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农地三权分立制度背景（共）
中国农地三权分立制度背景 于晓华
中国农地“三权分立”制度背景：土地是农民的保险手段，不是致富工具
（一）最近17位专家上书中央建言“土改”。据说全文有1.3万字，我没有找到建议书的全文，只能从媒体的报道中窥一斑；其核心要点大概是“要彻底改革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启动集体土地入市、征地制度改革、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等改革。”因为只有农地是集体所有的，所以建议书说白了就是（1）希望弱化规划权，让位市场选择；（2）希望放松对农地的管制，让资本进入农地市场。然后实行土地自由流转，兼并和转换用途。
让农地使用权放开流动，让资本进入农业，这样的声音一致存在。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资本市场的不景气，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强。这些人提出的理由主要有：（1）防止抛荒，提高生产率，（2）减少征地阻力，（3）提高征地价格，减少房地产开发的冲动（4）让农民的使用权变现等。资本进入农地，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其最终目的都是期待农地转非农用地的溢价。
其实，资本市场已经开始布局，很多大的资本公司已经开始投资农业，比如恒大开始涉足畜牧业。我不喜欢阴谋论，但其背后有没有对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预期，土地用途转换的超额利润的觊觎。
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国,日本和德国等）都有非常严格的土地用途规划制度；严格限制土地用途的转用。即所谓的“规划权”高于“所有权”的说法。严格的土地的规划制度，也是保障土地所有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严格的土地规划制度，在居民区里面建一个化工厂，其后果会对所有的土地所有者的权益造成重大损失。
本来农地和非农地就不是一个市场，这基本在所有国家都成立。我就不明白怎样才能按17位专家所言，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如果农地可以很容易转变为非农用途，除了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外，对非农和农业用地市场的冲击都是巨大的。
（二）中国的农地问题数千年历史以来一直是社会经济的焦点。土地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政权的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18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对农地制度提出的改革方向明确为“鼓励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我觉得这样的制度设计是适合中国农地制度的最优设计。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要把一个土地的制度设计的这么复杂？从所有权要衍生出承包权和经营权。我认为这是有中国的现实所决定，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
这样的土地制度，除了保证农业生产，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之外，更重要的是保障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这是决定中国现有农地制度的根本原因。据最新统计，耕地总面积为20.03亿亩，中国总人口为13.7亿，农村户籍人口约为8亿。农村人均耕地仅为2.5亩。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人均耕地不足1亩。这么小的人均耕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仅能糊口，根本不足致富；所以，土地不可能成为农民的致富手段。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把土地“种上”房子，其收益肯定会大于种庄稼。这也是上面的那些论点的背景经济驱动因素。
但是，中国农村居民还没有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农村地区实施平均分配土地，起到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的作用。在城市经济不景气，大量农民工失业时，可以起到一个社会缓冲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动了土地制度，让农民彻底失去土地，这个经济缓冲力量没有了，在城市发生经济危机，数亿的没有土地，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会首当其冲失去工作，他们能干什么？学习1949年前的历史，就知道了答案。
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3.7%；也就是53.7%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是拥有城镇户口的人不足35%.。大概有20%的城市人口是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工，总数约2.7亿。这么大的人群发生危机，没有土地，没有工作，又没有社会保障，后果就实社会**。如果他们有一块土地在手，至少不会因为饥饿导致社会**。
所以，现有的土地制度里面强调了“稳定承包权”；其目的就是让农民强制拥有承包权，而不与土地隔离。在发生经济危机时，这些农民还能拿回土地，维护社会的稳定。的确，中国改革开放35年，没有发生大的经济危机；但是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居安思危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是必要的。
（三）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现在的共产党政权就是依靠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吸引了大量农民的支持而成功获取的。从1927年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共产党在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土地需求，城市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蒋介石数百万的军队也不能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把没收到的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为共产党稳固政权，以及后来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
即使35年过去了，时空变幻，土地仍然和政权的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有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虽然在经济上可能不是最优的一个设计，但这是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衍生出来最适合中国的制度。
（四）要实施农地的资本化或者农地自由流动，不是不可以；但必须要为农民建立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现在地方政府财政实力下降，欠有大量债务，和各地养老保险的紧张状况来看，短时间还很难实现！如果没有为农民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农地资本化就应该免谈.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按照最新的一些研究，农村居民的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60%，确实农业收入已经不占农民收入的主要地位。维持现有的土地制度，也不是为了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而是土地给农民一个保险。在没有社会保障的背景下，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农民有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这才不会导致社会大乱。如果没有给农民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贸然实行农地资本化，就等于给现有政权稳定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
作者系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第二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三权分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根据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1953年，中国基层政权在普选的基础上，逐级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国家权力开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有四项：立法、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这也是中国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体现。
