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的历史思索_政治论文

第一篇：对民主的历史思索_政治论文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的民主，往往舆政治进步留紧紧地聊系到一起，并成为—种能使人热血沸腾的象征。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似乎已经遗忘，或是根本未曾注意到，西方知识界自法国大革命后的—百多年间，对民主的认识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化。作为自五·四以后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已的奋斗目标，而又对民主知之甚少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温这一过程，天疑是大有裨益的。（—）十八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一个今人兴奋而又焦虑不安的时期。启蒙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美国革命的实践，似乎向欧洲的知识分子表明，一个他们翘首盼望的以自由民主为标志的新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异于证实了这个时代的到来，然而它并未给欢呼的知识分子带来他们向往的一切。不错，革命的确推翻了一个专制王朝，但它也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动荡、血腥的屠杀和前所未有的集权与专制。一个十分今人震惊的现象是，一大批狂热追求自己理想的法国知识分子，却把自己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这种任何智者在事先都不曾预见的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在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使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由支持革命变成了反对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评价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对法国大革命反思乃至攻击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毋庸讳言，这是一股保守主义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有迈斯特尔、博纳尔及著名的埃德蒙．伯克等人。随著时光的流逝，其他人的言论己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伯克的观点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主要财富之一。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惊的事。”虽然他支持北美独立战争，谴责英国在印度的暴行，但却不喜欢革命，因为法国革命破坏了他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本性和政治的常识。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他阐述了他的政治学观点。他十分尖刻地指出，启蒙运动通过其对人的简单抽象的概念，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秩序的乌托邦式的要求，最终把法国引向了一场灾难。它把人类的虚妄称为理智，把人类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智慧，如宗教、传统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联系通通抛弃，而代之以人权之类的抽象口号，结果导致了不信上帝的人们互相屠杀。由此，伯克在很简单地回答了当时困惑著人们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一大群本是追求光明与理想的人们为什么会在转瞬之间变得如此冷酷无情？伯克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抛交了传统，抛弈了人类世代集体智慧的结晶，他说：“你们将看到，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我国政制的一贯政策是提倡和维护我们的自由权，把它们看我作我们祖先给我们传下来的并将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把它们看作特别属于这个王国的人民的财产，而不必以任何其他更普遍或更优先的权利为依据。由于这个缘故，我国的政制虽然在其各个部分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别，但它却保持着协调一致。„„“我认为这种政策是深思热虑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顺乎自然的美妙的结果，因为自然是不需要思索而又超越思索之上的智慧。革新的精神一般是自私心理和狭隘见识的产物。„„”（i）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继承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由”。人类的权利不是来自学者们形而上学的假设，而是来自传统与经验。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学者们所忽视的。伯克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革命者，他们都抛弃了传统，认为这不过是一堆破旧的废物，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传统的基础下埋设一个即将爆炸的地雷。在一次巨大的爆炸中，所有人类获致的东西，所有的先例，所有的宪章，所有的议会法令，都会化为灰烬。他们有“人权”，反对者肯定是瞎眼的；他们不承认调和与妥协，任何与他们的全面要求有所保留的事物，对他们而言那是丑恶与非正义的。结果只能是摧毁一切，他们的人权没有留下政府来保证其行政持续性的安全、正义和仁慈„„”2伯克由此指出，启蒙运动最大的虚妄在于对民主的幻想，事实上，民主已由法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它必然导致暴政，结果是对社会的毁灭。伯克认为，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需要而建立的一种聪明的设置，这种设置不仅要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且必须控制群众疯狂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只能通过群众自身之外的权力机构才行，靠民主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意愿的约束，对自由的控制，并不是社会对他们的压制，而是他们自己享受的权利。人们形成现存的政治社会并不是先知的设计，而是经验、历史与宗教的产物。换言之，人首先是宗教的产物，其次是历史的产物，空洞的自由民主只能是学者的想象，只能导致混乱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因此，伯克坚决反对“民众的意愿就是对的”这一假设前提，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推卸政治责任的方法。如他当选，他将会按照自己的判断对国家的利益负责，而不管这些看法是否同选民的意愿一致。他指出，议员并不是以选民为师去向他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他还以雄辩的方式证明，任何严肃的政治家，必定具有他认为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想法，公开宣布他的想法，由此而寻求实施其政策的手段。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使伯克怀疑一切理性和形而上学的论断，乃至对单凭理性的决断产生了某种恐慌感。他担心完全置于个人理智审度下的社会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多数人的理性之和也未必一定正确，而这恰好是民主的基础，如果多人的判断失误，所造成的灾难也就是可以想象的了。由此可见，伯克极力反对民主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性不完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既不反对人权，也不反对社会变革，只是反对那种按多数人的狂热决定办事的危险倾向，希望在继承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在世世代代积累下的智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等级的宽容的社会。伯克特别讨厌那些一刻不停，跳来跳去的政治社会发明家，他们毫无耐心去思考或寻找他们祖先的智慧，就急急忙忙地试图按照他们的发明把整个社会推倒重建，似乎人类诞生以来，只有他们才是第一个会思考的人。正因为他努力地捍卫传统来对抗抽象的人权和民主，他曾被形容成为“权威的卫士”，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伯克的思想是深刻的，但从总体上看，他却是在与那个时代的潮流作对。正如阿克顿勋爵后来承认的，革命“教会人民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看作是衡量自己权利的最高标准。”④除此之外，很多知识分子虽然认为伯克的话有道理，但仍然希望，革命能在摧毁旧的一切后，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一个美好的政府与社会。这是一种纯洁的，可以理解的想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并未体验过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很难完全相信民主就是法国式的鲜血与恐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一个真正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这成为1830年，尤其1848年革命的主要思想基础。

