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三曹及其诗歌创作
三曹及其诗歌创作
—亳州历史名人随笔之十四
朱海东
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父子三人同登文学殿堂的不多，能同领风骚的则更少。值得称道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不但同登文学殿堂，而且以其辉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本文试就三曹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歌创作成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微贱，少时任侠放荡，好权术，喜“刑名之学”，为人简易无威重。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曾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任大将军和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馀，不废吟咏，创作了不少出色的诗歌。王沈《魏书》说他“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曾收罗人才，对几乎失传的汉代音乐、歌舞进行了整理。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就如实地描写了初平元年（１９０）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之态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六句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其中也体现了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欲整治国家、统一疆土的胸怀和抱负。这些诗歌，由于反映现实深刻真实，因而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
曹操的另一部分乐府诗则表现了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这类诗悲歌慷慨，具有更浓厚的抒情气氛。《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全诗共八解，开头两解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爱贤若渴的心情。末解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他搜览人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宏伟怀抱。这首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此外，他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老当益壮的战士情怀。《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则通过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怀。
游仙诗也是曹操诗歌的重要级成部分。在这类诗中，曹操展开绮丽的想象，吟咏了与仙人遨游天地、宴饮等宏大场面，这些诗从表面看有脱离现实的一面，然而，当曹操以质朴的语言、绮丽的想象折射现实时，对士人朝不保夕的忧生意识有曲折的反映。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到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肪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彩。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于公元２２０年代汉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歌四十首，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宴游诗，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此诗写一女子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余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７５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 “戮力上国，流惠下民”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白马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紧扣追求建功立业的主旋律，抒写了曹植以身报国的人生理想。诗从描绘白马少年入笔，先写“幽并游侠儿”超人的武艺，后写其勇赴国难、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诗风豪迈、慷慨激昂，从中可触摸到曹植要求建功立业的脉搏。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是《赠白马王彪》。当时诗人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城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诗人与白马王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年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了这首赠诗。全诗共分七章，以感情活动为线索，集中抒发了诗人数年来屡受迫害而积压在心头的愤慨。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这首诗在抒情中穿插以叙事、写景，将诗人后期备受迫害的感受凝聚起来，鲜明感人，是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等。这类诗歌或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三评《美妇篇》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七哀诗》也很有代表性。刘履评此诗曰：“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此诗命意曲折，感情凄婉，含蓄蕴藉，意味深长。第三类是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诗中说：“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诗末说：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充满慷慨之音。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常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曹植对神仙之事一直持否定态度，其《辨道论》即说“不信之矣”；《赠白马王彪》也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他的诗歌虽然也脱胎于汉乐府，但同时也吸收了汉末文人古诗的成就，并努力在艺术上加上创造和发展。建安诗歌从乐府出来逐渐文人化，到了曹植手里就具有明显的文人诗的面目了。如《美女篇》模仿汉乐府的《陌上桑》，但描写的细致和词藻的华丽，与《陌上桑》迥异其趣，正表现了这种倾向。曹植的这种努力造成成了他的“词采华丰”的一面。他的诗善用比喻，不只多而贴切，并且常常以全篇为比如以少年救黄雀喻解救受难者，以转蓬飘荡哈流徙生活等。他的诗又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此外他的诗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它们或在篇首，或在篇中，都使全诗增色。
