶遷民，開墾了二萬六千多頃土地，不過三年工夫，歲收三百餘萬石榖、一千二百萬斤棉花，另外又種了一萬二千多頃的麥苗，又過了三年榖類更增產至五百五十六萬石。130在人口成長方面，從明初至正德年間是不斷增長的，以後則呈現下降趨勢，主要原因是由於土地兼併劇烈，階級矛盾尖銳，出現大量流民，使戶口數字無法進行有效的統計。131明初的強制遷徙政策雖造成遷民的不便與痛苦，但就整個大局而言，移徙政策對明初政府統治權的鞏固產生了相當的作用。

徐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頁186。

朱亞非，《山東通史．明清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頁176。作者在頁30–31，以數據提出證明山東土地兼併與人口流失問題的嚴重性，產生國家財政的短收及階級矛盾，造成政治上的不安定。

130131

圖4：李令福，《明清山東農業地理》（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初

版），頁75，〈明初山東移民路線示意圖〉。

參考書目

專

書：

1.毛佩琦，《中國社會通史．明代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2.牛建強，《明代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3.朱亞非，《山東通史．明清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4.張敬原，《中國人口問題》，台北：中國人口學會，1959年12月初版。5.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6.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7.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8.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8月初版。

一般論文：

1.尹德民，〈明初山東移民來自洪洞縣之考證－－纂修《尹氏族譜》之心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5卷8期，1982年。2.吳秀玉，〈明洪武年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宜蘭農工學報》，6期，1993年。3.李令福，〈明代山東省人口發展的時代特徵〉，《中國歷史地理論叢》，3期，1994年。4.風

良，〈明初移民山東的雲南地望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期，1993年。5.徐

泓，〈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卷2期，1988年12月。6.7.8.9.單元：洪武的移民北平

史博二 090066049 呂允在 日期：91.11.01 曹樹基，〈洪武時期河北地區的人口遷移〉，《中國農史》，1995年3期。郭豫才，〈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7卷10期，1937年7月。葛劍雄，〈中國歷代移民的類型與特點〉，《歷史地理》，11輯，1993年6月。續

琨，〈明初洪洞移民考略〉，《東方雜誌》，15卷7期，1988年6月。

一、前言

明初的中原移民，以洪武時期最多。在明太祖平定天下以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於是「田野闢，戶口增」便成為振興中原之急務。洪武三年（西元1370），鄭州知州蘇琦召流民墾荒之計為太祖所接受，於是有組織、有計劃的移民措施就此展開。移入地區為北平、北平以南、河南的北部，和山東的西部。北平為元朝之故都，亦是元末群雄爭鬥的主要戰場，因此在經過戰亂之後，人口勢

必減少，所以必須透過大量移民以實之，其移徙人口除來自塞北沙漠和山後之外，還有山西。132「移徙」之定義，據《明史‧食貨志》之解釋為：「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可見「移徙」是在政府策劃下有組織有計劃的國策。133歸納洪武的北平移民原因，不外是基於地理、軍事、政治等因素。本文且就「譜牒及碑文中之移民資料」、「山西移民之過程」及「北平各府的移民概況」三方面分別述之。

二、譜牒及碑文中的移民資料

譚其驤認為：「要研究移民史，應該一個地區一個地區逐步研究，或一個時代一個時代逐步研究，而不應急於研究全面的史略、史要或簡史，弄清楚各地區人民的來歷，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課題。」134因此，吳秀玉從北平人民所藏的譜牒、碑文研究起，將研究所得列表，在此更改為文字條列說明如下：135明洪武時期，原籍山西洪洞縣移居北平濮陽縣井店鎮（資料來源：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十五，陳姓53戶、邵姓21戶，公立〈陳邵玫碑〉）；原籍山西洪洞縣移居北平長垣縣（資料來源：清乾隆三十二年，王交泰〈明故始祖諱良王公墓碑〉）；原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移居北平邯鄲縣居城隅西南莊（資料來源：清光緒二十八年，田潤江《田氏祖譜‧引》）；原籍山西潞安府潞縣移居北平東明縣東明集東盧家寨（資料來源：清康熙五十五年廬汝功《盧氏譜序》）；原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老鸛窩移居大名府東明縣漢軍營（資料來源：王子賢、王彩元，《王氏合譜》）；原籍山西烏邑縣民移居北平河間縣（資料來源：明正德五年二月，顧東齒、顧贊襄，〈顧氏祖碑先考劉公、崔氏之墓〉）。由上列得知，譜牒、碑文是記述祖先的移徙經過，研究洪武年間移民史的極佳材料之一環。

三、北平的山西移民過程

洪武時代的北平，其轄境相當於今之河北省的大部分，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北平的山後地區則是指今河北宣化至遼寧遼陽之地。洪武時期的山西人口遷移活動，大致以洪武二十一年（1388）為界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移民主要為消弭內患所需之軍事性移民，而後期移民則主要是以縮小人口分布不均為目的之墾荒性移民。136

吳秀玉，〈明代洪武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宜蘭農工學報》，6期，1993年，頁288。133〈明代洪武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頁277。134 譚其驤，《長水集‧自序》（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頁4。135〈明代洪武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頁269-274。136 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頁291。

洪武二十一年（1388），遷山西澤州、潞州人民於北平，之後又屢遷浙江人民於北平。洪武二十二年（1389），後軍都督朱榮奏山西貧民徙居大名、廣平者，凡給田二萬六千七十二頃。山西沁州民張整等116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乃令回沁州召募居民。洪武帝以山西地狹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北平等曠土耕種，故從整等來應募也。洪武二十五年（1392），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恪、徐禮還京，先是命恪前往諭山西民願徙居廣平、大名等府者，凡598戶。137洪武三十五年（1402）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各州府縣，仍戶給鈔，使具農具種子，五年後徵其稅。138

明初於邊區設立衛所，每令其地之原有居民，徙於北平等地，俾其田地得供該衛所屬有軍籍者耕植。而北京附近之原有居民，又另徙於別地，俾自外地遷入之有軍籍者，得以耕植。洪武三年（1370），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3.58萬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徙沙漠遺民3.28萬戶，屯田北平。139洪武的北平移民原則，即把農民從窄鄉移到寬鄉，從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廣的地方，召鄉民無田墾闢，每戶給十五畝地，又給二畝地種蔬菜，有餘力者不限畝數。同時也規定皆免三年租稅，以鼓勵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因此山西自然成為明初遷民之淵源。140