（二）1830年的法国革命实质上是由共和党人，即巴黎革命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核心部分所发动的。革命的结局是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为国王的七月王朝，受益者则是银行家、商人和新崛起的工业家。对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这场革命对于他们的理想只不过是再一次的梦幻而已。于是，他们继续为努力建设一个理想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种努力的一个历史性成果，便是1848年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绝不会是单一因素的产物，1848年法国革命当然也不会例外。然而，法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添加了至关重要的燃料——为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却是无人能够否认的。1848年的革命能够迅速取得胜利，与这种思想准备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历史似乎又跟争取民主的知识分子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次法兰西共和国不是被反动阶级的武力摧毁，而是被其自身创建的民主选举制度摧毁的。在年轻的共和国实行普选后，占选民大多数的农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而波拿巴当选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大权完全抓到自己手中，实行了军事独裁，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民主的理想被民主的制度所摧毁，这对充满热情、高呼口号的知识分子无异于当头一棒。整个欧洲知识界都发现了一个悲哀的现实：他们有太多的白日梦和模糊的公式，而太少慎密的思考了。于是，人们便自然地回忆起伯克那令人不太愉快的忠告，并再次对民主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一次，欧洲知识界出现了两位思想巨匠，那就是托克维尔和穆勒。在1830年至1848年的两次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就已去过美国，他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实践，思考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民主这种似乎不可阻挡的洪流，如何才能与自由和欧洲的传统文明协调起来。野蛮的群众暴动是否会摧毁文化？是否会导致新的暴政？托克维尔用一种实证考察方式得出了如下两点至为重要的结论：“要想在自由中寻找别的什么东西的人，生来就是侍候人的。”“威胁民主制度生存的两个主要危险，是立法权完全屈从于选举团的意见及立法权集中了政府的其他全部权力。”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指出民主可能成为多数人暴政的人。他认为，任何民主制度都会导致中央集权，因而会导致某种专制制度，有蜕化为个人专制的危险；即使用三权分立来制止个人独裁，也无法制止多数人的暴政。因为任何民主制度的假设前提都是，多数派总是对的，少数派因而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自由不被多数派所剥夺。不幸的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结局似乎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见，而穆勒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探索使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也许法国革命民主进程的悲剧性结局给穆勒的最大启示是让他认清了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现象：在社会的人口构成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此，当知识分子将辛苦奋斗争得来的普选权交与民众时，无异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了他人摆布。如果说君主专制下，个人的冤屈还可通过种种方式如司法、公共舆论等可望昭雪的话（因为即使是君主的权力也不可能不受到某些制约），那么，在多数人的专制下，少数人的冤屈几乎无处可伸，因为这是以一种完全合法的形式强加于人的。这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前景，穆勒因之在他著名的《论自由》一书中，对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进行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探讨。穆勒对自由关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典自由主义关心的政府权威与个人之间的平衡，而更关心一种不易觉察的对个人自由的侵蚀。这种危险是自法国大革命就开始出现，然而却一直未引起学者们真正从学理角度进行研究的一个领域（虽然伯克和托克维尔对此也很焦虑），那就是由人口构成的多数可以以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名义压制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我们今天将之称为社会对于个人的压制），因为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一致，因而比暴君的统治更可怕，因为它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和言论方面也强求一致。换言之，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自由精神，其载体是单个的人，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穆勒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自由精神活耀的时期，第一是宗教改革时期，第二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第三是十八世纪后半叶德国思想解放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冲破了一切精神伽锁，获得了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正是这种精神的自由，推动了欧洲文明的发展。”6当今的世界，不是个人自由太多，而是社会控制对个人自由形成的威胁。现在人们巳不再问，“我选择什么？”、“什么合乎我的性格和气质？”人们的心灵已“趋向于合乎习俗”“、人性枯萎了。”因此穆勒重申他要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再度力主自由精神。”7与此同时，穆勒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了社会自由。这就是在不妨碍或损害他人条件下的个性自由。在社会生活中，个人自由必须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障碍。但如果一个人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不妨碍他人，那么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行动，同样也不应受到妨碍。因而，在穆勒这里，自由已不再是与哲学上必然性相对的自由，而是实实在在的行为准则。它包括两条基本的原则：①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他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社会或他人对此不得妨碍；②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时，社会与他人的干涉才是正当的。这实际就是穆勒提出的调整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二者关系的准则，也即是个人自主权利的原则。按此原则，穆勒认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就应当给予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该给予实跆的证明。这种“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社会福祉的首要因素之一”。8穆勒的思想标志着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知识分子对民主认识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说伯克对民主的恐惧还主要是出于直觉和经验的判断，而穆勒则将这种判断的前提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由于穆勒的努力，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极大地深化了。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所指的民主要是指遵照多数人的意愿行事，那么，现在人们则意识到，一个理想的政府，主要就是应该帮助或至少不妨碍个人的自由发展。国家应当采取的措施是防止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而不是简单按多数人的表决行事。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民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不是因为社会的精英与知识分子永远处于少数，而且具体到每一个人，在具体的问题上也随时有从多数转变为少数的可能。也许，穆勒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自由，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无论是君主的专断还是多数人的表决，却是不应当被剥夺的。