曹植也写了不少抒情小赋，《洛神赋》是他赋中的名篇。这篇赋接受了《神女赋》的影响。它熔铸福州题材，通过梦幻境界，描写了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赋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写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态和装束，然后写到诗人的爱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动。通过这些动作的描绘把洛神多情的性格也刻划的十分突出。最后写到人神之道貌岸然殊，洛神含恨赠铛而去，和诗人失意追恋的心情，有浓厚的悲剧气氛。这篇赋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抒情意味和神话色彩很浓，艺术的魅力很大。曹植的其它散文，不论议论或叙事，都富于感情，骈散结合，气势充沛，《与吴质书》、《与杨祖德书》、《求自试表》等，都是为人传诵的名篇。
由于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旦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远游篇》，景纯《游仙》所自出也；‘南国有佳人’等篇，嗣宗诸作之祖； ‘公子敬爱客’等篇，士衡群制之宗。诸子皆六朝巨擘，无能出其范围。”
三曹的诗歌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首先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亲身的经历、目睹的现实“借古乐府写时事”，创作许多揭露战乱罪恶，抨击军阀混战，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品，被后世称之为“诗史”。其次是他们将学习汉乐府民歌形式应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写出了大量的乐府诗题诗，使作品带有明显的乐府民歌风味，如曹操所留下的二十几首诗，全都是乐府诗题。再次是在创作中不仅对悲惨乱离的现实发出哀怨悲凉之音，而且又抒发出慷慨之气，这些就形成了三曹独具的悲凉、慷慨的艺术特色，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建安风骨”。但由于曹氏父子的地位、处境的不同，诗歌的特色上又各具千秋。曹操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思想积极奋发、爽朗豪迈，一生又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因而他的诗歌表现出雄浑、沉雄、古朴的艺术风格。曹丕是皇帝，但思想不是奋进，生活大半在宫廷游宴中度过，因而他的诗歌表现出清丽婉转、低泪哀怨、流于纤弱的艺术风格。曹植前期受曹操宠爱，思想乐观有抱负、自信，后期受曹丕、曹睿打击、压抑，思想惶巩、忧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前期浑厚、昂扬，后期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钟嵘评价其诗时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
论做人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在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如果做人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而是你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人要讲道德，做事要讲效率。讲道德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讲效率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做事有两种境界。一是功利的境界，事情及相关的利益是唯一的目的，于是做事时必定会充满焦虑和算计。另一是道德的境界，无论做什么事，都把精神上的收获看得更重要，做事只是灵魂修炼和完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做人。正因为如此，做事时反而有了一种从容的心态和博大的气象。
从长远看，做事的结果终将随风飘散，做人的收获却能历久弥新。如果有上帝，他看到的只是你如何做人，不会问你做成了什么事，在他眼中，你在人世间做成的任何事都太渺小了。
做事即做人。人生在世，无论做什么事，都注重做事的精神意义，通过做事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始终走在自己的精神旅程上，只要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有意义的，而所做之事的成败则变得不很重要了。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惟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
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惟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我不能想象，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尤其上司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
第二篇：五一 诗歌创作
春节物语
五一 杨忠昊
春来返寒棉衣添，丝雨滴答冷风卷。
新春吉羊福禄至，雨打春叶祥席门。
走亲访友车穿行，好友亲朋聚一堂。
晚会声声乐无消，人语碎事谈笑间。
想一首诗
五一 张新宇
想一首诗，诗里有鸟儿飞出。
想一首诗，诗里有有虫鸣，伴你浅浅入眠。
想一首诗，诗里有涌泉流出，汩汩，汩汩…
想一首诗，诗里有悠扬的琴音。
它…
一切
五一 朱晨曦
不是一切大树，都被风暴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折断翅膀。
忆家乡
五一 顾欣琪
每当游子等闲时，望起明月思故乡。
故乡之中无烦事，让游子不禁怀念。
听
五一 马鑫蕊
听，那婴儿哭泣的声音。
是谁在睡梦中被吵醒？
听，那秋风呼呼的声音，是谁的秋叶被乱去？
听，那学生读书的声音，是谁在欣慰的微笑。
听，那寂寞脚步的声音，是谁在深夜独自哭泣。
第三篇：诗歌创作总结
诗歌创作大赛活动总结
整个活动，在紧张而忙碌中度过，但我们人文教研室教师回顾走过的艰辛，看到活动过程中良好的运作趋势，个个更加信心十足，而且一个个鲜活的经历和体验给我们每个成员，都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快慰。我们共收到13中职学生原创诗歌124篇，通过评选，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15名。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发现：
1、学生对诗歌的兴趣，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想，大部分的同学都曾蒙发过写作的欲望，并确实有过尝试的经历。学生虽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但对“诗歌”的认识肤浅。有的一无所知，有的只凭感觉，学生对诗歌的学习，带有一定的冲动与盲目性，对诗歌的特点认识不足，从学生即兴创作的作品看，缺少内涵，不讲技巧。
2、我们多次组织学生进行读背大赛、诗歌朗读比赛等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诗歌阅读的兴趣，让学生初步感知了诗歌的语言美、内容美、形式美。鼓励一部分有创作天赋和对诗歌有特别爱好的孩子，率先步入“创作”天堂，以此带动和诱导更多的孩子产生创作的灵感和激情。
3、我们寓创作于鉴赏之中，寓创作于活动之中，扶放结合，仿练结合，课内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生创作激情高涨，而且文思如泉，大量的诗歌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用点点辛劳换来了硕果累累。
