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啼笑因缘》看都市社会分层

第一篇：从《啼笑因缘》看都市社会分层

从《啼笑因缘》看都市社会分层

从《啼笑因缘》看都市社会分层

摘要：《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以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和关秀姑的情感交织为线索，逐步像我们展示了都市社会的概貌，由此可以探寻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其人生观、价值观等。

关键词：都市社会分层 生活环境 价值理念 文化心态

袁瑾在《试论张恨水笔下的市民社会》一文中写到：“纵观张恨水的小说之林，那里涵盖的生活面是相当广泛的：议会、豪门、剧场、妓院、公寓、会馆、学校、庙宇、街巷、大杂院、小住户、高级饭店、贫民窟，无一不在作者的审美视野中；人物也是相当多：总统、军阀、议员、遗老、遗少、文人、学者、演员、僧人、学生、车夫、乞丐、三教九流无一不在作品的审美摄猎的镜头之内。这里有对腐败、龌龊的揭露与批判，也有对贫苦百姓的同情与赞美。” 此外，“40年代有论者指出，假如把张恨水的作品‘依年次序读下去，我们可以对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动，获得具体的了解’，‘他的创作能够对每一时都留下艺术纪录’。”○1由此可见，张恨水的小说不仅是一幅色彩凝重的都市画卷，更是研究当时的社会分层以及各个阶层所具有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心态的重要依据，本文便以《啼笑因缘》为例，是探寻出当时都市社会的分层情况。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关于它的产生“是由几个有趣的社会奇闻作为纬线，男主人公樊家树为梭子，以他的爱情遭遇为经线，梭子跑来跑去，把那些本来互不相关的、散乱的社会故事编织成一幅美丽的新奇的小说。”○2于是，也以樊家树为梭子，使其穿梭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之间，并由此而展示出了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以及思想观念。

一、军队掌控者━━军阀

军阀虽没有跟樊家树面对面谈判，却因与沈凤喜的感情纠葛而联系在了一起。袁进在《张恨水评传》中论述道：“迫害沈凤喜的刘德柱是军阀刘大帅的哥哥，驻京办公处长，后备军司令，反动统治者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他的上下结成了一张黑网：刘大帅到处物色年轻的漂亮姑娘做姨太太，成为沈凤喜被霸占的起因；尚师长一手策划，做下圈套，勾引沈凤喜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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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兵卫士闯进沈凤喜的家中，砸碎玻璃，持枪威逼，形同绑架。„„刘德柱是这张黑网上的一个黑蜘蛛，他明知沈凤喜已经‘有主儿’，却公然宣称：‘有主儿有什么要紧！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的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这一段话体现了张恨水对黑暗社会的较为统一的认识，也较为完整地体现了以刘德柱为代表的军阀身上所拥有的特征。

好色、残暴、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小说文本中直接体现出来的。刘德柱被凤喜所迷住完全是因为其美色，且看小说中刘德柱第一次见凤喜时的情景：“当雅琴在浴室里说话之时，刘、尚二人的眼光，早是两道电光似的，射进浴室门去。及至凤喜走了出来，刘将军早是浑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翻，酥麻了一阵，不料凭空走出这样美丽的一个女子来„„”○3在刘德柱的眼中，凤喜是青春美丽的，而这样的视角便定性了凤喜只是被观赏的、引起占有欲的一个花瓶，之后打麻将时刘德柱故意输钱给凤喜，看完戏后送凤喜回家时的行动，送给凤喜珍珠项链等等行动看起来是那般熟练，所以凤喜不是刘德柱第一个想得到手的花瓶，她是可以被替代的，实际上，她本身就是一个替代品，所以到后来她发了疯，刘德柱将其扔在医院便草草了事，继而又把攫取的目光转向了关秀姑。

刘德柱拥有军队，拥有权力，拥有金钱，最初是想用金钱来引诱凤喜归顺于他，当利诱失败之后，他便借查户口为名，运用军队的威慑力与沈三弦合伙把沈凤喜骗到住宅，将其囚禁起来，逼迫凤喜就范，对于得到手的花瓶，他用金钱将其圈住，而后来当他发现凤喜背着他同樊家树见面时，他便立马翻脸，挥鞭相向，“他也不管，把脚步走着咚咚地响，掀开帘子，直到屋子里去。在外面就听到他大喝一声道：‘我今天打死你这贱东西！’只这一句话说完，就听见鞭子刷地响了一声，接上又是一声‘哎哟’，号啕大哭起来。顷刻之间，鞭子声，哭声，嚷声，骂声，东西撞打声，闹成了一片„„只见凤喜蹲着身子，躲在桌子底下，头发蓬成一团，满面都是泪痕，口里不住地嚷，人不住地左闪右避。刘将军手上拿了鞭子向着桌子腿与人，只管乱打乱抽„„秀姑看看他不会打了，闪开一边，只见屋里的东西，七零八乱，满地是衣袜瓷片碎玻璃。就是这一刻儿功夫，倒不料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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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闹得如此地厉害！再看桌子底下的凤喜，一只脚穿了鞋，一只脚是光穿了丝袜，身上一件蓝绸旗衫，撕着垂下来好几块，一大半都染了黑灰，她简直不像人样了。”4张恨水在此处用了浓重的笔墨把凤喜被打的过程写了○出来，刘德柱的凶狠、残暴可见一斑，之后又借杨妈之口将刘德柱更残忍、冷酷的一面揭露出来：“姨太太回来了，只刚上这楼，将军走上前就是一脚，把她踢在地下。左手一把揪着她的头发，右手在怀兜里掏出一管手枪，指着她的脸，逼问她从哪里来。姨太太吓慌了，告着饶，哭着说：‘没有别的，就是和表哥吃了一会儿馆子，听戏是假的。’我们老远地站着，哪敢上前！只听到那手枪啪啪两下响，将军抓着人，隔了栏杆，就像爱那个楼下一扔„„”没有丝毫的对女性的怜悯之情，没有丝毫的对生命的尊重，就像一件物品，破了、坏了，便弃之如敝屐。

20世纪初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时期，他们地位最高，拥有最大的权力和无尽的财富，是男权主义的集中代表，如刘德柱这样的军阀，当在社会上取得了金钱、权力和地位之后，便开始追逐内心中其他膨胀的欲望，“色”便是他们追逐的对象，他们没有爱情，只是无尽的欲望，女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无聊或休闲时赏玩和消遣的对象，或者说是“天使般的‘物品’”，○5能够用金钱买到，或者用权力得到。此外，他们有着强烈的唯我独尊的意识，因为千军万马都听其指挥和调遣，只有命令，没有违抗，所以待在他身边的天使物品必须臣服于他，对他忠心不二，而一旦越过了雷池，触动了他们的尊严和地位时，这件物品便没有使用和存在的价值了，这是以刘德柱为代表的残暴军阀，虽然在续集中出现了像沈国英那样善良、正直的军队掌控者，但他仍旧难以脱去思想中的男权意识，他对待凤喜也只如报复何丽娜的工具，凤喜仍旧是一件替代品。

二、上层权贵政客

其实，樊家树算半个权贵，舅舅是总领事，表兄陶伯和“在外交部有差事”，○6叔叔樊端本是天津银行的总经理，后来又得到北关监督一职，他虽是一个学生，但“家里人又做大官，又开银行，还少的是钱吗？”○7因此，他与上层权贵的交往是必不可少的了，除了陶伯和夫妇，便是一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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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他的何丽娜了。

以何丽娜和陶伯和夫妇为代表的上层权贵政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经常出入于高级饭店、剧院、电影院等交际场所，生活极为穷极奢华的，在小说中，张恨水用了比较多笔墨来进行描写。第二回中，陶伯和夫妇第一次出场就是由一个鞋盒和一双鞋子引出来的：“只见中间圆桌上，放了一只四方的玻璃盒子，剥离棱角上，都用五色印花绸来滚好，盒子里面，也是红绸铺的底„„不多大一会儿工夫，陶太太出来了。她穿了一件银灰色绸子的长衫，只好齐平膝盖，顺长衫的四周边沿，都镶了桃色的宽辫，辫子中间，有挑着蓝色的细花和亮晶晶的水钻。她光了一截脖子，挂着一副珠圈，在素净中自然显出富丽来„„白色的长丝袜，紧裹着大腿，脚上穿着一双银灰色缎子的跳舞鞋。沿鞋口也是镶了细条红辫，红辫里依样有很细的水钻，射人的目光。横着脚背，有一条锁带，带子上横排着一路珠子，而鞋尖正中，还有一朵精致的蝴蝶，蝴蝶两只眼睛，确实两颗珠子„„陶太太道：‘北京人说，净手洗指甲，作鞋泥里踏，你没有听说过吗？不要说这双鞋，就是装鞋的这一个玻璃盒子，也就很不错了。’”○8到后面谈到鞋子的价钱，虽没有直接说明，但作为“两三千块钱生意”的谢礼，也是价格不菲的了。

