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州与中日韩的交往[范文]

第一篇：唐代海州与中日韩的交往[范文]

唐代海州与中日、中韩交往

朱鉴秋

连云港地处江苏省北端、海州湾南岸。连云港市古称海州，是一个河海通达、交通便捷的沿海城邑。由此沿海岸向北，可达青州、莱州和登州；向南可至楚州、扬州。在唐代，日本、韩国与中国的交往十分频繁，这些交往与海州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唐代是中国和日本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日本政府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频频向唐朝派遣使者，称为“遣唐使”。从公元7世纪至9世纪，日本派至中国的遣唐使有18次之多。随同遣唐使到中国的还有不少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最有名的留学生是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叫晁衡。他是在公元717年随第9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在中国学习三四年后，和中国的太学生一样，经考试，在唐朝政府中当了官。由于他主要从事文字方面的工作，与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等都有交往。公元753年，阿倍仲麻吕辞别了生活35年之久的中国回日本，当时王维等还写诗为他送别。阿倍仲麻吕当年农历十一月与唐朝鉴真大和尚同一批乘船从长江口黄泗浦出发，但乘的不是同一艘船。结果鉴真所乘之船顺利地到了日本，而阿倍仲麻吕所乘之船却遇到了大风，传闻遇难了。消息传到长安，大诗人李白写了《哭晁卿衡》来悼念他。其实阿倍仲麻吕的船是漂到了安南，后来阿倍仲麻吕又从陆路回到长安继续当官，并终老于中国，而李白的诗却成为千古绝唱。李白的诗写道：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句中的“苍梧”，是指海州的苍梧山，就是现在连云港的云台山。这表明阿倍仲麻吕所乘之船从长江口驶向日本时，是航经海州附近海域的。

唐朝与日本的海上交通，一般有北路、南路之分。所谓“北路”，即经朝鲜半岛渡海往返；所谓“南路”，即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到日本九州岛。凡从日本出发依“南路”开往中国的船只，包括遣唐使，一般先在博多港（今日本福冈县福冈市）停泊，再从筑紫的西岸南下，经过南岛，横渡东海，到达扬子江口的扬州或明州；或从筑紫的值嘉岛（即五岛列岛及平户岛）的附近横渡东海，航向中国。当时，往来于东海之上的中日船只，都尽可能利用季风。由中国到日本，一般应在六七月份，海上刮西南季风；由日本来中国，则应在八九月间，借助海上的东北季风。在其他月份航行时，也要注意风向，以减少风险。上述阿倍仲麻吕之船十一月份离开长江口，被西北季风吹离航线，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在唐代中日关系中还有一位日本人值得一提，他就是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圆仁俗姓壬生氏，于公元838年随第18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求法巡礼9年多，于公元847年返回日本。圆仁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他到中国的所见所闻，是记述唐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著作。书中不仅对当时中日两国之间交通往来情况及唐朝的风俗仪式、典章制度等都据自己的见闻予以记录，并且还录有当时往返书简、牒文等，因而史料价值很高。

据圆仁所记，他在日本承和五年大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七月二日到达中国扬州府海陵县，登陆后因请求去天台巡礼，故留住扬州，等候敕许。后来未获批准，不得已，只能懊丧地登上了返回日本的航船。然而圆仁因入唐的目的没有达到，故于所乘之船靠泊海州东海县时，偕弟子数人托词潜行登陆。后来被当地官府察觉，受刺史点检；这时恰好遣唐使之船驶至海州沿岸，于是圆仁又被官府护送登舟。在船到了登州文登县赤山浦时，圆仁又弃舟登陆，投赤山浦之法华院。后来几经努力，得他人帮助，终于获得同意，留在中国进行求法巡礼。

圆仁明确记载，他所乘遣唐使返回日本之船，从扬州经楚州（今淮安），在淮河口出海北行，靠泊于海州东海山。日记原文是：（公元839年）三月“廿九日平明，九个船悬帆发行。卯后从淮口出，至海口，指北直行„„望见东南两方，大海玄远。始自西北，山岛相连，即是海州管内极东矣。申时，到海州管内东海县东海山东边，入澳停住。从澳近东，有胡洪岛。„„其东海山纯是高石重岩，临海险峻，松树丽美，甚是爱怜。自此山头，有陆路到东海县，百里之程。”

这是圆仁第一次到海州东海县的记录。圆仁在中国求法巡礼多年之后，于唐会昌五年（845年）获准回日本，归程中又曾两次经过海州。圆仁归程的具体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洛阳、郑州、汴州（今河南祥符）、泗州（今安徽盱眙）、扬州至楚州，原想由此候船过海回日本，但未获批准。县司说：要到登州方可上船归国。于是圆仁又上船入淮，于（845年）七月十五日到海州，再由陆路到山东登州，等候便船回国。但那时日本已不派遣唐使来中国，返回日本的便船难觅。圆仁是（845年）八月十六日到登州的，等了一年多也无结果。不得已于唐宣宗元年（847年）五月五日乘新罗人去楚州的船再次南下。据日记所记：“（五月）十四日，黄昏，到海州界东海山田湾浦，泊船候风。”这是圆仁第三次到海州。圆仁到楚州后获悉新罗人金珍之船可以送他回日本，而该船已去山东。于是他再乘船北上，“（六月）廿日，到乳山长淮浦，得见金珍等船，便载人物，上船便发。”圆仁最后于（847年）九月二日从登州赤山浦横渡黄海，再沿朝鲜半岛海岸南行，经朝鲜海峡，于九月十日回到日本。

圆仁的经历及有关记载，清楚地表明，在唐代中日海上航路上，海州有着重要的地位。由扬州、楚州去日本时，往往是沿黄海西海岸向北，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南端去日本。这样看来，海州东海山就成了重要的中转站。中日间往来的船舶，常在这里避风、候风和补充给养。

（三）唐朝建立之初，朝鲜半岛处于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的局面，位于朝鲜半岛东南地区的新罗，当时正处于北面的高句丽和西面的百济两面夹攻的危险环境中。新罗政府为了自身的安全，在外交上积极与强大的唐朝来往，以取得唐朝对自己的保护和支持。公元668年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后，仍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有学者统计，在618年至906年唐朝存在的289年间，新罗曾向唐朝派遣使团126次，唐朝则向新罗派遣使团34次。

