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背景看严复的翻译

第一篇：从社会背景看严复的翻译

从社会背景看严复的翻译

Analyzing Yan Fu’s Translation with Social Background

09级师范三班姓名：曾婷婷学号：20091403033

3摘要： 严复生活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严复深感国势危急，他思考西方列强富强、中国贫弱之原因，清醒地认识到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他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身上。要想从危亡中挽救国家、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启发民智，让封建士大夫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学术思想。于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优势，翻译西书，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各阶层。

Abstract: Yan Fu living in semi-feudal society in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of 1840.At that time,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risis continue to deepen.Yan Fu feels extremely anxious about the national crisis.He thought the root cause China poor and weak is not the objects, but rather the system.So he decided to use his fluent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advantage to translate western book, introduce the advanced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 to the Chinese at all levels.关键词：严复 民族危机 古汉语 西方社会科学著作 翻译方法

Keywords: Yan Fu、The national crisis、Archaic Chinese、Western social sciences、Translation Method

正文：

严复,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他这一翻译原则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但是今天我想谈的不是他的翻译原则，我想谈的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他翻译书籍的影响。比如，为什么严复要采用古文翻译西方文本，而不是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翻译？又如，他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像林纾一样翻译小说而是选择翻译社会科学著作？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他所采用的翻译方法有没有影响？

看过严复的翻译我们不难看出他所采用语言都是古文，让很难看懂。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当时，严复从事翻译工作之时，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种选择：一是讲究文藻华丽与对仗工整的骈文；二是科举考试用的八股文；三是从曾国藩开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古文；四是刘鹗、李伯元、吴趼人等人在撰写小说时所用的白话文。严复师事桐城派的吴汝纶，在文字运用上倾向于古文，而反对骈文、八股文与白话文。而且严复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就必须依靠封建士大夫，而当时的封建士大夫都是熟读古书的。严复强调，他所期望的读者不是一般学童，而是熟读古书的士人，假如因为不能读古书、通古文而有所抱怨，那么问题在于读者，而不是译者，所以他不采用通俗文体，而用古文。对于他这一做法，梁启超曾批评他的翻译太晦涩难懂，难以让普通民众接受。严复回应说，文字是表达思想与情感的工具，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韩愈的文字最为美丽，梁启超也常说战国、隋、唐是中国学术最为灿烂的时代，所以他认为用古

文从事翻译最为合适。

严复的翻译著作主要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和《群己权界论》。这些作品都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为什么他选择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呢？这与他的学习经历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因此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他就有强烈的兴趣和丰富的理论基础。

同时，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逐步增强。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更是不断加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更加积极寻求保种保国的道路，严复也深感国势危急，但是他认为单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技器物来在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根本出路在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此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并利用自己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优势，翻译西书，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各阶层。如他翻译的《群学肆言》，他相信这本书能帮助人们了解过去，并预测未来。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深于历史之中，要进行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毛丹先生评价严复的翻译时说：“严复选择、译介各部书的具体用意互不相同，但总体都服从于救亡图存，发启蒙思想的大目标。”

严复的翻译方法为归化意译。翻译过程中他采用了删节、增评、加按语、注评等特殊的方法。删节是指严复有选择地翻译原文。增评是指在翻译时，他常常根据需要添加词句。加按语是严复首创的翻译方法，用于说明和议论。按语大多位于译文章节的结尾或中间。在按语中，严复评论作者的观点，也大胆结合当前的中国局势阐述自己的观点。注评——是译者在翻译时经常使用——对译文中难以理解的词句语义作补充说明或对疑难字词进行解释的一种方法。严复之所以采用这些特殊的方法，在《<天演论>译例言》的论译事之难中他也有解释：“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从文中我们知道严复采用这些特殊方法都是为了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便于读者理解。这些方法使严复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更有效地翻译外国学术名著，为救国富国服务。也正是因为这些策略的使用，他的译文得以更容易被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所接受，较好地实现了思想启蒙的目的。

严复作为中国一代翻译大师，他的翻译深受当时社会背景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的仁人志士。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为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输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参考书目

《<天演论>译例言》

《翻译简史》

第二篇：从＜嘉平公子＞看蒲松龄的社会背景与爱情观

從＜嘉平公子＞看蒲松齡的社會背景與愛情觀

中文一A

961124 洪碧梧

壹、前言：

宋元以來的戲曲小說裡，凡是敘說男歡女愛的故事，大多都遵循著「郎才女貌」的格套。似乎天生麗質、裝飾打扮，永遠是女兒家的事，與男人毫不相干；而「愛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原則，也成了男兒的專利，姑娘不得染指。這種新鮮奇特的現象也反映在《聊齋》中的愛情故事，以不寫男子容貌為常例。如果是反常的描寫了男子的儀態風姿，那麼男女雙方總免不了好事多磨，甚至反目成仇，不歡而散。不過《聊齋》中也有描寫因女子擇偶時以貌取人，最後落入哭笑不得的尷尬處境的故事，其中以〈嘉平公子〉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貳、對於〈嘉平公子〉的寫作動機：