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植根于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动员全体人民以主人翁的地位投身国家建设，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各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地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事务的政治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石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直接体现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是建立我国其他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
第一，它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不仅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表,随时向代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见,而且对代表有权监督,有权依法撤换或罢免那些不称职的代表.第二，有利于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的统一。在国家事务中，凡属全国性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出统一决定的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决定；属于地方性问题，则由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因地制宜的处理。这既保证了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又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坚强的统一整体。
第三，有利于保证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使少数民族能管理本地区、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总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确保国家权利掌握在人民手中，符合人民当家做主的宗旨，适合我国的国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三权分立，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
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思想。
最早由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洛克提出的两权分立行政、立法，用以巩固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后来该学说不断传播，并被法国著名人物孟德斯鸠诠释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解决了在该种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现的部分问题。该学说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民主制度的有力保证。
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当代，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三权分立仍然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
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一是影响国家权力的统一，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多个声音，造成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这是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对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由于三权之间的互相牵扯，往往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发生。就算是三权分立最成功的美国，如何解决三个部门之间的矛盾仍然间中出现阻碍。1929年大萧条时期，罗斯福上台颁布一系列法令，并通过国会授权取得美国总统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但美国联邦法院却经常驳回一些法令。结果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数，宣布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同年一名失业工人试图利用《最低工资法》来取得工资补偿时，被控方律师则直接指出该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罗斯福为推行新政，于1936年3月6日进行了“炉边谈话”，将矛头直指司法部门，要求国会让他无限制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数目，间接将司法部门置于行政部门管辖下。这就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激烈讨论。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大法官认为《最低工资法》并无违宪。有人认为当时大法官是为了保证三权分立的政治格局而退让。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和途径。而西方主要国家都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建立政治制度，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所导致的利益多元化的状况相适应，资产阶级内部从来就存在有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防止某个集团或阶级的专制，维护资产阶级的长久统治。因此三权分立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篇：我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我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1)土地制度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农民私有、农民经营；农民私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集体经营；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等四个阶段。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暴露了其自身的缺陷，而在我国不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在不断对其进行一系列的修正完善，譬如，为稳定农民的预期，鼓励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先制定土地“承包十五年不变”的政策，后又为“承包三十年不变”；为避免土地频繁调整，使农地细碎化，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随着生产的发展，土地小规模的经营制约了农业效益的发挥，而在一些地区出现土地抛荒、粗放经营的现象，国家又出台鼓励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政策，各地区也探索了土地流转的不同方式；随之，各地又出现借土地流转而侵犯农民权利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针对完善中国农地制度的各种政策发挥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相反，更多的问题却不断暴露。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我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经营的政策是不是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是应该继续完善还是进行制度变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带来的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新的获利机会而引起，所以一般而言，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变革费用低，制度效率高的优势。然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的同意，即“无异议”，而如果新的变革将触及到某些群体或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权力阶层的利益，则相关的制度变革就难以自发实现。所以诱致性制度变革在变革深度上难以深入，往往进行到触及相关者的利益的那一点就受到强烈抵制。为了不引起相关者的反对，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新旧制度妥协、不彻底的产物，这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局限。