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相李鸿章》读后感

第一篇：《晚清第一相李鸿章》读后感

读《晚清第一相李鸿章》有感

班级：12软件4班

姓名：刘晓健

学号：201200301150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徘徊在软件园校区的图书馆，拿出这本富有历史沧桑的书籍，映入眼帘的便是恢弘大气的书名和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这一下子便吸引了我的眼球，读一本这样的历史小说想必是极好的事情，结果也的确是这样。

打开百度，输入“李鸿章”，在百科里面，有长达十数页的篇幅介绍这位晚清重臣，足以看出李鸿章肯定是一个奇闻轶事众多的名人，也可以了解其对晚清的重要影响。

怀着对历史的敬重和对晚清第一重臣的敬畏，我开始翻阅《晚清第一相李鸿章》，很快就被其波澜迭起、扣人心弦的内容所深深吸引。渐渐的，我发现这不仅是小说，更是历史——是一部用小说的笔法忠实反映王朝走向没落的晚清史。

我们李鸿章并不陌生。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多年来却又颇具争议。他是晚清重臣、淮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亲手创建了北洋海军，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前期。李鸿章在宦海中几经沉浮，争议纷纭；盖棺后对其千秋功罪也难有定论。但在以前的教科书及某些辞书中对其都持否定评价，因为《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上签名的正是阁下，加之，镇压太平天国他居功至伟，毁掉北洋舰队他难辞其咎，种种历史无不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有辞书称其“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但这位中堂大人到底是“英雄”还是“卖国贼”呢？读完这本小说，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历史本身是复杂的，从古至今总有人把历史当成可以任意搓揉的泥巴，不是掩盖就是歪曲历史真相。而在我看来，本书作者余云叶创作出来的这部作品，真正的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从网上得知，他为了写这本书，光在国家图书馆就泡了数月，几乎收集了所有有关李鸿章的史料，也请教了不少专家，并沿李鸿章当年的重要足迹，考察采访了天津、保定、山东、安徽、江苏、江西、广东等十余省市，耗时3年，数易其稿。只看在余先生的认真劲，也可以想象出这本书有多优秀。

本书从清道光廿七年(1847年)李鸿章进京考中丁未科进士(时年24岁)写起，按时序一直写到清光绪廿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以李鸿章的为官生涯为主线，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悬念叠起，带领读者一步步走进李鸿章那充满危难惊险而又屡屡逢凶化吉的一生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历史背景波澜壮阔，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官场的激战中，让人时不时地为主人公的成败捏一把汗的同时，却又在残酷鏖战、血腥风雨的间隙，时不时地享受着师生间深厚的交情、同窗间真挚的友情、家人间浓浓的亲情中传递出来的那份感动、喜悦与温馨„„

李鸿章的一生以做曾国藩幕府的一只鸿鹄、建立淮军联手湘军一起镇压太平天国为起家，通过剿灭东西捻军屡建奇功、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左右逢源、开展洋务运动有声有色„„，为自己的仕途添上了一块又一块稳稳当当的铺路石，于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读此书中，我也有所思考，在晚清时期，究竟是什么让李鸿章的历史地位顿时拔地而起，最终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考虑再三，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李鸿章是个清官，当然不敢加“绝对”一词修饰，但是教育现在的为官者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也是关于李鸿章的小说产生洛阳纸贵的原因。

（二）、在他任北洋大臣期间产生过许多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第一次出国考察，第一次派留学生，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虽然没有让中国从此富强，但起码为中国的重新崛起而奋斗过！就像一个爱做好事的人，不能因为没有办成好事而被怨声载道啊！况且，在清朝末期他是支持维新派变法的，只是那时的他已是昨日黄花。

（三）、正如历史课本上讲，贻误战机，签订条约他是身不由己，因为整个大清国已不再是东方雄狮，他不签也会有人签，不应该一锤定论他是罪魁祸首，他只是无能的大清国一个代罪羔羊。因为，他上头还有皇帝、太后，战与不战、是战是和、签与不签他做不了主。他不应该一个人扛下无能的大清国所有统治者的罪！