這學期我修了一門「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選讀」的課，在延伸閱讀時看到蒲松齡的《聊齋誌異》讀完後感觸很深。而剛好中文課本也收錄了這本小說中的幾篇故事，歷史課才剛上過中國的封建社會，就是這樣的因緣際會我決定把《聊齋誌異》作為小論文的探討作品。蒲松齡處身於亡國與新朝之間，親見變亂與壓迫，因此依託神鬼與妖怪來描寫人情世態，批評政治，刻畫現實社會的社會，發洩他的苦悶與憤慨，表現出他強烈的正義感。我選擇對〈嘉平公子〉作分析，主要是蒲松齡在《聊齋誌異》中有許多幻化成女子的狐鬼妖怪與書生相遇相戀，但〈嘉平公子〉中的溫姬並不只重外表，在發現嘉平公子的虛有其表之後，留下一句：「何事『可浪』？『花菽生薑』。有婿如此，不如為娼。」如此幽默而諷刺的語句，使我會心一笑並決定以這篇來作為探討的對象。

叁、蒲松齡的生平：

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生於明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逝於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他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出身小地主小商人家庭，蒲氏為淄川世家，熱衷功名。父親蒲槃，此時家道已漸中落。十八歲中秀才，此後卻屢試不第，遭遇坎坷。他將自己的懷才不遇、窮困潦倒、以及對當時社會矛盾的體察，飽蘸著血淚，傾注筆端，創作了流傳百世的《聊齋志異》。但他的創作成就並不僅限於此，幾乎涉及文學的各個門類，他創作的詩現存1056首、詞119 闋，但曲有包括著名的〈墻頭記〉、〈姑婦詞〉在內的15種70餘萬字。此外蒲松齡還撰寫了〈歷日文〉、〈省身語錄〉等9種雜著，內容涉 及天文、農業、醫藥、教育等各個方面，另有〈閘窘〉等三部戲曲。〈註一〉

康熙九年（1671年），蒲松齡在江蘇省寶應縣為同鄉進士孫蕙做幕僚，後隨往高郵，一年後回家鄉，在一個姓畢的人家做私塾老師，於畢家石隱園綽然堂教學近40年，直到71歲歸家。康熙五十四年病逝，一生頗不得意。從20歲起，蒲松齡開始收集素材，例如鄒濤的《三借廬筆談》記載，蒲松齡作此書時，常設茶煙於道旁，「見行者過，必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蒲松齡40歲時完成志怪小說《聊齋志異》，該書共有十二卷，四百九十餘篇。每成篇章，便請同鄉好友王士禎指正。蒲松齡在世時，並未刊刻，僅在同儕間傳鈔，並幾度改易原稿，直至死前仍有增添。

王士禎十分推重蒲松齡，以為奇才，並為《聊齋誌異》題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王士禎對《聊齋誌異》甚為喜愛，給予極高評價，並為其作評點，甚至以五百兩黃金欲購《聊齋誌異》之手稿而不可得。蒲松齡還為此立下家規：「餘生平惡筆一切遺稿不許閱諸他人。」，手稿由長子世代傳存，八世孫蒲英灝遺失下半部，今存上半部，收藏於遼寧圖書館，是中國古典小說唯一存世的手稿。除此之外，蒲松齡還創作了詩、詞、散文、俚曲等，還有一篇長篇白話小說《醒世姻緣傳》（《醒世姻緣傳》作者西周生，一般以為即《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但不少學者對此說持異議），後來有專門研究蒲松齡及其作品的學問，名為蒲學。〈註二〉 由上述蒲松齡的生平，可以列出下列幾點： 〈一〉 窮苦一生：

蒲松齡家產微薄，又窮守儒業，以致從老到少，皆為衣食奔波，半輩子學究生涯，妨礙他的進退行藏，以致難免羨慕富貴神仙，甚至憤世嫉俗，自怨自艾。〈二〉 屢困場屋：

一生志在功名，從二十出頭一直到五十一歲，「年年文戰垂翅膀」，且尚不死心，為考試耗盡了他全部青春。自學格局受到嚴重的限制，對文昌帝君的崇拜則幾乎要凌駕於至聖先師之上。〈三〉交遊不廣：

除年輕南遊到楊州外，一生行蹤幾皆在山東省濟南府內；雖所往來者故不乏當代名人，其中有很多是有相同癖好的，喜談狐鬼，如畢家大小及傭僕輩，或講述，或撰記，使他的著作生色不少。但知交則多是落魄書生，且幾是家鄉人士，在他交遊名單上不容易看到非山東籍或士民以外的朋友(特別是方外人士)，見聞難免受限。〈四〉好談鬼狐：

約二十五歲時他開始構思鬼狐故事，四十歲初步整理成篇，陸續寫到六七十歲，所以《聊齋誌異》的撰寫是貫穿他一生的，書中故事是他於漫長時間裡所閱所聞的結晶，他結合了民間信仰及儒釋道等宗教信仰的成果。因此他的「宗教世界」雖龐雜模糊，卻也具體呈現在其中，從他的信仰可試探中國宗教史上的一些特徵。〈五〉天性耿介：

