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树立我国宪法权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定稿]

第一篇：论树立我国宪法权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定稿]

论树立我国宪法权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张霞

【摘 要】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具有最高权威。我国宪法经过了多次修改至我国现行宪法。但是我国宪法长期以来处于原则性和纲领性的地位，我国宪法最高权威实际上还没真正树立，这种状况不利于宪政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目前树立我国宪法权威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可为进一步推动宪政发展、建设法治国家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

【关键词】宪法 发展史 必要性 可行性 【目 录】

一、宪法权威的定义及其作用

二、我国宪法的发展史

三、我国宪法权威的现实状况

四、树立我国宪法权威面临的现实阻碍

五、树立宪法权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最高的行为准则。现如今我国进行法治主义社会见识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因此，宪法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我国宪法虽然经历了多次修正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不断完善我国宪法并切实树立我国宪法的权威对维护窝火公民的利益，使宪法真正起到“母法”的作用是可行的同事也是是非必要的。

一、宪法权威的定义及其作用

从宪法的地位来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它是据以制定其他法的法律基础。

从其产生来说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所制定的，用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权。从阶级实质来看，现代宪法基本上分为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两大类型。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类型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宪法。社会主义宪法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成果的法律化，其作用是是全面体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意志，确保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真正当家作主，享有最高度民主、最充分自由和最大利益。社会主义宪法本质上是人民群众制约执政党依法执政的宪法，更是执政党自觉制约权力依法执政的宪法，是人民群众约束和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的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由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国家根本大法。它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充分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丰富经验，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这部宪法除序言外，有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和国旗、国徽、首都等四章。它的基本精神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综观当前我国宪法学界对于宪法的定义和宪法的本质的认识，几乎众口一词形成所谓权威通说：即认为宪法是集中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阶级力 量或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规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使民主制度法律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大法；认为宪法本质上和别的法律一样，都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甚至认为不是一般的表现，而是集中的、最高的表现。

二、我国宪法的发展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由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国家根本大法。从1954年起，我国先后制定、颁布过4部宪法，即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49年秋，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是年9月21日召开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国策和总任务等。由于当时人民革命战争还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在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人民群众尚未充分组织起来，故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的条件，只能以《共同纲领》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准则。因此，《共同纲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9月20日，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是建国后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54年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我国确立以来，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宪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全面恢复在我国曾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由于这部宪法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修改制定的，加上“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致使它存在着严重的错误。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革”的错误，特别是恢复被“四人帮”破坏的宪法原则。197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修改1975年宪法。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修改过的宪法。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1978年宪法仍然没有能够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保留了1975年宪法的痕迹，是一部有着明显缺陷的宪法。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表决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正确总结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及建国后3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注意吸收了国际上的有益经验。1982年宪法自施行以来，已做过三次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共2条，第1条是对宪法第11条作了增写，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第2条是对宪法第10条第4款作了修改，容许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第3条到第11条宪法修正案。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是：1.序言第七段增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并将原来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改为“富强、民主、文明”；2.序言第十段增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3.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4.删去原有的“农村人民公社、农业街道生产合作社”，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5.把原来规定的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将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由原来的三年改为五年。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12条到第17条宪法修正案。修宪的主要内容是：

1、序言第七段增加“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增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宪法第5条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宪法第6条增加“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4、宪法第8条第一款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5、宪法第11条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修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

6、宪法第28条将“反革命”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2004 年3 月14 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庄严地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所确立的一系列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 内蕴着现代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理念, 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我国宪法权威的现实状况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宪法权威的树立情况并不十分理想，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的权威性并没有像其自身规定的那样，缺乏应有的权威。具体表现为：

一是普通公众对宪法持一种陌生和冷淡的态度, 缺乏宪法意识。宪法在我国只是一个属于宪法学家讨论的问题, 对普通百姓来说则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宪法的运用局限于宪法条文和理论研究方面。长期以来, 我国不少人习惯于把宪法看成一种文献, 当作政治纲领, 而没有把它看成真正的“法”。忽视了宪法作为最高权威法的根本保护，宪法意识不强。所以对他们来说宪法是不需要他们去关心的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与生活有关的普通法律。

