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词看宋朝文人的感情生活

第一篇：从宋词看宋朝文人的感情生活

观宋朝文人之婚姻状况

每每谈到宋朝，我们都会想到宋词的艳丽，想到宋朝文人与歌妓交游，为歌妓填词的情景。灯红酒绿，拥妓纳妾、声色歌舞，这就是宋朝文人的生活吗，他们的婚姻状况到底如何？有人说，宋朝文人不屑于给妻子写诗，认为给妻子写诗是俗，给妓女写诗才是雅。还有人说，宋朝文人几乎没有爱老婆的诗，因为他们写给妻子的诗只有情与恩，没有爱和色。现实状况果真如此吗，这些宋朝文人跟妻子的感情又到底如何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宋朝时期婚姻的一些特点。别看宋朝文人写了这么多的艳词，实际上，宋朝是一个十分重伦理的朝代。因此，相比于唐朝，宋朝在婚姻制度上更为严格，更加体现出礼教的束缚。宋朝禁止异辈婚，废止了收继婚，对寡妇再嫁的约束也更为严格。实际上，在宋代的官场斗争中,只要抓住对方的这类问题,即可将其置于尴尬的境地。以大文豪欧阳修为例，在庆历五年,欧阳修的政敌诬告他与其外甥女张氏有不正当关系。仁宗立即下令追查，后来尽管查明并无此事，但欧阳修仍然被贬官。可见，在宋人看来，长辈与晚辈之间关系暧昧尚且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更不用说异辈为婚了。收继婚引起的**就更大了，仁宗时，洪州别架王蒙正“与父婢霍私通”。别看他是真宗刘后的哥哥刘美的亲家，可朝廷在此事上绝不姑息，满朝大臣纷纷上书弹劾，此案也作为要案被严肃处理，结果不仅王蒙正本人被“除名，配广南编管，永不录用”，他的女儿和亲属也受到株连。由此可见，宋朝在婚姻问题上受礼教束缚是很严格的，这对宋时文人的婚姻状况或多或少的产生了一些影响。

宋朝文人的婚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文人都是高中进士之后被那些达官显贵“榜下择婿”的。这和宋朝的时代背景有关，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从来就认为，只有习武之人，才能威胁到赵家天下，而习文之人再厉害，也不可能推翻一个政权。因此，宋朝是一个重用文人的时代。不但文官用文人担任，就连武官也用文人，宋朝文人辈出，与此也不无关系。实际上，在宋代，达官显贵,富室豪商在选择女婿时“一不问家世”，“二不问人品”，“三不问婚否”，只要能考中进士，就十分抢手，就是他们选择的对象。因此，每逢到科举考试揭晓的那天，官僚地主家庭一大早便纷纷出动“择婿车”，到“金明池上路”,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在宋代史籍中,不乏这类记载。而很多文人的婚姻，就是通过这种“榜下择婿”开始的：仁宗时，翰林学士胥偃初会欧阳修，“一见奇之”，认为“子当有名与天下”，待欧阳修“登第，即以女妻之”。有趣的是，后来，欧阳修也把自己的孙女许给了苏轼的次子苏迨。神宗时，蔡卞“登科”，宰相王安石马上“妻以女”。要说“榜下择婿”，对这些文人来说，门当户对，又有利于他们的仕途发展，应该说是好事。但这种婚姻又往往过于功利化，缺乏感情基础。因此“榜下择婿”对这些文人是好是坏，尚不好说。但无论如何，这是宋文人婚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

从上面可以看出，宋文人的婚姻，往往受到封建礼教的约束，且不少还是“榜下择婿”这类比较功利化的，门当户对的爱情。那么，宋朝的文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恋爱的机会呢？答案是肯定的。而陆游和唐婉，一开始就是让人欣羡的一对。他们是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纯洁无暇的美好童年。本就出生于书香门第，青春年华的陆游与唐婉都擅长诗词，他们常借诗词倾诉衷肠，花前月下，二人吟诗作对，互相唱和，可以说是志趣相投，感情深厚。新婚后，两人情意绵绵，婚姻幸福。只可惜，陆游的母亲可不是很认同他们的自由恋爱。这天造地设的一对，却最终被陆母拆散。尽管陆游一百个不愿意，但无法违背孝道，只能遵命。几年后，他和唐婉在沈园故地重逢，陆游感慨万端，于是提笔在沈园的粉壁上题了一阙“钗头凤”。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见了这首《钗头凤》词后，想到前夫对自己的深厚感情，亦是十分感慨，于是，她拿起手中的笔，也回了一阙同题之词。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晚风干，泪痕残，欲传心事，独倚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一阙和唱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

相比于陆游，苏轼则要幸运的多。虽然他的三任妻子都寿命不长先于他离开人世，但每一任妻子都与他伉俪情深，这从他的许多诗词中都有所体现。他的结发之妻叫王弗，是苏轼早期人生路的伴侣，只是年仅27岁就去世了。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万分，将妻子安葬在母亲坟茔的旁边，并在山头上种植了30000株松树，以寄托他的哀思。又过了10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在妻子去世十年后，苏轼仍写出如此情深断肠的悼亡词，足见他与王弗的感情之深。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11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25年之后，王闰之逝世。苏东坡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苏轼去世后，其弟苏辙按照兄长的意思，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这段经历成为千古传颂的爱情佳话。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王朝云，则更是他精神上的红颜知己。宋神宗熙宁四年，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日，宴饮时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收养了她，后来娶她为妾。在苏轼最困难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和他共渡难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在苏轼晚年的流放生涯中，王朝云始终紧紧相随，是他一生中最忠贞的伴侣和朋友。朝云曾笑说苏轼一肚皮的不合时宜，可见她还是很了解苏东坡的。朝云死后，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说到这里，也不得不谈谈宋时两个大才女李清照和朱淑真的婚姻状况了。相比于苏轼这样名扬天下的大才子，这些大家闺秀在婚姻上就没什么自主权了。宋代法律虽然对自由恋爱的限制减少了，但对于上层社会家长来说，还是传统的封建礼教、封建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仍深深扎根在他们的脑子，如果自己的女儿要嫁给一个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的男子，他们是不会同意的。因此，即使是激进大胆的李清照，最后也是嫁给了家人认为门当户对的前宰相的儿子—赵明诚。好在感情史可以培养的，而她们志趣相投，两人一同研究金石书画，互相切磋诗词文章，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相传赵明诚想把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给比下去，于是自己填了十来篇词，将《醉花阴》夹于其中，中秋宴请好友前来评论。最后大家齐声推《醉花阴》为千古绝唱，赵成明也只得甘拜下风。小小一件事，却体现出来夫妻两人的高雅情趣和深厚感情。