李鸿章忍辱负重，因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受清王朝指派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视其为平生之奇耻大辱，耿耿于怀。直至他去世那一刻，还写下《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熄，请君莫作等闲看。”慷慨悲歌，一述平生。此诗的最后两句，是警告后人莫忘东邻小国的狼子野心。果然，他去世后不到30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就踏上了中国的国土。李鸿章真是“卖国”吗？此诗也作了回答。当然，这部小说的本身更是一种回答。

李鸿章从一个翰林院的编员到建立天下第一军——淮军，在到总理衙门发展洋务、做外交家，到最后的晚清第一相。其官路可谓一路坎坷，历尽千辛，最后终于功高至伟。其间，他完全可以推翻支离破碎的晚清，自己封王，但是为报慈禧知遇之恩，他没有。他文武双全，是个军事家，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可以说做到了为大清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他所经历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王朝(其为官作为主要在最后三个王朝)，正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尽管李鸿章用他的才识力挽狂澜，创建淮军与北洋水师、办洋务等等，企图自强富国，但结果都与他愿违。难怪梁启超感叹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的可悲正是他所处的境遇，即腐朽的晚清王朝。

在本书封面背后，有着这样一句话：“有位哲人说，历史材料中潜藏着某些属于未来的东西。”虽然这是说作者作文的勤奋和睿智，但是我觉得在其他方面历史也对后世有着属于未来的东西。李鸿章为官一生，信仰两条原则：

一、要在草莽中崛起，必须有依靠。

二、提拔人要对自己绝对忠诚，否则，无异于自搬石头砸自己脚。诚可谓至理名言。今日之从政为官者，不宜当醒乎？悟乎？

总之，如梁启超先生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毁英雄，若李鸿章的老板不是慈禧，而是武则天，我想李鸿章今天的历史地位或许要另当别论了！不管李鸿章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起码他一心一意为大清付出了自己的一生，这样的李鸿章现今还有几个？

参考资料：《晚清第一相》——余云叶 《是小说，更是历史》——余仁杰

第二篇：《原来李鸿章》读后感

落日孤“鸿”

——读《原来李鸿章》有感

起家源自淮军，没落始于甲午。在这部讲述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书本中，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大家所认为的卖国贼，而是一部关于李鸿章的又悲又壮的历史。

其实李鸿章原名章铜，后来其父李文安改其名为鸿章，希望他能“鸿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果然没有辜负其父的殷切希望，二十四岁便成为安徽最年轻的翰林，日后更是鸿图大展，只不过李鸿章并没有“文章经国”，可以说，他大半生的心血，都花在了洋务身上。

点评这样一位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并非易事，有人认为他毁誉参半，有人则认为是他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将其视为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其实，毁也好，誉也罢，总有些史实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沉暗暗的大清帝国，涌进来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密相连。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强大的海军力量，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员首先提出加强海防。而“阿思本”事件之后，又是李鸿章首先提议建立海军衙门并且一手创建了近代中国最强大的一支水师——北洋水师。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巩固国防，同样是李鸿章主持成立了上海炸炮三局，江南制造总局。

在那时，许多官员甚至是皇上都认为西方的洋枪洋炮洋船是奇技淫巧，不值一学，也许只有李鸿章能真正正确的对待这些所谓的“奇技淫巧”吧。

那个时代的中国，每一步改变，都要面对重重阻力。只有李鸿章勇敢的逆着顽固派的重重阻挠，硬生生的把西方的先进技术搬到了中国，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冒着“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说法，天津电报局成立了；顶着“抢夺天地之精华”的舆论压力，开平煤矿开挖了；顶着“惊动龙气，扰民伤财，为西方列强至侵略大开方便之门”的风险，唐胥铁路铺设成功了。同样是在李鸿章的倡导下，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了，而在这批幼童中，不乏詹天佑、唐国安等这样优异的人才。那时的李鸿章，抛却其与顽固派以及洋人的一些小的过节，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李鸿章在洋务上真的成功了吗？这个问题我们不好下定论。但李鸿章毕竟是在一个曾经的风气未开的中国，他创办的北洋水师内部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旗人，组织涣散，训练技术落后，其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的结果更是令人惋惜。而江南制造总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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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下，成本又高，内部人员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最后同样以破产告终。其所创办的电报、矿业、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多半也没有逃脱如此噩运，实在令人惋惜。梁启超所云“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用在此处确实也不无道理啊。而连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办了一辈子的事，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只可敷衍一时。李鸿章对洋务之遗憾，由此可见一斑。