二是我国修宪频繁，缺乏稳定性。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正式颁行了四部宪法。现行宪法颁布的二十多年间，国家组织进行了四次局部修宪活动。宪法的稳定性是宪法权威的基础，宪法作为其他法律产生的依据，频繁地被修改，势必会影响公民宪法信仰和宪法权威的形成，破坏宪法甚至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而美国自1787年，在费城召开会议制定了宪法，其后虽经历一次次修正但是会议上制定的美国宪法一直沿用至今，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三是宪法自身制度不完善影响宪法权威的树立。我国宪法在司法领域不被运用, 没有发挥根本大法的作用。宪法被违反了, 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被侵犯了, 只要这种违反, 这种侵犯没有具体法律规定责任, 司法机关就不能对之过问。同时我国至今仍未明确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违宪审查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承担着立法职能和违宪审查职权，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科学性；宪法监督、宪法解释等制度不完善，导致出现违宪行为后，缺乏明确可行的救济途径。同时我国对违反宪法的规范性文件审查不力。这使得行政部门超越、规避宪法规定行使职权的事件屡见报端, 随意解释宪法甚至无宪法授权式的立法也时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存在, 损害了宪法的权威性。最后,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不顺, 有损宪法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讲, 政策是制定宪法的基本依据或方向。然而, 政策毕竟不等于宪法, 二者在意志属性、规范形式、实施方式、调整范围和稳定程度上均有所不同。因此, 宪法与政策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两者的统一性体现在宪法本身蕴含了某一时期政策的基本价值和倾向;两者的对立性则体现在宪法一经产生, 就有了其自身生命力, 独立于政策, 具有无上权威, 不再随意地随政策的变化而相应变化。但在现实中, 要么政策直接取代于法律, 要么法律跟随于政策, 甚至有学者以政策性修宪来描述我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四、树立我国宪法权威面临的现实阻碍

（一）从经济层面上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缺失，使得宪法权威失去了经济基础的有力保障。对于我国而言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自然经济并未在新中国成立后完全被取代，建国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又人为地扼制了市场自身的发育与完善，使得统一市场和统一市场活动准则进展缓慢，即便有宪法，也仅是具有形式权威的宪法。改革开放后，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整个社会也逐渐呈现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主体平等的法治景象。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还刚刚起步，距离发达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宪法实质权威的出现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由于发达市场经济形态的缺乏，使得我国宪法权威失去了经济基础的有力保障，徒有其表。

（二）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发达民主政治的缺乏与政党制度可操作性的空白，使得宪法权威缺少了政治上的维护。我国也是实行政党政治，而在政党政治中，最为核心的当属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在政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上的规定是非常笼统的，而且对权利行使范围和程序，违反有关规定应负的相应责任等问题根本并未涉及，使得政党制度缺乏了实际的可操作性，从而导致政党的活动，特别是执政党的活动直接影响到国家权力的运行，甚至可以说直接操纵国家权力的运行，进而对宪法产生影响，有可能损害宪法权威。

（三）从思想层面上来说：宪法意识和宪法信仰的薄弱，使得宪法权威缺乏了人们的思想保障。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虽已被结束，但封建思想的流毒依然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使得人们心目中只有权力意识，而缺乏宪法意识。从宪法权威生成的终极机制而言，它来源于社会主体的人对宪法的信赖和信仰，也即来源于人们的宪法信仰。宪法权威根源于其所代表的正义，而这种正义则来源于宪法信仰。只有在人民内心里存有宪法信仰，宪法才具有权威性。而在我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使得公民的宪法意识与宪法信仰都很薄弱，因而使得宪法权威缺乏了人们的思想保障。同时，宪法对于我国来说毕竟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其成长有着固有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代表了一定的精神价值和历史传统，在我国还没有培育起宪法成长的土壤时，社会公众往往对宪法是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宪法得不到其应有的崇敬，宪法的权威就不可能在中国得到真正的确立。

（四）法律层面上：违宪审查制度可操作性与司法实践的回避，导致宪法不能进入诉讼，无法在诉讼中树立权威，使得宪法权威失去了实践的保障。首先，尽管现行宪法规定了违宪审查制度，却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组织机构，使得违宪审查成为空文。全国人大常委会虽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但在1982 年宪法以来，还没有行使过宪法监督的职责。这个事实表明，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体制，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难以正常运作并发挥监督作用的问提。宪法监督能力的不足，违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使得宪法权威的树立无从谈起。其次，现行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所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并不完整，这也减损了实际上的可操作性。我国违宪审查制度操作性上的空白，使得违宪审查进退不得，无法履行其应有权力义务，而不能从制度上对宪法权威加以保障。

（五）从宪法本身上来看：我国宪法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宪法权威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由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国家根本大法。从1954年起，我国先后制定、颁布过4部宪法，即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平均5年多修改一次。如果只算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则平均3年多修改一次。宪法频繁修改必然会损害宪法应当具备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为真正的权威是建立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内心确认和承认的基础上,而人们内心真正承认宪法、信仰宪法,其基本前提就应当是它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

