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印度佛教史111

第一篇：简述印度佛教史111

简述印度佛教史

毕金城

一、佛教起源时的印度社会背景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当时很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七七O----前二二一),政治上群雄割据, 当时出现了十六个国家,互相攻伐,但思想上却百家争鸣,当时主要的外道(非佛教派别)主要有六派.在如此纷繁的印度思想界,从他们对于印度正统思想的态度来分,大致可以区分为婆罗门思潮和沙门思潮两大系统.婆罗门思潮就是婆罗门教,信奉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毁灭.沙门思潮是反传统的思想体系,佛教属于沙门思潮的一个派别,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吸收了桥陈如等五比丘组成的僧团,经过四,五次吸收徒众就发展到了一千两百五十人,佛教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是因为他着重反对种族分立和创始神的理论,主张”四性平等”和”业感缘起”,”因果报应”等思想，二、关于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真名是悉达多.乔达摩,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生于公元前五六五年到前四八五年之间,卒于公元前五四五年.释迦牟尼的生日,大乘佛教认为在四月初八, 释迦牟尼在二十九岁的时候,有感于生,老,病,死等人世间的痛苦现象,决计出家解脱,开始通过苦行,但当他在菩提树下突然悟道的时候,他已三十五岁, 释迦牟尼经过四十五年的传教活动,最后在拘尸那迦城郊沙罗树下逝世,时年八十岁.释迦牟尼临涅槃前留下遗教:佛涅槃后,以戒为师;依四念处而住,遇恶人应默摒置之, 佛涅槃后,为了使人们对佛经起信,一切经首应说”如是我闻”.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印度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教时期.原始佛教时间约为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他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算起.主要内容为: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释迦牟尼的教诲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此称为三法印,后又加上”有漏皆苦”,而成四法印.释迦牟尼认为,要想达到涅槃,就要修”戒定慧”三学,包括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三、佛教经典的形成

释迦牟尼死后,为了对他的说教进行甄别,审定,佛教徒进行了四次结集.第一次在释迦牟尼死后当年雨季举行,在王舍城,参加结集的有五百比丘,史称五百结集.由迦叶主持,阿难诵出经藏,即四部<阿含经>,有优婆离诵出律藏.第二次在释迦牟尼死后一百年举行,在吠舍离,参加结集的有七百比丘,史称七百结集.第三次在释迦牟尼死后二百三十六年举行,护法王为阿育王,以目键连子帝须为上座,目的是对第一次结集的阿含经进行重新会颂整理.第四次结集是在迦腻色迦王执政时期举行,有五百罗汉参加.四、佛教发展成世界宗教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大帝国.他派出弘法高僧,使佛教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国家,发展成世界宗教.佛教从印度向北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又从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称为北传佛教,以大乘佛教为主,经典以梵文为主.佛教从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以及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称为南传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经典以巴利文为主.五、部派佛教

从公元前四世纪第二次佛教结集开始,印度佛教史进入了部派佛教时期,到公元后一世纪大乘佛教出现止,前后共经五百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佛教,不像原始佛教那样基本上是一个整体,而是部派峰起,四分五裂.大体上分为十五个部派,为大乘佛教的种种观点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六、大乘佛教

大约到公元一世纪,印度佛教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大乘佛教时期,”乘”为乘载的意思,”大乘”意谓乘载多数人度过苦海,到达涅槃彼岸.神话色彩加重,这是大乘佛教的第一特点,第二特点是在修行实践方面所提出的”六度”主张,”小乘佛教只求自己的解脱,主要修行”戒定慧”,六度”的内容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第三大特点是把修行果位分为佛,菩萨,罗汉三级,小乘佛教的修行果位共分四级:第一是预流果,第二是一来果,第三是不还果,第四是罗汉果.七、第一个大乘佛教学派----中观

到公元三世纪,印度佛教出现了第一个学派----中观学派,因为这一学派十分强调”空”,所以又被称为大乘空宗.学派的创始人是龙树,中观派的主要著作是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的<百论>.主要讲了中道实理不偏不倚为中,智慧认识事物不受任何阻碍称为观，中观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空”,空分为:内空,外空,内外空和不移动，八、第二个大乘佛教学派----唯识

到西元四,五世纪,印度佛教出现第二个大乘学派----瑜伽行派,因该派主张”万法唯识”,所以又称为唯识派,与大乘空宗相对立,所以称为大乘有宗.唯识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弥勒.大乘有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设立的第八识----阿赖耶识别.大乘有宗的种子论也是该宗的基本理论之一.五位百法也是大乘有宗的基本理论之一.大乘有宗也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法)都是因缘和合所产生的结果,主张有十因: 随说因

观待因 牵引因 生起因 摄受因 引发因 定异因 同事因 相违因 不相违因等十种，因缘分为：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四种，果报为五种：异熟果，等流果，士用果，增上果，离系果。.

