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中国文化中的法家文化的析论
关于中国文化中的法家文化的析论
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的思想者，他们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寻找救国的良策，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因为见解不同，形成众多的流派，其中的一派的政治主张就是以法律的形式来治理国家，从而达到强盛。这类人后世称为法家。
1.春秋法家
关于法家的由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萌芽的暂不可考，但是像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都实行了相当一部分的封建化改革，他们的思想的确为后世的法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还有郑国的子产，他在公元前536年“铸刑书”，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这应该算是中国第一部成文法。他提出“宽猛相济”的政治思想，即主张礼法并用。算是正式提出了法治的思想。这些人都可以算作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子产等人还是没有脱离周王朝以礼治国的思想核心，而真正的“法治”执行者应该要算到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
2.战国法家
在战国时期，法家可以分成齐国法家和秦晋法家，齐国的法家似乎是延续子产等人的”礼法并用“的思想，主张先德后法，代表作是托名管仲的《管子》，而秦晋法家则主张严刑峻法，排斥礼仪教化和道德治理，把法律作为唯一的统治工具，在各国进行变法，富国强兵，力并天下。而同时秦晋法家又分成三种流派，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主张“法”的流派，另外的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治”，和以慎到为首的“势治”流派。但是不管是哪种流派，都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坚持以法治国。这也是将他们都划分为法家的标尺。
3.秦晋法家的代表人物和其政治思想
由于秦晋法家在历史上的贡献最大，他们取得的成功也最大，所以一般将他们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士子的活动主要是以变法的形式展开的，而并不像其他诸子百家那样通过游说来或辩论来体现自己的主张。可以说，法家士子是诸子百家中最具有实干精神的群体。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是李悝，他任魏文侯丞相期间，提倡“尽地力之教”，以农业生产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其所著的《法经》是中国古代第一步比较完整的法典。最终魏国在他的变法下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
而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他的主张是打破旧贵族的世袭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由于种种原因，吴起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被反扑的旧贵族势力所杀。
后来的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军功爵，郡县制，严刑峻法。他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封建化的主张和措施并贯彻实行，是的商鞅变法成为战国时期最深彻的一次变法。
申不害重“术”，他提倡君主在坚持法制的前提下，要学会以术治国，君主的个人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他的这种学说体现了专制独裁的思想。
慎到的“势治”则把君主的权势看做行法的力量。
韩非是集秦晋法家之大成者，将“法术势”三家合一，又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将法家的理论系统化。
4.法家的兴起的因素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时期，政治上的表现是有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经济上的表现是有土地国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体现经济，法家代表的就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主张土地私有制，主张君主专制，主张废除旧贵族的特殊利益的种种主张无不是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推动各国进行封建化变法的做法更是使得他们的学说炙手可热。这是法家得以兴起的社会因素。而我认为他们的实用主义也是法家士子得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能够得到各国国君重用的因素之一。法家重视的是利益，忽视礼仪道德，在那个争霸的时代最容易得到各国国君的青睐。而像孟子那样满口仁义道德的夫子并不能像法家那样给国家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自然不会有人去理睬。
5.法家文化的历史意义
法家的法治理论对春秋战国之际进行的封建化改革，甚至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经过深彻变法的秦国最终在战国后期得以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西汉的董仲舒吸收了法家的思想，并将其糅合如其新儒学体系中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一部分。法家文化一直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在今天的法治社会中，我们更应该吸取中国文化中的法治成分，毕竟他是最符合中国人的特性和习性。
6.我关于法家适用于今日的一点看法
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关注的法家主要应该是商鞅，因为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都只是为封建君主服务的，他们的方法都只能是有利于一时，但是却不能适用于万世，只能适用于封建社会，而不能适用于现而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商鞅的“法”的学说才更大层面上发展了法律的观念。比如关于法律的平等性的问题，上至一国太子，下至庶民百姓都需要遵守法律，这种思想在那个社会是何等的先进，对当今社会不也是适用的吗？其实商君的论述中有些言论过于偏激和囿于历史，但是更多的体现的则是关于法律的本质的追索，是老子所说的“道”。
第二篇：幸福观论析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论析
闵 绪 国
幸福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当前，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以指导我们的工作生活和人生走向。
一、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幸福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是现实的创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身幸福的创造者，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第一，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历史，也是劳动发展的历史。劳动使人站立起来，使人独立于自然界。同时，劳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需要，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儿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580）
