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沉默权的浅认识

第一篇：对沉默权的浅认识

对沉默权的浅认识 姓名：郑春萍

内容提要：沉默权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已经为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纷纷确立，甚至《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有所体现。沉默权现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沉默权的确立体现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文明。而我国自从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沉默权问题逐渐地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各界说法不一，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明确对沉默权做出相应的规定是确定的。本文主要从沉默权在各国的发展、沉默权是怎么回事、中国不应对沉默权再沉默等几个方面，参考各界人士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想法加以分析论述。关键词：沉默权

刑事诉讼

人权保障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 正文：

随着民主主义和公正主义的不断发展、进步，沉默权作为一项国际人权法的基本人权，使得被告人在处于弱势地位拥有了一个以不作为的方式对抗司法审判。沉默权制度体现了实体公正和正当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程序设计中价值选择的冲突，其从诞生之时发展至今，历来备受关注，争议此起彼伏。是否应该确立沉默权？又该如何限制沉默权？沉默权价值意义是什么？我国要不要引入沉默权？针对这些问题，学界中的人提出了各种建议，接下来我就我对沉默权的一些浅认识，对沉默权作出探讨。

一、沉默权在各国的发展

沉默权在本质上是源于人的尊严，首先出现在基督教的学说和教义以及欧洲大陆普通法。一般认为，沉默权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在早期12世纪，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一样，神判是一种主要的审判方法。大约在13世纪至14世纪，当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从早期的控告式转变为纠问式时，英国的诉讼制度逐渐从原来的控告式发展为对抗式，被诉人的主体地位较突出。与此同时，宗教法庭却采用纠问式诉讼模式,意以及一套特殊的宣誓程序，被告人拒绝回答时就会受到刑讯或处罚。当时英国的国民和普通法院的法官和学者一直对宗教的诉讼程序持否定态度并提出激烈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沉默权的萌芽。正如美国沉默权问题专家莱纳得*利维在他所写的《第五修正案的起源》一文中所指出的，沉默权就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

在1568年，普通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戴尔在赐予一个被宣誓者以人身保护令时，他第一个公开反对在王室法院中进行这种宣誓，并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提供反对他自己的证据。”——这成为之后人们赞同沉默权时乐于称道的一句名言。我们现在所提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最早也是源于这句话。在17 世纪中叶，英国法律朝着限制使用宣誓和纠问程序并确认沉默权的方向发展，著名的“李尔本案件”是英国沉默权制度一个转折点。李尔本贩卖煽动性书籍一案中，强迫李尔本宣誓作证，被李尔本拒绝。在这个案件中，李尔本主要在两个地方行使了沉默权：一是在“罪状否认程序”中。他宣称；“根据英格兰的法律，我不回答任何不利于我或关于我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主审的嘅博法官要求他辨认笔迹时，他拒绝看控方提交的文件，并且再次主张不回答任何问题，反而要求控方先证明其犯罪。他的要求当时被拒绝了，但议会掌握政权后，在1641年宣布李尔案的判决不合法，并且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英国以“李尔本案”的审判为契机，并最终于1688年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之后，沉默权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制度化，在成文法《1898年刑事证据法》中最早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沉默权在英国出现后，这一规则被美国所继承。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这是沉默权在美国宪法中的体现和确立，后来又在一系列判例中得到发展。20世纪60年代“米兰达规则”（也有称“格里芬规则”）的确立，是沉默权在发展到鼎盛的时代。这一规则是是“米兰达利桑那州”一案中发展起来的。据被害人指控，米兰达把她塞进车内进行强暴。法院据米兰达的供述判决米兰达绑架罪和强奸罪成立。但米兰达对判决不服，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声称自己不知道有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不知道自己对警察说的话会被用作定罪的依据。当时对此案争议很大，最终还是以5：4的微弱多数通过判决意见——撤销原判，并规定警察在询问之前必须先告之被讯问方应有的权利，否则由此所获得的口供不能用作审判的证据。后来，这一规定就被称为“米兰达忠告”。“米兰达规则”在美国确立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沉默权的适用程序大大提前了，使得被告人不仅在审判阶段享有沉默权，而且在侦查阶段也可以行使沉默权。

沉默权至今已经为很多国家所采用，也各自在立法中有所体现。例如，在法国根据1993年修正的《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中，有关沉默权的条款就有4条，其中地114条第1款：“除非双方方式当事人的陈述、讯问当事人或者让其对质，除非当事人公开放弃此项权利。”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法规中第136条第1款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救指控的行为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在日本也有关于沉默权的相关规定，其《宪法》第38条第1款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述”。这是对自我负罪拒绝特权的一个法律保障，与美国的“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相类似的。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在开始讯问前，„„还应当告知被询问者，他有权不回答提问。”此外，荷兰、葡萄牙、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香港、澳门特区的刑事诉讼法律，都有关于沉默权的规定。可以说，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一项普遍做法。

二、沉默权是怎么回事

说了那么多关于沉默权的产生与发展，但沉默权到底是什么呢？关于沉默权该如何定 义？而它又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这些都是值得去探讨的，只有明确了沉默权的含义和内容，才能真正的去应用，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也才能真正的有法可依，学界中有很多人提出了自己自己看法。就沉默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而言，沉默权并不是简单的“不说的自由”。

