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浅谈白居易和他的诗歌创作
摘要: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转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带着他们的诗进入了唐代的第二次高潮。白居易则无疑是中唐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从白居易的生活遭遇起,个人的经历使他的作品的风格先由讽喻再到后来的闲适。无论从个人的遭遇抒发不平之鸣,或是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的苦难,大都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其观察与体验更为深刻,题材内容更为广阔。他的诗作只要分四类,有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及杂侓诗。其中著名的就属讽喻诗和闲适诗,这两类诗充分体现了白居易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因此他的诗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闲适诗
影响
正 文: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这是白居易在写给东华帝君的《与元九书》中写到的,也因此他的一生都秉承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原则。
白居易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一、他的兼济之志
白居易在为官期间由于不满官场的黑暗,创作了很多的讽喻诗。如《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就是最具代表的作品。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秦中吟》10首,内容主要暴露官场的黑暗,权贵的骄纵、对百姓的欺压。
如《议婚》:约作于元和五年(810)。作者对当时崇尚的婚姻观作了一番评论,对当时受封建门第观念影响重财轻人,攀高结富的恶俗做出揭露与批判,并对难于出嫁的贫家女寄予了同情。
《重赋》:当时皇帝除国库外,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以供自己享乐之用。地方官员借机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聚敛,以“羡余”(即赋税之盈余)的名义向皇帝进贡,从而得到加官晋爵的机会。广大劳动人民则在重税压迫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困苦不堪。作者对此现象大为不满,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没有或不敢把矛头指向皇帝,只得对贪官污吏作出强烈批评。但诗的后半部分对重赋产生的后果的大力渲染,无形中强化了对“本意在忧人”而实“夺我身上暖”的最高统治者的仇恨。评论者以之与杜甫《石壕吏》相比。《伤宅》:唐代中叶,达官贵人奢侈成性,动辄大兴土木,营造园第。这种行径对百姓造成了灾难。作者对此进行了讽刺,认为兴建豪宅的钱最好用于救济贫民,宅地与荣耀的不朽是不可能的:“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伤友》:也作《伤苦节士》或《胶漆契》。作者对朋友之道今不如古表现了一种感伤凄凉之情。昔日洛阳社中,无论贫贱富贵,都能相互帮助;而今长安道上,两相面对却如“隔云泥”。对比之中表达了作者对友道之不古的忧伤。
《不致仕》:据《国史补》、《尧山堂偶隽》等书记载,此诗可能讥讽杜佑。讽刺了“爱富贵”“恋君恩”而年高不退休者。此诗的文字上颇有古风,后世评论者认为可与陶渊明诗乱真。
《立碑》,一作《古碑》。讽刺了立碑夸耀门第,歌功颂德之风。认为立碑“谀墓”不能名留千古;只有施行仁政,品德高尚者,虽无碑碣,却能“至今道其名。”
《轻肥》:诗名取自《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后世以“轻肥”借指达官贵人。作者首先极言了内臣的生活之豪奢,最后于结尾处通过“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样的强烈对比揭明主旨,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五弦》:此诗的描写手法相当高明。运用烘托、比喻、反衬等丰富多变的手法描写了赵叟技艺,而末尾则说:俗人“不好古”,名贵的“绿窗琴”只能闲置一旁,落满尘土。以音乐喻人,实为作者自况。
《歌舞》:本诗与《轻肥》略近,其中所说虽是阌乡一地,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意义。作者只是客观地描述了情况:一方面朱门车马穷奢极侈;另一方面无辜的囚犯冻死狱中。对比之中,主题自然显现。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似。
《买花》:这组诗中最出名的之一。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贵族官僚豪奢游荡,一掷千金。这首诗构思,仅仅从买花这个小角度落墨,深透剖析,就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诗末用“田舍翁”的叹息作结:“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里含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已经触及到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前所谓“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主要就因此。
二、他的独善其身
随着年岁的增长,并且写的讽喻诗受到排挤他对参政的热情也逐渐减退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