（三）虽然穆勒的思想是精辟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却远未得到解决。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欧洲各民族国家要求民主与独立的潮流势不可挡，英国本身的选举权也在不断地扩大，在大众民主不可阻挡的势头下，怎样才能使之合乎理性的规范，并确保文化层次较低的多数不至伤害文化层次较高的少数，成为令知识精英们头痛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尔文革命发生了。这场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并在某种程度是预示出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然而他并不是首先提出进化论的人，不少学者早在他之前已提出了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他提供了大量证据证实了物种的多样性与复杂性；②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并证实了它。这后来往往被简化为“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自己也未曾料想到，他的观点会极大地改变人们整个的思维方式乃至价值观念。在此之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产物，无论是知识、政治制度，还是正义原则等，都在新的生存原则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因为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是生存的工具而已。人类的一切崇高原则，民主也罢，自由也罢，乃至真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都只不过是进化选择的要素而已。这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谁的牙齿锋利，爪子有力，谁就应该主宰一切，这就是新的法则：丛林法则。而民主在这种原则下，未免显得可笑了：因为狮子要吃掉兔子，并不需要与它们商量或是征得他的同意。对“强权”或“英维”的颂扬声开始高涨。德国首相俾斯麦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说和多数票所能解决的，”9不仅显示了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全德的决心，而且明显地表明了一种新的思想发展?飨颉Ｕ庵智飨蚓褪侵斗肿佣悦裰鞣⒄谷找娓械浇孤牵遣皇窍Ｍ悦裰髟蚪行拚褪歉纱喾炊悦裰鳌?/P>很多人开始认为，将民主简单地视为一种群众原则和人数原则，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它既可很容易地转变为无政府状态，又可转变为新的独裁，甚至还可使人丧失一切道德水准，变成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者。于是，柏拉图对民主的攻击再次不断受到知识界的欢迎，人们在各种刊物上可以不断看到对民主的这样的评论：“群众是一种谎言”，“民主是一种腐败的形式，”就连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里孟梭也承认，“假如说我是民主派的话，也是没有热情的。”10对精英而不是大众的颂扬重新成为知识分子的主题，而对民主公开表示敌意的第一个典型人物是尼采。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大众统治是将文化降低到大众水准的一种精神坠落形式，民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病，只有通过由超人掌舵的国家才可以治好。超人通过强大而无情的手段，驱使群众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与传统的民主观念相反，尼采认为，“少数人永远是对的。”他根据进化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动植物界中，凡进步都只靠著更高级的个别范型，这种范型为数稀少，却很坚强，复杂而有生产能力。”因此，人类社会的目标不是去追求什么民主，而是“应该不断地勤劳地产生特立独行的伟大人物，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11。一句话，民主是将杰出人物拉至一般群众的水平，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不符合进化原则的，只有靠伟大的超人和杰出的人物，才能推动历史前进。自尼采之后，欧洲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异常强大而持久的精英思潮，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彻底否定了民主原则。第一位应该是乔治·索雷尔，他对马克思与尼采都十分欣赏。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仇恨国家和强制，不赞成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赞成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旗号下，由一小撮革命的精英集团用暴力横扫资产阶级文明。他对工人阶级充满了幻想，认为他们是支未受污染、具有英雄气质而能无情地冲击腐败旧秩序的力量。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尼采原始生命冲动力的影子。索雷尔认为，文明必须信仰某种东西，而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现代欧洲文明，却使人们丧失了这种信仰的能力，只有无产阶级尚未被污染，因为他们至少还信仰革命。列宁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意志，但仅仅是潜在的，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精英的另一种形式）改造和组织起来。先锋队必须将先进的思想“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因为无产阶级自身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存在的，但必须通过这个机敏的精英集团去发现，去理解。历史并不创造自身，它是由人创造的，当决定性时刻到来时，必须即时举行革命。被精英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有极高的效率和坚强的意志，能够领导这种革命并开拓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列宁坚决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人通过议会斗争获取胜利的做法，认为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腐蚀了。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通过计划周密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自已的使命。12当列宁和索雷尔从革命的意义上否定了民主的价值时，另一批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在做同一件事。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承认政治非理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他对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发展以及政治领导的形式十分关注，并提出了著名的合理化原则。他的合理化合义是指事物发展的一般趋势朝著组织化和有秩序、有规则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原则。无论从何种浪漫主义或神秘的形式开始，这些事物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定的例行过程。例如，音乐从一种艺术成为一种科学，政府则成为官僚机构。在这一过程中，自发的冲动消失了，人们不再抱有幻想，老练的专家取代了自由的精神，于是，现代社会便丧失了它最伟大的灵魂，产生出一大群公务员式的小人物而不是英雄，与此同时，效率获胜了。但是，权威的组织化与官僚化也有其限度，它不能应付紧急情况，只有在稳定时期才能协调地工作。在危机时刻，我们则需要一种完全相反的领导，韦伯将其称之卡里斯马，伟大的人物出现了，通过他的个人魅力和天才指挥人们渡过历史的难关。而当危机过去，卡里斯马的创造性又逐渐被制度化，最后成为老一套的例行公事。事实上，我们恪守的习惯与传统都是昨日非凡人物的创造，而我们自己却不知不觉丧失了这种创造的精神。13韦伯的结论是十分明显的，是英雄和杰出人物，而不是平庸的大众在创造历史。因此，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学与合理化的角度，证实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合理性”。在尼采与韦伯的基础上，正式提出精英理论的是莫斯卡与帕雷托。与韦伯等人稍有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仅重视对社会学的微观研究，而且特别强调统治精英的作用。自近代初期，就有不少知识分子期望，随着民主的到来，社会将由“人民”进行统治。但帕雷托与莫斯卡却指出，选举出来的精英与传统的统治者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政府只能是适合小部分人工作的机构，而且永远有一种向独裁和寡头发展的趋向。只有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纷争，才是人民自由的唯一可靠来源。帕雷托认为，一个社会总是分为两类人，一类为狐狸型，狡诈、大胆、机敏、迷恋于创新。另一类为狮子型，踏实、保守、尊重传统，喜欢靠实力而不是靠机敏办事。两类人都可能上升，当代表对制度和思想进行创新和重组的基质占优势时，狐狸型的人上升，成为统治者；当代表崇拜、捍卫现存秩序冲动的“保持群体的基质”占优势时，就会把狮子型的人推上台。而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则是在两类人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此外，也可从另一角度将社会分为两类人，即杰出分子与非杰出分子。杰出分子又分为执政型与非执政型，非执政型杰出分子即指各行业中上升到顶端的成功者。因此，既有律师和工程师中的杰出分子，也有小偷和妓女中的杰出分子。引人注目的是，帕雷托完全用一种动态的观点来分析这一现象，他认为，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循环，每个社会都是个人不间断地从下层上升到上层，因此，每个杰出分子最后都会归于消灭。这样，他就提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历史是贵族社会的坟地”。凡是想阻止杰出分子循环的社会都会停滞和凝固，最后不可避免地毁灭。帕雷托相信杰出分子的循环同人们积累财富的容易程度成正比，因此，一个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最有利于社会的福利。14当然，帕雷托最关心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杰出分子，不论如何流动，始终有一部分杰出分子处于执政地位，他们的行为对社会至关重要。所有的执政集团都兼用武力和承诺来进行统治，但武力应占首位。他认为，当一个统治集团不能用强制来进行统治时，它就应被推翻，由另一个愿意用武力来统治的集团取代。这个新阶级不仅推翻了旧的杰出集团，而且还从肉体上消灭掉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执行一件有益的公务，为社会去掉一块腐肉。因此，帕雷托认为在某种悄况下使用暴力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正常的。帕雷托在反对迷信、虚伪和成见以及提倡社会科学的客观态度上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然而，他与莫斯卡却不约而同地反对民主制度，强调政治行为属于非理性的性质，都认为智力活动是由少数杰出人物垄断的。帕雷托与莫斯卡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在二十世纪初，他们表达了一代“文化失望”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都对民主感到失望，谴责新的大众野蛮主义的入侵。于是，认为社会就是应该不平等，上等人就是应该统治下等人的呼声日趋高涨。而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的出笼，则标志著这种思潮发展到丁一个新的高峰。米歇尔斯是韦伯与帕累托的朋友，他认为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政治寡头铁律”。他宣称这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构成铁律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的成分。在近代社会中，没有任何运动不通过组织而能成功，而组织实际就是“政治寡头”的化名词。由于运动的扩大组织也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结果这些官员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拥抱自已的既得利益决不放手，而组织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抛到一边去了。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群众的素质。米歇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是迟钝、冷漠、有劣根性的，他们需要领导．甚至愿意舔压迫者的靴子，领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特性来使自己继续当政。他们可以通过漂亮的讲演来煽动群众拥护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装作受迫害来博取群众的同情，还可贪天之功装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来征服群众。由于这些因素在加强寡头政治的力量，社会改良运动的进程几乎变成一种讽刺。国家除了是一个少数集合的组织而外，绝不能是任何别的束西。改革家们可以为社会改良的崇高纲领而奋斗，但远在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领导集团所共有的罪恶将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征服。于是，米歇尔斯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将在它的皈依者取得胜利的瞬间归于湮灭”。革命确实在发生，暴君也常被赶下台去，但新的专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失望，因为世界无情的运转似乎总在毁灭人类的梦想。寡头、精英、超人、先锋队，以及创造性的少数，在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分析中成为常用的术语，对暴力和强权的崇拜成为新的时尚。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渴望的民主进程当时正在大部分西欧国家节节推进。当胜利的曙光初露时，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心情，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最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对欧洲知识界对民主认识这一曲折历程的反恩，我们也许不难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①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属层次更高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民主，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得繁荣昌盛，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②自由，从个人享有的角度看，只要它不触及他人的利益，就是无限的，而民主却是有限的。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只要个人参与了某种民主程序，他就得按秩序行事并遵守这种程序所做出的决定，换言之，他的自由受到了约束；其

