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中期儒家思想的法家化(正本)

第一篇：论西汉中期儒家思想的法家化(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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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汉中期儒家思想的法家化

朱洪波

（陕西理工学院 经济与法学学院 法学专业051班 陕西 汉中 723001）

指导老师：胡瀚

[摘要]: 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以“三代之治”为其精神源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不适应以法家学说建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在汉初儒生通过对儒家思想进行法家化的改造，“援法入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并提出“三纲”、“德主刑辅”的思想，实现了法律思想的转变，从而完成了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契合。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中国社会思想舞台的中心，并对中国政治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

法家

君臣关系

德主刑辅

三纲

儒家思想自孔子立，后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结构逐渐完善和丰富，然而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以“礼”作为社会行为规范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鼓吹君主专制，严格君臣上下之分，严刑峻法，严厉打击各项犯罪的法家学说受到秦朝统治者的青睐，而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的重创。然而历史的来看，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无德惟刑或无刑惟德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安与统治的失败。秦二世而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法家思想的失败。于是，继秦之后的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一直试图将儒家的“德”和法家的“刑”熔为一炉，以便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武帝时期，董仲舒远承孔孟，近取荀子，兼收阴阳五行及某些神权思想因素，以法家精神改造儒学,从而实现了儒学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使儒家熔伦理和法律为一炉，一方面赋予主要的伦理原则以法律的性质和效力，另一方面强调法律为维护伦理原则服务，使伦理驾于法律之上，并成为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此时，以儒学为表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正式确立，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近两千年，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当今国人。

本文将着重分析董仲舒以法家精神改造孔孟法律思想及法家化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历史进程的影响，理性认识儒家思想法家化的意义及其对传统法制的影响。

一、先秦儒家思想基本内容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这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儒家思想法家化的背景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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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儒家思想法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所以，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儒家思想法家化的政治原因

秦重用商鞅实现富国强兵，重法家学说而实现一统。秦统一后便以法家学说为理论支撑，建立以皇帝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一时期秦起用法家的“别黑白而定一尊”[1],臣民思想“一体化”的主张，欲以统一的思想来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推行文化专制，对先秦以来除法家的百家之学实行全面禁绝。而儒学因其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儒者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2]的“议政”精神，更是难逃厄运。儒学经“焚书”、“坑儒”，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扼杀，发展之路尽绝。秦将法家之学放置于“一统”的地位，同时更将法家之术推向极端，“以力服人”，以刑杀镇压，任刑滥杀，终因暴政致二世而亡。

汉为避秦因暴政而致命途短祚之覆辙，抛弃了法家学说，亦否定了文化专制的政策。虽汉初统治者推行黄老之学，儒学仍被拒之于门外，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儒学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汉承秦制”，法家之学虽被抛弃，但依托法家学说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却被继承了下来，此时汉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模式就缺失了理论支援。同时就汉初统治者来说，当时诸种学说多元化发展，也不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维护，亦需要一个可以被定于“一尊”的思想，以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这就为儒学复兴提供了契机，并为其发展提供了方向，即汉儒要对先秦儒学进行“法家化”的改造。

三、儒家思想法家化的具体表现

汉继承了秦时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但因否定了法家学说，从而使君主专制制度在合法性产生了先天不足——缺乏意识形态的解释和辩护。而“约法省禁”的法制指导思想更无法应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因此汉初统治者亟需在学理上弥补合法性上的缺陷，也更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作为统治思想。儒学要复兴甚至获得“一尊”的地位，必须填补因法家思想被抛弃所造成的理论缺位。法家化就成为儒学转变其法律思想的必然的路径选择。

1.儒学君臣观的法家化——从相对到绝对

君主专制制度当中皇帝是核心，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这一政治系统稳定的关键就是要保证皇帝的权威。“尊君卑臣”是维系以皇帝为核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这种绝对的君臣观是法家提出的。汉初儒家思想的法家化首先就表现在君臣观念的根本转变，由先秦儒家相对的君臣观转为绝对化的君臣观——尊君卑臣。

在先秦儒家系统中，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但“道”高于“政”却是儒家坚持的基本原则。孔子的理想是“帝王师”[3]，孟子的“民贵君轻”[4]论，都是对君主的一种限制。荀子的“从道不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5]则进一步表明了先秦儒学的最高政治理念。在先秦儒家看来，君臣关系以“义”合，“内圣外王”既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又是儒家对君王的一种资格诉求。君臣关系在先秦儒学中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法家则是主张“尊君卑臣”的，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乃“天下之常道”[6]反对把君臣关系解释为相对性的。汉儒为与君主专制联姻，抛弃了孟子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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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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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与先秦儒家诸子倡导的伦理观相悖，反而其“三纲”说无论在关系的形式认同还是精神本质，都与法家的相同——维护绝对的政治、社会秩序。“三纲”说的提出表明汉儒为迎合君主专制制度，对先秦儒学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进行法家化的改造。当然这种改造并不是赤裸裸地移植法家之学，而是假借“春秋之义”而已。

3.法制指导思想的法家化——德主刑辅 法家主张“法治”，从根本上否认仁义道德的价值，认为它并不足以止乱，对国家的治理也无益处。只有维持法律秩序，才能以最准确的程序、最有效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法家主张的主要手段是“刑”，甚至是重刑。在他们看来，只有重刑才能使人畏惧慑服，不敢以身试法。为此，提出了“轻罪重刑”的主张，认为“重罪轻刑”会纵容作恶，使民为奸，即使刑之轻重与罪之大小相当，重罪重刑，仍然无益于治，不能止奸，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息暴，只有“以刑去刑”才能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正如商鞅所言：“国以治奸民之法治良民，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诚然，秦的覆灭证明纯粹的“法治”非成功的治国之道，然而政治秩序的维护“刑”则是必需的。因此儒学要真正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必须将刑纳入其“德治”的治国之道当中。