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在劳动中产生，也在劳动中发展。人不仅是劳动的主体，也是劳动的积极成果。在劳动中，人不仅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而且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产生了新的需要，产生了进一步追求幸福的动力。正是在劳动中，人才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才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7）
第三，劳动超越了有限生命，使人的生命得以延伸。诚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有些人的劳动成果却使其在逝去数千年后，仍为后人所铭记。今天，我们在讨论幸福时，就不能不回溯两千年，去汲取孔子、亚里士多德等贤哲的智慧。这是因为人具有能动性、创造性，除了现实地关切当下，也对未来满怀眷顾，能在当下创造未来，使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当然，并不是任何条件下的劳动都能产生幸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使劳动与享受相分离，不仅不是幸福的源泉，反而成为压迫劳动者的手段。“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3）劳动异化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为人们实现幸福开辟了广阔前景。我们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幸福。正如雷锋所言：“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罗国杰主编:《中国革命道德:理论卷》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P242）
二、道德是幸福的前提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56）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人的主体性追求，对幸福的实现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把握人生方向。道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科学精神的方式、艺术精神的方式、宗教精神的方式和实践精神的方式。道德以实践精神来把握世界。它以善恶评价为主要手段，以应当与不应当为尺度，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人生最理想，什么样的品质最高尚，应该如何完善人格和提升人生境界，从而使人生更充实、更圆满、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第二，协调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道德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手段，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一个道德的人，是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人，能获得他人和社会更多的赞誉和支持，这有助于获得幸福；反之，一个不道德的人，势必人人唾骂、处处碰壁、事事难成，难以获得幸福。
第三，合理控制欲望。适度的欲望有利于幸福的实现，因为欲望是一种重要的驱动力。但是，过多、过强的欲望会阻碍幸福的实现，甚至导致不幸。马克思主义承认欲望存在的客观性，但更强调人的社会性，主张把欲望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4）道德是对人的尊严、理性和本质的确认，是合理控制欲望的重要手段。人们为了有尊严地生活，会自觉地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
第四，提供精神动力。道德作为实践精神，具有鲜明的理想性，体现着主体对“应当”的追求。它立足于现实，展示完美的理想人格，激励人们为此而努力奋斗；它褒扬真善美、贬抑假恶丑，激发人们道德上的认同感、成就感和尊严感，促使人们“期善从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从而不断自我完善。
道德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应然状态，体现了人对自身完整性的追求，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高尚的道德给人以深刻而持久的满足，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因此，追求幸福应当与完善道德结合起来，以高尚的道德实现幸福人生。当然，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最大多数人实现幸福。
三、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结合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结合。
幸福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首先，抛开生存条件谈幸福是不现实的。很难想象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日处于死亡威胁中的人，会感到幸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78—79）其次，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影响精神需要的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6）再次，物质需要的尽可能满足，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我们不能说物质条件优越，就一定幸福；物质条件不优越，就一定不幸福。但是，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确实难以获得幸福。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在科学研究中有重大突破，可能是他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他连基本的实验设备都没有，幸福从何而来?因此，我们要反对那种轻视、甚至否定物质需要的幸福观。凡是正当的、合理的物质需要，都应得到尊重。正如恩格斯所言：‚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239）
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幸福，同时又强调精神幸福。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6）人与动物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人的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意义。他从末停止过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探求，他渴望不断地超越自然属性的束缚，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和理想境界的实现。（赵甲明：《怎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实际上，因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但精神幸福则为人类所独享；而且，物质幸福是初级的、短暂的，精神幸福才是深刻的、持久的。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表明，物质因素对幸福的作用，也受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当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时，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幸福，相反，自由和真情之类的精神需求会比以前更加突出。（苗元江：《影响幸福感的诸 因素》，《社会》2004年第4期）这表明，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幸福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不断超越的幸福追求中，物质幸福仅是低层次的幸福；当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幸福。因此，我们应当追求一种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又超越物欲的持久的精神幸福。这种精神幸福，理所当然地包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因为追求远大理想是精神需要的核心。