何丽娜作为何署长的掌上明珠更是奢华至极，衣服装扮不说，就是每年插花瓶用的钱就有千儿八百块，小说中通过樊家树的视角侧面烘托了何丽娜的奢华：“日记上有几句记着是：‘从前我看到妇人一年要穿上几百元的跳舞鞋子，我已经惊异了。今天我更看到一个女子，一年的插头花，要用一千多元。于是我笑以前的事少见多怪了。不知道再过一些时，我会看到比这更能花钱的妇女不能？或者今天的事，不久也是归入少见多怪之列了。’”“白天自己给那唱大鼓书的一块钱，人家就受宠若惊，认为不世的奇遇。真是不登高山，不见平地。像她这样用钱，简直是把大洋看作大铜子。若是一个人作了她的丈夫，这种费用，容易供给吗？”○9张恨水或用正面直接描述，或借樊家树用一种审视的眼光来看待，突出了上层权贵奢华的生活。

此外，他们有钱，能受到最好、最先进的教育，如用“密斯”、“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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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来称呼对方，而一般的下层民众不会也不懂这样的称谓；他们是中国各阶层中接触西方文明最早的也是最容易的一批，在穿着、言语和行为上都很时髦，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风尚。如小说中的两段对何丽娜衣着的描写：“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穿了葱绿绸的西洋舞衣，两只胳膊和雪白的前胸后背，都露了许多在外面。” “她今天只穿了一件窄小的芽黄色绸旗衫，额发束着一串珠压发，斜插了一支西班牙硬壳扇面牌花，身上披了一件大大的西班牙的红花披巾，四周垂着很长的穗子，真是活泼泼的。” 10○裸露的肌肤，西班牙硬壳扇面牌花，西班牙的红花披巾，这些在传统的中国中是不会出现的，此外，对于女人的修饰，陶伯和发出了这样的看法：“伯和道：‘这话也不算侮辱啊！女子好修饰，也并不是一定有引诱男子的观念，不过是一点虚荣之心，以为自己好看，可以让人羡慕，可以让人称赞。所以外国人男子对女子可以当面称许她的美丽，我不但不妒忌，还要很喜欢的。然而她未必有这个资格。’”11 ○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已经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改造，沉迷于纵情享乐之中，一味地追逐豪华的生活，他们不用为生活而奔波，整日无所事事，只能穿梭于各大交际场所中打发无聊的时间，然而无可避免的是，他们的内心极度空虚，又正因为内心的极度空虚，又重新在交际场所中打发时间，如此循环往复，正如朱周斌在《怀疑中的接受——张恨水小说中的现代日常生活》所说：“从一个平面的世界到另一个平面的世界所构成的单线图，根本不能满足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和追逐。单维世界虽然不在乎是否追求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但它还是能感到自身的单调和乏味；并且，恰恰由于它是单维的，所以它愈加容易厌倦和害怕这种单调。由于失去了理想世界，它自身一开始便是匮乏的，也正因为失去了理想世界，它便丧失了超越的能力，因而这种匮乏滋生了更多的匮乏。作为匮乏的象征，也作为匮乏滋生的结果，现代单调/单维的世界在平面上展开它喧哗的表象。”

三、知识阶层

在张恨水的小说中，知识阶层有贫有富，比如《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美人恩》里的洪士毅，《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等等，然而无论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他们都是张恨水的缩影，都带有一些相同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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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为例，他身上抽象出来的知识阶层的特质就有一下几点：

1、朦胧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意识。“在这个男主角身上，杨杏园式的高傲雅洁的旧文人习气淡薄了，平民意识加强了。樊家树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做过大官，叔叔在天津银行当总经理，但他有着一种朦胧的平等思想。”12他与人交往从不以吃穿的好坏以及身份的高低来评判，“人品高低，并不○分在住的房子上。”13他没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可谓是“平民化的大少○爷”，“人要到哪里说哪里话，遇到喝咸水的时候，自然要喝咸水。在喝甜水的时候，练习练习咸水也好„„像我们后生，一点能力没有，靠着祖上留下几个钱，就是穿好的，吃好的，也没有大叔靠了本事，喝一碗咸水心安。”14他愿意与朴实的关大叔交往，而不愿去舞场结识权贵；他乐于助人，○且不计较金钱的得失，在关寿峰穷途末路、生命垂危之际“分金续命”，正是由于他这种平和侠义的性情，才使得关寿峰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帮他打探凤喜的消息，将其从绑匪手中救出。

然而，他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意识还是比较朦胧的。在第一回中，刘福介绍他去天桥玩风景的时候，他便认为天桥是下等社会聚合的地方，由此可见，他内心是把自己划分到上层社会中的，并且对下等社会中的居住、生活环境带有一些嫌弃之意，当他第一次到凤喜家，看到简陋的房屋，破旧的摆设时，他便“心里暗算，住在很华丽很高贵的一所房子里的人，为什么到这种地方来？这样想着，浑身都是不舒服”。15他帮助凤喜一家改变○贫困的生活，并资助凤喜上学，除了使其增长知识自立以外，还想抬高其身份，除了爱情，还有一种门当户对的思想在里面。

2、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体。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重要时期，樊家树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交融和冲突的地方。温奉桥在《张恨水新论》中如此评价樊家树：“《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文化理想的人物，他出身于江南中产阶级家庭，‘很会玩风景’，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接受了较多的‘五四’新思想，‘讨厌乡下人那种升官发财的勉励’，具有个性解放、从《啼笑因缘》看都市社会分层

人格独立、婚姻自主的现代意识，思想较为自由、开放，是个最‘平民化的大少爷’；同时，在他身上又处处流露出浓烈的传统文化的‘名士’意识，虽然自小‘住惯了上海的养房子’，但更欣赏北京的红砖绿瓦，骨子里对传统文化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依恋情怀和归宿感。”这种交融是樊家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所以何丽娜才会对其如此的一往情深。

从整体来看，樊家树融合了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然而从小说中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传统文化的倾向性。如在第二回中，第一次见到何丽娜的装扮而产生的感想：“中国人对于女子的身体，认为是神秘的，所以文字上不很大形容肉体之美，而从古以来，美女身上的称赞名词，什么杏眼，桃腮，蝤蛴，春葱，樱桃，什么都歌颂到了，然绝没有什么恭颂人家两条腿的。尤其是古人的两条腿，非常地尊重，以为穿叉脚裤子都很不好看，必定罩上一幅长裙，把脚尖都给它罩住，现在染了西方文明，妇女们也要西方之美，大家都设法露出这两条腿来。其实这两条腿，除富于挑拨性而外，不见得怎样美。”○16这一段对于露不露大腿的议论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处，在最后的总结中可见樊家树对于传统文化的赞同，这也就是樊家树喜欢清媚寒素的沈凤喜，而不喜欢美丽放荡的何丽娜的原因了。

当然，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阶层来说，樊家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代表。当时大部分文人都站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中，遗弃了先人的文化遗产，全盘接受西洋文明，这是当时的主流文化，而樊家树——实际上就是张恨水自己——站在“五四”主流文化的外围，用一种平和、理性的儒家“中庸”思想来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与冲突。

四、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是张恨水笔下很重要的写作对象，他“能够体察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甘苦，深切同情他们的微末而又实际的人生欲求，并将自己的全部人生热情熔于这种人生行为方式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从而与他们的精神血脉息息相通，”因此，他“笔下流出来的故事能真切地体现普通小人物的人生悲欢和生活真相”。17所以，当我们在读《啼笑因缘》的时候，看到○的虽只有沈凤喜和关寿峰两个代表人物的生活，却能够窥视到20世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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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整个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和价值理念。