唐代中国与新罗之间的海上航路有两条。一是从登州渡过渤海海峡至都里镇（今辽宁旅顺口），沿海岸向东至鸭绿江口，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行，经古寺岛（今朝国江华岛）、大阜岛（今韩国得物岛）后登陆，然后陆行至新罗王城金城（今韩国庆州市）。另一条是直达的海上航路，从今天的山东荣成石岛渡黄海东行，顺风一昼夜即可到达新罗西南沿海地区。

唐代由于中国政府与新罗之间官方关系的密切，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之间民间关系的发展。新罗商船活跃在黄海两岸，他们在中国沿海的活动范围延伸到楚州、扬州和明州（今浙江宁波）。

根据日本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在唐朝黄海沿岸地区曾经存在新罗人聚居的侨民社区，当时称为“新罗村”或“新罗坊”。新罗村主要分布在登州牟平县（包括今乳山县沿海地区）和文登县（包括今荣成）、莱州的即墨县、密州的诸城县、海州的东海县、泗州的涟水县等农村地区。新罗坊则存在于楚州和扬州城内。

在探讨唐代海上交往的历史时，不能不提到传奇式的人物张保皋。张保皋，原名张弓福，新罗莞岛人，而其祖籍是中国山东。据唐杜牧所著《樊川文集》卷六《张保皋郑年传》和韩国有关史料记载，张保皋少年时曾在唐朝投军，为徐州武宁军小将。公元828年张保皋回到新罗，觐见兴德王，奏请在莞岛设立清海镇。兴德王准其所请，拨给他一万人，任他为大使镇守清海镇。张保皋在任期间，积极荡除海盗、打击奴婢贩子；同时发展海上交通、经营对外贸易，构成了连接中、韩、日三国的庞大海洋贸易网。张保皋也成为当时纵横东亚海域的大海商。

圆仁在其行记中多次提到的“张宝高”、“张大使”，就是指张保皋。唐朝在黄海沿海地区形成的新罗侨民社区，也与张保皋的海洋商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而海州正处在黄海西岸这个商业圈内。所以在唐代，海州是中韩交往海上航路上的一个重要基地。

第二篇：礼仪与交往

大学生礼仪修养之我见

[摘 要]礼仪修养，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基本素质。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在礼仪学习和接受形体与礼仪指导方面多做有益尝试。对大学生进行社交礼仪教育具有跨时代、跨世纪的特殊意义。因为，社交礼仪教育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必需，而且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强烈要求。

[关键词]大学生；礼仪教育；素质教育

“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且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①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序、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我们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她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不但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而且也形成了古老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要成人、成才，必须先从学礼开始。礼仪教育是“修身”教育，做好了“修身”的工作，才能引领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也才谈得上成为建设国家的栋梁，也才能为民族造福、为人类造福。因此，重视、开展礼仪教育已成为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专门场所，礼仪教育是德育、美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是学校工作的主体，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社交礼仪教育具有跨时代、跨世纪的特殊意义。社交礼仪教育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必需，而且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强烈要求。大学生是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在道德水准上，在礼仪修养方面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知书达礼，待人以礼，应该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基本素养。追求个性是当代年轻人的特点，然而，在追求突出个性过程中，在大学校园却出现了许多不知礼、不守礼、不文明的行为，出现了与大学生的礼仪修养、与精神文明建设极不和谐的现象。大学生们不以不文明、不礼貌为耻，反而把一些丑陋、陈腐、粗俗的东西都当做了“新潮”、“潇洒”。在我们的周围，衣冠不整、行为不端、张口骂人、迟到旷课、随地吐痰、践踏草坪、在宿舍影响他人休息、自习室里手机铃声大作、公共场合情侣过分亲密等现象比比皆是。通过不断关注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可以了解到我国高校大学生中与礼仪相悖的行为日益加剧，甚至缺乏起码的礼仪常识，如不会问候、不懂谦让、不尊重师长。曾几何时，中国的大学生从温文尔雅的社会精英滑落到被某些文章称之为“丑陋的大学生”，这一变化令人瞠目，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一个知书不达礼，知识水准和道德水准严重不协调的学生，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人才。一个优秀人才，不仅应当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还必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修养和礼仪修养。礼仪是良好品德修养的表现形式，也是良好道德品质养成重要途径之一，良好的道德品质需用彬彬有礼的方式去体现。诸如此类不良行为的存在，已严重损害了大学生的形象，成为他们健康成长的障碍。

造成当代大学生礼仪失落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家庭与教育制度的原因。一般来说，礼仪教育呈现为由外到内、由低到高的一个递进过程。毫无疑问，礼仪教育应当从小抓起，因而，学前阶段与小学中学阶段恰当的礼教育可谓至关重要。遗憾的是，在我国应试教育尚未得到彻底改造的大背景下，是否用功读书，是否分数排名在前，几乎成了人们判断一个中小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当家长们为孩子考入某所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而欢欣鼓舞以至松口气的时候，是否也能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孩子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全孩子――他体内缺少必要的“礼仪基因”与“礼仪维生素”。

二是高校教育、管理上的原因。应当承认，一些高校的决策、管理部门对礼仪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切实有力的措施。当一个高中生迈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即开始进入“断奶期”和“轻松期”。所谓“断奶期”，指离开父母，开始相对独立，生活与学习开始自理；所谓“轻松期”指刚从高考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新的学习压力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从而感到一种多年来未有的轻松。处于“断奶期”、“轻松期”与青春期的大学生开始不再安于以往的苦读和封闭的校园生活，他们有条件、有时间、有精力通过不同的渠道、途径，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此时，小学中学时期缺乏礼仪教育而留下的隐患，在某些不良社会风气的诱导下，就可能转化成为现实的不道德行为，甚至一失足而留下千古恨，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提高大学生礼仪普及程度，将直接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文明素质。加强礼仪训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自身修养。普及大学生礼仪，将促使大学生从一点一滴小事着眼，从检点一举一动自身行为着手，逐步提高其自身修养；有助于维护高校的形象。在社会上，大学生个人形象往往与高校形象划等号，所以大学生对个人形象的维护将直接有助于高校形象的维护，甚至有助于对整个高等教育形象的维护；有助于增进人际沟通。大学生想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所作为，必须注重人际沟通。沟通即交流,大学生缺少交流,究其原因无非是缺少社交礼仪.由此可见，对大学生进行社交礼仪教育具有跨时代、跨世纪的特殊意义。社交礼仪教育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必需，而且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强烈要求。