五、树立宪法权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限制权力经济,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宪法至上提供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它反映了国家统治阶层对不同经济关系所持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产品经济和趋向单一化的所有制形式。由于计划经济主要靠行政命令、长官意志, 在本质上即权力经济, 它内在地、本能地要求行政权力的至上权威。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人治的最好土壤, 而限制权力经济是根治“人治”顽症的釜底抽薪办法。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权利经济,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要实现宪法至上, 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宪法的明确规定，可以从法律上赋予了各种经济形式合法化的地位，进一步明确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及其实现形式，保障市场经济法令的一致性，顺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对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宪法对经济的保障作用，主要是通过宪法所具有的根本法的法律权威来保障经济制度和经济原则的存在和发展。缺乏宪法权威，意味着失去了宪法对经济发展的最高法律保障，发展经济、促进国强民富将无从谈起。

（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法的关系, 建立合理的“权利—— 权力”结构,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为宪法至上提供赖以生存的政治条件。尽管市场经济是宪法至上的决定性因素, 但只有当市场经济原则转化为政治上的民主制以后,这种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同时宪法本身即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宪法至上的基本特点亦即宪法的实际运作状况。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健全, 民主政治不发达, 宪法也就不可能顺利实施, 宪法的应有权威也就不可能真正树立。因此, 要从根本上保证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 使宪法真正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根本的活动准则, 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三）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 加大宪法的宣传力度, 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 树立宪法权威最重要的就是树立公民对宪法的一种信仰，培养人民对宪法崇高、神圣的信仰。要培养人民的宪法信仰首先要使人民认识宪法，知道宪法是什么，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尤其是宪法文化教育，让宪法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核心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使公民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有力的法律武器，提高他们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同时要剔除传统文化的槽粕, 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为宪法至上提供赖 以生存的思想文化条件。这是体现宪法权威, 走向法治之路、建立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此外, 还有一点前面已经谈到, 必须努力健全宪法监督机构, 完备相关制度, 为确立宪法权威提供制度保障。

（四）建立健全违宪审查机制是保证宪法实施, 维护宪法权威的关键条件 宪法在我国不能有效实施, 宪法权威得不到落实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宪法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宪法监督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和健全违宪审查制度。目前, 我国法学界对违宪审查问题非常关注, 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积极的设想。根据我国的法治现状, 很多学者主张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之下, 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 宪法委员会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生产, 其组成人员要由具有较高资历的法律官员和杰出的政治、法律专家担任。宪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对宪法解释提出意见, 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是否与宪法相一致进行审查, 对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提出意见,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做出具体的处理决定等等。同时宪法委员会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否则, 当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违宪时, 它将难以公正地进行审查。

（五））改进修宪方式，维护宪法稳定

如前所述，为了适应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我国宪法修改频繁。因此，必须改进我国的修宪方式，提高修宪技术，在修宪过程多采用修正案的形式，避免直接对宪法条文修订。宪法权威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审慎对待，必须坚持学习国外成功经验和从我国实际出发相结合，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从而推动我国宪法权威树立和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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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宪法权威的维护

论宪法权威的维护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就全面推进依法汉国作出决定，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又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作出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总书记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宪法在依法治国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依据，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要实行依法治国，就必须实施宪法，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依法治国，就要依宪治国，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关键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确立和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保障宪法的实施。

一、世界各国宪法的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

英美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宪法史。在封建社会以前的人类政治文明史进程中，民主、人权等只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而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根本无从谈起，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和发展，民主、人权成为人类社会建设 国家和追求政治文明的目标。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近代宪法的策源地，虽然其至今无一部系统、完整的宪法，但在英国历史上出现很多宪法性法律，从不同方面对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民众权利进行规定，其宪法被学者誉为近代“宪政之母”，足见其对世界各国宪法的影响之深。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的制定对加强联邦政府权力，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国是世界上制定宪法较早，颁布成文宪法最多的国家，每一次政治变革的同时，都以宪法改革为中心，以宪法来确定革命或改革的胜利成果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同时还设立宪法委员会，用以审查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其它制度是否合宪，法国宪法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史料，是民主、人权在制宪史的典型史例。

