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如何增强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

第一篇：我国应如何增强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

我国应如何增强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秩序构建中, 进行自我认同、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和必要环节。话语权的强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直接体现, 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综合反映, 它承载着话语权国的国家利益。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和文化霸权,掌握着国际舞台的话语权, 使得国际格局在价值取向、法律体系、制度安排、舆论导向等方面更多体现着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并崛起着的大国, 在迅速发展并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 必须应该获得更多、更大的话语权, 才能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而掌握和获得国际法律体系的话语权, 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际话语权的概念、内容

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际利益为核心，就国家事务和相关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它体现了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的综合运用。1

国际话语权主要涉及一下五个方面的问题：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2

第一，话语施行者（或传播者）可以是主权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非官方组织或者群体，其所用符号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

第二，话语内容是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相关或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可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但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来说，话语内容往往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拥有的影响力所决定。

第三，话语对象是一个“有话对谁说”并设立如何选择听众以争取或扩大话语效果的问题，而这与话题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听众所在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语对象可以是外国政府和国际官方组织，也可以是国际非官方组织、外国民间组织和民意力量等。

第四，话语平台是指话语凭借何种载体或渠道被表达，从而实现话语施行者的权利。就国际环境而言，现代社会中可以使用多种话语平台来凸显国际话语权。以国际舞台为背景的话语平台主要表现有：一是公众媒介，包括传播媒体、互联网和出版物，如电视、报纸、杂志、书籍和网络等；二是国际会议，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三是主权国家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援助计划，包括政府和民间项目；四是国际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官方互访活动；五是民意机构，主要是相关国家的议会，可通过电话、传真、传统邮件和电子信箱等及时与这些相关国家的议员进行沟通，或面对面探讨相互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六是民间特别活动，可以是因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主体利益问题与国际环境相关所引发的公众集会或游行等活动。

第五，话语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这种反馈可以表现为：一是话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上的反应，毫无效果；二是 1来源网址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kclDw8_y1ltTH7ElSNTJO_9_FtlRDFNl4gj77MBac6_jbQ7CMRS1uUG21QfbLz1sJfQLhmfaTGZDxUoMa6uq 2来源网址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kclDw8_y1ltTH7ElSNTJO_9_FtlRDFNl4gj77MBac6_jbQ7CMRS1uUG21QfbLz1sJfQLhmfaTGZDxUoMa6uq 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被关注或得到相应互动，这涉及到话语最终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前者是与话语权能否实现相关，而后者则是和话语权的增强与否相连。从话语反馈的结果上可以看到，没有作用或结果的话语，就等于是没有话语权 “说话权”和“话语权”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说话权可以体现为寻找发出声音的权利，而话语权要追求其所表达的话语能被确认。如2008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诞生了一个被认同的新集体(“五国”集团)，而中国被认为在其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经济规模，中国的声音是自然更大。然而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是靠恩赐得来的，而主要是靠有效和灵活的中国政府决策与行动，还要靠中国非官方组织的努力以及中国公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运用多种话语平台作为入口，让世界通过这些平台了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意见。1

二、增强国际法律事务中话语权的必要性

我们党历来重视话语权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里所说的舆论导向，正是话语权中最能改变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关键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事实的优势如果不能转化成舆论优势，仍然不能赢得人心。我们党所以高度重视话语权，正是因为谁真正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引导舆论，引导社会心理，引导思想理论潮流。

（一）掌舵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是我国法律制度被国际认可的前提。在现如今的国际事务中，法律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要在保持国际中的地位，那么，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尤为重要，所以，注重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掌舵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是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那么，此时的话语权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想要有好的影响，至少在有说话的资格和让别人信服的实力，这样，才能使得我国的国际形象非常的立体，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形象。

（三）掌舵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是加强他国对于我国的了解。随着我国经济、法律的不断完善，在国际上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如今的法制国际中，只要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能站得住脚，那么就是对于我国的认可，让其他国家更加了解我国，改变对于我国的看法。

三、如何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强国际法律话语权的话语平台。

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具体实践上，开辟和建设以“和谐世界”为特色的国际话语平台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问题上的话语权。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借鉴和批判吸收，以人为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在肯定人的力量、弘扬人的价值上有相同性，同时两者都认为相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人是目的。2当中国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 1来源网址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kclDw8_y1ltTH7ElSNTJO_9_FtlRDFNl4gj77MBac6_jbQ7CMRS1uUG21QfbLz1sJfQLhmfaTGZDxUoMa6uq 2 李英芬，《关于话语权的国际法思考》，方大多数普通民众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因此，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话语平台方面，除了走“官方渠道”(国家间政府)外，还要特别注意“民意渠道”(中国外部和内部的民意力量)。