除却这一缕缕短暂的新鲜空气，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也同李鸿章这个名字紧密相连。

每当清朝战败，要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首当其冲的人总是李鸿章。而李鸿章则俨然因此成为了历史的替罪羊，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甲午战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没有发挥威力就全军覆没，李鸿章因此“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愤不欲生”。他也因甲午战败被革职。而当中日要谈判时，慈禧最先想到的还是李鸿章，她当即决定启用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而后来有人也如此评价此事：中国的政治实在民主，前天是权倾一时的重臣，昨天就变成罪该万死的误国蠢材，今天又成为代表大清帝国谈判的代表。

而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后，便开始据理力争，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他甚至在马关遭遇了刺客的袭击，尽管如此，他还脸上缠着绷带坚持和日本人谈判。那时的他已经年逾古稀。最终，李鸿章虽然把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争取了回来，但对辽东半岛、台湾岛等地却无能为力。回国后，李鸿章瞬间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罪人。而这些人是否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整个山海关、大沽甚至包括天津都将成为日本人的地盘，是否曾想象一个古稀老人，脸缠绷带同蛮横的倭寇争取主权的场景。

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西安，他们首先想到的出面调停的人还是李鸿章。而这时的李鸿章远在广州而且已经病入膏肓。临行前，他感叹道：“我尚有几年？一日合上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而李鸿章的此次北上，果然使他一去兮不复还。李鸿章来到天津，看到昔日熟悉繁华的天津城已是残破不堪，不禁失声痛哭，而他在北京的待遇，顶多也就算一个受到礼遇的俘虏罢了。就这样，这个垂暮之年的老人，拖着衰朽的身躯，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而在他给光绪帝的奏折中，他写道：“臣等俯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这样一位老人，在写下如此文字时，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恐怕是我们这等人无法体会的，也许是自责，也许是无奈。

而就在他签订《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李鸿章便带着无尽的遗憾与伤心离开了

人世。

每当清廷把这个巨大的帝国毁灭的边缘，他们最先想到的人总是李鸿章，他们想要得到的总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却未曾见过这个老人在面对蛮横无理的列强时的渺小与虚弱。于是他们一次次的将其革职，又一次次的把他推向风口浪尖，他便一次次的曾为了国人眼中的卖国贼。于是李鸿章便像清廷、帝国主义乃至国人之间的玩物一样，而这个“玩物”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的一生算不得成功，但却是绝对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在德国会见俾斯麦时曾得意地说：“有人恭维我为‘东方的俾斯麦’。”而俾斯麦却答道：“但我却很难被称为‘欧洲的李鸿章’啊！”这足以见得李鸿章在当时国际上的地位。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在李鸿章接手“天津教案”事件之初，曾国藩曾问他：“你准备如何同洋人交涉？”李鸿章先是谦虚一番：“学生正要向老师讨教呢。”随后李鸿章又说到：“同洋人交涉，我首先要向其打起‘痞子腔’！”曾国藩大怒道：“痞子腔？你倒打给我瞧瞧！”随后曾国藩说：“同洋人交涉，关键在于‘诚’。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令其感化。”

曾国藩身上流露出的还真是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在外交上，曾国藩的“诚”却往往适得其反，令洋人得寸进尺。而李鸿章的“痞子腔”则着实为他赢得了些许尊严。