中国宪法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备受西方列强欺凌，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前赴后继，直到19世纪晚期，才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在于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只有建立先进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繁荣富强，由此揭起了中国宪法改革的大旗。从清政府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到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直至国民政府时期1931 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政局混乱，时势不稳，更迭频繁，加上受悠久的人治文化传统影响，近代中国制宪发展经历了曲折而艰难的发展过程。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宪法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其它方面的重要国策和总任务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五年来的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是在特殊时期产生的宪法，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历史状况；1982年宪法是1954年以来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引了国际经验，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2年宪法实施以来，适应时代要求，经过4次修改和完善，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纵观中外宪法发展史，宪法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宪法的完善和进步，体现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创新成果。

二、宪法权威的内涵

宪法权威是指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威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除了规定社会制度及其基本原则外，还规定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于它所规定的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宪法就成为立法机关进行日常立法活动的法律基础。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是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据，普通法律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宪法内容相抵触的法律无效。因而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从更深意义来讲，宪法是全体人民的公约，是社会的最高契约。

宪法权威至高无上。宪法作为民主胜利的果实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生活中处于最被尊敬的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宪法不仅高于普通公民，而且高于国家机关和国家领导人，高于社会组织，因此任何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对宪法绝对服从，不得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现代民主将宪法至上作为其根本属性和核心内容。宪法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真假的基本尺度。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是人民的意志自由而庄严的表现。因此，宪法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的“护身符”，能真实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宪法也是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饱含着人民的厚望和寄托。故宪法又被赋予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防范和制 止政府权力非法侵害的艰巨使命，宪法“使人民的美德和主权者的权力有了对付公职人员专横和政府趋向暴政所必须的力量”。以此显示了宪法对人民的生存和幸福的深切关怀，因而，宪法关注民生、贴近民众、保障人权、呵护人民，这既是宪法体现人民意志的表现和要求，也是宪法权威的应有之义。

宪法是国家的全民信约。“信”即信仰、信奉，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宪法权威的实现和维护固然需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但是最根本还在于人民对宪法的信奉和遵守。如果说法律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法律制度，法律调整机制的选择，传播着法律文明，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人民之所以树立并努力实践对宪法的崇高信仰，无非是宪法是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文明和进步的“金质纽带”。宪法信仰是宪法权威的核心要求和含义，宪法权威的重要表现之一正是人民将宪法的精神和理念视作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三、宪法权威的来源

宪法的权威性来自于一个国家国民的认可和社会的共识。法律所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家意志就是法律化的统治阶级意志。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宪法作为法律中的法律，正是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统 治阶级的意志，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不但以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极大的权威性。

宪法之所以成为全社会价值共识且具有最高权威，还体现于其性质和产生方式。宪法是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人民意志代表着国家利益，具有最高性和根本性，是“人民主权”即“国家的最高权力由人民所拥有，人民最终享有国家主权”的最高规范表述；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没有宪法依据和宪法授权，则不能制定法律，既使其他法律有宪法上的立法依据，但其内容和精神也不得和宪法的原则和条文相抵触，否则无效或部分无效。同时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的性质决定于宪法的产生必须是广泛、民主的结果，其内容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其制定程序比一般法律的制定程序严格、复杂，修改程序也比一般法律修改程序严格、复杂，这种通过保障民主，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是宪法具有根本权威的必然逻辑。

宪法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基础保障和根本。在现代民主国家，依宪治国已成为现代宪政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凡是通过宪法有效治理的国家，一般来说，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是成功的，不以宪法为基础来推动国家治理，也许这个国家在某些领域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也不能成为现代法治的国家，更有可能发生反复和倒退。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权力源于宪法，是通过宪法而获得的，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行使的方式都要寻找宪法上的依据；一切公权力行为都要遵循宪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要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

宪法的权威地位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表述和确认。现行宪法在序言部分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对“国家根本法”的确认是对宪法权威的法律认可和表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宪法之所以成为“根本法”与“最高法”，在于其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赋予了时代的特征，确认和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宪法，实施宪法，维护宪法，就是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保障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努力实现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

四、宪法权威在于实施和维护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

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和权威维护的保证。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实施好、维护好宪法的权威，才能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权威与宪法的权威并不矛盾，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一致性，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阶级性、人民性和共产党的性质是一致的。党的领导是方向的领导，是政治保证的领导，依宪治国失去方向，没有政治保证，依法治国则无从谈起。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主要是以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以及立法的领导，而宪法则是党领导立法的主要成果，是党的成熟定型政策的规范化、条文化和法律化，宪法实施和权威的维护中，会遇到种种错综复杂、区域性乃至全局性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外交等各个领域，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党的领导，统筹全局，协调各方，才能解决好，这也是历史经验的证明。同时维护宪法权威，也要协调好党的领导和宪法权威的关系，就是共产党必须率先垂范，在宪法 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实行法治的决定性因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带头模范地守法，维护宪法权威，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才能形成举国上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局面。

