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佛教中国化的原因
浅谈佛教中国化的原因
佛教是外来宗教，它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的印度，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时代，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因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佛教产生后逐渐东传，后兴盛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在我国的传播也极为广泛，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有重大影响，同时它也逐渐被中国化。佛教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广极深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后来在中国传播甚广的佛教流派以远非印度传统的原佛教，它已深深的中国化了。无论是禅宗还是净土宗，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紧密的融合了。所以我们若想对佛教中国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则必须先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次中的独特因素进行剖析。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宗教信仰不十分热忱的民族。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第六章开头的引注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世界一切古文化民族中，唯一生长于温带而非生长于热带的民族。中国文化不起源于肥饶的扬子江流域或主将流域，而起源比较贫瘠的黄河平原。原始的中国人，无论是西方入侵，或是土著开化而来，总之有史之初他们所处自然环境，是比较清苦的。这里没有像尼罗河流域那样定期泛滥，亦没有像恒河流域那样丰富的物产。黄河大约在古代已经不断的给予两岸居民以洪水的灾害。西北方山脉高度，挡不住沙漠吹来的冷风。人类在洪水期间，就只好躲到山西西南部的高原里去，和毒蛇猛兽争山林之利。黄河既然不好行船，因此交通比较困难，知识交换的机会较少。人们需要终日胼手砥足，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因此没有余暇以骋身外之思。像埃及和印度那样宏大的宗教组织和哲理，以及由宗教所发生想象丰富的神话文学，不能产于中国。中国原始的宗教，大抵是于人事有关的神砥崇拜及巫术之类。这样，使中国老早已接受了现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华民族是第一个生在地上的民族；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眼光，从
①未超过地上的现实生活，而梦想什么未来的天国”。同时在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先生论述到：“中国传统文化，一到先秦时期，本已超越宗教需要。人生理想，已可不赖宗教信仰而完成。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思想是可以代替宗教功能的，它是一种现实人生的新宗教，它也已具有了宗教教义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性”和“平
②等性”，他亦具有宗教家救世救人的志愿与能力。所以长期受这种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对现实现世十分关注，而不象西方或其他民族那样竭力去探讨死后灵魂永生的问题。英国著名汉学家道格拉斯曾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而是他们已经受教于儒学，这个观点也与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时辜鸿铭先生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也谈到
③了：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儒家思想指示着大家向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趋赴。而一但这种现时人生可有的理想境界消失，如王室腐化，社会**，人心无寄托，无安慰，则自然要转到未来世界与空中天国去，这便是中国人感觉到宗教需要的最大理由。而印度佛教则适于此时传入中国。佛教思想中的慈悲与平等观，是与中国传统观念最相融洽的。所以佛教在中国广泛的传播开来。但我们也应知道，一但政治局面安宁和平静下来，人们生活有保障起来，则宗教便会失去其生长的土壤。因此随着隋唐时期中国政治局面的平复和渐趋繁荣，佛教的传播便不如魏晋南北朝时如此兴盛。中国社会之日常人生，再又宗教庙宇里的厌世
④绝俗，严肃枯燥，而回到日常生活自然活泼的天趣中来。所以如果佛教如果想在中国继续生存下去，中国化是其唯一的道路！这是站在佛教立场上比较主观层次的原因。接着，我们从更重要的方面即中国文化之包容、博大精神层次来剖析佛教中国化的原因。中国人对外族与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用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报着一种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闻，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史上没有不可容忍的宗教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佛教新信仰的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有吸收、融合、扩大！我们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来看便不难明白这一点。在印度，佛教以小乘（注重度己）为正统，而大乘（注重度人）为闰位。但在中国，先是小乘传入中国，可推行时期甚短，西晋之后即大乘盛行。在印度处起，与小乘对抗的激烈，以至与小乘诋毁大乘者，在中国则几乎不存在，一开始便是二乘错杂输入。从这两点看来，难道这不正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虚心、博大、融合的一面吗？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先秦时期便已定型成熟，成为千年来中华民族实际受用者。其实儒教是一个大宗教，为中华民族提供信仰。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谈到：所以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惟以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⑤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所以，不仅佛教，就是后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试问：这些宗教进来，谁曾影响到孔子的位置，非独夺取中心地位谈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对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并无冲突而且精神一致。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两晋、南北朝时的高僧若论其内心精神，我们不妨叫他们是一种[变相的新儒家]。他们研寻佛学，无非是想把他来代替儒家，最人生最高真理之指导。他们还是宗教的意味浅，而教育的意味深。个人出世的要求淡，而为大众救济的要求浓。因此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佛教尚不失其一种宗教的面目而流传在社会下层的。一到两晋以后，佛教便转成一种纯真理探求与纯学术思辩的新姿态而出现。此后印度佛教便在中国文化园地上生根结果，完全⑥成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是唐代形成的各佛教宗派，其中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流传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派，是典型的中国佛教了，禅宗使佛教教理更加中国化了，中国人更把佛教教理完全应用到实际人生的伦常日用方面来，抛却清规戒律，讲顿悟成佛了。这不在是印度原来的佛教了，它被完完全全中国化了。因此中国文化的同化作用是佛教中国化的根本原因。以上便是我结合一些大学者的作品做的一些思考。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弘扬光大他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义务和责任！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参考书目：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注：