他個性鮮明，爛漫天真，對待朋友出乎至誠；對不孝不義之徒，則毫無妥協的餘地，口誅筆伐，絕不留情；而對於官場人物，例無好感，完糧納稅後，「足跡不踐公門」，他寫信罵王鹿瞻懼內不孝，責孫蕙縱容隨從威逼鄉里，甚至敢嚴詞痛詈蠹吏康利貞，再再顯示這位讀書人疾惡如仇、敢作敢當的本色，這種特性表現在宗教觀念上則是好談善惡報應，在宗教信仰上則是迷信與理性並存，既期望相信鬼神會主持正義，卻也敢於與之爭論是非，這種信仰方式兼具傳統士人與基層百姓二者之特徵。〈註三〉

肆、《聊齋誌異》的創作背景：

〈一〉婦女地位：

大體而言，自貞節觀念日漸定型發展的宋代明清近世以來，歷朝均有學者討論相關課題，更且由正史、古今圖書、筆記小說各方收集論政，統計歸納之節孝婦女人數亦極多，不過，對清代貞節婦女的探討上，尚未出現整體立論的巨篇大作，因不少學者以為至清代貞節觀念已定型且宗教化，無甚新意不需再論，我個人深覺清代婦女的節孝觀念至清末中國傳統政經社會制度崩解正在重建中，婦女自我觀念的確立實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中國傳統社會女性實在值得敬佩，能無一己之私，雖受禮教社會制度的層層束縛壓迫，卻奉養翁姑撫己成立，中國歷史在大主流政治變遷異動下，文化傳承民風習俗與家族苗裔滋繁正因這些在不平等制度下無怨無悔辛酸付出的婦女身上而得以完成。節孝婦女的行為雖然可能有「過中」、「愚昧」、「不值」等等的表現，但反觀之，她們超過凡俗人們表現的超越行為，是人性極致的崇高顯現，是指引人性發揮與效法學習的明燈，否則人人皆自私利己，則古代社會在遭受疾病死亡大事後，家族社會如何傳承？文化又怎麼可能延綿數百數千年？當然，並非文化傳承下來的風俗都是好的、正確的，不適合的歷史遺產也是可揚棄可摧毀，但其意志精神與道德善性的可貴之處我們當傳承效法，在其他正確適當之處發揮。〈註四〉 〈二〉政治情勢：

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君主制政權也是離現代最近的一個皇朝，同時又是一個與中原地區相比相對落後的部族（一說處於奴隸制），擊敗傳統的「華夏民族」（主要指漢族）而建立的政權，清朝有其特殊性，長期以來存在大量爭議。主流觀點：

有關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存在爭議。一部分人認為，後金是明朝的地方割據政權，而清朝自入關以來積極推行儒家思想，定國號大清，定都於中原的北京；同時清朝基本上保留了原先明朝的統治機構來統治人民，並以儒家傳統和中原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因此清朝是中國的一個正統朝代。在近代清朝與西方國家的外交文件和公文中也往往以「中國」來指代清朝，並在國際上作為中國的代表。同時，清朝初期和中期打下的領土也奠定了今日中國版圖的基礎。這種觀點目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華民國歷史教科書所認同，尤其在20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屬於官方主流觀點。

《聊齋誌異》裡所記下的詩，充滿了所謂故宮禾黍之悲，甚至有「漢家」的字樣。〈池北偶談〉所記，卻少了最重要的四句，並把「深宮」改為「深閨」，「漢家」改為「樓台」，「歌代哭」改為「昇平曲」，於是最後的「潸然」也只好改為「惘然」，這一改對於王士禎在朝為官自然很方便，但原詩（不知誰作，王、蒲兩人均得之傳聞）本意卻只剩下一點點殘汁剰水了。蒲松齡沒有在朝為官，顧忌較少，所以就保持了原文。這雖看不出作者有甚麼了不起的民族思想，但和〈大力將軍〉篇一樣，可以看出作者並沒有歌頌滿清，也對於滿清政權所不喜聞樂見的字樣，沒有先行「仰體天心」，敬謹迴避。

我國小說若從唐代看來，在其之初對於當時政權，多採游離態度。等到話本出現，此意就更加明顯。《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及《三言二拍》，真正歌頌朝廷的作品幾乎沒有。長篇中的「發跡變態」類，雖多以帝王將相的興起為題材，也多把他們寫成流氓無賴之類，帝王尤其庸劣無能，用來表達帝王將相是人人都可當的。小說是一種平民文學，而平民和政治是有相當距離的。對政權的游離態度，其實並非敵對。後來的才子佳人小說，一方面在男女關係上須擺脫禮教束縛，一方面歌頌科舉制度，宣揚多妻主義，清代的劍俠和公案小說，多擁護朝廷而剿滅民間武力。《聊齋誌異》以前的小說，多從各方面暴露各級政府機構的腐敗和官吏的貪贓剝削，並以極端憎惡的態度，像《聊齋誌異》這樣的，是前所未有的。《聊齋誌異》大大地發揚了我國小說所固有的優良傳統，忠實客觀地寫政治的光明與黑暗。〈註五〉 〈三〉科舉制度與八股文：