第一，社交礼仪教育有利于大学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的心理氛围，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任何社会的交际活动都离不开礼仪，而且人类越进步，社会生活越社会化，人们也就越需要礼仪来调节社会生活。礼仪是人际交往的前提条件，是交际生活的钥匙。

当代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自我意识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十分渴望获得真正的友谊，进行更多的情感交流。大学生一般都远离家乡父母，过着集体生活，与其他同学处在平等位置，失去了以前那种对父母的“血缘上的”、“无条件的”依赖。因此，通过人际交往活动，并在交往过程中获得友谊，是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需要，是从“依赖于人”的人发展成“独立”的人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功地走向社会的需要。事实上，在大学期间，能否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学习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渴望友谊和情感交流是大学生心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也有不少大学生却不同程度的表现出 “自我封闭”的倾向。时常出现“孤独寂寞”、“没有朋友”的情绪体验。产生这种情况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较为普遍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友谊，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没有真正走出早期人际交往中形成的“依赖他人”、“不平等的”人际交往模式，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依附于人”、“利用他人”、“个人中心”、“求全责备”等倾向，偏离友谊“无私、平等、尊重”的根本原则；另一方面是缺乏社交的技巧，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也不善于了解他人的情感和思想，缺乏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等，因而导致人际交往受挫或交际范围狭窄。长期发展的结果就是感到孤独寂寞，缺少朋友，形成一些心理障碍，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让大学生学习社交礼仪的基本规范和知识，帮助学生掌握交往技巧，积累交往经验，在交往过程中学会遵循相互尊重、诚信真挚、言行适度的原则，就能很快与交往对象接近，使他们觉得你是熟悉他们、理解他们、尊重他们。

实践表明，良好的人际交往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和自尊，降低挫折感，缓解内心的冲突和苦闷，宣泄愤怒、压抑和痛苦，减少孤独、寂寞、空虚和夸奖等。这些都是十分有益于大学生身心健康，而且也会使大学生最大限度地避免不良情绪的产生，产生了不良情绪则能够得到有效的排遣。

同时，社交礼仪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让大学生学习和掌握社交礼仪的基本知识和规范，他们就能凭借它去顺利地开启各种交际活动的大门和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这样，不仅是形成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的主要途径，而且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心理保健功能。

第二，社交礼仪教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社会化，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而社交礼仪教育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为，礼仪是整个人生旅途中的必修课。任何一个生活在某一礼仪习俗和规范环境中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该礼仪的约束。自觉地接受社会礼仪约束的人，就被人们认识为“成熟的人”，符合社会要求的人。反之，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守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要求，他就会被该社会中的人视为“警世骇俗”的“异端”，就会受到人们的排斥，社会就会以道德和舆论的手段来对他加以约束。大学生堪称“准社会人”，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人。他们有一种强烈地走向社会的需要，同时又普遍存在一些心理困惑，比如，走上工作岗位后如何与领导、同事打交道，如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如何进行自我形象设计，如何尽快地适应社会生活等社会交往问题。然而大学生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直接影响到交际活动的质量。一个具有良好的心理承受力人，在交际活动中遇到各种情况和困难时，都能始终保持沉着稳定的心理状态，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迅速采取最合理的行为方式，化险为夷，争取主动。相反，一些缺乏良好的心理承受力的人，在参加重大交际活动前，常会出现惊慌恐惧，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状况，有的在交际活动开始后，甚至会出现心跳加快，四肢颤抖，说话声调不正常的现象。那么，对大学生进行社交礼仪教育，让大学生掌握符合社会要求的各

种行为规范，不仅满足大学生走向社会的需要，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社会化；而且，还可以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

第三，社交礼仪教育有利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目前，在不少高校中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学生学的是高层次的道德规范，实际行为上却往往达不到基础道德的水平。这是与社交礼仪教育的缺乏分不开的。因为，礼仪是一种社会规范，是调整社会生活成员在社会中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主要包括法律规范和非法律规范两大类别。礼仪是一种非法律规范，它主要包括道德规范、宗教规范、习俗、共同生活准则等。其中，道德规范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自觉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的。社会礼仪反映了人们在共同生活、彼此交往中最一般的道德关系，是保证交往活动顺利进行和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重要因素。社交礼仪是一门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学科。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礼仪教育可以丰富他们的礼仪知识，让他们明确地掌握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礼仪规范，并指导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如何按照社交礼仪规范来约束自己行为，真正做到“诚于中而行于外，慧于心而秀于言”，把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外在的礼仪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有较高道德素质的现代文明人。

第四，社交礼仪教育有利于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知识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指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去塑造和培养大学生的内在品格和修养，也就是塑造大学生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高品位的文化境界。人文教育有明显的教化功能。它作用于人的情感状态，影响和改变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个性等，最终目标是较会大学生学会与他人相处，学会做文明人。现在一般认为人文素质教育渗透在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哲学、伦理等学科中。而社交礼仪教育涵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可见，社交礼仪教育更能直接地教会大学生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做文明人。

第三篇：礼仪与交往

《面纱》观后感

终于有幸看到闻名已久的《面纱》，看完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早就听说《面纱》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爱情大片，我一开始还不以为然，一方面我还没有遇见爱情，另一方面，现实中种种虚假的爱情 让我不太相信电影里总是感天动地的爱情。但是我错了，直到看完后的半小时以内，我内心的波澜竟还未退去。到底是什么引起了我内心如此大的反应，是沃特和吉蒂看到了爱情曙光后的戛然而止，还是对吉蒂红杏出墙、沃特不解风情的愤懑？我这样的问自己。