二、正因如此，对民主应该进人的领域必须进行限制。在一些完全和本来就属于个人的范畴的事，决不能让民主“侵犯”。例如，个人的隐私权，无论是通过专制还是“民主”的方式，都不得予以侵犯。③民主不是一种绝对理想的制度，要避免民主的弊病，最重要的措施也许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帮助大众“脱贫”，使他们不致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去交换别的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民主是一种“富有”的产物而非贫困的结果。在贫穷的基础上，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往往是畸型和不能持久的。富裕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制度，但它却经受得起实现民主的“折腾”，支付得起实现民主的代价。如果说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前者显然应置于更优先的地位。“穷折腾”误国误民，己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④实现民主是一个与传统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传统文化载体与新文化开创者两重身份的知识分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导向某种程度上决定著民主进程的命运。民主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民众”思想。西方知识分子百年前对民主的这一场曲折的认识，反映出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两难处境：那就是他们既不愿放弃对作为一种理想的民主的追求，又不愿放弈自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英的责任：即要教化民众、领导民众、使民众按照自己设计的理想道路前进，而不是真正心甘情愿地跟在群众后面，按大多数人的表决行事。这两种角色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当一些知识分子不能扮演好的民主斗士的角色时，往往会很容易地转变为暴君和寡头的拥护者。面对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央大国，对于一向具有深沉的历史与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如何摆脱这种双重角色的困境，决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难题。【注释】①EdmundBurke：works（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865）Vol．III，pp．274-276．②Ibid，pp．345-347．③RaymondWilliams：Culture&Society：1780一1950（NewYork，1983）pp．810．④RolandN．Stromberg：EuropeanIntelIectualHistorySincel789（NewYork．1968）p．17．⑤特引自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杜1988年版，第237页，第248页。⑥StephenPriest：theBritishEmpiricists（GreatBritain，1990）pp.194195．⑦穆勒：《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页。⑧同上书，第60页。⑨陈晓律，邵建东：《德国新史》，香港开明书店1991年版，第70页。⑩RolandN．Stromberg，Ibid，P．152．《》《尼采全集》第一卷，第442页，转引自周国平《尼未：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⑾参阅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参阅：OttOStammer：MArxweberSociologyToday（NewYork，1972）PartII，MarxWeberandPowerPolitics．⑿爱．参．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75页。⒀同上书，第83页。⒁RolandN．Stromberg，lbid，pp．189-190．