建设法治政府是宪法权威维护的关键环节。“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宪易，行宪难”,宪法是否具有权威关系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宪法制度。一个国家虽然有宪法但可能无宪政，是因为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并没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在国民中并不具权威性。政府是执法主体，执法首先是执行宪法，维护宪法的尊严，一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府，必然是一个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政府，与现实相比，我国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某些方面管了不该管的越位问题，以及该管没有管的缺位问题，政府间职能划分不合理的错位问题，尤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与宪法精神背道而弛，维护宪法权威就要把被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宪法放出来，靠宪法的力量把权力关进宪法这个笼子里，具体就是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科学划分各级政府职责，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最大限度消除和防范权力设租寻租空间，没有宪法法律依据，不得减损公民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 务，强化依法监管，改进执法监管，健全执法保障，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努力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加强宪法监督和程序，是宪法权威维护的必要途径。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程序，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新中国宪法发展是以五四年宪法为基础的，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受封建统治，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法治的传统和习惯，宪法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不到位，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国家法制和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现行宪法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依宪治国取得了巨大成熟，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但在宪法监督和程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如在违宪监督、宪法解释等方面，都需要尽快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的制定及实施监督机关，要按照其职责划分和权限，建立完善在全国范围内的宪法实施监督机制，这个机制应能使每个公民看得见、行得通，保证宪法在国家的每个地方得到遵守和执行。宪法实施监督就需要违宪审查，违宪制裁是维护宪法权威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方国家大多有完善的违宪审查机制，如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我国违宪审查功能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多是依职权“坐审”、“审批”，结果就存在“漏管”和“漏审”现象，如何“主动审”、“重心下沉”、“上下一盘棋”，这是违宪违查的必然要求。每项法律都有其具体实施细则或法律解释，如我国的《刑法》、《刑诉法》、《民法通则》、《民诉法》等都有司法解释，唯独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没有这方面内容，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启动宪法解释程序，还是迫切需要的。

社会信仰和社会文化，是宪法权威的维护的精神家园。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法律存在和实施的本源，宪法更是如此。要使每个公民成为宪法权威的忠实维护者，自觉执行者，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出自真诚的信仰。人民的拥护和信仰须以宪法科学合理性为重要标准。宪法的权威首先取决于是否科学合理，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需求，体现人民意志是实现法律科学性和合理重要途径，宪法要恪守以民为本，为民立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保证人民对法律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才能真正树立最高的法律权威。精神和文化是支配日常行为的内在力量，要坚持不懈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普法和守法作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进行，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把法治教育贯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把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 中，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同时，加强社会诚信建设，“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其身正，不令而行”，领导干部带头遵法守法，维护宪法的权威，在工作和生活中坚持依法办事、行事，形成对全社会的重要示范作用。每个公民都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活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对宪法信仰为基础，支撑社会的诚信，并以社会诚信建设信用记录作为守法诚信的一项重要标准。还要用提高违法成本推动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社会氛围的形成，努力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现象，形成全社会敬畏法律、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形成以树立宪法权威为基础，各项法律为助推的依法治国局面，使中国从法治大国向法治强国迈进。

宪法权威的维护是社会共同价值实现的基础和过程，其实施状况决定了转型时期能否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发展。只有做好宪法权威的维护，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项制度和体制，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

第三篇：树立宪法权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北京高校教师党员在线课程考试 树立宪法权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标准答案

判断

1.改革必须做到于法有据，保证合法性。YN 2.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拥有多元的社会治理主体，而法治在治理过程中起到基础性和保障作用。YN 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已经建成为软实力和法治的强国。Y N

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YN 5.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位于社会主义法治之上。Y N

6.主讲人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核心精神是依宪治国，依宪行政，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YN 7.各省和直辖市有权制发具有立法性质的文件。Y N

8.任何法律法规文件，只要违背了宪法，就是无效的。YN

9.法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YN 10.法律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而改革走在时代前面，需要大刀阔斧，因而可以先不需要考虑法律条框，先改革再完善法律。Y N

单选

1.我国现行宪法是（）。

A)54宪法 B)75宪法 C)78宪法 D)82宪法

2.私营经济被明确写进宪法是通过（）年的宪法修正案。

A)1986 B)1987 C)1988D)1989 3.（）是一切国家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赋予并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A)民法 B)刑法 C)宪法

