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简说

第一篇：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简说

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简说

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兄弟般的情谊是在共同开发中国大地以及源远流长的密切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藏民族是中国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成员之一。回顾藏族地区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的史实，相信读者能够从中找到充分的佐证。

中国境内的藏族分布在广衰的青藏高原上，现今藏族居住区划分为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即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这一行政区划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有其地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元代以来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结果。

一、元代以前青藏高原的藏族居住区

青藏高原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据已有的考古资料证实，4000多年以前就有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森林、河谷、草原地带活动。同时，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的综合研究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祖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古代文明及其以北的草原游牧文化，以及东南亚热带河谷农业文化，都曾从不同的方向汇集于青藏高原之上，使青藏高原原始文化呈现出一种甚为复杂的多重性特征。在数千年中，有许多古代民族和部落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上，他们之间的迁徒和交融多次发生。与此同时，古代民族和部落移出和进入青藏高原的事实也屡见记载。从夏、商时代开始，有许多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和北部被称为“西羌”的部落群从青藏高原向东、向南发展，一部分逐渐融人汉族之中，一部分在四川、云南发展为现今的羌、纳西、普米等兄弟民族的先民。从秦、汉时代开始，汉族进入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及东南部，屯田耕牧，驻兵戍守，并设置了一些郡县行政机构。例如，西汉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四川西部设戕柯、越雟、沈黎、汶山等郡；在湟水流域设“护羌校尉”；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青海湖边设立西海郡，下辖五个县。同时还有北方草原民族如匈奴、小月氏、鲜卑等进入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建立过南凉、吐谷浑等政权。

到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青藏高原上分布着许多大小部落，其中主要有：

1．羊同，在今西藏自治区西部和北部；

2．苏毗，在羊同以东，今西藏自治区北部那曲地区、东部昌都地区到青海省南部玉树自治州一带；

3．多弥，在苏毗东部金沙江上游；

4．党项，在今甘肃省、青海省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

5．西山八国，即东女国等，在今四川省西部茂汶、雅安一带；

6．雅隆，在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

7．吐谷浑，为鲜卑族联合西羌部落建立的政权，在今青海省北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去南部。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于公元618年建立了强大的唐朝，并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积极战略指引下，着手解决全国的民族关系问题。当时，唐朝曾发兵进攻吐谷浑政权，进入青藏高原，使分散的党项、吐谷浑、西山八国、大羊同等部落都与唐朝发生关系，他们遣使入朝，表示归附。唐朝由此在湟水流域设置鄯州、廓州，并对青藏高原东部归附的各个部落首领封授官职，在该地区设置了数十个羁縻州。同时，在西藏山南的雅隆部落强大起来，先后兼并了羊同、苏毗等部落，并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吐蕃王朝。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一举成功地解决了北突厥问题，随之出现了一个全国性民族关系大融合的趋势，即唐太宗所说：“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在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在青藏高原刚刚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也积极地同唐朝建立关系。

据历史记载，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到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蓄赞普松赞干布曾前后五次遣使入贡，并请婚。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许以文成公主，并封吐蕃使臣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这是第一个受中央政权封职的吐蕃人士。唐朝嫁文成公主以后又嫁金城公主到吐蕃，吐蕃遂与唐朝结成了后来吐蕃历代赞普所确认的“甥舅之国”的和亲关系。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逝世，松赞干布献金银珠宝15种，请置太宗灵前以致哀，唐高宗嘉之，授松赞干布为驹马都尉、西海郡王、王等。唐、蕃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了200多年，据初步统计，自公元634年至842年的209年间，吐蕃使者共出使长安100次，唐使者出使吐蕃52次，平均1年零4个月，唐、蕃之间就有使臣往来一次。正如《全唐文》所说：唐、蕃“金玉绩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此外，自公元705年至821年的100多年间，唐、蕃举行“和盟”或“会盟”达8次之多。盟文中屡次重申唐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见《旧唐书·吐蕃传》)。历经1200多年至今仍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就是汉藏两族兄弟亲谊友好的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唐代不仅是我国藏民族(及其文化)全面形成的历史时期，而且也是青藏高原上民族进一步大融合的历史阶段。由于吐蕃王朝近200年的统治，青藏高原各部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逐步加深。吐蕃王室创制和推行藏文，崇信和扶植佛教，促进了共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吐蕃王朝的军队和部落分散到青藏高原各地，加速了藏民族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吐蕃的历次扩张，使吐蕃王朝统治的区域中不仅有吐蕃人，而且有汉人、吐谷浑人、于阗人、西羌部落、诸蛮部落等。由于松赞干布及各代赞普主政期间，思想开明，积极吸收周边诸邻特别是唐朝优秀文化而使吐蕃日益强大，疆域广阔。在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就在内部军事、政治、法律、文化、宗教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吐蕃本部分为4个“如”，61个“东岱”(意为千户所)，并制定《六大法典》，用法律形式将其行政区划确定下来。这4个“如”，主要是在今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雅隆河、年楚河流域。吐蕃的“如”和千户所都是统管军政和民事的行政机构。后来，吐蕃又将“如一千户所”的制度推行于苏毗，设立了“孙波如”在羊同地区设立了10个千户所(东岱)。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0世纪初(公元907年)唐朝也崩溃了。此后中原经历了五代十国、两宋、辽、金、西夏等约300多年几个政权割据的历史局面。由于中原长期未能统一，与祖国血肉相连的青藏高原也经历了近400年之久的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据状态。此间，在青藏高原东北部，从ll世纪初开始出现了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和藏族部落建立的唃厮罗政权。唃厮罗政权是北宋时期居住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吐蕃人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唃厮罗政权为抵御西夏，与宋朝交好，其首领自称赞普(吐蕃王朝的王号)，同时接受宋朝封给的郡王、节度使、大将军等官爵。唃厮罗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出现后。为了加强和发展自身实力，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宋朝的支持。一方面，它向宋朝进贡修好，另一方面则请求宋朝册封。公元1032年，宋朝授唃厮罗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公元1038年，又加封为保顺军节度使。唃厮罗在河煌地区统辖各部属民数十万人，成为宋朝抵御西夏的重要辅助力量，这一政权维持了百余年的统治，历世勤贡，受到宋朝的封爵，保持了臣属关系。公元1065年唃厮罗卒，其三子分裂为三部，磨毡角据青唐城(今青海省平安县)，宋朝准予嗣保顺军节度使，以后累次晋封至太保、太傅、太尉；辖毡据龛谷(今甘肃榆中县境)，宋朝授为严州团练使。宋朝不仅通过“茶马互市”与青藏高原的藏族部落保持经济联系，而且在秦、渭、兰、会、熙、河等宋朝的州县中还分布着一些藏族部落，宋朝对他们设官管辖，并组织蕃兵、弓箭手等，配合宋军对西夏作战。唃厮罗政权崩溃时，12世纪初宋朝曾一度占领河湟，将唃厮罗地区统一，并设置湟州、廓州及西宁州。