第二篇：当代民主政治论文

论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不存在民主制度

近代以来，民主一直被视为中国人实现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但在民主认知上的误差却使中国的民主建设运命蹇劣。今天，当着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时，重新认识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调适方向，矫正误差。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大有裨益。

“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讲多可能的政府形式之一。在这种政府形式中，权力不是属于某一个入，或者某一部分人，而是属于每一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大数人”。所以后来列宁总结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适合于计划经济社会的个人专断与人治，而不适合于市场经济社会的民主与法治，主要表现为：

（一）权力配置不尽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权力运行失控。从横向权力结构看．党（执政党）权（权力机关）关系、党政关系、政权关系等都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特别集中于执政党；从纵向权力结构看·尽管现行宪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项规定过于原则化，由于始终未有一部专门法来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我们』总是处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状态。而由于缺乏法制约束，“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地方利益垄断意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和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二）监督制约机制弱化。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法制建设一条最沉痛的教训就是对权力运行缺乏制约，监督乏力。作为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虚化，难以按宪法与法律规定有效行使对行政、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缺乏独立行使职权的制度保护，发挥不了作为独立对等的权力实体对行政机关的有效监督作用。监督体制中自上而下的监督代替了平行与自下而上的监督，造成了监督环节中不少误区和空档；重视监督违纪违法，疏忽监督失策，追惩性的事后监督难以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局部性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锗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相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此，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科学配置。理由很简单，法治的核心是人民通过理性的法律规范政府——人民的仆人，然而法律又是一纸规范，欲使仆人不能违法，唯有设计结构合理、科学的政府，使政府因其内部结构本身不能不依法办事。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民主建设不存在民主制度。

第三篇：对中国教育的思索

美术教师：刘军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逐年迅猛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但伴随而来的是奢侈的消费和极大的浪费。还有，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国民的道德素质逐年滑坡。这是我们都看得到的。国内，无视道德的行为举止举不胜举，事例随处可见，并且，走出国门旅游的国人的不文明举止在国外也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我们不得不思考：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还会持续多久？

1、中国经济像是一个服用了兴奋剂的世界冠军，银行通过浪费居民储蓄来推动经济增长。

2、高投资水平、高资源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经济成就的代价越来越高。

3、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人的超低工资。

4、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目前占世界GDP的约5%，然而却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钢铁和棉花，以及将近一半的水泥。所以，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在经济发展和获得经济利益时，不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地沟油、人造化学食品、过多的使用化学试剂为迫使水果等食品的迅速生长。食品可以分为一、二、三等级价格，甚至救命的同样的药品也要分出个一、二、三等级价格。