所以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很明显带着计划经济体系下特征，现行农村双重共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民公社生产制度的基础上转变而来，其经济主体是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而集体经济组织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这就造成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清。这就在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土地流转。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稳定土地家庭承包制，但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发包者是村民委员会，基层干部仗着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权力，在利益驱动下，往往花样翻新，以“两田制”、“反租倒包”等方式，硬性进行调整。其借口主要有三：一是以结构调整为名，将承包地随意调整搞连片开发；二是以规模经营为名，将承包地人为集中到大户手中；三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名，将承包地长时期、大面积转租给企业经营。承包地的合理流转是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作为土地流转和结构调整的主体，理应自己来当家。但不少地方为了追求政绩，树立形象工程，行政撮合，强迫流转，暗箱操作，从中渔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根本不考虑未来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诸多隐患。这方面“蓝田风暴”已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
二是“圈地运动”。这一轮“圈地运动”范围之广，圈地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方兴未艾。现在谁都想打土地的主意，谁都可借“开发”之名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以地谋财，用地越多，政府手头越活，个人发得越快。近年来，不少地方城镇建设扩张无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城市不分大小，相互攀比建大广场、大市场、大马路；从县到乡，不顾条件争设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引资，有钱有权的部门，抢着圈大院、盖大楼、建“中心”；开发商到处圈地盖豪华别墅，有的港台商人以投资为名、行圈地之实，甚至一个项目就占用上千亩好地，等等。这种“圈地”听任发展下去，后患无穷。特别是对农民来说，一直默默为国家作贡献，过去是为国家工业化贡献“剪刀差”，现在是为城市化贡献土地。从城市建设到各项基础设施，无不以牺牲土地、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用地都是低价征用，都以行政手段划拨。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而向农民征用时，却以稻谷、麦子价格来折算补偿。如高速公路，修建时是政府行为，低价征用土地，但修好后就转化为企业行为，有的成为上市公司。给农民每亩耕地的补偿金仅几千元，而公司老总的年薪达几十万元。土地是资源，征地后变成资产，上市后变成资本，价值呈几何级数上升，而失地“下岗”农民却生路无着。据了解，从1999年实施新的《土地管理法》以来，沿海地区“失地农民”已有上百万人。这些人多数是原来比较富裕的郊区农民，现在却大多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体。对越来越值钱的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级差地租，农民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反而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成了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根导火索，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一动，农民就闹”的严重局面。不论是农民承包地流转的越俎代庖，还是耕地的乱占滥用，根子都在土地产权不到位,耕地保护缺乏真正的主体。农民本是耕地保护的主体，但由于土地是集体的，实质上在集体所有制下，“谁”真正拥有土地，实际上是不明晰的。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而且由谁行使所有权主体职能、所有权主体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正是这种法规上的缺陷，造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包括村镇干部可以颐指气使，以土地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根本不将集体农民和农民个人放在眼里。对集体土地想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农民个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使农民缺乏稳定的心理预期，缺乏维护自己土地权利的自信。这就是造成以上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对现行农村土地改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
二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农地集体所有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缺陷，对它的不断完善并没能达到政策制定者的目的，完善的结果不仅违背了公平的目标，也不能带来效益的目标，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不清晰带来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所以不解决这个矛盾，对我国政治的稳定、经济效率的发挥均是不利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是进行农地制度改革。（作者：3COME未知本文来源于爬虫自动抓取，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service@立即删除）
第四篇：农地制度创新与家庭经营
农地制度创新与家庭经营
“三农”宏观政策如果没有微观改革的配套将很难长久发挥作用，从而影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根源于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和安排中的矛盾，现在到了该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的时候了。
农地制度的现实困难
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制度需要继续完善。中国农业科学院教授牛若峰认为，这项改革没有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含混不清；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没有给予农民以长期永久经营使用权和土地处置权，承包农户只是半自主的经营主体；另外没有将农村集体组织改造为名正言顺的合作经济组织如土地合作社。我们还应该看到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严重滞后与家庭承包经济制度不配套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家庭经营是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而农民组织和农村治理结构仍然沿袭了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公社体制的“遗留”与家庭经营的经济制度的磨擦是现实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其次，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认为，当前农村许多地方，集体经济已成为空壳，事实上只剩下农户 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在一些地方，仅有的集体经济不是集中在为农户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领域，而是集中一部分土地和资产由少数人承包经营，以此作为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重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势在必行。
再次，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导致当前农村愈演愈烈的土地矛盾和纠纷。近几年，我们对国内近20多个省的农村问卷和实地调查表明，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设计和安排中有两大矛盾无法解决：其一，在集体内部，成员边界不稳定，而且新增成员具有“天赋资源权”和法定的“公开、公平、公正”承包权，因此“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与“承包土地关系变更”的矛盾始终存在。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资源转移的过程，与农地、农民增减变化相伴随，必然不断改变人地关系，“稳定”与“变更”之间的冲突始终不可避免；其二，集体成员“共同共有”的制度设计，无法屏蔽其他利益主体的侵害，致使农村土地所有权的“排他性”极其弱小，这恰巧给一些地方无度征用土地的乡村干部乘机攫取土地资源配置权留下了空档。