二、元代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公元13世纪初，蒙古族在成吉恩汗的领导下兴起于北方草原，经过几十年的征战，蒙古灭亡了西夏、金、宋等政权，统一了中国，建立起元朝，整个藏族地区也先后归附蒙古，成为元朝版图的一部分。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随后招抚和攻占了河湟、姚岷地区的藏族部落。公元l239年，驻守凉州的蒙古皇子阔端派兵进入乌思藏(即西藏)，一直到达拉萨地区。公元1244年，藏传佛教萨翅派领袖萨迎班智达贡噶坚赞应阔端的召请携侄子八思巴、恰那多吉去凉州。公元1247年，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面，商定了乌思藏归附蒙古的条件，乌思藏地方首领受蒙古的统治，停止武装抵抗，呈献图籍，交纳贡品，蒙古则委任乌思藏地方僧俗首领担任各级官职。萨迦班智达为此专门写信给乌思藏各地僧俗首领，通报了这些条件，并劝说他们接受(见达钦阿美夏所著《萨迎世系史》)。蒙哥汗即位后，乌思藏的止贡、蔡巴、帕竹等教派都派人到元朝廷，元政府对他们封授了官职。青藏高原东部的“多康”(即藏语中沿用的地理名称“康区”和“支多”两部分，今甘、青、川、滇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地区各藏族部落亦在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率兵穿越该地区时归降，各部首领受封官职，接受了元朝的统一管理。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位，当年即封八思巴为国师，(公元1270年又晋封为帝师)，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公元l264年，忽必烈在政府中设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管理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并由国师(帝师)管领院事，举荐官员。宣政院是与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平行的中央机构。在宣政院之下，元朝将藏族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建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分别进行管理。这三个宣慰司是：

1．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治所在河州门(今甘肃省临夏市)，设置于蒙哥汗时期(约公元1253年)，有宣慰使五员，下辖脱思麻(即安多)路军民万户府、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及元帅府、招讨司、军民安抚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管辖范围为今青海省东部和南部、甘肃省南部和四川省西北部，包括今青海省的海南、黄南、果洛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北部。因其主要辖地为脱思麻路，故又称脱思麻宣慰司。

2．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治所不详(可能在今甘孜至昌都的交通线上)，设置于元世祖时期(约公元l280年前后)，有宣慰使四员。下辖朵甘思(即“多康”)田地里管军民都元帅府、招讨使司、安抚使司、万户府等机构，其辖区在今四川省西部、云南省西北部、西藏自治区东部和青海省西南部，包括今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和那曲地区的一部分。该宣慰司亦称朵甘思宣慰司。

3．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可能与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同时成立于公元l280年前后，当时是乌思藏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后来元朝中央政府在公元l292年又将西部的阿里(即纳里速)地区划入，故称为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有宣慰使五员。其下有都元帅、招讨使、转运、万户等官员。《元史》记载有ll个万户，藏文史料记载有13个万户。其辖区包括今西藏自治区除昌都地区以外的大部分地区。

据《萨迎世系史》等藏文史籍记载，元朝曾将藏族地区划分为三个“却喀”，从阿里地区到索拉甲沃(在今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索县)为一个部喀，从索拉甲沃到黄河河曲为一个却喀，从黄河河曲到汉地的大白塔为一个却喀，这三个却喀的地域大致与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立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相符，它反映了元代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的实际情形。

宣政院是管理全国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因此体现在它的职责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负责对藏区的军事管理。为了乌思藏及各藏区的安定，元朝曾委派高级官员坐镇指挥，进军藏区，并在藏区各地驻兵守卫。(二)荐举官员。藏族地区各机构中的高级官员的任命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授给他们金牌、银牌、宣敕委任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招讨、安抚、达鲁花赤等。(三)管理骤站。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元朝曾先后三次派官员到乌思藏清查户口，并陆续在藏区设立了31个驿站，其中前后藏有11个，阿里有4个。驿站负责传送公文，支应过往官员食宿、马匹等，这种支应差役，突顾语称之为“乌拉”，西藏乌拉差役即始于此。(四)负责对佛教事务的管理。由此可见，元朝对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是严密而有效的。

元朝中央政府在藏族地区设置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则具体地实施着元中央和宣政院的各项职能。军事和驿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因此各宣慰司在职能上都侧重于管理军事和驿路交通，有专门的管理元朝驻军和地方军队的官员，也有负责驿站及军队后勤的官员。对于民政，则主要委托地方首领管理。元代在藏族地区担任官职的除藏族地方首领和宗教领袖外，还有蒙古人和畏吾儿人、汉人等。不过，由于三个宣慰司的具体情况不同，在民政管理上有一定的差异。在乌恩藏宣慰司的辖区内，元朝扶植萨迎派，由萨迎派的领袖及其属下的萨迦本钦负责民政和司法，管理各个万户府。而脱思麻宣慰司和朵甘思宣慰司则由元朝任命的各地方首领管理民政，它们的辖区和甘肃、陕西、四川行省连接，管辖范围时有变动，有时还由行省官员兼管宣慰司的事务。如河州、岷州原属陕西行省巩昌路总帅府，后改属脱思麻宣慰司，黎州、雅州原属四川行省，后改属朵甘思宣慰司。

元代还有一些藏族居住较多的地区划归行省管辖，如今天青海省黄河以北至河西走廊一带，今甘肃省陇西至天水、平凉一带，元朝在这些地区驻有重兵，并且因这些地区有汉、回、蒙古等民族和藏族一起居住，所以元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永昌路、西宁州、临洮府、巩昌总帅府等机构，划归甘肃行省和陕西行省管辖。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一部分属云南行省丽江府管辖，一部分属朵甘恩宣慰司。

经过元朝约一个世纪的统治，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成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著名的l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载他到甘肃一带旅行的情况时提到，西宁州(今青海省西宁市)有不少伊斯兰教的信徒，他们即是今中国西北部地区回族的先民，这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已经形成藏、蒙古、回、汉等民族杂居的情况。而更为重要的是，元朝宣政院下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作法，把藏族地区按历史发展的情况划分成了三个行政区划，它实际上成为今天藏族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

三、明代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明朝对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基本上沿用元朝的旧制，又作了一定的变动。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际就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统治政策，“制御”藏区。明洪武二年(公元l369年)，明朝派人进藏诏谕各地首领。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军攻下河州(即元朝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对藏区官吏震动很大。乌思藏、朵甘思等地原先元朝所委任的官员和宗教首领纷纷入朝“乞授职名”。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故元摄帝 加巴藏卜等藏族首领到南京，明朝对他们授予官职，并设立朵甘卫、乌思藏卫和河州卫，后来朵甘卫和乌思藏卫升为朵甘指挥使司和乌思藏指挥使司。朵甘指挥使司的辖区与元代朵甘思宣慰司相同，乌思藏指挥使司的辖区与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相同。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明朝又在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市)设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并统辖朵甘指挥使司和乌思藏指挥使司。明朝在都指挥使司之下设置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干户所等机构。对乌思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明朝设置了“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加以管理。对于元代的脱思麻宣慰司辖区，明朝因该地区藏、回、蒙古、汉等民族杂居，故设置河州卫、洮州卫、岷州卫等，直接划归陕西行省管理。明朝还将元代的西宁州改为西宁卫，又在西宁卫以西设立安定卫、罕东卫、曲先卫等，由西宁卫遥领，隶属陕西行省，管理青海北部的各土司及藏族、蒙古族部落。