二、国民的道德素质为什么滑坡，精神生活为什么越来越贫乏？ 前温家宝总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 1

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在这个人欲横流、金钱至上、浮躁喧嚣的年代里，只要我们的良知还没有泯灭，神经依然敏锐，你就会时时刻刻体味到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在人们的道德、伦理方面发生的种种病变——诸如政治生活中的腐败、贪污、渎职、卖官买官;经济交往中的制假贩假、走私贩私、不讲信用、恶劣竞争、坑蒙拐骗;公共生活中人对人的陌生、冷漠、隔膜，对他人不幸的残忍、麻木等等都给人留下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感慨，它使一颗颗敏感而天良尚存的心灵在刺伤中颤抖失望，也一点点地侵蚀着、戕害着、败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魂魄。

难以想象，一个在各个领域都不遵守公共的道德、伦理、规范，没有共同权威的约束，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私德、行规盛行的社会会是健全的。在物质繁荣、经济发达的背后潜伏着国民道德、伦理的危机，而这种精神上、灵魂上的危机更深刻，也是更大的隐忧。”①

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是不是该深刻的、彻彻底底的、认认真真的反思我们的教育了？我们的职业操守是什么？我们的言行举止对学生造成哪些影响？我们给学生都教了些什么？

“学校教育在学生道德发展中的缺位。其一,升学竞争的压力使学校将对学生教育的重心都放在了知识的授受上,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其二, 德育智育化!,德育往往被

简化为道德知识的传授和道德规范的掌握,违背了人的道德素质发展的基本规律,造成了学校德育的假!、大!、空!。其三,学校与社会的升学、选拔机制在对学生的发展进行评价时评价指标忽略道德素质的发展,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发展起了不良的导向作用。其四,由于教育法规不健全,学校在教育和学生安全方面承担着太多超出学校能力的责任和义务,使学校为了规避风险而取消了很多校外教育活动,关起门来搞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学生道德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应有的联系,也使教育方式单

一、效率低下。总之,由于学校教育在学生(未来的国民、社会活动的主体)道德发展中起着导向和规范的作用,学校教育在学生道德发展中的严重缺位必然会对国民道德素质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任何降低教育(此处指学校教育)的有效性的东西,任何打破各种关系模式的东西,都将从根本上威胁到公共道德!”②

“家庭教育在青少年儿童道德发展中的缺位。其一,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独子化趋势导致亲子关系变化,家庭结构从原来的以老人或家长为中心转为以孩子为中心,一方面削弱了长辈作为孩子道德榜样的权威作用,另一方面,被宠溺的孩子往往缺乏责任感、自我中心、规则意识差等。其二,社会竞争的加剧,使得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发生变化,父母往往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抱负以及对社会竞争压力的认知等都糅合在让孩子不停地学习各种技能、上各种班、接受各种培训、考各种证的教育中,家庭教育越来越功利,剥夺了很多孩子接触社会生活、融入社会生活、获得道德经历和道德体验的机会,使得孩子的道德发展之树成了无根之木。其三,由于社会竞争和社会压力,遑论城乡,中

青年的父母们不得不为生计奔波忙碌,与孩子交流的时间大大减少、方式越发单一,甚至出现了很多难以得到父母亲亲自教育的留守儿童!当代中国父母亲对孩子道德素质发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家庭作为人生长的第一环境,家庭教育本来是一个人道德素质发展的重要而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家庭教育一定程度的缺位也是当今国民道德失范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个体层面的因素在个体道德素质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化初期),有相当多的因素影响着个体道德素质的发展。主要的如:其一,应试取向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过度功利化,学校、家庭在教育、评价等方面忽视了儿童青少年道德素质的发展并同时对个体产生了错误的导向。其二,由于社会失范、竞争剧烈、学习压力大导致了学校、家庭对儿童青少年的过度保护,他们基本在家庭、学校这样较为单纯的环境中成长,社会参与少,较少置身真实的道德情境或道德冲突,空有被灌输的一些道德知识,没有道德体验,意志得不到锻炼、行为上没有落实,道德素质难以真正提高。其三,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缺位使社会上各种各样、良莠不齐的信息涌进青少年生活的世界,自制力和判断力的缺乏,使他们很容易成为那些 假!、恶!、丑!信息的受众,成为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德说教的俘虏,在一些不良的诱惑或教唆下走向道德发展的歧途。可以说,个体在道德素质发展早期阶段的一些问题和障碍,是导致个体道德失范的直接原因。” ③

关于筹办艺术特长班必要性及生源问题

调查报告

第四篇：对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几点思索

对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几点思索

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后，机关单位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事业单位逐步建立了宏观上注重公平，微观上体现激励，关系合理，秩序规范的收入分配制度。对稳定和发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专业技术队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年又逢机关正常晋升调整工资，为大家所关注，现就现行的工资制度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和探讨。

一、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正常晋升办法

（一）机关公务员工资正常晋升办法

一是按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工资档次。根据川人办发【2008】15号文规定，从2006年7月1日起，公务员考核累计两年称职及以上的，从次年1月1日起在所任级别对应工资标准内晋升一个工资档次。下一次按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从工资档次变动的当年起重新计算。