①：«中国文化要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版 85⑤：«中国文化要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版 91页 ②：«中国文化史导论» 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138页 页 ③：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⑥：«中国文化史导论» 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149页
④：«中国文化史导论» 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168页
第二篇：佛教中国化给我们的启示
佛教中国化给我们的启示
学院：统计学院 班级：统计班
姓名： 学号：320131
摘要：
由于佛教的中国化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安居乐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每朝每代都能延续好几百年，经久不衰。在今天，佛教中国化对我们有重大意义。一切历史上的进步的思想和文化都应该继承和发扬。佛儒道教都是教给我们如何做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为此，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了世界上的伟大民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我们的骄傲，是不能遗忘的，是我们的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老本。
关键词：
佛教 历史性 启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佛经，出自《金刚经》。大概是说，我们身心以及外界的迁流不止，就如同幻化的梦一样虚伪，也像是泡沫一样脆弱，像露水一样短暂，像电光一样易逝，世界上所有的因为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事物，都是暂时的，如同梦幻泡影一样不真实。在我的理解，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不能保持到永远。
更喜欢佛家的“山河大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是人类智慧的极限，释迦牟尼佛挑战这个智慧的极限获得成功，使后人获益无穷。
1.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1.1佛教的传入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1.2佛教的发展与融合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2．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原因
2.1佛教中国化的内因
中国在佛教传入前，儒家法家和道家盛行，儒重礼，法家讲法治，道讲宇宙规律，这正和佛教的事理和佛法相吻合。佛教和儒法道形成了互补的局面，佛教甚至技高一筹，从而佛教极大地发展起来。2.2佛教中国化的外因
哪一个统治者都想建立一个永久的统治，要建立永久的统治，不外乎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下功夫，佛教本身的内涵，决定了中国的开明的帝王肯定选择佛教作为他精神统治的支柱。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全国建立了寺，甚至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许多街道和胡同里都有了寺，寺就是永久统治的意思，也是永久统治的部门。中国的皇帝有两个参谋部，一个是宰相大臣们，另一个就是寺里的高僧大德，寺里的高僧大德直属皇帝，这些出家的和在家的高僧大德和居士们都具有很高的造诣。皇帝每年都要考核审批选拔出家僧尼，以保证为他服务的质量。2.3 其他原因
任何一个外来宗教想要在新的地域传播都不可避免的要与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在冲突中互相排斥，吸收，融合。才能形成最终的稳定形态。佛教传入中国也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这个阶段。佛教的中国化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特殊意义。普遍意义即如上所说，事实上当佛教传入泰国，越南，日本等地，也不可避免地、适度地当地化了。佛教中国化的特殊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包容力，中华民族有比较淡薄的宗教观念，而佛教传入时恰好又填补了我们古代哲学思想、性命修炼上的很多空白。在这些原因综合作用下，终于诞生了佛教中国化的结晶，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禅宗。
3．佛教的中国化的启示
3.1 佛教的中国化的影响
3.1.1 佛教的中国化，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安居乐业，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每朝每代都能延续好几百年，经久不衰，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唐朝的国泰民安，成为世界性的大帝国，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从反面的例子来看，据说清朝皇帝规定皇族要定时读经学经，到西太后时，她认为经上讲的有些对她不利，这一规定被她给取消了，这也是淸灭亡的一大因素。
3.1.2 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的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对中国的说唱文学、小说和诗歌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南北朝以来，佛经的宣传有传读、梵呗、唱导三种形式，这是中国说唱文学之滥觞。中国的诗歌也与中国化佛教有密切关系。诗人受禅的影响，以禅助诗，以禅入诗，以禅喻诗，都大大深化了诗歌艺术的创作与审美。
3.1.3 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胡适曾说过：“印度的幻想文学之输人确有绝大的解放力。从《列仙传》到《西游记》、《封神榜》，这里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学的大影响。”胡适所说的“印度的幻想文学”，其实就是指的那种充满了想人非非的神话故事的佛经。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体—翻译文学。佛教的传播，创造了变文、俗讲、语录体等新的文体。同样，佛教的那种出世以及因果报应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许多古典作家的头脑。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以及《三言》、《二拍》和许许多多的笔记小说里，无不充满着佛教的各种因果报应之说。
3.1.4 佛教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
比如现在我们常见的各种形式的寺院及塔的建筑，都是佛教传人中国后带来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这在中国建筑史上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而使建筑科学更加丰富起来，遍布全国的佛教寺、塔，已不再只是一些宗教建筑，都已成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结晶。法门寺唐代地宫的面世，同样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佛教绘画和雕刻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仅敦煌壁画连接起来就长达３０公里。佛经中动人的故事往往成为画家的题材。以云岗、龙门、敦煌三大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石窟艺术，都是以佛经为依据雕刻的。如果中国没有佛教，很难想象会有如此辉煌的石窟艺术。而这些石窟艺术，早已成为世界意义的艺术宝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
3.2 佛教中国化的意义和启示
佛教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和启示是无处不在的，她是积极进取，也是与时俱进的，她并不抽象，小到我们身边琐事，大到整个宇宙，她的教义渗透在无尽的虚空之中，並且越来越被近代和现代科学所证实。一切历史上的进步的思想和文化都应该继承和发扬。佛儒道教都是教给我们如何做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为此，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了世界上的伟大民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我们的骄傲，是不能遗忘的，是我们的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老本。今天奉行的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应该说也是我们历史上做人标准的继续和发扬。
