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权宜性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

第一篇：对一种权宜性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

对一种权宜性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

摘要：我国高教界目前流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并非是一种在自然性研究基础上、以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核心的科学教育理论，而是在诠释性研究基础上产生的权宜性教育理论。其内容只是对现实大学制度的概括和抽象，而不是理论的创新或创造，其中并没有表示教育思想进步的新思想、新理论。这种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尊者讳”的社会思想形态；其产生的社会制度基础，是奠基于计划经济时期却一直没有改变的“统一集中”制度。要创造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就必须理性地对待“政治正确”原则，直面大学思想和体制的现实问题，虚心学习中外大学历史和现实中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如此，方能建立在逻辑上能够讲得通的、经得起理论“辩难”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理论，诠释性研究，权宜性理论，政治正确原则

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大学活动的规范体系，在大学活动中是处于中间位置的。在其上位，有主导产生和形成大学制度的大学理论和思想：在其下位，有被大学理论和思想、制度支配的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这三者之间是一种逻辑上的顺向接续关系，亦即思想决定制度，思想和制度决定实践。因此，要设计或创造一种先进的大学制度，就首先需要有一套先进的大学理论和思想。若无先进的大学理论和思想的引导，所谓的新的大学制度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或者是无进步意义的修饰。而笔者之所以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国目前的大学理论领域中，流行着一种权宜性的大学制度理论。这种理论虽然没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做支撑，但却被媒体格外青睐，在社会上也如鱼得水，很有市场，甚至被许多大学作为现实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写入文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并非为创新成果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

大学是一个世界性的事物，其思想和制度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适用的，也是世界各国大学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基本条件。世界各个国家的大学，都首先必须是大学，其次才是某个国家的大学。所有国家的大学都应该具备世界大学的基本特征，才能够为世界同行所接受和承认，也才能产生大学应有的教育价值和文化意义。众所周知，世界大学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这并非是西方国家大学的“思想霸权”，或有些人所说的教育殖民内容，而是人类教育历史上的宝贵思想遗产和制度结晶，是大学要完成自己教育和文化使命的必须的制度条件。非如此，大学就难以成为真正的大学，难以产生真正的大学的作用和效益。而大学在这些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变形，将使大学中校长与教师的关系扭曲，使其由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异化成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将大学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本质，异化成制造学生教育资格（文凭）及职业技术能力的本质：使大学蜕化成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或“现代化养鸡场”。在这样的变化中，大学人对大学的忠诚、责任、作用都会相应地减弱甚至完全丧失，使大学难以产生应有的教育力量和文化影响，无法培养出自觉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有志于仰望星空的卓越人才，无法形成追求真理、维护公理、弘扬正义、积极创造的传统和风气，无法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这样的教育观念和大学认识，无疑应该是大学人心知肚明的教育常识，也是大学治校者和大学人应该秉持的基本教育观念。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原因，这样的观念不仅没有成为大学上下的教育共识，甚至没有成为教育理论界的思想共识，反而成为一些大学中长期被漠视的观念，以及一些大学的公开场合中被忌讳言说的话题，在极致处，甚至成为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否定、抹杀、批判的内容。而笔者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陈述，是因为在近年来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非常流行的大学制度理论，其价值指向与世界大学制度的精神主旨明显相左。这种大学制度理论的基本内容为“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共同参与”。由于这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正好满足了体制的需要或期待，因而被一些体制中人看好，也被各种媒体大肆宣扬和传播，甚至被一些大学写入本校的正式文件作为学校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受到肯定和赞赏。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大学制度理论呢？其进步意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仔细审视这种“新”的大学制度理论，可见其并非是什么理论创造或理论创新，而只是对我国现实大学制度内容的概括或抽象。其中的“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民主管理”等内容，在我国大学中早已有之。有些内容虽然徒有虚名（比如：民主管理），在理论上却并不新鲜，因为大学的管理在理论上是一直声称要坚持“民主管理”原则的，因而也算不上什么新内容。其中唯独可以称为新内容的，就是关于“教授治学”的概念了。然而，这个“教授治学”的概念，却让人极其困惑。因为在常识性的意义上，“教授治学”指的是“教授研究学问”。这种天经地义的社会常识，怎么能够变成大学的制度原则呢？当然，为了说明此“教授治学”非彼“教授治学”，“新理论”的创造者对“教授治学”进行了一番解释，声称他们所说的“教授治学”，不是指“教授研究学问”，而是指“让教授（教师）参与大学中的学术管理”。对此，笔者以为，先不说按照我国汉语的习惯，一个概念只可能有一种特定的内涵，不可能有多种内涵，特别是意义完全不同的内涵。单说“治学”这个概念的含义，在中国文化的意义上，是只能被解释为“研究学问”，而不能被解释成其他意思的。因为我们通常在说某人“治学严谨”时，就是说他（她）对知识及其问题的探究很认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就不乱下结论。而在说某人“治学有方”时，就是说他（她）在研究学问时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或成绩。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治学”可以有其他意义的解释。但现在“教授治学”却被解释成是“‘治’——学术管理”，亦即指“教授参加大学的学术管理”。这种说法不仅使人感觉有“法随口出”的随意，而且有强词夺理、指鹿为马的嫌疑。试想，如果不做特别的解释，有谁会作“教授治学”是指“教授参加大学的学术管理”的理解呢？而且按照这个逻辑，“教授治学”是否还会被扩展成“治——学生管理”、“治——学风建设”，抑或“治”其他什么的呢？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教授治学”中关于教师参与大学教学和科研管理的思想，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内容。因为在我国长期的大学管理中，都有教授（包括其他职称的教师）参加学校教学和科研管理的要求。即使在极左思潮流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通行的“三结合”原则中也包含有教师参与学校领导和管理的意蕴。当然，他们的“参与”是实质还是形式？是否真正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则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然而，谁又能保证如今的“教授治学”不会是相同的结果呢？另外，除了一些特别的时期外，组织部门在选拔大学领导人时，都要考虑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及学术水平，也就是要考虑“教授治学”的因素，其精神主旨也是要“教授参与学校的学术管理”。所以，如果不作专门的限定，“教授治学”理论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新意的。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也实在说不上是一种理论创新。