明朝对四川西部大渡河以东的藏族地区设立茂州卫、松州卫、威州卫、松潘卫、天全六番招讨司等机构进行管理。朵甘思南部的今德钦、中甸等地，当时在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的统治之下，所以隶属于云南行省。

明朝除了对藏族地区的世俗贵族首领封授官职，委托他们管理藏族部落以外，还封藏传佛教玛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的领袖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封授当时实际统治乌思藏大部分地区的帕竹噶举派的首领为阐化王，封萨迦派、止贡噶举派的首领为辅教王、阐教王，封朵甘思地区馆觉、灵藏地方的首领为护教王、赞善王。这些法王和王得到明朝颁给的印章和封浩，其职位的继承要经过明朝皇帝的批准，并定期派人到京城向明朝皇帝进贡。除此之外，明朝还对许多乌思藏、朵甘思的地方僧俗首领封给大国师、灌顶国师、国师、西天佛子、司徒、都纲、觉义等官爵名号，发给印章封诰，命他们管理各自的地方。

明朝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给藏族社会带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使藏族社会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很大发展。藏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明朝廷对藏族僧侣上层人士赐予宫职名号并规定凡国师以上的部族首领都有资格定期遣使至京朝贡，而明朝廷为表示对藏区的关怀，沿袭历代惯例，以优厚于原贡品数倍价值的礼品回赐给朝贡者。藏族首领留恋贡市之利，故朝贡的人数、次数逐年增加，有时一个法王的使者多达数干人。在中央与地方密切政治关系的同时，明朝中央政府特别重视与藏族各地方及部落的经济联系。当时在汉藏交界线或杂处的地方，如秦州(今天水)、洮州(临潭)、河州(临夏)、雅州(雅安)、碉州(天金一带)、黎州(汉源北部)、打箭炉(康定)、岩州(松潘西北)、结塘(中甸)等地，均设立茶市。明朝用大量茶叶与藏族交换马匹。后来，明朝推行金牌信符制度，即对甘、青、川、滇接近汉区的藏族部落发给金牌，规定他们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马匹，以交换明朝政府提供的生活必需品一一茶叶，这就是著名的茶马互市。

明中央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藏族地区的管理，十分重视发展内地与藏族地区的交通。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明朝廷命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会同护教王、赞善王等藏族僧俗首领主持复置骚站事宜，以通使者，同时还派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等人赴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朝廷又遣朝宫救渝乌思藏阐化王及甘、青、川等地大小藏族首领主持修理驿路。经过多次调整、修复，无论是从雅安到拉萨，还是从成都到甘南，其驿路交通都更加畅通无阻，因而出现了“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的太平景象。驿站的畅通，促进了内地与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明朝中央政府能更好地对藏族地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四、清代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明朝晚期，蒙古势力再次进入青藏高原。公元1639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五世**喇嘛、四世**等人在格鲁派取得对乌思藏地区的统治权之前，就经过商议，派遣使者，以乌思藏各僧俗首领代表的名义，到沈阳与清政府建立联系。公元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并进而统一了中国。清朝初期对青藏高原采取了对固始汗和**喇嘛封给名号，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办法。公元1652年，五世**喇嘛应召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公元1653年，清朝册封五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喇怛喇**喇嘛”，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自此，**喇嘛的封号和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遂正式被确定下来。以后历辈**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册封遂成为制度。清朝对**喇嘛的册封，确定了清朝对西藏地方之主权。随着五世**喇嘛到北京朝见及其被清朝的册封，公元1652年明朝所封的乌思藏各地首领及康区的长河西、鱼通、宁远、董卜韩胡指挥宣慰使等派人到清朝献旧敕印，请求内附。同年，青海等处蒙、藏首领，也纷纷归附清朝。此后不久，明朝所封乌思藏阐化王的后裔派人到京献明朝所赐玉印，请求换发新印，清政府派使者进藏，询问**喇嘛，查明阐化王后裔已归**喇嘛管辖，所以没有换发新印。与此同时，清朝沿用明朝的旧制，将西宁卫(后改为西宁府)、河州随地划归甘肃行省，将松潘及阿坝等地划归四川行省管辖。公元1700年，清朝派四川提督率兵进驻打箭炉，重修铁索桥，并招抚木雅、喇滚，瞻对等土司，将雅碧江以东的地区划归四川行省管辖。

固始汗和五世**喇嘛去世后，在拉藏汗和摄政第巴桑结嘉措联合执政时期，围绕真假六世**喇嘛(即第巴所立仓央嘉措和拉藏汗所立意希嘉措)之争，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分歧，使西藏政局动荡不安。公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蒙古准噶尔部乘机攻人西藏，西藏向清朝廷告急。康熙皇帝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命皇十四子允 为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指挥大军从云南、四川、青海三路进藏，并命都统延信率西路官兵由西宁护送七世**格桑嘉措入藏坐床，此举受到蒙藏僧俗人民的广泛拥护。

公元1720年，清政府平定了西藏，彻底结束了蒙古和硕特部在西藏地区的统治。次年，清朝废除蒙古汗王和格鲁派的第巴管理西藏政务的制度，任命四名噶伦，管理西藏行政。另外，清政府还在拉萨、昌都、里塘等地驻兵，保卫地方，并从公元1727年起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公元1723年，青海蒙古族首领罗卜藏丹津举兵反清，迅速被清朝平定。清朝又将青海蒙古部落编为二十九旗，并将原属青海蒙古管辖的各个藏族部落收归清朝政府直接管理。公元1728年，清政府在西宁设立青海办事大臣(亦称西宁办事大臣)，负责管理青海蒙古各旗和藏族部落。至此，整个青藏高原都纳入了清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使清政府有可能对藏族地区行政区划重新进行调整和划定。

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清政府划分西藏和四川、云南的地界，分别将昌都、洛隆宗、桑昂曲宗等地划给西藏管理；将中甸、阿墩子(德钦)、维西划归云南管辖；巴塘、里塘、康定、德格等地仍归四川管辖。同年(公元1726年)，四川、云南、西藏三方派员会勘了地界，在金沙江以西的宁静山山头竖立界碑，规定了川藏、滇藏界线，这条界线是以金沙江为基本划线，划出了云南、四川藏区与西藏的地理分界。公元1731年，清政府又划分驻藏大臣和青海办事大臣的管辖地界，将原属蒙古和硕特部管辖的藏北和黄河源以南的游牧部落七十九族分隶青海和西藏，其中，四十族归青海(即今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三十九族归西藏，即民间所称藏北霍尔三十九族。至此，四川、云南、青海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基本确定。当时青海办事大臣驻西宁，但西宁府属甘肃省，西宁办事大臣辖地为日月山以西、贵德厅、循化厅的黄河以南的蒙古各旗和藏族部落牧地，河州以南的甘南藏族地区。驻藏办事大臣除直接管辖藏北二十九族和达木蒙古(即当雄地方)外，还监督在**喇嘛领导下的噶厦政府(公元1751元，清政府在西藏废除郡王制，正式建立噶厦政府，即原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至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清政府在反击廓尔喀侵扰西藏取得重大胜利后、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喇嘛、**额尔德尼平等，噶伦、代本由**喇嘛和驻藏大臣呈请清中央政府任命，以下官员由驻藏大臣与**喇嘛会同挑选。驻藏大臣还负责管理和训练西藏常备军队。**喇嘛等大**的转世要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通过金瓶掣签确定等，从此，驻藏大臣的政治权力更加巩固，**喇嘛和班弹额尔德尼平等的宗教地位和政治地位进一步确立，清朝治理西藏的制度更加完善。这是清朝中央政府全面加强对西藏地方统治的重大措施。从公元1727年始设驻藏大臣到清王朝覆灭的1911年，清朝中央政府先后派遣正副驻藏大臣总计达百余人。西藏和云南、四川、青海之间的行政区域的分界也基本沿袭末变。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和清政府的腐败，清政府对藏族地区的统治力量有所减弱，西藏和四川之间为管辖区域发生了一些争执。其中，从嘉庆晚期到道光、咸丰年间发生的“瞻对(即今四川新龙星)事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川藏纠纷，既是其中一例。