3.2.1这种中国化的形式，体现了哲学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佛教在印度是印度式的佛教，而当佛教传到中国是，当它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的影响下，又形成了具有中国社会特点的佛教文化。这又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用特殊性的普遍存在的观点看世界看问题。3.2.2佛教中国化启示我们要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任何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因此，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活力，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活力，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国文化因为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才能壮大，更新自己，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中国文化要在全球文化的氛围里，不断的吸取好的文化内容与形式，这样才会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更新，不断壮大。
3.2.3一个文化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最基本的特征就需要保存，否则，就会成为历史的沉积，就不能推动现在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教人入世。儒家的“修、齐、治、平”和印度佛家出世大相径庭，在融合佛教过程中，并且，我们应该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下寻找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去壮大自己的文化。
3.2.4我们还要从佛教的中国化中明白，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得找到适合自己各方面条件的道路。中国就应该走中国式的道路，走中国是的发展道路去适应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而佛教教给我们的正是如何解决当今的时弊，她的意义和启示正在这里。佛不能代替我们成佛，也不能点石成金，让我们瞬间变佛，佛教只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走成佛的道路，和如何走这条路。走不走是你自己的事，佛只是个好老师，“善知识”。佛的教学方法是两手，一是严厉不骄纵，一丝不苟，不打谎言。二是提供善巧与方便，因缘施教，因材施教。佛教之所以不是迷信，原因就在于此。正要压邪，驱弊就利，谈何容易。首先要己正，正大光明，不为私利，不为某国，某个大小集团，某个方面的私利，找任何借口。不能口是心非，做样子，作秀。做官不为官，有权不为权，才能取信于民。
种什么因有什么果，这几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只有自己成为大智慧者，才能带领民众成大智慧者。这样，中国人民才能在正确的道路走的顺利，走上发展的道路。在国外文化的影响之下，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跟从，要根据自身国家的特点制定出符合自身发展道路的策略。佛教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和启示是无处不在的，她是积极进取，也是与时俱进的，她并不抽象，小到我们身边琐事，大到整个宇宙，她的教义渗透在无尽的虚空之中，並且越来越被近代和现代科学所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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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禅宗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词
“禅宗与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开幕
式致词
在今天纪念禅宗二祖慧可大师圆寂之日举行以“禅宗与佛教中国化”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很有意义。这里简要讲两点。
第一点，什么是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作为从古印度发源的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适应中国民众的信仰需要。这就必须走实现中国化的道路。什么叫的“化”？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佛教实现中国化，就必须融入中国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民间习俗深入结合。回顾中国佛教传播历史，这个过程经历了五六百年之久。经过长期的民族的历史的选择，并且经过创新发展，在进入隋唐之后，相继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八大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基本完成。此后，进入了作为中华民族的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以往中国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中国走过了曲折的探索、试验和艰难创业的道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终于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做出卓越贡献。我们党对宗教的认识也日益深化和客观，及时调整了宗教的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谐调，90年代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去年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我认为，这比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提法又进了一步。中国各个宗教，包括佛教，要进一步融入社会，实现“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中国化，可谓任重而道远。中国在变，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发展，宗教也要变，佛教当然也要变，要在保持佛教基本特色的情况下变得更加适应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为我们当代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点，佛教中国化跟禅宗什么关系呢？
按照我的研究，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了几个阶段：经过汉魏西晋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佛教从开始只为一部分上层人士的信仰，普及到大江南北普通百姓的信仰；然后是南北朝时期佛教深入研究的时期，把我们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通过注释诠释经典方法加以表述、传播和推广，形成很多学派，经过彼此广泛交流，确立了以大乘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加以会通，从而在思想上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创立了条。同时以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寺院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在物质上为为宗派的创立创立条。在隋唐八大宗派的创立之后，各个宗派适应传法需要彼此会通和融合，至明代以后形成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佛教。
当代中国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形势下，佛教必须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化新历程。怎样适应，怎样进一步完善中国化？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所讲的“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做到这些，必将增强佛教适应时代发展的生气和活力。