明清時期科舉考試在鄉試及會試皆以四書的內容命題，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語氣闡述經義，「代聖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極為講究形式。只有到了科舉最後一關，用以決定名次的殿試，才會改為考時務策問。但是考生答策的內容很多時都並不重要，清朝便慣以試卷的書法取定殿試名次的高低。

熱衷科舉的人只識四書五經，其他以外的知識，統統都成了「雜學」，很多讀書人都是一概不通。諷刺科舉的小說《儒林外史》中便記載了這樣的一個笑話：有人對明朝的進士范進開玩笑說：「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蘇軾來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進答道：「蘇軾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罷了。」原來他竟然不知誰是蘇軾。

而就算是對四書五經的內容，科舉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華麗詞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近乎文字遊戲，不能有獨立思考、創新見解。考生的實際見識和才學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不少考生索性捨四書五經，專門鑽研為應付考試而設，稱為“帖括”的八股文範文選刻本。當時一些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意即考取功名後便可棄之如敝屣。曾經有人將八股文與「鴉片」、「纏足」並列，認為是荼毒中國人的三大害。〈註六〉

如果說蒲松齡對於王公貴族有不熟悉的地方，雖然痛恨王公貴族也暴露他們的貪婪與罪惡，難免會有不夠真切的部分。因為百姓的被迫害蒲松齡雖耳聞目睹，但自己卻不一定身受其害，在反映百姓的痛苦與願望上也許還有些不夠深刻、沉痛的地方。但有一個確實是這位活了七十幾歲的老貢生所終生承受的東西，就是科舉考試與八股文，從上述蒲松齡的生平就能了解他的科舉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自十八歲中秀才後就屢試不第，遭遇坎坷。它比《儒林外史》早了將近五十年，蒲松齡在這方面確實有比上述那些暴露政治黑暗面更深刻的體驗，可以說《聊齋誌異》裡面有一部《儒林外史》，甚至有些地方《儒林外史》都不及它的痛切。首先寫出科舉制度、八股文下痛苦的讀書人即是《聊齋誌異》。《聊齋誌異》展開一個秀才的世界，故事中的男主角常常是「生」或者是「諸生」，作者多少也有把自己寫入主角的意思。〈註七〉

伍、對於《嘉平公子》的分析：

故事中的溫姬愛上了嘉平公子，常常昏夜登門造訪。後來公子知道溫姬是個鬼，面對公子的質問，溫姬回答：「不錯！不過你想得到美女，我也想的到美丈夫，各遂所願就夠了，人和鬼有甚麼差別呢？」公子想一想也對，但他的父母深以為憂，對兒子勸戒無效，就請術士畫符咒千方百計想驅逐溫姬，卻總不見效。而公子其實是個虛有其表的白子先生，一天，他寫了個帖子中間有許多的錯字“椒”寫成了“菽”，“可恨”寫成了“可浪”，溫姬看了以後就在帖子上添了幾句：「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為娼。」並告訴公子她本以為公子是個世家文人，所以才不避羞愧地與他在一起，沒想到公子卻是一個虛有其表的人，溫姬醒悟到自己以貌取人的輕率與可笑，便決然升空再不復返。沒想到父母費盡心機而沒能驅除的溫姬，就這樣自動離去了。人鬼相戀相親的故事在《聊齋誌異》中占很大的比重，但與那些女悅郎才，男慕女貌的故事相比，〈嘉平公子〉是很特別的。它雖是以愛情故事的樣子開始，但「寫情」已降至次要地位，轉而著重在諷刺那些不學無術的紈絝子弟，並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告訴她們沉浸於戀愛中時切忌“以貌取人”。在這種告誡中，恰恰從反面證明了“以貌取人”曾是女人擇偶的一項重要條件，與之相應則是男人並不拒絕修飾自己，不以美為恥。雖說這是傳統婚姻制度下的觀念，然而畢竟是濃縮了蒲松齡本人的人生意見。〈註八〉

此篇的諷刺是藉由種種的對比來表現，以輕鬆活潑的筆調寫成。其一是嘉平公子「風儀秀美」的外表與不學無術的內在對比，突顯出他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特徵。他身為世家文人對於溫姬吟誦求續的詩詞不僅不懂詞意，甚至在溫姬留下諷刺的句子離去之後，仍不解其意而到處拿給別人觀看，成為眾人的笑柄。無知到這種地步令人好氣又好笑。其二是溫姬前後言行的差異。溫姬生前是個娼妓，死後因愛慕公子的風流倜儻，有心從良。既而主動造訪公子，然而卻幻想破滅發現公子只是個不學無術的人，失望之餘懊悔自己的以貌取人，甚至認為「有婿如此，不如為娼」。由此我們也可推知溫姬是個才識不錯的女子，因古代的妓女與現今是有差別的，古代的妓女是賣身又賣藝，所以多少都會一些詩詞歌賦，一個地位卑賤的妓女才學竟勝過一個世家子弟實是一大諷刺。〈註九〉