1、教师的科研理论水平和教学业务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2、学生的创作能力、认知水平、审美情趣等得到了全面和谐的发展。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学生的创作激情，已到了难以抑制的地步。学生能准确表情达意，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能用心感受作品与生活，并以此调整自己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到目前为止，学生尝试创作的诗歌作品获奖的有30余篇。在这些稿件中，有抒情诗，有叙事诗，有有韵诗，有无韵诗，还有的是自由体的散文诗，形式不同、内容各异。
3、学生人文素养，审美情趣，认识水平等诸方面能力大幅度提高。
语言、行为，健康、文明；个性、品格、健康向上，谈吐文雅、有修养、有品位。知识面广，观察力、想象力强，善于发现美、能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并有自己看待事物的独到见解。能准确表情达意，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能用心感受作品与生活，并以此调整自己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活动的开展，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诗歌的研究陶冶学生的性情，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事实证明，“诗文化”确实能铸造心灵，启迪心智，提升品位。
基础部
2014年5月15日
第四篇：郭小川诗歌创作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郭小川
一、郭小川的生平
郭小川（1919—1976）：郭小川是一位艺术功底深厚、才华横溢的时代歌手，他是以战士兼诗人的形象置身于优秀诗人行列的。在文学史上，他与贺敬之齐名，代表了我国当代政治抒情诗的最高成就。
他原名叫郭恩大，1919年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代在父亲的私塾读书，少年时代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120师三五九旅，在王震的直接领导下当过文艺战士、政治教员、司令部机要秘书。1937年18岁入党，1941年被组织上送到延安学习，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进修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1945年回到家乡丰宁县当县长，领导了清匪反霸运动和土改斗争。从1945——文革前，他主要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和文艺领导工作，当过编辑部主任、宣传处处长、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编委等，1962年调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当特约记者，直到文革开始。文革中，江青、姚文元亲自对郭小川开刀，把他打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文人”，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和天津团泊洼干校劳动改造，身心都受到摧残。1975年9月，澄清了事实，他恢复了自由，回到了北京。1976年1月9日早晨，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哭得起不来床，写了一首悼诗寄给了邓颖超，算作他的唁电。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以后，他每天泪流不止，以至眼睛发了炎，写悼诗手也写肿了。1976年10月9日，他去河南安阳看眼病，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社论，欣喜若狂，正准备回北京开始新的生活，不幸于18日凌晨，被一场意外的火灾夺去了生命，终年57岁。1976年12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王震等400多人参加，收到唁电、唁函、悼诗数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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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郭小川为人胸怀坦荡、平易近人，生活朴实、为人正派，同事们都称他为“实干家”、“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与诗人”。
二、郭小川的创作道路：
郭小川写诗起步也比较早，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些抗日救亡的诗文，参军以后，写过一些歌颂革命斗争的诗和剧本，但是一次过黄河时，都丢掉了。在延安时期写的诗都收进了诗集《平原老人》和《投入火热的斗争》。他创作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建国后，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A、建国后到56年。50年代：他和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为笔名写了大量的思想杂谈，影响很大。1955年他写出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人的相互信赖、关怀，就如一根纽带将他们连得更紧，给予他们力量去战胜物质的贫乏和感情危机，过的人生的富足。可惜，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受到批判和指责。
C、60年代前期：郭小川以记者身份，走了许多地方，到过内蒙古的包钢、钢都鞍山，煤都抚顺，还去过北大荒和小兴安岭。这个阶段诗歌的主题是歌颂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定乐观精神，比较注重阐发哲理, 诗作更加贴近现实政治运动。代表作《林区三唱》（《祝酒歌》、《青松歌》、《大风雪歌》）、《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
D、十年**期间：他在干校受审，一方面继续钻研马列主义著作，做了大量笔记，密切注视着政治风云变化；一方面仍然坚持写作，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长江组歌》、《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两首。17年他出版了10个诗集，他去世以后，出版了《郭小川诗选》、《诗选续集》、《郭小川诗集》（上、下）。
三、郭小川的诗歌分类
郭诗有三大类：
A、直抒胸臆的政治抒情诗，如《闪耀吧，青春的火光》、《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
分析《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待续）
B、表现自己对宇宙人生认识思考，感物咏志的生活抒情诗，如《团泊洼的秋天》、《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
分析《团泊洼的秋天》（待续）
C、叙事诗，如《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将军三部曲》等。
四、郭诗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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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咏的情感；行行如韵，一韵到底，有格律之美，增强了诗的音乐美和整体感，又可以形成豪放的气势。
