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乐府诗歌的文献综述

第一篇：关于汉乐府诗歌的文献综述

关于汉乐府诗歌的研究综述

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在乐府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乐府的出现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中有文：“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哀帝 “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但是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随着南朝时期新声杂曲的大量繁荣，虽然在作品数量上有所进展，但我们仍不能忽视其内容的单一性和题材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有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对叙事诗进行溯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想要完整的了解中国古代叙事诗，针对诗经展开的研究是必须得到重视的。

现存可知最早带有叙事色彩的诗歌，是汉之前的《弹歌》，全诗内容言简意赅：“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又有，《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已经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

《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

对叙事诗的探讨，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在刘歆的《七略》中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一说。

在对汉乐府诗的叙事特征这一问题的论述上，沙云星的《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认为，汉乐府的叙事因素发展与先秦歌谣有密切关系，在先秦歌谣中的简短叙事，尚未构成连贯的故事情节，因而不能算作是叙事诗。但不可否认的是，汉乐府中集中表现民生疾苦的作品，依然可以窥见来自先秦的叙事踪影。在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上，沙云星认为，与汉乐府之前的叙事诗相比，汉乐府诗歌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大大增强。《诗经》中的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多是作为情感寄托，而汉乐府则更重于叙事本身。汉乐府对于整体形象的真实性和故事的完整性都有新的要求。除了故事性，汉乐府的戏剧性也使其更富有文学魅力。如在《孔雀东南飞》中，多条叙事线索并行，故事完整，叙事宏大，情节波澜起伏，是叙事诗发展的里程碑。在情节方面的成就只是汉乐府的成功之一，另一方面，汉乐府诗中高超的叙事艺术，也离不开鲜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直接叙述的基础上，通过制造情节冲突和矛盾并为角色加上更为丰富的动作和精巧的语言，或独白，或对话，使形象生动饱满。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完整的故事外，更多是丰满于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和灵活的心理活动，并加以社会环境的烘托。汉乐府在细节上的成功塑造，也是不可忽视的。

杨静的《试析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与沙云星的《试论汉乐府民歌叙事特征》不同的是，本篇通过对《诗经》和汉乐府诗的对比，更突出了叙事诗的发展脉络和进展。汉乐府诗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除第一人称视角外，第三人称视角作为两汉乐府中最基本的叙事视角，客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在这些第三人称视角的两汉乐府诗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故事人物，这样的叙事所产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不但可以全面详尽的讲述故事，还可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和情感的抒发。汉乐府诗是我国叙事诗歌走向成熟的标志。

张志斌的《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和深入》认为汉乐府诗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创作的第一次高峰。在由多重叙事视角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构建的叙事诗骨架下，细节是叙事诗的血肉，使叙事诗为人传颂，感人肺腑。

《诗经》中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着汉乐府的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逐渐独立，并产生了主叙事兼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点。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仅有这一阶段的诗歌具有主叙事兼抒情的主要特点，到了诗歌最为繁盛的唐代，一大部分诗歌基本上已经和叙事无关，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通过意向抒发情感了。

谈艺超的《汉乐府的叙事角度》在探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基础上，提出了“视角的转换”这个新的观点，单一固定叙事视角在多层次反映生活片段和变现人物性格方面多会受到限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人物和更立体的描述社会，不少作者也根据情节需要转换叙事视角。传统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在表现生活场景和刻画人数众多、细节繁琐的人物形象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第一人称的应用，则更能够拉近主人公和读者的距离，更有利于故事的丰满和情感的抒发。

程相占的《古代叙事诗研究》，通过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深入分析，首先对叙事诗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的划定。作者认为，所谓“叙事诗”是在特定的用意支配之下，用押韵的语言把时间的安排具有一定顺序的作品。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历史流变，把文学与历史发展相结合，对诗歌发展的客观因素进行了解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叙事视角和人物形象上，细数了丰富的人物类型。在第四部分“诗体”中，重点挖掘了叙事诗的叙事意义。

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1

葛晓音的《论杜甫的新题乐府》中，首先对杜甫的诗作进行了种类界定。在重新界定了“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的前提下2，研讨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

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上，杜甫在题材选取和叙事特色都有所区别和发展。相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述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内容，杜甫多选取能反应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片段，通过百姓生活疾苦的片段，高度概括地反应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杜甫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和继承。乐府歌辞因多为生活截 12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1995年第三期。面描写，所以在时代代表性上稍有逊色；新题乐府在以其高度概括的宏观视角，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代表性。

在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创新上，新题乐府克服了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叙事单一性，立体多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和抒情性。杜甫共著有三十多篇新题乐府作品，值得关注的是，在三十多篇作品中，其艺术表现手法无一雷同。可以看出，诗人在可以摆脱初盛唐乐府歌行的拟古习惯的同时，自觉地运用新题歌行等诗体，继承汉魏乐府的创作特点。这样的创作思路，不仅是杜甫个人追求艺术创新的需要，也是叙事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叙事诗在我国的诗歌系统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对于叙事诗的研究和探讨，从古至今也不乏良作，通过对汉乐府进行溯源，在汉乐府中寻找叙事诗的发展共性，未来的叙事诗创作和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研究资料索引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3]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沙云星：《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5]葛晓音：《轮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线，文艺学研究，1996。[6]张志斌：《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和深入》，学术论坛，2009。[7]杨静：《试析汉民间乐府叙事诗的叙事艺术》，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8]谈艺超：《汉乐府的叙事角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0]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二篇：论汉乐府诗歌