孔孟反对“法治”，主张“德治”，所谓“德治”，即为政以德，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认为道德教化人民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易行的。其“德治”的内容，主要是实行德政、推行德教。德政亦是“仁政”，包括“省刑罚、薄赋敛”等内容。孔子认为在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的同时，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辅之以“刑”，这就是宽猛相济。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在道德教化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于刑罚。所以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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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社会层面。或者说，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以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制度作为基础，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正是由儒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引申而来。从家法与国法，家族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联系中，可以看出家族之为政治、法律的单位，国家之政治组织无非是这些单位的联合而已，每一个家族能维持其政治秩序并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这便是礼法之治的社会基础和组织保障。

可以说，从董仲舒起，以后的儒家法律思想，已经再也不是孔子和孟子学说的原本状态，而是儒法两家法律观点的混合物。正是由于法家的政治主张已为儒学所融汇，所以从董仲舒而后，法家就再也没有作为一个与儒家相对立的独立的学派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而儒学却在皇权的权威、道德原则及治国之道上都为君主专制制度的提供有力的、系统的解释和辩护。汉武时被定于“一尊”，获得了制度化的地位，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支撑。成为帝王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合法性的不可动摇的制度化的价值系统，两千余年而无所改变。

参考文献

[1]《史记••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2]《史记•太史公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3]《论语•学而》.中华书局1999年版.[4]《孟子•尽心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5]《荀子•臣道》.中华书局1998年版.[6]、[11]、[12]《韩非子•忠孝》.中华书局2007年版.[7]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368.[8]《史记•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9]《论语•先进》.中华书局2006年版.[10]《孟子•万章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13]《论语•颜渊》.中华书局2006年版.[14]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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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id-Western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uthor:Zhu Hongbo(Grade05,class1,major law, Economy an law School,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723000,Shaanxi)

Tutor: Hu Han

Abstract: Pre-Qin Confucian ideology is based on the law “rule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spirit of its source, with the color of idealism does not adapt to the established doctrine of absolute monarchy Legalists system.However, in the early Han Confucian scholars conducted by Legalists of transformation, “to aid law-ru”, the Jun-chen Legalists accepted concept, and the “sangang”, “Des Voeux principal punishments,” the idea,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egal thinking of change, thus completing the feudal autocratic monarchy and the fit.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 a long time to occupy the center stage of social thought, and China's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have a profound impact.Key words: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Han rule of law Sangangwuchang Des Voeux principal punishments

第二篇：试论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试论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姓名：王凤丽 学号：2011416060 院系：印刷学院 专业：印刷工程

【摘要】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法家思想，儒家思想，进步意义，正面影响，负面影响。

关于法家思想

一、法家思想的产生和主要代表人物

法家吸取五行文化和八卦文化的民生主义原则和辩证思维精神，并综合了儒道两家的文化思想和谋略思想，逐渐自成一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2、“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三、法家思想的正面影响

1、法家主张“法与时移”，因此外国的立法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来及时地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同时，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执法。

2、法家主张“上法而不上贤”，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要达到“刑无等级”的目的。虽然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暴政”的标志，但当时法家崇尚法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有严格，公正的司法做保证，否则法律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法律既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或者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四、法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1、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不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有其滞后性。如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也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这一纯功利的刻薄寡情主义，曾迅速导致了秦亡。

2、法自君出，实行“独断”，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他们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中，臣下不得行使，从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事实上，历史上众多的朝代都是因为这一因素而最终导致灭亡。独断专行，并不利于皇权的长治久安。

3、“强国弱民”，在根本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主张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活时，他们就不会再等待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到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

总之，法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让国家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被吞并。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法家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法家思想对后世政治的影响，既有它强大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糠。积极完善我国现代化法制建设。

关于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 3 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对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它所注重的首先是个人内心品德的自我修养，然后实现社会理想，个人和社会不是分离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这与今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有相似性。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怎样做好社会教化，实现“外王”的王道主张，基于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修身养性、社会道德的准则和标准。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从而实现封建社会的统治目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孟子曰：“民贵君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仍然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人本”“人贵”，尽管其目的和含义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差别和不同，但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儒家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这种人的理念早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几个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先进思想，儒家思想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广泛传播正是基于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先进性，这种思想获得了欧洲思想家们的欢喜和重视，成为一种冲击旧制度的法宝，因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在于人要有“仁”和“义”。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百事义为先，舍生取义。以“仁”和“义”为支撑的“人本主义”观念使儒家思想更具内涵，更有生机和活力，从而在社会中得以推及并产生积极作用。

2、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国家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很难发展进步，即使在封建社会，统一不仅是君王的的理想，同样也是在小农社会的背景下黎民百姓的共同期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保证经济上的发展，诸侯争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在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统一”和“分裂”是一个长期的话题，纵观历史，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这就印证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虽经历不同王朝的更替，但其国家一统、民泰国安始终是一种共同的追求。

3、儒家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 “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很难相信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具有这种非常眼光，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孔子这种教育思想的开天辟地引导了后世教育在下层社会中的逐渐推广，时至今日，这种教育教学理念还在学校开展，这种思想促进了现代社会对创新型、实践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批实用性人才。孔子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及学习态度更是影响深远，成为千百年来读书人效法的原则，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其它儒家人士的教育思想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一样成为千古圣训，为历代读书人所推崇。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格言警句对现代社会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