相比于李清照，朱淑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她曾与寄住在她家里的一位才貌出众、读书应试的少年相恋；然而，由于身份地位的差距，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终是与那名少年是擦肩而过、有情无缘。最后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更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是一个粗鄙浅陋的恶俗之人，与她志不同道不合，结果两人感情不睦，开始丈夫常对她拳脚相加，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另觅新欢。她在《秋夜有感》中又写道：“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说自己因愁肠寸断极度悲伤，以致把一双美丽的眼睛都哭坏了，十分害怕去独自面对那昏黄的浓重暮色。后来李淑真找到机会回娘家暂居，并和初恋情人取得了联系，秘密私会，度过了婚后少有的一段幸福时光。然而她的所作所为却为世人所不容，丈夫知道后十分震怒，向朱淑真的父母提出了严厉的交涉，限制了朱淑真的自由，她也在抑郁中早早离开了人世。她的作品很多也被父母焚毁，直到南宋时期，魏仲恭从传诵者的口中收辑其部分作品，题名为《断肠集》，她的诗词才得以流传下来。应该说，朱淑真的婚姻是封建礼教造成的一个悲剧。

前文也提到了宋朝文人似乎不屑于给妻子写诗，即使写了也大都是悼亡词，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宋朝文人还是给妻子写过一些诗作的，欧阳修的 《行次寿州寄内》就是其一：

“紫金山下水长流，尝记当年此共游，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淮明月照孤舟。”

紫金山位于现在淮南市八公山区当时盛产紫金砚，欧阳修曾与爱妻共游由此地，一人漂泊再外故地重游不免想起妻子来。此诗写得平淡朴素而含蓄，没有山盟海誓的表白，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只有淡淡的思念。可是隐藏不住诗人对妻子深厚的感情。也许这就是一个沉稳男人对妻子深厚感情的表达方式。其实古人写给妻子的诗像欧阳修这样含蓄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情的还很多，也许这就是中国男人的含蓄吧。

让人们质疑宋文人与她们妻子感情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宋文人蓄妾、交妓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以此作为他们夫妻感情不和的证据，要解释这种现象，还得从宋文人的爱情观说起。

在感情生活上，宋人的恋情、心境又是恣放的。即使是王公将相、达官贵族也会在词中毫无顾忌的表现自己的恋情，他们不像以前若干文人诗歌那样，还带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之态，他们的词在爱情自白上是相当强烈真率的。如柳永的《蝶恋花》词有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更有苏轼为官妓题诗，“情未尽，老先催，人生可真咍”，苏轼还多次携妓冶游；欧阳修赏花赏月赏佳人，喜欢替那些美貌多情的女性抒发心声，如那些人们熟悉的句子：“一寸相思万千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等；甚至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臣，也迷恋雏妓，写“年年长有别离恨”的诗句，并最终把看官妓纳为自己的小妾。与官妓交游，就是宋代文人风花雪月生活的一部分。

与之相关的，是宋文人一种比较普遍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宋代，从皇帝到士大夫们，大多浪漫，很会享受生活，入世做官，出世做仙，把人生营建得有声有色。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在滁洲不也过着过上了仙翁般的生活，每日以闲适饮酒为乐，以醉眼观山水，那篇《醉翁亭记》，写出了他潇洒自若，旷达自放，及时行乐的生活，令人欣羡。一朝宰相晏殊，之所以有那么多“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闲愁，也无非是感到人生短暂，繁华易逝罢了。正是因为这种及时享乐观念的盛行，宋朝文人蓄妾才成为人情，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如果仅因一个文人蓄妾交妓而认为他们夫妻感情不睦，就显得不妥了。

总而言之，宋朝文人的婚姻，有像欧阳修这样“榜下择婿”的，有像苏轼这样有机会自由恋爱的，有像李清照这样虽婚姻父母做主但仍婚后幸福的，当然也有很多像朱淑真这样的悲剧。我们看待宋文人的婚姻，不能单纯的以现代人的观点看他们是否纳妾交妓来评价他们的夫妻感情，而是应该更加注意他们一起生活的细节，这样才能更加全面的把握他们的婚姻状况。

第二篇：我看《文人毛泽东》

我看《文人毛泽东》

提到毛泽东这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每当提起他时，很多老年人都会肃然静立，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中，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毛泽东就像是神一样的人物，他们经常会给我们年轻一代讲那个年代的故事。年轻人会从课本中或者电视上等媒体上了解到那个年代的历史，大多数人还是很崇拜毛泽东的。是啊！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革命家，在以他为领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苦难，重新站起来了，新中国迅速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方面，他非常了不起，但是不要忘了，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一生写过的文章不计其数，特别是诗歌，写的非常好，很多还作为中小学课本的必读课文呢。这里我要讲一下毛泽东作为文人的一面，如何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以及我的一点感想。

关于毛泽东作为文人的一面，我以前只了解一点点，从课本上学过他的一些诗词，课外书上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但是真正完全开始了解他，是在看完《文人毛泽东》之后。这本书我在放暑假之前就从图书馆借出来了，但回家后就一直放在书桌上，很长时间都没动它，直到八月初的时侯，在家感觉很无聊就拿起来翻了翻，读上了几十页，感觉受益匪浅。此书从毛泽东少年一直写到去世，在毛泽东光辉的一生中，他写的所有文章都一一记录。阅读这本书可以对毛泽东的所有创作进行一一欣赏，对创作的历史背景、相关人物等也会有初步的了解。