评论家杨匡汉评价郭小川说：“在和新中国一起唱歌的行列中，郭小川是一位公认的才气横溢、思想敏锐、善于思考、不断地探索着前进的诗人。他自然难免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而有其不足和缺失。他也难免因道路之崎岖多艰而产生过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并发为矛盾重重的歌吟。但是，他的绝大部分篇章体现了作为优秀的人民诗人的真诚。他那颗感应着生活脉搏、又属于自己的诗心、使诗格与人格同时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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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浅谈武则天的诗歌创作
目 录
摘 要„„„„„„„„„„„„„„„„„„„„„„„„„„„„„2 Abstract„„„„„„„„„„„„„„„„„„„„„„„„„„„„„2 前 言„„„„„„„„„„„„„„„„„„„„„„„„„„„„„„2
一、诗歌创作分类„„„„„„„„„„„„„„„„„„„„„„„„3
二、诗歌的内容特色 „„„„„„„„„„„„„„„„„„„„„„„4
三、风格流变及其成因„„„„„„„„„„„„„„„„„„„„„„„„7
四、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11 结 语„„„„„„„„„„„„„„„„„„„„„„„„„„„„„13 参考文献 „„„„„„„„„„„„„„„„„„„„„„„„„„„14
浅谈武则天的诗歌创作
摘 要：单纯的从文学角度出发，武则天就是唐代诗坛上的一个奇女子：一生以大无畏的气概，行非常之事，做非常之人，为非常之文。以超越时代的见识在数量有限的作品中传达出一种全新的女性意识。现从武则天诗作的题材、内容特色以及风格流变等问题入手，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武则天；诗作；女性意识
Abstract:Purely literary point of view, Empress Wu is an amazing woman in the Tang poetry : life with great courage, great things line, do extraordinary as is the text.Beyond the era of knowledge in a limited number of works convey a new female consciousness.This paper from the poetry of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Empress Wu to start their brief description of related issues, thus helping us o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Empress Wu and her poetry.Key words:WU Ze-tian;Poetic works;Feminist consciousness
1400多年来，世人围绕武则天所产生的争议从来都不曾平息，套用一句西方的俗话，那就是：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武则天。这种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得关于武则天的审视角度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赞赏者将其顶礼膜拜，不吝溢美之辞;鄙弃者恨不能将其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永世不得翻身。由此屋及彼乌，这种评价模式也被毫不客气的套用到了武则天的诗作之中。有人说“以
武后之雄才大略，诗文宜无所不能，是以自来宫闱文学者，武后恒为一大家也”[1]10。就有人应声驳之曰：辞藻华丽，内容空虚，堆砌文字而已。客观的说，武则天的一部分诗作确实存在内容空洞、堆砌文字的现象，这是由于颂诗本身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但她其他的诗作，还是比较富有才情的。即便是在体制呆板的颂诗中，也同样不乏有类似“扪天遂启极，梦日乃升曦”[2]29这样极具帝王气概的佳句出现。
一、诗歌创作分类
武则天保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共有47首。包括以服务政治为目的的颂诗40首，比较富有才华的山水诗5首，赠别诗2首以及抒发个人情感的爱情诗一首。尽管总体数量有限，但却跨越了她人生的各个阶段：从青年、中年到晚年，均有不同类型的诗作出现，现依据题材与写作年代的不同，大致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抒情诗为主，大约作于武则天入宫前后。其时武则天虽已涉入宫廷斗争，但只是限于后宫争宠，距真正的权力中枢尚有一段距离。因此，武则天此时作诗，仍是保持常人心态。例如她在感业寺所作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2]58短短四句，传达出多层次多方位的复杂情绪。首句“看朱成碧思纷纷”，赋比兴兼具，有多重含意。不仅明写诗人相思过度，以致魂不守舍，恍惚迷离中竟将红色看成绿色；同时暗指美好春光的流逝，眼见花红褪尽，枝头只剩下绿叶。当然也含有借此比喻自己红颜薄命之意。诗人用白描的手法，把由昔日欢聚的幸福坠入今日冰冷的相思之苦、憔悴之态，写得淋漓尽致，真切感人；把身处人生逆境中的深刻体验，以及对情人刻骨铭心的思念与期盼合盘托出。后人曾评价此诗说：“匠心独运石榴裙，声声写泪思纷纷。情到肝肠寸断时，一寸相思一寸灰。”
第二类是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的颂诗，约作于其御极称帝前后。例如在其称帝之前，垂拱四年（688）所作的《唐大享拜洛乐章》，以及之后所作的《唐享昊天乐》以及《唐明堂乐章》等。武则天的颂诗在继承《诗经》“风、雅、颂”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娴熟地运用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同时注入了个人独有的强烈意志与伟大抱负。因此，虽然是政治抒情诗，表达着政治宣言，但很少空洞的口号，而善于用典与比兴，引用历史，叙述政绩，描写现实，不仅富于概括力，而且形象生动，充满浩然之气，颇有扣人心弦、震撼灵魂的征服力和冲击力。特别是《唐享昊天乐章》中许多诗句，十分耐人寻味。“瞻紫极，望玄穹。翘至恳，罄深衷。听虽远，诚必通。垂厚泽，降云宫。”[2]30——这样的诗句，充满着动感和力度，既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想象力，又有正大光明的说教力。同时，武则天诗在意像上，都取像大气、宏伟，动辄以日月星汉、山河雷电、云海霓虹等为书写对象，表达她驾驭天下的非凡气概和唯我独尊的理性思维。“太阴凝至化，真耀蕴轩仪”、“扪天遂启极，梦日乃升曦”“巍巍睿业广，赫赫圣隆基”“式乾路，辟天扉。回日驭，动云衣。登金阙，入紫微。望仙驾，仰恩徽。”[2]30„„这样的诗句，想象力奇特，意境高远，神驰于天地之间，出入于神人之界，游仞于历史与现实之中，透出诗人对人与自然的解悟，对人间正道的思考。武则天的40首“颂诗”,并不是纯粹的客套之作，而是在其中融入了女政治家特有的情怀。在艰深华丽的词句中，包裹着她治国安邦的宏图大志；在权力意志、主宰天下的表达中，展露着她令百官臣服的诗教力量；在以诗乐营造舆论、控制人心的话语权力中，渗透着女皇的政治宣言，强化着女皇的统治意识。同时，这也成了武则天治国理政方略的表达和记录。以历史的、扬弃的辩证思维和眼光，来读这些“颂
诗”，我们就可以理解唐中宗对武则天“雷霆其武，日月其文，英才远略，鸿业大勋”的评价，并不虚妄。
第三类是武则天进入晚年的时候，其诗歌以山水诗为主。武则天借喻山水，咏叹风物，抒发生命的体验与个人的怀抱。代表作品如《石淙》：“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2]32，想象高绝，气势壮观，诗风大气豁朗。她与群臣游九龙潭，赋诗道：“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2]31全诗景物观察细腻，体验深刻，构思大气，意象取“玉女”、“双凤”、“芙蓉”、“竹叶”,突出女性色彩，语言质朴、生动、精粹、形象，诗意如画，悠然自得，一派女诗人的温润、柔婉、清丽的诗风。尤其是颈联“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巧妙的由宏观的景色描写转入到对微观事物的描写上：一个“浮”字，传达出了诗人闲适愉悦的心情；一个“写”字，刻画出了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情怀，与她的政治抒情诗迥然不同。
二、诗歌的内容特色