二、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质是现在大学制度

当然，如果将这种大学制度理论与一些学者主张的世界大学制度理论进行比较，那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因为人们会发现这种大学制度理论，显然对世界大学制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置换。其中两方面的置换颇耐人寻味：一是将世界大学制度中的“教授治校”换成了“校长治校”；二是将世界大学制度中的“大学自治”，换成了“共同参与”或“民主管理”。这种大学制度理论中的“创造”，就是去掉了世界大学制度中与我国现实大学制度中不一样的内容（比如：“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增加了凸现我国现实大学制度的内容，（比如：“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共同参与”等）。这样的置换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在理论上彻底终结了我国在早期的“近学日本、旁采泰西”时就移植来的世界大学制度理论，彻底消除了这种理论在我国大学中本就已经非常微弱的影响；二是表明我国准备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大学制度理论的“中国大学制度理论”，并使大学的“中国特色”更加显著和强化，其精神主旨颇有“中体西用”的遗风和意蕴。

显而易见，这样的置换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大学制度理论创建活动（当然，这个理论的创建历史已经很长了）：一方面，它使我国大学制度保持了长期以来就具有的“人治”（校长等领导者）特色，其做法符合国内理论界长期遵循的政治正确原则，很容易获得体制的赞赏和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在大学制度原则中，增加了“教授治学”的内容，就不仅缓解了社会舆论中要求教授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安抚了教授们要求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意愿，为他们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些机会，并且有利于平息大学内外批评大学行政化的声音，使大学度过了制度合法化的危机。第三方面，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理论设计可以使教育管理当局如释重负：既不破坏大学中现有的权力结构，保证校长依然是大学活动的核心，当然也不会使“领导们”失去原来的地位和利益，又应对了社会舆论中要求大学去行政化、教授（教师）参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压力，使教师要求和公众舆论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抚，化解了围绕着大学的各种矛盾，以及社会舆论对大学形成的压力。这样的结局对大学和教育管理当局而言无疑是非常完美的，人们似乎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两全其美的感觉极可能只是大学和教育管理当局一厢情愿的期望，而难以成为大学领域中的现实。因为这种大学制度理论的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自说自话”，并不是教师以及公众的真实感觉或评价，而只要对其进行理性分析，就会发现如下问题：一是由于这种现代大学制度理论本质上只是对现实大学制度的诠释和修饰，并没有现代大学制度中应有的“现代”内容及特色，其进步性（在保证大学的独立性、自主性方面）甚至都不及颁布于90多年前的《大学令》，给人的感觉是“新瓶装旧酒”，应用它既无法解决大学中积存已久的矛盾和问题，更无法推动大学制度的实质性进步。二是这种理论的内容及精神形态如同麻花，合理的、不合理的理论，科学的、不科学的思想，都莫名其妙地扭结在一起，不仅缺乏理论应有的逻辑性，而且缺乏汉语词语应有的准确性。其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除了粉饰和肯定现实体制外，并没有实质性的新内容。三是这种理论的精神志趣，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思想方针”，倡导的还是全能政府主导下的大学制度模式。其在大学中维护的还是传统的“统一集中”制度，使中国的大学制度游离于世界大学制度之外，成为大学领域中的异类。而坚持这种理论导致的问题是，我们的不具备世界大学基本品质和要素的大学，如何与世界大学同行进行交流？如何吸收他们在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先进内容？如何得到他们的承认和尊重？四是从这个理论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在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中，一方面，由于没有先进的大学思想的引导，因而无法产生先进的大学制度。而所出现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仅仅是一些在实用主义思想支配下的权宜性理论。另一方