茲將明太祖在位期間，山西民移至北平一帶的墾荒情況，依據《明史‧地理志》說明如下：洪武二十一年（1388），從山西省澤州之高平、陽城、陵川、沁水等縣，及潞州之上黨、壺關、長子、潞城、屯留、襄垣、黎城等縣，移入北平真定府定州、冀州、晉州、趙州、深州之真定、井陘、獲鹿、元氏、靈壽、槁城、欒城、無極、平山、阜平、行康、新樂、曲陽、南宮、新河、棗強、武邑、安平、饒陽、武強、柏鄉、隆平、高邑、臨城、贊皇、寧晉、衡水等縣；及移入北平府聽州、霸州、涿州、昌平州、薊州之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漷縣、寶坻、文安、大城、保定、房山、順義、懷柔、密雲、玉田、豐潤、遵化、平谷等縣；洪武二十二年（1389），從山西沁州之沁源、武鄉等縣，移入北平大名府、北平府開州之元城、大名、魏、南樂、清豐、內黃、濬、滑、長垣、東明等縣；洪武二十五年（1392），從山西沁州之沁源、武鄉等縣，移入北平廣平府、大名府之永年、曲調、肥鄉、雞澤、廣平、成安、威、邯鄲、清河等縣。由上列顯示明太祖的民屯措施，是移山西澤、潞、沁三州於北平、137〈明代洪武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頁278。138 續

琨，〈明初洪洞移民考略〉，《東方雜誌》，15卷7期，1982年，頁51。139 羅香林，〈中國族譜所見之明代衛所與民族遷移之關係〉，《大陸雜誌》，39卷10期，1969年，頁304。140 張

青，《洪洞大槐樹移民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頁209。

真定、廣平、大名四府。北平、大名各有兩次移填，由移填次數的多少，就可知其空虛的程度。1

41四、北平各府的移民

（一）、北平府

北平府即元代的大都路，也是元大都之所在地。洪武二年（1939），由於戰亂因素，整個北平府城鄉幾乎成為曠野，朱元璋令下「徙北平在城兵民于汴梁」，此即為元代後期北平城中80餘萬人口大量散失之主因。

洪武二年至洪武八年（1369-1375），北平府人口遽增之因，主要是山後移民遷入的結果；洪武八年（1375）以後，外地的人口遷入停止，人口增長的主因轉為人口的自然增長。142

在北平府時期，北平地區的人口遷移是屬於「區域人口離散遷移」與「外地人口內聚遷移」交互進行的階段。143朱明王朝定都南京，降元代政治中心大都為北平府治。為適應當時政治與軍事紛爭的需要，明政府於洪武初同時實行了兩手策略：

一、是派遣軍隊與官吏進駐北平地區，並在北平府城置「燕山等六衛，以守御北平」。六衛軍士皆南來之北伐軍，3.36萬人，連家屬在內共計約8.4萬人，同時招撫北逃軍民等。這對北平地區而言均屬人口類聚遷入類型。

二、是有計畫地遷散元朝遺民（大都城市人口）。其中包括：1.北平府應有南方之人，願歸鄉里者聽；2.征元故官送至京師；3.徙北平在城兵民于汴梁；4.縱降人北還。此外，明軍北伐雖稱「人民皆安堵，市不易肆」，但事實上，大都地區人口因戰爭各自逃徙者頗眾。無論明朝政府將原大都人口南遷，或縱其北還，還是軍民的自發流徙，均屬於北平地區人口離散遷移的類型。當時遷出人口因限於資料無法確指，但是根據明初總人口數推斷，遷出遠遠多於遷入。因此，明初離散遷出北平地區人口政策的實施，是當時區域人口銳減，且減少到為歷次政權更替以來，人口規模最低點的主要原因之一。144

總之，北平府時期是北平地區人口遷移的高潮時期，經歷了一個遷入軍人，大量遷出大都官吏軍民，再大量遷入軍民戶口的過程，從而鞏固了明朝政權在北平地區的統治，且較快地恢復了殘破的區域經濟，增加了區域人口，145

（二）、永平府

141〈明代洪武間山西移民河南、河北、山東考〉，頁279-281。142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明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頁102-103。143 韓光輝，《北京歷史人口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頁258。144 《北京歷史人口地理》，頁259。145 《北京歷史人口地理》，頁261。

永平府轄地狹窄，屬縣少。由於該府地處燕山之麓，屬於北平邊塞的一個組成部分，隘口眾多，地勢緊要，又處遼東與華北的交通道口，山海關即在其轄境之內，故成為重要的軍事戰略要地。軍衛多而民戶少，是明代永平府人民構成的一重要特色。

《明太祖實錄》中有關於從關外移邊民入永平府的記載：洪武六年（1373），從遼東瑞州遷邊民入永平府之灤州（今灤縣），人數不詳；洪武十年（1377），遷山後降民往北平、永平兩府。此說明了自洪武六年（1373）的遷民活動以後，永平府北邊外的人口已經不多。就永平府所轄六州縣而言，在洪武時期的大移民中，平均每縣接受的移民，根據推測達5千人左右。

洪武年間，來自山西和山東的移民村共達二十六個。規劃後的結果，土著和移民的比例大致相當。洪武時期永平府地有永平衛和山海衛二衛，軍士與家屬合計約有3.4萬人口。

（三）、河間府

位於北平府南面的河間府(治今河間市)，在宋金時代的大混亂中，人口有很大的損失。根據嘉靖《河間府志‧財賦志》記載得知，河間府大部分縣中的土著社是不多的，這不多的「社」中還包括一些洪武以後新編的社或移民「社」。一般而言，屯為移民，社為土著。河間府的移民可透過屯、社名稱的含義探索其代表的人口的身份和性質。

洪武元年（1368），明軍下河間，始定縣治，編里甲人戶僅3百有奇，以故疆土視旁邑僅三分之一耳。以交河縣為例。萬曆八縣志作者在追溯移民情況時，說洪武初年有遷民十屯，以後「有九屯不及大里之一甲」。根據交河縣和吳橋縣的記載，來推測洪武年間河間府屬縣土著與移民的比例，可推測洪武年間交河縣有遷民十屯，另有土著里七個，移民佔全縣人口60%。而吳橋縣，假定洪武五年（1372）所設五里皆為土著、洪武十四年（1381）增設之四里皆為移民，則移民占人口的比例為45%。二縣合計，移民占人口的比例為54%。由此得知，河間府洪武時代的移民與土著人口的數量大體上是相當的。

（四）、保定府

弘治《保定縣志‧戶口》記載了該府在洪武年間的兩組戶口數據：從洪武十年到洪武二十四年（1377－1391）的十四年間，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為6.5‰。由於山後移民的遷入在洪武八年前即己完成，此後這一帶便沒見過規模性的人口遷入，所以洪武十年至洪武二十四年（1377－1391）間的人口增長可視為人口的 49 自然增殖。146