1897年李鸿章接见法国公使施阿兰，这个施阿兰少年得志，根本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态度极其傲慢。而在交谈几句后，李鸿章突然问道：“阁下今年贵庚？”施阿兰一愣，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年龄。李鸿章缕一缕胡须，大笑道：“你和我的孙子同岁啊！我在巴黎曾和你的祖父谈得很投机，不知你是否记得？”施阿兰自讨了没趣，此后见到李鸿章便异常恭敬。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位有天赋的外交家，若不是生活在积贫积弱的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外交家。而这也恰恰反衬了李鸿章命途之悲。

在近代中国，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领袖之一，在开辟新风气引进新技术方面功不可没。他用自己开明先进的思想揭开了罩在中国上空几千年的沉浮而坚固的幕布，放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这股新鲜的空气让进取之人兴奋不已，让退缩之悲恐慌惊诧。而面对朝廷内部的腐朽与管理机制的落后，李鸿章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亲手创办的企业一个个的走向夭折。这不可不说是令人悲痛的。而李

鸿章一次次的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引得谩骂之声接踵而来，他便是有千万般的外交手段，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也是无法施展的。我们也只能奇李鸿章之才而悲李鸿章之遇了。

第三篇：晚清二十年读后感

传统文化对晚清的影响

——浅读《晚清二十年》

有人说当你真切的了解到某些事情的真相时，那种心灵的冲击之感就如同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一样。从《晚清二十年》这本书中了解到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述评时，可以说我的整个世界观就被彻底摧毁了，如同公关上说的那句话：公众是无知的一样，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是无能无知的，所看到的只是事情他允许我们看到那一部分。这感觉与脚下的大地被瞬间抽空无异。

在迷信教材且思想狭隘的中学时代，总只会将整个大清王朝的覆灭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灾难归咎于经济的落后，总是会将一个个买过之名冠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现在看来这样总是有失公允的，对历史也是极不负责的。一个处于历史洪流中的人凭一己之力又怎能改变一个名族的命运呢?历史创造了这些被我么不误解的人，而他们也终将 被历史所毁灭。

文化，或者说一个名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所在。而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文化底蕴不可谓不厚，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统一，亦是无时无刻不在作用于置身其中的人，清王朝也不例外。

一、闭门造车，错失良机

日本，作为一个清王朝曾经的藩属国，千百年来，一直奉中国文化为自己的文化来源，一直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但是到了近代，当中日两国同时面临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之时，日本却选择了“脱亚入欧”，积极进行明治维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了幕府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并通过各种政策，将资本主义发展引向全面与深入。

而与此同时，与日本一衣带水的天朝上国又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呢？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与挑战，以及如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中国也能够较早地作出反应。在中日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日本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自己明治维新的成果，李鸿章甚至早早地预料到日本的维新将会给中国带来不可预期的影响，认为中国如果依旧裹足不前必将日本推入列强的队伍，从而使日本成为瓜分中国的一份子，而中国，亦将被世界所抛弃。

李鸿章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然而既有此认识为何后来还是难免沦为日本猎物的厄运呢？归根到底，原因只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太过深厚。极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使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抱着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而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其所采取的“脱亚入欧”的政治态度则是无论如何也是瞧不上的，认为日本不能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随风而倒。而相反，中国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里，即使屡战屡败，被迫签下城下之盟，也还是不愿意尽弃其学而学习西方的社会文化。

一味的固执，闭门造车，终使天朝上国错失良机，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被自己曾经的藩属国拉开一个很大的差距，且形成了严重的利害冲突。

二、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

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在前期无可否认识足够强大和富饶的，这就使其成为周边小国的宗主国，包括越南、缅甸、朝鲜以及后来脱亚入欧的日本。在前期朝贡体制下，清政府长期与周边小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对各个小国给予关照和保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过程中，清政府不得不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的王道政治。

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势力的不断渗入，各藩属国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就连曾经的宗主国清王朝也因裹足不前，闭门造车而致使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尊严丧失殆尽。