四、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往往看不到人的社会性，把人仅仅看作个体，甚至‚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2）。这不仅不利于个人幸福的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强调，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以往幸福观的显著区别。
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和实现形式，包含着人的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社会条件。任何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都必然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联系。即便是最孤立的个人活动，也不能脱离社会关系，不能脱离为其创造条件的社会文化背景。荒岛上的鲁滨逊能够生存下来，并重返人类社会，这也得益于他此前的社会文化积淀。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说明：‚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2—123）。今天，随着社会发展，分工越来越精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幸福的实现，也就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进步和共同体的发展。（葛晨虹：《哲学视野中的幸福理念》，《人民论坛》2005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幸福不仅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而且，只有为社会谋求幸福，才是最高意义的幸福。个人需要、目标的满足与实现，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幸福；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谋求幸福，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才是无产阶级的幸福，才是共产党人的幸福。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就体现出了这种崇高的幸福观。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方志敏烈士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罗国杰主编:《中国革命道德:理论卷》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P250）这种共产党人的幸福观远远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幸福。
五、追求幸福人生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我们追求幸福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南。那么，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人生呢? 1.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道德是幸福的前提，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社会形式，是激励人们不断奋进以实现人生圆满的巨大力量。因此，追求幸福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众所周知，道德修养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因而，我们首先要加强学习，掌握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特别是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其次，要坚持内省自讼、克己自律，并在‚隐蔽‛处下工夫，坚持‚慎独‛，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再次，在生活中要自觉践行道德，在锤炼自我道德品质的同时改善社会风气。
2.坚决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幸福观。
享乐主义幸福观主张人生目的在于追求当下的感官快乐，认为‚幸福就是酒、美女和歌唱‛。追求快乐无可厚非，快乐是幸福的表征。幸福的生活一定是快乐的生活，不快乐肯定不幸福，但是，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有的快乐不仅无益于幸福，反而会损害幸福，如吸毒产生的快乐。幸福范畴内的快乐应是有利于人和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快乐。我们要正确认识快乐，要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幸福。
拜金主义幸福观坚持‚金钱至上‛，把尽可能地拥有金钱视为人生至高幸福。这是剥削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幸福观。现实表明，这种幸福观不仅不能带来幸福，反而会使人陷入不幸。一方面，可能使人走上败坏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可能把人变成金钱的奴隶，变成‚葛朗台‛。利己主义幸福观把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幸福割裂开来，甚至以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来谋取个人幸福，是必须唾弃的。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幸福观，而且要自觉地将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统一起来，为社会幸福而奋斗终生。
3.正确认识和对待不幸。幸福与不幸总是相伴而生。当面对不幸时，我们是就此沉沦，任由命运摆布，还是扼住命运的喉咙，直面不幸之痛苦?对待不幸的态度不同，结果也不同。留下《过秦论》的贾谊可谓才华横溢，二十来岁就深受汉文帝赏识，但他受诬陷而失去文帝信任后，终日郁郁寡欢，三十二岁就郁愤而死。司马迁则是直面不幸的榜样，在遭受宫刑后，仍然发奋著史，为后世留下千秋名著——《史记》。可见，幸福与不幸总是相对的。不幸给人带来痛苦，使人备受磨难，但是，它又可以磨炼意志，丰富阅历，激励人们从逆境中奋起。绝对的不幸是身处逆境而无动于衷。我们只有直面不幸，在痛苦中磨砺，在抗争中奋起，才能在不幸中求得幸福，才能在不圆满中求得圆满。这才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总之，幸福观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它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我们应当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增进社会幸福的过程中实现幸福人生。
（选自2010年第2期《高教理论战线》，作者单位为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
第三篇：论中国文化软实力
论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文摘要；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文化以其独特的影响力成为国家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之一。面对时代的变化，中国应当发挥自身优势，扩充文化实力，增强国际影响力。
关键字：中国文化软实力国际影响地位实力
正文