小说的第一回，张恨水就以樊家树的行踪为视点，将北京下层群众聚集的地方游览了一遍：“到了那里，车子停住，思维乱哄哄的，全是些梆子、胡琴及锣鼓之声。在自己前面，一路就是三四家木板支的街楼，楼面前挂了许多红纸牌，上面用金字或黑字标着，什么‘狗肉缸’‘娃娃生’，又是什么‘水仙花小牡丹合演《锯沙锅》’。„„一个大平头独轮车，车板上堆了许多黑块，都有饭碗来大小，成千成百的苍蝇，只在那里乱飞。黑块中放了二把雪白的刀，车边站着一个人，拿了黑块，提刀在一块木板上一顿乱切，切了许多紫色的薄片，将一小张污烂旧报纸托着给人。大概是买酱牛肉或熟驴肉的了。又一个摊子，是平地放了一口大铁锅，锅里有许多漆黑绵长一条条的东西，活像是剥了鳞的死蛇，盘满在锅里。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在锅里直腾出来。原来那是北方人喜欢吃的煮羊肠子„„前面两条巷，远远望见，芦棚里挂了许多红红绿绿的衣服，大概那是最出名的估衣街。这边一个小巷，来来往往的人极多。巷口上，就是在灰地上摆了一堆的旧鞋子。也有几处是零货摊，满地是煤油灯，洋瓷盆，铁铜器。由此过去，南边是芦棚点，北方一条大宽沟，沟里一片黑泥浆，流着蓝色的水，臭气熏人。”“穿过茶棚，人声喧嚷，远远一看，有唱大鼓书的，有卖解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有说相声的。左一个布棚，外面围住一圈人；右一个木棚，围住一圈人。这倒是真正的下等社会俱乐部。”○18由此可见，他们的生活环境是相当普通、粗糙的，不像上层贵族那般高雅、精致、富有装饰性；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随性的，不像上层贵族那样矫揉造作；他们整天地为生计而努力，生活很充盈却很单调，不像上层贵族有时间、有金钱去赏玩、去消遣。这样的生活，是生活在都市社会最底层的市民所独有的，同时也孕育出了他们特有的文化心态。

1、世俗理性。这是《啼笑因缘》中最能突出以沈凤喜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最大特点。不说凤喜是如何被刘将军的金钱收买而背叛了樊家树，也不说凤喜又是如何用金钱来买断与家树之间的感情，只说她在拿到刘将军在汽车上给的一卷钞票之后的心里便可以看出她虚荣的心理和贪图享乐的本质。“凤喜一挨着枕头，却想到枕头下的那一笔款子。更又想到刘将军许的从《啼笑因缘》看都市社会分层

那一串珠链，想到雅琴穿的那身衣服，想到尚师长家里那种繁华，设若自己做了一个将军的太太，那种舒服，恐怕还在雅琴之上。刘将军有些行动，虽然过粗一点，那正是为了爱我，哪个男子又不是如此呢？我若是和他开口，要个一万八千，决计不成问题，他是照办的。我今年十七岁，跟他十年也不算老。十年之内，我能够弄他多少钱！我一辈子都是财神了。想到这里，洋楼，汽车，珠宝，如花似锦的陈设，成群结队的佣人，都一幕一幕地在眼前过去。这些东西，并不是幻影，只要对刘将军说一声‘我愿嫁你’，一齐都来了。生在世上，这些适意的事情，多少人希望不到，为什么自己随便可以取得，倒不要呢？虽然是用了姓樊的这些钱，然而以自己待姓樊的而论，未尝对他不住。退一步说的话，就算白用了他几个钱，我发了财，本息一并归还，也就对得住他了。”19这段对白，特意以凤喜的梦境○形式出现，挖掘出了凤喜注重实利，贪图享受的本质，而“最后, 她在爱情、金钱欲和良心的反复挣扎之后, 还是决定放弃了较为虚幻的‘情’, 而选择了更为实际的‘欲’”，○20实际上，樊沈之间的爱情本身就是不纯粹的，樊家树对沈凤喜的情感如刘将军一样是建立在“色”之上的，而沈凤喜对樊家树大部分都是以金钱为纽带，这样的爱情，“是世俗的，是植根于世俗烟火中的最普通男女的爱情，是一种凡俗人生的爱情故事，既不高尚，也不纯洁，更谈不上浪漫，没有光环，没有信誓旦旦，也不轰轰烈烈，生生灭灭，平平庸庸，甚至琐琐碎碎，充满了世俗性的算计和物质性的考虑，” 21此外，他们之间无论是从爱好、兴趣，文化层次、精神追求上来说都是○不一致的，他们“感情基础建立在不同的取舍点上，这就导致了这场爱情如空中楼阁，虚无飘渺，最终演化成悲剧。”○22

凤喜在爱情与金钱上的选择代表了当时一种市民文化的选择，是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和新的时代的欲求，“她曾经生长的环境和经历是其爱情金钱因素的深层世俗背景。她是下层贫苦人民，以唱大鼓书为业，从又脏又破的家里到又脏又挤的天桥底下，这样的生长环境必然助长了她日后对金钱和权势的倾慕；生活的艰辛让她明白金钱的重要性，受过钱的折磨，让她越发迷恋它”，23这就是市民文化心态中的世俗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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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于现状，让他人握住自己命运的咽喉。夏衍的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市民阶层这一特点：张恨水的小说“很典型地描画了一幅彷徨在封建势力和殖民资本主义这两种势力中间的无自觉而又没有出息的小市民的姿态，他们爱好虚荣，讲究体面，对生活没有反省，对不平没有反抗。他们的意识形态，只是模糊哀伤，怯弱的逃避。„„他们苦闷，他们挣扎，他们睡眠在意识底下，只在祈求着一种好的生活。可是，他们没有自觉，没有决心，所以尽受压迫，尽受欺凌，但是他们始终不能离开这一圈子。”24○他们在拥挤的天桥卖唱、献技，以此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曾有任何改变，如果碰巧，遇到了一个稍微有钱并且乐于资助的人，便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完全交付予他，看第五回中凤喜对家树说的一段话：“老实说吧，我们家里，真把你当着神灵了。你瞧他们那一份儿巴结你，真怕你有一点儿不高兴。我是更不要说了，一辈子全指望着你，哪里会肯把你忘了！别说身份抬不高，就是抬得高，也全仗着你呀。人心都是肉做的，我现在免得抛头露面，就和平地登了天一样。想这样的恩人，亮着灯笼哪儿找去！”25换个角度来看，这就是樊家树用钱把凤喜一家都买了○回来，凤喜也自愿成为依附在家树身上的物品，在这里，凤喜到还有一点人身自由，当她后来嫁给刘将军之后，她便完完全全属于刘将军，其命运也掌握在刘将军的手上了。

3、以传统为主，又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文化心态。“市民文化又是一定地域文化的沉淀，价值观念在思想层次并不甚高的市民群中容易形成一定的社会交往规范，一旦这些观念在他们心中生根结果，如果没有比较强烈的外来文化力量的刺激、冲击，其心理定势就不易改变。”○26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很传统，另外，他们在都市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受到新式教育，也接触不到新思想，本身也缺乏一定的自省意识，所以当何丽娜在用英语与西崽对话，在舞会上大跳草裙舞的时候，关秀姑还在读着《刘香女》《孟姜女》《儿女英雄传》等中国传统小说，而他们稍稍认得几个字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了。但是，社会是逐渐开化的，变化也不单单只在上层社会中发生的，当比较强烈的外来文化对中国进行刺激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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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时候，最底层的小市民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模仿，力图追上一种社会文化风尚，当凤喜一开始上学时，就吵着要家树办几样东西：第一是手表、第二是两节式的高跟皮鞋、第三是白纺绸围巾，“过了几天”，又要自来水笔，玳瑁边平光眼睛、赤金戒指等，虽不及何丽娜性感的肉色丝袜和香气逼人的巴黎香水，却也算得上是当时社会的某种开化风气的典型物品了。然而，西方文化对市民阶层的影响只是表层的，没有深入到他们的思想深处，否则，他们也不会甘于做别人手中的玩偶也不去追求自由、平等和自立了。