清朝末年，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与驻藏大臣系统间的矛盾，渭政府设立川滇边务大臣，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以加强对康区的治理，并建衙门于巴塘。因原拟将“结塘”(中甸)等云南省藏族地区也纳入管辖，故官衔有“川滇边务大臣”宇样。在边务大臣赵尔丰锐意经营下，“川边”辖境直达工布江达(太昭)一带。宣统二年(公元1911年)，一度打算以边务大臣所辖地区建立行省，此即后来民国时期成立过的“西康省”的前身。

在青海地区，随着清政府统治力量的衰落，原在黄河以南的藏族部落不顾禁令，移牧黄河以北，占据青海湖周围的蒙古各旗牧地。清政府在多次阻止之后，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允许部分藏族部落驻牧黄河以北，并给部落首领委任千户、百户等官职，划定牧场地界，由此形成青海湖周围的藏族“环海八族”，仍由西宁办事大臣管辖。

五、民国时期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后，驻藏大臣被撤消，西藏噶厦政府首先接管了达木蒙古和藏北三十九族。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先在川西藏族地区及昌都设川边镇守使管辖。英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积极鼓动西藏地方上层的亲英势力进行“西藏独立”活动。1913年在印度召开“西姆拉会议”，英国代表提出将西藏划为“外藏”和“内藏”两部分，“外藏”在英国直接监护下实行所谓的“完全自治”，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划为内藏，不同于其他行省，其地位以后再决定。英帝国主义的这个分裂中国的计划被中国政府拒绝后，他们又于1917年挑唆西藏军队东进，占领昌都，次年又占据康区的甘孜、新龙以西的地区。四川军队举行反攻，双方相持不下。经英国人台克满等调停，最后议定将康区的邓(柯)、德(格)、白(利)、石(渠)和昌都、类乌齐、察雅、三岩(武成)等共十三个县划归西藏暂管。1930年(民国十九年)，在康区“大白事件”后，四川和青海军队反攻到金沙江边，川藏、青藏达成协议，彼此基本上维持清朝所定分界，各自收兵退回原界内。

1939年，国民政府建立西康省，辖宁(西昌)、雅八雅安)、康(康定、甘孜、德格、巴塘、理塘等地)二属，其中的“康”属即原川边地区，西境达金沙江岸。川西北的阿坝地区仍属四川省。云南藏族地区自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划归云南后，曾为鹤庆府、丽江府管辖，清末，受川滇边务大臣衙门节制，于德钦设阿墩子弹压委员。民国以来，仍为云南省管辖。

对甘肃、青海两省的藏族地区，民国政府曾于1912年设青海办事长官。1913年，设青海蒙番宣使。1915年，改西宁镇总兵官为甘边宁海镇守使。1921年，青海宁海军入据甘南拉卜楞地区。1926年，改甘边宁海镇守使为护军使。1927年，宁海军撤离甘南，设拉卜楞设治局。1929年，青海建省，管辖原西宁办事大臣的辖区及甘肃省的西宁府，省会设在西宁。其中拉卜楞寺地区及卓尼地区，冈藏族首领与青海马家军阀的矛盾而划归甘肃省，成为今天的甘南藏族地区。

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实行“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民国第—部宪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1912年，民国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蒙古及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具有700多年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关系，又有着1300多年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在外敌侵入，内部军阀混战的局势下，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1931年，十三世**喇嘛派出楚臣丹增到南京组成“西藏驻京办事处”，同年，**喇嘛代表6人、班弹大师代表4人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1933年l2月，十三世**喇嘛去世，噶厦政府立即向南京中央作了呈报。同月，南京政府追封十三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派黄慕松专使代表中央政府人藏致祭。1934年1月31日，南京政府复电批准由热振呼图克图总摄藏中事务，并于1935年5月，授予他“辅国普化禅师”名号。1923年，九世**到内地，并于1929年在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1931年，国民政府授予九世**“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1932年又任命九世**为“西陲宣化使”。1937年底，九世班掸大师去世，南京中央国民政府追封他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特准灵童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为十四世**喇嘛，还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了十四世**喇嘛的坐床仪式。

六、现今藏族地区的行政区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世**大师从青海致电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请求立即解放西藏。1950年，甘肃、青海、四川、西康、云南等省境内藏族地区先后解放。同年10月，解放昌都。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地区宣告和平解放。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少数民族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制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藏族地区由于地域广大，历史上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有些地方是藏族与其他民族长期杂居，依据这些特点和历史上行政区划的沿革，在调解历史上的草原纠纷、部落械斗，实行民族团结的基础上，经过各界代表的充分协商酝酿，在藏族地区建立了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机构。从1951年底到1954年初，青海省先后成立了玉树藏族自治州(1951年l2月15日)、海南藏族自治州(1953年l2月6日)、黄南藏族自治州(1953年l2月22日)、海北藏族自治州(1953年12月31曰)、果洛藏族自治州(1954年1月1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1954年1月25日)等六个自治州。1950年l1月14日西康省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后在撤消西康省时改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953年1月1日，成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1953年2月19日成立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现属凉山彝族自治州)。1950年5月6日成立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1953年10月1日，成立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1957年9月13日成立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1950年，昌都地区成立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的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1955年国务院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管。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到1965中9月9日，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布成立。

结束语

从以上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青藏高原历史上是中国许多民族活动过的地域。其中藏民族是公元7世纪由吐番王朝统一了青藏高原的许多部落结合而成的，由于藏族一直生活繁衍在青藏高原上，因此青藏高原的大部被称为藏族地区，但是青藏高原又并非藏族独居之地，汉族、蒙古族、土族、回族、羌族等民族在历史上对青藏高原的开发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吐番王朝崩溃后，从未出现过统治整个青藏高原的政权。从元朝将青藏高原纳入中国中央王朝统治之下以后，青藏高原一直是中国领士的一部分。元代以来乌思藏(西藏)地区先后出现的萨迦、帕竹、甘丹颇章(噶厦政府)政权都是在中国中央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它们管辖的地域没有超出今天的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喇嘛领导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政府)即使在其管辖范围最大时，也未超出金沙江以西、唐古拉山以南。因此，现今有些人力图使世界公众相信的一个包括整个藏族地区的所谓的独立的“国家”，实际上根本没有存在过。