削弱农地制度的几大因素
一、农民承包土地承担了太多的功能，已不堪重负。在经济意义上，承包土地是集体成员平等获取生产资料和社 会保障的权利；在政治意义上，承包土地是农民获得民主权利的基础；在社会意义上，承包土地还担负着稳定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因此承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将提高农民的社会归属感并有利于稳定。
二、目前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土地调整压力。集体土地总量减少的过程，也是农民承包土地调整的过程；在农村，“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法律精神远没有落实，农民土地权利事实上“短期而不稳定”。
三、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度的现实安排与成文制度有较大偏差。乡村干部随意变更承包合同、调整或收回农民的承包地、干涉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等现象屡有发生。时至今日，仍然有一部分地方没有完成二轮承包任务。
四、农村土地大量转移诱致农村生产关系变化，可能导致家庭经营制度逐步解体。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农业内部的土地流转表现出向本地种植养殖业大户、非农村住户等三种主体迅速集中的趋势；农地资源向非农用途大量转移，“国家建设”、“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与此相对应，农地资源转移正在悄悄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首先，土地规模流转引致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不断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可能被企业化农场和公司所取代；其次，承包农户在享有流转土地的补偿收益以外，其他土地权利在事实上将让渡给经营者。转入土地的大户和外来资本将控制 村社的基本生产资料，进而左右村社“民主政治”，从而打破传统的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村社稳定结构；再次，无地、失地农民如果不能顺利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他们的身份将转化为大户和外来资本的“雇工”或者“新佃农”。
改革建议
我们认为，用农民集体成员“按份共有”的实现形式，改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使其所有权主体具体化、人格化。这样做，可以减少土地私有化对农村经济社会的震荡，同时，土地产权清晰，长期归属于承包农户，能够化解当前矛盾而又比较稳妥。
因此建议：
--以“起点公平”的原则和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时限的集体成员人口平均分配承包土地。
--把“30年不变”拓展为“长期不变”，实行承包农户“永佃”；同时，严格实行“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和“不得调整土地”的法律规定，切断新增人口与土地的联系。
--用相关法律将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使用权”界定和规范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纳入私有财产保护范畴，从根本上屏蔽外来侵权。
第五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权分立制度的比较
与三权分立制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适合中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三权分立制度是指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议会、政府、法院独立行使，同时又相互制约，保持权力均衡，按照这种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来组织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这两种制度存在很大差别。首先，看看政权组织形式的民主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比三权分立制具有更广泛的民主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样人民代表的产生是民意选举的结果，人民代表行使权力时也受到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这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不仅有权选择自己的代表,随时向代表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见,而且对代表有权监督,有权依法撤换或罢免那些不称职的代表。而三权分立制度下并不能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就美国的人事任免来说，由于总统通过大选产生，因而美国政府的人事任命更多地是指对总统以外的其他政治任命官员的选择。而提名副总统候选人是总统候选人独有的特权。美国宪法没有规定联邦政府的组成，而把任命合众国高级官员的权力授予总统。这样，联邦政府的内阁会议就不是从国会中产生，不是由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织，而是由总统个人任命的各部部长组成；虽然任命在形式上要征得参议院的同意，但官员并不对国会负责，不会因得不到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而辞职，而是向总统负责，接受总统的领导。此外，总统所属的政党，并不一定是国会中的多数党，他在任命政治官员时也不必受政党关系的约束。这样政府官员的人命就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不利于民主。
其次，政权组织原则的不同导致办事效率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由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管理国家事务，办事效率更高。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的统一。在国家事务中，凡属全国性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做出统一决定的重大问题，都由中央决定；属于地方性问题，则由地方根据中央的方针因地制宜的处理。这既保证了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又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坚强的统一整体，提高办事效率，2008年中国能举办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三权分立制度下，以美国为例，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由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根据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原则，美国宪法还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建议和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通过弹劾案撤换总统，有权建议和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宣告惩治叛国罪，弹劾审判最高法院法官；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拥有有限的否决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总统还拥有特赦权、对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和任命权；最高法院法官在总统因弹劾案受审时担任审判庭主席。此外，根据惯例，最高法院有权解释法律，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当三个政权机关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政权机关之间就会相会扯皮，导致一些重大国事得不到解决，办事效率不高。近二十年来由于国会和政府利益相争，美国政府曾六次面临关门的尴尬境地。
从以上两个方面我们看到了人民代表都会制度的优越性，但看哪个制度更适合中国最重要的是看中国的国情。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发展经济要为人民服务，人民代表都会制度能够保证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能够保证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而三权分立制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它制衡着资产阶级不同团体的利益冲突，没有正正的民主。同时，实践也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好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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