我国政法大学刘根菊教授在她的一篇题为《在我国确定沉默权原则几个问题之研讨》论 文中，对沉默权进行了系统论述。她认为沉默权包括三重含义：一是享有沉默权的主体是被追诉者，也就是在刑事案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二是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是“追诉者”，即刑事案件中的公安、司法人员；三是沉默权的行使方法是“保持箴默不语”。最后她对沉默权的定义就是指“被追诉者对追诉者的讯问享有箴默不语的权利。本人觉得这一观点也许并不完整，但它包含了沉默权该有的基本要素。结合刘教授的观点，个人认为沉默权应该是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者在接受讯问的前提下，可以对追诉者的讯问不作任何表态的权利。以上沉默权的定义中，实际暗含了沉默权的四个要素：享有沉默权的主体是被追诉方，它仅限于自然人；有义务保障沉默权的行使是追诉方；行使沉默权的时间是被刑事追诉时；行使的方式是不作任何表态。

那么，为什么沉默权就只能适用于刑事诉讼中呢？这主要是由于沉默权的起源和性质决定的。沉默权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中，可以说是人们的一种约定俗成，按照加拿大的一学者的观点，沉默权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中，在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该享有四项权利：一是拒绝透露自己身份的权利；二是拒绝回答警察合理提问的权利；三是在对于他的审判中保持沉默的权；四是强制法官和检察官不得向陪审团就没有作证发表不利评论的权利。因此除个别另外情形下，犯罪嫌疑人可以指着警察的鼻子说：“有本事，你就证明它，但不要来问我！”这一解释在沉默权中明确加进了证明责任的内涵。

三、中国不应对沉默权再沉默

我国司法立法中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沉默权这一项权利。这又不禁让人想问：为什么沉默权在国际政治已经是一项普遍的权利，但在中国大陆却姗姗来迟？这与我们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背景是离不开的。在中国法制史发展进程中，想来都是重视口供，重视被告人的供述，所谓“无供不录案”。这直接导致的恶果就是刑讯逼供特别“流行”，动不动就是拷打，就是“大刑伺候”。司马迁的《史记》中也记载：秦朝末年，赵高制造了李斯谋反的假案后，就对李斯“榜掠千余”。李斯“不胜痛，自诬服”。然后被横腰斩死。这实际是把野蛮的方式合法化。这种状况直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时候，才正式宣布废除刑讯逼供。

历史的错误不应该拿来炫耀，就到此为止吧！当今的中国是走向权利的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呼声已经响彻中华大地，沉默权问题正逐步成为公民关注的焦点。所以，在我国确立沉默权，首先应实现观念上的转变。我们不能再坚持过去那种“重打击，轻保护”的顽固思想，相反地，我们应当高扬起保障人权的大旗，既要保护被害人人权，又要避免对无辜者的侵害。对于真正的犯罪人，我们也要给予其说与不说的机会，按照正当程序追究其责任；对于疑难案件，我们应该保障其沉默权的行使，并对其按“无罪推定”原则，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以免滥杀无辜者。

但是，对于中国是否有必要确立沉默权制度的争议是比较大的。本人认为是必要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沉默权制度的推行对改变我国当前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现状不仅有很大帮助的，也是我国贯彻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司法进步的体现。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而保障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从刑事诉讼立法上确立沉默权，让沉默权成为一项合法的权利，让受追诉者可以与司法抗衡，从而体现一种公正的诉讼。从证据理论上讲，沉默权规则也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承认沉默权，就表明了这种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获取认罪口供上面。正是基于这一点，并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在确认沉默权的程序中，均严厉禁止并在出现时坚决予以制裁一切违背供述人意志的强迫取证的方法。

第三，我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沉默权是其倡导的 司法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我国理应把沉默权这一国际性的规定在国内法落实。

当然，任何一项事物都有两面性，沉默权制度也存在一系列难以避免的缺陷和弊端，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反对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原因。但是，对于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克服它的弊端，扬长避短，以发挥它的最大优势，服务于人。我们可以从对沉默权的限制和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完善入手，来防范沉默权弊端的发生。本人认为我国在推行沉默权制度的过程中，注意一下几点问题：

第一，在刑事案件中，提高侦查技术，充分应用科学技术手段。在刘根菊教授发表的《沉默权与高科技手段取证》一文写到：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从追诉方角度而言，需要具备相当高的配套措施，其中采用高科技手段取证，获得证实犯罪的大量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间接证据，就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现代科技发展迅猛，我们可以应用信息技术、DNA技术、遥感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

第二，提高侦查、起诉、审判人员的素质，这是有效推行沉默权制度的保证。目前，我国一些法律人士的职业道德素质还有待提高，律法风气也不是很好，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措施。第三，为了避免由于沉默权的漏洞，而造成更大危害结果，我们应该在某些方面对沉默权进行限制。例如，对于组织犯罪、武装抢劫等危害国家安全或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应限制沉默权。