面，一些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并没有探讨真知的诚意，只是习惯性地为现实的大学制度进行辩护，因而采取了最省事、最直接、最熟练（过去一直都是这样做的）的方法，用时髦的理论对现实的大学制度进行修饰和包装，将现在的大学制度包装成“新”的现代大学制度，但大学制度的实质并没有变化。在这里，“现代大学制度”被置换成了“现在大学制度”，“现代”实际上被取消了。

而按照这种大学制度理论的基本规定，现实的大学制度其实是无需改革的，只需要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就可以了。亦即使用加法，多成立一些务虚的“非常设机构”，在其中增加一些教授名额，给教授们提供一些发言的机会，安抚—下他们的情绪就可以了。而学校各种事务的决策权和行政管理权，还依然是需要掌握在“领导们”手中的。因为在这个理论的创造者们看来，教授们是没有“治校”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也还只能是校长等精英们决策的执行者和实施者，亦即“无需发言的被决定者”。这样做当然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因为一方面，由于不会有真正的改革，因而无论是大学制度的设计者，还是大学制度改革的主导者，大家都可以很轻松地在口头上高喊改革的口号，在行动上则无需做任何努力。由于他们既不必为大学制度改革付出实际的艰苦劳动，又能够得到理论创造者、改革者的荣誉和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主导的大学制度改革，并不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活动，因而不会触及既得利益者们的现实利益和地位，也不会招致他们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活动的阻力和反对。当然，为了掌握“改革”的主动权，有人会“先下手为强”，率先提出某种改革模型及方案，以杜绝其他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改革思想及方案的产生。这或许就是目前通行的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产生的原因，也可能是这种大学制度理论主要是由一些高校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原因。

应该说明的是，导致产生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大学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大学制度理论也无疑是社会现实的产物。这种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产生和流行的原因表明，是社会中的维稳和消极心态，造就了大学制度理论的困境，亦即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必须维护教育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教育的稳定，就必须维护教育思想和制度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教育思想和制度的稳定，就必须有一种理论使现实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合理化。而为了使现实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合理化，诠释现实制度就是最便利、最实用的方法。所以，用一种时髦的理论诠释现实的大学制度，与其说是一些“理论家”的需要，毋宁说是体制的需要、社会某些机构的需要。只是诠释既不能创造具有进步意义的新理论，也不能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只能对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进步起反作用。因为它在形式的层次上淡化了大学制度的矛盾，转移了人们要求大学制度改革的注意力，在客观上堵塞了教育吸收和借鉴先进思想和制度的通道，抑制了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创新，使大学发展处于停滞和消极的状态，也造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理论问题上的这种“原地踏步”的尴尬现象。

综上所述可知，我国目前教育领域中流行的大学制度理论并非是一种建立在理论逻辑基础上的、科学的、先进的大学制度理论，而是一种为了应对社会及大学内部批评，对现实的大学制度进行修饰和包装的权宜性大学制度理论，其中并没有能够引导大学实质性进步的思想和理论，实施（事实上一直在实施）它不会对大学产生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意义。另外，现实的大学教育实践也证明，由这种大学制度原则主导的大学活动，不会改变大学组织的准行政机构性质，不会改变大学内部的权本位、官本位制度和文化，无法产生推动大学制度进步的力量，从而无法使大学成为真正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也无法使大学产生真正大学的价值和意义。其代价是可能又一次延误教育改革的时机，使大学思想和制度的危机加剧，特别是使大学中的腐败风气继续膨胀和蔓延，消蚀大学的信誉和教育能力。