张恨水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他的言情小说中，《啼笑因缘》只是冰山一角，但却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其他小说中的社会分层一般都是按照“军阀、上层权贵政客、知识阶层、市民阶层”这样的模式来建构的。但是，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心灵都是比较粗放的，“并不甚注重形象内在世界的丰满性、复杂性、细腻性”，虽然说这是“市民化思维模式的文本体现”，27却使人物形象显得单

一、平面化，因而这样的社会分层不免有○些狭隘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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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温奉桥《张恨水新论》）○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21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3（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22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4（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9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5（“物品”天使与被禁闭的疯女人——《啼笑因缘》中沈凤喜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 古大勇）

6（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7页）○7（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40页）○8（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6页，27页）○9（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70页，第30页）○10（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8页，第83页）○11（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6页）○12（袁进《张恨水评传》）○13（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7页）○14（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9页）○15（张恨水《啼笑因缘》，第32页）○16（张恨水《啼笑因缘》，第28页）○17（张涛甫《试论张恨水的名士才情与市民趣味》J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18（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3页，第14页）○19（张恨水《啼笑因缘》，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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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朱静一《言情小说<啼笑因缘>中的金钱因素和世俗意识》,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J 2007年第6期）21（温奉桥《张恨水新论》，第106页）○22（张琦《同是天涯沦落人——浅析<啼笑因缘>中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沦○亡之路》，《文学界》第61页）

23（朱静一《言情小说<啼笑因缘>中的金钱因素和世俗意识》,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J 2007年第6期）

24（夏衍：《欢喜冤家》，《晨报》，1934年7月2日）○25（张恨水《啼笑因缘》，第59页）○26（张涛甫《试论张恨水的名士才情与市民趣味》J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7（张涛甫《试论张恨水的名士才情与市民趣味》J 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第二篇：读《啼笑因缘》有感

-读张恨水先生《啼笑因缘》有感

张恨水,现代著名小说家，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人。笔名愁花恨水生、恨水。1895年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其父曾在景德镇任地方税务官，在他十七岁时去世，由此家道中落，肄业于蒙藏边疆垦殖学堂，不得已以卖文为生，1918年开始写作生涯。曾任北平《世界日报》编辑，《世界日报》、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报》主审兼经理，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1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因其父曾在江西上饶广信税务当职员而在上饶出生。他特别喜欢《红楼梦》的写作手法，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之一。他自1914年开始使用“恨水”这一笔名，其名源于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他的前期作品以描写痴爱缠绵为内容，消遣意味浓重。后来张恨水发表了一部家喻户晓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使张恨水先生出名的却是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这部小说影响很大，由它改编成的戏剧和曲艺不在少数，为《啼笑因缘》而作的续书更是很多。他还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他曾经到过陕西和甘肃，亲自见到当地人的艰难生活，大受震动，其后写作风格发生很大变化，士大夫作风渐渐减少，开始描写民间疾苦。七七事变后，他将很大精力放在写作抗战小说中，抗战胜利后，他的一些作品主要讽刺和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1967年初，张恨水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先生的作品无疑是最多的，在他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的作品字数不下三千万，中长篇小说达一百部以上。而建国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因他后期参与抗战文学的创作而远在其他民国旧派小说家之上。他还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著作有小说《啼笑因缘》、《雁归来》《白蛇传》、《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雁归来》、《夜深沉》、《梁山伯与祝英台》、《满江红》、《欢喜冤家》、《杨柳青青》、《秦淮世家》、《荷花三娘子》、《水浒新传》、《孔雀东南飞》、《落霞孤鹜》、《纸醉金迷》、《美人恩》、《大江东去》等。张恨水先生一生共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然而这些做平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热诚关心并积极再现社会现实，不仅继承了章回小说的特点，同时吸取了西方小说的某些技巧，使传统形式与现代内容相适当，章回体与新文学相融，而且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张恨水的小说虽通俗，却追求词章笔法的典雅，雅俗共赏，大大提高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水平。与现实联系紧密，应该是其作品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很多人都对张恨水先生及其作品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想，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更在于其人格魅力。其人虽穷，其志不短。蒋介石夫妇曾亲自前往拜访，他虽然亲自迎接，却并不亲自送别。国民党想请他出面，给他600元的月薪，他却不为所动，而且他终身未曾加入任何党派。

介绍完他的作品，我还要特别介绍绍他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张恨水流传最广的小说当推《啼笑因缘 》，这部小说应该算得上是老幼皆知了。张恨水先生写于1929年，当时在《快活林》上连载，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曾停止了一段时间。小说以上世纪三十年代为背景，描写了青年人的爱情故事。杭州富家子弟樊家树来北京读书，从而以樊家树为核心，平民女子、艺人沈凤喜、部长千金何丽娜和一代江湖侠女关秀姑都喜欢他，从而在这一男三女之间演绎了一段啼笑皆非的爱情传奇。该书突出至今版本较多，至少也有二十多种，虽说只有二十万字，但是却赢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该作品不仅故事情节生动，而且还确立了言情小说的创作模式，有人曾这样评价《啼笑因缘》：“它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我想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一百年的时候，也不可能有一部作品能超过《啼笑因缘》”，更有甚者，还有人评价说：“二十世纪，我国产生了很多名家名作，但是最轰动的一部作品，不是鲁迅的《阿Q正传》，不是矛盾的《子夜》，不是曹禺的《雷雨》，不是郭沫若的《女神》，而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央视百家讲坛、北大著名教授孔庆东于《啼笑因缘》<编者的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市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由此足以见得《啼笑因缘》在现代小说中的地位。

介绍完这部作品，为了下文的方便起见，我还得简单介绍一下书中的主要人物。

樊家树：杭州富家子弟，到北京读书，住在表哥陶伯和家，此人心地善良，同时也是一位比较传统的男人。虽是如此，他却没有富家少爷的架子，他喜欢结交朋友，与人为善。

何丽娜：部长千金，擅长社交，曾长期出入于电影院和舞厅等场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思想开放，接触樊家树后被其独特的魅力吸引，最终于樊家树喜结连理。沈凤喜：一位唱大鼓书的平民女子，有着一口好嗓子，曾和樊家树有一段恋情，后被刘将军引诱和逼迫，和刘将军在一起，却最终受不了刘将军的折磨，被其逼疯。

关秀姑：江湖侠女，其父关寿峰曾为强盗，打家劫舍，有着一身的本领。她也因此有着侠女的风范，好打抱不平。父女两都受到过樊家树的帮助，因此和樊家树的关系不一般，后来她杀了刘将军，转到东北，加入了义勇军，最终战死。

介绍完主要的人物，就要转入正题了。

人们常常说，评价作品必得知人论世，我是很赞成这句话的。张恨水先生的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正如曹雪芹写《红楼梦》一样，他的作品，大多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反映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的。《啼笑因缘》则更是如此。如书中描写凤喜家里的生活环境，第一回写樊家树进沈家时的情景：“屋子里也是床铺锅炉盆钵椅凳，样样都有，简直没有安身之处，再转一个弯，引进一间套房里，靠着窗户有一张打土炕，简直将屋子占去了三分之二，剩下一些空地，只设了一张小椅桌，两把破了靠背的椅子，什么陈设也没有......”（选自《啼笑因缘》第二回第2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5月份第1版第1次印刷），以上这一小段描写，虽然只有区区几十个字，却将沈家的家境描写得绘声绘色，仿佛读者亲临其境似的。而且，其家境之贫寒，恐怕不能简单的形容了。而我们又常常习惯于以小见大，这也是评价许多小说都会使用的方法。沈家只是众多百姓人家的一个缩影而已，他们凭着自己的一点本事，再怎么清贫，至少还可以过日子，而那些没有才艺，完全靠体力生存的人们呢，他们的生活有该是如何呢？