甲午战争，可谓是对清政府的又一记当头棒喝，惨重的伤亡和沉重的战败赔偿使整个中国人心激愤，强烈要求改变挨打的现状。各个先进人士在痛定思痛后，开始接受和学习盛行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丛林法则。但是这一理论却是素来不被儒家伦理看好的霸道政治，所以，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领导人在被迫放弃传统的王道政治时，将西方的社会文化一分为二，分为本与末，去本

而取末，只学习其科学技术而置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于不顾。这就难免会导致中国社会形态的畸形，经济有所恢复而政治落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和谐，必将使中国难以进步。

三、中庸迟疑，贻误战机

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事件向中国发起无理挑衅，而面对日本的真实意图，我们很难相信请政府高层是茫然无知的，可即已准确洞悉对手目的，为何在后来的交手中依然是兵败如山倒呢？我想这与清政府高层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是有着莫大关系的。

在整个中日交战过程中，清政府高层始终保持一种中庸的政治态度，虽战，却不知战略目标何在，竟主动将自己放在因挨打而防守的被动地位上。另一方面，对日本的主动来袭，也没有完整详尽的作战计划，甚至对于战败对整个政局的影响也是不甚了解的。

相反，细看日本，我们却不难发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其战争目标是十分明确的，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在为实现自己的战争目标而服务，包括战前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建立的谍报网，事实证明，这个谍报网在后来的战争过程中为日方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这就是日本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另一方面，从一开始，日军就立足于在战场上见胜负，在气势上就完全的压倒了中国。

如果说中庸的政治态度致使清政府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那么，盲目乐观，寄希望于列强则进一步将清政府推上了战败的深渊。

战争爆发以后，清政府高层采取的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的中庸之道，既不想开战，又不想挨打，在未充分认清国际局势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盲目的和平幻想，给了日本更多地战前准备时间，而清政府却始终纠结于打与不打。严重的贻误战机，将最后的希望也消耗殆尽。

四、小结

马勇曾说将一个民族的悲惨历史全部归咎于文化是不公平的，政治才是将一个国家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然而，我想：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其对于政局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第四篇：读《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共）

铭记悲剧 勿忘国耻 不让重演晚清历史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读书报告

遵义市第五十三中学 余明飞

李鸿章（1823年－1901年），又名章桐，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进士。历任清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总理衙门行走、两广总督等。

历史长河中，提到李鸿章时大多是把“卖国贼”三字安在其名字前头。其一生罪名在于两条：一是卖国贼，二是刽子手。卖国贼是指李鸿章签了一系列卖国条约，如《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至于刽子手则是指其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收录了李鸿章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1年）的奏折、信函等文书，以李鸿章一生中重要的奏折和信函为切入点，从“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外交：一生秋风裱糊匠”和“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三个角度，考察李鸿章一生的成败荣辱，探寻李鸿章为人为官之道，生动形象地展现李鸿章从一介书生到第一重臣的四十年官宦生涯，刻画了一位“既要做官，又要做事；既要维新，但首先是自保”的晚清第一重臣、改革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同时影射了清末四十年间，一个腐朽的朝代面对列强入侵如何夹缝求生、变法图强而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的悲剧。

回顾历史，从十九世纪70年代起，李鸿章就成为清王朝的“代言人”，清王朝的外交事务基本都是经由李鸿章之手，如天津教案、中日建交、留美幼童等等。《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绝大部分“丧权辱国”的对外条约也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李鸿章奏折的特点。一是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写奏折要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不仅要让皇帝懂得你想说什么、想要什么，更要说服皇帝心甘情愿地给你想要的；说白了就是变着法给皇帝挖坑，最低境界是皇帝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跳了下去，像李鸿章这种境界基本可以让皇帝心甘情愿地跳下去还对他感激不尽。奏折也是种人生哲学，每走一步前后左右四面八法都要覆盖到，步步为营。二是具有韵律美。李鸿章把奏折当作一种艺术，在以最少文字陈明原委同时，推敲词句、格式；整篇奏折在他的润色下，从普通的应用文蜕变成一篇朗朗上口的檄文。批了一天奏折的皇帝，突然读到这种非常有节奏感、朗朗上口的奏折，定是对这奏折印象深刻，连带着也对这奏折的主人由衷赞赏。三是善于运用伏笔、铺垫，为自己留出自保的可能性。也许很多正直的人不屑于此，他们如同愤青般高呼自己的主张，愿意为真理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有没有想过，意气用事只会换来流血牺牲，婉转渐进会推动改革的持续进行，而且若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丢了，改变国家、自强求富又从何谈起呢? 李鸿章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的历史记录：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旅顺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支洋枪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