还有一些人利用人们对藏族地区行政区划历史发展不甚了解的情况，力图把世界公众引向其它误区。例如，他们宣称，由于汉族人向西藏大量移民，造成了汉族人在西藏占人口的多数，实际上他们是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凡是有藏族居住的地区，都算作西藏的范围，将在这些地方世居的汉族、回族、蒙古族、土族、羌族人口都算为“移民”，从而得出民族人口的错误比例，并进而断言“藏族正在被同化，藏族的文化正在消失”。这只能妨碍人们真实地认识西藏和整个藏族居住区的历史和现状。

第二篇：藏族地区的土地改革

藏族地区的土地改革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有许多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点，党主张采取更加慎重、更加和缓的政策和步骤。特别是对于西藏地区，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一直阻挠改革。

为了等待西藏领导人员的觉悟和其他条件的成熟，直到1956年中央还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可以不进行改革。但是，农奴主贵族中的反动分子，不仅反对在西藏进行土地改革，而且勾结国外反动势力策划“西藏独立”。1959年3月10日，他们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还蔓延到西藏其他一些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迅速平定了叛乱。3月28日，国务院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6月，自治区筹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此后，民主改革有步骤、有区别地陆续展开。

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把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党在西藏农村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和奴隶，团结中等农奴（包括富裕农奴）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农奴主，彻底消灭封建农奴制度，消灭农奴主阶级。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全区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

第三篇：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内容摘要：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作为我国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藏族地区施行土司制度，加强了藏区、佛教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既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对边疆藏族地区的统治与管理，也有利于藏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宗教文化的保护，对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字：藏族地区 土司制度 佛教 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

2002年，根据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上映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其社会反响不言而喻。该小说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亦可见其文学价值之大。《尘埃落定》通过对康巴藏区麦其土司家族两代人人生经历的描写，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为我们揭开了土司制度下藏民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土司制度走向衰亡的历史必然。也是从看过该剧后，我便对土司制度，特别是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土司制度及藏区概括

1、“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因此它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50年代,长达一千多年。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仇恨和战争。

藏族地区，简称藏区，意为藏族生活居住的地区。我国的藏区按照地形和地域特色主要分为卫藏地区、安多藏区和康巴藏区三个主要的藏族文化区。藏族地区占有我国版图的西南大部及西北一部，是我国除汉族文化区外最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区。藏区较好的保存了藏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为深入研究藏族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场所。

二、藏族地区土司制度概括

土司制度在产生之初并不是就是为解决藏族问题而设立的，而是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而设立的。在藏族地区比较普遍而有力的政治制度是僧官制度，即通过佛教首领或者僧侣来统治人民的制度。之所以僧官制度普遍而有力，则是因为在藏区，可以说是全民信教，而且对于僧侣具有较高的崇敬感和信任感，同时由于僧侣以研习佛法为主，以此僧官制度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可施行性。虽然说土司制度在藏区也有所施行，但是施行的力度和广度是不尽相同的。在卫藏地区，由于佛教各派别的大型寺院多汇聚于此，佛教对民众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该地区的土司数量明显少于另外两个藏区。在康巴藏区和安多藏区，由于离汉族文化区较近，深受汉族政治文化的影响，距离统治中心也要比卫藏地区近，同时有不少其他少数民族与之杂居，因此在这两个藏区的土司制度就比较发达，拥有众多的土司。这两个藏区土司的政治性色彩也比较浓厚，佛教对于政治的影响力也较弱，但是土司与佛教、中央政府之间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藏族土司的职权

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和管理，与地方政权相互妥协的产物，因此，土司拥有一些汉族地区流官所不具有的特殊职权。作为土司制度的一部分，藏族土司的职权与其他少数民族土司的职权大致相同。

在明代时，土司是该区域内的最高管理者，在中央政府的官位称谓为土百户长、土百户、土知府等，土司人选一般为当地的大族，由中央政府或各地州府的册封文书或信物，并每年领受朝廷俸禄。藏区土司实行世袭制，一般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与中央政权皇室贵族传承方式相似，这是它与其他政治制度最明显的差异。土司拥有自己的官吏体质，一般以管家协助自己管理各种事物，另外拥有大量更低级别的管理人员管理更小的行政单位。藏区地区的文明程度较低，存在大量的农奴，藏族土司就相当于该地区的“土皇帝”，享有其管理区域内的生杀大权。同时，其还享有该区域的财政税收、军事等特权，各土司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战时可随朝廷出征，以此获取封赏或升迁。

2、藏区土司与寺院的关系

藏族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虽然各教派的教义不同，但是佛教在藏民中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作为藏民的一部分，藏族土司也多是虔诚的佛教徒。藏族地区散落着数以千计的佛寺，僧侣人数众多，宗教生活是藏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虽然土司在该地区享有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但是人民的思想却是由僧侣和佛教统治的，也包括土司本人。因此，土司对于其管理地区的寺院多给予优待，不仅为寺院捐赠大量的粮食和钱财，还为僧侣提供安全保护，以此来换取僧侣对于其统治的支持。藏区的土司与寺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少有的。

3、藏区土司与僧官

僧官与土司都是藏族地区管理人员，两者共同组成了藏族地区政治统治的主体。不同的是僧官为寺院管理，土司为家族管理。僧官除具有与土司相同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外，还在思想信仰上管理着当地人民，这是土司所无法触及的。但是土司制度较僧官制度更具先进性，其更接近于封建制度统治形式，更有利于加强藏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促进藏区的开发和管理。

4、藏区土司与中央政府

土司制度作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相互妥协的产物，其具有较强的政治独立性。藏族土司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在地方享有军事特权，常常彼此征伐，然而中央政府紧紧依据当地习俗给予物质上的处罚，可见中央政府对于藏族土司管理的乏力。但是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藏族土司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各藏族土司都委身与中央政府，接受其统治，并以此为自身寻求更多的利益。地方土司在历史上曾尾大不掉，中央政府也曾因此进行过“改土归流”，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改土归流”的地区大多为靠近汉族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藏区的“改土归流”是很少的，可见藏族地区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四、对藏区土司制度的评价

对国家而言，在藏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具有一定的无耐性和进步性。在藏区的一部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能够限制僧侣日益增强的势力，保证国家的统一。同时，土司制度的实行，实际上是对藏族社会的以此重要改造，将较为先进的土司制度引入藏区，有利于加快藏族的封建化进程，从而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其统治。此外，中央政府将军政大权下放给土司，能够有效地利用土司来巩固边防，防范外族势力入侵。同时，土司制度其实是一种“以夷制夷”的方针，能够消弱

藏族人民的反抗意识，有利于藏区的社会稳定，从而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

对藏区而言，土司制度的实行促进了藏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总多方面的全面发展，促进了藏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然而各土司手握兵权，常常为一己私利而大动干戈，造成大量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给藏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土司在其辖区内作威作福，给下层农民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