武则天在她的诗作中，除了灌注其天赋的才情与强烈的意志以外，还宣示出了一种浓重的女权主义色彩，这也是她的诗作迥然不同于其他帝王诗的主要原因。女权主义是伴随着女性意识觉醒而产生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产物，其主要内容是宣扬男女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具有平等的权利。与西方的女权主义相比较，中国现代的女权主义仅仅停留在初步阶段，即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与屈服者，本身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但是，武则天不仅摆脱了作为男人附属品与屈服者的命运，而且真正的实现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比之现代的女权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不及，可以说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首先，在武则天早期的诗作中，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即处于萌芽状态的女权主义。所谓自我主体意识，就是女性在自我觉醒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并且相信只有依靠自己自强不息和自我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以《如意娘》为例，这首诗展示了一个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女性在困顿状态中逐渐觉醒的特殊心理活动：尽管她一样的为离别而“憔悴支离”，甚至“看朱成碧”，但却不再是独自默默地承受相思之苦，一句“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悲而不伤，嗔而不怒，想要唤回相思之人的心思昭然若揭，一个执着决然的女子形象分明而立。如果说此时武则天诗中的自我主体意识仅仅是一种心理活动的话，那么在颂诗中，则表现成为一种具体的语言和实际的行动。在《唐享昊天乐》第二章中，一句“听虽远，诚必通”，取“天高听
卑”之意，巧妙地将帝王的自信与执着蕴含于女皇特有的虔诚中，很好的展现了其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在提倡“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中，武则天能够在诗中传达出一种“女儿当自立，女人当自强”的主体意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种现代女性也未必普遍具备的心理素质。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命运不愿意创造一个伟大的女性，那么只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来创造她自己的命运”，[3]69这句话用来形容武则天一生的奋斗过程是及其合适的。
当然，这种自我主体意识一旦与至高的权力相结合，就必然膨胀成为一种专制甚至是霸道。这是过于张扬的个性与权力结合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由此造成的性情畸变在武则天的诗作中得到了不止一次的验证。有人甚至将她在《腊日宣诏幸上苑》的狂妄和异想天开都归结于其过于膨胀的自我主体意识。这也是儒家用来诽谤武则天及反对其参政的最大理由。但是客观地说，武则天不是天生的政治野心家，她只是在辅助高宗处理政事的过程中洞悉了男人的平庸与懦弱，又刚好具备了天生的抱负与后天具备的处理政事的能力，因此才萌生了代之而取天下的欲望。世人不该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一些不甚正当的手段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而将其一生的政绩否定。感业寺中的小尼姑固然善良本分符合儒家的标准，但却撼动不了长安城外的一草一木；武则天虽然被视为牝鸡司晨的典型，但却给大唐的下层庶民带来了福祉。
其次，我们说武则天在其颂诗中体现出了对于女性权力的真正实践。在大型乐章《拜洛乐章》中，“女主”对权力流露出一种强烈欲望，“皇帝”的的形象虽然不十分清晰，但呈现一种呼之欲出的态势。尽管“她”已经具备了从政的能力，并且兢兢业业的履行自己的职责，“乾乾遵后命，翼翼奉先规”，“抚俗勤虽切，还淳化尚亏”，但却囿于时代的观念局限不能也不敢贸然的以明朗的姿态君临天下。因此，不得不对政治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通过所谓的“天授宝图”这种自欺欺人的把式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后人在评价这一事件时，多认为这是一出闹剧，是武则天攫取权力而耍弄的手段，却忽略了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参与政治时所遭遇的巨大阻力。在《唐明堂乐章》中，女皇帝的形象清晰明了：她身处权力顶峰，掌控着大唐的政治中枢神经，以皇帝的身份指点江山，驾驭百官，处理国家政务，彰显出政治家特有的从容风范。这种从容大气在《迎送王公》中借助四言诗的句式特点形成一种气魄豪迈的帝王气概，“君臣德合，鱼水斯同。瑞图方水，周历长隆。”展示了一个由女人开创的新王朝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对那些顽固不化叫嚣“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臣恐海内失望，荆棘生于阅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的有力回击。武则天追求参与政治的意识，如果以现代社会的视角审视，无疑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但在武则天所处的时代，女人参政却是不被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所接受。即便是到了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仍将武则天的行为称为“鬼神所不容，臣民所共怨”。因此，武则天能够在其诗作中表现出对权力的追逐与掌控的意识是极其可贵的。
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诗中所说的女性参与权力掌控与现代的女性参政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不是在女性获得普遍权利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一个人基于裙带关系的基础上夺得的。因此，它势必会受到上流社会的极力反对，有人甚至是不惜以命相搏。这是一个想要在男权社会中参与政治的女性所必然遭遇的阻力，她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卓越的政治手段，将无法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