毛泽东少年时代是在私塾里度过的，他主要学的是“四书五经”，他对此有一种排斥心理，但是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去学习，因为在当时孔老夫子仍然是权威。他的另外一个兴趣是看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喜欢“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这些或许是由于当时社会黑暗的缘故吧。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他退学回家了，但他仍然热爱读书。十七岁那年，他离开了家乡，此时他写出了那首“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后来他终于做到了，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能够更多的钻研文学，尤其是青年时代熟读的《昭明诗选》，给毛泽东流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不少大赋的词句，后来常常成为他的语言素材。那时候的他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写文章也用自己喜欢的半文半白的“康梁”体。但是当时的国文教员袁仲谦非常推崇唐朝韩愈的文章，尤其反对梁启超。他认为梁启超的文章满口胡言，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过于口号了，师生之间因为作文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矛盾。经过一系列冲撞后，毛泽东苦读韩愈的文章并能写一手很好的古文。或许前清举人袁仲谦肯定想不到，这个在自己的“强迫”下去钻研韩愈的学生，日后竟然成为了中国一流的白话散文大家。建国后毛泽东回忆说：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可以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从1915年开始，毛泽东通过交友和游学，做了不少有名的诗句，这个时期的他充满了激情，正值青春年少，想要有一番作为。他带着深沉的传统积淀和风骚意气，来到了文化古都北京，在北京，他结识了一大批文化名流，同时他也感受到了新文化的浪潮正在扑面而来，五四运动的号角，即将奏响。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马上就要来临。当他正面对这一切时，传来了家乡母亲病重的消息，他不得不回到了湖南。历史给了28岁的毛泽东一个机会，回到湖南后，他创办并主编了《湘江评论》。他完全使用白话文，针砭时弊，笔锋直指反动的军阀政府，充分表达了“五四”时期的文化主题。这些都触及了军阀政府的利益，一个月后，湖

南督军查封了该报。但是此时毛泽东的散文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潮。他用杂文传播他当时所接受的各种新思潮，抨击社会的黑暗。

1925年是毛泽东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离开了韶山，到了广州，路经长沙时，他重登岳麓山，面临滚滚湘江水，写出了那首《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时的毛泽东已告别了过去，也告别了个人情感抒发或爱情抒发写作时代。在广州，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写了数篇杂文抨击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他的文风立意鲜明，议论尖刻，单刀直入，给反对革命的人以很大的威慑力。后来他被迫离开了宣传部，投身于农民运动的热潮中。随后大革命失败了，文人出身的毛泽东投身军旅，成为一名马背诗人，在井冈山，他领导红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由于某些内部原因，他从井冈山下来了，当他看到农民打土豪、分土地热火朝天的场面，禁不住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红军官兵的呼唤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此时正值重阳节，他想起往事，不禁长叹：“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此后的几年里，红军愈益壮大，毛泽东的人生有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但也经历了不少挫折，从江西到甘肃，红军走过了两万五千里。毛泽东写出了那首《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壮阔啊！到达了陕北，站在秦晋高原，头顶苍天，面对皑皑白雪，看着这一切，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心中燃烧了起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这一切激活了历史的灵魂。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的骄子来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要在这位文人的带领下，开始自己新的命运。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非常注重文艺的发展，他强调写文章应该积极去老百姓那里去挖掘素材、语言和技巧的宝藏，要让文章大众化，老百姓的话非常朴实，如果他们能认识更多的字的话，他们也能写出好的文章，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虽然在延安，文艺界也发生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整风运动使很多文人都不敢写文章，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提出：我们的文学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同时文艺时从属于政治的，另外他还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几个错误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但是自从1943年以后，随着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边区的文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新的历史时期，扭秧歌、写春联、演戏等传统文化得到了很高的推崇。在整整八年中，毛泽东几乎没有写过几首诗，就连抗战胜利这样的大事，毛泽东也没有诗兴，因为中国的命运就摆在他的面前，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用诗句来回答重庆有关人士提出的问题。在重庆，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送给民主人士柳亚子，文人们非常推崇，倍加喜欢。

1947年，毛泽东离开了居住十年的延安，当他骑在马背上，指挥千军万马作战时，诗兴再一次迸发，停歇了十年的“马背诗人”终于挥洒启动接连写了两首五律。这时期他的笔下流出他的散文创作的又一个高潮，如《我军解放郑州》、《将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这些文章仿佛一部曲折起伏、大气磅礴的史诗，顺理成章地走向它的动人高潮。他的文达亦飞扬，政治和军事的成功，激活、深化了他的文气才华，这些文字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时，他挥笔写出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各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文化需要建立，越来越多文化名人加入了这一行列。毛泽东提出：旧艺术，尤其是戏曲需要保护，新的艺术更要大力发展。但在50年代初期文坛，由于连续几次规模很大的批判唯心论运动，文艺家们是越来越小心翼翼，创作和评论显得非常刻板和沉寂。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也显示出不满，他提出了“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法，文艺需要发展。1956年的春天，就这样孕育出了整个文化科学天地的灿烂，毛泽东以他从容大度的气魄和自信，站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峰峦上，那是很少有政治家登临的地方。“双百方针”的发布，一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放潮流出现了。

天道周行，物极必反。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常常如此。1957年的整风运动，又使中国文艺走向了低谷，反右斗争扩大了文艺界，知识分子如何定位成了一个问题。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都是争论的焦点问题，“文革”开始后，文化彻底遭到了摧残，知识分子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被赶到了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十年间文化几乎没有发展，人民每天只知道背诵《毛泽东语录》，此时的毛泽东已处于“烈士暮年”了，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精力关心操劳这些事情了。在1965年，毛泽东写了十来首作品，这是他诗词创作一个比较集中的时期，此时的文章只能称得上是一些咏史之作—咏读革命之史。这离他第一次登上井冈山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八年了，在这三十八年中，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江山如画外，更重要的是沉淀着这样一种豪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此后在他的几次视察过程中，又写了几首诗，大都是这个意境。1973年的冬天，毛泽东写了他生平最后一首诗，然后他让随从帮他整理诗稿，并亲自一一核对，这就为后人留下了一套完整的诗稿。

这就是文人毛泽东的一生，他是一位文人，也是一位政治家，两者不可分割。从古至今，没有一位文人能和他一样，更没有一位政治家有如此的文采，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多角色的人物。“文人毛泽东”从来不脱离他的政治选择，他方方面面的活动，既相互渗透又各有不同，关键是怎样去体会、去糅合、去描述。可以这样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这样一个人，在中国的整个历史长河中都是一个典型，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感觉，或许是这样吧！在今天，我们可以不用崇拜毛泽东，但是必须要学习他的那种思想，他把马列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发展了中国的文化理论思想，这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的贡献是深远的，不可磨灭的。我们有必要继承他的思想，并不断的丰富，发展它!