三、儒学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儒学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走出国门，儒家思想对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西欧和北美等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推动了启蒙运动，为中世纪的欧洲做出了重大贡献。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影响。时至今天，儒家思想也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更多的交流和碰撞，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加强。

四、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文化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思想的演变和革新，都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对待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够数典忘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正确对待儒家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理念发扬光大，把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发繁荣，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大跃进。

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历代执政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儒家思想也和世界多元价值相互接轨和碰撞，儒家思想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及其时代价值的彰显对世界文化、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世界的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可以有国界，但思想文化的价值没有国界，儒家思想在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着《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黎洪磊《儒家管理思想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6

第三篇：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毕

业

论

文

论文题目：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作者姓名： 石买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目 录

内容摘要„„„„„„„„„„„„„„„„„„„„（4）

一、“积极入世”、“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4）

二、“仁者无敌”、“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政爱民”„„„„„„„„„„„„„„„„„„„（5）

三、“重义轻利”、“舍生取义” „„„„„„„„„„（6）

四、“忠”、“孝”、“悌” „„„„„„„„„„„„„（8）

五、“礼” „„„„„„„„„„„„„„„„„„„（9）注 释„„„„„„„„„„„„„„„„„„„„„（10）参考文献„„„„„„„„„„„„„„„„„„„„（10）后 记（致谢）„„„„„„„„„„„„„„„„„（11）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石买波

内容摘要：金庸武侠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主要是“积极入世”、“为国为民”、“仁者无敌”、“以人为本”、“重义轻利”、“舍身取义”、“忠”、“孝”、“悌”等儒家思想和反对封建礼教的观点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金庸 射雕英雄传 儒家思想

上世纪50年代，金庸先生以一部《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一个武侠的神话也由此开始。随后，《雪山飞狐》大有“洛阳纸贵”之势。1957年《射雕英雄传》面世，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本世纪以来，影视界掀起了一股“金庸热”，《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雪山飞狐》、《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碧血剑》等新旧版本层出不穷，争相上演，《射雕英雄传》更是多达五个版本。

金庸小说被奉为武侠小说的经典，正如古人所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我认为应该是：“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影响何其深，流传何其广也。金庸的小说读者群之众，在中国来说，古今罕见，上到名人政要，如邓小平，蒋经国，下到平民百姓，提起金庸的小说，人人都能说出个头头道道来。

金庸的小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积极入世”、“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

自西汉开始人们都以儒家思想为民族的人生观,希望整个社会都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发展。所谓三纲五常说到底也是为了稳固统治者的地位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为了民族、国家等群体,国人都以维持社会安定为己任,这是入世的表现。《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开山之作，从名字上看充满了儒生的诗卷气,而其中的主人公文采飞扬,这从他们的外号就可以看出来，如十四弟“金笛秀才”余鱼同,七哥“武诸葛”徐天宏,总舵主陈家洛更是十足的儒生气质。小说刚开始引入主人公陈家洛是由他的外表写起：“持白子的是个青年公子，身穿白色长衫，脸如冠玉，似是个贵族子弟„„陆菲青连称不敢，心下诧异，见这少舵主一副模样简直是个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兼之谈吐斯文，和这些草莽群豪全不相类。”[1]很明显，金庸将陈家洛以一儒士的外表表现出来。陈家洛的行程由天山塞外到中原大地，就是为了“反清复明”，建功立业，符合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

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成功地塑造了郭靖这一“蠢、笨、痴”的大儒形象，极力宣扬了儒家强调的“积极进世”、“勤能补拙”、“为国为民”的思想。在该书 3

中，郭靖给人的印象是天资愚钝、生性憨厚、心地善良，但由于他勤奋、肯吃苦，吉人自有天相，竟然机缘巧合，学得了一身绝世武功，正所谓“勤能补拙”。当成吉思汗授郭靖锦囊密令，要他率兵破临安、灭大宋时，他慷然而答：“我是大宋臣民，岂能听你号令，攻打自己邦国？”[2]在成吉思汗弥留之际，郭靖和他评论谁是英雄时，“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

[3]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人为本”、“以天下为己任”，这几句话概括了郭靖巨大的人格力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不及陈家洛，袁承志那般有安邦治国之鸿鹄大志，但是他以必死之心，力守襄阳，只为百姓少受些苦，这种思想是标准的儒家思想。

袁承志继承父志一来反对外族入侵，二来支持闯王反对崇祯王朝的腐朽统治；郭靖在起名时就已经含有为大宋国雪耻的意味，而长大成人的他也不负重望，为保卫大宋江山拼尽全力，镇守襄阳城，反对蒙古入侵；萧峰的一生更是为国为民的一生，在小说的开篇中萧峰就是为了大宋国的利益而率领他的帮众勇战西夏来犯者，而后发现自己是契丹人，又为辽国排忧解难，在辽帝决定侵宋时他又为了百姓疾苦而与辽国对抗，不管是为了宋或者辽，其中渗透的都是为国为民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把萧峰逼上了绝路。这些儒家之侠都是遵循着儒家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而塑造出来的。这也正是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体现。

二、“仁者无敌”、“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政爱民”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如“以德治国”、“仁政爱民”“尊师重教”等等。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继承者，他当仁不让，危难时刻宁死不屈；体恤百姓，不惜与亲如生父的成吉思汗拒理力争。金庸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尽数刻划在郭靖身上，他为国为民，严守做人之道，有大儒的风范。儒家追求的境界是“仁”，所以，郭靖不但是大侠，他还是“仁人”。仁人是一种“求仁、得仁”的人，郭靖恰是其一。他为天下而忧，并不因爱情而背叛誓言或置黎民百姓于不顾。他虽然愚笨，可是他是做“仁”的典范，正所谓大智若愚，其精神实质是“仁者爱人”。