歷史文獻中幾乎沒有關於洪武年間保定府接受移民的記載。《萬曆‧保定府志》記載了各縣的社、屯名稱，其中有些具有社有屯，也有些具有社無屯。因此，我們只能就有社有屯的縣進行分析，以期得出有關移民規模的正確估計。

根據統計，洪武二十四年（1391），保定府有人口35萬餘人。由於保定府的大部分縣中沒有記載移民地名，故無法推測移民的份額。據推測，保定府的移民除了來自山西外，尚包括來自山後地區，山後移民遷入北平以南約為14萬人，遷入河間府地約為10萬左右，遷往保定府約四萬人，其他的移民主要應來自山西。

從目前少量的資料而言仍可以肯定這場移民運動確實地發生過，只是其規模略比北平和河間兩府為小。

真定府（治今真定縣），洪武年間的北平地區，以真定府人口最為密集，但並無移民的文獻探討，唯有《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二十一年（1388）遷澤州、潞州人民往真定閒曠之地耕種。人數不詳。

（五）、平府和大名府

廣平府（治今永年縣），大名府（治今大名縣東北）。在《明太祖實錄》記載的移民活動中，河北地區的廣平和大名兩府總是連在一起的。廣平和大名兩府轄縣與山東東昌府相當，故其移民數量或也大致與山東東昌府相當。洪武二十二年（1389）兩府的山西移民約為6.2萬人。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兩府的移民合計也有6.6千人。洪武二十五至二十八年（1392－1395）間，廣平府和大平府共增加山西移民8萬人，每府有移民4萬人。147從人口數上說，廣平及大名兩府共有移民人口近15萬人。除了政府組織的移民以外，還有相當數量的自由移民在政府移民之前或之後遷入，但這批人口卻無法從洪武戶口及屯社資料中反映出來。

五、結語

移民是明太祖的一項德政。從族譜、碑文、正史、文獻上都確切記載著明洪武的移民。它是在一次革命大破壞之後的一項重大建設，是恢復社會生機、鞏固新政權的一項措施。移民結果造成了墾田數目增加、人口增加、農產增加、府縣升格、軍糧得保障之功效。

洪武時期北平各府的移民人口構成如下：北平府的移民人口約58.2萬人，146147 《中國人口史‧明時期》，頁103。

《中國人口史‧明時期》，頁108。

第二篇：《明代移民》教案

兰亭小学地方课程集体备课记录

年级

五

主备人

刘小云

参加人员

五年级地校老师

内容

我的家乡第五册第一单元

课题：《明代移民》

参

加

人

员

建

议

1.通过介绍我们的祖先的来历，培养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例如勇于发言，积极参与讨论，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

2.通过调查访问、观察等形式了解我们当地移民的传说和故事

3.在合作、自主、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培养学生查找资料、访谈、资料研究、合作交往的能力。

4.通过了解大槐树的故事，进一步萌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从小关心家乡的发展，为家乡的发展献计出力。

5.通过网上收集本村迁址的历史，了解家乡的变迁。

6.学习我们先辈在移民后的勤劳美德，渗透我校“真善美”生态课堂理念

《明代移民》教案

教学目标：

1、了解大槐树的传说

2、了解脚指甲复形的传说

3、学习我们先辈在移民后的勤劳美德

4、渗透我校“真善美”生态课堂理念

课前准备：

1、学生了解我们当地移民的传说和故事

2、网上收集本村迁址的历史

教学过程：

一、导入

1、交流课前学生了解我们当地移民的传说和故事，和网上收集本村迁址的历史。

2、读歌谣，你是怎样理解歌谣意思的?

二、自学课文，了解了大槐树的传说和脚指甲复形的传说故事。

2、毛贵起义：

3、自学大槐树的传说试着讲给同学

4、脚指甲复形的传说故事试着讲给同学听

三、课后作业：

1、把大槐树的传说和脚指甲复形的传说故事回家讲给家人听。

2、咨询家中姓氏的历史或者了解家谱的历史渊源。

第三篇：中国工艺美术史明代家具

1:造型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特点：

尺度适宜，比例均称

收分有致，稳健挺拔

以线为主，富于弹性

造型大方，细部精致 尺度适宜，比例均称 严密的比例关系和舒适宜人的尺度，是功能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收分有致，稳健挺拔

明式家具的收分，腿部从下端至上端逐渐收细，并向里略倾，腿下部比上部略粗，使家具具有稳健、挺拔之感，同时具有安定稳重之感。

以线为主，富于弹性

线脚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线型流畅，舒展刚劲。如圈椅的设计，曲线圆劲有力，极富韵律节奏美感，造型雍容大方。

造型大方，细部精致

明式家具造型洗炼，落落大方，同时在细微之处又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恰如其分的处理，如靠背、线脚、铜件均精美舒适。明式家具艺术风格

古

明式家具崇尚先人的质朴之风，追求大自然本身的朴素无华，不加装饰，注意材质美，充分运用木材的本身和纹理不加遮饰，利用本质肌理本色特有的材料美，来显示家具木材本身和自然质朴特色。

雅

明式家具的材料、工艺、造型、装饰所形成的总体风格具有典雅质朴、大方端庄的审美趣味，如注重线型变化，券口柔和，形成直线和曲线的对比，方和圆的对比，横与直的对比，具有很强的形式美。

总之，明式家具风格典雅清新，不落俗套、耐人寻味，具有极高的艺术品位。精

明式家具做工精益求精，严谨准确，一丝不苟，非常注意结构美。

明式家具尽可能不用钉和胶，因为不用胶可以防潮，不用钉可以防锈，而主要运用卯榫结构，榫有多种，适应多方面结构，既符合功能要求和力学结构，又牢固美观耐用。丽

明式家具体态秀丽、造型洗练、形象淳朴、不善繁缛，特别注意意匠美，注重面的处理，比例掌握合度，线脚运用适当。

并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框架结构，使家具造型方圆立脚如柱、横档枨子如梁，变化适宜，从而形成了以框架为主的艺术特色，使明式家具具有了造型简洁利落，淳朴劲挺，柔婉秀丽的工艺美。

古雅精丽体现了明式家具简练质朴的艺术风格，饱含了明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浸润了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

明式家指的是明之清康雍年间，以硬木家具为代表的优质家具。它们材料精良，品类繁多，做工考究，装饰古雅，造型洗练，尺度合宜，风格典雅，是古典家具的辉煌代表。明式家具的重要产地有北京、扬州、徽州、广州等，最重要的是苏州。