第三篇：从诗话批评样式看东亚文人共同情怀

诗话源远流长，产生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由于首创之功，开论诗“ 方便法门”（郭绍虞），影响之大，被认为是诗话的正宗。诗话绵延千余年，并且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得到接受和传播，泱泱洪流，构成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独特的东方批评样式，体现了东亚文人区别于西方的共同情怀。

同处“ 汉文化圈” 时空

汉字和汉文在东亚的传播、汉文化圈的形成是诗话在朝鲜半岛、日本的接受、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汉文学在朝鲜半岛一直占位 正统地位。据《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统计，从 7 世纪到现代，朝鲜半岛出版汉文文集 3000 余种，可见作者之众，其中较知名诗人 1000 余人（李钟殷、郑珉《韩国历代诗话类编》，1988）。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与朝鲜半岛相隔，据东京《汉诗文图书目录》（1980）统计，从奈良时期到明治时期，1200 余年时间，日本出版汉诗文总集、别集 769 种，可见汉诗人之众。

诗歌的繁荣必然带来诗歌批评的发展，作为汉诗批评的独特方式—— 诗话，自然在朝鲜半岛、日本得到接受和发展，形成以汉诗为对象的纯粹的“ 东方诗话圈”—— 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东亚诗话圈。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深入，汉诗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宋诗话的传入和影响，朝鲜半岛、日本的诗话创作也相继产生，并按照各自的文学生态得到了个性化发展。在《六一诗话》产生的100 多年之后，朝鲜半岛产生了第一部诗话，即李仁老的《破闲集》；200 多年后日本产生了第一部诗话，即虎关师炼的《济北

诗话》。而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诗话创作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截至 20 世纪，成果浩瀚。据蔡镇楚《中国诗话史》（2001）统计，中韩朝日现存诗话约 1700 种，其中，中国 1390 余种。东亚国家诗话，内容相通，关联密切，体量宏大，历史久远，是东亚汉诗学的共同财富，值得东亚后人珍视和研究。

怀 拥有共同情怀

东方诗话是古代儒家文化 的产物，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维方法也对诗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相互映照构成了东方诗话的时空范围。东亚国家同处一个文化圈且交流密切，因此，东方诗话的论诗宗旨、论诗体例、批评方法和范畴体系都如出一辙。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东方诗话又各有特色，可谓“和而不同”。

首先，东方诗话坚守儒家风范。东方诗话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论诗宗旨表现出鲜明的儒家倾向。坚持《诗经》“思无邪”传统，吟咏讽喻“归之于正”（《东人诗话》）；坚持“诗言志”，抒发心志，表现性情；秉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上忠君报国，下“美刺”时事，感动人心。正因为如此，杜甫被奉为诗圣，被东方诗话所推崇，贯穿了整个古代东方诗学。如高丽崔滋所言“言诗不及杜，如言儒不及孔子”（《补贤集》）。日本古贺侗庵在《侗庵非诗话》卷九称“诗至老杜，是谓集大成之孔子”。在诗歌批评上，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东方诗话都用孟子的“知人论世”品评诗人、评论诗歌。朝鲜半岛第一个以诗话命名的诗话集《东人诗话》援

用孟子语感慨道：“‘读其诗，可以知其人’，信哉！”日本广濑淡窗在《淡窗诗话》强调诗品出于人品，称“作诗如其人”。总之，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方诗话的诗歌理念和批评方法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儒家风范。

其次，东方诗话都在不同阶段崇尚唐宋诗风。自宋诗体成熟后，汉诗便形成了两条明晰的创作理念，于是引发了“唐宋诗之争”，或宗唐或崇宋论争不休，经过元、明、清三代，波及朝鲜半岛、日本。正如赵钟业所言，因为唐诗和宋诗可谓“东方诗学之大范”，因此“非但中国后世诗学倾向如是，诗之批评亦如是；不止中国如是，至于朝鲜半岛、日本之诗、诗话之倾向，亦不外乎唐宋诗之范畴内也”（《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朝鲜半岛诗话从第一部诗话《破闲集》始反思宋诗的用事、脱胎换骨，至朝鲜朝初期一直崇尚苏黄宋诗，朝鲜朝中期以许筠为代表推崇唐诗贬抑宋诗，后期崇唐宗宋兼而有之，而也有兼学唐宋者和提倡作朝鲜诗者。日本诗话中的“唐宋诗之争”亦如此，或尊唐，或崇宋，相互争论。五山文学时代汉诗主要取宋诗风尚，推崇一改白居易而推崇杜甫、苏轼；而平安时代受唐诗影响巨大，唐风兴盛。日本诗话对唐宋诗之争的讨论是多方面的，但多数的观点是“崇唐绌宋”推举唐诗的。

最后，诗话是随笔式的文论，“ 是以‘ 轶事类小说’ 体出现的文评”（钱锺书）。诗话的随笔性质得到古今中外东亚文人的认同，诗话因不同于其他东方古代文论形式而具有不同旨趣，令人喜。

爱。

一是“漫笔而书正”（张葆全）的写作姿态，不是做长篇大论的严肃正经，而是用随笔小品的轻松任意，于悠游自在中吐露真知灼见。“像坐在软椅里”“深谈”。“写得娓娓动听，读着津津有味，仿佛在读魏晋以来的‘轶事类小说’”（钱锺书《中国文学史》）。

二是随笔的自由精神。诗话没有章法、笔法的限制，结构形式自由，表现手法多样，洋洋洒洒，可长可短，虽性情所致，但各具风采：或记事展示博览群书，或论诗显示见识高深，或品藻表现情致才华，深度契合东亚古代文人的性情。

三是艺术性强。诗话不是应用文，不是关于诗歌的论文，艺术品位高，可读性强，简直是对当今长篇大论、一本正经的文学论文的嘲讽。诗话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诗化”（蔡镇楚）的内容和手法，表现出含蓄蕴藉、意味深长的审美特点。

以上所言，是东方诗话大略的共同倾向，是区别于西方文论的东方文论的个性风采。但就东方诗话内部而言，仍各具特色，“ 和而不同”。比如，朝鲜半岛诗话重记事，强调诗话的“补史”功效，属“欧派”，日本重“诗格”，属“钟派”；朝鲜半岛诗人对唐宋诗的尊崇，势均力敌，而日本尊崇唐诗的居多，占上风；等等。东方诗话共同展现的美好情怀，值得东亚各国珍视、继承和发扬。