略论汉代乐府诗

略论汉代乐府诗

一、汉乐府的发展

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机关的主要工作是：定制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最鼎盛时期，人数多达八百余人，其中设立的官吏职位也是各司其职，层级分明。

乐府的设立并不是统治者的一时兴起，而是具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班固的《两都赋序》这样写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结合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长达六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此时的汉武帝，在国力渐强，开疆辟土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与西北外族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西北外邦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入了中国，这些音乐，形式新颖独特，得到了统治阶层和王公贵族的热烈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武帝推崇儒术，以森严的等级观念进一步巩固统治，“礼乐制度”具有其需求必然性。乐府便在统治需求和物质基础的双重支持下，诞生了。

《汉书·礼乐志》中有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由此我们可知，汉乐府诗便是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的叙事诗，成为了中国文学历史上闪耀的明珠。武帝通过设立乐府，得以“兴乐教”、“观风俗”，时至今日的我们，通过汉乐府，也可以还原出当时百姓生活的情况和当时社会的风貌。

然而，乐府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汉哀帝 “罢乐府”使乐府民歌有所失散，而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没有被废除，却没有了采诗的制度，只沿袭了已有的乐府歌辞，乐府诗的创作和搜集收到了阻碍，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使已有的两汉民歌诗辞得以推广和传播。

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细读歌辞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代歌辞的搜集仅限于城市，而内容又无外乎是恋情，其规模和内容的丰富性都是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汉乐府诗的主要搜集和保存，是依靠政府的乐府机关，然而，传唱和内容的不断丰富，则得力于民间歌人和百姓的口头传唱。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八曰：“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即名之曰乐府。”随着乐府的发展和乐府歌辞的不断丰富，“乐府”从机关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其定义也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乐府是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创作的和采集自民间的；而广义的乐府则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此外，更为广义的乐府则又包罗了并未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或是模仿乐府体裁的歌辞作品。

了解了乐府的起源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乐府诗是取材于民间，传播于百姓，彰显其时代风貌的叙事作品，由此我们也将对汉乐府诗的叙事性特点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在中国叙事诗的发展历程中，想要讨论汉乐府诗，我们不得不先对《诗经》中的叙事诗进行分析，并与汉乐府诗的叙事性进行比较，从而更深刻的了解，汉乐府诗对于我国叙事诗的贡献和影响。

二、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

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记述了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又如，《击缶歌》中有：“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完整地展现了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些原始歌谣中，虽然初步具备了叙事的轮廓，但是只专于记载，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所以不能称作是叙事作品。

《诗经》作为保留完整的中国早期诗歌总集，在中国叙事诗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经》中的叙事诗从内容上划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来自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民间吟唱，这些内容多保存于《国风》之中；另一种是讲述先民历史的“史诗性断片”，多保存于《雅》、《颂》之中。内容上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两种内容有各自的叙事特色。

《诗经》中的民间吟唱在叙事模式上多为第一人称视角，且叙事多是依附于抒情，为抒情服务。如著名的篇目《卫风·氓》讲述了一位女子从恋爱到婚后被遗弃的过程，但我们不难看出，全诗与其说是女子被抛弃这件事本身，但不如说是女子在叙述这件事时所表达的哀怨凄怆、伤心欲绝。钱钟书对《卫风·氓》有“层次分明，工于叙事”的八字评价，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氓》的第三章：“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这是女子在自身经历了悲惨遭遇和情感伤害的基础上，对世 间女子提出的沉痛告诫和对男子负心的悲切控诉。感情在叙事中得到渗透，甚至不惜打断叙事，直抒胸臆，使得在《国风》之中出现了我国较早的“感事”性叙事诗。

另一方面，从叙事内容上看，民间吟唱的歌辞中，多描述的是短小的生活片段或生活横截面的记录，在《国风》的叙事中，由于情感的抒发，把叙事阶段成了一个个短小的画面，在情节的完整性上，稍有逊色。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有相对缺失的方面。诗经中的人物往往是以“类”的方式出现的，而在汉乐府诗中，则出现了具体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诗经》中的庙堂鸿音则另有特色，在这些诗篇中，往往在情节上注有奇幻的想象和充实连贯的情节，这些诗歌在当时多用于祭祀，出于对先祖的崇敬和赞颂，在叙事过程中，便使他们有了奇幻的人生经历，具有了“史诗”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类是个在叙事过程中，则往往在侧重于总体上的宏观描述，不失对细节的微观雕刻。如在《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记录了自发明农耕至牧野之战的历史重大事件，还原了历史风貌，既具备了生活情趣，又精准的叙述了历史事实。

三、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

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量的叙事诗作品。不得不说的是，相较于《诗经》的第一人称截面叙事方法，两汉乐府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强烈现实主义精神。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两汉乐府诗的叙事视角有所增加。叙事角度在叙事诗中的灵活运用，也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阅读审美效果。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最突出的特征表现是：叙述者多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出于作品的中心位置，叙述者通过自己的视角，来描写环境、叙述人物、讲述故事，他和自己所描述的世界史同质的。这一视角有其表达真情切意的优势，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第一人称视角对作品的展现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以《有所思》为例：“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呔，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作者用第一人称视角，描写了以为痴情的女子在遭遇爱情的波折后内心忧郁而又果决的情感变化，内容质朴自然，情感表达真切，情绪变化耐人回味。再如《长歌行》一诗：“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搅芝获赤幢。来到主人 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长歌”并不是如诗中所言是长寿之歌，也不是按照歌辞体律的长短，而是有“助长、鼓励”之意。全诗用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在仙人的指引下，登上太华，撷取灵芝和赤幢，制成仙药后献给主人，主人服用仙药后，身体日渐强壮，白发变成了黑发益寿延年的故事。在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下，故事内容生动形象，富有传奇色彩，也拉进了读者和故事之间的距离。