历史证明，在隋唐形成的八大佛教宗派中，禅宗最富有现实主义风格，最善于吸收佛教各宗思想和其他文化成份丰富自己，倡导在人间修行在人间觉悟，最接近现实社会民众的生活。自禅宗初祖提出“理入（悟理）”“安心”之后，二祖慧可提出“修道明心”，皆抓住了中国佛教核心的“修心”理念。古人说过：儒家治世，道教养生，佛教修心。此后，禅宗四祖道信提出“入道安心”，五祖弘忍提出“守本真心”，六祖慧能提出“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也皆倡导修心，而中国佛教教理共通的要点就是讲心性觉悟。
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求以核心价值观作为行为规范加强道德修养。佛教讲的修心本身不仅是修行，也是一种道德修养。佛教讲的修心、明心，就是要你认识自己的本性与佛一样清净无染，自性本来是善的，倡导人们应当修善止恶。中国佛教在发展当中，也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归之于善的范畴，将忠孝仁爱这些传统道德纳入到善行的规范之中，说行善必有善报，影响深远。
今天，我们如果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理念融入佛教的教义，纳入佛教的道德教化之中，通过讲经说法，向信众进行宣传和提倡，有利于促进广大民众同心协力地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好，让我们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富庶强大的中国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篇：浅析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_张立君
第 26 卷 第 1 期 2009 年 1 月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iaoni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Vol.26 No.1 Jan 2009
浅析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张立君，杨 妍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 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出于传播的需要而逐步中 国化，最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两千多年的“中国化”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内在机制和 发展动力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因此，科学地汲取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有利于促进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利于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次飞跃。
[关键词] 佛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 D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02（2009）01-0001-03
佛教中国化是世界文化交融的一个成功案例。一方面，佛 自身的亲和力为基础，它包括对本土文化的亲和力和对深受 教中国化实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使佛 本土文化影响的受众群体的亲和力。第一，在与本土文化相互 教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它还丰富和发展 作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强的亲和力。佛教在中国传播伊始，了中国的文化，塑造了中国民众的佛性品格。由此来看，它所 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儒学成为强化封 提供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融会的成功经验对于 建中央集权政治的理论，并与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相结 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 合产生了“儒学神学化”的现象。中国原生态的宗教—道教，[2]鉴意义。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则以“从生得道，从道得仙，从仙得真，从真得上清”的思想，向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仙道化”转变。此时的佛教以其“无有生，无有长，本无所从 [3]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 来，去亦无所致，欲知佛亦如是”的“空”观迎合了当时思想需 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 求，得以在中国生存。后来佛教又与中国的玄学、儒学相互结 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 合，形成了与儒教、道教三教合一的局面，在唐宋元明清时期 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1]历史雄辩地证明 更是汲取了中国文化中“向善”、“爱国”、“济世”等积极部分，成了一个事实，若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切实地发挥其真理指 为中华文明瑰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佛教的亲和力 表导作用，就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蜕 现在对中国民众吸引力上。对于中国的民众而言，佛教最受 青变”，而这种“蜕变”实现的关键就在于与中国文化的结合。
一、从“佛教中国化”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睐的不是其宗教外壳，而是它的哲学思想。在以儒学的作用 下，“内圣外王”成了先哲们追求的道德境界，“修道成仙，追求 长从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来分析，二生不老”则是中国人对生命质量的渴求。佛教在中国化的过 程者皆属于非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因此，仅 从中，将主观、客观世界统一到无区别的“心”，把人类一切活 动、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不具备在中国社 会一切事物都看作寻求解脱的“道法”，主张修心养性，禅定 正生存、发展的条件。但是，通过“中国化”的实现，佛教和马克 思心，“修正业，求解脱”，冥冥之中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相吻 合，主义都成功地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绽放出文明的花朵。从 发内在地使得佛教的哲学思想为民众所接纳。智慧的中国共 产展时间和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通过中国民众佛性品格的 塑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促进 了造，使得佛教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新文化交融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充分地对这些前提 条局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内涵，以张显出马克思 主件进行分析，可以为现阶段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义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强烈的亲和力。史进程的向前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与马克思主义都属于外来文化的范畴，外 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实现“二元 文化”的交融，必须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即在传播过程中，因 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以外来文化
其次，本土文化的开放性是实现“中国化”的保证。佛教中 本就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国的佛教化，通过 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扬弃作用，寻求到了文化之间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是建立在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开放 性上的。佛教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就提倡内外调和与容纳 首先，外来文化的亲和力是实现“中国化”的基础。相对于 国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必然。这种“必然”的 根[收稿日期] 2008-11-25