第四篇：从古代诗词看酒与中国文人

一、古代诗词中的“酒诗词”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305首诗中,写到酒的就有44首之多,首开了我国诗酒联的先河，如：“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以御宾客，且以酌醴”，“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酒在宴飨、祝寿等场合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此后的历朝各代中，酒都是文人诗词题材里的宠儿。据近人逯钦立先生的统计数字，“陶渊明现存诗文142篇，凡说到饮酒的有56篇，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其中年代可考的有40余篇”。方勺提到：“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有八百首。”郭沫若亦直言：“李白诗现存1005首，涉及酒的有170首，约占总数的18%；杜甫诗现存1400首，涉及酒的有300首，约占总数的21%。”而在《唐诗三百首》选本中，明确提到酒的诗篇有46首，占了总数的15%。可以说“酒诗词”是我国古代诗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的《短歌行》）其中名句“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脍炙人口。这是一首较早期的“酒诗”，诗人感慨人生苦短，时光如“朝露”转瞬即逝，心中烦忧；但又借酒解忧进而渴望尽早建功立业。整首诗意境雄浑豪迈，以酒为媒介探索生命的价值所在。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曹丕的思考细腻而富于理性，在这首《善哉行》中执着探求人生真谛的思想理路，不安于物质享乐。酒所引发 的依旧是建功立业的豪情。

陶渊明则在《读山海经》其一中“欢然酌春酒”，抒写辞官后，远离宦海浮沉，享受隐居后的田园之乐。

“盛唐之音”：“今日一樽酒，欢畅何恰恰。乐天从中来，他人安可知„„不叹乡园远，不嫌官职低。但愿我与你，终老不相离。”（白居易的《对酒示行简》）诗人与弟弟白简之久别重逢，欣喜若狂，别人不知道他心中的欢畅之情，至于乡园路远官位高低更无须理会。只有相聚和相聚时的乐饮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陶潜喜，白乐天乐，身为婉约派代表的李清照却是悲：“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生活在国势衰微的南宋，国已破家难存，对故国的怀念及亡国的苦痛使李清照伤离悲乱，借酒言愁。

人们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皆可以酒为媒，凭酒入诗。“无数诗人作家，或直赋酒之醇美，歌颂酒德酒功；或借酒发抒议论，咏叹情怀；或借酒交友怡情，或借酒辞世抒愤。”诗酒风流，渊源已久。

二、诗酒结缘的原因

宋人朱肱在《酒经》里说：“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乡射之饮，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之，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无一可以缺此。”我们都认为文人与酒似乎有着某种天生的联系。但是在先秦到两汉期间，酒还仅仅是世俗和实用之物，其实用性只要体现在庶民用来取乐，而为政者用以行礼。行礼包括了推行教化 的意思。汉末魏初，酒就已非常贴近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士大夫由对酒的谴责变为对它的颂扬赞美。从此文人酗酒也不再被视为败德丑行，而是风流韵事，认为它体现了文人的高尚情趣。从此文人已离不开酒，甚至到了非酒不能成文的地步，酒圣诗豪往往联称。其中原因深究起来大致为如下几个方面：

1.酿酒术的发达。

各朝酿酒技术的发达是首要的一点。只有农业持续发展，酿酒业发达，才有可能形成嗜酒的社会风气。豪饮嗜酒蔚然成风的朝代的酿酒术发展迅速，不同地区所酿造的名酒纷纷争彩斗艳、名目繁多。宋代相当一部分名酒还是出自文人之手，如苏轼所酿的万家春、罗浮春等。并有诗为证。他在《浣溪沙》序中说：“余近酿酒，名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其诗《浣溪沙》：“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又有《寓居合江楼》：“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自注曰：“予家酿酒名罗浮春。”

2.好酒风气的形成。

当朝酒禁的松弛或者诗当权者的鼓励有助于好酒风气的形成。历代统治者对酒的态度各有不同，有时禁酒；有时明禁暗弛；有时则身体力行，倡导饮酒。魏晋年代，虽偶有酒禁，整个社会却是放纵饮酒成风，并且饮酒还成为能否名士的重要标准之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唐代各阶层人们均喜饮酒，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成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实行税酒政策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为了标榜与民同乐，每逢喜事节日均特许臣民欢聚饮酒，并赐学士宴。唐玄宗天宝十载下敕：“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唐德宗贞元四年曾下敕规定在每个节日（正月晦日、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自宰相以下常参官至诸道奏事官各赐钱五百贯至一百贯不等，专用于百官们的宴饮聚乐。并在每个节前五日发放且“永为定制”。政府的鼓励更容易导致社会风气的形成.宋代统治者对酒采取了明为禁止而暗中鼓励的政策,借以多征收酒税以充实国库。甚至公开提出了“设法劝饮，以敛民财”的政策。这样一来，除了官僚士大夫外，市民饮酒之风也开始兴盛。明代时酒已成为民间的日常必需品，其时既不征明酒税，又无酒禁。

除此，宗教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人们总是对酒的神奇性有一固执的看法。庾穆之的《湘州记》有一个君山不死酒的神奇传说，此酒能令人返老还童、长生不死；干宝的《搜神记》传说着千日酒千日后始醒。人们认为酒具有无比的神奇力量，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以至如今酒和烟同列危害人类健康两大元凶之时，人们仍然有这样的观念：烟绝不能抽，但酒可以喝一点。魏晋之时，战乱，玄学及佛、道宗教相互融合、影响，对人们的饮酒之习更有推进作用。道教主张清静无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玄学和佛教追求物我同体同根。而在饮酒后的似醉非醉之间，很容易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天人和一的境界，将个体生命融入宇宙生命的节律中，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解脱了个人对战乱、离异、死亡等的恐惧。道家推崇的逍遥自由与酒更是有天生的缘分。

人们普遍喜欢饮酒其实最初应是因为酒的医药作用，《本草纲目》 就列出各种药酒七十多种，酒被视为“以和百药，以阔万物”的“百药之长”。黄酒，我国古老的饮料酒之一，内含较丰富的氨基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在民间，妇女分娩后常饮黄酒或用其炖鸡、肉等食之，以补养身体。而葡萄酒中的维生素含量十分可观，常饮葡萄酒能养血补气。李时珍早就提出，葡萄酒有“暖腰肾，驻颜色，耐寒”等作用。