结束语：沉默权是一种民主平等的权利，是一种人权保障的体现，也是一种法律文明进步的体现。沉默权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有理由走到今天，也一定有理由可以走向未来。在此，祝福沉默权能在中国“安家落户”，将它的光辉洒向中国大地！参考文献：《你有权保持沉默》 ——房保国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日」田口守一 著 张凌 于秀峰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刑事诉讼法》——味恩·R·拉费弗 杰罗德·H·伊斯雷尔 著 卞建林 沙丽金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现代证据法与对抗式程序》——詹尼·麦克埃文 著 蔡巍 译 法律出版社

第二篇：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析

浅析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内容摘要：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来，改革开放已经走了三十年的历程，我国取得了令世界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开拓创新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提出，解决了一系列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本文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进一步分析研究，详细回答了现阶段对人们于社会主义本质存在的模糊认识：为什么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为什么要积极鼓励非公有制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 目前 中国社会收入差距等问题，从而深化我们队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的形成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对上世纪 9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邓小平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廓清了许多模糊认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而出现的许多新情况，人们认识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什么我们的生产力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消灭剥削，为什么现阶段我们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最终 目的是要消除两极分化，为什么当前社会个人收入差距在增大?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回应这些问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优越性

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邓小平理论关键内容。概括的说来，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第二个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第三个方面，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高体现。这三个方面的概括，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又包含了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根本 目标 ；既讲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讲了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因此，构成了一个辩证统一体。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既是前者的结果，又是后者的条件，是一种关系上的递进。

二、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揭示了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最紧密的联系，说明了社会主义的最大功能、目标和价值即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忘记这一点，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意义。过去我们并非不懂得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但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更多地放在了生产关系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社会主义在很长的时间内没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优越性，邓小平第一次把生产力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提示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主义优越性体现。但现实是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并不高劳动生产率并不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就不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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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本质关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要求。”其实这是一种相当错误的认识。静止、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当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不科学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现阶段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呢?

首先，要用动态发展的视角来分析研究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在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的时候连用了五个动词 ：“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这个论断强调了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我们不能把它放在一个凝固的时空当中。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三个方面，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发展过程才能逐步达到。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第一层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它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积累。

其次，要正确看待我们选择的比较对象。通常在讨论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高低时，我们往往会选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参照对象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我们在跟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比。当今世界上有一百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水平很发达的并不多，大多数处于中等甚至生产力还很落后。即便是比较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成因也不尽相同。现在世界上比较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通过血与火的掠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像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第二类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家和地区。第三类是在泛战时期为了东、西对抗的战略需要，资本主义特别扶持起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及靠近前苏联的少数 国家 和地区。除此之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再次，要正确看待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建设的历史起点问题。众所周知，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几乎都是在比较贫穷、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即便从十月革命算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历史也不到 100年的时间。因而社会制度还不成熟，生产还不发展。而现有的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不仅社会制度成熟，经济发展早已经形成相对规模，物质积累相对丰富。特别是对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要有一个科学的分析。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 国家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很大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很多做法，使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为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最后，正确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3O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2008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3O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的第 3位。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高达 20万亿人民币。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达 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 1位。从2003年开始，中国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取代了美国把持了100多年的头把交椅的位置。世界银行的专家对中国的评价是：“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代，十几代人才能取得的成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形成一种被其他国家普遍认同的模式，“中国模式”。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的。根据十六大的战略部署，我 国将于建国 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社会主义本质的优越性便会无可置

疑地充分显现了。

三、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邓小平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论断，突出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目标和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于广大人民的意义和价值。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了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的平等，并且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创造了基本条件。这是社会主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邓小平说，没有这一条，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消灭剥削制度，还要消灭剥削现象。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中央和政府采取的许多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措施，如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保护按资分配等，在客观上却带来了较普遍的剥削现象和收入差距增大的趋势。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现实之间的这一差距呢?

首先，不应当单纯从伦理道德出发，而应当从社会发展规律出发认识剥削现象。道德作为人的意志的一种体现往往带有主观色彩，且受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的影响。而经济活动自身却具有客观规律，如用道德这种主观意志来评客观经济活动，就容易得出简单片面化的结论。

其次，应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分析和评价剥削现象。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而并不是本质。采用何种所有制形式，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当前中国采用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已经被历史证明并不可行。在中国现阶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已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起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如果机械地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取缔一切剥削行为和剥削现象，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然剥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应当允许它的存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再次，应当把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这一 目的的手段区别开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而在发展生产力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在初级阶段不仅发挥着按劳分配所不能代替的功能和效应。而且为缩小贫富差距提供了重要的杠杆。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允许剥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恰恰是为更好地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最终得以实现服务。另一方面，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剥削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任意扩张的机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剥削扩张的制度性障碍，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剥削就会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四、关于共同富裕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和党中央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在进行了长达 3O年的改革以后。大家不无遗憾地发现，“共同贫困”的局面虽已消失，但“共同富裕”也还只是纸上的蓝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直接导致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关于公平、正义与效率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最近几年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何理解理论和现实的这种差距，引导社会走向和谐，对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关系民生的一系列问题有很大意义。