金庸的小说总是讲“冤冤相报何时了”，总是讲暴力不能解决问题，还有比武 4

力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仁”。在《鸳鸯刀》中，武林人士苦苦寻觅一对宝刀，因为宝刀上有天大的秘密，后来终于找到这对宝刀，秘密就刻在刀上，前面写着“仁者”，后面写着“无敌”。仁者无敌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在斗争过程中可以有暴力，但最高级的是“仁”。反面人物、邪派武功往往以阴谋出现，阴谋诡计可以得逞于一时，但在长时间内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失败的，在长时间内强调“仁者”，讲仁义道德的人经常吃亏，但最终可以善终，而反面人物往往不得善终，这就是武侠小说中弘扬的“仁者无敌”的精神。武功最高的可能是搞阴谋诡计的反面人物，但比阴谋诡计更高的是仁义道德。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北丐洪七公对西毒欧阳锋数次相救，可谓“仁”矣，而欧阳锋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一再使用阴谋诡计加害洪七公，致使洪七公武功尽失，但最终洪七公的武功得到了恢复，而欧阳锋却因走火入魔变成一个疯子，这就是“仁者无敌”的具体表现。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在教育上体现为“有教无类”，在政治上强调“德治”。孔子把周的“礼治”衍化为“德治”是对“礼治”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提倡“以人为本”，也可以说是“人文化”。“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就是“爱人”，对封建君主而言则是“爱民”。君仁民德指在君主实行“仁政”的同时，也要求人民对君主的忠孝，就是用“德”来约束民众的行为。《鹿鼎记》中的康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形象。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4]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家“圣君”的标准。

而在《天龙八部》中，当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份被揭穿时，江湖群雄马上把各种恶行都归到这本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身上，并以最快的速度纠集起来对他进行追杀，原因无他，只因他是契丹人。这正是儒家正统观念“夷人性恶”，“尊夏贬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表现。而萧峰为了阻止宋辽两国发生战争，为了使两国百姓免遭涂炭，他只得选择了“杀身成仁”，这是一个悲剧。

三、“重义轻利”、“舍生取义”

“义”是儒家思想的“五常”之一，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是评判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之一。

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义”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这在武侠小说中有着广泛的表现。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侠士拯救受难平民与弱者来体现，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金庸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如《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铲奸除恶、扶危济困；《雪山飞狐》中的胡斐替一对母子打抱不平，追杀凤天南；《神雕侠侣》中的神雕大侠杨过，收服邪魔外道，抗击元军，威名远震；《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降服采花大盗田伯光，他们无一不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之人。就连《鹿鼎记》中有点小流氓习气的韦小宝都非常讲义气，他周旋于天地会与康熙之间，既不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会群豪，也不遵天地会之命去刺杀康熙。

“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义气相投，肝胆相照，一诺千金，不负于人。一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笔墨酣畅，豪气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虚竹、段誉三兄弟在武林圣地少林寺，在正邪两道众多高手面前，开怀大饮，真是酣畅淋漓，豪气冲云天。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儒家之义与金庸笔下的武侠之义本质上是相通的，均崇尚“重义轻利”、“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和人格上的完美。郭靖为了民族大义，甚至可以放弃爱情，全真七子为了江湖义气，甘冒大险，为江南七怪送信，以免江南七怪遭黄药师毒手，这无不是“重义轻利”的表现。金庸小说正是描绘了一系列兼具“儒”、“侠”两方面理想人格的武侠形象，符合我国民众的审美观念，才使得他的小说深得读者们的喜爱。书中的主人公郭靖、杨过、萧峰、胡斐、令狐冲等，他们成为武林高手的修炼过程也是一个“修身、齐家”的人格趋向完美的过程。

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义”提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儒家思想的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如《天龙八部》中萧峰为了民族大义，自杀身亡。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 6

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正是儒家思想的光辉所在。

四、“忠”、“孝”、“悌”

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指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要求人们要忠君、尽孝，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射雕英雄传》中，南帝段皇爷的四个侍卫渔樵耕读，在段皇爷出家后还尽忠于他，做了他的弟子，誓死保护师父，见了神算子瑛姑还要执君臣之礼。在《天龙八部》中，大理镇南王段正淳风流成性，处处留情，而他的四大侍卫却对他忠心耿耿，以死报主。《碧血剑》中李岩对李自成的失望和尽忠义之死，尤其是在第二十回“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中“李岩叫道： ‘大家坐下，我自有主张，万岁爷待我不薄，‘造反’二字，万万不可提起。’然后从容自尽。”[5]就连行事怪僻的东邪黄药师也说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6]甚至四大恶人之一的南海鳄神也因“师父”这一虚招牌而处处受制于段誉，坚决不做不义不孝之人，最后死于救段的过程中。

儒家思想讲忠与孝，现在的忠诚与孝顺是高尚的人格，但封建伦理道德的愚忠和愚孝住往是悲剧的根源。《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狂放洒脱，对师父岳不群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在与师父对阵时不愿还手甘愿挨打，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家思想中吸取很多。如梅超风因愚忠于师而死于非命，阿朱因愚孝而亡于情人掌下；杨过与小龙女的相恋因悖于封建伦理的师徒观而直接导致了两人悲惨的生活经历，离多而聚少；大英雄萧峰，从小生长于中原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讲究正义，善恶分明，讲究忠与义，他一生经历坎坷，欲杀之而后快的人多如牛毛，而他始终顽强地支撑着，最后他却在愚忠、愚义的思想冲击下自杀身亡；而《鹿鼎记》里的陈近南，死于主人后代之手还要韦小宝不要报复而成其大义，以上的种种悲剧都表现出了愚忠愚孝愚义的愚蠢。