第二篇：茅台镇酿酒史简述

茅台镇酿酒史简述

人类酿酒历史悠远。人类社会发展，是从采集野果和渔猎为主的原始社会进化到游牧社会，再进化到农业社会的。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后，先民们有了多余的粮食，为酿酒提供了原料。在距今五千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谷物酿酒和专用酒器已经出现，酿酒兴起与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仁怀地域是一片酿酒历史悠久的土地。

1980年，贵州省博物馆清理务川县城南大坪乡洪渡河两岸的汉墓群，在沙坝石墓室中发现一件具有汉代工艺的铜梁壶，在长坳土坑墓中发现一件铜蒜头壶，经过有关专家鉴别为酒器。在遵义县鸭溪镇的汉墓中也出土了这种酒器。1985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县琊珑坝发掘出一件画纹陶制酒壶，还有一件朱绘雷纹的漆耳杯，以麻作胎，黑底朱绘，两耳为铜鎏金，上有“元始三年广治郡工官造”（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容一升六仑”等字样，这些酒器葬品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贵州地域就有酿酒饮酒活动。

1989年，茅台镇交通乡袁家湾出土酒具9件，经鉴定为明朝时期酒具。该批酒具中的酒壶从执壶到单提梁壶，从单提梁壶到双提梁壶，从无支架到有支架，从斜腹过度到鼓腹，具有很高审美价值。

1991年12月，仁怀市合马镇大渡口村农民在进行坡改梯工程时，发现砖石墓一座。当月23日至28日，省考古所专业人员与仁怀县文管所对该墓进行发掘。发现陶碗1件，抚琴俑、听琴俑、抚案俑、持箕俑、持帚俑等各1件，陶鸡2件，陶猪、陶狗、陶廊各1件，还有铁剑、铁刀、人、马骨架等，考证为东汉墓葬。

1994年4月，贵州考古研究所在仁怀市城郊结合部的东门河云仙洞发掘了认定为商周洞穴居室遗址一处。洞紧靠现仁怀市东大街，距东门河水面高约40米，早年填塞，当地人凿岩修建寺庙时发现，遗址面积8平方米，堆积土5层，出土文物和标本40余件，多数为陶制酒器。遗址出土了贵州省历史上最早商周时期的专用酒具，证明仁怀古代人类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浓厚的酒习俗。酒具的细绳纹、粗绳纹、附加堆纹、锥刺纹，也显示了当时仁怀地域制陶技术的发展水平。

从仁怀县合马镇西汉土坑墓群出土的400多件文物来看，除其它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用品、随葬器皿、货币外，其中瓮、罐、碗等与酿酒业有密切联系，铺首衔环酒壶是专用酒具，证明仁怀境内至少在西汉时期便有规模性的酿酒生产能力。

仁怀市茅台镇的酿酒始于何时，何时开设正规酒坊？由于茅台地区历史上曾经历数次战争之劫，茅台镇数度毁于战火，历史资料和文物散失，目前尚无完整确切的考证，从上述出土文物中可以推论酿酒历史悠久。据司马迁《史记》载：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何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于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夜郎 ’（时仁怀境属蜀国东南境）。”

上述记载的牂牁江，郑珍《遵义府志》认为是贵州綦江县夜郎坝的綦江。田雯《黔语》认为贵州乌江，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据郑文《牂牁江考》认定为贵州安顺的北盘江。《旧唐书》：“遵义，汉武开西南夷，置牂牁郡，秦夜郎郡之西南境也。”关于古夜郎国，始建于何时，先秦史料未载及，“夜郎自大”的故事却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汉书》记载，夜郎灭亡于公元前28年至25年间。其后的夜郎，均为郡、县名，元代以后才不再作行政区名。古夜郎区域很广，如按现行政区划而言，以贵州为中心，西抵云南马龙、南达广西百色，东括黔东、黔南，北达四川沪洲、宜宾以南一线。古代居住的民族为“濮”亦称“僚”。至明朝多称为“仡佬”，其后裔即今之仡佬族，仁怀市后山等地多为仡佬族自治乡。