[作者简介] 张立君（1984-），男，辽宁大连人，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7 级研究生；杨 妍（1984-），女，辽宁辽阳人，沈阳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 2007 级研究生。
· 1 · 多种信仰，自东晋高僧慧远起，就开始将佛教同儒家的政治伦 落脚点必须是人民的需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理和道家的处世哲学协调起来。到宋代初期，佛教主动向儒学 中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木 之本靠近，力图作为儒学不可缺少的补充，则成了宋代佛教依附王 源，水之本源”。法的理论方向。智圆在《闲居编》中曰：“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 之谓积善也。”把“仁义敦，礼乐作，俾淳风之不坠而名扬于青
二、从“佛教中国化”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制 尽管佛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宇宙、世界、历史、人的观 甚至相差甚远，但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它史”当作一种理想的人格。由于佛教的开放性和中国文化的包 点不尽相同，即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冲 突、容性的共同作用，最终使得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 们却属于同一范畴，缺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品格来说，本身就具有一定 相互交融为表象的“二元文化”范畴。无论是在中国发展两 千多的开放性，创始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西方社会文明加以继承、年的佛教，还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克思主义，若要在中国 得到
就必须遵循“本土化”的客观规律。这种外来文 化与反思、批判、总结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并以此作为指 充分发展，导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发展 本土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内在机制。通 过对探索行而有效的“中国化”机制，从而 为马更是体现了与各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要求。自新文化运动 佛教中国化的剖析，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在探寻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阶段的发展给予了有价值的启示。国化进程发展的道路上艰辛摸索，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证 实了一个规律—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中 第一，符号的中国化是逾越“二元文化”之间鸿沟的桥梁。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基本符号，对于佛教来说是实现与中国 在语言、文字上与 国文化所固有的包容性，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不断地与 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佛教产生于印度社会，中国的文化、实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中国迥然不同，可以说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 作用，反之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鸿沟，文化符号的中国化则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开端，也是横 跨
鸿沟的桥梁。译经和格义是佛教中国化重要形 式，最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实现“中国化”的出发点和落脚 “二元文化”点。纵观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统治阶级的利益需 是判教、创宗、定祖的基础。所谓译经，就是将印度佛教的 经典求无疑是佛教中国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汉哀帝元寿元年
翻译成汉文，而格义则是学者在研习和传播佛教经典的 时候，（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为始，佛教正式 为便于受众体的理解，以中国文化来比附佛教的概念。通过踏足汉地，此时汉地盛行的谶纬神学已成为巩固政权和夺取 政文字的变化和语境的转化、汲取中华文明的营养，使印度 “思权的官方神学，大乘佛教对谶纬神学的补充，为汉朝帝王所 欣然维”向中国“思维”转换，也正是译经和格义在中国的初次 实现，接纳，但是此时的民众对佛教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只是把 它当作促成了佛教理论研究的初步兴盛和繁荣。有此可见，在 推进马
[4] 道教的变种，认为“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西晋灭亡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借鉴 中华文后，北部中国陷入了十六国的混战，由于统治者的大 力扶植，佛教明的精髓，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 马克思得到了迅速发展，据史料记载“略而计之，僧尼大 众二百万余，其主义理论，使之更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寺三万有余”。[5]（P202）统治者扶植其发展的目的 在于通过佛教增进南北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形成 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并以此来塑造、争取民众的信仰。自 此，佛教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宗教”，其更多地成为了统 治者的政治工具。南北朝时期的南宋文帝曾与臣下谈论佛教 的社会作用时，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时至唐朝，佛教更以对内能协调统治集团的内 部关系，对外能安抚百姓，而被[6]（P341）大加扶植，“铸浮屠，立庙塔，役 无虚岁。”由于佛教发展第二，诠释的中国化是促进“二元文化”相互会通的催化 剂。诠释的中国化是指在译经和格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文 化背景和实际情况进行独立的思考，重新对佛教的理论进行 批判，并且以寺院经济为依托，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僧团，通过判教、创宗、定祖的实现，使得佛教发生了质的改变。在保 留部分原始佛教特点外，更多地融合了中国文化的因素，加速 了“二元文化”的会通，促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发展。自新文 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以毛泽东同志为 始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世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文化的首次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改 革俱进、求真务实则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发展的基 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发和世情，在借鉴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加快马克思主义同 中国文化的融合，实现新的飞跃。