一对情感对立、心灵疏远，甚至互相敌视的英国夫妇从繁华热闹的大都市上海远赴偏远封闭的乡村湄潭府，尽管那里景色宁静优美，山水如画，但却流行着可怕的瘟疫。因而他们的这次远行注定是痛苦悲怨而命运多舛的。丈夫沃特是位性格矜持保守、外表自制冷漠而又痴迷于细菌研究的科学家。妻子吉蒂是个性格活泼多情、外表美丽开朗的贵族小姐。他们的婚姻仅是一种凑合，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如一潭死水。在一次看京剧的过程上，吉蒂与风流倜傥、能说会道的唐森相识，并迅速升温而红杏出墙。沃特当时采取了不动声色的冷处理，只是在要赴疫区而遭妻子竭力反对时，点了妻子的“软档”，提出了两点供妻子选择：一是离婚并揭露她与唐森的奸情。二是跟他远行，维持现状。

沃特与吉蒂来到疫区后，沃特忘我地投入救助工作，化验病菌、寻找病源。而吉蒂则在海关助理员韦丁顿的介绍下，去了修道院，看

到了那里的法国修女们为了救助孩子，拒绝了回法国逃生的机会。为此有的修女染上了瘟疫而死，但活着的修女依然那么镇静尽心而无怨无悔地照顾病孩。这一切使吉蒂的心灵被震撼了，感到了在这臭气冲天、污物横流的病房中，有一种东西叫“崇高”与“高贵”。同时她也真正了解了丈夫细菌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从而在这冷冰冰的家中荡漾起了一种东西叫“感动”与“理解”。吉蒂也不顾个人安危投入到修道院的救助工作，第一次真心称赞丈夫“你现在所做的就非常伟大！”于是，这对“问题夫妻”的隔阂慢慢消融，两颗破碎而冷却的心又重新弥合并开始燃烧。乃至吉蒂告诉丈夫她已怀孕数月，沃特明白孩子不可能是他的，但却坦然一笑地说：“这一切已不重要了！”此时，正是各自灵魂的升华，使人物自我救赎的境界达到了极致。影片看到前半段时，我是对沃特抱有同情，对吉蒂抱有幸灾乐祸态度的。从一个中国男人的角度上来看，或者说从传统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吉蒂是罪有应得，她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惩罚。但沃特毕竟还是深爱着吉蒂，尽管吉蒂背叛了他。看着吉蒂信心十足地认为唐森一定会帮助她、替她想办法，并兴冲冲地去找唐森，想让他和妻子离婚然后娶自己，我在笑吉蒂的天真，她以为自己对唐森付出百分之一百的爱就能得到他全部的爱，可是她不懂男人，她也高估了男人。这不仅使我想起诗经中有一句“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吉蒂错爱了唐森，却不珍惜深爱她的沃特。

但是当我再次仔细思考的时候，我发现造成这一切的又何止是吉蒂一个人的错，沃特同样是在埋葬自己与吉蒂的爱情啊。的确如此，吉蒂是个美丽的女人，让他一见钟情。他抱着门当户对攀一门亲的心态来赴约，当遇到这个美丽的女孩后觉得自己爱上了她。虽然他知道她是为了摆脱母亲的唠叨和轻视，赌气答应他的求婚，但是他自以为婚后她会了解他，会爱上他。但是，一个女人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呢？新婚之夜，竟然在亲热时忽然想到先要关上灯，把拖鞋码放整齐才安心；蜜月之时，在风光旖旎的威尼斯谈论的确是城市的排水管道；闲暇时，闷头工作，面对妻子的故意寻找话题进行沟通的行为答之以“我只回答确有必要回答的问题”；沉默寡言的登峰造极。“女人不会因为男人是一个好人而爱上他”，何况这个好人根本没有给妻子机会去了解挖掘他的内在的闪光点。更何况，他们身处异地，对于丈夫来说，他还有工作；对于妻子来说，背井离乡语言不通，异常孤单，且不可能向家中倾诉苦闷，却偏偏遇到了这么个闷的丈夫。沃特爱吉蒂，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去爱，更不知道如何让她爱上他。“如果一个男人不能让一个女人爱上他，那是他的错”。所以，吉蒂的出轨，可以说沃特也是用力的推了一大把的。对于沃特来说，他无法想像，那个在晚宴上遇到的让他惊艳的可爱女孩会做出这样缺乏判断力的背叛的行为，他无法理解，更无法宽恕了。

于是，沃特要对吉蒂实施惩罚，为逼着妻子去霍乱横行的疫区不惜采用羞辱威胁；走陆路使妻子饱受路途奔波之苦而毫无怜香惜玉之情；对妻子愧疚的道歉用尽刻薄语句回击。也许这些沃特做的确实有些过分了，但他到底还是爱她的，他没有推开那扇门避免了她的尴尬屈辱；他不敢看她而只看天花板或墙壁；他言语刺痛妻子后躲在洗漱

间靠着门深深的叹气；他挡在了妻子和愤怒的暴民中间；他说“现在他是我们的孩子”。他也不是冷漠的，即使人民不理解他，讨厌他，他执著的用拙劣的中文说“这个水，不好，不好”；想尽办法架设送水管道迈着轻快的步伐计算长度的样子可爱之极。原来他有那么丰富的情感，只是他不善表达，他只是个凡夫俗子，面对如此深爱的妻子的背叛，他当然无法遏制内心的愤怒，他要折磨她惩罚她，但却在惩罚她的同时折磨着自己。

当看到影片后半段时，吉蒂在慢慢地被沃特的“伟大”所感动，看到吉蒂和沃特终于能够找到两人之间的爱情，我的内心带着高兴，带着期盼，也带着忐忑。但是，悲剧还是来了，当冰雪消融，面纱揭开，死神却快速来临。渐渐明朗的剧情急转直下后嘎然而止，却让者我痛心不已。在不同的时间爱着，终于两人互相爱的时候，没有太多浪漫甜蜜却已生离死别；女主人公甚至没有太多的哭天抢地，故事就结束里，而我的心在那一秒竟也仿佛停止了跳动。

虽然影片才短短的两个小时，但是给我的感触却很深很深。也许男女爱情和家庭婚姻，真的仅是虚假图景和虚幻色彩的面纱，只有揭开这层面纱，人们才能到达彼岸吧。

第四篇：中日韩的矛盾与合作

钓鱼岛争端致FTA横生变数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如果能逐步建立，将形成亚洲区域的循环，而现在正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酝酿10年之久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刚刚出现转机，这个可能惠及15亿人的亚洲贸易金融合作计划，可能因近期钓鱼岛争端的影响而横生变数。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专家张建平9月18日表示“近期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将会给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造成不利影响，阻碍中日韩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