三、诠释性的教育理论何以能够在教育领域中通行

上述现象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缺乏新意、缺乏理论品质的大学制度理论，能够长期被一些媒体青睐、被一些大学认可、并且可以在理论界一路畅通呢？这显然是一个既耐人寻味、又令人深思的问题。笔者经过仔细思考，以为有这么一些原因：一是这种大学制度理论的价值趋向，与我国现实的教育体制的价值趋向可以说完全一致，因而受到了体制的肯定和赞赏，而受体制保护在现实社会中就象是有了一个坚固的“靠山”，可以化解社会上的许多不信任和质疑。所以，对一般人而言，体制的态度就是自己的态度，体制认可的自然就是自己要支持的。而这样的理论或观点，也由于“符合国情”，而容易被由体制主办的媒体所接受，从而形成了这种理论在一些媒体上被大肆渲染的现象。事实上，只要仔细审视这种理论的流行过程，就可以发现其实是一些媒体和权力的结合，才形成了这种理论在社会上通行的条件。当然，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中的趋利避害意识使然。因为对于习惯了不问是非、只问利害或追求“政治正确”的一些媒体而言，宣扬这样的理论意味着即使没有好处，但也不会有坏处。因而这种明明只是权宜性的理论，却能被一些专业性报刊当作新理论而大肆推崇。二是长期的遵命办学，使大学的心态在整体上处于麻木状态。在包括大学制度在内的社会科学问题方面，人们基本上习惯于在现实的基础上想问题，亦即立足实际，而不习惯于在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上想问题，亦即“仰望星空”，或“探索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未知问题”。在这样的大学文化形态下，大学人在对大学制度和文化的态度中，已经形成了对行政主义思维的强烈依赖，也就是习惯了从行政主义的角度看问题，从而在整体上对大学制度已经没有了“新”的期待，也自然对逻辑混乱的大学制度理论既无法觉察，又听之任之。而这种现象形成的深刻社会原因，则是长期以来大学人对大学制度问题的无奈和冷漠。因为对于长期缺乏发言权的一般大学人而言，其最直接的疑问是：我们同意与否，能有什么用呢？三是我国大学长期积累的各方面问题和矛盾，使大学背负了极其沉重的思想和制度包袱，也使其真正意义上的革新变得极其困难。而渺茫和微弱的成功希望，则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人们“只能这样”的悲观情绪。其实，立足我国的大学实际，也不能说他们的态度没有道理。因为，试看如今的大学中，已经沉淀了多少腐朽的思想、意识、传统、习惯、规则？聚集了多少行政官员（有的大学中在职的、退居二线的处级官员，可能两个礼堂都装不下）？积聚了多少不合格、且无法疏散的教师和职员（有的大学中安置的复员转业军人，占教职工人数的10%以上。更有甚者，某专科高校的7位校领导中，就有5位是转业军人——笔者并非简单化地反对高校接受转业军人，而是觉得这么高的比例对高校履行职责是有妨碍的）？行政化的意识、制度、传统的根基有多深厚？力量有多巨大？而这些积重难返的问题和矛盾，既使体制内部的人由于改革风险太大而不愿改革，又使体制外的人由于对改革结果不确定而害怕改革。双方消极意识的合力，就构成了目前在大学制度改革问题上“既想改革、又怕改革”的思想形态，也形成了这种权宜性大学制度理论产生和流行的思想和文化基础。

对于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最为敏感、也最难对待的“政治正确”的问题，笔者有这样的思考：社会和谐的前提及条件，是社会各方面要素的正常及充分发挥作用。而社会各方面要素的正常及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是社会各方面要素地位和权利的正常化。政治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要素，其地位和权利自然应该得到保证，但也应该保持适当的程度，不应超越合理的界线和范围，更不能包办和代替其他要素的活动。因为所有要素正常发挥作用，才是社会健康、和谐的基础。比如：在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中，应该政治与教育互相尊重，各自谨守自己的边界，遵循自己的活动规律，发挥自己的意义和作用。而不能以政治重要为理由，用政治的目的代替教育的目的，用政治的原则代替教育的原则，用政治的规律代替教育的规律，使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导致教育的作用被抑制。然而，在我们过去长期的社会活动中，由于将政治的作用置于至高无上的地步，致使政治“唯我独尊”，任意地干预甚至包办其他社会要素的活动，造成社会各方面要素关系的严重失调。而由于政治对教育的长期控制和干预，使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原则，亦即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在政治限定的范围内活动，所研究出来的理论必须符合政治的标准，不能得出与政治要求不同的结论。在这种原则的影响下，教育理论研究活动在实际上变成了对教育现实政策及体制的诠释活动，研究者们要么只是对现实的教育体制和政策进行解释，要么只是对领袖人物的教育思想进行介绍和赞颂，要么小心地避开教育思想和价值问题，只对处于下位的教学活动进行探讨。改革开放后情况稍微好了一些，但也只是增加了对国外教育思想的介绍，以及对中外教育的比较。人们的很多关于国内教育思想的想法，都是借助国外教育思想来表达的。在直接及主要的教育思想问题上，依然是“祖宗之法不可违”，不敢有新的思想或突破。以至于造成我国现实教育中的所谓教育家，基本上都是长期诠释体制和政策的专家，或者是教育技术层次（教学方法方面）的专家，鲜有教育思想方面的专家，亦即象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那样有自己独特教育理论的、推动教育思想发生实质性进步的教育家。所以，以理性的视角来审视政治正确原则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可见其必然会抑制教育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促进和助长教育理论研究中的诠释性思维和习惯。