第三，载体的中国化是实现“二元文化”相互交融的核心。二的速度过快，在某种程度上影响 了统治者的利益，从宋朝起直至明清时期，帝王对佛教的政策 采取的都是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用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富贵贫贱相差悬殊的原因，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受 到统治者的保护和推广”。[7]新民主主义革命胜马克思主 义成了我们国家指导建设、改革的重要的思想法宝，而这个法 宝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实现“中国化”。通过对佛 教中国化的经验进行借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马克思主义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 编》中阐述的那样“佛教强调因果报应，开放后，新的国情和世情再次产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利后，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人民成为了国家真正的主人，展。因此，在诠释马克思主义时，必须有利于中国的现实国 情中 国化必须以中国统治者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实现 元文化的相互交融是以传播群体和接受群体为核心进行 的，“中国化”的最根本前提。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在中华人民 共表现为母体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扬弃，这种“扬弃”作用的关 键取和国中的主人翁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 决于载体中国化。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来分析，最初 到中· 2 ·
途传教的主要是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他们主要是 来自于西域的安息和月支。到了东晋时期，慧远的出现，拉开 总结性的回答。到了隋唐时期，三教合流的景象产生，施行以 了佛教传播载体中国化序幕，与此同时，名士佛学的出现标志 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的前提下复兴佛教的政策，对统一国家 着佛教在中国受众体的转变。到了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盛况 的重建、民族矛盾的缓和、南北文化的交流等诸方面起了积极 产生，在“二元文化”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 的作用，此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根据 教团体，此时产生的禅宗成了影响后世佛教发展的主要流派。
当时的实际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团体开始产生，如天台 宋朝的程朱理学成了影响佛教发展的主要因素，智圆强调“儒 宗、法相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等，在此时期的实践上更加 释一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 具有中国化的意义。到了宋、明、清时期，佛教在实践过程中更 也。儒教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 多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两宋时期的禅宗，用“忠义心” 来典”。[8]实际是“内佛外儒”，共同治理民众，着重用于儒家的伦 解释作为成佛的基石的菩提心，开辟了佛教爱国主义一途。清代理观念改造佛教的心性思想。清朝末期，佛教成为居士佛教号 末年，为抵制殖民入侵，唤起民族觉醒，以龚自珍、魏源为 代表，召人民起来反抗侵略的精神武器。通过对佛教传播和接受载 发挥佛教的主观战斗精神，宣传悲天悯人的忧国忧民思 想，鼓体中国化的历程进行分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给 动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宗教热情。居士佛教成为中国近代民予了很有价值的启示：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主革命思想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化的过程中，一定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脱离二者就意味 发展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从毛泽东同志起就 确立了着“中国化”的失败，同时要正确处理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实践观在整个“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1978年以 后，“实的内在矛盾，以中国的国情作为衡量二者关系的标准和基础，结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内得到确立，将马克思 主义与合历史的、具体的要求，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变 革。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
三、从“佛教中国化”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力 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汉魏时期，为佛教在中国的初传阶段；第二阶段，在两晋和南 北朝前期，属佛教格义时期；第三阶段，南北朝后期到隋唐时 期，属寻求佛学本义阶段；第四阶段，宋明清时期，佛教全面吸 收容纳中国哲学，趋于世俗化时期。对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佛教的内容在“中国化”的实践中不断地 认识[N].2008，7.的几点学习体会和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对“中国化”的内容进行丰富和发 展，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关键。
得到丰富和发展。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时期，被视作老庄玄学的 [2]裴松之注引.三国志（.卷30）〈魏略·西戎传〉[M].补充，其经典理论多被加入了谶纬神学的概念。时至两晋南北 [3]魏书·释老志·元遥传[M].[4]高僧传·初集卷朝时期，玄学之风再起，其主要的议题是对于人的内心和外部 7[M].[5]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M].人民出版社.世界问题的探求，佛教的般若的思想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以佛 [6]道藏要籍选刊[M]（.第十册）.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僧肇等高僧为代表，根据佛教的理论 [7]弘明集（卷一）[M].[8]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与中国的儒道文化著书立说，如僧肇，著《肇论》将《庄》学同 上〉[M].《维摩》的般若观点相融会，对当时的玄学和佛学的结合做了
（责任编辑：王 伟）
Analysis of Buddhism in China on Marxism in China Inspiration
Zhang Li-jun，Yang Ya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China，110034）
Abstract：The so-called Buddhism in China，Buddhism in China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due to the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pread out gradually to the needs of China，the final form of Buddh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Buddhism 2，000 years of“China”in the experience of Marxism in China’s precondition for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the driving force for development，and other aspects of Marxism in China has provided valuable inspiration.Therefore，the science of Buddhism in China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Marxism in China’s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new situ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s leap forward again.Key words：Buddhism；Marxism；China；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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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简述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及其兴盛原因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古印度。