他在《与兀九书》中写道:“今仆之诗,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己下耳。时之所重,之所轻。至十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表明他自己对十时人并不重视的闲适诗}一分珍视。自居易“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歌琴酒乐其志。”他受这二种思潮影响都很深。自居易自称“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他师傅是中唐禅宗高僧佛光如满和尚,曾十香山“结香火社”。自居易曾贬官为江州司马,建立草堂十庐山遗爱寺,“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宙之迹”,他死时遗命家人把他“葬十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可见他与佛门的因缘之深。从自居易的闲适诗来看卞要体现了以下三种佛教境界。
1、“佛法在日用处”的生活境。”
(《大慧录》)自居易接受了洪州禅中的“平常心”,把平凡的生活转化为安详惬意、充满诗意、情趣盎然的闲适人生。他的很多闲适诗铺叙诸如衣食傣禄等身边琐事,渲染着日常生活的安闲和身体的快适,借此寄托自己心灵的愉悦,以此达到心蔬夜南里的平衡和安适。如:“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终日食,终年一布裘。寒来弥懒放,数日一梳头。朝睡足始起,酌醉即休。”(《适意二首》):“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檐半床日,暖卧因成睡。锦袍拥双膝,竹几支双臂。从旦直至昏,身心无一事。”(《闲居》);“食饱拂枕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食饱》)还有诸如《官舍内新凿小池》、《春寝》、《垂钓》、《栽杉》、《食笋》、《新栽竹》、《早梳头》、《沐浴》等等看起来都是有关吃穿子}行、微不足道血琐碎的日‘常世俗生活,白居易以自足自适的心理化解了现实的忧患,在现实生活中完成超越,正是体现了他随缘仟运、知足保和的佛教生活境。
2、“角虫目皆菩提”的审美境
白居易爱好登临览胜。为杭州太守时,“郡在六百日,入山}一二回。”(《留题大竺灵隐两寺》)白居易有不少写景的“闲适”之作,“湛湛玉泉色,悠悠浮石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手把青竹杖,头戴白纶巾。兴尽卜山去,知我是谁人。”(《题玉泉寺》)真是心与境谐,其乐己极。又如“渭水绿溶溶,华山青崇崇。山水一何朋,君子在其中。”(《旅次华州,赠袁右丛》);“江城寒角动,沙洲夕鸟还。独在高亭上,西南望远山。”(《晚望》);“阳丛抽茗牙,阴窦泄泉脉。熙熙风土暖,高高石岚积。散作万壑春,凝为一气碧。身闲易澹泊,官散无牵迫。”(《春游二林寺》);“石门无旧径,披棒访遗迹。时逢山水秋,清辉如古昔。‘常闻慧远辈,题诗此岩壁。石覆薄苔封,苍然无处觅。萧疏野生竹,崩剥多年石。”(《游石门洞》)等等,展现了明朋如画、意味隽水的大自然。他寄情山水,在山水的启迪卜得到灵魂的净化和心灵的升华,从血体察到大自然超然的意趣。自然景物有时也成为自己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了人性和人格,一切莫不显露出活泼的禅的生命,物我交融,旱现出佛教“触目皆菩提”的审美境。当然,这种美景也只为拥有禅的意识和眼光的人旱现。白居易感叹过:“雪尽终南又一春,遥怜翠色对红尘。千车万马九街上,回首看山无一人。”(《过大门街》)
3、“心安是归处”的旷达境
他在《少年问》诗中说:“号作乐大应不错,忧愁时少乐时多。”他晚年过着“身闲当富真大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池上即事》)的中隐生活,却始终能保持心灵的安然适意。他说“我生木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重题》);“无论海角与大涯,大抵心是即是家”(《种桃杏》);“东窗晚无热,北户凉有风。尽日坐复卧,不离一室中。中心木无系,亦与出门同。”(《夏日》)皆具触境随缘,飘然无碍之神髓。
白居易的诗论和他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光是讽喻诗还有闲适诗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结论: 总之,对诗人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的思考以及现实意义看白居易的创作风格和身世遭遇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难看出,不同诗人由于家庭出身、生活经历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创作风格,甚至是同一个是人在不同的经历下也会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及对人生的思索。这说明,文学作为一种人类高级特殊的精神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这四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读者读作品,作品反映世界使我们更好的了解古代那些文人的观点和经历。
第二篇: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看其女性观文献综述
从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看其女性观文献综述
大理学院文学院2008级汉语言文学本科3班
席天华 学号:2008122317 指导教师:张锡梅
副教授
前言
白居易是唐代诗坛的一颗明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1]今存诗作三千余首,为唐代诗人之冠。[2]自此诗作问世以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也从未间断过,“近年是白居易史上