就此篇故事可歸納出以下幾點蒲松齡的愛情觀：

〈一〉處於那種封閉的社會蒲松齡表現出愛情應是自由的，而不是憑媒妁之言。溫姬出自娼門使其追求異性首重外表的性格得到合理的解釋，加上她已是女鬼來去自如，等於不受禮教的束縛，可自由選擇自己的對象。更不需經過繁瑣的婚姻儀式，只需「趁夜奔之」就能達到目的，所以才能與公子自由戀愛。

〈二〉反抗父母對婚姻的掌控權，公子的父母雖勸他離開溫姬，但公子卻不聽，後雖請道士作法，但還是沒辦法驅逐溫姬。在傳統觀念下，父母對下一代的婚姻有主宰的權利，一般說來，父母多半站在愛護子女的立場，根據當時的社會背景及價值觀為下一代選擇結婚對象。例如：雙方是否門當戶對？經濟條件優越嗎？品貌是否出眾？家庭背景是否良好？……等。〈三〉選擇對象不能以貌取人，即使是鬼也有失誤的時候。公子缺乏內涵而溫姬懂得詩詞歌賦，不同水平的人果然是不適合在一起的。何況那些硬是湊在一起的婚姻。

陸、結論：

蒲松齡筆下狐鬼的愛情，不只擺脫了專制社會下的束縛，而且男女雙方從相識到相戀，是如此的開放且快速簡直可媲美現下的「速食愛情」，作風之大膽連身為二十一世紀的青年男女都自嘆不如。藉著《聊齋誌異》蒲松齡描繪出青年男女平等自由的愛情生活的遠景，他正面歌頌了被壓在專制社會最底下的婦女形象，孕育出作者要求男女平等的率真理想。但蒲松齡在處理戀愛上平等的問題有雙重的標準，這條標準線就是「婚姻」。對於未婚男女，像本篇的男女主角就是如此，他們都有自由戀愛的機會。假使一旦進入了婚姻世界，成為某男子的妻子（甚至指是妾），就必須嚴守婚姻的教條，除了基本的守貞之外，最好還能做到不嫉妒，以容忍丈夫和其他女人的外遇。

神奇的想像與現實世界並沒有不可橫越的鴻溝。想像的產生對現實世界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神奇的幻想是促使人類不斷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之一；沒有幻想也就沒有世界。

柒、引註資料：

〈註一〉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22311354 〈

註

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2%B2%E6%9D%BE%E9%BD%A1 〈註三〉《蒲松齡的宗教觀念》：顏清洋。新化圖書有限公司。第27頁─31頁。〈註四〉《歷史教育半年刊─歷史教育第三期：由清代的地方縣志略談中國的節

孝─以直隸省豐潤縣志為例》。劉芮。〈註五〉《聊齋誌異的藝術》：顧俊。木鐸出版社。第64─66頁。

〈註六〉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4%B8%BE 〈註七〉《聊齋誌異的藝術》：顧俊。木鐸出版社。第67─69頁。〈註八〉《聊齋的真真幻幻》：何天傑。遠流出版社。第86頁─89頁。〈註九〉http://web.nchu.edu.tw/~leehsin/Graduate-abstracts/lin90.pdf

參考書目：

一、專書類

《怪異世界的建構》：石育良。文津出版社 《聊齋誌異中的愛情》：陸又新。學生書局 《聊齋的幻幻真真》：何天傑。遠流出版社 《聊齋誌異藝術研究》：張稔穰。山東教育出版社 《神鬼狐妖的世界──聊齋人物論》：馬瑞芳。中華書局 《蒲松齡的宗教世界》：顏清洋。新化圖書有限公司 《聊齋誌異的藝術》：顧俊。木鐸出版社

《明家解讀聊齋誌異》：張寶坤主編。山東人民出版社 《聊齋誌異評賞大成》：馬振方主編。建安出版社

《聊齋誌異》：劉烈茂、歐陽士昌譯註。暢談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論文類

《歷史教育半年刊─歷史教育第三期》：劉芮。

第三篇：社会背景

(1)社会背景： ①日本明治维新前，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②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 ①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②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封建势力的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 ①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②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 ①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②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区别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 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1.时间： 明治维新19世纪60年代 戊戌变法19世纪90年代 明治维新比戊戌变法早了近30年。人物： 明治维新：由中下层武士和一些大名发动武装革命，有明智天皇带领维新。戊戌变法：有梁启超等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有光绪批准下达变法。影响：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从此日本开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由惜日的封建东亚小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滋长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戊戌变法 大多数改革措施被废或取消。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变法保留的内容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结果：戊戌变法失败 明治维新：成功2.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明治维新在日本历史上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另外还统一了货币。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行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实行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经过明治维新而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1895、1904年分别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帝国清与俄罗斯，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但其改革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等封建残余现象，与日后发生的一些列日本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 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 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答案补充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 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 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 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 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答案补充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区别 首先从结果来看,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了.日本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彻底的改革,使日本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东方小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一个世界强国;中国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并且只维持了103天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没有因此而走上富强的道路.明治维新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改革，它使日本摆脱了封建的束缚，让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但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没能彻底得废除封建制度，致使日本发展受限。而戊戌变法，从根本上说并不成功，但它确确实实动摇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篇：从“人民的名义”看社会（范文）