在我国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之间，佛教辗转传入我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达到兴盛，隋唐时期是佛教繁荣时期，此后，佛教便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而进步。佛学的思想、文化、艺术在中华文化的长流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舶来文化，它逐步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和推崇，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整体塑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宗教对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是如何深入到中国百姓生活的？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高度发展繁荣？这是我们主要谈的问题。
佛教的传入，至今流传着许多传说。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汉地之始。这件事记载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
还有一种说法，汉明帝夜梦神人飞行于殿前，不解，问于群臣。通人傅毅回答道：“此即天竺得道者，号之曰‘佛’。”汉明帝遂派蔡愔等十二人去往西域，求取佛法。永平十年，蔡愔等人用白马将取回真经佛像驮到洛阳。明帝下令敕造精舍，是为白马寺。传说《四十二章经》即在此译出。
传入之事，众说纷纭，或玄幻，或写实，或光怪陆离。但不管怎样述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的是，佛教传入的年代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其作为宗教，在传入时，利用了当时人们神异玄幻的思想观念。佛教传入最初期，信奉者大多是王室贵族，如桓帝宫中立祠，楚王斋戒祭祀。但由于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理解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本土黄老之学的无为之道、省欲去奢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相似之处，所以出现了以黄老之学解释佛教教义，佛与老子同祭的现象。
与此期间，不少印度西域僧人相继抵达中原，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开始大量译著佛教经典，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小乘佛教经法，有的外来僧侣还进行佛法的宣讲。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和月氏国支迷迦谶。西域人士的译著工作，对于中国深入了解和理解佛经义理有一定推动作用。而成书于三国孙吴时期的《牟子理惑论》更加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牟子认为，佛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神仙、真人等有相似之处。《牟子理惑论》的诞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有其独特的信仰特征，而不像儒学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规范。
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使汉王朝土崩瓦解，历史推进到我国自秦统一以来第一次分裂时期——三国时期。黄巾起义是以道教的另一派别“五斗米道”作为思想依托的农民起义。因此，进入三国后，曹魏政权对于道教采取打压的政策。而因早期佛教以道家黄老学说解释教义，所以佛教在此期也受到了禁止。而佛教由于其自身外来特性，加之当时其势力影响还是有限，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后期打击力度有所减弱。所以当道教失去了公开活动的机会时，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并出现了汉人受戒后的“中国第一僧人”朱士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汉僧。中国再次统一后，佛教发展有了新的趋势，这一时期虽然仍以翻译佛经为主，但佛教思想日趋与西晋时风行之学说——玄学相结合，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即《般若经》越发受到重视。《般若经》是由西晋名僧竺法护历时十多年翻译而成。“般若”意为“智慧”，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合称为“六波罗蜜”，是脱离生死苦恼之方法。《般若经》基本思想是“一切皆空，空即一切。”这与玄学思想有相似之处，迎合了西晋士人尚玄学，尚清谈的意趣。这引起了士人对于佛教的极大兴趣。此后，对于《般若经》研究的士族知识分子层出不穷，一大批著作相继问世，西晋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时期。此时，由于大量外国僧人来华，宣佛讲法，形成了洛阳和长安两大佛教中心。
西晋国祚稍短，五胡祸乱中华，便使中国又一次分裂，而此时的佛教，也随着政治的南北对峙，而逐步形成了佛教南统和佛教北统的变化趋势。南北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佛教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之处。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可谓中国佛教发展集中的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爆炸式的影响，崇佛礼佛风气呈上升趋势，佛教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成为中国灿烂的文化瑰宝，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但对于后来隋唐时期佛教发展乃至于而后儒释道三教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晋偏安江南，中原世家大族大举南迁，也将魏晋以来玄学思潮带入了江南这片热土上。由于东晋政权是倚靠这些士族门阀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北方士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影响力极大，其士人风气更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在玄学盛行的背景之下，士大夫崇尚“清谈”。并常与名僧交往，承袭了魏晋时期佛玄交融的思想。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道“然吾人观西晋竺叔兰、支孝龙之风度，东晋康僧渊、帛高座等之事迹，则《老》《庄》清谈、佛教玄学之结合，想必甚早，王、何、嵇、阮之时，佛法或以间为学士所眷顾。”这正是描绘这一现象的写照。玄学清谈和佛教般若学思潮甚至受到东晋帝王的推崇，风靡朝野。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致道安书》中记载“唯肃祖明皇帝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佛教正是在这样一种玄学思潮“笼罩全社会”的环境下向前发展。正是凭借佛玄之间的特殊关系，佛教成为东晋社会文化领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佛教”是使东晋佛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士族名流纷纷与名僧交往，研究佛理，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如丞相王导。在此期间还出现了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以慧远为代表的“庐山僧团”。他提倡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对当时佛教理论界和世俗士族界都产生巨大影响。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发展则成为了佛窟艺术的展览厅。佛教石窟源于印度，随佛教入华而一并进入中国。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龟兹石窟等都是典型代表。
5、6世纪，北方石窟艺术到达极盛时期，体现佛教犍陀艺术向中国传播渗透。