张建平表示，“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自贸区谈判会如期按计划进行，这种局面将使日本在东北亚和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被显著削弱，日本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也将大打折扣，这是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自己主动丢分。”

8月30日，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透露，中、日、韩三国已经就11月启动FTA谈判事宜达成一致。之后，9月11日，日本“购岛”事件发生，中日争端不断升级。

张建平表示，三国领导人已经同意年内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理应按照程序进行。“目前的紧张局势给谈判带来负面影响是可以肯定的，虽然无法确定影响的程度，但增加了谈判的不确定性。”

FTA变数

谁得益？谁受损？

今年5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同日，三国还正式签署投资协定。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三国要密切协调，确保年内正式启动三国自贸协定谈判。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开放、公平和透明原则，也要照顾彼此关切，最大程度实现互利共赢，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力。

另外，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促使中日韩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合作，在金融体制改革、国际金融政策协调、共同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用一个声音说话，共商妥善方案，以保证中日韩经济金融安全，进而维护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具体的中日韩贸易次区域计划图也已经成行。2011年国务院通过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提出，深化海洋经济技术国际合作，建设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试验区，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综合枢纽、国际物流中心、国家重要的大宗原材料交易及价格形成中心，构筑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

这在高层的讲话中也得印证。今年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四届中日韩工商峰会上致辞称，中方倡议利用中国山东毗邻日韩的区位优势，建设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并积极考虑在日韩选择合作的区域，建立三国产业合作基地。

张建平表示，对于中日韩之间的次区域合作，本来三国领导人已经形成默契，接下来需要三国相关部门具体谈判落实。日本“购岛”事件发生后，这一进程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昆仑财经分析员杨涛表示“日本对中国依存度达到40%。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人民币的小范围国际化进程就加快了。”他认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形成亚洲区域的自我小循环。可以脱离美元的控制。这是美国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美元的霸权地位暂时还不会被完全打破。“为了维系这个状态，(美国)自然要粉碎掉小的自由贸易区。”

“钓鱼岛事件得到好处的是美国，日本和中国长期紧张下去，对日元和人民币的信用都将受到极大影响，美元又将被追捧。美元指数会受到风险情绪的推升。”

美国对亚洲的自贸区运动一直非常警惕，总怀疑它会被排斥，所以它一直利用与日韩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军事互助”关系来施加影响，美国同新加坡、韩国以及澳洲的自贸区运动都显示了它的“多触点瓦解”战略，它不希望中日韩自贸区成为一个真正整合亚洲贸易流的平台。

长期关注中日投资并购的Chinalyst 投资顾问公司CEO孙田夫向本报表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可能会因钓鱼岛事件而被拖延，但应该会继续进行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利，而且也并不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推进是早晚的事”。

谈判的时机与条件

事实上，在“购岛”争端发生前，今年出现显著进展的不只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日的金融往来年内也不断升温，从人民币与日元的货币互换、到互相购买国债、QFII批准额度及数量增加以及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

张建平表示，此次日方缺乏大局意识和战略眼光的错误行动，导致目前中日经贸关系已经受到严重影响。日本将为“购岛”闹剧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仅仅出于中国市场产生的自发反应和抵制行动，已使日本从产品到服务，从贸易到投资，从制造业到旅游航空，全面受到中国市场的抵制和打击。金融作为为经贸投资服务的行业也必将受到影响。“现在不要说两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交流，目前连中日民间的很多交流活动也已经停止。”张建平说。

9月18日，东京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一位人士表示“机构和政府此前组织的会谈纷纷延后或取消，与企业沟通也受到很多阻力，我们在华业务近乎停滞。”

这位负责人透露，近两周明显感觉工作沟通中出现阻力，“东京证券交易所本周内专门与北京办公室沟通，要求“谨慎行事”。据了解，包括野村证券在内的一些在华日本金融机构均放假来应对近期中日冲突的敏感时段。

“这两天日本投资圈的朋友都在说对中国投资应该停下来了。”第一位在日本创立上市公司的Softbrain公司创始人宋文洲向本报表示，日本投资人最担心的是可能出现的金融制裁，包括对日本投资的资金进行特别性的制裁、通过日本银行做贸易融资受到影响、获得利润不能输送回本国等。

事实上，关于制裁的议论在近日确有升温的趋势。《人民日报海外版》及《中国日报》均发表评论文章，建议制裁日本，《中国日报》更以《应该制裁日本》(“Consider Sanction Japan”)为题。

宋文洲表示。“本来日本对华投资就不多，一直强调此类政治性‘中国风险’，又加上当前中国经济放缓，更使得金融投资下滑。”

据数据提供商CEIC的数字显示，根据中国政府数据计算，中国2011年来自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为63亿美元，自1996年以来累计获得690亿美元的投资。该数额与美欧相比差距很大。

至于这场**未来对金融领域的影响，张建平表示，短期内还较难评价，因为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左右。中长期影响还要看日本接下来如何表现。

宋文洲持较悲观预期，他认为，双边金融合作将服从于两国政治关系。在中日关系缓和前，金融合作“不可能得到进展，已经开始的会停止，没开始的也不会谈的”。

中日韩未来能走多近？现实矛盾考验东亚团结(08-12-17)民族情绪干扰平等交流 现实矛盾考验东亚团结

“只有通过哪怕像毛细血管一样细小的各种对话渠道，处处支撑中日韩三国关系，才能构筑健康的东北亚。”这是韩国媒体近日为搞好东亚地区关系支的招。12月13日，中日韩三国首次在东盟和中日韩框架外举行了领导人会议，很多专家说这是“划时代的”。但因为有美国的阴影依然“活跃”在这个世界瞩目的地区，还有专家说“东亚三国再怎么团结，也达不到日美关系、韩美关系的高度，同样，也难达到欧洲英法德那种稳定合作的模式。挡在东亚面前的沟沟坎坎确实还很多，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民族主义情绪，越过哪个都不容易，但如果三国真有愿望走得更近，想化解历史造成的种种不快，现在或许是不错的机会。