3.文人的个人因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文人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古代的诗人多半混迹于官场，渴求自己能被时代和社会印证，但大多命运多舛，饱经磨难，只有在自己苦心结撰的文学作品中，他们才可以意气风发、酣畅淋漓，得到自己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得到的那一切。酒能帮助文人一浇胸中块垒，同时又能令作家进入“灵感”突至、一发不可收拾的创作状态。

陶渊明在诗歌中丝毫不掩饰对酒的热爱以及酒对自己的重要性，“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故老赠余酒，乃喜饮得仙”（《连雨独饮》）。陶渊明处在充满篡乱的时代，曾先后五次出仕，虽都是小官职，但也看尽了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蝇营狗苟，最终他远离了功名浮嚣，厌恶了市朝奔竞，超然于物外。归隐山园后，生活简单适意。诗人时常手握杯中物，物我两忘中，内心一片澄明。而自然的永恒与生命的短暂构成的矛盾与冲突，始终郁结在诗人心头难以解开。在精神上诗人用随顺自然的思想来化解，在具体的生活中往往凭 靠酒来化解。酒在许多时候还帮助陶渊明部分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酒一直伴随着陶渊明。

李白的生命形象早已经和酒密不可分，他自称“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倒三百杯》”（《襄阳歌》）李白有建功立业的强烈向往。他对自己的才能、抱负高度自信，信心勃勃如长安，受到了唐玄宗的礼遇。尽管唐玄宗对李白的需要只是粉饰升平的帮闲本领，但是李白在失望之余仍然对实现政治理想抱有充分的信心。李白天性纯真热情，行事不受羁勒，任情任性，其品性本不宜做官，因此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脱节。壮士不遇，幻想破灭，又经历了被宠旋即被弃的波折，李白陷入了极深的痛苦和不平，纵使“抽到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但也只能借酒的麻醉暂且摆脱尘世的烦恼。酒成为他的知己，愿日日相伴：“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

嗜酒的文人还有很多，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不胜枚举。他们喜与酒相伴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受尽了贫困之苦，苦闷无法派遣，常借酒浇愁、抒怀自遣：“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苏轼，宋代统治集团内部尖锐激励的新旧党争导致了他一生宦海浮沉、坎坷艰辛，种种排斥打击、诬陷中伤之 祸常常接踵而至；而长期在外做官，迁徙无定，怀归思亲之情也常常令他借酒排遣：“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我如更拣择，一醉岂易得。”（《歧亭五首》）

从历代文人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酒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借酒浇愁，还是抒怀自遣，甚至是娱乐宴饮。

4.酒对文人及创作的作用和影响

酒与文人的亲密关系一直都被人们所关注，其中探寻出酒与文人能够相互影响、乃至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酒有利于文人的创作

文人们倾向与认为酒能刺激人的中枢神经，激发创作的冲动，使艺术创作处于最佳状态。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序中写道：“偶有名酒，无夕不欢。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之后，他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名诗佳句。唐代诗词的传世之作，有不少得之于作者酒后。李白“斗酒诗百篇”。据对宋代“酒诗”的统计，宋代文学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们与酒有关的诗数量最多。郁达夫说：“酒醉方能说华语”，美酒点燃了灵感的火花，文才又借美酒发挥得淋漓尽致。酒助诗兴，诗伴酒生。

（2）酒有利于文人交朋结友

其实酒与文人紧密关系的建立过程中，首先是由于酒在宴饮中烘托相互交流之气氛的关键作用。酒与茶不同，虽可以一个人独斟独酌，如李白在《月下独酌》中“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对月独酌，自有一番苦趣；但如有“相亲”者为 伴、聚众而饮，则苦趣变为乐趣，是另一番热闹欢腾的场景。合家欢聚，群朋集合，绝不能少了酒，酒联络了主客间的感情。东汉孔融曾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在魏晋的文人诗会中，酒也是他们联络感情、感物兴诗的中介。王羲之在《兰亭诗序》中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天朗气清，微风和顺，名士们在饮酒咏诗中，体味到了人生的欢乐。历来都多有文酒会之举，以文会友，借酒助兴。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写道：“今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渐康乐。出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生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阖门之欢，何其乐哉！清代的黄周星认为最好的交流时机“莫过于饮酒之顷”。久别重逢，或忽遇知己，置酒对饮，叙谈心里话，交流感情，更是常有的事。黄庭坚与黄几复是老朋友，多年未见，忆起当日相聚的种种情事，诗人只用了一句“桃李春风一杯酒”（黄庭坚《寄黄几复》）。看似平常的“一杯酒”，却包含了朋友之间无穷无尽的感情。孟浩然到老朋友那做客，其乐融融，“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杜甫和李白分别以后，最热切的希望是“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正如一句老话：“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是朋友情感的一种纽带。

（3）酒是文人躲避风险的工具之一。

魏晋时期，司马氏和曹魏集团之间争夺政权异常激烈，文人的生死取决与对司马氏的向背。一些正直的文人对此进行各种反抗。纵酒佯狂既可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又可以保护自己。“竹林七贤”中 的阮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阮籍对现实不满又无法解脱，他的82首《咏怀诗》里的诗人形象是个痛苦无奈到极点的人。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乏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的勇气。因而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司马昭为晋武帝求婚于阮籍，阮籍借醉六十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事情才告一段落。又，司马昭的心腹钟会几次想从阮籍口中套出对时事的评论并欲罗织罪名加害于他，阮籍也是以酣醉获免。尽管这只是个案，但却成为后世文人以酒抒发对现实的不满的滥觞，在酒中寻找解脱和寄托。

三、酒诗词中酒的意象分析

酒成为文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为数众多的酒诗词便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因此酒也就作为一个传统的审美意象不断地变换角色支持诗人(词人)表情达意。