南北朝时期，我们迎来了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我们采取相比较的方式来认识，这样有助于我们厘清南北佛教发展的轨迹，形成一个“整体中华”的佛教发展背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南北双方都对佛教加以利用。利用佛教的教义和理念，对人民大众进行管理和控制，以强化集权统治。南方统治者重在对佛教教理进行利用。刘宋一代，帝王十分崇佛。侍中何尚之曾说道：“百乡之家，人持五戒···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可见，帝王与臣子对佛教教理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到梁武帝萧衍时期可谓达到极盛。佛教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国教，梁武帝本人更是四次“舍身”，捐款亿万两，还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打压反佛思想。筹资建寺成了当时社会风气。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描绘这时的南朝景象。
北方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则表现在国家对佛教的控制上，利用与限制并存。导致佛教依附于政权得以发展。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发展，却出现了道武帝灭佛事件，大量僧尼还俗，寺院损毁。北周武帝时期也出现灭佛事件。这属于佛教总体发展中的插曲，并未阻碍佛教进步。但从推崇与限制并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朝统治者在面对佛门人数众多，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时，对佛教的打击是赤裸裸的，毅然采取强硬手段。当佛教风气稍弱后，又加以鼓励，以控制百姓思想。北朝对于佛教的管理，还体现在僧官制度上。北魏时期，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以法上为大统。北朝僧官又立沙门统强化管理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朝佛教的独立性减弱，依赖政府政策。北朝名僧道安在《二教论》中，主动将佛教纳入国家意志，借国家力量提高佛教地位。从社会教众发展来看，北朝佛教在民间以广泛传开。南方则主要在士族之间流行。北朝时期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疑伪经，则是佛教大众化的强力证明。我们通常把从天竺取得的经书称为真经，由中国人撰写的佛经称为疑经，或断定为伪经。由于信仰者数量扩大并逐渐下移，使得深奥的佛学经典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百姓需求。疑伪经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佛教教众基础扩大，信徒民间化、大众化的势头。佛教在这一时期被更多人接受。
从信仰方式来看，南北朝的差别则更加明显。此时南朝对于佛教崇拜的主体仍为帝王和世族大家等上层人群。这些人获得过完备而系统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属于知识精英阶层。他们长期把持着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脉搏。这些上层人士由于地位较高，身份显赫，所以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佛学研究精英和名僧，而且这种风气在当时极盛。加之玄学之风挥之不去，清谈仍是士大夫阶层的爱好兴趣。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致使南朝人们对于佛经、佛理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士大夫与名僧对于佛教义理常大加谈论，互相交流观点。政府也重视翻译经书和讲经说法，积极推动佛学著述，出现大量研究作品。所以形成了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佛学研究诸派别形成发展的特点。
相较之下，北方佛教信奉形式则形成了重实修，轻义理的特点，特别重视禅法。由于北朝大量民间信徒，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基础，难以分析解释深刻的佛学奥义，而“修行”等方面的实践对于他们则更加适合。菩提达摩禅师是北朝时期禅学的重要代表，他以《楞伽经》为指导，展开高度自觉的实践，代表了禅学的发展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表现在诸多方面，而繁荣之下也蕴藏着诸多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不少专家学者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我们对于这段佛教文化的看法呈现出多侧面，多角度的特点。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连年战争，社会动荡不安，为佛教发展提供了条件。任何宗教发展都必然依托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一种宗教的产生能够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诉求，提供憧憬希望，那么这种宗教便可得以广泛认可和发展。三国以来，中原地区战火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们面对悲惨现状渴望摆脱但无力改变。人们渴望从痛苦中解脱，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而佛教的“四谛”说和“十二因缘”说更是迎合了人们的心理。这两种理论，都宣称世界是苦的，而真诚信佛，可以让人摆脱尘世苦痛。佛家“因果报应说”“生死轮回”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积德，则可以升入极乐世界。可见，佛教教义具有一定的麻醉性，并且易懂。这就使得佛教吸引了更多信徒。
二是玄学风气对于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魏晋玄学思想以笼罩之势控制着整个社会。而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入华后，面对这样强大的文化气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佛教文化则另辟蹊径，转而依附玄学，找到自身教义和玄学思想相契合之处，将其放大。巧妙地利用了主流思想，使得佛学思想很快受到了广大社会的认可。并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统治阶级的支持和鼓励。自晋朝以来，各时期政府都有鼓励佛教发展的政策。无论出于教化百姓的目的也好，或借助佛教加强统治也罢。他们都从客观上推动了佛教的兴盛。以至于佛教成为一种潮流和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崇佛礼佛现象更是在梁武帝时期可以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北方多为少数民族政权，他们认为，自己为少数民族，与汉族相异。佛教也为外来宗教，与中原文化相异，所以，他们自应崇拜。十六国时期后赵武帝石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可见，少数民族君主对佛教的认可。这大大促进了佛教在华兴盛繁荣。
四是佛经的译著和佛学人才的推动。在这一时期，大量佛经传入中国。或由外国人翻译，或由中国人翻译，这是大量佛经流传于社会，佛教思想教义得以广泛传播。其中不乏《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佛学重要著作。在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非凡才华的佛学天才，像支谦、道安、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他们对于佛学义理、教义、思想的研究，对于后世佛教发展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对时人哲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工作是开创新的。
我们不得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一种文化，它的发展是惊人的。佛教，在古老的东方，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佛教文化都以一种特殊的姿态，伴随着中华文明一同前进。关注佛教的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了解，让我们对一定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有更宽泛的认识。研究古代佛教兴盛的社会原因, 对于认识现代宗教的流传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方立天，华方田《中国佛教简史》
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社会原因》 张岂之《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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