D)立法法

4.经审查确定为违宪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文件或行为，可由（）撤销或变更。

A)全国人大B)国务院 C)全国政协 D)国家主席

5.下列年份中，没有进行宪法修订的一年是（）。

A)1988年 B)1992年

C)1999年 D)2004年

6.在所有法律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是（A)民法 B)刑法 C)宪法 D)立法法

7.《决定》提出将依法治国和（）结合起来。

A)依宪治国 B)以德治国

C)以党治国 D)宏观调控

8.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的笼子里。

A)法律 B)法治）。C)自律 D)制度

9.我国的宪法日是（）。

A)8月4日 B)9月4日 C)11月4日 D)12月4日

10.依法治国首先是（）。

A)依宪治国

B)坚持党的领导 C)依民法治国 D)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多选

1.我国宪法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包括（）。

A)法治与宪法虚无主义，对宪法文本普遍不尊重B)干部对宪法理念脆弱，法治意识淡薄

C)公民的基本权利救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整体信任度下降，社会缺乏共识，人权保障观念没有形成为自觉的文化形态

D)国家治理中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并存，法律治理，特别是宪法治理没有成为主导型模式

E)宪法内容滞后，不适应新形势要求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的国内背景包括（）。

A)十五大以来，我国法治发展理念逐步体系化

B)十八届四中全会要为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提供保障

C)改革进入攻坚期，面临新矛盾、新冲突、新问题D)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需要法治作为“抓手”E)迫切需要通过法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3.《决定》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

A)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B)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C)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D)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E)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4.《决定》的基本目标包括（）。

A)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B)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C)全面深化改革

D)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E)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5.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即坚持（A)理论自信

B)宪法自信 C)制度自信 D)道路自信 E)政党自信

6.作出《决定》的国际背景包括（）。

A)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

B)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面临新问题

C)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法治道路与法治理念）。D)围绕宪法与法治问题出现新挑战

E)国家核心竞争力与软实力需要通过法治彰显

第四篇：开展“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主题团日活动

开展“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主题团日活动

一、活动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我国现行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经验基础上制定和不断完善的，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为在全校深入开展尊崇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活动，学习宪法知识，树立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

二、活动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

三、活动时间

2021年1月5日

四、活动单位

19计算机应用6班团支部

五、活动地点

老教206

六、活动内容

1.组织团员青年向宪法宣誓，增强宪法意识。

2.组织团员青年认识和了解宪法的重要地位以及宪法精神的内涵。

3.组织团员青年了解宪法修正案的形成原因和过程。

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形成机制。要按照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协调机制，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查标准，从源头上确保新制定的法律法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价值导向与内在逻辑的统一与权威，既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审查的有效开展，又利于提高立法工作效率，真正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制度化。要更好发挥法治在解决诚信缺失等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着力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联动机制，集中开展专项治理，强化有利于诚信建设的法治环境和政策导向，推动形成崇法守信的社会风尚。

积极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向基层延伸、守正创新。要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在群众中开展，用好基层法治宣传阵地，扩大法治宣传覆盖面和影响力，开展生动直观的法治宣传教育。要抓住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强优秀法治宣传教育产品创作生产。要落实媒体公益普法制度，深化“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传活动，推动形成舆论监督揭露问题、部门地方正面回应问题、采取措施推动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营造“知信、用信、守信”的良好氛围。要适时发布“诚信之星”，强化全社会诚信守法意识。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行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以案释法制度，把法治宣传教育贯穿执法全过程，让人们在解决问题中学习宪法法律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天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头等大事就是在工作中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学深悟透，学懂弄通，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尽职履责中坚决贯彻落实。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部署。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职责，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我们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记“四个意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稳妥地履行好职责，维护宪法权威。在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的工作中加强对涉及宪法规定的内容的审查研究，慎重作出合宪性判断；运用宪法规定统一思想认识，凝聚立法共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结合我国宪法制定、实施、完善、发展的光辉历程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弘扬我国宪法的独特优势和巨大功效，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形成国家宪法话语体系。

七、总结

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19计应6班团支部

2021年1月7日

第五篇：我国宪法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都是保障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则。

宪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

关于政治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

关于人身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关于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宪法在规定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

3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4保护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

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其他方面的义务：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瞻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狭义的所谓赡养，主要是指子女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须的生活用品和费用的行为，即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提供必要的经济帮助，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广义的赡养，指子女或晚辈对父母或长辈在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包括两种情况：

(1)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国《婚姻法》也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赡养扶助的主要内容是指在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子女在经济上应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上对父母应尊敬、关心和照顾。