在《书剑恩仇录》中有一段陈家洛与胞兄乾隆皇帝在六和塔上的辩论，陈家洛试图以忠、孝、节、义来说服、打动对方，表明了他真正的儒家思想立场。若乾隆是“明”君（做汉人的皇帝，而非满人的皇帝），陈家洛自会“忠”之；若乾隆顾全兄弟之义，则陈家洛自会“悌”之。然而在乾隆看来，民族大义及兄弟情义，终究没有皇帝宝座那么重要，最终，因为愚忠，陈家洛将他的红花会的弟兄们带上了绝路，而他自己则心灰意冷，隐居回疆。

到了《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他的父亲袁崇焕可谓是儒家忠臣良将，却被崇祯听信谗言杀害。袁承志因而要为父报仇。按理说，为父报仇报到了皇帝头上，这是尽“孝”而违“忠”。不符合儒家道德，儒家道德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哪有敢向皇帝报仇之理，崇祯可是汉人的皇帝而非异族的皇帝，这不是犯上做乱是什么？按现代人的观点，既然“君不君”，那就休怪“臣不臣”了，这也不违背儒家的传统。传统的理论碰到了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应该变通。袁承志“以天下为己任”，并能奉献牺牲的精神，实际上是忠实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并顺应历史发展大潮流的一种选择。但是后来，袁承志看清了崇祯皇帝、闯王李自成所谓的“人君”真实的面目后，他心灰意冷，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远走海外，流落荒岛。这正所谓儒家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五、“礼”

“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汉民族的精神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政治和伦理范畴。儒家思想提倡“克己”、“复礼”，它对统治的实用价值很快使其成为中国后世的主流思想，在经过统治阶级以及“伪儒学派”如董仲舒等的改造，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精神枷锁，所以金庸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发起了对封建礼教的讨伐。在《射雕英雄传》中，东邪黄药师可以说是聪明绝顶的第一奇才，他不仅文武双全，而且兼通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算术韬略、奇门五行。但金庸正是借黄药师之口来讨伐“礼法”，《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五回黄药师非要做主让陆冠英和程瑶迦成亲，他对程瑶迦道：“‘你那小道士师兄骂得好，说我是邪魔怪物。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江湖上谁不知闻？黄老邪生平最恨的是仁义礼法，最恶的是圣贤节烈，这些都是欺骗愚夫愚妇的东西，天下人世世代代入其彀中，还是懵然不觉，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黄药师偏不信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礼教，人人说我是邪魔外道，哼！我这邪魔外道，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混蛋，害死的人只怕还少几个呢？’”[7]“甚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是狗屁不通，我偏要做主！你爹爹若是不服，叫他来找我比划比划。”[8]黄药师世称“东邪”，他愤世嫉俗，非汤武、薄周孔，甚至写诗来攻击孟子，“乞丐何尝有二妻，邻家何有许多鸡。当初尚有周天子，何故纷纷论魏齐？”[9]真是邪得可以。

《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从小就跟着黄蓉读《四书》、《五经》，但他却敢于违反传统礼教，与师父小龙女恋爱，而这是郭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因此他严 8

厉制止杨过与小龙女恋爱，但最终还是爱情战胜了世俗观念。这可以说是金庸反对封建礼教的一大胜利。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儒家思想存在着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坚持的地方,假如我国国民都能好好的向郭靖和萧峰学习,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这样社会自然会安定和谐的稳定发展。而这个也是儒家思想在社会伦理上最理想的目标。

注释：[1]金庸.《书剑恩仇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2]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729页 [3]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767页 [4]金庸.《鹿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

[5]金庸.《碧血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 [6]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

[7]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482页 [8]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482页

[9]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574页

参考文献：[1]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张乐林：《金庸武侠小说的退隐意识》.《商丘师范学院学

报》.2005年2月第21卷第一期

[3] 欧阳文风：《论金庸笔下的隐士形象》.《贵州社会科学》.2006

年第5期（总203期）

[4] 陈墨：《新武侠二十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5]《论语》

[6]《孟子》

后记（致谢）：在写这篇论文时，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积累了一些关于儒家思想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了解了武侠小说是我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播的一个载体。在整理材料和写作本文过程中，承蒙我的指导老师樊得生先生的悉心指教，并得到了我校副校长贺培启同志以及我的同学崔登才的悉心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第四篇：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林长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从春秋孔子开创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得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的国学。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我国的影响,不仅必要,而且对我国社会健康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关键字：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谐社会

一、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内涵是深邃而丰富的。通过学者们不懈的思索与追问,人们对其具体内涵的认识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等,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载物、创新求变、理想人格、民族忧患、历史借鉴等等,也都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养育出来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国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国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精神之仁爱传统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梯也者, 其为仁之木与”。（《论

语·学而》〕孟子也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仁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影响并制约着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推动作用,这是当代德育应该吸取和借鉴的。

（二）中华民族精神之爱国主义传统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伦理范畴演化而来的。“忠也

者,„——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说。朱熹在《四书集注》

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

字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论语·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份》）。到了西汉经文经学大师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之后“忠” 由

原来的儒家〔孔子〕的伦理范畴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主要是指对君主忠诚。可见，儒家思想陶铸已久的中国人早已把“重视整体精神、强调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注重国家、注重整体的整体趋势同观念是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传统,注重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特点。整体观激励人们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体观则孕育了最宝贵的爱国情结, 形成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