综上所述，藏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作为我国土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藏族地区施行土司制度，加强了藏区、佛教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既有利于中央政府加强对边疆藏族地区的统治与管理，也有利于藏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宗教文化的保护，虽然存在一定的弊端，但是其对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书目：

1、龚荫 《中国土司制度》

2、贾宵锋 《藏区土司制度研究》

3、陈绍举 《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第四篇：图书馆热点简说

图书馆学热点简说

1．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复苏：1978年

理论研究：1979年：1980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杭州召开年会，参加会议的29个省市自治区139名代表，13名常务理事、理事，74名论文作者济济一堂，开始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新篇章。开始主要是集中在定义、职能、性质及战略思考等问题，主要要解决如何构建图书馆学、开展那些研究等问题，如1980年发表《图书馆统计学》集中体现了构建图书馆学内容的迫切心情。

如果从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可以发现，他有一条理论发展的逻辑链：从“转变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的提出，到以生命为代价的“追问图书馆的本质”（黄纯元），积极“探索新图书馆学发展轨迹”，深入进行“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热烈“呼唤新世纪”的到来，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潜心钻研“数字技术应用”，时刻关注“图书馆精神”，驰骋在“知识产权研究”沃土上耕耘等等。

业务研究：以分类编目为核心，尤其是以分类法的制订、修改及实际应用，以后又逐步延伸到文献检索、文献标引等方面。技术应用：以计算机应用为核心，1985－1998年，自动化主题文献2639篇，占总文献26125篇的10.10%，93年开始年发文量超过100篇，98年达835篇。包括理论模式、实践总结、书目数据库、网络化、资源共享、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数字图书馆、电子出版物、光盘、多媒体技术、缩微复制。

图书馆建筑：随着新的图书馆建筑的兴起，或旧馆改造，形成热点，2003年，中科院图书馆召开海峡两岸图书馆建筑研讨会，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论题：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图书馆“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的大讨论，表明了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出了图书馆界的浮躁.乐观――悲观，图书馆将消失，美国兰开斯特等，――90年代美国图书馆学院的关闭，我国图书馆院系的改名，带着历史的沉重感。2． 以较理性的反思状态进入21世纪

（1）00－04年：根据《中国图书馆学报》，统计了720篇文章，从题名中出现的关键词入手，并对其作词频统计分析，以确定近几年中国图书馆界的10个研究热点。

网络、资源建设、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参考咨询等、知识管理与组织、检索、图书馆法规和知识产权、电子出版物、文献计量学引文分析和评价、教学和课程。（2）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05－09年重点研究方向： 1． 和谐社会建设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2． 县级图书馆与社区图书馆研究； 3． 图书馆立法研究；

4． 制定《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的基础性研究； 5． 中国图书馆员专业职务制度建立与实施的研究； 6． 统筹区域发展中的图书馆研究； 7． 图书馆活动与著作权问题研究； 8． 进一步完善图书馆评估制度的研究； 9． 图书馆权利研究；

10． 图书馆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 11．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研究；

12． 文化事业体制改革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13． 数字图书馆研究； 14． 图书馆学教育研究；

15． 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研究。（3）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图书馆在国家文化事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

探讨作为国家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在保存、保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2.图书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探索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作为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在藏书建设、阅读辅导和宣传推广工作中如何配合建设和谐社会开展工作，以及工作的内容和方式。3.图书馆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作用及其实现途径

研究图书馆在国家文化产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形势下文献信息服务的特点、作用及实施途径。

4.图书馆多元文化服务

探讨公共图书馆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如何开展无差异的信息服务；如何建立适应外来移民文化需求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图书馆多元服务体系的建设、管理和服务。5.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理论中的知识论研究

研究知识基础论、知识管理论，以及知识管理活动环节与分支的知识交流、知识组织和知识集合等。

6.图书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科学发展研究

研究农村图书馆服务与农村居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的关系，及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应选点进行研究。7.图书馆战略规划

研究图书馆未来发展战略性规划，包括机构的使命、核心价值观、目标以及行动纲领等。着重探讨图书馆如何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设计和制订有效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8.图书馆与和谐文化建设研究

探讨图书馆与和谐文化建设的关系，在和谐文化视角中的图书馆的功能；图书馆管理文化、服务文化的变化与发展；图书馆对大学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及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作用。9.生态图书馆研究

用生态学来透视图书馆现实活动和现象范式，探讨生态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内涵、本质、作用。如何建立具备崇尚生态、优先节能、富集人文等特点的现代图书馆，研究如何实现尊重自然，追求人、图书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10.图书馆危机管理

探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网络时代的危机特点为图书馆管理带来的新挑战；图书馆危机管理的性质、特点、制度以及措施等。

11.企业图书馆在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探讨企业图书馆如何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优化企业情报服务，支持企业自主创新。通过企业情报服务和企业知识管理的融合，发挥企业图书馆在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作用。12.文化典籍整理与开发

探讨如何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整理开发我国丰富的文化典籍资源。13.知识服务与图书馆管理研究

研究图书馆如何为社会提供知识服务，图书馆员隐形知识挖掘方法和激励机制。14.国外关于“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

研究信息资源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包括其定义、性质、内容、涉及领域、应用价值等。15.国外复合图书馆进展研究

研究国外学者关于复合图书馆（传统图书馆和现代数字图书馆相结合的一种中介形式）研究的最新进展、发展趋势及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科发展的借鉴意义。16.数字资源生命周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研究网络时代信息生命周期（或文献的半衰期）的发展变化，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它的生命

周期的关系，数字资源的生命周期与数字资源管理等问题。17.网络社区与信息运动模式研究

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Web2.0的兴起，网络社区何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用户生产、获取、交流、共享信息与知识的微观环境；探讨社会网络情景下网络社区的运动规律、用户的价值和作用，以及如何改进网络服务效率，创造新的服务模型和服务系统。18.新一代网络服务体系对情报学的影响研究

研究以Web2.0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服务体系对情报学带来的挑战和提供的发展空间，如何以此为契机调整和丰富情报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以及为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提供操作指南。19.数字内容产业的管理与创新研究

力求从技术、经济和人文三个维度综合性地研究数字内容产业发展面临的众多难题，如技术标准、法规政策、商业模式等，并就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全方位的推动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升级换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解决方案。20.信息资源权益分享机制研究

研究数字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公共利益，权利所有人与用户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应从知识产权管理理论与技术等方面开展探索。21.社会网络与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研究

研究知识共享的主体和客体，企业内部知识的存在形式和传递方式，社会网络中影响知识共享的因素，判断知识共享效果和衡量指标，优化企业内部知识共享的策略。22.信息生态系统构建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研究信息生态学的概念、特征及其产生过程和背景，信息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信息生态系统形成机理、运行机制及构建方法，信息生态系统下信息组织、知识管理及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模式与策略。23.文献资源共享评估

探讨文献资源共享评估的理论、方法、选择模式以及操作方法，将资源评估的重心放在共享性文献资源上，针对各类文献资源共享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以及效用开展科学有效的测评。24.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研究