中日韩迎来”平等交流期“ 前些年，很多出国工作、学习或旅游的中国人不管是到了欧美国家，还是中东或是非洲国家，常会被当地人好奇地问”你是日本人吗“或”你是韩国人吗“，往往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才问”你是不是中国人“。但这样的尴尬随着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很多外国人会一次就”猜中“他面前的”黄皮肤、黑头发“是中国人。这样的细节，其实说明了中日韩三国在人种上的相近之处。东亚人种虽然一样，但世界对中日韩三国的认识还是有差别。德国国家传媒研究所亚洲部的研究员彼得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以自己看过的几部记录片做比较说，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最丰富也最复杂，从孔子、毛泽东等历史人物到现在的”拆迁钉子户“都有涉及；日本和日本人的形象比较单一，主要是”讲礼貌“、”守纪律“、”日本制造“、”环境美丽“等，但日本是一个西方国家；除了韩国的汽车、电器外，德国人对韩国和韩国人形象比较模糊，但德国对朝鲜的报道很多，在报道时，会侧面描述韩国的优越。

中日韩三国正迎来历史上首次平等交流的机会。由于日韩两国二战后经济上飞速发展，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用”东亚奇迹“、”东亚崛起“等词来描述东亚。中国改革开放后，世界又用”中国崛起“来形容中国。不仅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成就让很多国家羡慕，其各有特色的发展模式也是很多国家想效仿的样板。韩国《朝鲜日报》曾称，东北亚是个”巨大的地区“。韩中日交易量占全世界交易量的15%，每年该地区互访人员接近1500万人次。而韩国国际贸易联合会主席金嘉崔此前曾表示，到2010年中日韩三国的GDP和贸易额均将占到世界GDP和贸易额总量的1/3。

中日韩目前达到的平衡是以经济平等为标志的。日本和韩国对外出口最多的国家都是中国。三国”经济互补“不仅是主流，”中国市场“更是商家们讨论的关键词。三国相比较，中国经济潜力是最大的，日本总是有先进的技术，而韩国也不乏世界知名的企业和品牌。过去，中国曾羡慕日韩的生活水准，但现在尽管在农村地区与日韩还有差距，但三国大城市的生活水平在迅速拉近。过去，日本以亚洲”雁阵之首“自居，但韩国现在追了上来，韩国还有做”东亚经济枢纽“的打算。

不仅在经济上，三国在文化上也出现平等交流的局面。历史上，韩国和日本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现在文化依然是联系这三个东亚国家的核心元素。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几年前在东盟会议期间见到中韩两国领导人时先提：”韩流热潮正在日本爆发，据说在中国也是一样。“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称，中国文化2500年前流入朝鲜半岛，日本文化100多年前流入朝鲜半岛，”而从这几年开始，韩国文化也流入了中日两个国家，与商业利益相比，更希望三国之间形成文化共鸣的契机“。

三国民众没适应这种平衡

中日韩目前的”平等交流“，会是一个历史瞬间吗？回顾历史，在欧美人称欧亚大陆东端的地区为”东亚“时，这里的亚洲王朝并没有这样的称谓。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历代王朝是该地区的中心。但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在武力统一后侵略朝鲜半岛，这被看作是日本要重组东亚体系的一次尝试。明治维新后，日本把闭关锁国的清朝远远甩在了后面。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从上百年前就确立了”脱亚入欧“的思想。到了20世纪初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后，日本成了东亚的”大国“。一战后，日本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美等共同主持和参与了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从而在政治上完成了”脱亚入欧“，全方位地把自己隔离在了亚洲之外，直到现在日本也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显得比中韩都更西化，与两国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和隔膜。中国有过主导东亚的历史，日本也有过侵略东亚的历史，给人的感觉是东亚地区总有一个国家要更强势。当日本成为G8成员、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东亚的实力发生了变化，三国各有千秋，发展速度都很快。卢武铉政府曾把韩国定位为”平衡东亚“的角色，甚至西方舆论也认为，有几千年历史的韩国能在中日间起到”桥梁“或是”仲裁者“的作用。

中日韩三个国家的力量和地位的变化发生在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现在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三国民众在心理上自然会出现变化。过去是因为日本侵略，中韩的民族反抗情绪被激发出来，但现在，东亚出现了难得的平衡，但三国民众又有了不适应感。中日韩三个民族在心理上进入了相对平等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彻底”俯视“或是”仰视“其他国家。这样一来，三国民间也逐渐出现”谁也不服谁“的”对抗心理“。比如，日本要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韩国就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组织”咖啡俱乐部“，全力反对日本争常。成功举办奥运和发射”神七“为中国人带来骄傲，但日本却感到压力。近年来，尽管中韩交流不断增多，但随着两国经济实力的接近，以及双方在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民众之间出现了”厌韩“、”厌中“的情绪，甚至因此产生了一些摩擦。

当中国、韩国变得比过去强大时，日本的国家主义也在增强。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年10月在议论日本之所以出现”厌华论“和”厌韩流“时分析说，这与日本是一个危机意识很强，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自卑感很强的民族有关。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不久前所做的一项调查结果则显示，在韩中日三国国民中，认为”和邻国关系不好“的韩国国民最多。该财团理事长金容德表示：”受访者年龄越小，对与邻国的关系越持否定态度，韩中日三国都是如此，令人非常担心。“ 东亚还有历史的阴影

中国与日本常被说成是一衣带水的国家，中国与韩国也是”鸡犬相闻“的国家。但东亚三国相互走近经历了很曲折的历史，这从三个国家间相互建交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处于敌对状态的中韩两国政府直到1983年因为解决中国民航班机被劫持到韩国春川机场的事件，才相互首次正式使用了”大韩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同样是受到历史原因的限制，尽管有美国从中撮合，但韩国和日本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也经过了13年零8个月之久。

中日韩三国相互建交之后，在三个国家关系中还有挥之不去的阴影，最突出的就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德国的学者和媒体也很关注中日韩之间的历史矛盾。德国皮尔出版社的《东亚，未来之地》一书这样说：太平洋战争已结束了60年，但引起争议的”靖国神社现象“依然是东亚国家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德国东亚研究所专家格日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历史和领土问题仍间歇性地干扰着东亚国家的政治合作，中国、日本和韩国又都是”很好面子“的国家，在本国出现民族主义时，领导人能够回旋的空间都显得有限。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日本应该做出真正意义上的”为二战历史道歉“的姿态，这一点德国就是表率。