有经济负担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赡养时，都应依法尽力履行这一义务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发生在婚生子女与父母间，而且也发生在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间，养子女与养父母间和继子女与履行了扶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母之间。

为保障受赡养人的合法权益，《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对拒不履行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晚辈对长辈的赡养

《婚姻法》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

这种赡养是有条件的，即须孙子女、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且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

上述规定是保护老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特定群体的儿童逐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核心。特别是在亲子关系中，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存在着最直接的、最近的血缘关系。作为人类家庭中的一员，儿童具有不可剥夺的人权与自由。他们有权最大潜力地发展其个性、能力及才智；有权从特殊的保护与帮助中获益；有权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有权以可行和积极的方式知悉他们的权利。①虽然儿童在家庭中有着独立的法律地位，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但由于儿童在年龄、智力和心理等方面的限制，在有些场合尚不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各国均立法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的权利，以保护儿童的利益。本文从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对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思考及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等方面粗浅分析我国儿童权利保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世界各国均立法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要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1）缔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第17条）。（2）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第19条）。（3）缔约国确认每个儿童均有权享有足以促进儿童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负有在其能力和经济条件许可范围内确保儿童发展所需生活条件的首要责任；缔约国按照本国条件并在其能力范围内，应采取适当措施帮助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实现此项权利，并在需要时提供物质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别是在营养、衣着和住房方面（第27条）。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儿童不再被看作是完全依靠成人庇护而不能对话的群体，而是作为权利的主体被承认，并被保护着。儿童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同样有着对自由、安全、平等的追求，儿童同样享有人格尊严，有权要求别人尊重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权利获得个人生活的空间。②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享有信息权、教育选择权、投票权等条款。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在教育与职业问题上，父母尤其要考虑子女的才能和爱好；父母在对子女的照料和教育中，要考虑子女对独立的需要，在视其发展状况合适的情况下，应当同子女讨论父母照顾权问题并力求取得一致等。《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中规定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与父母和其他亲属来往的权利、受保护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子女的财产权利等几个方面。在中国，由于家长制的传统从氏族、家族和家庭生活之中起端，而后延展到封建国家体制之中，家长制观念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长期影响着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和司法界对儿童的定位。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历来都是置于附属和“未来”的位置上考虑，没把儿童放在应有的权利主体位置上。在中国式的家庭中，父母常常把未成年子女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对其享有处分的权力，不仅决定了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而且还决定了子女是否享有权利及享有权利的“份额”。因为受到传统的漠视子女利益的观念、“清官难断家务事”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规定，但过于原则、缺乏体系性，也未明确规定儿童在家庭中独立的法律地位。

二、对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思考

亲子关系诉讼，作为身份关系诉讼具有对世的效力，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和睦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论是法律对其的调整，还是法官对其的判定都必须慎之又慎。亲子关系诉讼的诉讼程序与一般的财产关系诉讼不同，法院在诉讼在中限制了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主义的适用，通常采用职权主义，将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首要目的，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亦不允许当事人的自认。正是由于亲子关系诉讼具备上述特点，亲子鉴定在此类诉讼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亲子鉴定又称亲权鉴定，是指应用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方法，对人类遗传标记进行检测分析，来判断父母与子女是否存在亲生关系的鉴定。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亲子鉴定的准确率也不断提高，亲子鉴定的结论通常具有很高的证明力，导致普通老百姓、律师甚至法官对亲子鉴定技术结论的过分依赖。因此，在亲子关系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只求助于亲子鉴定，作为自然血缘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据。

上海某区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件：甲女向法院诉讼乙男，请求法院确认乙男为其女儿丙的生父，并承担丙的生活抚养费。甲女向法院提供了二人之间来往的书信、照片、邻居的证言、乙男向其提供母女生活费凭证的证据。但是乙男否认丙是其亲生女儿。法院认为甲女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甲女和乙男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但不能证明乙男与丙之间有血缘关系。于是，甲女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但乙男以会损害现有家庭和睦和侵犯人格尊严为由拒绝进行亲子鉴定，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法院不能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裁判。对于上述案例，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拒绝鉴定的当事人是否有协助亲子鉴定进行的义务，是否能进行强制鉴定及违反此义务的法律后果；二是亲子鉴定是否解决亲子关系诉讼争议的唯一手段。