明式家具

一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

1，从生产的角度看，阶级社会的工艺美术不外官府和民间两种。官府的产品设计、造作秉承上命，绝容不得以工匠的创作破坏了钦定的法度。民间的产品大多要投入市场，工匠既然赖以为生，作品就必须迎合主顾的趣味。因此，通过工艺美术，能对时代审美风尚及其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2，工艺美术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性质，尽管它不是纯艺术，创作不以震撼人心或道德说教为宗旨，但人们却无法在衣食住行中逃避逃避工艺美术，在日常生活中，它却永远在源源不断的提供着形式语言，潜移默化的培育起人的基本审美意识，如影随形般左右了人的终极审美判断。总之，工艺美术发挥的方式别致特殊，但产生的功效深远强大令其他艺术门类无法企及。

二

黄河中游是中国彩陶最早产生的地区。

黄河流域是中国彩陶最发达的地区，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上游分布着马家窑文化和齐山文化。下游有大汶口文化。

黄河流域的彩陶分为：半坡、庙底沟、马家窑、半山、马厂。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的仰韶村，马家窑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临 马家窑村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有多个类型先后有了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三

适用于艺术

1）适用：工艺美术讲求适用，陶瓷虽是中国原始艺术的早期样式，但对适用的原则以体现明确。

A 适用只要表现与造型。原始陶器中，钵、碗、盆、罐、壶、瓶造型都与圆关系密切。罐、壶、瓶大体是圆的拉长，应为圆无棱角，无论使用。携带，均难碰伤，圆还可承受最大的压力，不易变形，用作容器造型则具有最高的耐用性。B 原始陶器的适用还表现于器物的尺度和比例。原始陶碗的口径大多在12—20厘米之间，其中15厘米上下的尤其常见，这样的大小不仅方便端执，且碗内的食物或汤水重量适宜，因此今日碗的口径依然在15厘米左右。

2）艺术：A最能代表原始陶器装饰成就的是彩陶，彩陶上最常见的动物纹到抽象的几何形，演变的轨迹十分清晰。B彩陶装饰最常见的部位恰恰是最适宜观赏的部位，而壶罐的进底处于盆的内底和外壁，却不便观赏一些彩陶图案，也因人视线的高低变化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这种做法即今日所谓的立体设计，总之，原始社会彩陶非常讲究适用于艺术。四

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分布在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一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红山文化1935年最早发现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

五

古代铸造青铜器主要利用陶范，也有少数用石范。

鼎的体量尤其巨大，最著名的是司母戊方鼎。青铜铭文早已有之，铭文最长的是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食器：按照功能，食器还能细分为鼎、、等烹煮器，鼎虽被归入烹煮器，但烹煮肉食仅是其中的功能之一。作为礼器的中心，鼎很早就被赋予了“明尊卑，别上下”的意义。青铜莲鹤方壶是一对，为郑国器物，对青铜艺术郭沫若造诣精深，他说盖顶展翅欲鸣的时代精神。

青铜“虢季子白“盘是已知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盘。

六

设计与构图：

A夏商西周的青铜器的装饰走过了一个由简陋走向繁缛华美，而后再趋向单纯的历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一般简陋，这是铸造技术尚未成熟的表现。B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的装饰就明确表现出繁缛瑰丽的特色，动物纹是装饰的主体，强调立体效果是此期装饰的突出现象，常以云雷纹做地，主纹是高出地纹的动物纹样，其上再加饰纤细线纹，就形成了商晚期极盛的所谓三层花纹，立体效果还表现在凸起的扉棱和圆雕动物形的附件。C西周中晚期，尽管仍有装饰繁缛瑰丽的少数实例，但简素平朴的大潮流无可阻挡，它们有明显的几何化倾向，布局由满密转向简洁，二方连续的带状排列数量日益增多。七

《考工记》是我国已知的的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手工业技术著作。

素纱褝衣，汉代马王堆墓出土两件，褝衣是古文献里的名词，指无衬之衣。八

印染：主要有

罗地促进绣宝相花纹拜垫，在高贵的红罗地上盘金坠珠，效果自然富丽豪华，但蹙金之法，唯以根根金线排列，图案形象不会精彩。199页

九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有五弦四弦之分，前者产于印度，后者传自波斯，图示琵琶为五弦，而焊拨上的骑驼人物却抱着四弦琵琶。

十 汝窑开片指瓷釉中的裂纹，它是因胎、釉不同的收缩率而在焙烧后的冷却中形成的。原为烧制中的缺陷，但因其纹理有特殊的效果，成了一种人为的特殊装饰。开片也因形态等的不同，而有多种名称。

十一

纳石失是波斯语织金锦的音译。

十二

织御容与织佛像

这是元代特有的精美丝织物，是官府作坊转为皇家织造的，所织系已故帝、后及王、妃的肖像。

十三

青花

元代陶瓷最大的贡献就是青花的成熟。青花是种釉下彩绘瓷器，它以氧化钴为呈色剂，在坯体上绘画图案，罩釉后，高温烧成，器物呈白底蓝花或蓝底白花的效果。五彩是釉上彩

粉彩是釉下彩

釉里红是釉下彩

十四

漆器

A漆雕和张成、杨茂

B螺钿和黄生

C戗金和彭君宝

D木质银裹漆瓮

十五

元代的江南有些著名的织工，佼佼者是嘉兴的朱碧山。

渎山大玉海是现存最大的古代玉容器现藏于北京团城。在蒙元帝后亲贵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十六

明末，中国科技史上出现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刊于崇祯年

十年，详尽的记录了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其中，纺织、印染、陶瓷、冶铸、琢玉等部分包括了原料、产地、工具构造、制作技术等诸多内容，且图文并茂，是研究古代工艺美术的珍贵文献。

十七

德化白瓷胎体致密，釉色以如白为主，纯白、泛青或闪灰着次之。

十八

掐死珐琅俗称景泰蓝，是一种硅酸盐类的装饰材料，以石英、瓷土、长石、硼砂等经粉粹熔炼后制成、经过制胎、掐死、焊接、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工序制成。十九