与其说人们喜欢看世俗小说，还不如说人们在看自己的故事。因为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处不在。沈家时贫苦的，然而，在那个社会，像沈家这样的人家，又还不知道有多少呢。这是不是又应了人们说的那句话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小说的作用是比较多的，刚才所讲的，只是说《啼笑因缘》反应了当时下层阶级或者说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然而并不是说仅仅如此而已，具体说来，它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包括中上层阶级。下面我再简单的谈谈它所反应的中上层阶级是怎样的。要说《啼笑因缘》中的中上层阶级，那可就多了去了，如樊家树，陶伯和一家，何丽娜、刘将军、沈国英等。这些人在那个社会上都可算作中上层阶级，然而这些人的生活状态，那可真算得上是千姿百态了。樊家树虽为富家子弟，他却愿意去天桥听戏，愿与关寿峰为友，并慷慨地出资给关寿峰治病。而且还出钱让凤喜去念书，让她从那个世界中解放出来。这些都足以可见樊家树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这种善良，正是他区别于其他人的重要因素。北京的富家子弟不少，可是像他这样善良的人恐怕不多；北京善良的人越不少，然而身份是富家子弟的也恐怕不多。我想：这也是何丽娜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再看陶伯和夫妇，这夫妇两人可算得上是大闲人了。陶伯和虽然在衙门里供职，却并不见得怎么忙碌，因为这夫妇两人去饭店或者舞厅，跳舞和看电影那是常有的事。可以这样说，他们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生活。除了不必为生计发愁以外，他们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人生目标。他们拿着票子消遣生活，既不帮助贫穷的平民百姓，也不会像刘将军那样欺压百姓，强占良家妇女，他们总是安心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事情。然而我却认为，一个人生活着，若是没有了理想，失去了目标，生活也就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意义，一个人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那没，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人们，大多数就处于这种生活状态，他们的思想近乎麻木。这可真是一群可悲的人啊。

又说何丽娜，此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遇到樊家树之前和遇到樊家树之后。尽管在遇到樊家树之前的生活，作者并未过多的涉及，而我们却可以知道，她的生活是极其奢侈的，随便一杯咖啡就可以花上好几块钱，给小费比给咖啡钱还多。而且这些，已经成为一种消费习惯了。因此，金钱对于她，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只要自己高兴就行了。然而，在遇到樊家树之后，她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她不经常去舞厅了并且认为这种生活状态很糟糕。同时，也注意自己的消费了。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可以为了另一个人而改变自己，但有时也会被另一个人改变，这看起来好像并不矛盾，但是仔细回味，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怎么说呢，就是简单的主动与被动之别了。有地位的人，常常是主动改变自己；没什么地位的人呢，其命运常常是被别人改变着，别看这小小的的主动与被动，这其中的故事可就多着呢。而《啼笑因缘》可是把这两者间的对比表现得淋漓尽致。沈凤喜被刘将军逼疯，最后悲惨而死，让读者看后都觉得可怜，而何丽娜呢，后来却和樊家树共赴德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又得父辈支持，大办实业，可以说是结局完美了。

书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刘将军。这个刘将军，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百姓，强占良家妇女，可以说是被读者深恶痛绝的。凤喜的悲剧，可以说是由他一手造成的罢，尽管凤喜自己也有一点责任，然而，她一个手误缚鸡之力的女孩，又哪是刘将军的对手呢？我于此间又想到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难道这不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吗？弱肉强食。由此，我又想到了我朋友说的一句话：“唉，社会的丑恶现象我经常看到，但我却无能为力”。不可否认，像刘江明军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也绝不会只有一个。由此，我又想到了张恨水先生的另一部作品《夜深沉》，那个所谓的大学生宋信生和灯泡厂刘经理，这些不都是“吃人”的禽兽吗？再想想《啼笑因缘》中的凤喜和《夜深沉》中的杨月容、二姑娘，这些，全是被逼、被害的对象。悲哉！幸而就是像刘将军这样的人，也并不是就一手遮天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的，刘将军后来不是被秀姑杀了吗？杀得好，这样的祸害，留在世上做什么呢？让他多害几个人吗？我想，刘将军被杀，这也算是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小说里看到希望。总不能让恶人永远逍遥法外吧？

以上几个小段，算是我对《啼笑因缘》里反映社会现状的一些看法吧，然而，小说如果只能反映社会现状，那可是大大的贬低了它的价值了。《啼笑因缘》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那就是它的讽刺和揭露社会的作用。怎么说呢?我也简单的谈谈吧。

在《啼笑因缘》中，有很多地方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如樊家树的善良和刘将军的无情，凤喜的生活悲剧与何丽娜的生活状态，关秀姑的仗义和沈三玄的势利等。樊家树拥有一颗善良的心，用自己的钱把沈凤喜从“牢笼”里救出来，原本是一番好意，但是这却是她与各界名流认识，撞上了刘将军。他有能力让她去读书，却不能把他从刘将军的魔爪里救出来。这好像是好心办了坏事。这是不是张恨水先生在借此来讽刺那个社会呢？你把她救出来了又如何，这个社会有她的容身之地吗？她也配拥有幸福吗？在那个社会，像刘将军这样的人，又还不知道有多呢，那么，有刘将军这样的人物存在，老百姓想要生存又谈何容易呢？

沈凤喜的悲剧和何丽娜的结局，也算是对比中的一大讽刺罢。沈凤喜只是一介平民，只不过凭着一口好嗓子，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樊家树把她送进学校，她当然是感激不尽的，然而，在那个社会，女子是没有自由可言的，谁让她被刘将军看上了呢，被刘将军看上了，她也就不属于她自己了。仿佛她的人生自由，她的喜怒哀乐，全是别人赐予的。你瞧，唱大鼓书，那是家庭所迫，生活所逼，无奈；上学校吧，高高兴兴，可是那是樊家树出的钱啊，这可算作樊家树赐予的吧？后来被刘将军逼疯，就更不用说了。至始至终，她都是身不由己的。然而，在那个社会，像凤喜这样身不由己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那些老百姓的生命，难道是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的吗？不，不，不，从来到没有过。悲哉！

还说刘将军吧，刘将军是干什么的？当然是一名职业军人了。军人的任务区是干吗呢？保家卫国。然而，他拿着国家的粮饷，做的却是鱼肉百姓之事。老百姓没有死在敌人的枪下，没有北欧疾病折磨死，却反被本应该保护自己的军人给逼疯逼死了。这是什么样的社会？黑暗与腐败，由此可见一斑。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另一位 军人，沈国英。沈国英原为一位旅长，后来做了北平寓公，本也过着平凡的生活，后因遇上了关秀姑，被其爱国主义精神影响，决定倾家纾难，他不仅把自己的钱拿出大部分来补充义勇军的军饷，还变卖家邸，亲自前往东北前线，任义勇军司令，后来战死在东北。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军人，即勇于承担责任。国难当头，他能挺身而上，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军人的形象。

《啼笑因缘》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人物个性十分鲜明。举例说吧，樊家树的善良和柔情，关秀姑的侠义和贤惠，刘将军的冷酷和无情，何丽娜的开放和热情，沈凤喜的娇小和聪明等，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有何难？其实不然，世俗小说不比神话小说，人物个性可以十分夸张怪戾，它必得遵循一定的现实规律。举个例子吧，我们看过《水浒传》，对其中的人物印象可以说是很深的，嫉恶如仇的林冲，粗中有细的鲁智深，蛮横的李逵，深谋远虑的吴用等等，这些人物个性都是十分突出的，所以，我们一看到这样的人物，印象总是很深的。可以说，《水浒传》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人物个性的描写。同样，《啼笑因缘》的成功，也有这一因素在内。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让人一看了就记忆深刻，不易忘却，却又符合现实生活，符合实际，这些人物个性，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处不在。同样，书中的故事情节和整本书的结构也很成功。关于故事情节，可以简单的谈谈。书中所写之事，可以说大多都是出乎意料的，悬念较多，比如凤喜背叛樊家树，秀姑出东北并战死边疆等，都是大家未曾预料的，然而却是这样发展了。可又事事合符情理。这就可以深深地吸引读者了，让读者回味无穷，又急于知道下文。这恐怕也是张恨水先生的高明之处了。

张恨水先生一生创作了许多的文学作品，而我却只读过其中的三部，即《啼笑因缘》、《燕归来》和《夜深沉》。而这些作品，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尤其是《啼笑因缘》和《夜深沉》，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社会现状，描写了那个时代“人吃人”的社会现象，老百姓是身不由己的，就好比浮云，只能随风飘荡罢。这又使我想到了那句名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综上所述，《啼笑因缘》一书之所以能得到读者的青睐，能有很高的地位，就在于它的社会性、讽刺性和揭露性吧，当然，《啼笑因缘》表现的魅力还有许多，比如它的写作模式，人物个性等，这些都是它深受读者喜欢的原因。然而我能想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第三篇：浅析啼笑因缘的文化内涵