事实上，仔细考察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理论研究，可见人们长期践行的为现实教育政策和体制进行解释和宣传的诠释性研究，只是暂时性地掩饰了教育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思想性、体制性问题。亦即诠释虽然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对于教育理论创造和教育制度的实际进步却是没有意义的。而其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因为以内在的精神压力为前提的政治正确原则，在思想的层次上阻止了教育理论研究者们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自己真实思想的表达，从而阻碍了教育理论进步的途径。当然，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这种追求政治正确的研究原则，不但不能促进教育的进步，也不能促进政治的进步。因为好的政治既是以好的教育为前提的，也是以好的教育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好的教育，好的政治就缺乏应有的文明思想和精神，也缺乏良好的载体和条件。所以，这样的教育研究原则，不但直接地影响了教育的进步，也间接地影响了政治的进步。具体到大学制度理论的研究中，则因为诠释性研究在保证大学制度理论政治正确的同时，却使大学制度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和特征，对与大学本质相悖的“政治化”，“行政化”现象，不但不能进行应有的遏制和阻止，反而会对其推波助澜，使其愈演愈烈，让大学不像大学，无法产生真正大学的文明价值和意义，无法对社会进步起真正的推动作用。

而在我国大学发展的问题上，政治正确原则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刻而久长的。在建国后的前十七年中，大学中的政治意识非常浓厚，“突出政治”是大学活动的根本性思想原则，追求“政治进步”成为大学师生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其“突出政治”、“追求政治进步”的基本社会思想效应是，社会普遍性地淡化人性、淡化生命、淡化文明、淡化规则、淡化理性、淡化道德，一切以所谓的“革命需要”为准，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爆发了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后的三十年中，由于没有对导致“文革”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清理，致使其政治正确的思想还存留于社会的文化、思想、教育领域之中，其精神主旨中的政治功利主义意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转化成了新时期的文化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科学功利主义意识，形成了全社会的功利化风气。这种风气在大学中的表现，就是大学中的活动也以功利为目标，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就不做，或者不好好做。而一些大学领导人的这种意识及行为，则引发了大学中做

官利益最大化的“官本位”风气，使崇官、趋官、求官成了大学中普遍性的现象，也形成了大学管理中的行政化现象。而正是在这种“官本位”、“行政化”形态的作用下，大学中一方面形成了“官大学问大”、“领导的话就是真理”、“千万不能得罪领导”的潜规则，一方面制造了“副院长杀院长”、“团干之死”、“44名教授争聘一个处长职务”的事件和新闻，当然也制造了“钱问”和“诺奖零记录”的历史。所以，对于历史悠久、人们已经非常习惯的政治正确原则，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以便为教育理论的真正进步清除障碍。

四、真的教育理论的产生在于国家教育观念的改变

对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是艰难的、沉重的，因为一方面，这个理论的产生和通行是有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的，其隐含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为尊者讳”等观念，是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及制度基础的；另一方面，这个理论的产生背景所折射出的大学生态危机是深刻的，因为它表明许多对大学负有责任的人，尚不懂大学的真谛，也没有改革大学制度的决心，他们在大学进步和既得利益之间选择的还是后者，可见大学的实质性进步还是任重而道远的。然而，对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却是应该的、必须的。因为容忍平庸的理论流行，只能加深大学的危机，贻误大学改革的时机；同时也是对大学师生的不负责任，对社会和公众的不负责任。目前社会上下都认为大学有问题，都认为大学的制度必须改革，但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的对大学拥有主导权的人们，有没有进行大学制度改革的诚意？面对大学体制的真正症结，我们有没有决心和勇气破除？面对先进、成熟的世界大学制度，我们是否会真诚地学习和引进？

纵观我国的社会改革史，一方面，迄今为止的每一次改革，几乎都是“解铃还须系铃人”，由“绝对权力”来打破“由绝对权力形成的东西”的活动。那么，主导我国大学制度改革的“解玲人”是谁呢？更进一步说，我们能否打破“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常规，走出“由绝对权力来打破绝对权力”的逻辑，引导和促进大学发育出自我调节的能力呢？另一方面，由于大学制度与政治制度同质同构，因而大学的制度改革，不是大学内部的规则改变，而是大学思想和制度的“变法”，是大学走出传统的“官本位”、“权本位”逻辑的思想变革。而要完成这样的变革，则需要来自国家层次的力量和主导。为此，需要改变国家的大学认识，亦即在国家的层次上，要改变对大学的传统观念，承认大学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而不能是简单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的工具；承认大学需要通过自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不能仍然将大学当成准行政机构来指拨和控制；承认大学应该由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来独立办学，从而积极进行大学体制的转型，让大学成为《高等教育法》中规定的独立法人。当然，大学在进行外部关系调整的同时，其内部关系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亦即大学内部要实行完全的民主管理原则，让大学成为自我负责、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真正的学术共同体，而不能是“校长独裁”或“教授独裁”。要由不断发育起来的大学“行业规则”和同行竞争，激发大学的自主性和活力，促进大学的多样化生态，进而形成大学的持续发展的良性秩序。显而易见，这样的改革需要社会上下、大学内外的共识，也需要大学主导者们的见识、勇气和境界。