关于“枸酱”否是酒，《说文·木部》云：“枸，木也：可为酱，出蜀：从木，句声”。《词海》：“枸，木名，既‘枳梖’。《诗·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亦称‘拐枣’，属李科，落叶乔木，叶椭圆状卵形或宽卵形，夏季开花，花小，带绿色，聚伞花序，花序分枝扭曲，熟时肉质，红棕色，味甜，供食用。种子入药，功能清利湿热，解酒毒”。

据《蜀枸酱入番禺考》述其酿法为：“取拐枣捏碎，布滤去籽，纳入瓮中，布蒙其口，加厚泥密封之，如黄酒贮藏法，贮藏之。久则所含之水分透泥逸去，而外物不犯其质，渐稠浓成甘美之酱，贮时逾久逾佳，是为蜀枸酱。”《说文》：“酱，醢也。酒已和酱。‘酱’字从‘酉’，与酒相类。醢，初为酱，久储为酒。”

有学者质疑：据《贵州通志·方物篇》说，“蒟酱，味辛，乃蒌蒻所造，食之可以消闷，蜀都赋曰蒟蒻茱萸，吴都赋曰东风浮留，蒟花如流藤，叶如蓽橃，子如桑椹„„”均认为蒟酱是蓽橃、扶留、魔芋之类造，非酒也。

需要注意区别的是“枸酱”和“蒟酱”之差别，“‘枸’从木，句声；‘蒟’果也，从草，读如矩”。东晋陆玑《诗草木虫鱼疏》：“枸树高大如白杨，子长数寸，噉之甘美如饴，蜀人以为酱。”这和《蜀枸酱入番禺考》吻合。枸和蒟是有本质上差别的，枸酱也不同于蒟酱。不少人误将枸酱与蒟酱认同一物，主要原因是晋朝末期后，枸、蒟不分而通用。以致唐、宋以来所写所镌者亦枸、蒟不分，把枸误写作蒟。所以后人误会为一物。（此节参阅任乃强先生校注《华阳国志》之附二《蜀枸酱入番禺考》论述最详，原文见附录）。

宋代宋伯仁《酒小史》共列出历代名酒106种，其中也有：“南粤食蒙枸酱”的记载，与《史记》互为印证。

清代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有酒诗指明“枸酱”为酒，诗曰：“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鰼部来。”据此分析枸酱酒或许乃西汉时期茅台地区酒之初始。（据考：鰼部即习部，括遵义市、仁怀市、习水县一带，详见《习水县志》、《仁怀县志》）。

唐宋以来，贵州已是酒乡，境内各民族皆有饮酒习俗，并善于酿酒。据后晋刘昫《旧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杜佑撰《通典》都有记载，当时住在贵州的“东谢蛮”、“牂牁蛮”都有较发达的农业，“土宜五谷”、“稻粟再熟”，因此，酿酒相当普遍。《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东谢蛮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宴聚则击铜鼓。”人们在联姻的时候都必须以牛和酒为聘礼，酒是家家户户必备之物，酿酒普及民间，所以常有宴聚。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记述了湘、黔边境仡佬、苗、瑶等少数民族酿酒的情况，文中说：“酒以火成，不刍不篱，两缶西东，以藤吸取，名钩藤酒。”又说：“仡佬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鸟兽形为酒器，或为牛角鹁鸠之状，每聚饮，盛列以夸客，名银鹁鸠。”这里所说的“钩藤酒”已是火蒸制而成的酒，用量很大，装在缶里，以藤吸取，而仡佬族的富人，竟至以精制的“银鹁鸠”为酒器。宋代，在广西及黔南的少数民族中，盛产一种“老酒”。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老酒》说：“老酒，以麦曲酿酒，密封藏之数年，土人家尤为贵重，每年腊中家家造酢，使可为卒岁计，有贵客则设老酒酢以示勤，婚聚亦以老酒为厚礼。”周去非《岭外代答·食用门》说：“诸郡富民酿老酒可经十年，其色深沉赤黑，而味不坏，诸处道旁，淬沽白酒。”显然黔桂一带酿造老酒之风极盛，而且精于麦曲和窖藏。