浅析《啼笑因缘》的文化内涵

马彦峰

摘 要: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小说中艺术魅力最高的一部小说。它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同时包容着丰富的文化含量。多层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啼笑因缘》的艺术格调,扩大了它的影响力,更保证了其长久不衰的生命活 力。

关键词: 张恨水;啼笑因缘;文化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引起社会轰动最大的一部集言情，武侠，社会暴露于一体的章回小说。同时也是中国20世纪通俗文学的长青之作，其从问世到现今被改编成话剧、电影、评谈、戏曲等多种艺术样式。可称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在其问世的这70多年来，不断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小说描写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年人樊家树情感和恋爱的故事。杭州富家子弟樊家树来北京读书,围绕樊家树,有三个女孩子分别喜欢上了这位年青才俊。她们分别是唱大鼓书的平民女子沈凤喜,部长千金何丽娜和一位走江湖卖艺的侠女关秀姑。在这一男三女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演绎了一段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中间还穿插了关寿峰父女扶弱锄强的武侠传奇。可以说，《啼笑因缘》的畅销和成功，一方面建立在其深刻的思想和精巧的艺术结构基础上，同时也离不开它包蕴的多层文化内涵。在思想方面，《啼笑因缘》反封建、反霸道、反强权的思想表现出特定时代的社会要求，更难能可贵的是主人公樊家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平民化思想，这在当今社会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艺术上，通俗化的创作手法、对传统章回小说的改良、情节的巧妙设计以及人物形象的个性化 描写，极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艺术品格。《啼笑因缘》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本论文从四个方面予以具体分析。

一、老北京的风土文化

作者早年曾四处漂泊，后来又从事新闻工作，这使他对许多地方的风土习俗极为熟悉。所以，他的不少作品都含有丰富的地方文化色彩。在《啼笑因缘》中，作者一一再现了老北京的天桥、先农坛、什刹海、北海和西山的风俗景观，令人读其文，有卧游其地，身临其境的趣味。同时，作者通过对老北京风土民情和小市民生活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内容丰富的世俗文化。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一文中说：“《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描画天桥，特别的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1]小说第一回，樊家树一到天桥，就能听见梆子、胡琴、锣鼓声一片喧闹。木板支的街楼，楼前面挂了许多纸牌，都写着各种演出的剧目。有摆着叮满苍蝇的酱牛肉和熟驴肉,以及如同剥了鳞的死蛇一般散发着腥臭味的煮羊肠子的小吃摊。还有耍杂技的、有摔跤的、有弄口技的，还有说相声的，也有练武的。有论包不论量只有香片、龙井两种的茶摊,这些对20世纪20年代北京天桥情景的详细描写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老北京，看到作家笔下自家门口的人和事，觉得亲切有味。南方人没有到过北京的，看到北京还有这样同南方的风情决然不同的好地方，所以他们也很感兴趣，很多南方人到了北京必访天桥。我们再看小说第十五对什刹海的描写：原来所谓海者，却是一个空名。只见眼前一片青青，全是些水田，水田中间，斜斜的土堤，由南到北，直穿了过去。这土堤有好几丈宽，长着七八丈高的大柳树；这柳树一棵连一棵，这土堤倒成了一条柳岸了。水田约莫有四五里路一个围子。在柳岸上，露出人家屋顶和城楼宫殿来。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点缀，却也清爽宜人。所有来游的游人，却走上那道土堤。柳树下临时支着芦席棚子，有小酒馆，有小茶馆，还有玩杂耍的。这段具体景物描写，读来如在眼前，历历在目，印象深刻。再看小说中的市民阶层民俗生活文化。在《啼笑因缘》里，西风东渐之风，已经在豪门贵族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豪门贵族之家经常举行舞会，舞会上有传统的旗袍，也有很现代的服装。樊家树的表嫂陶太太常去参加舞会，穿的也是西式的盛装，长筒的白丝袜，紧裹着大腿，脚上还穿着一双很别致新潮的舞鞋，这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与这些豪门贵族奢华而时髦的生活相比，低层社会又是另外一番场景。鼓书艺人沈凤喜，她上台演出穿的不过也是普通的衣着。她的家里拥挤不堪，外面一间房破破烂烂的东西占了一大半，里边那个套房也是一铺大炕占据了三分之二，炕上又摆着破旧的柳条编织的箱子，装着她们的一些衣物。张恨水是一位崛起于北方的章回小说作家，长期的北京生活与工作，使其深受古都文化的浸染，并进而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在《啼笑因缘》中，对老北京的人文景观及风土习俗等方面精彩画面的描写，逼真且详尽，这在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是继老舍之后的又一伟大贡献。其鲜明的北京地域文化色彩，不仅带给读者新鲜的感觉，而且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北京民国时期风俗文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源。

二、人物的文化内涵

主人公樊家树出生在一个较少受封建礼教家规约束的官宦家庭，早年丧父，由杭州到北京游学，在天津经商叔父的接济下，寄居在任职于外交部门、思想较为开通的表兄家中。他受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影响,具有一种朦胧的平等思想,主张恋爱自由,喜欢结交下层普通民众。其与出身低下、身份卑微的天桥鼓姬沈凤喜的爱情以及同天桥卖艺习武之人关寿峰的生死结交，使他成为符合作者理想化的“平民化的少爷”。因此，可以认为，樊家树是那个社会进步文化的代表。沈凤喜是一个天真、聪明而又漂亮的平民姑娘，小鸟依人。在她身上存有东方少女的自然神韵，“她含情 脉脉，不带点些儿轻狂，风尘中有这样的人物，却是不可多得。”樊家树出钱为沈家租赁独院的住房，供沈凤喜在女子职业学校上学，而且还把订婚戒指套在她的手上，实质上反映了他对东方情调喜爱、保存和改良的新旧文化心态。何丽娜则是一个光彩照人时髦女郎。身为财政部长的千金，从小生活在上层社会中，受到外来的畸形文化侵蚀，十分奢华挥霍。她每天出入繁华场，每年买千儿八百块钱的花儿装饰闺房，宝贵气逼人。她“美丽是美丽，放荡也就太放荡了”。我国著名学者杨义说，青年学子樊家树在贫寒鼓姬沈凤喜以及财长千金何丽娜之间的爱情选择，不仅体现出一种不以门第择人的平民主义化倾向，同时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即温柔淑好的东方文化情调和浪漫纵情的西方文化情调之间的选择[2](P115)。而事实上，沈凤喜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情调在军阀柄权的时代，注定面临毁灭性的结局。在以刘将军代表的残暴军政势力和沈三玄代表的邪恶家庭势力的合力威胁之下，面对“洋楼，汽车，珠宝，如花似锦的陈设，成群结队的用人”的物质诱惑，沈凤喜终于在脆弱的虚荣心面前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其结果则扭曲了她忠于樊家树爱情的天良。“啼笑因缘”之所以啼笑皆非，不仅在于军阀的蛮横暴虐毁灭了温柔淑好的东方情调，同时更在于金钱买走了人心。而代表西方文化情调的何丽娜，在樊家树冷淡态度的刺激下，愤然举办疯狂的舞会，痛苦地发泄后，消然遁迹于西山别墅，吃斋念佛。最终她通过佛学的驯化，走向了东方文化情调。当樊家树与何丽娜在西山别墅重叙时，二人已是心灵相通了。可以看出，何丽娜最终走进樊家树爱情选择的可能性范围，乃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文化蜕变而达到的,她必须回归到东方文化,才能被代表东方文化的樊家树所接受。