首先，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差距就没有效率，没

有效率就没有财富的积累和财富通过国家向低收入者的转移。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社会的劳动，有利于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我们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的发展。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以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1”因此，应适当保持一定的收入差距，鼓励效率优先，但在当前状况下，要尤其注意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再分配要利用各种杠杆，有计划的向低收入者倾斜，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保持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

1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其次，注意看问题的方法，我们讲社会主义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从目标的意义上讲的，而且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还需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也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虽然叫了社会主义的名，但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我们还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长达 100年，甚至更长。因此，要充分把握基本国情，在坚持党的基本战略方针政策的前提下，有步骤有秩序的推进国民收入的改革和调整，切实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再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 目标是共同富裕，人民应当共享改革成果。因此，采取得力措施努力控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增大，既讲效率，又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应有之举。党和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要建立一个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社会，同时又要保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为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保证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本质。

总之，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效率可言，就没有财富的巨大增长，也就没有财富通过国家向穷人的转移，从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使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国家对平等、公正的勉力维护，社会就会分裂，和谐将无从谈起，从而社会主义市场就要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在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除此而外没有别的任何途径。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讲话要点．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中国人民出版社，1987

[4]新华网

第三篇：阿K 浮漂教你对浮漂的浅认识

阿K 浮漂教你对浮漂的浅浮认识

对于大多的垂钓爱好者来说，浮漂是垂钓整体中的一个环节。目前，在各种垂钓媒体中，有关浮漂的论文和演说举不胜举，众说纷纭。

当下浮漂的造型千奇百态，眼花缭乱。其功能性也日趋细分，更具垂钓当时鱼情的针对性。不能单一夸大或忽视浮漂在垂钓过程的功能，它是整个垂钓组配的一个构成部分，对钓组中其他的组件暂且不说。

当下世面上比较流行的浮漂材质有三大类：孔雀羽`巴尔沙木和芦苇。其材质的差异，造成加工工艺流程有所区分，另造型不同，其功效性能差异就明显地区别开来。浮漂功能上的差异，造就了其功能尽可能的去适应垂钓当时的鱼情。

单拿一只任何材质`造型的浮漂来说，它自身有三大指标是需要掌握的。三大指标又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1：浮漂的翻身快慢

浮漂的翻身快慢与其自身造型特性有关。（造型的差异：漂身长短`漂脚长短和漂尾长短）如长身软尾与短脚或竹脚硬尾战斗漂相比较，在同样深的水里都调四目，同时打满线抛竿，浮漂的翻身快慢要比长身软尾的站立要快些，造成其中的原因就是浮漂自身重心浮力点的差异。再举一例，如若当时打浮或打水皮的鱼，长身漂相对的优势就没翻身快的漂有优势了。

2：浮漂吃铅量的大小

任何的一只浮漂，同样的造型，号数不一样，吃铅量也不同的差异。从调平水开始，一直减铅片或配重到露出浮漂的最大目数时，其翻身的速度有差异。大家都经历过跑铅钓的鱼情，在原调目的基础上，又在铅皮里加上了足以让浮漂沉到水里的配重，期间发现浮漂的翻身到位的时间比原来的快了。倘若要是在原有的铅皮座上或钩上加个小秤砣，其翻身的速度大家心里不说都会想象得到浮漂翻身的速度和快慢。一只浮漂吃铅量的大小影响到了浮漂自身的翻身快慢`和行走的快慢。

3：浮漂下行的快慢

长硬尾在与一般七目软尾调相同的目数时，相对还是硬尾浮漂下行的慢。合理的利用这种行走的快慢是钓好一个鱼情的前提。还拿同一只浮漂来说，不管软`硬尾，浮漂自身的配重影响到了浮漂的翻身和下行的速度。下行的速度是由根据当时垂钓时鱼情，要有所选择的调整浮漂的造型和下行的快慢，尽可能地去迎合当时鱼吃饵的状态和节奏。人只能去适应鱼情，鱼是不会可以去适应垂钓者的，个别人为刻意营造了一种鱼情，那也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浮漂的造型`长短尾`长短脚`长短身的差异，造就一只浮漂自身特有性能，这种自身特有性能

鱼情是千变万化的，从钓底`离底`钓半水`钓一漂身到钓水皮等，根据当时鱼情快慢`鱼的大小`鱼口的大小`生猾程度判断后，合理客观的去选择好一只浮漂`调整好一只浮漂，最大限度`合理的迎合鱼情与钓法，方能多钓几尾鱼

第四篇：试论沉默权制度

试论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它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也体现了一个国家在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的文明与进步程度。对沉默权的最直观、最形象的了解，莫过于美国的“米兰达警告”，即在美国的影视剧中警察拘捕犯罪嫌疑人时常所说的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请律师辩护，如果你开口，你所作的供述将可能作为在法庭上对你不利的证据„„。”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目前仍然没有从立法上确立这一制度，但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内部要求，理应尽快确立一个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现状的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的含义

沉默权（the right of scilence），学理上又称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沉默权实质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提供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享有选择权。简言之，沉默权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是他们维护自身尊严权利，当然也是对警察、检察官权力的一种制约。