1． 魏晋时的“酒”意象

先秦时期，“酒”意象已经积淀了感情因素，并频频地在诗作中出现，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创作素材被吟之于诗，并没有被诗人赋予任何审美内涵。《诗经》里许多酒诗中的“酒”都是如此。这也体现了在我国诗歌产生的初期，诗人还没有有意识地赋予“酒”任何特殊的内容和意义。第一次有意识地给酒诗中的“酒”意象赋予独特审美内涵的是魏晋时期的诗人。“建安七杰”中的曹操、曹植父子就是通过“酒”的意象分别在《短歌行》及《箜篌引》中表达了对生命短促的慨叹与思考。不过他们所赋予“酒”意象的审美内 涵还不是太明显，真正让“酒”意象的审美内涵鲜明突出的是陶渊明，他使酒和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紧密、重要联系。陶渊明的酒诗数量占了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酒成了陶诗的重要意象，至此饮酒的境界可以用诗表现出来。亲戚共处，子孙绕膝，管弦美酒相伴，此种情景烘托诗人内心的平和舒心：“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抱，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缓带尽欢愉，起晚眠常早，孰若当事人，冰炭满怀抱；百年归陇亩，用此空名道。”（《杂诗十二》之四）纯净、透明的酒正象征着诗人内心的澄明，也渗透出酒带给诗人的畅爽与惬意。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具有了中国饮酒诗歌的基本特质，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凭借酒力获得一种主观精神自由而创作的诗歌，而且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情感内涵和艺术风格》”

2．唐宋时的“酒”意象

唐宋，“酒”诗词大盛，“酒”意象又被诗人（词人）赋予了另一独特的象征意义：美好人生与悲剧情怀。唐朝国力强盛，诗人大多胸襟开阔，气魄宏伟，对时代和人生都充满信心。“酒”便被赋予象征美好人生的审美内涵。在其他朝代却未能出现这种现象。李白《将进酒》、《行路难》中“酒”的意象，同样象征了诗人坚信自己会拥有 美好的人生。既会酿酒又会品酒的苏轼也有类似的酒诗，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把酒问青天，虽知人生得失亦如“月有阴晴圆缺”，但坚信人生是美好的，终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作者通过“酒”的意象来象征自己对美好人生的热烈追求。南宋时“酒”意象自然蒙上了悲剧情怀的色彩。陆游，一位报国 无门的爱国志士，“闲愁如飞雪，入酒即消融。花好如故人，一笑杯自空。流莺有情亦念我，柳边尽日啼春风。长安不到四十载，酒徒往往成衰翁。九环宝带光照地，不如留君双颊红。”（《对酒》）一句“酒徒往往成衰翁”，象征着诗人回天乏术、救国无力的悲剧情怀，整首诗陷入了愁难消、恨难绝的悲剧氛围。

3、元代时的“酒”意象

元代文人地位低下，在废止科举的时代里，只能借酒来体悟人生，因此对酒的钟情也远胜前人后者。醉酒源自于对现实生活的不信任和对功名的厌弃。“诗狂悲壮，杯深豪放，恍然醉眼千峰上。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浮生大都空自忙。功，也是谎；名，也是谎。”这是刘时中的《山坡羊·与邸明谷孤山游》，在醉眼朦胧中，却清醒、理智地批判现实、人生和社会。“酒”意象便有了象征词人对生活的了悟。“酒杯浓，一葫芦春色醉疏翁，一葫芦酒亚花梢重。随我奚童，葫芦干，兴不穷。谁人共？一带青山送。乘风列子，列子乘风。”卢挚的《殿前欢·酒杯浓》，在回环反复的句调中，借山简故事写饮酒游春的豪兴，实际上是对功名的厌倦，对现实的不满。“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淹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事。”白朴《寄生草·饮》，借酒抒怀，一方面不满于现实，一方面又无力回天，情绪消沉，无限痛楚，酒中仍蕴藏着一种愤慨、旷达之情。元代文人在酣畅淋漓中得到了人生的启悟及人生的豪迈风发。

4、离别、思念文学主题中的“酒”意象。酒，作为诗歌的意象，更多地表现了送别和思念的主题。离愁别恨让人难以承受，饮酒送别是一种普遍性的习俗，或叙离情，或盼归期。离别之时总会又千般思绪，诗人发觉语言难以表达离情别绪时，自然会托酒以寄意，使一腔离愁别恨照映在酒光中。“脱衣将换酒，对酌话何之。雨后秋萧索，天涯晚离别。”（杜荀鹤《送姚庭》）在深秋傍晚与友人分离，诗人不惜脱衣换酒，与友人默默对酌，借酒以传达内心情感。“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这回李白为送别杜甫而作的《鲁郡东石门送杜甫》，两人即将分别，难以自抑的离思萦怀只能借助于手中杯。思念是另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包括思乡、思亲、思友，诗人在表达思念的时候也往往借助于酒。远离故园，背井离乡，四处漂泊，思乡之情不时弥漫在心头。诗人便以酒解乡愁：“三重江水万重山，山里春风度日闲。且向白云求一醉，莫教愁梦到乡关。”（戴叔伦《对酒示申屠学士》）故乡远在万水千山之外，眼望白云举杯求醉，好让梦里无乡愁，其中的况味不言而喻。借饮酒来暂时忘却乡愁，有时却是端起酒杯而乡愁紧至：“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渔家傲》）思乡的同时更容易思亲：“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节庆之时，冷清之际，是思亲情绪最浓的时节。思友也在思念主题的范围内。朋友身在别方总会使人牵挂：“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诗人与李十一饮酒转移春愁，却想起了远游的元九。诗人喝着酒会想起朋友，有好酒更会想和好友一起分享：“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李白的《重忆》。诗人偶得好酒想去江东找贺知章老人共饮，谁知拜访不遇，只好载酒怏怏而归。酒没喝成，反倒加深了诗人对友人的思念。

酒，无色，透明，纯香，入口则绵醇，火辣，畅爽。文人们和着酒，将种种感情化作一杯清酒，看似平淡无味，细细品味过后，却总是越来越觉其绵醇悠远，韵味无穷。

四、结语

对文人雅士来说，饮酒是一种生活，一种乐趣，一种人生，一种爱好，一种需求。饮酒既是对人生的解构，也是对生活的消解。酒和文人们的紧密结合，使我国古代诗（词）坛上流溢出醉人的馨香，倍受历代读者的喜爱。

五、谢辞 注释：

[1]张国荣，《论古诗词中“酒”意象的审美内涵及象征意义》，《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年8月