从“人民的名义”看社会

最近“人民的名义”疯传朋友圈，圈中好友反复提醒到不看“人民的名义”出去都不知道该与人如何交流了。笔者花了几天的时间看了该剧，该剧大尺度的反映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社会上各类人的诉求在该剧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完全可谓是政治生活的社会情景剧。从该剧中可以看出比较典型的有巨贪赵德汉，巨贪丁义珍，祁同伟、高育良等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大搞权色交易的典型代表。而少有为正义、真相奔走而牺牲的陈海，正气凛然、不畏强权的侯亮平。

通过分析剧中人物特性，我们可以看出赵德汉，国家部委能源司局级领导，其权力大得连地方的副省部级领导要见他都得在办公室门外等上几小时。该处长在与最高检反贪总局工作人员周旋中一直打着亲情牌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穷怕了”，罪行最终暴露无遗，贪污受贿金额高达2亿多现金；一句“我是农民的儿子，穷怕了”让人唏嘘不已。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被判处无期徒刑。丁义珍，曾任汉东省京州市副市长，官居副厅级。丁市长在政商社交圈与商人们称兄道弟，能言善辩，颇有当代江湖袍哥之风范。罪行揭露后，在同伙祁同伟公安厅长等人的帮助下逃往美国。丁市长原以为逃往美国就是繁华与自由，可最终难逃同伙暗杀的命运。高育良，汉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官至副省部级干部。在汉东官场上可谓是风向标，满口官话，实为老奸巨猾；剧中颇受争议的人物当属祁同伟，汉东省公安厅厅长。大搞权钱色交易，目无党纪国法。一方面，祁同伟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努力从乡镇司法所调到公安局工作，而后又在禁毒行动中以命相搏。而另一方面祁同伟为了仕途顺风顺水娶了前任汉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女儿，夫妻关系形同虚设，最终混到了汉东省公安厅厅长。可是祁厅长毫不知足，对权力的欲望可谓是无限扩张，欲上升为副省级领导干部序列。坏事做尽，雇人开车撞死反贪局局长陈海，可谓是罪行累累，最终难逃自杀的命运。笔者感叹该剧之所以十分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剧中树造的人物形象太接地气，让人觉得这不就是现实吗？

中华民族从古到今都以子弟做官为荣，有了权力就什么都有了，这才养成了权力滥用的不良社会风气。当然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但我们如果不去约束，禁止这些不良风气，让贪污、腐败横行，最终后果难以想象。自习总书记上任以来，国家实施了高压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成果显著的同时也让人人自危。

笔者认为应在顶层设计中模仿香港“高薪养廉”模式，可比照社会中上层收入待遇来确定不同职级的公务员工资标准。相信通过对公务员工资薪酬的改革，以权谋私必定会有所收敛。若还有极少数官员仍心存贪欲，以权谋私，法律对此必将严惩，加重对其处罚，可达到终身监禁不准减刑，不准假释。当然，单纯的“高薪养廉”模式还不足，还应模仿香港设立监督机构，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加大监督力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运行。现如今试点的监察委员会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与纪委高度密切配合下加强对行政机关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

此剧的播出，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决心反腐的体现，让人民群众看到现实中的问题，再以强有力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肃清流毒，还社会以朗朗晴天，还人民以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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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更多期刊：点此访问 >>> 2007年第5期

从权力话语理论看异化翻译

作者：金敬红 张艳新 字体： 【大 中 小】

摘要:福柯权力话语理论阐述了权力、知识和话语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知识是权力的象征,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强势文化凭借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并对弱势文化进行操控。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势必会受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这体现在译者对翻译题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中。翻译已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一种在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弱势文化通过采取异化翻译策略介绍自己本民族的优质文化,有利于抵制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

关键词:权力话语;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异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 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07)05-0451-05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强调了翻译与目标语体系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这使得研究者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翻译已不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与此同时,异化翻译也逐渐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异化翻译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在此背景下,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异化翻译进行了客观的解释。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将社会之维、历史之维引入翻译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和它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因此,采用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将异化翻译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异化翻译的真正含义及其在文化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权力话语理论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是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尼采关于真理、知识和权力关系观念的影响,福柯在对文学和哲学领域、精神分析领域、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理论。权力、知识和话语是这个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权力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权力和知识的关系

在权力话语理论中,福柯认为权力是社会理论的重要课题。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这其中有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也有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影响。这些都可以视为权力,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1］。而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更不能摆脱权力的制约。福柯针对人与人的关系指出,知识就是权力。