（二）我国沉默权制度的现状：

从总体上看，我国还未确立沉默权制度，因为沉默权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第二，有权拒绝陈述；第三，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做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目前，在立法上仍然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列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七大证据之一。这是与沉默权不相容的，也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沉默权。正是这种制度，为国家司法人员通过刑讯等野蛮或非人道的方式获取有罪供述或其它证据成为可能。其次，根据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或不如实回答，往往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是抗拒的表现，在有其他证据藉以定案的情况下，这样的被告人是要被严惩的。实际上，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从最初的侦讯，到审查起诉过程中的讯问，再到法庭审理阶段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相反，倒有“如实回答”一切与案件有关的讯问义务。因此，中国目前还不存在沉默权制度。

(三）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有必要建立沉默权制度，这是树立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维持刑事程序正常运转的现实需求

1.确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双方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刑事追诉的人与拥有国家强制力量作后盾的控诉方相比，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再赋予追诉官员强迫其陈述的权力，无疑加剧了诉讼双方力量的不均衡。而赋予受追诉人沉默权，实际上是要增强其在刑事程序中与追诉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抑制追诉权滥用的意图。沉默权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保障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位置摆到与追诉机关平等的地位上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2.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上的公平。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注重程序的正当，强调尊重和保障受讯问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沉默权就是一个具体体现。从理论上讲，沉默权是同强调诉讼结构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的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强调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就不得对受追诉的人科以协助追诉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视为无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为证实其有罪，就必须负有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而不能强迫他本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

3.确立沉默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客观需要。刑讯逼供获取口供的现象一直是我国司法领域的顽疾，长期以来屡禁不止。修改前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实践中因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统习惯的不良影响、有罪推定观念的束缚、办案经费的匮乏、侦查人员素质水平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在“证据”本身，即司法实践过分依赖言词证据--口供。如果免除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赋予其保持沉默的权利，讯问者实施逼供行为的违法性就有了十分明确的界限，有利于促使刑事诉讼程序由“口供中心主义”向“证据裁判主义”转变，由片面强调惩罚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方向转变。

（四）建立沉默权制度的设想

沉默权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有立法者的决策、执法者诉讼观念的转变、公众认识的提高，而且要建立健全配套的运行机制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当前条件下，需要建立我国最低限度的沉默权的保障机制：

1.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沉默权构建的理论基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尽管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因素，但并没有全面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因此，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将《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修改为：“任何人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享有沉默权。”

2.明确规定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规则。废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93 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任务和基本原则”一章中增加一条，即：“任何人都不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权保持沉默，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禁止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3.建立包括作证豁免制度在内的鼓励被告人积极供述的制度。一是适当借鉴“辩诉交易”制度。辩诉交易制度除了起到弥补对抗式审判程序效率缺陷之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通过法律利益悬赏引导被告人招供的重要机制。可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对于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在量刑时予以适当从轻处罚。同时，在程序上可以进一步简化，以提高诉讼效率。二是建立作证豁免制度。作证豁免应仅限于证据豁免，对某些被告人陈述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可不作为对其指控的证据，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免除其刑事责任，证据豁免应只限于黑社会组织性质的犯罪、恐怖犯罪以及跨国犯罪等重大复杂的案件，以有利于及时侦破案件，打击主要罪犯。

4.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沉默权的确立必将使得刑事审判程序进一步趋向对抗化，对口供的依赖转变为对证人证言的依赖。然而受我国经济的发展，民主法制建设状况，司法人员的素质，社会传统观念和有关配套性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极少，干扰了正常的刑事审判程序的进行。因此，需要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及其配套措施，保证有作证义务的人出庭作证。一是要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确其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二是建立和完善证人及其家属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对证人及其家属在证人出庭时的人身权利和应享有的各种权益予以保障，特别是要规定对直接或变相打击报复出庭证人的行为人，不论处于何种诉讼阶段，均应当给予经济、行政或法律的严厉制裁。三是明确证人作证经济损失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法院）进行管理和分配，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

5.健全对刑讯逼供者的责任追究制度。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一直是禁止刑讯逼供的，但事实上却是禁而不止。刑讯逼供现象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同时缺乏侵权救济途径。所以，有必要建立多渠道的侵权救济途径，加大对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处力度，严格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以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建议修改《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增加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第五篇：沉默权制度法律论文

沉默权制度法律论文

沉默权制度法律论文

随着我国政府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引起了各界对于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广泛关注，讨论声此起彼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沉默权尚不具备在我国确立的条件，同时也应看到沉默权现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引入沉默权是大势所趋，结合我国国情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设的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的概述

（一）沉默权的含义

关于沉默权的含义，学者们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沉默权就是保持沉默的权利；有的学者认为，沉默权就是不说的自由；还有学者认为，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有权保持沉默。对于上述观点，我认为并没有很好的诠释出沉默权的基本含义。我认为沉默权应包括三重含义：一是享有沉默权的'主体'，是'被追诉者'，也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二是与权利主体相对应的是'追诉者'，即刑事案件中的公安、司法人员；三是沉默权的行使方式是'保持缄默不语'。所以沉默权的含义就是指'被追诉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追诉者（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的讯问享有缄默不语的权利'。