[3]的鼎盛时期,硕果累累,成就斐然”。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研究面非常广泛,不仅涉及到生平思想及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的研究;还兴起了从思想热内容、人物形象等方面对其诗歌创作的女性观的探讨。在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研究中,人们总能够标新立异,运用不同的思想和方法为其诗歌创作的研究不断地融入新的元素。
主题
1有关白居易生平及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
生平和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在文学研究的众多层面中是不可或缺的。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诗人[4],对其生平和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不言而喻将成为其各个方面研究的起点;但由于相隔至今的时间太远及其考证上的局限,对其生世人们也没有明确的界定。
杨志贤在《白居易》中写到白居易是秦代著名的军事家白起的后裔,白起的儿子白仲曾受封于太原;因此,白居易自称为“太原人”[5]。而谢思炜认为“白居易的七世祖是北齐尚书白建,这一说法并可信。白居易的曾祖白温移家下邽人”[6]。陈寅恪经考证“白氏之为胡姓”[7]。百家讲坛的莫砺锋说到“白居易的先祖不但不是楚国的太子,也不是秦国的大将,而是西域的胡人”[8]。事实上,对白居易生世的争议,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思想直接引起的,在封建等级制度思想的桎梏中,人们对家世的贵贱十分在意;而白居易所杜撰的白氏世系表,自觉不自觉地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从而产生了各个论著中的不同见解。《中国十大文豪》对白居易的一生详细的介绍与评述,者对其创作思想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的中唐时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中唐社会的**萌生白居易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白居易的思想是儒、道、佛三家的混合产物”[9],儒家思想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并被融入到诗歌创作之中;他有意识地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白居易是古代诗史上较早的有着明确文学主张的诗人”[10],他在《新乐府》并序中就说到“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1]
即文章的创作应以思想内容为主,抒写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倾入自己的感情。提出了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12]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其创作思想跟随历史的步伐一直被研究者所推崇,“从新中国成立直到六七十年代,白居易富有现实性和人民性的诗论,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3]。他的诗歌被广为流传和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原因有二,一是“通俗易懂,琅琅上口”;二是“道出人民疾苦,代表人民愿望”[14]。同时与之相近的白居易诗歌理论的伟大而不朽,在于其诗歌艺术理论的“社会的群体观念”、“人民的性质”和“下层劳动者的地位与分量”[15];更是把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与人格相联系,将诗人的创作理论上升到相当 的品德高度。对诗人诗歌创作理论的梳理,是进一步研究其诗歌的前提,对历代诗歌的研究者都起着指导和牵引的作用。
2有关白居易诗歌的研究
白居易的一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他自己将其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人们对他诗歌的研究也多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地位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人,他的作品,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也是世界文学的艺术珍品”[16]。他的讽谕诗包括《秦中吟》、《新乐府》等“共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的创作是其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理论的体现,他的讽谕诗用大众之语、叙大众之事、抒大众之情,是对中唐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其讽谕诗的研究是对其生平和诗歌创作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各国文坛中对其讽谕诗的研究成果可说是数不胜数。
日本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
白居易的诗歌深受日本人的高度重视,“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白居易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李白和杜甫”[17];对其讽谕诗的研究者及其成果较多。
战前:“玲木虎雄《白乐天诗解》、神田喜一郎《读白乐天诗记》[18]”。
五十年代:前半期赞美白居易的讽谕诗诗揭露和讽刺腐败的社会现象的诗歌;“花房英树《白居易的文学》”[19]。《白居易研究》认为白居易克服了追求“经”的思想,继承《诗经》的“诗道”[20];竹治贞夫给《新乐府》最高的评价,其对民间疾苦的深刻同情是对《诗经》风雅的复兴。后半期否定了中国学界给白居易的讽谕诗人、现实主义诗人的定位,“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时代》指出白居易对讽谕诗倾注热情的时间很短,而且没有提起宦官的专横、牛李党争”[21]等的问题。