[2]高建新,《从陶诗看陶渊明与酒之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3月

[3]方勺,《泊宅编》 [4]郭沫若，《李白和杜甫》 [5] [6]《说郛》卷四十四 [7][8]《唐会要》卷二十九 [9]顾炎武，《日知录·酒禁》 [10]《世说新语·任诞》 [11]李时珍，《本草纲目》 [12] 参考文献

第五篇：由宋词看宋代中秋习俗

由宋词看宋代中秋习俗

程琼 20090101025 淮北师范大学

一、节日饮食习俗

中秋节必吃月饼的习俗在宋代还没有开始，但宋代的中秋节也有很多相应季的节日食饮，颇具考究。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筛。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鳌蟹新出，石榴、漓勃、梨、枣、栗、李萄、弄色帐桔，皆新上市”。从文献记载看，当时宋代的节物风俗重在赏新，品尝石榴、枣、栗、桔、葡萄等时新水果，饮新酒等习俗都具有“秋尝”的意味。这些典型的中秋食饮在中秋词里也有被提及:“已是三堪乐，更是百无忧。山朋溪友呼酒，互劝复争酬。钓水肥鲜采树甘鲜梨栗，租一齐收。”“黄橙紫蟹，映金壶激艳，新酷浮绿。共赏西楼今夜月，极目云无一粟。”(陆淞《念奴娇·和李汉老}));“水精盘，妒鱼脍，点新橙。鹅黄酒暖，纤手传杯任频斟。”(朱敦儒《水调歌头·和董弥大中秋》……其实人们在中秋节品尝这些食饮，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重在感受节日、享受生活。

二、赏桂、观潮习俗

八月中秋正是丹桂飘香的季节，因此宋代中秋节还有了赏桂之俗。对月遥想月中桂，纵目欣赏人间桂。再联想吴刚伐桂，月中桂子落入人间等传说，就更易激发词人的灵感，增添节日情趣。像张元干的《南歌子，中秋》就反映了众人赏桂的习俗:“凉月今宵满，晴空万里宽。素娥应念老夫闲。休教凝伫向更阑。飘下桂华闻早、大家看。”;又如“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辛弃疾《一剪梅·中秋无月》)，虚实结合地描写了月下赏桂的佳趣。

中秋观潮的风俗也由来以久，早在汉代枚乘的《七发》中就有了相当详尽的记述，并且对潮水的壮观景色极尽铺张描绘之能事。至唐宋时，中秋观潮之风更盛，尤以南宋为最。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临安风俗……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而全国以浙江观潮最为盛况空前，弄潮活动也更具规模。《武林旧事》卷三<观潮>云:“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初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弯常时，而徽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伞堆扇于九霄之上，真若箫台蓬岛也。”虽然八月观潮的时日持续得很长，但人们觉得选择中秋节当日观潮，景象势必更加奇妙。因为中秋之月与江水之潮，两臻妙境，堪称双绝。

三、拜月、燃灯习俗

拜月与赏月不同，赏月是娱乐，而拜月是信仰。中华民族自上古便有敬天礼地的习俗，对月神的崇拜古己有之。早在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仪式。到了宋朝，民间对月神的崇拜仍然在缓慢发展，中秋月圆时，人们都会对其虔诚祭拜，以求愿望达成。金盈之的《新编醉翁谈录》里记载了京城拜月的习俗:“京师赏月之会，异放他郡。倾城人家，不以贫富，能自行者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放庭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 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洁月。”刘辰翁的《虞美人·壬午中秋雨后不见月》词里就谈到了拜月之事:“眼前儿女意堪怜……便似佳期误。笑他拜月不曾圆。”除了拜月之外，南方还有燃灯的习俗。中秋夜，高悬的明月与地上的灯火交相辉映，高贵之家灯高达数丈，家人聚在灯下欢饮为乐，一般百姓家则树以竹竿，挂两颗灯笼自取其乐。各地街市也多悬灯，以助月色，其盛仅次于元宵节。正如侯真词中所说“况楚风、连陌竞张灯，如元夕。”(((满江红·中秋上刘恭甫舍人》)。而浙江的中秋夜还有放水灯的习俗。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中秋夜“灯烛华灿，竟夕乃止。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有足观者。或谓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观美也。”这一风俗在宋词中也可窥见:“碧树阴圆，绿阶露满。金波澈艳堆瑶盏。”(毛傍《踏莎行·中秋玩月》)。中秋夜于江面上布满灯盏，着实引人注目。但据说放水灯更多是为讨江神喜欢，并非纯粹为了观赏。

四、赏月、玩月习俗

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它将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待到宋时，方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且他们赏月的形式也是丰富多彩:富者多搭彩楼，贫者多寄好酒楼，好游者则或登于山、或泛于水，文人赋诗，俗士讲古，通宵达旦。

正因为“不比寻常三五夜，万家齐望清辉”(郑无党《临江仙)))，故而中秋之夜咏月也成了宋代文人必做的节日功课。宋代文人赏月玩月的词作极多，从宫廷到家宴、从都城到乡下，词作中随处可见对中秋夜人们赏月玩月盛况的反映。如朱敦儒《念奴娇·约友中秋游长桥，魏悴邦式不预，作念奴娇，和其韵》描写了众文士泛舟赏月，文雅风流的情景:“旋整兰舟，多携芳酝，笑里轻帆举。松江缆月，望云飞掉延伫。别乘文雅风流，新词光万丈，珠连锦聚。”;中秋时节登山

以赏月也是别具风情的:“准拟中秋快客情。新亭雨后喜登临。彩蟾特地中宵出，吹散层云十日阴。”(曹勋《鹤鸽天》);至于登楼赏月更是文人墨客必不可少的节日项目，因为大家认为“今夕不登楼，一年空过秋。”(高观国《菩萨蛮》)。故而当夜色降临人们往往“喜见中秋，急载酒、登楼邀月”(京撞《满江红·中秋邀茶嘈二使者，不见月》)，“看山兼看月，登阁复登楼。”(张干元《水调歌头·和萝林居士中秋》)。朱敦儒的《柳梢青》还反映了中秋文人们集会玩月的风气：“八月桂影连灯影，人间秋夕祭月夕.”

宋代中秋词里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两宋中秋节的风土民俗，这一独特的民俗文化视角，为后人探视宋人的民俗心理和文化性格开启了一扇别样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