（二）沉默权的产生

沉默权最早形成于英国法，已不容置疑，但其思想渊源却并非来自英国普通法，而是基督教的学说和教义以及欧洲大陆普通法。

早在公元3世纪，基督教信仰就要求对于违反教规者处以公开忏悔，但对于罪过的供认只需要私下进行。《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对于'宣誓'提出了批评：'你们还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违背誓言，而应当遵守向上帝所起的誓。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也不要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上帝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王的京城。还有，不可指着自己的头起誓，因为你甚至不能让你的一丝头发变黑或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从恶中出来的。'这一段话被后来的基督教徒以及17世纪的英国国教以外的教民引用来抵制教会法诉讼程序中的'职权宣誓'，并且竭力反对任何宣誓。这些都表达出一种不公开自我控告的思想。

12世纪以前，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神判都是一种主要的审判方法。如英格兰盛行的'涤罪誓言'、'考验'、'决斗'等模式。从历史角度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运动，使英国社会开始重视个人权利，人权意识开始觉醒。立法者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不使民众对法律制度的不信任，影响社会的稳定，国家统治秩序和利益。基于此，英国才会发生在法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李尔本案。

从'不自我控告'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及沉默权又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时间。

18世纪初期，律师在普通罪案中经法官许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案件的增加，到18世纪80年代，律师在普通罪案中担任辩护人已经相当普遍。律师对刑事诉讼的广泛介入导致刑事诉讼构造的转型，即由传统的'被告人说话'模式转向'审查控诉'模式，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逐渐显现。在这样一种诉讼模式下，原来集中于被告人一身的辩护职能与作证职能因律师的介入而分开，被告人在普通法上的沉默权开始在英国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形成。

（三）沉默权的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沉默权在1688年，以英国的'李尔本案'审判为契机，最终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以后，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应用。美国是最早移植这一制度的国家，体现在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特权'；沉默权在美国真正确立的标志是：'米兰达规则'的运用，即在审判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捕者以下权利：（1）他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他选择回答，他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法庭的证据；（3）他有权在审判时有律师陪同；（4）如果他没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他指定律师。

受英美法系国家的影响，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修正把沉默权引入到诉讼程序中；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依法享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诉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立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药、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第2款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先告知被告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思进行供述的意旨'。第311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可以始终沉默或对于每个质问拒绝供述'。此外，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关于沉默权的相关法律规定。

随着刑事司法国际化进程的日益推进，特别是各国对保障最低限度人权标准所做的努力，联合国最终确立了沉默权制度是在1966年第21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沉默权制度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国内法和国际性法律文件、公约上确立，并得到有效的推行，相信一定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按照陈光中教授的说法，'一个问题能够在历史上多年来存在着争议，一个古老的问题在现代法律中能够作为变革的重要内容，这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生命力以及对该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二、沉默权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冲突

发现真实、公平正义、保障人权、追求效率是各国实现法律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沉默权在世界各国的相继确立对我国现代法治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遗憾的是，沉默权在我国至今还未正式确立起来。在法律上，对一项权利的确认必须遵循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准则，脱离现实的社会基础，仅仅从价值、制度的层面上进行探讨与论证，其实践意义是有限的。因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即使是世人公认的最一般原则，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况，也未必行得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探求中国的社会状况，分析影响我国沉默权确立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引入和借鉴沉默权有着更大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实事求是的讲，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对沉默权有着很大的抵触和抗拒，成为实现其价值的现实障碍。从传统上说，我国是一个国家本位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至上、集体至上的观念在对国人有很深的影响。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观是：先有国后有家，先有家后有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是一脉相承、紧密相联的；当出现相互矛盾、相互冲突时，应本着先国家后集体，先集体后个人的原则进行调节。由此导致个人的权利意识极为淡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分不开的。'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东方式农业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社会，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表征'。这种社会形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形式下，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在这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家长、封建主是生产和消费的决定者，而其他社会成员则是作为他们的附属而存在的。这种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社会价值观强调的是个体对主体的依附性和从属性。

于是在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一定集团以及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时，占支配地位的原则是以服从为中心，以义务为本位。从而造成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个独立的人'都生活在一个范围宽泛、内涵复杂甚至捉摸不定的'义务丛'中，对君主的义务、对主人的义务、对所依附的社会集团的义务、对社会的义务、对国家的义务、对丈夫或父母的义务、对亲族或宗族的义务。这些义务往往是片面的，即没有权利相对应。天长地久，则导致了每个个体心理、观念乃至人性的'义务化'，即义务感是个体人格、心理和意识的主导因素'。

在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个性被泯灭了，为了符合其在'义务丛'中的各种角色要求，只能循规蹈矩，而不是发展个性、实现权利和追求自由。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实行的是纯之又纯的计划经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和秩序化是我国社会的中心价值取向。