再次，在武则天的诗作中，展示了由于权力垄断而催生的畸变的女权主义。武则天出于炫耀并稳固已获权力的目的，凡是历代天子所举行过的象征皇帝至高无上的活动，不管怎样劳民伤财，她几乎都要尝试一下，《曳鼎歌》中涉及的铸鼎之事仅是其中典型的一例，此外还有《拜洛乐章》中场面奢华的祭祀活动，也显示了武则天特殊的心理结构。对权力中枢的绝对掌握，使得武则天顺利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从一个权力的观望者转而成为其执掌者。但随着其自身权力的无限制扩大，武则天的欲望也呈现无限制膨胀的状态。她开始追求极度奢侈的物质生活并且把这些视作理所当然应该获取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她开始利用业已获得的权力来掠夺他人起码的生存权利。有一句关于权力的话是这样说的：绝对的权力，催生绝对的腐败。同样：绝对的权力，催生绝对变形的女权主义。武则天对女权主义的追求过分的侧重于权力的实践，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一如她在自己的颂诗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权力的极度迷恋。这种过分依托于权力的女权主义不仅没有普及的可能，而且极易产生精神上的危机。在武则天的《赠胡天师》中，诗人表面上传达的是对道家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长生之术的痴迷，实则是透露了她在精神上的极度空虚与无聊，甚至是对生活现状的厌倦。“今夜津河上，延首望灵槎”，[2]31单纯的权力实践不是实现女权的最佳方式，恰恰相反，它只会让女权主义彻底的走向溃败。同时，伴随着最高政治权力的实践，武则天迅速的在诗作中表现出一种基于垄断基础上的霸权意识。在那首著名的《腊日宣诏幸上苑》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她希望以自己的意志号令天下万物，甚至是自然规律。结果牡丹因为不服其号令，而被其一怒之下贬至洛阳。花犹如此，人何以堪？她开始盲目的将自己的意志无限制的扩展，直至加诸于所有她能够触及的事物。这种试图控制一切的已经趋于变态的心理，是女权主义与垄断的权力结合之后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武则天因缘际会，以一个人的力量面对旧有的文化体制，以及一个偌大的封建王朝极其拥护者，这就决定了其女权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它将随着武则天的存在而达到顶峰，收益的也只是包括武则天在内的极个别的女性。但是，从现有的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知道，武则天对于女性的地位提高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在《早春夜宴》中，武则天以皇后身份邀请命妇与百官一起在宣正殿参加盛大的宴会，这无疑是对女性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的一种鼓励。从而使得广大妇女能够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在无形间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同时，在武则天的颂诗中大量出现“坤德”、“太阴”等象征女性的词语，极大的冲击了当时秉持儒家观念的封建文人，对于文坛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开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宽容开放的社会氛围有利于形成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现象，对于唐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总体而言，武则天的行为应该是受到肯定的进步行为。尽管她混淆了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她也不可能分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尽管她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同时损害了其他一部分人的权益，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问鼎最高权力的女性。虽然这种畸变的权力追逐不但没有在当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效应，甚至将后来的女性参政带到了一个死角当中，但这是囿于时代的原因，是无法避免的。
三、风格流变及其成因
武则天不同时期的诗作有着不同的风格，或情真意切，自然天成；或霸气十足，傲气逼人；或悠然自得，温润清丽。即便是在同一题材中，其诗歌风格也会随着其心境的变化而呈现微妙的不同：例如同为颂诗，但称帝前后的风格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导致这一区别的根本原因，就取决于她与权力的距离。
第一次转变是从感业寺到大明宫。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与人生观的改变，其诗作风格也开始改变。如果与其进宫之前的《如意娘》相比较，武则天入宫之后所作的《从驾幸少林寺并序》中一扫她在感业寺中为尼的凄楚不堪，而代之以从容不迫的大家风范。最后一句“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 [2]31，包含了一种“往者不可追”的感慨之意，颇含人生哲理。由情意绵绵到从容不迫，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武则天地位的提升以及身处宫廷所带来的心智上的快速成熟。武则天用了六年的时间顺利完成了从寺院到皇宫、从尼姑到皇后的跨越，这对于一个原本已经被命运抛弃的女人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从驾幸少林寺并序》中，她还能够以一种感恩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尤其当她回顾昔日与青灯古佛相伴的孤寂与绝望时，更是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佛祖的庇佑。但是，这种感恩的背后，隐藏着对卑琐平庸生活的巨大恐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于权力的极
度渴望。《如意娘》中隐藏的那种痛彻心扉的孤独与无助，彻底激发了一个天生不甘沉沦的女人的全部斗志。这一切，迅速的将感恩之心转化成攫取权力的原始动力，武则天从此走上了一条政治上的不归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武则天充分意识到了自身所具有的财富，比如说先天具备的智慧、美貌、以及后天具备的政治手腕等，既可能给她带来无上的荣耀，也有可能给她带来灭顶之灾。未来的一切属于待定，一切都取决于她自己的选择。
第二次转变是在踏入权力中心之后。武则天在政治这条道路上，每距离权力中枢进一步，身上的人情便少一分。早期的她能够写出抒情诗，起码证明她心中尚有情，而到了“无情可抒”或者“有情不能抒”的时候，大唐历史上独具一格的郊庙歌辞便出现了。之所以说武则天的颂诗独具一格，关键在于她在这一传统的题材中注入了全新的性别元素。颂，是祭祀天地祖宗时念诵的条文。据《白虎通义》解释：“主者所以立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以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寄养也”[4]32。这是一种政治附属活动，在封建时代具有浓重的男权色彩，存在鲜明的性别禁忌。武则天第一次以女性的身份参与这一活动，本身就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同时，由于武则天所特有的帝王气质，使得其笔下的颂诗在大气豪迈之中兼有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武则天的颂诗可依据其风格的不同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于垂拱四年的《唐大享拜洛乐章》。诗作辞藻华丽，用语整齐，语调铿锵，凝练有致，总体而言兼有一统天下的帝王气魄与“女主”特有的低姿态。尤其是在《拜洛》中，充满了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之心。其实，与其说武则天是对神灵怀有敬畏之心，不如说是她对天下百姓怀有敬畏之心。我们知道所谓的“天授宝图”只是武则天自导自演的一场政治闹剧，是其迈向帝王宝座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利用儒家的这一传统规则，在礼乐声中一遍遍的宣传“女主”的的形象，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显示女皇的威仪，更是为了借此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毕竟唐代是一个儒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武则天不敢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接手李家王朝。因此，她不得不以一种谦逊的姿态，出现在这一活动中，并希望以对神灵的敬畏之心换得相对平和的舆论氛围。这不代表她对权力没有欲望，此时的武则天对待权力恰如对待“天授宝图”的一样：想要却又不能直接要，不要又不行。因而不得不摆出一个低姿态，挂出一个迷信的幌子，达到不能言说的意愿。第二部分是武则天称帝之后所做的《唐明堂乐章》与《唐享昊天乐》。这两则乐章一扫《拜洛》乐章中的谦逊平和，以帝王身份作诗，引用历史，叙述政绩，想象奇特，处处以太阳、月亮等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彰显了武则天“牝鸡司晨经日月，奴婢称孤靡王侯”的非凡气概。出现诗风转变的原因无疑与武则