世界只有一种话语是很危险的，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以话语多元化为基础的公众媒体格局的改变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善意”的让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一份有关国际传播领域问题的重要报告认为，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世界统治权力，而在这一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深受其害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1这份报告主张国际社会应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以实现话语多样化和公平的话语权。中国发表的一份有关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分类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的世界格局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的非正常关系。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只能靠自己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让世界听懂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话语。

第二，增强中国对外传媒力度，支持海外华人话语。

当今世界公众媒体仍然是国际关系发展中极为流行的公开而重要的信息通道，而中国在争取国际公众媒介的话语权上面临着严重挑战。在如何增强中国对外传媒力度的问题上，除涉及到硬性因素之外令人更为迫切关注的是软性因素。中国对外传媒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话语对象”，避免以“套话”、“空话”或“官话”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海外华人争取中国话语权的有利条件包括：一是中华文化早已成为共同认可的凝聚力，这是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血脉、精神之河和立身之本；二是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国快速地。跳跃式地向世界大国的目标靠近，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实力首先或更多的是表现为中华文化理念的延伸和充分张扬。世界关注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世界华人发出的话语，不仅是在弘扬祖国的中华文化，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展示理性中国、责任中国的形象。中国应从多方面、多形式和多渠道运用并发挥海外华人在争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第三，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国际社会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话语权，是顺理成章的。随着中国以经济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愈加强大，其话语权也必将得到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中国必然也会面临主要是来自一些西方国家的对自己的和平崛起所进行的“骨头挑刺”或“百般挑剔”，而这些冲突表明了“整个世界都会欢迎中国的崛起”的想法实在是无异于天真。身处这种国际环境，中国一方面要以继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进行坚定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形象。

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了中国通过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与外部世界整合而和平崛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向外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部世界对自己的反应也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如何评介中国。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还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了国际内容，中国的和平崛起引来外部世界的一些苛刻非议甚 1 至严重偏见也就是自然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情绪化反应会有损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每逢出现某些西方势力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中国通常的情况是必有反应。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必须要有力还击。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做出回应，这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中国作为一个责任大国而每每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其效果会在西方成就了“敌人”的同时，也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了新的素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也正在加速融人世界，而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的边缘地带进入了中心地带，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日益提高，特别是中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体，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第二篇：我国掌握国际物联网最高话语权

我国掌握国际物联网最高话语权

“物联网是面向实体物理世界，以感知互动为目的，以社会属性为核心，建立在互联网和智能化基础之上，物理与信息深度融合的全新体系。”近日在无锡举行的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上，国家973物联网首席科学家、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感知科技总裁刘海涛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面阐释了物联网的核心理念，以及“物联网×产(业)(金)融商(业)”的创新发展模式。

从“互联网+”到“物联网×”

“物联网与互联网不一样。”刘海涛指出，“很多互联网的信息是人工输进去，是事后的、主观的，有真的，也有假的，还有骗子。物联网是依托感知材料把实体世界的状态、变化以人为不可操纵的方式反映到物联网体系，它是客观的、真实的、实时的，还是可以预测的，是实体世界的镜像。”

“互联网+”正在解决传统行业流通领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物联网×”能解决什么?刘海涛表示，“物联网×”是对传统行业的核心、模式的深刻变革，是虚实交融的实体经济，对传统行业的影响远超过互联网。

他认为，物联网推动信息技术从“智能化”架构到“社会化”架构，从“大数据”到“大事件”，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的第三次信息产业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信息处理智能化，代表产品是个人电脑;第二次浪潮是信息传输网络化，代表性的技术是移动网、互联网;而第三次浪潮是信息获取的社会化，代表性的体系是物联网。“物联网是工业4.0的核心支撑。”刘海涛表示。全球物联网架构由中国人设计

今年5月19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物联网标准化(WG10)大会，正式同意同步转移原中国主导的物联网体系架构国际标准项目(ISO/IEC30141)，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专家继续担任该体系架构项目组主编辑。这标志着中国继续主导国际物联网体系架构，继续掌握国际物联网标准最高话语权。刘海涛指出，这不仅代表中国在物联网国际标准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也代表了中国物联网技术产业在国际的领导地位。“这些意味着，互联网的架构是美国人的，但全球物联网架构是咱们中国人设计的!”刘海涛自豪地表示。在物联网国际标准制定中，刘海涛和他的团队为祖国赢得了主导性的话语权。