着重研究企业知识管理绩效的表现形式和测度方法。25.农村信息化过程中的知识服务研究

研究如何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信息资源共享来加速农村现代化，图书馆和其它知识组织如何在推进农村信息化、为农民提供知识服务、促进农业跨越式发展做出贡献。26.青少年知识利用习惯和模式研究

通过大规模实证调查方式，对当代青少年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获取知识途径、共享知识方式、应用知识模式等进行研究，以期指导未来知识管理活动和图书馆工作。27.知识成本研究

研究知识成本如何测度，如何降低组织的知识成本，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的知识成本效益比等。

28.中文原生数字资源管理研究

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中文原生数字资源何已成为数字时代和网络空间中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对这部分新的文化信息资源如何加以管理等。29.知识构建与知识服务

研究知识构建所具有的知识组织、知识导航、知识标识和知识检索等方面的功能，以及如何从根本上利用知识构建提供良好的知识服务。30.情报学的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

研究当前情报学理论泛化对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明确情报学的价值，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学科设置的建议。

31.面向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的竞争情报运作机制研究

本研究着眼于科学决策过程中，为组织的决策提供情报和智力支持的竞争情报活动，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探讨其过程、模式、作用机理及运行机制。32.虚拟团队中的信息管理和知识共享研究

研究如何对虚拟团队的信息资源进行构建和有效的管理，虚拟团队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进行辅助决策，分析哪些是影响虚拟团队成员之间有效合作的积极因素以及怎样提高项目成员间沟通的效率。

33.新网络环境下的个人信息组织研究

研究从用户的双重身份角度考虑个人信息组织需求及其特点、对信息组织的影响及相应的信息组织方式、系统研究符合个人信息综合组织与管理需要的方法和工具。34.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研究

主要研究当今国内外信息安全研究的基本状况，探讨信息化趋势对于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在内容和发展方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信息安全策略和实施方案。35.公共管理理论对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研究中外公共管理理论在信息社会，特别是政府管理变革期对档案学理论发展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剖析产生这一系列影响的社会根源，界定公共管理理论与档案学理论的关系，探索进一步发展档案学理论的基本途径和主要的动力来源。36.中国特色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

分析中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梳理中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概括中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定位，提出中国特色电子文件管理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分析研究中国电子文件管理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37.档案所有权问题研究

分析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施后，档案权属问题的深层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探索有效处理与档案所有权相关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途径。38.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的档案开放问题研究

分析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档案信息开放所面临的新的社会需求，在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档案信息开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进一步开放档案信息的指导思想，探索界定档案信息开放范围的标准依据，探究档案信息开放的创新方式与政策制度保障。39.档案信息资源国家控制力问题研究

研究档案信息资源国家控制力的基本构成与战略价值，以当前存在的基本问题为导向，探索强化档案信息资源国家控制力的基本途径，规划旨在强化档案信息资源国家控制力的公共政策体系的框架。

40.国家档案资源的目录控制研究

着重探讨国家档案资源的著录、目录数据交换、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等问题。41.档案信息资源的资产化管理体系研究

探讨档案信息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对档案信息资源实现资产化管理的客观环境条件，提出档案信息资源资产化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构建这一管理体系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42.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力测度问题研究

探究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影响力进行测度的客观必要性，提出测度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社会影响力的理论模型，提出基本的测度方法体系。43.科学技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分析科学技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之间的关系，提出深度开发科学技术档案信息资源、全面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构想与政策框架。

※44.构建我国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45.文化典籍整理与开发

※46.区域性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

※47.网站分类目录研究 ※48.自动分类技术研究

※49.缩小信息差距的政策与策略研究

※50.政府信息资源的图书馆开发利用模式研究 ※51.面向企业创新发展的行业信息服务重组研究 ※52.虚拟企业知识管理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53.信息资源管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54.基于网格的数字图书馆建设研究 ※55.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体系 ※56.图书馆版权制度研究 ※57.图书馆财政改革研究

※58.中部崛起战略中的图书馆发展研究 ※59.图书馆特色知识库构建与知识服务 ※60.领域实用分类系统的编制与应用

※61.基于网站信息的电子商务企业竞争情报研究 ※62.电子商务环境下Web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研究 ※63.基于信息抽取的知识挖掘技术

※64.图书馆知识网络中基于Ontology的知识管理 ※65.Web环境下信息服务评测体系研究

※66.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 ※67.电子文件管理标准体系研究 ※68.档案网站信息资源的组织与利用 ※69.公共档案馆馆藏结构优化策略研究 ※70.流失海外重要档案文献的追索研究 ※71.北京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72.档案真伪辨识方法体系研究 ※73.企业档案知识管理模式研究 ※74.企业数字档案馆的设计与优化

※75.数字档案馆环境下知识生成与知识服务研究 ※76.基于OAIS的电子文件长久保存研究 ※77.我国电子化档案数据安全管理模式研究 3．若干个研究方向

（1）图书馆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真正的学科都是以哲学为理论背景的。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3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研究局面。2001年，蒋永福发文《图书馆哲学是什么》，认为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图书馆哲学的使命，图书馆哲学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要体现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使之融合。2000－06年CNKI收录375篇与图书馆哲学相关的文章。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总结概括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一般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当今社会倡导的人本理念及和谐社会思想融合在图书馆管理中，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体现。（中国图书馆学会2005年年会主题为“以人为本服务创新”，2006年年会主题是“图书馆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一般认为图书馆哲学分三个层次：（A）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B）图书馆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C）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

（2）知识管理。20世纪90年代，美国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提出了“知识管理”这一概念。在90年代未突然发飙，根据IFLA会议论文标题有关“知识”这一词组的统计表明，从64届（1998）到67届的IFLA大会，该词频出现增长了近10倍，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一大热点。2002年5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举办了“知识管理：图书馆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2004年11月，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承办了“知识箅与数字化服务国际研讨会”，2005年3月，上海图书馆承办了以“数字时代的知识管理与服务”为主题的第三届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2006年11月，柯平等人出版专著《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图书馆知识管理是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搜集、整理、存储和应用，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现代图书馆应该在组织、整理好显性知识的同时，着重挖掘出存在于人们头脑中或是隐藏在某些事物中的隐性知识。（如数据库建设）。（信息资源管理）

（3）图书馆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足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开展对图书馆文化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图书馆管理学者将其作为一种新兴管理哲学而率先提出的，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进入90年代中期，关于图书馆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A）图书馆精神。以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为主体，提出和实现保障信息公平、自由获取的相关研究。相继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决议和规划。

2004年，“公共图书馆精神”由范并思教授重提，接着以弘扬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一下子得到界内积极响应。认为公共图书馆精神实质是保障社会成员获取信息机会的平等，从信息知识角度维护社会正义。这是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公共图书馆的历史精神是公共、公开、共享。《联合国教科文级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公共图书馆权利，指的就是民众的公共图书馆权利，而不是图书馆的权利，基本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带着笑利用，第二是自由利用。21世纪的新图书馆运动，旨在重续图书馆精神的历史传承为契机，以弘扬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协调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走近平民，关心弱者，平等服务，缩小数字鸿沟，建立一个信息公平和保障的制度。