在军事上，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和淮军的创始人，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也为中国工业化打下夯实的基础。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在经济领域，李鸿章创办了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在洋务运动后期，他还创办了一大批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分别沿革发展成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招商局，均是当代中国实力强大、闻名海外的国企。

在教育方面，李鸿章主张“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打破了“夷夏之辩”的保守观念，开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他创办了京师同文馆，聘请国外的或是留洋归来的人士教授英、法、俄、汉文、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培养了大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综合性现代知识分子，同时开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煤矿、铁路、电报、轮船、纺织、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以及信息企业，无不与李鸿章的推动和支持有关。抗日战争中，“汉阳造”步枪依旧在用，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汉阳的这家兵器制造厂就是李鸿章出资建立的。虽不能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化，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一定会慢上几拍。

为什么众人会称他为“晚清第一卖国贼”？

主要是李鸿章的自身局限和时代局限。李鸿章是中国近点历史的一个缩影。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从小接受四书五经、论语春秋等封建文化洗礼；与众多读书人一样，他的梦想是用自己的笔杆子为国家做些什么；带着梦想，他两次参加科举；带着梦想，他弃笔从戎；带着梦想，他一步步走到权利的最高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时代却没有给他转换的时间，英国人的火炮无情地摧毁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同时也摧毁了他最初的信念。站在时代的交叉口，没有前人留下来的经验，亦没有后辈此起彼伏的支持。于是，这个中兴名臣只能弯下身躯，在时代的洪荒里摸索前进；奈何时代瞬息万变，任他如何努力，却始终没能在他有限的生命里追上时代的步伐。时代与自身的局限性大抵是最无力抗拒的悲哀，这种悲哀贯穿李鸿章的人生。

清王朝为何最终会灭亡？

纵观中国古代史，朝代的更替无外乎是因为统治者统治残暴导致人民起义；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是简单的被革命推翻，也不是单纯的因为时代潮流，而是受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一便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清政府所走的每一步、实行的每一个政策都是被动的，都是在列强的压迫下，做上一步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慈禧太后在1898年发动戊戌政变，镇压维新变法，迫害维新人士，却在1902年实行“新政”，主要做法与当年的维新变法如出一辙。这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但对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却是致命的打击。从康熙大帝实行闭关锁国开始，清王朝就一直处在被动的恶性循环中。于此同时，慈禧太后的个人因素也要为清王朝的灭亡负责。她生性奢靡，在民族危亡之际，置人民于水火中不管不顾，挥霍国库，重修圆明园，只为自己享乐。她作为中国传统妇女，缺少世界眼光、时代眼光，她排斥一切现代化的东西，她一直秉承天朝大国的思想，坐井观天。同时，她缺乏政治家应用的素养——诚信。慈禧起初依靠义和团反对洋人，后来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落荒而逃了，她只好向八国联军讨好，在逃跑的路上说不惜一切都要剿灭拳匪。她的背信弃义使她存活下来，却使清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誉轰然坍塌，一个人民都不信任的政府，怎么可能领导人民。

其二，腐朽的封建制度是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种明显与时代脱节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落后，最终将清王朝送入灭亡的道路。雷颐先生在《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中，详细讲解了奏折制度、大臣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君臣关系；在为李鸿章写折子的本领赞叹的同时，我深刻感受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落后与悲哀，臣子畏惧皇帝而不得不欺骗皇帝，皇帝为了巩固皇权而大权独揽，不顾办事效率的低下。用这种政治与英法美的民主议会制或总统制相抗衡，简直是以卵击石。其次，在西方国家进入机器生产时代，中国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较之发展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实在是不值一提；总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较量，其结果必然是以小农经济的惨败告终。