在这期间，所进行的社会变革更多地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并没有实现思想和文化上的变革。从社会关系来看，'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控制所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党政权力全心全意所追求的只是社会秩序和铁板一样的计划，个人只是作为实现国家目的和政府经济计划的手段而存在'。因此，在当今中国，除了被追诉人的利害关系人和部分媒体、学者以外，旨在对被追诉人进行保护的沉默权引不起社会的广泛兴趣，立法机关对这样一个大多数群众不甚关心的沉默权也缺少关注，整个中国社会缺少建立沉默权的内在动力。

（二）刑事犯罪率高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刑事犯罪突出，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状况不时出现恶化，大的恶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尤其是一些暴力犯罪、有组织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智能型的犯罪和跨国性的犯罪日益猖獗，犯罪率不断上升，人们缺少一种普遍的安全感。据统计，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稳定在170万件左右。199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公安、安全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598633名，提起公诉570693名，比1993年分别增加12.4%和18.9%，1995年比1994年又上升了12.67%。与此同时，重特大恶性刑事案件频繁发生。检察机关查处的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大案增多，腐败犯罪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上述情形表明，需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提高办案效率。犯罪嫌疑人的如实供述会加快侦破案件的进度和诉讼进程，且与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相比，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利于司法机关准确、及时的查明案情，正确处理案件，从而能对犯罪保持高压和高效的打击，以更有效的遏制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有大量的犯罪案件是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而获得线索并得以侦破。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交待获得犯罪线索17176件，揭发他人涉嫌犯罪的线索73867件。

（三）刑事诉讼制度本身的缺陷的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承担如实供述义务，这与沉默权制度直接对立。'如实供述'被运用于侦查、检察和审判三个阶段, 无论追诉者在哪一阶段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官方问题都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是抗拒的表现，在证据足以定罪的情况下，对于被告人将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从重处理。即使《刑事诉讼法》第32 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各种证据'。第35 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沉默权。

相反，实践中对于强制取得的口供能否作为起诉和审判的依据，法律上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排斥这类证据的使用，从而使得禁止强行取得口供的规定未得到有效落实、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可见，沉默权这一'舶来物'，在我国还面临着立法障碍。在立法未修改之前，我国不会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沉默权。

（四）侦查手段局限性的影响

在任何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都是最重要的证据来源，虽然从理论上说，沉默权可以促使侦查机关侦查方式的改变，去努力获取其他证据，但在实践中，对某些犯罪案件如贿赂案的揭露和证实，口供是不可缺少的。此外，侦查机关侦查方式的改变还要受到包括自身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制约。

我国刑事侦查资源不足，特别是科技含量、物质条件以及人员数量、素质等各方面的不足，使得在实践中破案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靠口供来解决。而沉默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获取口供的难度，使得取证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对于我国所处的上述现状来看，侦查手段的局限性，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沉默权在我国的推行及发展。

（五）我国的律师制度的影响

在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案件，仅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律师要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决定是否派员在场；而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却不能在场。犯罪嫌疑人行使沉默权，律师根本不能从中保护其合法权利。

此外，刑诉法规定公诉人出庭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司法实践中，律师一般对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的较多，而为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则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行使沉默权，被告人的权益很难得到真正地保护。

三、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如前所述，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特定的历史条件，沉默权并非一项完美的权利，其引入也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对沉默权的引入是我国法治发展的趋势。我们应当看到，在当前有限的司法资源的前提下，尚未建立相关配套制度，贸然引入沉默权必然会导致刑事案件侦破效率的降低以及诉讼成本的加大。因此，在实现沉默权的道路上必须循序渐进，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所以笔者认为：对沉默权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刑事诉讼法的完善这么简单，需要由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两级法律予以全面肯定方能真正建立，并且其法律实践效力的产生及弊端的避免还需要一定的保障、配套机制来加以完善。

（一）相关法律的完善

1787年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1982年的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7条规定：'每个人都有生存、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依据基本正义的原则，不得剥夺'。1946年日本《日本国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供述；出于强制、拷问或胁迫，或者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任何人如对其不利的唯一证据为本人口供时，不得定罪成科以刑罚'。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宪法对人权的保护，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宪法中明确'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在《宪法》第41条规定后增加第42条规定，具体内容：'尊重与保护人权；任何人在被人民法院最终认定有罪之前，都处于无罪的诉讼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法律有特殊规定的除外。'从诉讼角度看，无罪推定原则是构筑现代民主诉讼的重要支柱。因此，首先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才能使'沉默权'有其理论基础和保障的前提。其次，强化刑事诉讼的民主化及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要坚决改变过去常常把讯问当作是强制措施的自然延伸的做法。要做到：

第一，限制讯问时间，明确对犯罪嫌疑人连续讯问的时间界线，特别是要保证在押人员饮食、饮水、休息等基本的生理需求。

第二，禁止夜间讯问，确属需要夜间讯问的，也应当在手续和程序上予以严格控制。

第三，对讯问过程的监督和控制。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逐步建立讯问监控系统，采用同步录音方式，等等；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尽量减少非正式侦查人员实行讯问。最后，应加大对庭审制度改革的力度，可以参照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第311条'对起诉书的认可与否程序和提问被告人'制度取代目前我国所采用的'讯问被告人程序'的制度。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下列特殊案件、情形中不得行使沉默权：（1）危害国家安全罪；（2）危害公共安全罪；（3）黑社会性质、恐怖组织犯罪；（4）贪污受贿罪；（5）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发时间内在现场出现的；（6）有人指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时犯罪或者逃离犯罪现场的；（7）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衣服、住处、车辆、电脑和随身携带物品中发现有赃物、作案工具或可疑痕迹的；（8）情况紧急的。