三、佛教文化

中国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人自古就有“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的处事哲学,可以说,宗教已经完全渗透到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它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徐志摩等都曾涉足过佛经。“佛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苦行精神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人生理念、社会实践,而且对他们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审美追求以及生命意识都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3](P1)以张恨水的创作而言,其受佛学和道学的影响最深。有论者指出,张恨水前期小说主要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而后期创作则主要表现出一种道家思想。中国现代作家对佛学的兴趣，主要在于勘破人生的真相，以获得“智灵的洗净”，寻求心灵的解脱和精神的慰藉。对张恨水而言，同样如此。谭桂林把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分为四种类型：信念型、修养型、研究型和实用性。[4]张恨水大体属于第二种即修养型。张恨水接触佛学源于二十年代中期，“三年前的我，未曾入佛学的门径，提起笔来，就是光芒四散。现在我虽用不着忏悔，然而我受了佛学的陶溶，我很愿适可而止了”[5]，特别在他三十岁“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后，更是“愿一杖一盂，作一游方和尚”[6]。张恨水在创作《新斩鬼传》时曾说“我年来常看些佛书”[7]，《剪愁集》中记录了他学佛的情景：“扫地焚香盘膝坐，半因学佛半因闲”[8]，在他的《剪愁集》中还有许多诗句都与学佛有关：“转悟维摩病后禅”，“恍佛灵犀婉转通”[8]，“多情难学佛”[10]，“四壁有花皆冷艳，一灯如月伴枯禅。此时清福无人识,闲坐残经古佛边。”[11]此外,还有《读佛经》诗四首，并自称为“老僧”。学佛大概也构成了张恨水“名士气”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学佛的经历，深化了张恨水对人生的认识和对生命的感悟,影响到了他前期小说的创作。小说《啼笑因缘》则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的佛学思想。小说名字“因缘”二字就是佛家用语，甚至是佛家最重要的概念和思想，张恨水的女儿曾问父亲为何是“因缘”而不是“姻缘”，其实这个困惑在读者中也普遍存在。张恨水解释说：“《啼笑因缘》并 不是写婚姻的，而‘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的意思，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丁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12]。由此可见，但就其文化意蕴而言，在《啼笑因缘》这部作品中更是包含了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一种哲性理解和领悟，只是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姻缘”掩盖了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因缘”而已。其实，“因缘”的思想贯穿整部小说。小说里，浪漫纵情的何丽娜在受到樊家树的冷漠对待之后,经过一番痛苦的发泄和调适,她遁迹西山，茹素学佛,在经过佛学的顿悟后,接受了温柔淑好的东方文化情调,并最终得到了与樊家树的爱情；侠女关秀姑自觉对家树的柔情无处寄托而心灰意懒,在爱情无望时，转向《金刚经》、《莲花经》中寻求解脱，大谈“万事皆空”。这实际上也是作者思想中佛道意识的一种反映。可以说,佛教成为主人公心灵受挫后灵魂的逃避所，是一种无奈的解脱和对现实的逃离。

四、江湖文化

有论者发现,张恨水在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先后在作品中寄寓了他对两种文化─庙堂文化与江湖文化的反思。小说《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主人公杨杏园,李冬青和冷清秋,他们都是道德高尚但思想又趋于守旧的知识分子。他们淡泊名利、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希望通过自己高尚的操行以及道德的自我完善来影响他人和社会,促进社会的清明。但是,作者笔下的这类主人公在强大的恶势力面前,在各种灾厄面前不是抗争者,他们普遍信奉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逃避现实,自我封闭,从而保持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不被玷污。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而可悲的。其最后还是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他们的遭际和结局值得同情,行为与处事原则并不值得效 法。杨杏园的死与李冬青、冷清秋的隐居表现了作者对庙堂文化的反思,即对社会和人生双重性绝望及其人文理想的破灭。[13](P27)理想的破灭促使作者去思索改良的出路。在《啼笑因缘》中,作者放弃对消极避世的庙堂文化的思考和追求,转入对江湖文化的反思。江湖文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代表着侠文化,属于侠文化的价值范畴。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文化对位效应。侠文化的核心是“侠”、“侠客”,其具有“尚气任侠,急人之急”的特征。文人写侠客,原因是复杂的。“可能感于时世艰难,也可能只是寄托情怀。”“千古文人的侠客梦,实际上可分为两大类:一以侠客许人,一以侠客自许。前者多出在注重叙事的小说,而后者多出现在着重抒情的诗歌中。”[14](P11)小说《啼笑因缘》里,张恨水塑造了一对走江湖卖艺的父女,关寿峰豪爽仗义、不畏权势。侠女关秀姑沉稳内敛、文武兼备。小说中穿插的关寿峰父女扶弱锄强的武侠传奇,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思想。可以说,侠客的出现,一方面出于作者对读者阅读口味以及作品销售量的考虑,同时也反映出其对江湖文化的反思─把改良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劳苦大众、平民百姓身上。我们看到在小说里,军阀势力的强大和蛮横以及其它腐朽势力的无耻与软弱。但是由于这对来自民间江湖平民父女的出现,使整个作品充满了一股正义的力量,他们以自身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与黑暗势力作抗争的悲喜剧。当樊家树的意中人沈凤喜被流氓军阀强占后,在樊家树无助的背后,关寿峰等人从容,勇敢的营救行动,关秀姑只身潜入虎穴,在恶棍军阀刘德柱府内镇定沉着的里外周旋,并最终有孤身一人西山极乐寺惩奸除恶的快事。书中对于这位风尘侠女的形象毋庸质疑地成为古今侠义人物中的一员,其鲜活的个性和侠骨柔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寿峰父女舍身相助的大义行为, 充分具备了“侠”的灵魂和特征。其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作者上述主人公身上的那种与人无争,躲避现实的保守范围。从中可以发现,作者思想中对江湖文化的逐渐接受,而这种文化反思在其它作品如《夜深沉》、《秦 淮世家》中得到了更深刻全面的展现。参考文献: [1]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见《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2]杨义.张恨水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3]哈迎飞.“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4]谭桂林.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J].文学评论,1993,(4).[5]张恨水.再版“没有题目三十首”[N].世界日报,1928-10-28.[6]张恨水.金粉世家·作者原序[C],金粉世家（上）,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7]张恨水.新斩鬼传·自序[C],新斩鬼传,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8]张恨水.幽居[N],世界日报,1928-09-15.[9]张恨水.怀旧[N],世界日报,1928-08-31.[10]张恨水.游仙诗二十首[N],世界日报,1929-04-17.[11]张恨水.佣属余渖（五首）[N], 世界日报,1930-02-04.[12]张伍.忆我的父亲张恨水[J],张恨水研究,1997,(1).[13]燕世超.张恨水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14]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第四篇：试谈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

试谈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

案例材料：张恨水《啼笑因缘》

摘 要：《啼笑因缘》是“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代表作。全书描述了书生樊天树与三个女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纷。并以此为线索，展开对当时社会环境，人们生活的深刻剖析。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多见于文学作品，因此，军阀统治下现实社会中的男女性关系，也成为本书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人物原型；权力；啼笑因缘

《啼笑因缘》是一部用心之作，不论从其故事取材，抑或是主旨思考、创作技巧来看，都是新颖独到的。这是近现代文学章回体小说的成功之作。取材于民，思考为民，服务于民，应当是这篇小说的总体概括。

一、主要人物的可能原型

（一）张恨水与三次婚姻

这篇文章，中心人物为富家书生樊家树，卖唱女沈凤喜，侠女关秀姑以及富家摩登女郎何丽娜。文学来源于生活，那么，作家的这篇创作的灵感与素材来源于哪里呢？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作家自己的生平经历。

作家张恨水，也是出生富家。而樊家树这一人物设定，与作家极为相似。张恨水一生共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其母为其包办的唱戏女徐文淑。而这一人物原型，自与文中凤喜有几多相似。文化水平不高，社会地位底下。她与樊家树互生情绪，似乎是作者对诸如徐文淑这一社会群体的同情与关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张恨水并不喜欢这一跟自己差距悬殊的女性。而作家与第二个妻子胡秋霞的相遇，也是恰如文中樊天树与关秀姑之间的故事，或出于同情，或出于感恩，要说适合是不会有的。而与作家真正惺惺相惜的，当是哪个知书达理的第三个妻子周南。而文中樊天树对同是开放、知书达理的何丽娜有些行为的看不惯，其实并不是他俩不适合，不可能，只是有一些问题、阻碍需要解决。真真需要解决的，放大来看，应该是一种社会问题，例如官僚统治下社会贫富的差距。综合全书来看，文中人物可能取材于作家自身经历。

（二）才子佳人小说之书生艳遇

才子佳人，书生艳遇文学写作，古来常见。古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西厢记》，今见张恨水《啼笑因缘》。张恨水自己的创作自然对前人是有所借鉴的。书生或地位低贱，考取功名后却与达官显贵之女喜结姻缘。但作家张恨水以女性为中心，有作家长久以来对女性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也有对社会问题的剖析。作家对人物原型做了主动改编，这是一种创新。