韩国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 金龙燮在“《白乐天研究——讽谕诗一瞥》将其讽谕诗的分五言古诗谕七言古诗两类叙述”[22],金在乘《白居易新乐府考》是儒家兼济天下理想的体现,“申英爱《白居易新乐府的分类及其内容》将新乐府50首分作赞美天子、告诫天子、告诫贵族、描写民众苦痛4类加以叙述”[23]。
我国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
我国对白居易讽谕诗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时势造诗人,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必然产物,有研究者认为其讽谕诗的产生原因有三“时代的要求,为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以指言者,辄咏歌之’,当时的宪宗皇帝位维护统治也能采纳谏官的意见,为其提供了条件”[24]。杨治贤在《白居易》中将讽谕诗分五类阐述:
一、反应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暴虐;
二、对帝王的规劝;
三、反应妇女和封建婚姻问题;
四、边
疆战祸;
五、表达自己的抱负和对友人的劝勉。莫砺锋《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则将其分为两类,认为“讽谕诗是白居易自己最重视的作品”,是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权贵恶行的无情揭露”;同时,莫砺锋还对其产生的意义进行阐述“讽谕诗真正起到了反映民情、干预政治的良好作用,这是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最好体现”[25]。发自诗人和人民心灵的诗歌,是观察社会政治生活和体恤民意的晴雨表;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时社会的反映是极其真实的,具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对闲适诗的研究
白居易隐居洛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闲暇之时也写了不少闲适诗,朱金城一方面认为“其中很多是消极颓废、自我陶醉的作品”,另一方面认为在《新沐浴》也表现了他内心的错综复杂,所以,“他的一些闲适诗并未完全忘情现实”[26]。日本的西村富美子说“闲适诗表面上虽有闲适的情绪,但诗人心情实际并不闲适”[27]。金在乘“认为白居易闲适诗‘没有吐露不平、痛苦和悲伤,表现了摆脱世事拘束而超然人生观’,并指出其短处是表现方面因直说,朴素平易、散文化而凝炼、象征性不足”[28]。李寅生则赋予了白居易闲适诗高度的地位,“认为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卓越贡献,不仅应该重视他的‘讽谕诗’,而且应该重视他的‘闲适诗’。”[29]“但迄今为止,研究闲适诗的文章,依然屈指可数”[30]。
对感伤诗的研究
在对白居易的诗歌研究中,对其感伤诗的研究很少;玉玺说“著名的《琵琶行》、《怅恨歌》就属感伤诗类”[31]。对《琵琶行》的研究也有不同的见解,如《唐诗鉴赏集》写到其表明了作者对被侮辱女性的同情与尊重;杨长荣则认为其诗是白居易臣妾心理的体现。而《长恨歌》“流露出的是对杨玉环和唐玄宗感情故事的无限同情,及对人间最美好的爱情的向往和追求”[32]。
对杂律是的研究
目前尚没有找到对其杂律诗进行研究的专论。
3有关白居易女性诗及女性观的研究
在白居易一生的创作中,涉及女性的诗作上百首;但白居易本人及历代的研究者都没有将女性诗作为一类从其诗作中划分出来。然而随着人们对白居易的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诗歌创作的女性观及女性诗的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杨治贤在《白居易》一书中通过对《上阳白发人》、《绫园妾》、《母别子》、《议婚》等诗进行分析,表达了白居易“对处在不公平地位及艰难处境中的妇女的深厚同情”,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成了中唐时代受压迫、受摧残的妇女的代言人”[33]。但高度的赞许声并不能掩盖住无情的非议,如“杜牧在《李戡墓志铭》中,借李戡之口攻击这些诗是‘淫言殜语,冬寒夏热,入人之骨,不可除去。’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也说:‘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为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巳甚也。’今人裴斐在《元白雌黄》中指责白居易‘对待女性’‘残忍与伪善’,‘纯粹是采取享乐态度,并不把对方看成平等的人’[34]。”在众多研究中也有对其女性诗的类别进行划分的,如“白居
易一百七十余的女性诗涉及到了宫人,包括得宠后妃、失宠后妃、和亲公主、宫女;仕女,包括望族、士族、寒族等;妓女,包括宫妓、官妓、营妓、民妓、家妓;劳动女性,如织女、采莲女等各阶层、各领域的女性”[35]。
对其女性诗所反映的女性观在学术界也存在争议,如“他自身对爱情的追求正是心灵深处男女平等的外在表征,诗有意无意地显露出内心潜藏的对女性应有的人道主义关注”[36]。另一种说法是“他对唐时女性的悲惨生活有着多方面的反映,同是,在他的女性观中也存在着庸俗低下的一面”[37]。
结语
从以上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对白居易诗歌的研究时间跨度长、国界跨度广、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对其诗歌创作所体现的女性观的研究尚不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且目前的研究疏漏,没有对其诗歌中女性形象进行分类,做更细致分析;从正反面对其女性观进行评述,但没有看到其对女性的同情、尊重的进步性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应占据的高度。鉴于此,应当以把女性形象分析作为切入点,研究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女性观,根据其对社会的影响给予一个合理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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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五一 诗歌创作