参考文献：

[1] 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69.[2] 李延保.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与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 [J].中国高等教育，2008（18）：1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 [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490.[4] 史宁中.教授治学：大学科学发展的基本理念 [N].中国教育报.2009-09-07（05）.[5] 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0.[6] 董云川.塑造大学精神提升大学文化 [J].中国大学教学，2005（10）：41.作者： 江苏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教授 王长乐 来源： 《大学教育科学》2012年第01期

第二篇：电子商务对现代会计理论分析论文

摘要:电子商务——这一全新的概念正以难以估量的速度兴起，并进而改变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对许多不同的学科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使得在电子商务环境中的各个不同学科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会计决定于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会计带来了新的课题。

关键词:电子商务 会计理论 会计实务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以及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引发我们对传统会计和财务的思考，作为有着久远历史的会计和财务学科似乎在信息时代的大潮冲击之下又面临着一个巨大转折。会计决定于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会计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会计总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而发展的。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革，必然对会计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社会环境影响着会计的产生与发展；而会计的发展状况对社会环境又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在电子商务概念的冲击下，一切传统的市场准则和会计原则似乎都在发生动摇。电子商务对现行的一些会计准则从概念上及实际操作上都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与冲击，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网络经济导致的网络会计的特殊变化。下面我首先从以下五个方面谈谈电子商务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1.对会计目标的影响

由于进入电子商务环境以后，物质资产的作用减弱而知识资产的作用增强，会计的目标将从为物质资产的所有者服务转向为企业主体服务，即会计的目标将由过去的向股东、债权人提供信息为主，转为以计量企业主体资源、权益的变动情况、收益的形成过程和有效控制企业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为主的企业主体型会计目标模式。

2.对会计基本假设的影响

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全球网络经济已具雏形。网络公司的产生带来了公司形式的变革。网络公司是利用现代化沟通技术将众多公司编制成网络，完成一个公司所不能承担的市场功能。网络公司属于临时性结盟，因而分合迅速，被称为虚拟公司。这种新的公司形式对四项会计假设提出了挑战。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这种挑战。

(1)关于会计主体假设。虚拟公司是临时结盟，其在网络空间的迅速分合导致会计主体存在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把握“会计主体”的概念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2)关于持续经营假设。持续经营假设的目的在于解决财产的估计和费用的分配问题。它是由股份公司两权分离、有限责任和连续不断的生产经营而促发的。但是网络公司作为临时性的组织有即分即合的特点，它不存在明显的费用分配问题。因而持续经营假设可能不适用于网络公司会计。

(3)会计分期假设。网络公司常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交易，完成交易后可能就解散了，会计分期是否还有必要，值得质疑。

(4)货币计量假设。用电子货币支付的网络贸易将成为信息时代的商务主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可能因此而合一，因而建议将传统的货币计量假设改为电子货币计量假设。同时，由于知识经济具有无形化特点，像人力资本等无法用货币计量的无形资产会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货币计量假设未必完全适应需要。‘

3.对基本会计概念和范畴的影响

电子商务对资本制度、利润和资产等基本会计概念产生影响。

(1)对资本制度的影响。电子商务是知识经济的产物，现有资本制度是以实体资本为基础的，即实体资本的出资者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剩余索取权。而知识经济奠定了以知识为核心的资本制度。即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人是知识的载体，因此企业作为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的契约，智力资本所有者也应当共同分享权益。这要求在电子商务环境中，会计应建立能反映智力资本的中心地位、体现智力资本同享权益的会计体系。

(2)对利润含义的影响。传统的利润是对实体资本的回报，而电子商务条件下，利润是对知识和实体资本共同投入的回报。因此会计必须能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

4.对会计恒等式的影响

传统的会计恒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新的会计恒等式应当改为：“资产=产权+剩余”。其中，资产反映的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实体资产、人力资产和知识资产；产权代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产权，包括股东产权、债权人产权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产权；剩余则代表尚未明确主体的产权，包括资本剩余和盈利剩余，而与此相关的会计权益理论为“利益相关者合作理论”。5.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影响