中国近些年认识到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在推广文化软实力方面大力支持。从巨星成龙、姚明、章子怡等在国外宣传中国形象到着手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杂技表演、书法国画展览，踩高跷、太极拳等等。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同时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国内，很多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崇外媚洋的思维，周围人会说几句英语就对他刮目相看：喜欢韩星，爱看国外电影，使得中国电影一度失音。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比较腐败，人权自由相当不如他国，人们对于自己国家比较不自信，将自己的眼观更多的放在国外。而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拆除古老建筑，不注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使得中国文化大量流失。目前中国高楼大夏一座座拔起，而代表中国文化的建筑却无声的消失了。从历史上来看。在发动了所谓的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逐渐唾弃。新中国成立后，又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阶段，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尤为严重。由于长期对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的轻视，使中国人普遍存在文化上的精神空缺及文化满足上的空虚。恰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那种多样性及多彩性，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所以普遍被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所接受，并迅速扩展开来。
政府应
提高文化安全度，保护文化知识产权进一步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以及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价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一方面，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文化含量，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另一方面，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文化产业展现了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通过世博会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规范外资引进和文化产品进口，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大力开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教育工作，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做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入耳入脑、深入人心的工作，并以此带动社会道德规范、法制规范和行为规范建设，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对外文化宣传。
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地位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一是综合国力.二是外部世界。综合国力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外部世界是影响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中国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海外华人网络和海外华文媒体提高自身软实力，加大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抓好发展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抵御外来文化入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四篇：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作者：大龙
[作者按：本文原是系列连载《大棋局：美国、伊朗与世界局势－兼论中美博弈》中的一节，因其有一定的独立性，故在此单独成文。]
人类现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对西方、对世界了解得更多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是落后了，而且挨打了，因此我们得出“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结论。所以我们现在也一直在补课，补经济发展，补科学、民主的课。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我们努力融入全球体系中的时候，我们却对中国自己，尤其对中国自己的文化，越来越不认识了。所以，我们有必要来谈谈中国文化，我们谈它，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
有人可能觉得中国文化是很空泛的东西，其实，它是很具体的。具体到武术、医药、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诗词、京剧、昆曲、品茶、饮食、赏石、养鱼、陶瓷、微雕、剪纸、灯笼、对联、谜语等等，这些都能见出中国文化，见出中国文化的神韵来。但是，如果要问：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神韵、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清、说准。当然，在谈论中国文化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文化”？
有一个词也被经常提到，那就是“文明”。有人可能觉得“文化”就是“文明”。其实，“文明”和“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根本不能混为一谈的。“文明”是凝固的东西，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结果；它一定是离散的，一定是历史的。它是人创造的，但作为一种结果，它和“人”本身是分离的，是“死”的。“文化”则与此不同，文化一定是“活”的，是和人融为一体的。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可以高于生活成为艺术，但这本身也是生活。“艺术品”可以成为“文明”，成为一种结果而凝固，但艺术本身则是“文化”。
“凝固”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文明，但不能用来形容文化。文化可以被保存、被发展、被延续，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文化的积淀”，“文化的传承”这样的词语。“文明”可以一直遗留在那里，就像金字塔；但文化不能这样，文化必须是活的，必须是发展的，必须由承载这种文化的民族不断延续下去，否则，它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所以，本文不是谈文明的，也不谈中国文明。所以我们也就不会谈中国的长城，不谈兵马俑，不谈那些作为文明而凝固的东西。当然，文化对文明有推动作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只会在谈到文化对文明的推动作用的时候，才会提及“文明”。但除此之外，我们不再谈及文明，而文明这个课题也是很大的。
文化是作为一种民族的共性和区域的差异性而存在的，它一定是活的。文化有它的内涵，也有它的外延即形式。其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哪怕谈其中某一个形式中某一个小的方面，都需要花一部很厚的书或者多卷书才能勉强谈好，所以，本文主要谈文化的内涵，谈中国文化的实质。但这毕竟太抽象，所以我还会简单提及一些文化的形式，以便对中国文化内涵加以阐发。
另外，文化也不是哲学，但两者有一定联系。因为文化特性会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会影响到这个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反过来，哲学观念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本文会谈一点中国哲学的东西，但不会谈太多。我们主要还是谈文化，谈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不仅有神韵，而且很神秘。因为很多与中国文化有关的问题很难解答，许多学者也一直为此困惑不已。这里开列几个比较大的或者普遍的问题：