宣德炉是宣德时官府铸造的一批精妙铜器。它们色泽美观，造型古雅，器形丰富，为古代铜器的佼佼者。

二十 粤、蜀、湘、苏被成为四大名绣。

珐琅彩是规格最高的 粉彩也称软彩，是受珐琅彩影响产生的釉上彩品种。（西洋人物图双联瓶）二十一

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今存古代再大的玉器。

二十二

匏器的范制葫芦最独特，做法是，以初结的葫芦纳入阴文模范，秋老取出，造型，装饰悉如人意。匏器战国已有，日本现存被鉴定为唐代的实物。

鎏金：是一种金属工艺装饰技法，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即用金汞（金与水银的合金）涂于器物表面，经烘烤后，汞蒸发，唯金留其器物表面，呈现纯金制作的效果。

金银错：也叫错金银，是我国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金属装饰技法，即在要装饰的器物表面画好纹饰，再用锐器按纹饰刻出工整的凹槽后，嵌以红铜或金银丝，最后用厝石把器表错平磨光，呈现出鲜亮明亮的色彩和清晰的纹样。螺钿：是一种漆器装饰技法。做法是以蚌片在漆器上拼嵌图案，其源头可上溯到西周。嵌片有厚薄之异，薄螺钿的美妙不仅在于图案更精细，还在于能展现出更绚丽的色彩。黄生

失蜡法：春秋时期发明的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做法是用调入油脂的蜂蜡制成内模，在内模上敷泥浆等，预留孔洞，制成外范，待外范干燥，高温烘焙，内模融化成液，由孔洞排出，外范内形成和内模一样的空腔，再从孔洞注入铜液，冷却后，剥去外范，既得与内模相同的铸件。

缂丝：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通经断纬地装饰丝织品。其工艺特点是通经断纬，做法为把本色经丝挣在织机上，用小梭将各色纬丝按轮廓逐块织成花纹，纬丝并不贯穿幅面。因为图案是逐块织就的，花纹轮廓处都要回纬，放花纹轮廓若与经线重合，便因回纬拉出窄丝的间隙。有如刀刻。名家朱克柔。

戗金银：是一种漆器装饰工艺，两汉时期萌芽，南宋时鼎盛。做法是，先在漆地上刻画出图案，于刻纹内上漆后，然后填以金银箔，效果极其富丽。这种技法的源头可上溯到西汉时的填金彩的针刻。彭君宝、元代著名银工朱碧山

纳石失：是波斯语“织金锦”的音译，图案以片金线或金线织出，效果富丽华美。出现伊斯兰情调甚至狮身人面纹样。青花：是一种釉下彩绘瓷器，它以氧化钴为呈色剂，在胚体上描绘图案，罩釉后，高温烧成器物呈白底蓝花，或蓝底白花的效果。

渎山大玉海：是蒙元时代最重要的宫廷贮酒器，呈色青黑，杂以白色斑纹，外壁碾琢波涛中的龙，马，猴，鹿，犀等异兽，形象丰满。玉海体型巨大，胎壁甚厚，造型雄武硕大，通体略椭圆形高70cm、口径135-182.cm约重3500kg，是现存最大的古代玉容器，现藏于北京团城。

很大可能考的大题：唐三彩、五弦琵琶、唐代木器、原始陶器、明式家具等好好看看。

第四篇：地权的困境：明代史个案研究

取财于地，取法于天。

——《礼记·郊特牲》

先贤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选取明史作为个案，意在以断代史研究的方式对传统专制制度下的土地法制作一个全程式考察。明王朝兴于开国之初的地权均平，灭于积重难返的地权困境，笔者尝试以尽量俭省的笔墨从法律制度的视角描述这个由治而乱的过程，分析法律制度所导致的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巨大危险。本文的命题是，明代地权困境的实质是整个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困境，回避这一要害问题，无论是土地的定期性调配还是财政赋税层面的改革都不过扬汤止沸而已，专制主义不除，地权困境就永远是一柄按在中华民族咽喉上的利剑。

一、地权基本格局

《明史·食货志》曰：“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谓民田。”

官田和民田不完全等同于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官田，从产生依据看，包括皇帝的个别赐予、依法令设立（如屯田）、依官职取得为官服务的（如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为公益目的（如学田）；但是，从权属看，则包括国有土地（如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屯田等）、皇室所有土地（如皇庄）、官僚贵族所有土地（如赐乞庄田）。这一点倒是表明了古代中国“官”与“公”之间的一种无法区分的暧昧关系。民田，指官田以外的可买卖的土地。经过元末战争，大批土地荒芜，战乱又导致大量流民，明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因而地权趋于分散，自耕农所有占相当大比例。这部分土地属于民田。

明代土地的权属格局是在官府主导下构建起来的。朝廷有权宣布任何一片土地为官田，明初为财政目的抄没江南民田即为一例，发展屯田和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也反映了官府对土地的直接分配。所以，官府行为是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次是民事流转。明代法律明确规定，官田“不许私自典卖”，民田得以典卖、继承、赠予等方式流转。明中叶以后，土地流转频繁，有“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之说。民间典卖土地，自行立契，按则纳税。但是，土地的民事流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间惯例的限制，主要是在典卖田宅时，本族、本宗、本姓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民田的卖方不得自由选择买方，而买方如不具有与卖方同族、同宗或同姓的身份，则无权购买。

明代黄册、鱼鳞册的编制建立了确认土地权属的制度。《大明律》则对盗卖田宅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刑罚，为土地所有权的成文法保护确立了基本规则。

二、里甲赋役制度

在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上，明初制定了严密的黄册里甲制度，控制田亩和户口，以便征派赋役。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户籍制度基础上进而建立黄册里甲制度，其内容为：“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明代的赋分为田赋与杂赋，以田赋为正赋，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以夏税、秋粮为正项。田赋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赋，杂赋中最重要的是“上供物料”，即地方为宫廷和中央各部提供的物资，一般根据朝廷需要的品类和数量，摊派给各地。赋税率因田主身份（官绅与庶民）的不同而有轻重之别。明代依循旧制，给予贵族和官绅阶层免税特权。各王、公贵族占有的庄田是免税的，他们的家庭成员和部分佃户也被免除了差徭负担；官绅地主则按品级优免赋税，根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的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依次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地方官则按品级各减京官一半。其不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等，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而各州县所规定的优免额，实际上远比国家定制为高。至崇祯年间考中进士便可免除赋税和徭役。

明代前期确立了正役和杂役两类徭役。正役又称里甲正役，是里甲最主要、最基本的役务，即由里甲人户轮流承担“催征钱粮，勾摄公事”的差役。除正役外，还有杂役，包括由特殊人户应充的军役、匠役两类，以及其他服务于各级政府的职役，如随官听差、公堂听差、狱卒、门卫、斋膳夫、解运税粮官物、养马等，各地编征的名目和数量不一，总的原则是“因事编佥”。徭役的摊派同赋税一样有身份之别。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8年)颁布法令免除政府官员之家的徭役。至嘉靖二十四年，官员不仅免徭役，而且免赋税。