除第一人称视角外，第三人称视角作为两汉乐府中最基本的叙事视角，客服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局限性。在这些第三人称视角的两汉乐府诗中，叙述者以第三人称提及故事人物，这样的叙事所产生的是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不但可以全面详尽的讲述故事，还可以对人物和情节进行评论和情感的抒发。

如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壁”的唱片乐府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是第三人称视角下的优秀作品。《孔雀东南飞》主要记叙了刘兰芝嫁到焦家后，焦母不能接受她，将她送回娘家，后刘兰芝的兄长逼其改嫁他人。新婚之夜，兰芝满怀着对爱情的忠诚投水自尽，焦仲卿后殉情而死。情节曲折动人，扣人心弦。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首叙事长诗的一大成就是多条叙事主线共同进行。线索一便是建立在刘家河焦家这桩不“令人满意”的婚姻关系上的。焦仲卿长跪求母，是母子二人的首次情感冲突；刘兰芝盛装辞婆是兰芝的反抗与焦母的蛮横之间形成的第二次情感冲突；刘兰芝拒绝改嫁，是刘兰芝坚守爱情和兄长武断专横的第三次情感冲突；焦仲卿拜别焦母，是母子二人的第四次情感冲突。在这连续四次的情感冲突中，看似是独立的小片段，实际上则是冲突双方的不断摩擦，致使焦仲卿和刘兰芝最终走向了双双殉情的悲剧。

线索二是围绕着焦仲卿和刘兰芝坚贞不渝的爱情而展开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条线所并不是独立于故事之外的，而是建立在线索一所构架的激烈矛盾之上的。两条线索交替进行，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情节紧凑扣人心弦的宏大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两汉乐府与《诗经》叙事诗相比较，除却叙事视角的丰富，其叙事内容，也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片段，而是发展为完整、立体的故事。

四、汉乐府的叙事艺术特征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全诗长353句，1765字，有“古今第一长诗”之称，是汉乐府民歌中故事完整，情节生动的佳作。不难看出，两汉乐府民歌的一大叙事特点是：故事性和戏剧性的增强。《孔雀东南飞》中两条主线交叉进行，跌宕起伏，极富故事性和戏剧性，在叙事诗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明代王世贞赞曰：“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长篇之盛也。”

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两汉乐府民歌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完整的故事外，更多是丰满于富有个性的语言描写和灵活的心理活动，并加以社会环境的烘托。试以《陌上桑》为例：“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罗敷的聪明勇敢是在和愚笨的太守之间的对话体现的。面对使君的诱诈调戏，罗敷虽无力逃脱却依旧不肯束手就擒，急中生智以夸耀自己丈夫的方式，智斗使君，最终胜利。在罗敷美丽的外表下，填充进了聪慧的内涵，是罗敷这一“秦氏有好女”的形象得到了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所谓的“言为心声”大抵就是如此。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由多重叙事视角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构建的叙事诗骨架下，细节是叙事诗的血肉，使叙事诗为人传颂，感人肺腑。如在《陌上桑》中对罗敷的外貌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正面描写了罗敷的外貌细节，一个古典美女的形象跃然纸上，更可贵的是，在本诗中，侧面描写的运用，为罗敷的美貌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不仅烘托了罗敷的美貌，更给人以想象的空间，给读者以美妙新颖的审美享受。

五、后世对乐府歌辞的继承和发展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诗经》中多是服务于抒情的叙事，而随着汉乐府的发展，叙事诗中叙事和抒情逐渐独立，并产生了主叙事兼抒情、夹叙夹议的行文特 点。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仅有这一阶段的诗歌具有主叙事兼抒情的主要特点，到了诗歌最为繁盛的唐代，一大部分诗歌基本上已经和叙事无关，作者在篇幅和词律的规则下仅通过意向抒发情感了。

我们想要探讨乐府这一诗歌体裁的继承和发展，就不得不说到一位诗人——杜甫。杜甫“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即所谓‘即事名篇’，或者说‘因事命题’的作法，直接开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2。

杜甫的新题乐府，在继承了汉魏晋古乐府的基础上，其题材选取和叙事特色都有所区别和发展。相较于汉魏晋乐府歌辞多记述百姓生活场景的诗歌内容，杜甫多选取能反应民间疾苦的社会生活片段，通过百姓生活疾苦的片段，高度概括地反应社会的无情和统治者的昏庸。杜甫多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客观全面的叙述自己的见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借鉴和继承。乐府歌辞因多为生活截面描写，所以在时代代表性上稍有逊色；新题乐府在以其高度概括的宏观视角，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代表性。

在对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创新上，新题乐府克服了汉魏晋乐府歌辞的叙事单一性，立体多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和抒情性。如《新安吏》中诗人首先极力渲染了儿子征兵入伍，母子别离之悲凉,后又以过客的身份直接出面解劝,安慰中透着无奈，怜悯中透着心酸, 又隐含着对时局的忧虑。借母子离别之小悲，感百姓疾苦之大痛。杜甫创作新题乐府, 不仅是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内容的需要, 也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纵观两汉乐府诗歌，这些民间歌谣在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上都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古典诗歌的叙事诗，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3]程相占：《中国古代叙事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沙云星：《试论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特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