天掌握权力中枢有关。公元689年，68岁的武则天“自名瞾”、“该诏曰制”、“使用周正朔”[5]6435，这与“洛水受图”一事只间隔5年时间，在这五年时间中，武则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短短三个月中平定了徐敬业谋反，此后三年又平定琅琊王李崇、越王李贞的谋反。至此，在兵力上能够与武则天抗衡的势力消失殆尽。同时，在朝廷之中，武则天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杀唐宗室，兴冤狱，广为株连，致使朝堂之上敢为李家王朝说话的大臣不死即流放。这种大肆屠杀一方面使得新生的政权能够平稳的运行，无意间助长了武则天作为一代帝王的激越豪迈之情，使得她犹如不受束缚的行空之天马，自由自在的挥洒自己的意志与才情，写出“式乾路，辟天扉。回日驭，动云衣。登金阙，入紫微”这样惟我独尊的诗句。另一方面，无休止的背叛激起了女皇帝所有的愤怒和疑虑，她一边杀戮，一边威吓，一边恐惧，直至对所有的人失去信任。她的自信随同权力的扩张一起无限的膨胀，当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她的自信也达到了极致。
伴随着武则天登上权力的顶峰，其诗作风格也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简单的形容就是雄浑豪迈，霸气十足；权力催生的极度自信中，略有自恋的成分。在那首脍炙人口的《腊日宣诏幸上苑》中：“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武则天欲以一己之力，改天换地，扭转时令。自恋是武则天登上皇帝位置以后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来源于她身处权力顶峰时张扬到极致的自信与乐观，另一方面则是无休止的背叛所导致的情感危机所导致的。武则天不能接受天下人对自己的背叛，一如天下无法接受一个女人统治天下一样。尤其是当她自己的儿子也站在反对自己的行列中时，更加让她疯狂。作为女人，武则天拥有令世上须眉仰视的资格：权力，智慧，财富等等。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无法弥补她由于亲情缺失而导致的情感危机。情感危机特指女性因工作忙碌、压力过大而延误情感生活，或者目前的情感生活不尽如人意而致使情感出现的失重状态。虽然这是现代社会的用语，但却适用于一切因事业心过重而导致家庭危机的女性，而无论她处于哪个朝代。
直接导致武则天亲情缺失的原因，就是她以女人的身份参与了权力的角逐，并由此激起了皇位继承者即她的儿子们的强烈反感，这种反感使得原本就疏远的母子之间的猜忌更加严重，甚至发展到彼此不相容的地步。当武则天以皇帝的身份挑选皇嗣时，这种猜忌演变成为残酷的骨肉相残。在《皇嗣出入升降》中，她作为一个皇帝同时以母亲的身份向自己的儿子同时也是皇位继承者提出了期许与要求。作为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要做到“大孝”、“谦”、“恭”。孝者，顺也，这是普天下所有母亲的愿望，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一个合格的皇嗣需要具备的不是一味的顺从父辈的意志，而是独立处理政事的能力。妥协与坚韧这两
种能力很难完满的统一于一个人身上，这也是历代皇帝所面对的难题。他们希望自己的继承者能够成为一代明君，但是这种英明必须要在自己死后才能够展示出来，不然，就可能会威胁到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大多数皇帝都无法忍受的。皇嗣的过于英明同样是令痴迷权力的武则天所无法接受的事情。她依照政治的标准挑选儿子，鸩杀长子于合璧宫，潜毙次子于巴州，致使历史上留下了母子不能相容的《黄台瓜辞》：“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蔓归。”[2]14照此一轮淘汰下来，武则天英明的、堪承大统的儿子都给她毫不留情的“摘”掉了，只剩下两个虽然能够顺从她的意志但却平庸不堪的“歪瓜”。这是一个皇帝的苦心经营，她的确成功了，起码保证了在有生之年没有变生肘腋。但作为一个母亲，她却是失败的，儿子们不理解一个母亲的心苦，不能接受她的行事方式，甚至不惜兵戈想向。这对一个母亲而言，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由于亲情的缺失而导致的精神空虚在武则天晚年的诗作中表现尤其明显。例如在《游九龙潭》中，秀丽的自然景色之中，却有一种淡淡的思乡之情。“要念家山好，唯有风入松”，权力的荣耀无法满足一个人对于家庭和亲情的渴望，辉煌的大明宫不能取代并州汶水山上一缕清风穿过松叶的声音。武则天怀念的其实不是家乡的风景，而是那种不掺杂权力争斗的生活状态。一如她在《赠胡天师》中所流露的对于权力争斗的极度厌倦，“今夜津河上，延首望灵槎”，她根本不相信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她只是向往道家超脱的境界。武则天作为一个母亲的最大失败之处，在于疏于母子之间的情感交流而导致的骨肉形同陌路，在这一事件中，她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
精神与灵魂的背向而行，成为纠结武则天的最大问题。君临天下的荣耀无法取代一个母亲真正向往的幸福，那是儿孙绕膝，共享天伦之乐，而不是天下人的尊崇与膜拜。亲情的淡漠是多数从政女性无法克服的危机，是其心里永远不能触摸的伤疤。那种不能两全的伤痛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退色，它的存在只为提醒她：你是一个除了权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女人。
在经历了无数次由于权力斗争而导致的血腥屠戮之后，晚年的武则天终于选择了偃武修文，永戟干戈，而且由于其心态趋于平和的缘故，使得其诗作普遍呈现平和而富有生机的风格。甚至间或在某些诗作中会流露出对权力斗争的厌倦之情。例如写于久视元年的《石淙》，全诗感情细腻，诗风秀丽，心态愉悦平和，与君临天下的颂诗风格迥然不同。这首诗其实是武则天晚年心态的生动写照。当时，她最为担心的两个问题基本上已经得到解决。一个是新生政权的巩固问题，另一个是皇嗣的人选问题。前一个问题早在武则天称帝的时候已经得到了解决，她以强有力的手段平定了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使得能够对新生政权构成威胁的势力已经形不成什么气候。可以说，由武则天一首开创的大周政权顺利的实现了过渡。而另一个问题则在困扰了武则天20年之后，终于在狄仁杰等大臣的劝说下得到了完善的解决：重新将李显召回，立为皇储。这一事件不仅博得了天下臣民的交口赞赏，而且终止了武氏家族与李氏皇族之间因为皇储问题而导致的水火不容，令处于内忧外患的武则天终于舒了一口气。因此，这一时期的武则天，无论是家庭还是政事，都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尤其是前者，对于一个已经年迈的女人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安定、繁荣的局面，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渐趋平和的心态：武则天似乎又回到了一个正常人的心态。
四、创作的价值与意义
评价武则天的诗作，不能一概而论。因为颂诗本身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抒情诗不能与其相提并论。要想客观的评价武则天的诗作，必须将其分离开来，各自评价。
首先是抒情诗，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这些诗从人性的角度还原了真实的武则天，是其女儿情怀的真实流露，反映了其“真性情”，因此，人们历来对武则天的抒情诗评价比较高。例如，在唐代就流传着有关《如意娘》的故事：李白曾有《长相思》一首，其中写道“昔日横波日，今日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其夫人看了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李白听了后，爽然若失。我们姑且不追究这件事的真伪，但起码可以看出这首诗在当时社会中流传的广泛性与接受的普遍性。钟惺在《名媛诗归》第九卷中评价这首诗说：“‘看朱成碧’四字已奇，然尤觉‘思纷纷’三字，愦乱颠倒得无可奈何，老狐媚甚，不媚不恶”。这句话与其说是对武则天人品的贬低，不如说是对其文学才华的褒扬。