刘海涛告诉记者，面对物联网在全球崛起的态势，我国从政府到行业都给予了极大重视。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年)》已将传感网列入重点研究领域。我国也已进行实质性探索。目前，中国电信物联网应用和推广中心、中国电信物联网技术重点实验室已在无锡成立，这标志着我国首批“物联网城市”已经启动。来源：物联网

第三篇：我国政府在电子商务中应起那些作用

我国政府在电子商务中应起那些作用？

1、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信息化建设中,政府的干涉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要使一场球赛正常进行,裁判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干预应致力于促成一个适宜的制度环境, 保护公共利益,而且必须明确、透明、客观。为此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税收政策、电子支付系统、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安全、个人隐私及电信技术等,只有制度健全了,整个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才能顺畅地进行。

2、管理、协调电子商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政府在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应发挥宏观规划和指导作用,通过宏观规划、协调组织,制定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政策,加强政府有关部门间的相互协调,保持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政策、法规和标准的一致性、连续性,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竞争环境、管理和服务环境,引导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国家整体发展做好铺垫。

3、积极参与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政府是电子信息技术的最大使用者。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推进政府部门办公网络化、自动化、电子化,实现信息共享已是大势所趋。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对电子商务的信心与认知度,政府要以身作则,带头利用崭新科技,以电子化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服务。我国 1999年实施的“政府上网工程”,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推动我国各级政府部门为社会服务,促进公众信息资源上网,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并以此来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建立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

第四篇：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增强国际竞争力浅议

内容摘要：

[论文关键词]投资环境；现状；软环境；建议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不论是跨国投资还是国内投资，投资者最关心的是所投资地区的投资环境。因此，招商引资的地区和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必须注重不断改善本国或本地区的投资环境。

[论文关键词]投资环境；现状；软环境；建议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不论是跨国投资还是国内投资，投资者最关心的是所投资地区的投资环境。因此，招商引资的地区和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必须注重不断改善本国或本地区的投资环境。

一、投资环境概述

“环境”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和关注最多的词汇之一，如城市投资环境、国家经济环境、地球生态环境，等等。要分析投资环境，就必须了解什么是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包括哪些内容等问题。投资环境是指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影响投资行为的自然、经济、科技、管理、社会、法规和政治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总称。它包含了对投资环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市场化程度、竞争状况、人力资源、信息渠道、资金融通、纳税负担、社会服务、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秩序、政治形势等这些有利或不利条件与因素，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自然地理、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

投资环境主要由服务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构成。服务环境是指投资者在某地投资，需要来自政府各个部门的服务和帮助。当前，良好的政府服务环境已经成为改善投资环境的最为重要的环节。制度环境是作为政府提供给社会公众各类组织的公共产品，良好的政策和科学的制度安排是促进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投资环境建立和改善的保障和支撑。人文环境在现实中主要体现为政府的廉政高效与守信、市民的思想习俗和行为、企业的诚信行为等方面。良好的投资环境既有利于本地区居民的创业、企业的发展，又能够广泛吸引外商的投资，加快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重要的是外部投资的进入会带来管理模式的创新、经营理念的转变、结构调整的加快、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才培养等多重效应。

按照投资环境要素所具有的不同特点与作用，可以将投资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

所谓硬环境是指自然环境与基础设施。自然界为投资活动提供自然物质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的载体，为生产和生活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条件。

软环境是指对投资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诸方面的外部条件：一是政治条件，表现为政治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宁，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经济法规是否健全，有无保护投资的规定等；二是经济条件，如经济增长速度及其稳定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市场规模及其完善程度，外汇管制状况，金融信息服务水平，企业自主权限，经济运行机制等；三是管理条件，如经济管理体制水平，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尤其是为投资者简化办事手续的情况等；四是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者技术素质及其费用水平(工资水平)；五是政策优惠条件，如是否给投资者以税收、费用等方面的优惠。

上个世纪后半叶，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决定一国引进投资的数量与质量的关键因素是它的投资软环境。本文主要是从软环境的角度来分析投资环境的改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环境现状

(一)投资环境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投资环境也有了极大的改善，这主要反映在几大指标上：