会议：中国图书馆学会2004年年会第一分场以“百年图书馆精神的魅力”为主题，2005年第一分会场以“人文视野中的图书馆学”为主题，2006年第一分会会场以“面向大众的图书馆关怀”为主题，课题立项：王子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图书馆新制度建设”，以及杨文祥、范并思等关于为弱势群体服务、善于信息公平获取的政策研究等。

专著：2007年程焕文出版有《图书馆精神》一书。

（B）职业核心价值：2001年美国图书馆学家提出内容包括个核心理念：职责明确、服务至上、学术自由、方法合理、求知求学、保护隐私、倡导民主。美国图书馆协会于2000年提出10个关键词：协作、多样性、教育、智力、自由、保存、隐私权、专业技能、公共利益、服务。

“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从20世纪20年代起，众多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图书馆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不断探索。即图书馆的职业核心价值观念，必须以人为本。具体说，以满足人的需求，实现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创造美与和谐作为图书馆职业活动宗旨。

（C）图书馆权利。是近年来与图书馆精神并驾齐驱的理论研究热点之一，也是伴随着图书馆精神而起。一些学者认为，图书馆权利由图书馆精神演生而来，图书馆权利分为社会立场的图书馆权利，即公民接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对应着的最高图书馆精神――信息公平的理念。馆员立场的图书馆权利。即图书馆人维护图书馆科学有效动作的权利，对应着的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人的职业价值。最早成果大约出现在2000年，此后，有关图书馆精神、图书馆人文关怀、公共图书馆制度、知识自由与图书馆、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等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逼迫或涉及了图书馆权利问题。200折11月，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二届青年学术论坛中，”图书馆与图书馆员权利“成为大会分主题之一。《图书馆建设》从2000年开始推出新专栏《走向权利时代》，《图书馆杂志》和《图书馆》也设立过有关”图书馆权利“的专题栏目。2005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新年峰会和2005年学术年会都将“图书馆权利”作为分主题之一。形成了以程焕文，李国新、永福等人为代表的作者群。其中程焕文的”图书馆权利研究“获利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4）信息资源共享。是以图书馆联盟为基础的。美国的联盟分4个阶段：（A）传统图书馆联盟阶段（1880－1954）图书馆的互助合作，以印刷型文献资源共享为基础，属松散型合作组织。（B）基于自动化时代的图书馆联盟阶段（1954－1983），从学术性图书馆地区性联盟为主体。（3）网络环境下的州际间图书馆联盟发展阶段（1983－）以野孩子文献购买折扣为基础，联盟模式多样，有专门的董事会和理事机构负责管理。（D）国际性图书馆联盟发展阶段（1997－）以1997年成立的国际图书馆联盟ICOLC为飘曳，宗旨是促进学术研究信息流通，实现全球信息资源共享。据2002年统计，全世界有150多个协议联盟加盟ICOLC机构，我国的CALIS也加盟其中。目前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工作还是以局部、不规范、重复方式进行，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法规，没有行政职能的学术机构。中美两国馆际互借有一本质区别，美国馆际互借是由专职的图书馆员利用联机网络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中国则读者凭能用借书证自己云各个图书馆借阅，距离与时间的限制，在读者带来了不便与麻烦。

（5）中国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类教育方向及行动纲要。2006年10月，应邀出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美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的32所国内信息管理学院（系）的院长和系主任、30余所大学和公共图书馆馆长，于2006年10月10日在武汉大学举办“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院院长（系主任）圆桌会议”，达成共识：发展变革方向为：着眼于提升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以实现对图书馆、信息中心等信息资源管理职业的支持为目标。（A）以信息资源管理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需要掌握与信息环境的无缝结合的信息管理知识。（B）以用户为中心的教学大纲，开设包括学术交流模式、资源建设、用户分析、信息咨询与沟通、信息经济学、知识产权、信息技术、电子出生等课程。（C）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学生适应竞争和解决复杂信息问题的能力。（D）以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学位结构与跨学科人才知识结构。（E）终身学习的人才环境。为从业者提供随时更新能力和知识结构的机会和相应的课程，以及大力发展专业学位和职业教育。

（6）图书馆史。这一论题的研究起于20世纪2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形成了一个热点，乘着中国近代图书馆建立百年纪念之东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专题征文，并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2004年年会的主题，出版了论文集，开始了研究高潮的形成。2005年《图书馆》杂志开展的“新图书馆运动”的专题讨论，得到广泛响应，进一步推进了研究高潮的形成。从这一时期的起始，就可明显看出与第一次高潮研究时期的不同点：（1）克服了以个体为主，缺乏整体性的不足，代之以由学会、杂志组织研究，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参与面，並保证了研究质量，其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2）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程焕文、徐雁、范并思、王子舟等等；（3）开始出现了一批代表作，如程焕文先生的《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2004年），该部专著分别由彭斐章、谢灼华、林家有等现代图书馆巨子作序，可见其重。全书分为8章，作者梳理出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填补了许多以往的空白和薄弱之处，可以说，这是一部研究图书馆学术史的扛鼎之作。范并思等编著出版的《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2004年）。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共十一章，书中梳理了20世纪图书馆学的学术发展史，发掘对图书馆学产生和重大影响的文献、人物与事件，将其纳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史的范畴，成为该领域的代表作。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2008－3－13

第五篇：从吐蕃王朝开始说藏族历史

从吐蕃王朝开始说藏族历史

吐蕃王朝在公元七世纪初，西藏北部和青海西南部，分居着羊同、多弥、苏毗，西康分居着东女、附国、青海巴颜喀喇山及其以北分居着白兰、党项等诸羌部落，青海黄河源以北青海湖周围及柴达木等地居住着吐谷浑。

吐蕃社会历史的发展，给予松赞干布创造藏区社会的条件，公元七纪初，这位民族英雄征服了藏北、西康和青海的各羌人部落，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东北与唐的附属国吐谷浑接，东与唐接，因此蕃唐间开始发生直接关系。

松赞干布在位期间，积极地吸收了印度和汉族两方面的文化，尼婆罗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出嫁于松赞干布，更大量地带进了印度和汉族中原的先进文化，给予吐蕃社会发展增加了有利条件。吐蕃此时的社会，在奴肃社会崩溃的废墟上，接受了外来文化，转入初期封建社会阶段。而吐蕃封建制的特点，是长时期内与奴隶制相结合着的，故在这一时期，奴隶制尚浓厚地残存在封建社会之内。庄园制度的建立，农牧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文字，制定法律，确立政治制度，信仰佛教，这一封建的经济结构和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政治、文化、宗教的各种形态、使吐蕃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吐蕃的社会进入富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

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西藏地区的分裂割据：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了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战，战争连锦持续了四百余年。

十三世纪中叶西藏统一于中国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嗄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1215—1294年)即蒙古汗王位，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元，命八思巴为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1265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的推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1268年、1287年和1334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摇役、差役)的制度。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十四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1354年，以隆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喇嘛和**喇嘛两大**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住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严密。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进京，1652年，五世**进京入见。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正式确定了**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罗桑益西为“**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喇嘛的名号。自此，**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1721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1750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1793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与**及其他大**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1912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华民国期间，**喇嘛和**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1954年，**喇嘛、**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的历史性伟大变革。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