明·吴国伦《增修仁怀厅志》载：“明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叛，遗党流劫南川合江及江津境，仁怀为蜀黔门户，当贼匪往来必由之地，蹂躏不堪，人民逃散，接连四载，而仁怀城堡废矣。”

据茅台村邬氏明代《邬氏族谱》上，标有茅台村酿酒作坊位置，这是最直接的酒坊记载。邬氏为随李化龙部入黔平播留驻军之后人。《贵州通史》记载：明朝万历二十七年间（1599年），为平定播州（今遵义市）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勒兵数万，五道并出”，朝庭派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李化龙调集各省之兵力达二十余万进军贵州，大战一百零四日，耗银百万两，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六月平定播州。平乱后一是改土设流，改播州为遵义、平越二军民府。二是留驻军、设屯卫、复驿站。“各设屯田，每军照祖制二十四亩，再六亩为冬衣布花之费，共三十亩，自种自食，不必纳粮于官又复领出”。说明400多年之前的茅台村早已有酿酒作坊存在，而酿酒工艺早以成熟。

清初，贵州酒乡美酒随处可见。清康熙年间，许赞年《滇黔纪程》中说：“贵州各属，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造亦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当时，民间最常见的是咂酒，即古书所说的钩藤酒，亦称竿儿酒或重阳酒，以粳米或麦粟粱黍酿成，酒熟则以滚汤灌入坛中，用通节细竹插坛咂饮，不断添水，直至味淡为止。陆次云《峒溪纤志》说：“咂酒，一名钩藤酒，以米杂草子为之，以火酿成，不刍不酢，以藤吸取”。《滇黔纪程》中说：苗人以芦管吸之，谓之竿儿酒。”李宗肪《黔记》：“咂酒，一名重阳酒，以农历九月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美，以草塞瓶颈，临饮，注水平口，以通节小竹竿插内吸之，视水容若干征饮量，苗人富者多酢为作胜”。明清时期，赞美咂酒的诗很多，杨慎《饮咂酒诗》云：“酿入烟霞品，功随曲蘖高。秋筐收橡粟，春瓮发满桃，旅集三更兴，宾酬百拜芳，若无多酌我，一吸已陶陶。”查慎行《咂酒》：“蛮酒钩藤名。乾糟满瓮城，茅柴输更薄，桐酪较差清，暗露悬壶滴，幽泉借竹行，殊方生计诎，一醉费经营。”吴寿昌用敬业堂诗韵《咂酒》：“蛮礼亦驰名，通候视管城，瓮添浮水灯，人作吸川鲸，造得逡巡法，堪难次第行，月长经散夜，醉卧息营营。”

清乾隆年间，赤水河边的茅台镇就是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一，商业十分繁荣，清道光仁怀直隶同知陈熙晋形容道：“村店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类，船只载盐多。”清道光举人郑珍亦有诗赞曰：“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清道光贡生张国华诗曰：“一座茅台旧有村，糟邱无数结为邻。使君休厌曲生醉，利锁名疆更醉人。于今酒好在茅台，滇黔川湘客到来。贩去千里市上卖，谁不称奇也罕哉。”

清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率部队分三路从四川入黔，前队过仁怀经鸭溪向黔西、大定进军。行军达贵州，当地人献美酒一瓮，翼王饮后大加赞赏，成诗一绝云：“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亦低头，五岳捧定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

除咂酒之外，贵州还有各种各样的酒，见于史籍的有夹酒、女酒、窖酒、蓼花酒和刺梨酒。夹酒不同于咂酒，它兼采烧酒和白酒之法酿成。李宗肪《黔记》说：“夹酒，初用酿烧酒法，再用酿成白酒法乃成。”女酒和窖酒制法特殊，张树《续黔》：“黔之苗育女，数岁时必大酿酒，既漉，候寒月陂池水，以泥密封罂瓶，座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亦复不发，侯女归日，因决取之，以供宾客，味甘美不可常得，谓之女酒。又有窖酒，色红碧可爱，余初至黔，饮之经日，头热涔涔，后畏之，如白驹吻，问诸人言，此酒用红萝卜汁溲也。”蓼花酒和刺梨酒又别具一格。吴振棫《黔语》：“长寨人多以蓼花入曲酿酒，色碧，味微甘，特不酽耳，”又说：“刺梨一名送春归，实可酿酒。”可见，贵州境内各民族都有悠久的酿酒史，既有发酵酒，也有蒸制酒，还可以综合烧酒、白酒之法而成的“夹酒”，又有“以泥密封罂瓶”而制的“窖酒”。