电子商务条件下，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无法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知识资产进行公允的计量，因而也就无法满足“相关性”的要求。因此需要将知识经济形态中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经济要素纳入会计系统并加以确认，同时，在会计的计量环节采用更公允合理的计量模式，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何种计量属性能同时满足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如何协调会计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如何针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事件和难以用货币来量化的知识资产设计恰当的计量模式?等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二、电子商务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除上述对会计理论的影响以外，由于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模式的许多重要区别，导致了会计实务环境的变化。传统的企业往往需要依赖大的营业面积、展示场所、多层次的流通环节以及大量的存货等。在电子商务的运作下，企业便不再需要依赖这一切，因而相应的折旧费用、人工费用、流动资金和管理费用将大大降低。与此同时，电子系统的维护费用以及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费用等将大幅提升，而传统的实务中财务分析比率，如周转率、流动比将已不再适用电子商务运作下的企业。会计实务受到了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会计工作的重点发生转移。传统的会计工作集中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知识经济条件下，由于会计电算化的广泛应用，会计人员将从繁杂的日常会计事务转向参与决策和经营分析等方面。

2.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更加强调科学性和合理性。简化核算不应当再成为评价会计方法是否应当选用的标准，而科学性和合理性将成为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3.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导致财务报告体系的改革。由于知识经济时代是信息时代，会计要消灭信息孤岛，实现信息集成。而会计信息的不同用户对会计信息也有不同的需要。因此，会计应当建立多元化的会计频道，提供不同的会计信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

4.内部审计机构的加强，传统的会计核算功能相对弱化。

5.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需要更加迫切。电子商务带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客观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应予协调和统一。

在过去10年里，会计行业向客户提供的服务范围在不断扩展。目前注册会计师(CpA)提供的五大核心服务是：(1)保证信息完整性;(2)管理咨询和业绩衡量;(3)技术服务;(5)财务计划;(5)国际服务。除财务计划外，电子商务适用于其余四方面的核心业务。电子商务对保证职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独立鉴证的个体在电子商务环境中竞争，必须拥有特别技能以及对电子商务有关风险的深入理解；电子商务为会计提供了许多新的机会，会计职能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总之，任何会计理论总是建立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与实务基础上的。电子商务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会计的环境，也必然对会计理论带来影响。电子商社无论从组织上还是地理上都是一个虚拟企业，且在内部成员的组成和整个组织的存续时间上存在不稳定性，这给会计主体的认定、是否持续经营的判别带来困难。传统的会计要素理论及相应的计量原则需要发展。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电子商务已经冲击了传统会计模式，会计环境的变化要求会计信息系统也要进行内部改革，未来的会计信息系统也必将实现信息化。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电子商务的发展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参考文献：

[l]Don Tapscott, Alex Lowy, David Ticoll.止陈劲，何丹译：电子商务的勃兴 [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与McGrw——Hill诅出版公司合作出版，1999

[2]刘全利: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初步思考 [J].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4)

[3]雷光男黄斌:试论网络公司及其对财务会计的形响[J]．会计研究,1999．(1)

[4]陈少华:企业财务报告理论与实务研究[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第三篇：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现代大学制度涉及规范和理顺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

现代大学制度的构架包括两个层面，即宏观层面（学校与外部的关系）：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微观层面（学校内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

中新网12月5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0〕48号)，一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通知》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要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大胆突破，努力形成有利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坚持统筹谋划，确保改革协调有序推进；坚持因地制宜，鼓励各地各校大胆试验。要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提高质量，以改革增强活力，使教育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顺应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多更好教育的新期盼。

《通知》从专项改革、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三个层面，确定了改革试点的十大任务：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改革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提高教育保障水平。

《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保障到位；要科学制订实施方案，明确改革目标、进度安排、和配套政策，突出针对性、操作性、实效性；要建立督促检查机制，对试点项目跟踪调研，定期进行评估，加强检查指导，确保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强宣传引导，对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果，要及时总结，组织交流，加以推广，将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第四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办中国特色大学

—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心得体会

在4月15日上午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在部门组织的讨论学习中，我感触颇深，体会如下：

<纲要>为我们指明了教育的未来发展目标，这其中也包括高等教育。我认为应该从全局上来看待高等教育2020年事业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说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需求，特别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纲要》提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高等教育总规模将从2900多万增加到355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4.2%提高到40%，20-50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会从现在不到10%提高到20%。应该说，这些目标体现了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达到一个高位平台后稳步增长的趋势。

高校要发展，必须要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一名高校的行政人员，这和我们的工作生活紧密相连，我想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因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建立在依法确定政府和大学关系这个前提之下，所以纲要提出，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这样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处理大学和政府关系 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在这个原则下来确保大学办学自主权。这个原则的含义就是，政府和大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机构，大学不是行政机构，所以大学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它具有办学的自主性。管和办分开的话也是这个意思，政府是负责宏观管理，办学的权利是属于大学，所以我想这是确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要处理好这个关系。