第三篇：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论汉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

两汉乐府诗歌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继《诗经》、《楚辞》以后，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的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一下是对两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一次简单的概括。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关注现实，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歌作者关注现实、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造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大多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当中的内容包括了对当时社会的苦与乐、爱与恨、生与死的人生态度，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a、苦与乐：汉乐府诗歌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描写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以恻隐之心申诉了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在《东门行》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衣裳”，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妇病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孤儿行》写孤儿受到兄嫂的虐待，尝尽人间心酸。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队会，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而《相逢行》、《鸡鸣》、《长安有侠斜行》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反应的是富贵子弟的奢侈生活。《相逢行》描写的是一个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的富贵家庭的生活。《鸡鸣》和《长安有侠斜行》则对富贵家庭地位进行了大肆渲染，“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 展现了一个富贵家庭不只是一人做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做官，所任官职也不限制在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高达二千石的大官。一面是饥寒交迫，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群，一面是锦衣玉食、妻妾成群的富贵人家，两组诗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让读者领略到人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b、爱与恨：汉乐府诗歌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袒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比较大比重，这些诗歌大都来之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例如《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当中接连例举了5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来表现古代女子对自己意中人真挚、强烈的爱，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有所思》反映的是未婚女子发现对方移情别恋后由爱变恨的变化和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当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依然决定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女主人公爱得热烈，恨得痛彻，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c、生与死：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造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的热别充分。例如：《薤露》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在表达人们对死的厌恶之情的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日出入》就是一个典型，由太阳的升降联系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尽头。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死为入，一出一入变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大胆地想象，期待能够驾驭六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把自己载入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艳歌》则描绘出衣服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自己幻想自己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路神仙纷纷为他而忙碌，诗歌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到大彼岸世界之后的至乐。两首诗歌都把人神仙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二、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两汉乐府诗歌中既有叙事诗又有抒情诗，但以叙事诗的成就更为突出，它的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叙事诗的成熟。

a、两汉乐府诗叙事诗大多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当中大多数叙事诗多具有完整的情节，不局限于一两个生活片段，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描述的一般都是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例如：《孤儿行》通过行贾、行汲、收瓜、运瓜等诸多劳役，突出了孤儿苦难的命运。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更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通篇分三条线索进行讲诉，一条是刘兰芝与婆婆、兄长的矛盾及冲突；一条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相互同情和日益加深的过程，这两条线索纠结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让读者无形中去关注矛盾的发展和男女主人公的命运。

b、当中叙事诗详略得当，繁简有法。详与叙事而略与抒情诗其的一大特点。两汉乐府诗的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叙事意识，在创造实践中努力吧叙事诗和抒情诗区别开来，是两者的形态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当中的许多叙事名篇，都因叙事详尽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十五从军行》对复员老兵家园荒芜的景象渲染得非常充分，对老兵回家后的行动也有详细的叙述，老兵内心的感受病没有进行详细的描写，全诗以叙事为主。繁简有法表现如《陌上桑》中详写了众人观罗敷、罗敷夸耀夫婿的场面，其余则略写；《孔雀东南飞》首尾略写，中间太守家迎亲的场面详写，铺张扬厉，大肆宣扬。

c、叙事时注意场面描写，例如：《战城南》描写了将士战死后的景象：“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驾马徘徊鸣„„”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牧场之后死寂、悲凉的战场画面，勾画出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寄托对阵亡战士的哀悼之情。

三、促进中国古代诗歌诗体的演变

两汉乐府诗歌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向四言诗向杂言诗歌和五言诗的过度。相继出现了五言歌谣、乐府五言诗和文人五言诗。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变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两汉乐府诗最初是配乐演唱的，它之所以在诗体形式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句，既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乐曲的因素发挥作用。

汉乐府用楚声演唱的诗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三言句和七言句，从而导致诗体的演变，这种迹象在汉初就已经出现，例如《安世房中歌》就是用楚声演唱的，其中第六章是七言和三言相杂：“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崖，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这首诗是用楚声演唱的三言七言相杂之诗，是对骚体诗歌的改造。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除了楚声外，另外在北狄西域乐和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这两种乐声的催化作用下，对乐府诗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东汉开始就有较多的文人五言诗。从西汉五言歌谣到乐府五言诗，再到文人五言诗，早期文人五言诗基本形成。

第四篇：汉乐府民歌

汉乐府民歌

班固虽不曾把那一百三十八首西汉乐府民歌记录在《汉书》里，但对这些民歌却也作了很好的概括，这就是他说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现存不多的作品看来，包括东汉在内，这一特色确是很显著。这些民歌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它们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同时还深刻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思想感情。这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汉代土地兼并剧烈，阶级剥削和压迫又极惨重，农民生活异常痛苦。关于这一点，这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不能不承认：“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汉书·食货志》），甚至与牛马同栏出卖自身及妻子作奴婢。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有不少对饥饿、贫困、受迫害的血泪控诉。如《妇病行》所反映的便是在残酷的剥削下父子不能相保的悲剧：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残酷的剥削，竟使得这个做父亲的不能不违背妻子临终时的千叮万嘱，忍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汉书·贡禹传》说：“武帝征伐四夷，重敛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由此可见，当时许多贫民还有因口赋钱而杀害亲生子的，抛弃子女的惨剧也必相当普遍，是有其典型意义的，并不足为异。诗言两三孤子，到市求乞的是大孤儿，啼索母抱的是小孤儿。“塞牖舍”之“舍”即徘徊空舍之“舍”。牖舍连文，看似重复，但正是汉魏古诗朴拙处，像舟船、觞杯、餐饭、晨朝、门户等连用的例子是很多的（诗歌中的这种复词，唐以后始告绝迹）。