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天下兴亡，具忧国优民的博大情怀；形成了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反压迫、反侵略精神。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忧国忧民、以身殉国、忠贞报国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万众一心,激励同舟共济, 成为团结、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中华民族精神之诚信观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说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论语》中“信”字共出现过38次,其含义用作“诚实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仅2次。其实,《论语》“信”字的诸多含义中，与“诈”相对的“诚实不欺”应是最基本的规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说的“信用”等,都不过是“诚实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论语》说的“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以及“恭、宽、信、敏、惠”，“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义在于“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后汉书马援传》。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来具有诚信的优良传统, 许多杰出分子在贫弱危难之际之所以仍坚持讲诚守信,就是山于不断进行诚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铸成的。因此,一个人如果真诚地注重诚信的内在修养,他必定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与人、己与社会的交往中怀着诚实不欺、真实无妄的理念去行动,从而堵住诸如坑蒙诱骗、背信弃义、制假销假等不道德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由于儒家诚信观念的修养总是与理想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诚信的运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价值,而在于给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扩展 即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这种诚信道德的修养思想,尽管在历史流变中往往被当作引申制度原则的依据然其梢神却可以游离于实际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在中华文化的演进中传承不坠。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具有相当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精神价值被贬低,而物质财

富价值越来越受尊崇的“金钱拜物教”的异化现象，以便建立起一个以诚换诚、以信任换信任的良性的社会生活环境。故而,儒家以加强心性修养而确立诚信的致思取向并没有过时,它对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以市场价值的效用性或实用性去全盘否定它。

（四）中国精神之“和”为贵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纳万物。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们注重和谐维护整体,谦让宽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际关系的和睦,社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奉行这一伦理原则,与人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种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

（一）治国方略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观念中得出了实施“仁政”的治国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贵君轻”都强调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促进国家的兴旺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对该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力服人为之霸,以德服人为之王”；“大学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二者辩证的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建设。

（二）经济建设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原则,既不冒进、也不保守,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有所不为,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先富带动后富,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迈向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不能以环境的牺牲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被称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而知识是常学常新的,要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知识的效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无疑是对儒家教育观念的新尝试。

（四）思想道德建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心怀祖国,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个人前进的动力,只有社会进步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道路。“五伦”中的“朋友有信”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要做到“爱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独立于世,不仅要胸怀远大理想,而且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行不言之政,处不为之事”,要有积极进取的开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个思想道德涵养高的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有所敌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资本主义落后的方面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重复他们的老路;他们进步的方面我们要积极借鉴,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正如孟子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发展”应该是各国都遵循的有效原则。

（六）儒家思想与创新

怎样才能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世界竞争中取胜? 无疑得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观上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的思考和探讨问题,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独具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这无疑是现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时代意义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 携手并进, 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积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中要起到基础性作用。

1.“仁”者“爱人”

1.1“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就是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己”。在儒者看来,无“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1.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耻辱感,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2.“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

(《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二）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了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发情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徒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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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专业：地理科学 姓名：葛禹彤 学号：1256408031 指导老师：李娟老师

第五篇：论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论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摘要：在现代社会，随着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凸显，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构建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文化体系已经得到各大企业的普遍认可。而深深地积淀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之中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道德伦理、价值观、人生观产生的重大影响，必然会渗透到现代企业的管理当中，并在企业文化中反映出来。此次研究立足于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与内容，并通过从制度层次，精神层次和物质层次深入分析企业文化的层次结构与内涵特点，深入发掘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影响，以寻求二者的结合点，进而探析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和启示，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尝试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期对最终在中国企业内部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企业文化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

企业文化

建设

应用

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ulture in the rol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highlights,it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by major companies to build their own cultural system for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The Confucian ideology which accumulated deeply in our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national character,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moral ethical values, and life of the Chinese nation,which is bound to penetrate into the management of modern enterprise and the enterprise culture.The study based on the cor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ontent, and through the depth analysis of enterprise cultur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erarchy from the system level, mental level and material level of the Corporate Culture to explore the links and influence between the corporate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 and then to find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points, seek the influence and inspiration that the confucianism for the modern enterprise culture and enlightenment.Then try to make some personal views about the building of enterprise culture, with the view to the eventual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for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ulture of enterprise reference.Keywords: Confucianism

Corporate Culture

Construct

Apply

企业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系统，企业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构成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的发展中居以核心的地位，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发展。而任何一种企业文化无不受到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对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应用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发挥其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将有利于促进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的健康协调发展。企业文化与儒家思想

1.1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包含多方面的因素： 1.1.1企业文化的内涵

所谓的企业文化，或称组织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企业在企业长期生产、经营、建设、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中的体现的总和。它是企业领导层提倡、上下共同遵守的文化传统和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核心内容是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职工思想道德风貌。1.1.2企业文化的特征

任何存在的事物都会具有自身的特征，企业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多方面的特征。

首先，企业文化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生存与发展，折射出大到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域，小到一个地方区域的经济与文化特征，决定了其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其次，企业文化尊重和重视人的因素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着力于以文化因素去挖掘企业的潜力，促进企业发展，具有鲜明的人本性；其次，特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不同的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程度，以及本身固有的文化积淀不相同，造就了企业文化的复杂性；再次，企业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企业的发展以及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呈“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因此，企业文化具有动态的特性；最后，企业文化各个构成要素以一定的结构形式排列，既相对独立又各司其职，构成一个有序的有机结合整体，具有有机性。

1.1.3企业文化的构成

企业文化构成，是指企业文化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时空顺序，主次地位与结合方式，它表明各个要素如何链接而形成企业文化的整体模式，主要可包括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部分。