按官绅或庶民的不同身份而征派轻重不等的赋役，是一种身份性赋役制度。这种区别对待的赋役制度，实际上等于授权官府合法剥夺庶民财产无偿分配给官绅和贵族阶层。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优免赋役的贵族和官绅拥有土地资源的成本大大低于赋役较重的庶民，这就为土地资源流向贵族和官绅创造了便利条件。明代身份性赋役制度的一个结果是，农民为逃避苛重的赋役，经常携带田产挂靠（“挂名投靠”）到官绅或贵族门下，委身为奴僮，当时称为“投靠”。官绅地主因此可凭借其优免赋役的特权获得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身份性赋役制度构成此种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背景。另外，“因事编佥”原则造成徭役的不确定和随意性，使得官府有权任意调派农民的劳动，实际上构成对农民财产的变相征用。

三、反兼并法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稳定都是官府压倒一切的目标。分散的自耕农经济是明王朝创建之初的经济基础，在统治者看来，维持普遍的自耕农经济就是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历来就是明王朝的基本国策。

明初朱元璋颁布过一系列反兼并法令：洪武元年（1368年）诏令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然而，严厉的反兼并法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明中叶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造成如下后果：第一，税田额数大幅度减少，失额土地“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官僚贵族占有土地并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免除了赋税，成为非税田，财政税收因此相应减少。第二，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沦为佃农，或者流亡，沉重的赋役日益转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导致他们的破产。第三，民不聊生，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第四，土地兼并和欺隐，导致户籍登记与土地所有状况相互脱节，黄册里甲制度徒具形式，赋役秩序混乱。

为什么严厉的反兼并法无法阻止土地兼并？明代的统治者和学者们对此有很多议论。相当多的学者，如方孝孺、解缙、徐光启等，认为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买卖，因而，反兼并的根本对策应是土地国有化，即由政府直接分配土地，土地禁止买卖。

土地国有化政策究竟是对症下药还是饮鸩止渴，要看土地兼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时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如下：第一，皇室成员、勋威、贵族借助政治特权大肆侵夺官田和民田，皇庄和贵族地产迅猛扩张。第二，官僚地主利用职权强占民田。第三，军官、豪强、内监瓜分屯田，化公为私，甚至役使屯丁。第四，贵族、官僚地主以接受“投靠”的方式兼并土地。第五，地主利用高利贷兼并自耕农土地。第六，人民为躲避苛重的赋役不得不贱售土地。上述凭借政治特权进行的掠夺，动辄几百顷，几千顷(如皇庄的扩张)，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一般地主以购买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

由此可知，土地兼并和地权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权阶层凭借法外特权进行掠夺；以及，身份性赋役制度和沉重且无法预见的赋役负担导致自耕农破产，以致他们被迫携产投靠或贱售土地。因此，地权集中的根源并不是土地私有以及土地可以买卖，正相反，不公正的地权集中恰恰是因为自耕农对土地“私有”得不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役上的不公正待遇使官绅阶层对自耕农的剥夺合法化；二是官府有权任意征用农民的劳动时间和私有财产；三是农民无力对抗来自官府和特权阶层的侵害。正是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残缺而且脆弱，起初保有土地的农民很容易横遭掠夺而不得司法救济，也很容易破产卖地继而陷入赤贫。因此，自耕农失去土地和土地资源不公正集中的真正根源是自耕农的私有财产不受法律同等保护。

四、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制

由于地权趋于集中，无地农民居多，明中叶以后租佃制成为土地的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关系基于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契约而产生，租佃契约记录了土地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利益和风险的分配。首先看地租的种类和租制：地租分为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实物地租占主要地位；租制有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分成租制是指将实际收成按主佃议定的比例分配，定额租制是指不论实际产量多少，佃户都要交纳议定的租额。其次看地租率，据估计，当时的地租率大都占收成50%以上，甚至还有达到70%和80%的。再次，地主为防止佃农欠租，在契约中采用了几种担保办法：一是押租钱或赔价钱，即佃户须先交纳一定量的钱做押金，才能租得田地，租佃关系解除时，押金归还佃户。押租在租佃契约中甚为流行。二是预收地租，即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预先索取一年或者几年的地租。另外，在契约之外，佃农还可能有其他负担。最后，地主可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

租佃关系所反映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自有其经济和法律背景。首先，地权集中致使无地农民剧增，地狭人稠的局面导致农民竞佃。土地资源的稀缺可以部分地解释农民在承租土地时为什么会竞相交纳批田银或批赁银，地主为什么会经常性的增租夺佃。但这个解释是不够的，农民被土地束缚和依附于地主不仅仅是土地稀缺造成的，明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严法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农民没有另谋出路的自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代的抑商政策不仅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方面，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抑商政策使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这种城乡分隔越严厉，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占有就越是得到强化，而无地的农民就越是容易遭受盘剥。

如果说农民在租佃关系中遭受了不公正对待，或者地主夺佃增租属于违约行为的话，那么，农民能否获得适当的法律救济呢？明代规范租佃关系的规章典据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民间惯例，因为统治者认为民间田土之事不过“细故”而已。虽然不能否认惯例中也有保护农民利益的内容，但民间惯例更多的还是对富人的维护。官方对民间惯例的态度是，只要有书面契约的形式，且不违反刑律，就承认契约内容的效力，并对违约行为施以惩罚。这种放任政策不仅体现在立法上，司法裁判也是如此。户部《教民榜文》明令：“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由里甲老人理断”。洪武末年，为“严越诉之禁，命老人理一乡词讼，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边”。虽然，明代律法没有明确赋

予“里甲老人”正式的司法权，亦未纳之于正式的司法管理系统，但从以上记载看，“里甲老人”确实掌握着田土争议的调解或仲裁的权力，而且法律通过严禁“越诉”强化了这种权力。

国家立法和司法裁判权在租佃关系上的放任姿态并不表明当时的农村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自治社会，相反，在身份性赋役制度造成的歧视和压榨之下，以及法律对农民选择自由的严厉限制之中，立法和司法上的放任反而纵容了农村社会中的为富不仁和恃强凌弱。如果说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化迟滞造成了地主的自然垄断地位的话，那么，法制上的放任则把这种财富垄断下的经济强制合法化并上升为法律的强制。