－中国文化5000没有断过。而世界上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其文化均已不复存在了。埃及除了遗留下金字塔，再也看不到古埃及的痕迹了；印度在雅利安人入侵后，原有的文化也随之消
亡了；古巴比伦更是除了两座河流，没有遗留下任何东西。而唯有中国的文化绵延不绝，至今依然。这是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屡遭外敌入侵。元朝和清朝的中国是被少数民族征服的中国，确切的说，是被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征服的中国。但是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却以自身的渊源宏大吸引了这些征服者，使他们自愿被同化，自愿融入中华文化。没有中国文化的深刻和坚持，中国恐怕早就不存在了；中国文化如果缺乏它的生命力，也不可能吸纳征服者，延续五千年。那么，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超强的同化能力和生命力？
－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但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产生？为什么中国高端制造业不发达，但手工业却很发达？我们的前辈努力了200多年，从李鸿章开始就在努力实现制造业的现代化，我们从五四运动就引入了科学精神，我们改革开放也已经有将近30年，我们也在全力以赴、全心追赶，但我们今天的轿车制造水平还落后于韩国，落后于美国，落后于日本，更落后于德国。这又是为什么？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工作态度、性情、意念何以具有明哲保身、无动于衷、知足常乐、小富即安、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抑或具有隐士风度、游侠气质、阿Q精神，所有这些今天仍然活泼泼的存在着，这又是为什么？
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说清楚，我们就会觉得很迷茫，我们对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形势就不会清楚，应对世界文化形势也无从把握。如果对中国文化的价值不明了，对它的信仰也会动摇，对它作用的发挥信心就不足。因为对它迷惑，中华民族的身心就不能落定，许多中国人正处于心神不定的状态，这与文化的迷糊有关。
所以，我们要谈中国文化，就要谈它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哪怕只谈它的一个很小的方面，也需要一本书甚至多卷书的篇幅。所以，我们先来谈谈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然后我们再来追根溯源，看看这些特征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脉络，从这里，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到中国人思维的渊源。我们也因此能顺利的回答前面的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
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 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可以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而且，就教义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庞大和复杂，恐怕世间再没有其他宗教能够与佛教相提并论了。佛教经书卷迭浩繁，达几千卷之多，一个人穷其一生恐怕也是难以阅尽。印度的瑜珈也是非常有名的，和今天很多人所练习的瑜珈不同，印度最早的瑜珈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一直与任何宗教信义或伦理保持分离状态，其目的是使身体和精神之间完美平衡的发展，而冥想和苦修是其主要的形式。瑜珈也可看作是一种信仰，只不过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对人自身的最终极潜能的追求。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我们这样分类，并不是说，西方人只有生理上的需求，而没有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印度人只有精神上的需求；或者说中国人只有心理上的需求。而只是在表明，这三种族群，他们在各自方面的所侧重的追求和需要；也是在表明，他们的文化在各自方面所达到的极致。物性的文化必然会在（自然）科学方面会有重大的发展。因为科学是脱离人的情感和信仰而存在的。解释冰冷的物质世界正是科学的追求，也是科学的必需。严密的形式化的逻辑学以及公理和定理系统也诞生于西方，因为这是表达物质世界所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得以诞生的手段上的基础条件。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在“物性”方面的坚持和追求，就不难解释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方诞生了。
中国的性情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无法最早诞生公理和定理系统，因为中国人对表达性情的需求大大掩盖了表达物质世界的需求。中国古代也有四大发明，有人统计过，在清代以前的20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明一直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没有一个发明是基于公理和定理系统而来的。这种抽象的物性的表达方式，似乎在根本上就和中国人的性情的表达方式相冲突。性情的表达方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内在的，又是外化的。中国人的发明大多是根据观察和经验而来，而观察是性情的基本的外化的表达手段。中国人性情是如此精致，中国人的观察能力也就变得非常精妙。因此，在天文、历法、中医学上的高度成就以及在一些科学发明上取得成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中国就此止住了，它的性情化决定了不会再对物质进行解剖、分析以及归纳和推理。在中国人眼里，外部的事物是一个整体，花就是一株花，树就是一颗树，中国人不习惯把这些事物再进行分解，因为这样就没有任何美感了。中医也是从整体上考察人体的，它是一门精致的“系统论”的学问，它把人体分为少数的几个部分－五脏六腑，这些部分紧密相关，通过中国人特有的“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而互相联系起来。因此，中国不大可能诞生出解剖学来，而解剖学是现代西方医学的基石。因此，中国没有诞生抽象的逻辑系统以及公理系统，从文化的根源来讲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
第五篇：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简析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建设
一、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意义
(一)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内涵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就其本质而言，国际政治的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其无形的力量变的更加重要”，全球权力的强制性因素在减少，软性因素在逐步增加。最早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去·奈。他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己欲达到的目的的能力。软实力包含三方面内容，即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软实力的运用，则表现为通过自己的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者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影响他人决定自身的偏好。在软实力三个方面中，文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奈认为，文化是“一种相对廉价和有用的软实力资源”，软实力中的文化要素指的是一国的文化内容对他国形成吸引力，使得他国自愿效仿、学习、追随，从而对他国的国家政权产生影响。文化要成为软实力必须要同化他国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强大的说服能力、渗透能力，以有利于本国国家目标和国家利益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意义