韩国《东亚日报》12月13日社论说，东北亚国家一直都很羡慕欧盟。英国、法国、德国之间虽然经历过无数次的战争，但是携手建立起了欧盟。中日韩拥有建立亚洲和平关系的能力。但德国《商报》最近在一篇题为”东亚会成为欧盟一样的共同体吗“的文章中评论说，欧洲有共同的历史、经济和文化核心，价值观相近，但东亚不是这样，既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有采取西方式民主的日本、韩国。因此，东亚的问题要比欧洲复杂。格日清说，二战后，东亚一直有美国的阴影，如驻军、民主体制、文化影响，美国和日韩的关系至少在政府层面是非常稳固的，而中国也将日美和韩美联盟视为冷战留下的历史产物。他认为，欧洲也受美国影响，但欧美之间主要是”同盟关系“，而日韩对美更像是”依赖关系“，还有人认为是”从属关系“，其目的还是牵制中俄。因此，在可预见的时期里，中日韩三国的政治关系不可能达到日美、韩美之间关系的高度。

”悲情结构“困扰东亚三国

韩国《朝鲜日报》不久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在日本保守派中非常流行”中国控制韩国“的说法，也就是说，当韩国陷入危机时，能帮助韩国的只有中国，日本没有能力帮助韩国。评论解读说，日本保守势力一直提高警惕中国对朝鲜半岛扩大影响力，并以推测和夸张的方式来刺激两国国民心中潜在的敌对情绪、戒备意识和历史悲情。实际上，不仅日本的保守派如此担忧日益强大的中国，韩国的保守派也持同样的立场。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东亚三国正受到复杂的”悲情结构“影响：中国与韩国的悲情主要源于近代受日本侵略造成的”老伤疤“，以及由于日本社会至今尚存的”历史认识“问题带来的”新伤痕“。日本感觉在政治、外交和国际地位等方面与自身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很多日本人对战争的认识既缺乏理性也缺乏感情的支撑，因此形成了日本式特有的悲情。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中国威胁论“某种程度上让日韩”拉近了距离“，但除了历史问题，岛屿归属问题也时常把两国脆弱的关系撕裂。三国在这样的悲情交错之下，现实利益的矛盾就显得更为深刻，难以化解。因此，庚欣认为，13日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划时代之举"。

第五篇：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研究之：元稹和白居易

唐代诗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研究之：元稹和白居易

中唐诗人间的交往唱和之风，早在贞元年间即已初露端倪。当时应进士举者 “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形成了“侈于游宴”的“长安风俗”（李肇《国史补》卷下）。而文人游宴多要作诗唱和，有时即使不游宴，也要以诗唱酬，或联络感情，或展示才学。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当首推一代文宗权德舆及其领导的文人集团。权德舆（７５９～８１８），字载之，历任要职，并做过两年宰相，兼有政声和文名，“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新唐书》本传）。在他现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诗中，不乏清新可诵、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后期诗歌，大都是与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台阁诗人酬唱应答、在体式技巧上竞异求新之作，诸如《奉和李给事省中书情寄刘苗崔三曹长因呈许陈二阁老》、《酬崔舍人阁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简两掖阁老并见示》等等，从冗长的标题即可看出诗人们的交往概况。这些诗的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也不强，却对贞元末年的诗坛风尚颇有影响。到了元和年间，又出现了比一般唱和更进一步的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这种形式的创始者。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新乐府”。世人常把他们并称为“元白”。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曹丕尝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典论.论文》）。然微之和白居易之间的友谊，却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佳话。辛文房亦云：“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唐才子传》），元稹初期作品在写实风格和音律方面都深受白居易影响，宗法其新乐府诗歌和讽喻写实的诗歌创作之风，在两者订交后，又以相互间的唱和而闻名。

元稹（７７９～８３１），字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７９３）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８０６）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元稹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屡屡上书论事，指摘时弊，或实地纠劾，惩治猾吏，也因此而多次遭贬，先后为江陵士曹参军、唐州从事、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末年回朝，历任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诰等，并于长庆二年升任宰相。因与裴度发生冲突，为相仅四个月即被罢为同州刺史。此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５３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有《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馀首。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他的“新题乐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元和四年（８０９），他读了李绅写的２０首“新题乐府”后，写下１２首和诗。李绅的原作今已无存，现只能从他的《悯农二首》等诗和元稹的和作来推测其面目了。元稹的和诗虽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五弦弹》借“弦”与“贤”的谐音，写任用贤才之事，《法曲》对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习俗表示不满„„”，但其中不少篇章却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很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８１８）的《连昌宫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 对此宫昔盛今衰的追述；后半借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 的大问题，最后归穴为“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题旨。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谕诗。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

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８００）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８０６），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８１０），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８１５），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他还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这种文学思想，从积极的一面看，可以促进文艺关注社会，反应现实，为民请命，对浮艳的形式主义文风有补偏救弊的意义；从消极的一面看，这种观点功利色彩过重，把诗看作纯然的社会政治工具，可能导致对艺术性的忽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应该是基于善的一面，也是由当时的现实和作者的思想所决定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述《元白诗分类》时，提及：“樂天与元九書乃元和十年十二月在江州司馬任內所作，而微之叙詩寄樂天書，據其中‘今年三十七矣’及‘昨行巴南道中’之語，知亦作于元和十年道通州以後。雖其作書之時與樂天此書約略相近，然微之既自言其詩分爲十體，共二十卷。乃年十六即貞元十年至年三十四，即元和七年之間之作。又言，‘元和七年以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則是微之寫定其成爲十體二十卷„„”，他把微之（即元稹）的诗分为㈠古讽，㈡乐讽，㈢古体，㈣新题乐府，㈤七言律师，㈥五言律师，㈦律讽，㈧悼亡，㈨五七言今体艳诗，㈩五七言古体艳诗十类。其中讽喻诗和白居易所提出的诗歌理论不谋而合，元白的讽喻诗对于针砭实事，呈现事实风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了坎坷多艰的命运。