通过考察,福柯发现人文科学的社会知识内在地与权力机制联结在一起,因为这些学科的主题至少部分地是被权力机制所建构的,知识的生产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作背景才可能实现。在福柯看来,不仅人文科学是与权力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不仅考察了权力对知识的作用,而且考察了知识对权力的作用。他认为知识和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深受知识的影响;知识能给人以权力,如果没有知识的传播、保存,权力也无法发挥作用。知识中又渗透着权力关系。权力对知识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它或者鼓励和激励知识,或者征服、限制知识,在知识身上打上权力的烙印。权力和知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不仅仅反映着权力关系而且蕴涵在权力之中。人类的本质就是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权力和知识相互作用。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关系,权力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发展;相对应地,没有权力体系也就没有知识,权力体系是知识存在的前提条件［2］。权力和话语的关系

福柯所指的“话语”,从狭义上,可理解为“语言”的形式;从广义上,它又涵盖了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因此,对“话语”的分析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1］。事实上,福柯所谓的“话语”是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标准中分离出来的,但这里的“话语”并非索绪尔的“言语”,它不是指个人的语言实践或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的深层逻辑,暗中支配着各个不同群体的言语表达、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它是对某一特定的认知领域和认知活动的语言表述。它也不等同于索绪尔的“语言”,因为它不是指一种抽象的语法规则,而是一种受到制约的语言应用,并且体现意识形态的语义。关于“话语”,福柯早已超出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所说的“话语”概念,在福柯那里它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所以权力实质上就是说话的权力［3］。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我们通常看到的某种历史性表述,都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排斥后的产物［4］。

福柯认为,权力和话语是不可分割的,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例如,知识和真理是权力的象征,通过掌握知识和真理的话语权,人们可以掌握权力。换言之,话语是实施权力的工具,也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每个社会层面都存在着一些特别的话语,它们与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体系控制和支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会受到这些权力话语的支配。福柯认为,文本应该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翻译已不是纯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从始至终都受权力话语支配的活动。翻译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概念能够支持或者减弱甚至摧毁目标语中的意识形态,所以翻译是一种控制行为。

二、从权力话语理论看翻译中的文化霸权

根据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文化也是无形的权力形式。文化和所有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权力网,使得整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能摆脱它的影响。知识,作为权力的象征,也不可避免地与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任何控制知识权力话语的文化力量都能够实现其文化控制地位。

相比较而言,强势文化国家通常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取说话的权力;而弱势文化则经常会陷入失语的状况。这种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知识话语的差异势必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而且文化霸权的存在肯定会影响重要的文化和知识传播工具翻译。翻译活动已不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行为。相反,翻译是政治性十分强烈的活动。译者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无不受到文化霸权的影响。

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国家多数会不屑选择弱势文化国家的文本来进行翻译,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在强势文化国家市场只占很小的比例。比如,在1990年,英国出版了63?980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625种(24%);美国出版了46?743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1?380种(296%)［5］。与其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国家中却占很大比例。由此可见,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文化霸权主义,长期以来,翻译实行的是强势文化译成弱势文化民族语言的单向运作。在翻译选材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常常以英美本土习见的美学标准来审视第三世界的作品,作出有意识的选择。那些反映第三世界原始神秘、落后的文本往往成为强势文化国家的首选,并且将之当成第三世界的文化经典一译再译,而那些不符合他们预设的文本则被剔除。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文化权力差异的影响。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归化翻译策略和异化翻译策略。前者是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这种翻译往往撇开原文的语句和形象,进而把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标语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而后者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种翻译保留源语中特有而目标语中没有的语言表达形式或文学形象。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不惜修改、删除原文中与译语文化不相符合的地方。除此之外,英美等国对那些选中的文本还要加入许多适合接受者接受的大量解释性的材料,使译语在内容上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嗜好和偏见。

自从17世纪以来英美翻译外语文本时就采用这种“流畅翻译”或“透明翻译”,其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翻译潮流体现了英美文化霸权主义,其实质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侵略。这种归化翻译有意抹杀存在于外语文本里的语言、文化差异,尽可能将外语文本归化,用英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观念予以取代,使译文变得明白易懂,让读者陶醉在转化成为自己文化的异地文化之中。庞德在《神州集》里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所采用的显然就是归化策略。其归化程度之高以至于大多数评论家一致将之视为“一组基于中国素材的英语诗歌”,而不是翻译作品［5］。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ld)对波斯诗人欧谟·伽亚谟(Omar Khayyam)《鲁拜集》的翻译。在英美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菲茨杰拉德对原作进行了随意改动,他在1851年写道:“这些个波斯人,我拿他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实在是开心得很。他们虽说也是诗人,但还没到让人不敢恣意妄为的地步,而且他们也确实缺乏一点艺术来塑造自身”。结果译作被英国人视做不仅是英国整个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而且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杰作,被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强势文化和东方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是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存在着文化霸权主义。归化的翻译策略与文化霸权紧密相连,归化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塑造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即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他们进行文化殖民的共谋。也就是说,归化翻译帮助强势文化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

三、权力话语理论的借鉴意义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刻地冲击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给翻译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福柯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使话语不再局限为话语本身,而是把话语变成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对象。换言之,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中心论的翻译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根据权力话语理论,我们得知,在英美文化霸权的影响下,语言之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语言为媒介来进行透明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翻译已不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一种在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源语话语与译语话语)制约下的对话与交流。西方强势文化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化霸权的存在。因而,第三世界应以翻译为武器,对文化霸权主义给予反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