二、对权力的呼唤

（一）人民的权力

从文中写作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权力与财富，几乎是掌握在诸如“尚师长”“刘将军”“何财长”等军阀官僚体系的手中。人民生活穷困潦倒，即便是生活在北京这样大城市的“沈凤喜”“关秀姑”也是生活窘迫。以至于爱慕虚荣与美好生活的“沈凤喜”被迫卷入生活的巨浪中，葬身汪洋却无法解救。一幕幕的悲剧，都离不开社会的种种弊病。但是作者也无以解救，只能报以同情，只能替当时人民发声，这是对民主与人民权力的呼唤，也是一种挣扎。

（二）女性的权力

男权社会，由来已久。文中女性是主角。但同是女性的“沈凤喜”“关秀姑”与“何丽娜”却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典型，这也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缩影。何丽娜代表了真正的女权，独立自主，自尊自强，开放自由，不为任何强权所屈辱。这是进步知识分子对完整女性的诠释，也是对女权的一种微弱发声。我们不愿看到像“沈凤喜”那样以男性为中心，以所谓“优质”男性如“刘将军”为依靠的屈辱。正如文中所现，女性地位在军阀官僚统治下，显得微弱而可怜。作家深深同情于当时的女性群体，揭露社会黑暗，为她们发声

三、啼笑只因缘

姻缘，指结成夫妻的缘分。而作家题目用“因缘”，一定有他的思考。结合文本及字面意思来看。因缘，是因为缘分。因为缘分，富家子弟樊家树接连遇见贫家女沈凤喜、关秀姑。也因为缘分，理所当然的见到门当户对的富家女何丽娜。同样，也是因为缘分不够，樊家树没有能够和喜爱的沈凤喜走到一起，这缘分不够却是社会的黑暗与狭隘的民族文化。

作家用姻缘，诙谐也有调侃，调侃文中所描绘的社会不公与无奈，调侃渺小人物走向悲剧却又无可奈何。一个“因缘”，是希望，是无奈也是心酸。

四、结语

作家取材现实社会，通过对樊家树与沈凤喜爱情悲剧和沈凤喜悲惨遭遇的描绘，揭示了军阀统治下人们被压迫被剥削的无奈，也透漏出当时社会整体背景下，女性地位的卑微与无奈。

就作品整体来看，它虽是通俗消遣型小说，但其整体文风格调含蓄蕴藉，是一部值得探讨与思考的思想巨著。它立足人民的精神也是可敬可畏的。

第五篇：《啼笑因缘》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浅论

《啼笑因缘》限知叙事浅论

刘彬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通过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叙述，向人们介绍了几个主要人物恋爱婚姻的悲欢离合，了解了樊家树的双重人格和三个女子的单一性格，进而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

关键词：张恨水；《啼笑因缘》；限知叙事

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讲述了一男三女在恋爱婚姻中的悲欢离合，是通过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叙述的。限知叙事是叙事学（narratology）的一种形式，“即对叙事作品主要是小说进行结构【1】进行分析。”一般来说，限知叙事常常是采取的是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叙述者以他或她知道的事情为重点，进行裁剪、嫁接、组合，使叙述前后连贯，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这篇小说就是以樊家树、沈凤喜、何丽娜和关秀姑为四个人物限知叙事者，讲述了他们的双重和单一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的情况。

一 樊家树：双重人格

简单地说来，所谓的双重是指两层或者是指两方面的东西。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可以指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是人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双重人格的人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会一起人们对他们做出不同的评价。

樊家树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在很大意义上，他是小说的男主人公。我们知道他是双重人格是从沈凤喜、关秀姑和何丽娜的限知叙事人物讲述时得知的，她们三个人本身就是小说的人物，成了完整的人物角色，对樊家树有很深的洞察力，这样的叙述会促进读者思考，相信叙事者的描述的真实可靠性。

【2】在这三个女性限知叙事者看来，樊家树是一个“半新半旧”的双重人格的人物。这里的“新”是指进步的价值观，“旧”是指落后的价值观。樊家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比较富有。他受到了很好的新式教育，接受了很多的五四新思想，他很会欣赏风景，讨厌乡下人的那种升官发财的梦想。他意识到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自主婚姻的重要性。但是，在他身上，时时流露出传统文化的名士意识，读书当官，即使家境很好，也比较羡慕更高层次的生活，有一种依恋感和归宿感。

具体在小说里，樊家树的双重人格表现在，他能够打破门第观念，真心爱上出身卑微的唱大鼓的女艺人沈凤喜，而且在他心爱的人被迫失身于军阀刘将军后，仍然爱着她，他认为沈凤喜的身体虽然受 到凌辱，但是与他对她的爱情没有一点关系。“这里表现出的，是与

【3】以前的通俗小说迥然不同的现代的性爱观念。”为了让沈凤喜学点知识，他资助沈凤喜读书。尽管沈凤喜并不太喜欢念书，他还是支持她去做学生。当沈凤喜当面和他分手时，他考虑很多，回到了传统上，不再对她有什么挂念，转而对何丽娜产生了好感，何丽娜与他确实是门当户对，感情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小说是在进行多人视角的叙事，把故事分成一个一个的片段，每个片段就是限知叙事，作家通过三个女性与樊家树的交往，交代了男主人公的个性特征。这种限知是以叙述者有意假借人物来叙事，从而限制了读者的视角，让读者凝聚在樊家树这一个点上，来造成比较独特的审美效果。

二 三个女性：单一性格

顾名思义，所谓的单一就是指只有一种。性格就是指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性格单一的人往往会认准一件事，执着地去做下去，丝毫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得失，凭着一腔热血做出来让人感动的事情来。

小说家是通过樊家树这个限知叙事者来叙述这三个女性的。叙述者基本上与人物接触，不是按照人们的想象来叙述她们，他所描述的东西，远远地超出了人们通常从事件中所分析推断的结论，力求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让人们自己看透人物的本性。通俗地说，关秀姑的性格特点就是侠义，虽然她也喜欢樊家树，但是樊家树对她没有感觉。尽管如此，樊家树让她帮助沈凤喜家，她没有一点推辞，设计除掉了刘将军，救下了沈凤喜，最后组织义军抗战，英勇牺牲。沈凤喜的性格特点就是虚荣，她虽说爱着樊家树，可是她更爱的是荣华富贵，面对刘将军的引诱而献身于他，最后却被刘将军逼疯，遭到遗弃而死。何丽娜的性格特点就是执着，她非常喜欢樊家树，却总是不肯早一点表白，为了他，她努力改变自己，不惜一个人居住西山，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

“小说吗，一言以蔽之，不是女爱男，就是男爱女；或者男女

【4】都爱，男女都不爱。”三个女孩子都喜欢樊家树，方式有所不同，自然也就有不同的结局。三个女子不同的命运，很好地诠释了对樊家树爱的含义。关秀姑“在儿女情长的生命体现里，充分体现着民间理

【5】想英雄侠骨柔肠的个人风范。”沈凤喜对樊家树的爱是虚伪的、造作的爱，何丽娜对男主人公的爱是真正的爱、执着的爱。她们三人最终也没有缘分和樊家树在一起，而是各奔东西。

通常认为，单一性格的人很容易让人评价，但是在樊家树眼里，他没有正确对待她们，很好地与她们融合在一起，才致使出现了一些悲欢离合的场景，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叙事者在离他们所叙述的社会现实远一点，他们所要出演的角色的特征就会更加近一点的显现。

限知叙事人物叙述的事件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读者就会在他们的叙述当中接受他们的叙述，知道了四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了 解了叙事者描述社会现实的真实情况，增强了小说在现代意义上的真实感。

注释：

[1]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74 [2] 温奉桥：张恨水新论[M] 济南：齐鲁书社，2009.50 [3] 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9 [4] 张恨水：啼笑因缘[M] 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9.272 [5] 孙晓燕：浪漫英雄传奇的中兴与末路.文学批论丛刊[J] 第12卷，第1期，周勋初、杨义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30

参考文献：

①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②温奉桥：张恨水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9.③张恨水：啼笑因缘[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9.④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