由于破产，大量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有的兄弟三人同在一个地主家干活，他们终岁劳动，却仍然衣不蔽体，如《艳歌行》：“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地主阶级的残酷性，也表现在对亲人的压榨、剥削上。这就是那著名的《孤儿行》所描写的。为了独占家财，兄嫂把亲骨肉看成奴隶，看成仇人，尽量役使他，折磨他，必欲置之死地。不是出外四处行贾，便是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都得干，而大冬天连双草鞋也穿不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是孤儿绝望的血泪控诉，也是作者和广大人民愤怒的谴责。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兄嫂的狠毒，实质上也揭露了剥削阶级凶恶的本来面目，并使我们看到私有财产制度是怎样把人变成了禽兽，这就是《孤儿行》的深刻意义。

《乌生》和《枯鱼过河泣》是两首奇特的寓言诗。通过乌鸦和枯鱼的遭遇曲折地表达了受迫害者的悲惨命运。《乌生》借中弹身死的乌鸦的自宽自解，指出即使是山中的白鹿、天上的黄鹄、深渊里的鲤鱼，也都难逃一死，不禁令人想起晚唐杜荀鹤的诗句：“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人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也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阶级尖锐的实际斗争行为。在这方面，《东门行》和《陌上桑》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它们充分地体现了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精神。《东门行》写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穷老汉：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这首短诗形象地揭示了人民起来反抗的过程。“他家”四句是妻子的劝阻，在迷信的说法中也蕴藏着她对丈夫的爱情。“今非咄行”三句是丈夫的答辞，说得斩钉截铁。咄行，是说咄嗟之间即行，犹言“咄嗟即办”，也就是马上就走。这首民歌曾为晋乐所奏，但添上了“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一类封建说教，又抽去了“白发时下难久居”，换上“平慎行，望君归”这样一条“温柔敦厚”的尾巴，这就把一个逼上梁山的老百姓涂改成为后来一般评论家所说的“贫士”，大大地削弱了诗的意义。

《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的采桑女子——秦罗敷，塑造了一个美丽、勤劳、机智、勇敢、坚贞的女性形象。这是一出喜剧，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全诗分三解，作者用别开生面的烘托手法让罗敷一出场就以她的惊人的美丽吸引着读者和观众：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写罗敷之美，不从罗敷本身实写，却从旁观者眼中、神态中虚摹，是有独创性的。这段描写，不仅造成 活泼的喜剧气氛，同时在结构上也为那“五马立踟蹰”的“使君”作了导引。第二解是诗的主旨所在，写使君的无耻要挟和罗敷的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第三解写罗敷夸说自己的夫婿的事功和才貌，则又是一种机智的反击。这段夸说，也表现了作者的爱憎，罗敷越说越高兴，那使君自然越听越扫兴。“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喜剧便是在这种充满胜利快感的哄堂大笑中结束。汉时太守（使君），照例要在春天循行属县，说是“观览民俗”、“劝人农桑”，实际上往往“重为烦扰”（见《汉书·韩延寿传》、《后汉书·崔因传》）。《陌上桑》所揭露的正是当时太守行县的真象，所谓“重为烦扰”的一个丑恶方面，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它并不是什么故事诗，更不是由故事演变而来的故事诗，而是一篇“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活生生现实作品。

（二）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在这一方面汉乐府民歌也有不少杰作。汉代自武帝后，长期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有的民歌通过战死者的现身说法揭露了战场的惨象和统治阶级的残忍与昏庸，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全篇都托为战死者的自诉，“为我谓乌”数句尤奇，真是想落天外。战死沙场，暴骨不葬，情本悲愤，却故作豪迈慷慨语，表情愈深刻，揭露也愈有力。“梁筑室”四句，追叙战败之因，见死得冤枉。

《十五从军征》则是通过一个老士兵的自述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黑暗：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兵役制度，据当时官方的规定是：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免兵役。但这首民歌却揭穿了统治阶级的欺骗，诗中的主人公足足服了六十五年的兵役，而穷老归来，仍一无抚恤，他的悲剧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八十始得归”，这并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而是客观真实。《宋书》卷一百载沈亮对宋文帝说：“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可见这种现象，不独汉代，而是历代都有的。

我们知道，战争通常是和徭役分不开的，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出现了不少流亡者的怨愤的呼声。他们有的是无家可归，如《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诗中提到“胡地”，显然与战争有关。《悲歌》更明言“欲归家无人”，只能是“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他们有的虽并非家中无人，却又是妻离子散。如《饮马长城窟行》便是写的一个妻子为了寻求她的丈夫而辗转流徙在他乡的。“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读这些诗句，不禁令我们联想起唐人张仲素的《秋闺思》：“欲寄征人问消息，居延城外又移军。”在封建社会，人民所受的苦难往往是相近似的。

此外，《东光》一篇也是反对黩武战争的，但含有游子思家的情调，士兵们并自称“游荡子”：“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由此看来，流亡者的怀乡曲中当有不少士兵的作品，上述《古歌》等就很可能是。

（三）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的抗议。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封建礼教的压迫也就随之加重。在“三从”“四德”“七去”等一系列封建条文的束缚下，妇女的命运更加可悲。因此，在汉乐府民歌中我们很少读到像《诗经》的“国风”所常见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男女相悦之词，只有《江南》是个例外。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乐府古题要解》说：“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也。”可能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古人常以莲象征爱情，以鱼比喻女性。它可能是武帝时所采《吴楚汝南歌诗》。