春节物语
五一 杨忠昊
春来返寒棉衣添,丝雨滴答冷风卷。
新春吉羊福禄至,雨打春叶祥席门。
走亲访友车穿行,好友亲朋聚一堂。
晚会声声乐无消,人语碎事谈笑间。
想一首诗
五一 张新宇
想一首诗,诗里有鸟儿飞出。
想一首诗,诗里有有虫鸣,伴你浅浅入眠。
想一首诗,诗里有涌泉流出,汩汩,汩汩…
想一首诗,诗里有悠扬的琴音。
它…
一切
五一 朱晨曦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风暴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折断翅膀。
忆家乡
五一 顾欣琪
每当游子等闲时,望起明月思故乡。
故乡之中无烦事,让游子不禁怀念。
听
五一 马鑫蕊
听,那婴儿哭泣的声音。
是谁在睡梦中被吵醒?
听,那秋风呼呼的声音,是谁的秋叶被乱去?
听,那学生读书的声音,是谁在欣慰的微笑。
听,那寂寞脚步的声音,是谁在深夜独自哭泣。
第四篇:诗歌创作总结
诗歌创作大赛活动总结
整个活动,在紧张而忙碌中度过,但我们人文教研室教师回顾走过的艰辛,看到活动过程中良好的运作趋势,个个更加信心十足,而且一个个鲜活的经历和体验给我们每个成员,都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快慰。我们共收到13中职学生原创诗歌124篇,通过评选,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15名。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发现:
1、学生对诗歌的兴趣,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想,大部分的同学都曾蒙发过写作的欲望,并确实有过尝试的经历。学生虽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但对“诗歌”的认识肤浅。有的一无所知,有的只凭感觉,学生对诗歌的学习,带有一定的冲动与盲目性,对诗歌的特点认识不足,从学生即兴创作的作品看,缺少内涵,不讲技巧。
2、我们多次组织学生进行读背大赛、诗歌朗读比赛等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诗歌阅读的兴趣,让学生初步感知了诗歌的语言美、内容美、形式美。鼓励一部分有创作天赋和对诗歌有特别爱好的孩子,率先步入“创作”天堂,以此带动和诱导更多的孩子产生创作的灵感和激情。
3、我们寓创作于鉴赏之中,寓创作于活动之中,扶放结合,仿练结合,课内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生创作激情高涨,而且文思如泉,大量的诗歌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用点点辛劳换来了硕果累累。
1、教师的科研理论水平和教学业务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2、学生的创作能力、认知水平、审美情趣等得到了全面和谐的发展。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学生的创作激情,已到了难以抑制的地步。学生能准确表情达意,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能用心感受作品与生活,并以此调整自己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到目前为止,学生尝试创作的诗歌作品获奖的有30余篇。在这些稿件中,有抒情诗,有叙事诗,有有韵诗,有无韵诗,还有的是自由体的散文诗,形式不同、内容各异。
3、学生人文素养,审美情趣,认识水平等诸方面能力大幅度提高。
语言、行为,健康、文明;个性、品格、健康向上,谈吐文雅、有修养、有品位。知识面广,观察力、想象力强,善于发现美、能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并有自己看待事物的独到见解。能准确表情达意,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能用心感受作品与生活,并以此调整自己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活动的开展,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诗歌的研究陶冶学生的性情,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事实证明,“诗文化”确实能铸造心灵,启迪心智,提升品位。
基础部
2014年5月15日
第五篇:郭小川诗歌创作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郭小川
一、郭小川的生平
郭小川(1919—1976):郭小川是一位艺术功底深厚、才华横溢的时代歌手,他是以战士兼诗人的形象置身于优秀诗人行列的。在文学史上,他与贺敬之齐名,代表了我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他原名叫郭恩大,1919年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代在父亲的私塾读书,少年时代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的直接领导下当过文艺战士、政治教员、司令部机要秘书。1937年18岁入党,1941年被组织上送到延安学习,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进修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1945年回到家乡丰宁县当县长,领导了清匪反霸运动和土改斗争。