故而我们实在不必惊诧于史不绝书的明代农民暴动。从洪武到万历年间（1368年—1620年），农民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抗租、夺地、平田，有时直接针对地主的“冬牲”和“大斗大秤”等勒索方式。明末，北方李自成义军提出了“贵贱均田”、“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口号，要求土地所有权，要求减免赋役，主张建立公平的交易秩序。南方农民的权利主张也从抗租、减租发展到要求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农民的减租减赋、均田永佃的要求，其实质是主张对土地和劳动成果的正当权利，主张财产权。亚当·斯密说，“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然而，中国农民为争取自己的财产权却必须推翻政府——既然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政权不能保护财产权，不能缓减财富垄断所造成的经济强制，不能为财产受到非法侵害的农民提供司法救济，不能保障农民另谋生路的自由，那么，人们只好抛弃这个并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了。正如洛克所说，“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 暴力成为官府和农民之间唯一有效的周期性对话方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就只能体现为血与火的惨烈记录，而不是恒产恒心所催动的自由秩序的演进。

六、明王朝的财税改革

面对财政收入的锐减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明政府被迫调整政策，进行财税改革。在一条鞭法实施前，中央和地方已经出现一些初步的改革措施。例如，针对差役负担不确定、官吏和里甲书差舞弊以及黄册所载丁粮严重失实导致的差役负担不均，天顺元年(1457年)朝廷正式诏令“行均徭法，禁里长害民”。均徭法将各级政府所需差役的项目、等级和名额确定下来，将里长佥役的权力收归官府，黄册之外，查勘实在丁粮多寡，另编均徭册，改变临时佥点办法，改行里甲轮役制。再如，明中叶后的赋役折银措施将各种名目的征派制为定额，以及赋役定额化改革。

只是在这些局部改革之后才有著名的土地清丈和一条鞭法改革。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和追缴欠税；制订《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三年内各地查清溢额、脱漏和诡寄等。到万历八年(1580年)，据统计，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1487-1505年)增加近三百万顷，政府赋税收入因而剧增。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把嘉靖初年在福建、江浙等地由甘澧、庞尚鹏、海瑞等人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实施。一条鞭法集均徭法、赋役折银定量等改革措施之大成，主要内容是：（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各项徭役合一，一律征银，官府需要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2）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按丁、粮派役，即把一部分原按户或丁计征的负担转为按土地多少征收，使无地少地农民，减少了丁役负担。赋役合一折银，减少了里长官府合谋舞弊的机会，而且，有利于减轻农民人身依附，它是唐代两税法之后的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的实行使明政府赋税收入增加，万历初期十年间，史称最为富庶。

但是，随着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的去世，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财税改革完全失败了。它的失败原因并不在于人亡政息，甚至也不在于皇权的腐败和吏治的松懈，在本文看来，专制主义制度下的财税改革至多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失败是注定的。朱元璋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反而还强加给农民歧视性的赋役制度——法律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托克维尔在评述法国封建制度时说，“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就相当于服从法律”。就是说，在国家赋役法之上还应有更高一级的法，那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原则，此项法律原则的两个潜在要件是：第一，纳税人的同意意味着他们有权选择政府和决定政府的规模与功能，从而控制政府财政，第二，纳税人的同意决不是无对价的，其对价必须是国家承诺并切实履行保障人民财产权的法定义务。然而，中国的皇帝却没有这些个观念，他们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结 语

黄仁宇说，朱元璋擘画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他要把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整肃成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我看来，维持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辅以黄册里甲制度的严密管制，通过征派赋役养活国家机器，可能就

第五篇：巴蜀移民史 六大移民浪潮

巴蜀移民史研究--浅析巴蜀六大移民浪潮

摘要：巴蜀地方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巴蜀历史，可以更加清楚的理解中国历史上和巴蜀地区有关的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也可以为当今社会移民和人才流失问题寻找原因及对应的解决方案。而巴蜀地方史，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移民史。本文就巴蜀移民历史进浅析，探究六次移民浪潮背后的原因及影响。关键词：移民；巴蜀；移民浪潮

巴蜀地区实分为巴地与蜀地，古之巴蜀，南至贵州遵义，北达陕西汉中，地域宽广，已经超越现今川渝两地。所谓巴蜀不分家，我们所讨论的巴蜀移民史便是以古时巴蜀地区为基础。巴蜀地区的移民历史可追溯到先秦，而后经过两千余年的变迁发展，最终构成了现今巴蜀地区以＂湖广＂移民后裔人口为主的格局。其间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巴蜀地区人口数量和构成变化巨大，由此造就了巴蜀历史上六次大移民浪潮。

一丶第一次移民浪潮 第一次巴蜀地区移民浪潮

巴蜀移民的开端于秦灭古蜀，秦朝大将司马错经由金牛道灭古蜀，其后设蜀郡于成都，以此将古蜀国纳入了秦国统治范围，据史料记载，秦灭巴蜀后,秦惠文王以巴蜀“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以此加强统治。而按照一家四五丁口计算，“万家”也当有四五万人之多，在当时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一曲凤求凰和司马相如私奔了的卓文君的祖上便是此次移民入蜀的。在秦昭襄王在位期间，蜀郡太守李冰治水，修建了流传千古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使得巴蜀大地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由此蜀郡成为了秦统一六国的粮仓，为保障这一重要的后勤基地，秦不断移民入蜀。自公元前314年开始，秦朝向巴蜀地区的移民活动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左右。除为加强统治的移民活动外，还有《汉书·高帝纪》记载的＂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1]，又“秦惠文、始皇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2]。《项羽本纪》称:“秦之迁人皆居蜀”。据《吕不韦列传》:“诸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吕不韦因与叛乱有牵连,秦王政赐吕不韦书曰:“其与家属徙蜀”[3]。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流放人口大量入蜀与政制性移民一同造就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

二、第二次移民浪潮

（自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蜀地成为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而后秦国灭亡，但巴蜀大地的肥沃并未因此改变。三国演义写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巴蜀大地的丰沃和因其地利而远离战乱，成为了外人眼中的桃花源。）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群雄割据，中原战乱，大量人口或死于乱战，或四处流散，大量百姓寻求避难之地，而在当时可避难的蜀地、岭南、滇地和河套地区中，四川虽去途艰险，但偏安一隅，从心理上容易给人安全感，同时四地中蜀地文明开化较早，更得避难人口的接受。因此全国各地的流民与官僚纷纷避乱入蜀，当时安定富饶的益州地区几乎成为灾民的唯一流向。东汉末年刘璋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成为刘焉割据四川的基本兵力。据记载，汉中郡原有户为5万多户，可是到了东汉末年，汉川的老百姓已经超过10万户了。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户口增长了近一倍。可见避难移民数量之众。在东汉末年到南北朝的持续几个世纪的战乱年代中，巴蜀大地因此成为百姓官僚们的最佳避难之所，来自北方中原大地的躲避战乱与饥荒的人口大量移入，由此形成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巴蜀移民浪潮。三丶第三次移民浪潮