二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在纲要中提到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要制定大学章程，大学内部治理也要按照章程来实行治理，从这个意思来讲也可以说是依法治校，这也就意味着今后我们的大学都要制定章程，来确定内部治理结构。在内部治理中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的领导体制是实行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又强调了教授治学，营造学术自由的氛围。大学治理中有一个行政权利和学术权利的关系，那就要在学术领域要充分尊重教授在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还要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和学生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所以，内部治理结构在纲要中做了这样一种原则的规定。

三是大学和社会的关系。因为大学自主办学是需要有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督的，因此要建立社会参与、社会合作的制度，这里提出了可以探索建立董事会或者理事会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社会参与的形式，同时还强调了行业、企业和学校的合作办学，也提出了大学要向社会公开信息，要实行年报制度，让社会对大学有知情权，也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最终是要建立一种大学自我发展又自我约束的制度。《纲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改变现状，改革体制机制，把办学的自主权交给学校，让大学独立去办学。这符合国际办学的潮流，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

教育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必须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这样才能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纲要》很多条文都指出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就拿大学来说，每所大学必须独立自主去办学，按照教育发展的规律去办学，而不是按照政府的指令去办学，才能办出特色来，才能避免“千校一面”、“高度雷同”的现象。

可以说，《纲要》给大学松了绑，给大学带来了发展的活力。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传统、特色、理念、文化、精神和风格，只有把自己的特色办出来，才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党群工作办公室

葛 晶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五篇：对中学生作文通病的案例性分析理论

对中学生作文通病的案例性分析

（一）问题

《新课程标准》7～9年级写作目标中有一条：“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可总体而言，中学生作文的通病是：少真情实感的自然感的自然流露，多无病呻吟的矫情或俗套乏味的编造；少新鲜活泼的个性语言，多人云亦云的模仿或冠冕堂皇的空话。

（二）案例

案例一：邻居刚上四年级的小洋洋也做了第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刹那》。他妈妈告诉我：“那天，回到家里，女儿满脸的不高兴：‘一刹那，至多也就几秒钟的时间，怎么写得出四百字左右？’怎么办呢？我也写不出来。看作文书吧，书上正好有一篇《难忘的一刹那》，说的是一对好朋友由于发生矛盾而分道扬镳，互不理睬，不料拍毕业照时老师把他们排在了一起，多别扭，可是一别扭，不配合，队伍排不好，集体照就拍不起来，在老师、摄影师的帮助下，终于圆满拍成。照片上的他们，互相靠紧，微笑自然，绝对好朋友；事后他们重归于好了，照片上的一刹那，至今难忘。”接着，母女俩便如法炮制了一篇从内容到形式几乎相同的同题作文，只是把排队的背景换成了体育课上。母亲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篇文章的了高分，并作为范文在作文讲评课上朗读。

案例二：初一第一次作文，我布置的题目是《军训》，要求写出自己的感受。就在开学前，全体初一新生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军训。在孩子心中，“军人”该是多么响亮的名字，从呀呀学语、姗姗学步时代起，许多人便有冲锋陷阵、举枪拼杀的幻想史。现在梦想成真，其激动之情该何如？试想一下，训练场上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小军人喊声震天、英姿飒爽，该是怎样的豪情？当然，也会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一个简单的动作，偏要一遍又一遍反复训练，还要声嘶力竭配以“一„„二„„三„„四”的口号，多无聊；而且，稍有越轨，便会遭来厉声指责。这也许使孩子们有生以来最深刻、最丰富的人生体验之一呢。

结果却出人意料，学生们的作文没有预想中的丰富多彩，却有千人一面的共同感受。大多数文章无丝毫的想象力、创造性而言，他们的思维，从作文的开始到结束，都指向“军训，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培养我们的习惯”这一具有制约力的主题思想。他们不约而同地写到“有人不耐烈日而晕倒”的场面，这本无可厚非，因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接着，他们的感受也是相同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这样心理描写：“这时，我想到了解放军叔叔‘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挺住，挺住，千万不能倒下。”同时，几乎每篇作文的结尾都是相同的：“这次军训，锻炼了我们的„„培养了我们的„„。”“通过这次军训，我们的„„得到了提高。”这显然不全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表露，而是所谓作文技法的训练有素。案例三：有这样一道中考小作文题：“假如有人给你金子、官衔、良药、书籍„„但又只允许你要其中一样，你要哪一样，请写一段250字左右的文字，谈谈你要这样东西的理由。”有人对这道题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精彩在于很有时代针对性，而且多种选择给了考生更多的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