在亲子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后，必须取得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同意和法院批准后，才可以进行亲子鉴定。实践中，一部分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坚持不同意做亲子鉴定，致使事实真相难以查明，而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又必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造成了当事人实质地位上的不平等。出于调整证据分布的结构性不均衡和适当减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负担的目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父子关系诉讼上，为确定生物学上父子关系之存否，明确规定当事人甚或第三人负有血液检查义务。除美国须以当事人申请始可进行亲子鉴定外，法、德、日都承认法院得依职权命令当事人为血型或DNA检验。④对无正当理由不协助亲子血缘鉴定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有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两种处理模式。德国法采取直接强制，拒绝受检者不仅要负担因拒绝所生费用，并科处罚金；若不能追缴时，裁处拘留。应受检查者无正当理由，一再拒绝受检时，法院得加以强制，尤其是强制拘提其接受亲子鉴定。多数国家采取间接强制的立法例，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由其自己决定是否接受亲子鉴定，如无正当理由不接受鉴定时，法院得迳为不利益的认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6月15日《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为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鉴于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因此，对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3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人民法院对于亲子关系的确认，要进行调查研究，尽力收集其他证据对亲子鉴定结论，仅作为鉴别亲子关系的证据之一，一定要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综合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该答复区别了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和未取得一致同意两种情况，但对什么情况必须做鉴定未作出明确规定，且也未规定对拒绝强制鉴定的当事人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因此，正如上述案例的原告一样，无法获得对方当事人所特有的证据性资料，而承担败诉后果的现象决非偶然。

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常常成为亲子关系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在实践中，我国法院一般的做法是启动亲子鉴定程序，以鉴定结论定输赢，这样原被告双方也容易接受。但是，在这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甚至法官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的权利，即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从“子女最高利益”的理念出发，认为子女有知道双亲的权利、接受亲情的权利和藉由父子关系有否确定，而使父母适切地履行其经济上与非经济上的权利。在确认亲子关系存否的事件中，若知悉生父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时，受诉法院承认亲子鉴定结果得作为证据材料。相反，若子女不愿知悉生父，或知悉生父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际，例如婚生亲子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具有亲子生活的事实与意思，且表见父母适切履行父母的责任时，判例法运用衡平法原理，在法律上维持该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得变更。⑤在法国，亲子共同生活的事实或时间经过，亲子关系不问有无血缘联系均因而确定，不能加以争执，自然也无亲子鉴定适用的余地。

三、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倡导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我国政府对保护儿童的利益也十分重视，在《宪法》、《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儿童的利益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未对“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由于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足，亟待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并对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

1、关于夫妻生育权的行使没有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指引。我国法律规定，夫妻有依法生育的权利，但对于生育权的行使没有规定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限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了赶个好日子而不顾子女的利益，随意决定子女的出生时间，进行非自然分娩。这种依据父母的意愿和利益而提前让子女出生的做法，不利于子女今后的健康成长。此外，我国农村地区仍存在着选择生育性别的做法，如果女性胎儿特别是女性第二胎往往会被人工流产。建议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增加夫妻生育权的行使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

2、离婚诉讼中未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在我国离婚诉讼中，在解决父母离婚问题时对子女抚养、监护等问题附带一并予以处理，子女的抚养、监护问题处于离婚的从诉地位。由于我国没有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制度，没有专门的诉讼代表人代表未成年子女参与诉讼，向法官提出借鉴性的建议，有些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往往会接受父母对子女的安排方案，很有可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建议在离婚诉讼中增设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诉讼代表人”制度。

3、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行使没有设立监督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怨恨，不让对方探望子女；有的甚至不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极大损害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不利于其健康成长。而我国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来保护儿童的利益。建议在《民法通则》中增设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监督人制度，规定监督人的指定范围、职权和更换。

4、未成年子女抚养关系的确定和变更未规定应依据“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第1、3项规定，“父母一方优先考虑抚养子女”的法定情形的有“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这些规定实际上反映了“父母本位”的倾向，是与“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相违背的。建议在《婚姻法》增加规定，父母应依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行使对子女的保护和照顾的权利。

5、未成年人的收养关系之协议解除没有规定应依“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收养法》第26条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这种仅仅依据收养人和送养人之间的意愿，就可以协议解除1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收养关系的规定，有可能不利于优先保护被收养儿童的最大利益。建议在《收养法》增补规定，收养人和送养人之间收养协议的成立和解释必须符合被收养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尔摩）（我国1980年6月3日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尔摩）（我国1985年3月19日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订)(我国1992年10月15日加入)《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订)(我国1992年10月15日或30日加入)《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1971年10月29日)（我国1993年4月加入）《专利合作条约》（1970年6月19日华盛顿）（我国1994年1月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1994年)(我国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1996年)(我国2006年12月29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1996年）(我国2006年12月29日加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我国2006年12月29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