但是，更多的还是弃妇和怨女的悲诉与抗议。有的因无辜被弃，对喜新厌旧的“故夫”提出了责难，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合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此篇向来列入古诗，其实是“缘事而发”的民歌。张玉谷说：“通章问答成章，乐府中有此一体，古诗 中仅见斯篇。”（《古诗赏析》卷四）可见即从表现手法上也可以看出它不会是文人的抒情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弃妇是如何冤屈：她勤劳、能干、柔顺，但她还是被弃了。作者巧妙地通过“故夫”自己的招供揭示了他的丑恶的灵魂。不难想象：那个新人的命运并不会比故人好些。

有逆来顺受的弃妇，但也有敢于反抗夫权，对三心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决绝”的女性，如《白头吟》。诗一开头就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用雪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纯洁，而对方之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话下。切身的痛苦使得诗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爱情理想。然而在那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这理想是无法实现的。这个倔强的女子终于不能不伤心得落泪，原因就在此。

为了追求并实现“愿得一心人”的爱情理想，在这类恋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用火一般的热情和实际行动大胆地冲破礼教束缚的另一类型的女性。这就是《铙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和《上邪》所表现的。《有所思》的女主人公曾追叙和爱人初会时的情况：“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可见他们是自由结合，根本没理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当她听说爱人“有他心”后，便遏不住心头的怒火，我们看：“何用问遗君？双珠毒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爱是真爱，恨也就是真恨。“勿复相思”二句是转折语，想起对方平日说尽相思的话，更觉可恨，与《诗经·氓》中“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同一声口。《上邪》所表现的感情更为强烈：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是女子呼天以为誓。“山无陵”以下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深情奇想，确是“短章中神品”。唐代民间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首，则连用六事，与此极相似。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自由恋爱也是说不上的，被牺牲的往往是女子。

除上述三方面的作品外，汉乐府民歌中还保存有少数讽刺统治者卖官的政治丑剧和权门豪家的荒淫生活的。前者如《长安有狭邪行》：“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便是刺的卖官鬻爵。卖官之风，西汉已有，但不如东汉之甚。《后汉书·桓帝纪》和《灵帝纪》都有公开“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的记载，灵帝并“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因而出现了无官职而有官服的所谓“衣冠仕”的怪现象。又诗言“仕洛阳”，洛阳乃东汉首都，也足证应该是东汉时作品。后者如《相逢行》，极力摹写那个少年家庭如何荣华富贵，好像是句句恭维、钦羡，其实是句句奚落，是另一种讽刺手法。对较好的官吏，民歌也有表扬，如《雁门太守行》写和帝时洛阳令王涣的政绩，表现了人民的爱憎分明。东汉乐府继续采诗，这也是一个明证。

总之，通过汉乐府民歌，我们可以听到当时人民自己的声音，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图画，它是两汉社会全面的真实的反映。它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五篇：汉乐府 教案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乐府及《饮马长城窟行》的有关知识

2．把握诗歌比兴、顶真、借代、比喻等艺术手法 3．以虚写实，虚实难辨，更富神韵 能力目标：

1．训练学生诵读的能力

2．培养学生从景物、动作、心理描写等角度鉴赏诗歌的能力

德育目标：学习此诗，感悟美好真挚的爱情，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操

教学重点：

1．分析诗歌的层次转折、悲喜变化

2．比兴、顶真、借代、比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

教学难点：景物与动作、虚与实相结合来表达主人公飘忽不定、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

教学方法：

1．诵读感悟法：通过反复诵读，逐步加深对诗意的理解，感觉其音乐美。

2．探究赏析法：从景物与动作、心理变化去赏析诗句，感觉其情感美。

教具准备：多媒体 课时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题 解】

《饮马长城窟行》为汉代乐府古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相传古长城边有水窟，可供饮马，曲名即由此而来。秦、汉时人以远戍长城为苦，后随之成为艰苦行役生活的象征。本诗用女子第一人称口吻抒写思妇思念征夫的情愫。这首歌辞，《玉台新咏》署蔡邕作，而《文选》只载作“古辞”，不署蔡邕。

【专书介绍】

汉乐府，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辑录乐府诗，最早见于南朝梁时沈约的《宋书·乐志》，而后有南朝陈时徐陵的《玉台新咏》、隋代王僧虔的《伎录》、智匠的《古今乐录》，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宋代郑樵的《通志·乐略》等。但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总集还是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辑录了从不尽可靠的陶唐氏之作到五代的歌谣与乐府，共计100卷，又将自汉到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主要保存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之中。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

汉乐府深受«诗经»、楚辞的影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艺术上，以叙事为主，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语言朴实，表现手法丰富。形式上，汉乐府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特别是五言诗为汉代民间首创，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汉书·艺文志》载，两汉乐府民歌有138首。现存40余首，多为东汉时期作品，主要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近人黄节编著的《汉魏乐府风笺》和今人曹道衡的《乐府诗集》都是较好的选注本。