元稹25岁（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订交①。在史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诗筒传韵的风雅趣事。其间，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二人诗筒往来，唱和甚富，酬唱频繁。所谓“诗筒”就是将诗放在竹筒内，以诗代书，往返传递，互致问候，互通章讯。白居易《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拣得琅琊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介绍了诗筒传韵的方式和内容，表达了他们喜欣、惺惺相惜的内心。

所谓唱和，就是你赠我酬，我唱你和。据古籍资料显示：元白通江时期(元和十年三月三十日至十四年三月十日)的唱和诗计79首。其中白居易42首(不包括其酬和元稹江陵时诗《放言五首》)，元截诗37首。在这些唱和诗中，元白对应唱和共有24个诗组，计诗81首(其中次韵相酬21个诗组，计诗55首)，仅有白氏寄赠而无元氏答酬的诗歌12首，元氏有寄赠诗而白氏无诗答酬者6首。就白居易来说，有元稹对应唱酬诗30首，另12首现存元集无元棋对应唱酬诗，就元稹来说，答酬白氏的诗篇31首(其中次韵相酬27首)，另有《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水上寄乐天》、《得乐天书》、《相忆泪》、《寄乐天》、《凭李忠州寄书乐天》6首寄赌，而白氏似无诗酬和。除诗歌外，俩人来往书信三件:即元和十年六月镇初到通州时有《叙诗寄乐天书》(对此白氏已有诗寄赠，元氏亦有诗回酬)，白居易十年十二月有《与元九书》(未见元棋酬答)，十二年四月十日有《与微之书》(元氏已有《得》诗酬答)。②

元稹、白居易在相识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后他们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所谓“通江唱和”，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即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回赠。这种次韵诗的创作难度是很大的，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搞得不好，就会顾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则可借此争奇斗胜，施展才情。诚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言：“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锻炼了诗人的智慧、技巧，丰富了诗歌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因过于重视形式技巧，诗人的真情实感反被冲淡乃至淹没。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怀酬答的短篇小诗来得更为真挚耐读，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元稹《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

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

元、白这类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在当时流传颇广，以至“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这里的“元和诗”，实即元稹在其他场合提到的“元和体”。“元和体” 除了上述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包括元稹的艳体诗。

白居易赞元之艳体诗： “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放言五首〉序》）“词飘朱槛底，韵坠绿江前。” “寸截金为句，双雕玉作联。” “收将白云丽，夺尽碧云妍。” “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酬微之》）。

陈寅烙《元白诗笺证稿》也称：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刘禹锡赞元稹诗章有如“锦绣堆”，“文章似锦气如虹”；白居易对元稹诗章倍加推崇，“句句妍辞缀色丝”；韦縠说“词丽而春色斗美”，元诗美丽的词句艳如五彩斑斓的春天；李恒赞元稹词美可比谢灵运、鲍照；南丰先生、曾巩（子固）说元稹诗“富艳”；宋洪迈说元诗有“丽句”。由此可见，元诗辞藻的优美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的。

又如晚唐皮日休在《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佑》（《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一文中所赞：

“余常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喻，谓之闲适。即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辨，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元白之间友谊深厚，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也有着明显的表现。《与》里面不停地提及“微之微之”（微之是元稹的表字），大概数一下，他写几段就提到一两声微之，一共有七次。还有两次“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两人相互间写的诗很多，传达出很深的感情。白居易之感情尤甚，如，白居易有首寄元稹的诗：“计君食宿程,已过商山北„„ 晓来梦见君，应是君相忆。梦中握君手，问君意何如？君言苦相忆，无人可寄书。觉来未及说，叩门声冬冬。言是商州使，送君书一封。枕上忽惊起，颠倒著衣裳。”

如此缠绵悱恻，分别后一直还在惦记着元稹的食宿，思忖着他应该到哪儿了，梦见元稹，就觉得一定是元稹在想自己，“梦中握君手，问君意何如？君言苦相忆，无人可寄书”这四句显示出小儿女情怀，闻到人说元稹的信来了，睡在床上的白居易一激动，马上爬起来，衣服都穿倒了。元稹去世十年，白居易七十岁了，还想着他，为他写诗。一次遇见元稹的故人卢贞，看到他写得诗有很多是给元稹的，于是“相看掩泪情难说”。此情此景可见一斑。

相比白居易的直率热烈，元稹就显得含蓄委婉：

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胜情，低回拂帘幕。

叶新阴影细，露重枝条弱。夜久春恨多，风清暗香薄。

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暌违，非言官好恶。

奏书金銮殿，步屣青龙阁。我在山馆中，满地桐花落。

元稹承认自己不如白居易，他说“小生自审不能过之”，也找到了原因。因为自己写诗时总是瞻前顾后、小心谨慎、不敢得罪人、不敢直抒胸臆，因此养成了写诗含蓄曲折的习惯，很多诗结构松散，词旨隐晦。而白居易我行我素，不怕权贵发怒，任凭亲朋笑话，人们拿他没办法，叫他“狂男儿”，所以他写诗也很爽快，不会让人看不懂。所以，元稹虽然做不到白居易那样，心里却很向往，很羡慕。白居易也觉得元稹很好，是真正理解自己的心的人。

正如白居易的《赠元稹》一诗所云：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

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

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

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

之子异于是，久要誓不谖。

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

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

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

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

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到“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元白两人之间的友谊之真切深厚，可谓是不言而喻了。

笔者概述：

由元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元白自订交至唱和交游，友谊逐渐深厚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元白关系之以下结论：

①元白交游的情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次长安时期（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别离时期（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长安时期（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第二次别离时期（长安二年～大和五年）。

②元稹和白居易开创了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并共同提倡“新乐府”，被世人称为“元白”。他们的酬唱作品也在当时广为流传，谓为“元和体”。

③元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同因写实和讽喻诗被贬谪，另一方面，他们的诗注重音律，一唱一合，成为流行的诗歌题材，元白的缠绵悱恻之诗，表现了儿女情长，又具有强烈的艺术特色。这反映了他们内心都具有的矛盾的两面——细腻的情感和顽强的抗争。

④元白在唱和中碰撞出了诗歌理论的火花，《与元九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系统的表达了白居易“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诗歌主张。

⑤元稹在白居易的支持和鼓励下，抒写出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真挚感情，对后代文学史之离别诗，影响尤甚。

⑥元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等，启发了白居易创作新乐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