（魏晋南北朝的战乱过去之后，中华大地百废待兴，而后隋统一南北，成为了几个世纪中华民族黑暗战乱年代的终结者，其后全国都得到了几十年的恢复性发展，而巴蜀大地更是因为远离战乱，成为了当时全国可数的经济中心。这一时期的巴蜀大地成为了真正的天府之国。时代变迁，和平年代又一次终结。）隋唐时期，巴蜀地区因远离战乱，成为了全国可数的经济中心之一，在当时，巴蜀便是安定的代言词。而安史之乱的到来，给盛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唐由盛而衰。此时唐玄宗为避叛军兵锋，率众逃亡至较为安定的巴蜀地区，大量百姓追随唐玄宗逃往蜀中，同时关中及中原地区的知识精英及优秀文化就逐渐开始向蜀中转移。无独有偶，后来黄巢起义之时，唐僖宗也逃亡入蜀。由于唐玄宗、唐僖宗两个皇帝的带头入蜀避乱，在唐及五代，入蜀避难的移民运动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除了一部分普通老百姓跟随皇帝入蜀外，更大的影响是北方士族及各类士人纷纷南迁入蜀。那时候，四川已经成为了北方口耳相传的天堂。大量士族的移入造就了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繁荣。这种繁荣随着不断的移民迁入一直发展持续到了宋朝，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极大，苏门三杰可以说便是在此影响下产生的杰出代表人物。晚唐五代十国频繁的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战争难民，他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入蜀，这就造就了巴蜀历史上的第三次移民浪潮。

四、第四次移民浪潮

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席卷欧亚大陆，大约公元1236年，蒙古军队与宋军在川北门户阳平关展开激战，宋军大败，蒙古铁骑从此踏进天府之国，四川军民誓死抵抗，在经历半个世纪的抵抗之后，巴蜀地区终被蒙古军队征服。而在此期间，四川人口急剧减少，据史料统计，1223年，四川有人口660万，到了1290年，这一地区人口仅存61万。安定祥和的天府之国由此不复存在。到了元末明初，四川地区人口更是十不存一。为安定四川，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这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时间以元末始，洪武初年为高潮，明中叶以后渐歇。明初移民，主要是湖广人，包括今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移民。据考证，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王朝平蜀时，四川约有15万户，93.75万人，经过22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四川有户21.57万户，146.68万人。户数净增6.57万户，人口净增52.93万人，净增率分别为44%和56%，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6%和2.1%，除去0.8%以下自然增长率，由此可知明初有30万左右的移民入川①。这次以湖广等地居民为主的移民入川，而在此之前，入蜀移民多来自北方中原之地，这标志着入川的移民来源发生了改变，这是首次以南方人居多的入蜀移民。以复兴安定四川为目的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造成了巴蜀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浪潮。

五、第五次移民浪潮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起义军在四川鏖战，战事集中发生于顺治时期。大西政权行将就木，大规模的战争将川中的许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居民大多死于战事，少数躲进荒野以及贵州和云南的边地，苟且偷生。其间，地主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之战，土司造反等等，也对四川地区造成巨大破坏。

此后吴三桂和清廷的军队的战争使四川再次成为拉锯战的战场，数次大难之后又爆发大疫，最终让四川遭受灭顶之灾。数次战争和张献忠的疯狂屠戮造成了天府之国的彻底破败和人口凋零。从顺治、康熙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实行鼓励南北各省人民入川垦殖的政策。于是，出现了以湖广地区为主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这次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移民活动，也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移民。据考证，这次大规模入川移民数量超过了历次入川移民数量，使四川人口从战后50万人左右增至移民浪潮进入尾声的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204.66万人，仅仅在39年间，就净增人口154.66万人，估计移民总数达115万之多②。据专家统计，现今四川重庆两地人口，重庆有85%，成都约79%左右，在川南山区约有50～60%不等，都是清代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后裔。

六、第六次移民浪潮

时间来到近代，巴蜀地区经由明清两代的移民发展，地区活力有所恢复。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迁移，东部的人口也因之内迁。据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记载：当时，西南各省，主要是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自1937年10月到1941年大约接收东部移民1000万~2000万人③。四川为西南大省，接收移民的人数比例当然最高，是主要的外来移民消化地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解放军南下、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三峡移民，四川和重庆两地，又迎来历史上新的一轮移民迁徙，但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和平时代的迁徙。这次跨越整整一个世纪的迁徙，可以说是巴蜀历史上的第六次大规模移民。

七、综述

巴蜀地区的移民历史可以说简单却又复杂。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给巴蜀地区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古巴蜀从荒无人烟的蛮族控制中走出，秦的政治强制性移民使其文明开化。汉末两晋时期为逃避战乱而迁入的移民使得巴蜀地区成为避难之所。而后中唐至五代时期由唐玄宗、唐僖宗二帝引领的逃难巴蜀的“风尚”，给巴蜀地区带来了文教礼乐，使得巴蜀地区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颗明珠。再往后，正式因为巴蜀地区的文明开化，使得宋末巴蜀军民顽强抗蒙，人口锐减，天府之国不复存在，这才有了元末明初为填补巴蜀人口空缺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在经过第一次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后，巴蜀地区得到一定恢复性发展，但明末清初的割据和张献忠的疯狂屠杀，四川百姓十不存一，地方破败，人口凋敝，这才有了康雍乾三代帝王百年时间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现今的大多数四川人便是此两次移民的后代，巴蜀地区终于有所恢复。而到了近代，抗战爆发后，处于内陆的巴蜀地区成为了大后方，大批工厂、学校、企业的迁入，使得巴蜀地区逇长足发展，这和建国后的和平时代移民迁徙构成了历史上最后一次的移民浪潮。当今时代，经济成为了时代主题，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处于内陆的巴蜀地区人口的移出数量远远大于移入数量，而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粮食再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人口的因素，天府之国的优势和影响力荡然无存。在人口流出的同时，如何留住有利于地区发展的人才成为了当今巴蜀地区当政者的一个难题。影响移民的因素很复杂，研究巴蜀地方的移民史可以为此提供参考意见，为当今时代的移民和人才外流等社会难题提供解决意见。弄清楚巴蜀地方的移民史便是极其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编号]、赖华明、秦汉移民与巴蜀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1月、总23卷、第11期

。脚注：①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141～142 页.②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149--151页.③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