二是按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增加工资。从2006年7月1日起，公务员考核累计五年称职及以上的，从次年1月1日起在所任职务对应级别内晋升一个级别，级别工资就近就高套入晋升后级别对应的工资标准。下一次按考核结果晋升级别的考核年限，从级别变动的当年起重新计算。2010年将是公务员第一次正常晋升级别。

三是级别工资滚动晋级。根据川人办发【2007】176号文规定，公务员按套改办法重新确定级别后，自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凡考核称职及以上并达到级别工资套改表规定年限的，可从达到规定年限当年的1月1日起晋升一个级别，级别工资就近就高套入晋升后级别对应的工资标准，这部分人员按考核结果晋升级别的考核年限从级别变动的当年起重新计算。

在一年中同时要晋升级别，又要晋升档次的，先晋升级别再晋升档次。

（二）机关工人正常晋升岗位工资

根据川人办发【2008】15号文规定，从2006年7月1日起，机关工人考核累计两年为合格及以上的，从次年1月1日起晋升一档岗位工资。下一次按考核结果晋升岗位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从工资档次晋升的当年起重新计算。

（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晋升薪级工资

根据川人办发【2007】169号文规定，从2006年7月1日起，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工作人员，每年增加一级薪级工资，并从第二年的1月起执行。

（四）退休人员正常晋升退休时工资重新计发退休费

根据川人办发【2008】15号、川人办发【2007】169号文规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当年退休，但按考核规定参加当年考核评为称职（合格）等次及以上的，如符合按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岗位）工资档次规定，从次年1月1日起，以本人退休时的级别（岗位）工资档次及工资标准，按晋升一个级别（岗位）工资档次的金额计入基本退休费基数，重新按比例计发。

二、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日常变动办法

（一）职务(岗位)变动后工资变动办法

根据川人发【2007】29号、川人发【2007】49号文的规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职务（岗位）发生变动，工资待遇按下列政策执行：

公务员晋升职务后，从晋升职务的次月起执行新任职务工资和相应的级别工资。原级别低于新任职务对应最低级别的，晋升到新任职务的最低级别；原级别在新任职务对应级别以内的，晋升一个级别。级别工资逐级就近就高套入晋升后级别对应的工资标准。

技术工人晋升技术等级（职务）后，执行新任技术等级（职务）对应的技术等级工资标准。技术工人晋升技术等级（职务）后，岗位工资逐级就高套入晋升后的技术等级（职务）相应的岗位工资标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变动后，从变动的下月起执行新聘岗位的工资标准。在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技术工岗位和普通工岗位之间变动的，薪级工资按新聘岗位比照同等条件人员重新确定。

职务(岗位)变动后的工资，均从职务(岗位)变动的次月起执行。

（二）因工作调动，工资发生变动

主要是涉及到是否享受艰苦边远地区及国贫县高定工资，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补贴的问题。根据川人发【2007】8号、川人办发【2006】360号文件精神，从非艰苦边远地区或非国家贫困县调入艰苦边远地区或国家贫困县工作6个月以上的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高定一至二个级别（岗位或薪级）工资档次，从调入之日起执行。在艰苦边远地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满15年，从艰苦边远地区调入非艰苦边远地区的人员，高定工资予以保留；在艰苦边远地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低于15年，从艰苦边远地区调入非艰苦边远地区的人员，高定工资及津补贴从次月起取消。

（三）因荣誉奖励，工资发生变动

根据川人发【2006】46号、川人发【2006】47号文件的规定，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或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国务院决定给予奖励晋升工资档次的，高定二个级别（岗位或薪级）工资档次。

被授予国家部一级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由国家主管部委与国家人事部联合发文给予奖励晋升工资档次的；被授予省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由省人民政府明确给予奖励晋升工资档次的，高定一个级别（岗位或薪级）工资档次。

（四）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高定工资

根据川人发【2006】47号文件的规定，经人事部选拔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按国家有关规定，原高定一至二个职务工资档次的，在套改工资的基础上相应高定1 至2 级薪级工资。

三、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基本工资收入占公务员整体收入的比重偏低,工资制度缺乏透明度。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低工资、多补贴”。我地区公务员的基本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之和)在其工资收入中所占比重低于二分之一,有的仅占三分之一或更小比重。同样是公务员,所在行业不同,收入差异也很悬殊，导致地区和行业之间工资缺乏透明度,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二）现行工资制度设计缺乏补偿和激励机制,不能充分发挥公务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现行的工资制度实行的是同级同酬制度，虽然平衡了不同地区之间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但客观上却难以体现不同职位公务员承担的工作、责任和风险等实际存在的差异,淡化了业绩激励机制,违背了按劳取酬原则。如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所承担的责任和工作量不能同日而语，但以乡科级副职为例，全年工资收入只相差240元，形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格局。很难发挥工资的补偿和激励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公务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基层公务员适用的级别工资级数较少,不符合收入分配制度发展的方向。据统计,目前我国公务员队伍60%在县以下基层单位,92%是科级以下人员。由于受到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的限制,尽管整个公务员的级别工资分了27级。但绝大部分基层公务员,尤其是县乡两级公务员能够适用的工资等级仍然较少,这就造成大量公务员的工资处于金字塔底层的状况。由于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很难得到更多的行政级别或职务晋升,导致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尽管承担着具体实施国家政策的工作,但他们的贡献和价值在工资水平上却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这种情况必将强化基层公务员队伍中的“升官发财”意识,同时,还会产生在特定的环境下,一部分公务员会为了谋求职务晋升而不择手段。