为了打破西方强权话语下的翻译不平衡局面,抵制西方的文化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应大量翻译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尤其是反映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如果弱势文化不想被强势文化同化,磨灭自身的特性,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学、史学和哲学作品翻译成外语,以使得各国人民对其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对待民族文化的策略上,弱势文化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向西方推介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在向外翻译本民族的文学作品时应充分体现本土文化之异,或者改变传统以西方人的价值为准则归化弱势文化的翻译策略,从而让西方意识到文化无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许多翻译家和文化研究者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提倡在翻译中应尽量使用异化翻译策略来保留异国文化形象,尽量不使译文失去文化特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异化翻译策略的代表人物韦努蒂。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源于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启迪。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就不同的翻译方法发表演讲时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要么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6］。韦努蒂因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异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则离经背道,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7］除此之外,韦努蒂指出:异化翻译策略在有利于民族文化重构的同时,也会破坏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概念,挑战民族文化典律和民族价值观。

在翻译过程中,韦努蒂提倡采用异化的处理方法而不是英美传统上的归化方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带进占统治地位的目标语文化价值中,进而发展一种不同于今天广泛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翻译模式的方法。因此可以看出异化翻译重在彰显原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翻译的“语言之异”和“文化之异”,而且这种差异只有通过打破目的语中现行的文化准则才能得以保存。异化翻译通常会偏离本土的文学规范,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异样的阅读体验。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会使翻译失去其建立理解和沟通的作用。其实不然,因为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相互了解和尊重,当然这里也包括了解和尊重各方的差异,从而做到互通有无。从这个角度上看,异化翻译更是一种有益于各国、各民族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方式,它是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让源语文化得到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汉译英中的异化翻译

身处第三世界的我国在把自己优秀文化译成英语时,更应该对异化翻译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只有通过异化翻译原汁原味地介绍我国文化的特性,我国文化的精髓才能不被西方强势文化所归化,进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红楼梦》的两个不同译本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说明了异化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两个译本分别来自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由于他们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译法,所以得到的效果也截然不同。例如,《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王熙凤说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者将其译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而后者将其译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8］。显而易见,杨宪益采用的是异化翻译策略,其保留了源语中的文化因素和汉语谚语的句法结构及修辞风格。这种翻译有利于在西方读者中营造一种生疏感,以使他们面对文化差异的事实,进而质疑当今世界标准语言(如英语)的优越性和文化霸权。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归化译法,其抛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对源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归化,表面看起来似乎霍克斯的译文把两种文化的距离拉近了,因为它读起来通俗易懂。但事实上正好相反,英语读者借助变通了的方式理解了原文的部分内容,而对原文的真实文化内涵却全然不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剥夺了英语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权利,从而也阻碍了文化的交流。因此不难看出异化翻译更有利于将我国的特色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国,保持自身固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属性,从而保存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不被色彩缤纷的西方强势文化所吞噬。也许有些人会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译文能否被外国读者所接受提出疑问。但事实上大可不必,因为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与过去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的心理相比,人们已经对异质文化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他们正逐渐缩小彼此间的差异。所以说那种采用“入乡随俗”的原则将无助于满足人们渴望寻求新的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构成的心理。

四、结语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让我们认识到翻译远非语言转换那样简单,它与政治、经济、权力、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翻译和翻译实践的复杂性,这有利于我们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提高警惕。我们要想使本民族的文化不被世界遗忘,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输出,以此来改变原来翻译逆差的现象。当然在面临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勇于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将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原汁原味地介绍给西方,进而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不是“文化霸权”这套观念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在对待西方强势文化时,我们应该以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主动吸取强势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我们不能因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行为而感情用事,闭关锁国,对西方文明一概排斥,这既不利于平等的文化交流的建立,也不利于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所要倡导的是在对各种文化的差异给予尊重、理解、包容和欣赏的前提下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吕俊 翻译研究: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2(3):108

［2］赵金凤 “文化势差”对翻译的负面影响［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5:19

［3］秦文华 翻译 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再创造活动［J］ 外语学刊, 2001(3):74

［4］辛斌 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 现代外语, 1996(1):21

［5］李红满 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1):106－107

［6］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149

［7］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0

［8］郭建中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 外国语, 1998(2):14

Foreignization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Discourse Theory

JIN Jinghong, ZHANG Yan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4, China)

Abstract:Foucault's power discourse theory elabor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wer,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ie, knowledge is the symbol of power and discour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wer, but the culture controlling the discourse of knowledge power can realize its predominance over all the three factors Powerful cultures g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weak cultures by virtue of its advance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integral part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ranslation will be inevitably influenced by this kind of cultural hegemony This is manifest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s to be translated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ranslation is therefore no longer merely the instrument of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but a dialogue or communication means restricted by different power discourses Recommending their own superior cultures through picking ou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for proper foreignization, the weak cultures will gain the advantage to resist more efficiently the hegemony of powerful culture

Key words:power discourse;powerful culture;weak culture;translation foreignization

(责任编辑:刘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