所谓的企业物质文化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主要包括企业标识、生产或服务、工作环境、人才资源、福利待遇等；企业的制度文化是由企业的法律形态、组织形态和管理形态构成的外显文化，是为实现企业的目标，维护企业正常运行而人为制定的程序化、标准化的行为模式和运行方式；企业精神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一种企业意识和文化观念，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深层企业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形象、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等。

从企业文化的层次结构看，物质文化是一种以物质为形态的表层企业文化，是企业行为文化和企业精神文化的显现和外化结晶，企业制度属中间层次，它是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物质文化实现的保证，而企业的精神文化则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灵魂，在整个企业文化中起着支配的地位。1.1.4企业文化的作用与意义

研究企业文化，其目的是利用企业文化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作用。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企业文化具有对企业经营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法则，以及企业的价值取向和目标的导向功能；其次，企业文化通过完善企业内部形成的管理制度和道德规范，从伦理关系的角度来约束企业领导者和职工的行为，具有约束功能；其次，企业文化可以使企业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目标理想，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现其凝聚功能；再次，企业文化通过对员工自我实现愿望的激发，使其感到自己存在和行为的价值，从而对企业员工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最后，企业文化通过指导经营者和员工科学地处理企业与企业，各部门之间、职工之间的各种矛盾，发挥着对企业发展的调适作用。

1.2 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归结起来，其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等方面。

仁：爱人。爱人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此种爱人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的大爱。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儒家思想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仁”体现在管理上强调“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儒家思想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智：同“知”，儒家思想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

知的性质，其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儒家思想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1.3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作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管理哲学等方面为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成分。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应该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二者之间具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1.3.1 “仁”与人本思想

儒家文化的“仁” 与 企业文化倡导的“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精神关系密切。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内容和要求即是“爱人”，对于领导者或管理者来说，就应当具有广博的仁爱之心。现代企业文化强调企业管理人员要以“关怀”为主，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下属和工人，关心爱护下属，努力为企业员工谋利益,同时，员工也应该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企业管理人员，从而在企业内部产生凝聚力。1.3.2 “忠”与敬业精神

儒家文化提倡的“忠” 与企业文化倡导的 “忠于职守、勤奋敬业” 相统一。企业文化追求的最大效果就是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而在儒家哲学里，“忠”的含义十分广泛，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以及臣民对君主的效忠，又包含有对待工作忠于职守，勤奋努力的意思，体现在企业文化中，就是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对待工作要恭敬谨慎，兢兢业业，不能懈怠散慢，更不能玩忽职守。1.3.3 学习理论与学习型组织

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修齐治平”与现代企业文化追求的“学习型组织” 的目标是一致的。儒家十分重视学习。《论语》首篇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其更是强调要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学习型的企业文化，就是要求企业的所有成员以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去不断学习，推动企业不断向前发展。1.3.4 “义利”观与企业价值观

“以义为上”的儒家价值观与企业文化提倡的激励机制是相吻合的。儒家哲学特别强

调的“义”，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人们普遍推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其主张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实现义利的统一协调。其实，“义”也是一种利，只不过不是一人之私利，而是一种整体的利，或称“公利”，因此，现代企业文化强调的把整体的利放在首位，私利的追求应以不损害公利为前提的价值观念，与儒家思想的“义利并举”，“以义为上”的价值观念不谋而合。

总之，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应该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增值开发，否则企业文化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就没有生命力。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必须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结合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和启示，才能最终在中国企业内部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企业文化。应用儒家思想建设企业文化的意义

2.1 有利于企业建立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微观文化或者称浅表层次的企业文化，这是因为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传统和与众不同的内外环境，因此构建企业文化应该具有奇迹鲜明的个性，有个性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任何不切实际的、盲目的模仿和借用的都不是本企业应有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体现企业的特殊行业、特殊历史、特殊的发展战略，植根于民族文化。儒家文化中的管理理念很多，“诚信”、“修身、治国、平天下”、“自强不息”等都是企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都是企业文化建设中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植根于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将有助于中国的企业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2.2有利于塑造学习型企业文化

很多企业都在打造学习型组织，但当前的学习理论是西学过度,中学不足。将西方的管理形式、经验、理念应用于中国企业，就如同拿西方的基督文化教化我们有着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不能说有弊无利,但却是利大于弊。现代企业面临的是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并且企业所处的环境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要求企业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按照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变化环境，因地制宜，适时调整本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手段，完善企业文化，以满足不同的需求。而儒家文化重视随机应变，强调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处事的方式与工作方法，以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更好的实现最终目标。因此，在构建学习型企业文化时，大力引进儒家思想，用思变的思想建设企业文化，将有利于塑造企业的学习氛围，使建设工作事半功倍。2.3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实现社会与经济利益的协调发展。

儒家文化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忠孝”为伦理基础，以“仁、义、礼、智、信”为精神支柱，注重交往的原则，敬重君王，对国家要忠诚，对父母、老人要孝敬，对社会要有责任感。这一思想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之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管理中的重要精神支柱，成为交易中的伦理规则。儒家文化倡导企业取之于社会，服务于社会。而“以天下爲己任，关心社会、奋发有爲”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已经深植於人民心中，所以，努力营造“以天下爲己任，关心社会，奋发有爲”的企业精神，让企业员工和社会认同这种精神，鼓励员工以爲社会创造价值爲荣，这既符合了民族文化传统，又遵循了企业成长的规律，必将爲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2.4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儒家文化中讲究中庸之道，要有包容性。追求一种和谐、平衡，强调人与企业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和为贵不是不要竞争，而是主张在不伤元气、和气、不采取极端手段的情况下，化解矛盾以利发展。这种观点有利于组织成员做事讲求一个“度”，大家均以中庸为依附，即使有了冲突，也易于沟通、协调和解决。此外，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经济生活中，家庭成为经济结构的基本单元和社会细胞。在企业文化的塑造中，要利用这种观念，重视企业的家庭气氛，对部下要像对家人一样，培养员工以企业为家的归属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员工竭尽所能的为企业服务，与企业荣辱与共，共同发展。