（四）津补贴政策不配套、不透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标准虽然是全国统一，但由于各地区各行业财力不同，各地执行不同的规范性津补贴，这使得不同地区的同级公务员之间，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实际收入差距较大。另外，“规范性津补贴”发放的对象为公务员，对事业单位人员和机关工勤人员收入分配制度尚不明确。从事同样的工作，待遇迥异，事业及工勤人员情绪波动，存在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工作的整体推动。绝大多数单位为了公平对等、一视同仁，坚持按公务员最低级别标准参照执行。但这部分经费全靠单位自筹，单位经济压力大增。

四、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清晰、透明、规范、合理的公务员工资结构。必须充分体现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在公务员薪酬结构中的地位、性质与作用。基本工资在工资结构中应占主导地位,是工资结构的核心部分,是按劳取酬的重要体现。津补贴是工资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为国家规定的津补贴、省以下规范津补贴及改革性津补贴（如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它解决的是公务员正常生活、工作所需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奖金是工资结构的重要补充，它是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公务员集体，依据规定给予的奖励。应对公务员基本工资、津补贴及奖金在工资结构中占的比例加以规范,其中基本工资应占主体,即为60%左右。合理确定他们之间的比重，建立一个清晰、透明、规范、合理的工资结构意义深远。

（二）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逐步引入绩效工资制度。综合考虑公务员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也就是将公务员的工作表现与工资紧密挂钩,工作成效越显著，工资收入越多,以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绩效工资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在满足公务员正常的自利心的基础上,引导、提升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激发公务员的进取心和工作动力,提高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和工作绩效。

（三）公务员工资应适当向基层倾斜。为鼓励广大基层公务员安心本职工作,应适当增加县以下基层公务员所对应的级别数量,基层公务员可根据工作年限以及个人绩效得到级别的晋升,从而获得相对更高的待遇,这样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的稳定。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职务的升迁,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更高的级别和相对更高的待遇。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的稳定,有利于公务员队伍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四）建立科学规范的津贴补贴调控机制，制定符合事业单位和工勤人员现实需要的津补贴制度。一是需要充分考虑公务员的实际利益，合理确定津补贴标准，着重建立科学规范的调控机制和制度平台，逐步将不同地区、行业津贴水平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以内，使各行业之间的津贴补贴水平大体相当。二是尽快完善事业人员、工勤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稳定人心，公平待遇，财政保障，减轻单位压力。三是对“规范性津补贴”要极早纳入法律层面加以规范和界定，这样才具有刚性和约束力，执行才有力度。

第五篇：对班主任工作的思索

２、抓两头有时不一定会促中间，反而会造成两极分化，只有对每个学生给与关心，学生才能全面进步。

３、班主任要善于挖掘学生的优点，让每个学生的优点在班上亮起来４、利用学生的自尊心诱导学生是教育学生的一个好办法。

５、班主任应是班干部的谋士，６、班主任做好班级工作的核心是培养好班干部。

７、班风的形成来自班干部，班干部的作风来自班主任。

８、每一个班会都应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

９、班主任是综合老师，他要学会关心学生全面。

１０、一个优秀的教师不一定是优秀的班主任，但一个优秀的班主任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教师。

１１、没有班级活动的班级，班主任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班主任。

１２、班上出了问题，班主任的要做的首先是冷静地分析自己。

１３、班主任应为每个学生建立一个成长档案，为班级建一个班史。

１４、谁能让学生成功地管理自己，谁就是成功的班主任。

１５、优秀的班主任善于培养优秀的班干部。

１６、不要在学生面前表白自己的辛苦，那是你应尽的责任。

１７、没有能力的班主任训斥学生，有能力的班主任表扬学生。

１８、班主任让学生改正缺点的最好办法是不给他的缺点产生创造条件。

１９、班主任家访的目的不是告状，而是让家长帮助自己找到让学生改正缺点的方法。

２０、班主任应学会教育家长。

２１、在班主任面前没有一样的问题、一样的学生、必须采用不一样的方法。

２２、班主任的行为能感化学生，学生的行为就能感动班主任。

２３、管理学生的办法不仅要在自己头脑中找，还要在在学生头脑中找。

２４、班主任应坚信学生的智慧是无穷的，因为学生的背后是家长，家长的背后是社会。

２５、谁善于运用学生的智慧，谁就善于做班主任。

２６、班主任应把自己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

２７、只要班主任勇于在学生面前承认错误，学生就会在班主任面前勇于承认错误。

２８、班主任不应在学生面前提别的学生的缺点。

２９、学生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帮助学生改正缺点的方法。

３０、班主任的魅力来自他的语言和工作方法。

３１、班主任应努力给每个学生创造一个展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３２、学生常有改造社会的愿望，班主任要教育学生改造社会首先要从改造自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