其次是山水诗。武则天的山水诗明丽质朴，大气流畅，相对于唐初的作品，少了一些媚态，多了一些豪爽。这种豪迈之气不仅反映了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唐的社会风气，而且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武则天 崇尚诗文，倡导君臣唱和，臣僚竞赛，留下了传颂千古的“夺袍以赐”的故事。总体而言，武则天对于唐代文坛尤其是山水诗的发展的推动和影响，是一般文人学士无法取代，也无法企及的。对此，后人曾客观的评价说：“唐兴文雅之盛，尤在则天以来。内有上官之流，染翰刘丽，天下闻风。而苏、李、沈、宋接声并鹜，文士之多，于此为盛” [6]197。她创作的山水诗，将宫廷官员的诗情从宫廷引向大自然的湖光山色。她组织大规模的游山玩水活动，扭转齐梁以来萎靡不振、弄月吟风的柔媚情调和诗风，开创了大气、阳刚、昂扬、向上的诗风。当然，武
则天的山水诗中在宣扬皇家威仪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沾染上富贵俗气，但相对于政治颂诗而言，这些富有人情味的诗作，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
再次是颂诗。评价武则天的颂诗，不能从诗作本身的规律出发，因为颂诗本身就不是以抒情怀展才华为目的的，更多的是展示其政治抱负。在武则天的颂诗中，不仅表现了其卓越的执政能力，而且展示了其出色的驭臣手段。在颂诗《拜洛乐章》中，篇篇突出“和”的主题：昭和、致和、咸和、仁和、九和、咸和、敬和、齐和、归和等等，用华丽整齐、铿锵凝练的诗句，张扬天地阴阳之和谐，自然万象之和谐，国家社会之和谐，上下官民之和谐，边境安定之和谐。和谐意识之强，言辞之切，曲调之高，历代罕见。而与和谐理念相辅助的是其民本思想。可以说，民本思想是武则天的基本治国方略。早在上元元年，即武则天刚做皇后的时候，就上表十二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赋敛”。执政之初更是立下誓愿，要使天下“人不失业”。掌权之后，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例如推行均田制的恢复、打击豪强士族，扩户等，保障了下层百姓的生活来源。因此在《石淙》中，当女皇帝看到“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的太平之景时，心情不禁大为愉悦。因为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美好的景色固然令人心动，但天下太平的景象才是其奋斗的目标。武则天辅助高宗执政34年，做女皇独立执政15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执政过程中，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版图扩张，为“开元盛世”奠定坚实基础。虽然遭遇不间断的反叛，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武则天诗中所体现的和谐观念与民本思想才是关键的原因。同时，一首《制袍字赐狄仁杰》，将其善于笼略人才的手段尽显无遗。善于识别人才，重视、爱惜人才，是武则天执政的一大特色。光宅元年（684）徐敬业据扬州（今江苏扬州）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撰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攻击武则天，武则天看后因感叹其文采飞扬，赞扬骆宾王“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认为这是“宰相之过”[5]6424。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赞叹武则天的表现：“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并且能够包容愿意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大臣，这也是狄仁杰等一班人才能够衷心的为其服务的原因。毛泽东曾经评价说：武则天确实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这一评价对武则天而言，是比较中肯的。后人误解武则天，认为她窃夺李氏政权，排斥诸子，滥用酷吏，公卿自危，朝野上下似乎一片混乱，其实不然。《新唐书》的作者曾给过武则天这样的评价：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挟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跕乱而不亡.这里所
说的僭于上而治于下，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或者换一种说法，下层百姓关心的不是统治者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武，而是这个统治者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武则天以浆车卖流之女，临朝听政，御极称帝，一步步踏入权利的核心不是必然事件。但这一具有很大偶然因素的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武则天自身的能力，尤其是加驭臣下的能力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此外，武则天对于四言诗的发展也值得我们关注。四言诗始见于《周易》，到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基本上是以四言为主。东汉之后，四言诗的发展逐渐式微，其地位很快为五言诗所取代。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四言诗的发展才有所突破，出现了比较能继承《诗经》遗风的，称得上四言正体的诗作，例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以及陶渊明的《停云》等作品。四言诗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形式上节奏单纯、句式简单以及表达内容上的适于言志而不宜于抒情。但是武则天却很好的发挥了四言诗适于言志的特点，在传承和发展《诗经》四言诗形式的基础上，在这种概括力极强，节奏短促，铿锵有力的句式中，注入自己刚健的情志性格和斩钉截铁的语势，加上格律诗的对仗、对偶和排比的手法，使“四言诗”更能展示她那种气势飞动、气魄宏大、胸襟开阔、统揽天下的非凡气度和高屋建瓴、旋转乾坤的精神气象。著名学者王富仁说，“在中国，写好四言为主体的诗词，几乎是一个人有帝王气概的象征。”[7]74。武则天以四言为诗，本身就是在向天下昭示她的帝王气概。
武则天以一个女强人的姿态，横亘于大唐初期的统治历史上，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对盛唐局面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其统治期间，改唐为周，开启了一个由女人统治的王朝。她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意愿，设置合乎她理想性格的新的上层建筑和社会风尚。同时，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文学的发展。纵观武则天的一生，诚如谭正壁所说：“武盟是政治家而兼文学家，她的一生事业，大足为五千来沉埋的女性一吐愤气” [8]29。但是，由于儒家观念的影响，武则天在历史上始终未曾受到客观的评价。即便是在现代，我们在评价武则天的时候，虽然在其名讳前面加上“女皇帝”三个字以示特殊与尊崇，但同时还要要加上“风流”二字，借以夸大其私生活的“不检点”，却忽略了她在历史上的巨大意义。普通的民众只是通过影视作品来了解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影视作品的无限扭曲又使得人们认为她只是一个骄奢淫逸残酷无情的女人。这不仅对武则天而言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同是也证明了一种文化体制的狭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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