众人对李鸿章评价。日本人：“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孙中山：“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毛泽东：“水浅而舟大”。梁启超：“在诸葛亮之下，郭子仪之上。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 ”。网民热议：“以前我们只认为李鸿章是大卖国贼，原来他老人家还是一位大改革家。”

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中国近代经济的开拓者！中国近代政治的黑锅者！这就是李鸿章。生不逢时、纠结一生的李鸿章！

晚清距今已逾百年，时间可以冲刷掉许多记忆，但冲刷不掉辱我主权列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冲刷不掉我们伟大民族的那场灾难、那抹伤痕，冲刷不掉在灾难和伤痕交织中锻造出的值得代代珍惜、代代承接的中华民族精神。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旨在国人要永远记住晚清这段耻辱的历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以史为鉴，激励后人勿忘国耻，提高自己爱国爱家的认识。唯有真正热爱我们的祖国，从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强盛去学习、去拼搏、去奋斗、去奉献，才能让晚清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第五篇：李鸿章读后感

李鸿章传记的读后感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尤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是李鸿章临终前的诗。他是中国晚清时期一颗闪耀于苍穹的闪亮星星。李鸿章并没有完成清朝的中兴大业，而《清史稿——李鸿章传》评曰：“中兴名臣”。此评价过高了，但李鸿章的功绩在我看来确实可以成为一代名臣了。

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位极人臣，但是他不能主导中国历史命运，他的那些头衔其实只是些幌子。所以，但凡称他为权臣，应当只是个表面现象，近代史上李鸿章种种政治行为不过是皇权的旨意。李鸿章当时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从上面亦可看出李鸿章签订条约之伤心痛苦，即使舍掉生命而对国家有所好处也在所不辞。其实签订条约之事，并不是李鸿章做得了主的。在《马关条约》签字之前，李鸿章已电报过清廷，是诸军机大臣与皇帝商议后决定签字的。再看李鸿章的地位也无权签订条约。

李鸿章被梁先生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不幸时代之中国大臣，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其外交行事便不得不以妥协来求得中国安宁。其主张可以被理解，但大多数国人并不耻于此，往往诟病于李。李的外交思路固然可取，但是往往拘泥于此而不敢有所突破，以至于出现不败而败得惨事。但是李鸿章不能主导整个中国的行政大事，即使他对洋务运动倾注心血，力图改变中国国运，但是往往遭受集权力量的牵制，有志而不得伸。同样，李鸿章签卖国条约其实无外乎西太后懿旨，李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减少中国的损失。李鸿章与各洋务大臣起办洋务，原来也是以消灭太平军与捻军的手段，而且近代以来外患不断，必然需要加强军事武备，以备国防。故而起办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李鸿章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鸿章希望改变科举制度，从只考八股文到选取“制器之人”。希望为国家网罗更多的军事、科技、经济等各方面人才。后来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强”。但是清朝已是大厦将倾，再进行变革也是无力回天，正如李鸿章自己说的那样：“我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装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所以在甲午中日战争时，北洋海军一触即溃。随着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可圈可点处甚多，但是在封建皇权的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却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但后世对李鸿章的评

价偏颇极大，往往把李鸿章的脸谱化为卖国贼。这是和历史不符的。李鸿章被清政府倚为“中兴名臣”，毕生以维护封建王朝为己任，镇压过太平军，捻军，签订过一些屈辱性的条约。但也要见证李鸿章在历史中的另一面，开展洋务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中国接受并传播先进的军事、科技、经济等思想，使中国产生了一大批“洋务新秀”，如詹天佑等。李鸿章利用“一个国家牵制另一个国家”，避免列强肢解中国，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地崛起复兴保留了一份坚实的基础。所以他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的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