虽然文化在软实力化时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化本身及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性，使得“文化的很多作用或多或少脱离于政府的控
制之外”，“倾向于对外部世界产生漫射性作用，并不容易控制以获得特定结果”，但是文化软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本身虽然无法像物质性资源一样为我们用肉眼所见，但是文化的作用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文化因素可以作用于人，从而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文化软实力作为软实力的一种重要形态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己经成为国际力量平衡对比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极为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认清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将文化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对外战略层面，对于国家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评析
(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因素也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截至2005年，中国接受的海外留学人员己达到884315人。到2006年底，中国己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其中在46个国家设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学堂，增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中国正面国家形象的树立做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17日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依据2005年世界各国的各项指标数据，认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指数己跻身全球第7位，排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之后。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软实力已得到
了很大程度的增强。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扬不足，优良传统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只有在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发掘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之处，才能形成国家强大的软实力。其次发扬中国文化离不开现代化的传播途径，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传播途径意义重大。近代以来，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发展史，文化软实力建设起步晚，文化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相对于美国美联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和俄罗斯俄塔社，中国新华社的世界话语权相对不足:中国的电影等传媒产业发展也不健全，中国文化的现代传媒手段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构想
第一，提升文化凝聚力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路径。民族凝聚力是文化软实力中最核心的东西。民族文化可以依附于语言和其他载体，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以协调、整合各行为主体的力量，从而形成和强化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对综合国力的发挥至关重要。
第二，增强文化创新力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因素。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新。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所
以处于劣势，固然有其经济落后等方面的原因，但文化创新能力不强也是制约其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民族文化中有许多精华，在软实力竞争中具有较强的优势，是我们提升软实力开发不尽的宝藏。但是在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下，中华民族文化却面临着被侵蚀和渗透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把增强文化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第三，扩大文化传播力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前提条件。文化产品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最主要载体，它内在地蕴涵着生产者的思想和观念。因此，文化产品的流通输出同时也就是文化观念的传播辐射。事实证明，文化产品输出大国，无一例外都拥有发达的文化产业，以及较高的文化认同度和文化吸引力、影响力。美国在这方面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严重赤字和入超，则说明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以及对世界的影响力，和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与魅力相差甚远。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的物化和有效载体，我国要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鼓励和孵化文化产业方面的经验和成功案例，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使之能在全球文化产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总之，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文化力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本体现。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在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大力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抢占文化制高点，切实增强文化安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使文化成为锻造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族创造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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