从1945——文革前,他主要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当过编辑部主任、宣传处处长、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编委等,1962年调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当特约记者,直到文革开始。文革中,江青、姚文元亲自对郭小川开刀,把他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文人”,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和天津团泊洼干校劳动改造,身心都受到摧残。1975年9月,澄清了事实,他恢复了自由,回到了北京。1976年1月9日早晨,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哭得起不来床,写了一首悼诗寄给了邓颖超,算作他的唁电。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以后,他每天泪流不止,以至眼睛发了炎,写悼诗手也写肿了。1976年10月9日,他去河南安阳看眼病,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社论,欣喜若狂,正准备回北京开始新的生活,不幸于18日凌晨,被一场意外的火灾夺去了生命,终年57岁。1976年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王震等400多人参加,收到唁电、唁函、悼诗数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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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郭小川为人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生活朴实、为人正派,同事们都称他为“实干家”、“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与诗人”。
二、郭小川的创作道路:
郭小川写诗起步也比较早,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些抗日救亡的诗文,参军以后,写过一些歌颂革命斗争的诗和剧本,但是一次过黄河时,都丢掉了。在延安时期写的诗都收进了诗集《平原老人》和《投入火热的斗争》。他创作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建国后,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A、建国后到56年。50年代:他和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影响很大。1955年他写出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人的相互信赖、关怀,就如一根纽带将他们连得更紧,给予他们力量去战胜物质的贫乏和感情危机,过的人生的富足。可惜,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受到批判和指责。
C、60年代前期:郭小川以记者身份,走了许多地方,到过内蒙古的包钢、钢都鞍山,煤都抚顺,还去过北大荒和小兴安岭。这个阶段诗歌的主题是歌颂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定乐观精神,比较注重阐发哲理, 诗作更加贴近现实政治运动。代表作《林区三唱》(《祝酒歌》、《青松歌》、《大风雪歌》)、《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
D、十年**期间:他在干校受审,一方面继续钻研马列主义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密切注视着政治风云变化;一方面仍然坚持写作,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长江组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两首。17年他出版了10个诗集,他去世以后,出版了《郭小川诗选》、《诗选续集》、《郭小川诗集》(上、下)。
三、郭小川的诗歌分类
郭诗有三大类:
A、直抒胸臆的政治抒情诗,如《闪耀吧,青春的火光》、《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
分析《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待续)
B、表现自己对宇宙人生认识思考,感物咏志的生活抒情诗,如《团泊洼的秋天》、《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
分析《团泊洼的秋天》(待续)
C、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将军三部曲》等。
四、郭诗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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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咏的情感;行行如韵,一韵到底,有格律之美,增强了诗的音乐美和整体感,又可以形成豪放的气势。
评论家杨匡汉评价郭小川说:“在和新中国一起唱歌的行列中,郭小川是一位公认的才气横溢、思想敏锐、善于思考、不断地探索着前进的诗人。他自然难免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而有其不足和缺失。他也难免因道路之崎岖多艰而产生过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并发为矛盾重重的歌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篇章体现了作为优秀的人民诗人的真诚。他那颗感应着生活脉搏、又属于自己的诗心、使诗格与人格同时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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