一是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3年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国，其原因就在于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为外商投资企业活动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投资环境。

二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25％增长到了2003年的将近6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67％，2007、2008年也一直保持在60％以上。这反映了中国加速贸易自由化和大规模地融入世界经济。

三是在人力资源方面。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丰富、成本低廉。同时人力资源和技能水平与其他亚洲国家比较起来不相上下，并且处于不断改善之中。我国基本普及的基础教育和迅速发展的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存储的人力资本储备，仍然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二)投资环境的不足

同时，我国投资环境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政府的行政效率不高，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长期以来，我国存在政府部门之间职责不明、相互推诿的现象。尽管我国政府已经简化了审批程序，但由于机构臃肿、职能交叉，各部门政策法规不统一、难以协调，造成政府效率较低的问题仍比较严重。另外，向主管官员提供“获得便利”的金钱和好处，已成为到一些地方投资的“例行公事”。这些现象严重妨碍了投资环境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国内外企业的正常投资。金融部门运行效率低，金融信息服务水平尚待改进。根据世界银行调查显示，大量的金融资源主要用于国有企业，并且经常得不到偿还，一些生产潜力大的企业、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不能及时从银行获得资金，不得不依靠其他非正式融资渠道；利率非市场化也阻碍了信贷资金向私人部门和小企业的流动。目前，我国只有12％的中小企业能够得到银行贷款。劳动力素质分布不均，存在人才瓶颈。从地域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集中了相当数量受过良好培训和教育的熟练劳动力与大学生，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难以得到足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人才。从人才构成来看，我国有着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每年新增超过1000万的需要就业的城市居民，拥有相当数量的技术操作人员和中低层管理人员，但具有企业管理、法律服务、财会等知识的高层次的复合专业人才还比较缺乏。

第五篇：我国企业在国际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在国际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开展国际市场营销活动。经过努力起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国际市场营销观念又相对落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企业国际营销观念落后

我国企业经营管理者长期在国内经营，在国内还没有完全奉行国际性营销理念，走向国际市场后，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国际营销理念，但在国际市场营销运作过程中，还不能用现代的国际市场营销理念运用到实践中，顾客导向和竞争导向执行不到位，这些都阻碍了我国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活动的成效。

（2）对市场调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不重视市场调查，主要原因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从生产到市场销售完全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市场调查对一些失去自主权的企业来说已毫无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企业虽然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广告宣传，但对市场调查仍重视不足。假如把现代企业营销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市场调查就是其中最基本一步，因为它直接影响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不了解市场行情就不可能建立的合理、顺畅的营销体系。这不仅影响企业资金周转、影响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

（3）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目前在我国出口产品中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浅、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较大比重，出口增大，而且品牌竞争力不强，并且人民币汇率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更是消减了企业的出口利润。加上我国产品向来是一流的质量、三流的包装进行出口，我国产品遭遇外国反倾销案例的调查和被执行反倾销的案例数目也成上升趋势，这将会严重的影响到我国企业的产品出口。

我国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尽管我国近几年来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有所提升，但相对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仍缺乏竞争力。我国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物美价廉著称，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更对有差异化特征的高附加值产品情有独钟。技术含量低 档次低 附加值低 差异化特征缺乏，是我国企业产品国际竞争力低的主要原因。

（4）国际营销模式还存在很大缺陷

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是贴牌，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树立了国际化的品牌。这种贴牌方式在短期内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但目前已经显现出它的缺陷，它使得我国企业处于低端价值链的环节，赚取的只是微薄的利润。除此之外我国企业还常以低价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局面。低价使得我们获得了很低的利润，无力抽出更多的资金用于产品研发，低价有事的我们面临来自东道国的反倾销，使得我们丧失了很多的市场。

（5）企业缺乏我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在国际市场营销方面，我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企业缺乏开拓国际市场的后盾，以及在信息 咨询协调配合方面的支持。200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就有人提出大力推进国际市场营销服务提案，指出在做大现有模式的国际会展服务的同时，建议在我国主要贸易地区建立“中国产品海外展示中心”。如在美国建立“中国产品美国展示中心”，在欧洲建立“中国产品欧洲展示中心”，在日本建立“中国产品日本展示中心”。同时建立海外网络贸易会，将其和“中国产品海外展示中心”相结合，大力推进国际营销服务。这说明国际营销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重视，今后的支持力度也将会逐渐加大。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种种表现，其核心在于企业缺乏支持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地位的观念 资源和能力及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