3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有远见的企业家应借助儒家思想建立起特有的企业文化，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爲企业奠定深厚的企业文化基础。3.1“仁”、“智”为指导，塑造企业制度文化

儒家思想最早把人们的视野从“天”转向了“人”，主张“仁”道，提出了“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等，这是一种己与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精神。孟子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爱人”的思想，明确指出：“民爲贵，社稷次之，君爲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特别强调了“人”和“人心”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深刻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原始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关怀的精神。

对于企业的物质文化来说，最活跃也最利于塑造的因素莫过于人力资源的管理。与传统的管理理论相比，企业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人爲本，将“物”的管理和“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人”的管理爲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人化”。企业文化所强调的人，既是管理的客体，又是管理的主体；既是“经济人”又是“社会人”与“文化人”；既是生产主体，又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抓好企业文化建

设，首先必须从“人”着手，重视人的价值和人格，即“民爲贵”；正确把握人性的本质，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关心人、理解人、重视人、依靠人、尊重人、凝聚人、培育人，最大限度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只有这样，才能“得道多助，天下顺之”。3.2 “礼”“德”并重，建设企业制度文化

“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爲一种社会行爲规范，由来已久。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爲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其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爲，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

儒家的这种以建立一种“社会行爲规范”来引导民众“克己复礼”，以礼治国的思想对於现代企业文化的塑造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现代企业同样需要建立自己的“礼”，现代企业中的“礼”可以内化爲企业人际关系、精神风貌、风俗习惯、行爲准则等，也可以外显爲礼仪、品牌、服务、荣誉、公众形象等。

两相对比，作爲“礼”的这些要素与企业文化的主要构成要素恰恰不谋而合。故在中国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完全可以借助于民族文化优势，发扬中华民族重“礼”的思想，深入挖掘其合理内核，形成有本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儒家重视礼节仪式，现代社会几乎每一个正规企业都有举行特定仪式的习惯，开业、庆功、表彰、竞赛等；儒家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主张刑罚不是最合理的，要以德、以礼来管理百姓，这种管理思想已经爲所有企业家认可。儒家倡导：“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见利思义”，强调要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这提醒我们在市场大潮中尤其要重视道德建设，避免误入歧途。

制度之外，儒家主张以德服人。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这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孟子也曾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屡上》）。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孟子又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应当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3.3“忠”、“信”、“恕”，塑造企业精神文化

儒家主张以信取仁。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人与人交往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实守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最高智慧。人类社会经济的持

续发展是以道德为前提的，而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儒家认为：“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无德即无行。孔子认为“德”的基本内容是仁义，“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从长远来看，企业只有严守商业道德，做事讲求诚信，才能够与顾客建立起长久的良好关系，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市场优势。商业道德首先是诚信，讲究商品质量，货真价实，严守合同协议。那些违背诚心原则，恣意妄为，给国家、集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极大的危害的企业只能是自取灭亡。“德不孤，必有邻”，企业对政府、社会、对自己的供应商、员工也应该讲诚信，只有这样才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凝聚更多的力量促进自身发展。

儒家文化重视“忠”，孔子曾提出“主忠信”； “忠”的本义即是忠诚、尽心竭力。“忠”还包含有对待工作要忠于职守,勤奋努力的意思。《论语·学而》中讲到“为人谋而不忠乎?”孔子还讲到“敬事而信”、“执事敬”、“事敬”等事，都是指对待工作要恭敬谨慎，兢兢业业，而不能懈怠散慢。“恕”是指宽厚待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在任何企业里，忠诚敬业，严于律己的员工都是企业的财富，他们是企业的基石和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而这样的员工是在后天的教育中被塑造出来的。无论是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还是从员工的角度来看，企业都有责任和义务教化员工，而教化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儒家文化渗透到企业文化中,使员工注重“修己养性”、“内省自律”，使他们的人格不断得到完善，其基本素质日益得到提高。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拥有良好的人文环境，为更大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因此，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应当大胆借鉴儒家的忠恕思想，培养企业利益至上的观念，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3.4为政以德，培育企业文化经营管理者。

企业文化建设是有关企业生存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长远性、综合性的工作，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是主要领导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企业的最高领导者造就了企业文化。加强对经营管理者的培育，将有利于带动企业文化建设。

儒家非常重视领导者的表率作用，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明确指出，在上位的人一定要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作为企业中的重要经营管理者，作为企业文化的设计者、倡导者、组织者和直接体现者，要管理好别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首先要正己。所以，其应当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个方面率先垂范，为人表，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优秀的企业文化提供可见的形象，把本公司的全部职员协调好，统一好，使他们能内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

4结尾部分

企业文化是用文化的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有了卓越的文化，企业将不战而胜。一个企业的文化，只有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其精神源泉和发展动力才能持久。

文明空前发展，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仍旧牢牢根植于人的内心，企业经营管理依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这决定了我国的企业文化是一种融合形态的文化。因此，我国的企业在文化建设与提升上，要立足本土，结合儒家思想，使具有时代特征和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转化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只有在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伟大实践中，把传统文化的精髓植入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去，形成体现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才能永葆企业健康发展、基业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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