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的刑事政策，鼓励犯罪嫌疑人自首或坦白的供述，这与沉默权制度并不矛盾。警察不得采用刑讯逼供以及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强迫犯罪嫌疑人供罪，但如实坦白其罪行理应受到鼓励。即使犯有重罪，只要能自首或坦白认罪，也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给犯罪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

过去的种种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的政策被扭曲，即该从宽的没有从宽，该严惩的却逃避了严惩。无论如何不能抛弃这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而应当纠正偏差，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二）刑事诉讼法中相关制度的完善

权力之所以能成为权力，必须要有保障权力正常行使的法律机制，否则该权力在实践中只是一句空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法律对沉默权的一项保障措施，以排除司法机关非法取得的口供证据及其他证据的采用，防止'毒树之果'在刑事诉讼中盛行，来保障沉默权的行使。

第一，在证据制度上：实现由'口供中心主义'到'证据裁判主义'的转变；

第二，在证人作证制度上：加强对证人权益的保障，加大对拒证证人的惩罚，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增加'证人作证豁免权'的规定，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对证人进行'证据豁免'或者'罪行豁免'；

第三，在证明标准上：实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摒弃绝对真实的观念；

第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白任意规则。

加大律师对刑事诉讼的介入程度，行使辩护权，有利于保障控、辩双方的适当平衡，确保诉讼的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是寻求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在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现状中，律师介入不足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尤其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维护。

实践表明，刑讯逼供、诱供等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侵权行为主要发生在侦查阶段，从国际司法实践中看，律师的提前介入、便利的会见制度、讯问时的在场权等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有效措施，尤其是讯问时的在场权，能有效地防止非法讯问的发生，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是很好地保障。因此我国应当完善律师对刑事诉讼过程的全面监督权，减少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约束规定，逐步赋予律师讯问时的在场权及其它权力。

（三）其他相关制度的建立

沉默权的建立不仅要对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就可以建立的，还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配合实施，才能更好的实现沉默权。

1．建立和完善对犯罪嫌疑人独立的羁押管理机制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被法院判决宣告有罪前，一般均处在各地看守所的羁押之下。看守所名义上虽然是各地政府的看守所，但在实际上处于公安机关统一主管和领导之下，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也是各地公安机关的正式民警，各级公安机关均把看守所当做自己的内部科室进行管理。

改变目前监管机制，羁押的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应分离。该制度在许多国家是一项比较通行的制度，有利于保证和落实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考虑设立一个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利等。

2．建立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控辩双方就案件的某些问题进行交易，控方为了让被告人认罪以减少诉讼环节，而辩方则为了获得不起诉或以轻罪起诉的减轻处罚而进行的。在西方国家现行的辩诉交易制度是一项试图通过对犯罪处罚程度的改变而鼓励真正的罪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放弃沉默权，主动认罪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已有效证明，辩诉交易制度能够减少沉默权导致真正罪犯认罪率降低的副作用，又不会破坏沉默权制度的立法目的。

在我国实行辩诉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减少诉讼环节，降低诉讼成本，有利于沉默权在我国的实现。

3．建立沉默权的告知义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道自己的权利是行使权利的前提条件，因此在侦查阶段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第一次被讯问前履行权利告知手续。沉默权的告知方式一般采用口头方式，但有些时候告知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如为了避免事后在是否告知沉默权问题上发生争执，则必须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材料上签名，表示自己已知道这一权利。

关于告知的内容，立法时可以参考美国的'米兰达警告'，主要有以下内容:'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并且将会在法庭上用来反对你；你有权跟一名律师商谈一下，并且在审讯你的时候由律师

陪同在场；如果你没有钱请律师，并且希望有律师代表你，将会免费给你指定一名律师。我向你解释的这些权利，每一项你都理解了吗?知道了这些权利之后，你愿意现在跟我们交谈吗?'这些内容既包括了权利告知，也包括对是否放弃权利的提问。

（四）加快司法独立改革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个人的干涉。虽然我国的宪法、三大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法官法都有'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不受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相关规定。但因其规定的司法权的有限性和非完全性，目前我国法院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还很高，特别是我国目前还未确立对法院的中央财政预算划拨机制，在人力、财力、物力三方面都由政府所决定，必须依靠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导致司法机关在地方各级党委、人大以及政府甚至包括行政机关等的干预下显得无可奈何。虽然对司法独立的呼声很高，改革也正在进行当中，但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法院和司法无法完成完全的独立，还要进行艰苦的奋斗才可能达到独立王国。尽快实施司法独立才能树立公民的法律信心和民主信心。

任何司法制度的提出和改革都要受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诸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样，沉默权作为当今司法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其实施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实际考察，深入的分析，结合我国现实的国情、立法现状和精神等，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注意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均衡，沉默权制度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的同时进行，才能确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得以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