【课文分析】

1．层次内容：

第一层从“青青河边草”到“展转不可见”。这一层是写思妇昼思梦想的殷切和悲伤。诗起头的“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是作者借著景色的铺陈，引发妇人触景生情，对远离家乡的丈夫的思念。“绵绵”两字传达了两层的意义：妇人“思绪的绵绵”是由“草的绵延不绝”引起的。由于路途的遥远，思念也是突然的，只好在梦中求得相会，然而才在梦中实现的愿望，醒过来后又是遥远的空间隔绝，依旧是“他乡各异县”，彼此无法相见。这一段可以说是故事的前提，在修辞技巧上，“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中的“远道”，“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中的“梦见”，以及“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中的“他乡”，都是修辞技巧中的“顶针”句法。这样的连缀句子的方式，使得全段读起来有一种流畅的音乐性。

第二层只有两句，这一层是写寒门独居的痛苦和不平。“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暗示远方的人也能了解，而邻居却只顾沉浸在家庭的欢乐中，不肯为她捎个信。在这一层中，运用了起兴和对比的手法，写女子寒门独居，表现其孤独和凄凉的感情。

第三层情节发生了转折写喜获夫信的情况。忽然有客从远方带来丈夫木质双鲤鱼夹封的信函，呼儿差封解除了她的思念之苦，而在书中也获得了远方传来的，对她坚定不移的情意。者样的故事，主要在描述中国传统妇女“闺中思人”的感情起伏，文字质朴自然，情感真切悠远。2.赏析：

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抒写怀人情愫。诗歌的笔法委曲多致，完全随着抒情主人公飘忽不定的思绪而曲折回旋。比如诗的开头，由青草绵绵而“思远道”之人；紧接着却说“远道不可思”，要在梦中相见更为真切；“梦见在身边”，却又忽然感到梦境是虚的，于是又回到相思难见上。八句之中，几个转折，情思恍惚，意象迷离，亦喜亦悲，变化难测，充分写出了她怀人之情的缠绵殷切。诗中所写思妇种种意想，似梦非梦，似真非真。如诗中所写她家有人归来和自已接到“双鲤鱼”“中有尺素书”的情节，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一种极度思念时产生的臆象。剖鱼见书，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而游子投书，又是极合情理的事。作者把二者糅合在一起，以虚写实，虚实难辨，更富神韵。

最令人感动的是结尾。好不容易收到来信，“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却偏偏没有一个字提到归期。归家无期，信中的语气又近于永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大概是寄信人不忍明言，读信人也不敢揣想的。如此作结，余味无尽。

3.艺术特色（1）.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兴之为义，是诗家大半得力处。”（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那么，何谓“兴”？杨万里云：“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答徐达书》）在以无思无虑的自然心态与物自由交往之时，忽而出现的心与物的自然契合，就是“兴”。这首诗以思妇第一人称自叙的口吻写出，多采用比兴的手法，语言清新通俗，“青青河畔草” 以“草”起兴,表达对远方伊人的思念。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也使用了比兴的手法。

（2）.通过人物动作、心理描写塑造思妇形象。

（3）.顶针、借代、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诗作语言丰富，感情真挚。顶针:上句的结尾作为下句的开头，使邻接的句子首尾蝉连的修辞法，叫做“顶针”。作用：文句经由巧妙的刻意连接，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和谐紧凑的结构美。“„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这几句，前一句的结尾做后一句的开头，使邻接的句子首尾相衔，使语句上递下接，气势连贯，很有特色。借代：双鲤鱼指代书信双鲤。如李商隐《寄令狐郎中》： “ 蒿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比喻： 烹鲤鱼比喻打开书信。参考译文

河边春草青青，连绵不绝伸向远方，令我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远在外乡的丈夫不能终日思念，但在梦里很快就能见到他。梦里见他在我的身旁，一觉醒来发觉他仍在他乡。他乡各有不同的地区，丈夫在他乡漂泊不能见到。桑树枯萎知道天风已到，海水也知道天寒的滋味。同乡的游子各自回家亲爱，有谁肯向我告诉我丈夫的讯息！

有位客人从远方来到，送给我装有绢帛书信的鲤鱼形状的木盒。呼唤童仆打开木盒，其中有尺把长的用素帛写的信。恭恭敬敬地拜读丈夫用素帛写的信，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书信的前一部分是说要增加饭量保重身体，书信的后一部分是说经常想念。

【思考与练习提示】

1.这首诗的艺术构思有何特点？

答：随着抒情主人公飘忽不定的思绪而曲折回旋，由现实到梦境，又由梦境回到相思难见的现实，亦虚亦实，以虚写实，其构思极富神韵。

2.“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两句对全诗的叙事抒情有何作用？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因为看见河畔的青草引起来她对远人的怀念。“绵绵”上承“河畔草”，下启远道之思，一语双关，既形容“草”，又形容“思”，把兴与赋紧紧地联系起来，虽然意象跳跃很大，读起来却令人感到自然流畅。3.分析本诗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对塑造思妇形象的作用。

答：景物描写：由“青青河畔草”引出思妇的思念和忧虑之情。

心理描写：“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 通过这些心理描写来创造一种悲凉的气氛,进一步深化主题。4.体会本诗深情而朴素的语言风格。答：略。

【相关参考资料】

（一）乐府

1.秦﹑汉间的乐府建置： 乐府建置始于秦代，与“太乐”并立﹐分属内廷掌管﹐根据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及1977年始皇陵出土的错银“乐府”钟。梁刘勰﹑唐颜师古﹑宋郭茂倩及郑樵﹐皆据《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之说﹐把“乃立乐府”解释为始创乐府的建置。宋王应麟﹑清何焯等曾据汉惠帝二年的史料提出异议。实则《史记·乐书》与贾谊《新书》亦早有武帝以前的有关乐府记述。今人以为乐府始创于秦﹐汉初因袭之；汉武帝立乐府﹐应解释为乐府机构的大规模扩建。

哀帝罢乐府与晋﹑隋间的太乐乐府： 公元前7年﹐汉哀帝裁撤乐府官﹐下诏：“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对于这一史实﹐有“罢（停办）”﹑“省（精简机构）”两种解释。《汉书·礼乐志》明确记述：当时的乐府员工﹐经过裁减﹐余下47％﹐并入太乐机构。晋﹑隋间﹐有“太乐乐府”之名﹔《隋书·音乐志》郑译乐议讨论“三声并戾”﹑“三声乖应”问题﹐前称乐府﹐复称太乐﹐可见这一时期乐府与太乐仍为同一机构。唐代在太乐署之外﹐无乐府之名﹐另设教坊与梨园。此后就不再有乐府机构的设施。

乐府与雅﹑俗乐的关系： 汉初乐府令夏侯宽为《安世乐》“备其箫管”﹐属雅乐的礼仪活动﹐其乐实为当时民间俗乐的“楚声”。武帝时﹐李延年更用大量的民间俗乐从事郊祀礼仪活动。晋﹑隋间太乐乐府用“清商音律”。至唐代﹐太乐署仍然兼管雅﹑俗乐。这些史实说明中古以前﹐太乐或乐府作为音乐机构与它们所管理的音乐之间﹐并无严格的雅﹑俗界限。太乐或乐府作为宫廷机构﹐所掌音乐的种属往往与君主的好恶有关。君主中有为的创业者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思想豁达﹐不拘泥于雅﹑俗之见的﹔隋文帝有所偏颇﹐但他所提倡的“华夏正声”﹐实为南朝“清商乐”﹐不过是以前代俗乐为雅乐罢了。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以为太乐掌雅乐而乐府掌俗乐的分立二署之说﹐是宋代以后雅﹑俗异流思想的反映﹐实以后代制度推论前事。

乐府与乐府诗词： 音乐文学的史料中以乐府借称乐府诗词﹐已成通例﹐最是出现这种用法的是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第七》。至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用乐府二字来概括入乐的诗歌。再晚﹐某些文人将套用歌词体式的不入乐的诗﹑词﹑曲亦皆名之为“乐府”﹐则是名词的混用了。

（二）、乐府诗的分类

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一百卷,这是一部对唐五代以前的乐府诗带有集大成性质的总集,它将历代乐府诗分为十二类: 1.【郊庙歌辞】是朝廷祭祀用的乐章.古代皇帝立郊祭祭天地,於宗庙祭祖先,郊庙歌辞便是郊祭,庙祭时歌颂天地,祖宗的乐章.2.【燕射歌辞】是帝王宴请宗族,亲友,宾客和大射时所奏的乐曲.3.【鼓吹歌辞】起初是一种军乐,后来一度与俗乐结合,但汉以后又转为雅乐,用於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等场合.歌词今存【饶歌】十八篇,其中有若干首是民歌.4.【横吹曲辞】也是一种军乐,来自西域.汉曲多已不存,【乐府诗集】中所收的【梁鼓角横吹曲】是从北朝传来的,其中保留了一些北方民族的民歌.5.【相和歌辞】原是汉代的民间歌曲,包含不少民歌,后来产生了大量受民歌影响的文人作品.相和歌中的平调,清调,瑟调三部类,称清商三调,曹魏开始特别发展,成为相和歌的主要部份.6.【清商曲辞】是南朝入乐的歌曲,郭茂倩将这些歌曲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晋,宋,齐时代江南一带的【子夜歌】就收在吴声歌曲中.7.【舞曲歌辞】现是配合吴踊而作的,郭茂倩分为雅舞,杂舞两大类,前者用於「郊庙朝餐」,后者用於宴会游乐.8.【琴曲歌辞】是由琴伴奏而作的歌辞.9.【杂曲歌辞】这类歌辞所收曲调,在唐宋时代配乐情况已不清楚,有的只是文人案头之作,根本没有配乐.因其数量甚多,内容复杂,故称为杂曲歌辞.察其风格,多数与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相近.10.【近代曲辞】这一部分是收编的隋唐两代的乐府作品.这一部分收罗较庞杂,且都是文人作品.11.【杂谣歌辞】包括一些历代民间谣谚和一些短歌,其中还有不少童谣,收罗是较为庞杂的.12.【新乐府辞】指的是唐代诗人所写的「即事名篇,不复倚傍」的一种歌行体的乐府.由杜甫肇始,而元稹,白居易发扬光大.新乐府辞连古乐府的曲名都不沿用了,也就与音乐无关,所以这应该说是由乐府生发出来的一种新的诗篇,新的体裁.上述十二类中,郊庙,燕射,鼓吹,横吹,舞曲,属於「官乐」,主要是庙堂文学;相和,清商,琴曲,杂曲,属於「常乐」,主要是一般流传在民间无名氏的作品.这两者都是入乐的.其中近代曲,新乐府,杂谣歌辞,就不一定都是入乐的作品了.就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所作的分类和所收的作品看,其中鼓吹,横吹,杂曲,相和,清商和杂谣歌辞,都有些民间优秀的作品,可以说是乐府诗的精华所在.种是社会民生的表现,在质朴的文字里,蕴藏丰富的情感与真实的内容.有的描写战争,有的表现饥寒,有的歌咏孤儿病妇的悲哀,有的描写家庭男女的悲剧.这一切都具有活跃的生命,表现了民间歌辞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