乾隆六年，鄂尔泰著《贵州通志》记载：“按黔省所产之酒，以仁怀茅台村之高梁最佳。”

清道光《遵义府志》引《田居蚕室录》说：“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用纯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制法：煮料和曲即纳地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黔人称大曲酒，一曰茅台烧。仁怀地瘠民贫，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担。”

据《仁怀商业志》载：“万历平播后，至清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间，仁怀酿酒业兴旺发达，咸丰初，贵州开征贷物税目，仁怀设酒捐，四处设卡，为重点征税项目之一。仁怀历咸、同战乱后，百业皆废，光绪后期，仁怀酿酒业逐渐恢复。至民国四年（1915年）统计，全县酿酒业67户，年产酒12.5万市斤，其中：中枢、茅台共21户，年产4.5万斤。各家酒坊生产的酒，缴纳税捐后，即可入市公卖。” 综上所述，茅台镇酿酒历史悠久，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历史，向无异议。故有人评价茅台酒的发展起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尊于当代。然而对贵州茅台酒的形成历史，民国时期开始出现异议，最早是“山西说”。源自1939年《贵州经济》登载张肖梅的《茅台酒沿革及制造法》中提出“茅台酒源山西”，认为茅台酒只有200多年历史；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另一种“陕西说”，说茅台酒源自陕西。两种说法不外一个意思：茅台酒是依山西酒或陕西酒的酿造方法生产出来的。推论依据是清乾隆时期，茅台镇是川盐入黔四大口岸之一，商业繁荣，盐商聚茅台，而盐商多数是秦商或晋商，秦晋之盐商见茅台镇青山秀水，商业繁荣，就聘请山西或陕西的师傅来开厂酿酒，故有茅台酒。由于直接介绍茅台酒的资料不多，一些文章就引用张肖梅1939年《茅台酒沿革及制造法》的说法，所以1955年出版的《祖国的贵州》也沿用此说。1960年《贵州茅台酒整理总结报告》前言中也说：“茅台酒的起源，究竟系何年何人所创，尚无法稽考，据传说在清朝从陕西传入，”并在参考文献中也列出1939年张肖梅文章题目。对此说法，人们质疑：天下青山秀水、商业繁荣的地方多的是，秦地或晋地之某盐商为何独选茅台镇这个地处黔北的边远小镇来酿酒？也有可能确有秦晋之某商见茅台镇不仅商业繁荣，酒业兴旺，酒好价高，有利可图，才在茅台镇办厂酿酒，就有了此类传说。即便如此，也是见茅台镇先有酒业才开办酒厂，然而是否远到山西或陕西聘请酒师，无处考证，亦不得而知。有专家学者指出：“山西说”与“陕西说”是不熟悉历史，不全面了解酿酒工艺，以误信误传的结果。理由在于：一是历史古籍曾有茅台酒文字记叙，且其年代远早，完全可以定论，近代一家之说无据无考，故不能采信；二是贵州茅台酒与山西、陕西酒的香型完全不同。仅以山西汾酒和陕西西凤酒为例，贵州茅台酒是酱香型，汾酒和西凤酒是清香型。三是工艺不同：1．酒精浓度不同，茅台酒是53度，汾酒是65度，西凤酒是60度；2．制曲原料不同：茅台酒曲是纯小麦制作，汾酒和西凤酒曲是用大麦和豌豆制作；3．发酵池结构不同：贵州茅台酒是条石窖，汾酒是地缸，西凤酒是水泥窖；4．用曲量不同：茅台酒的粮曲比是1:1，汾酒的粮曲比是1:0.9～0.2，西凤酒的粮曲比是1:0.22； 5．贵州茅台酒是凉堂堆积开放式发酵后才入窖池，汾酒和西凤酒醅是直接入窖；6．贵州茅台酒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馏酒的工艺也是其它白酒工艺中没有的；7．贵州茅台酒工艺多轮次回沙，汾酒和西凤酒工艺不回沙；8．贵州茅台酒是八次堆积发酵，汾酒是清蒸二次清，西凤酒是一顶四法。因此茅台酒源自山西或陕西的说法，显然是后人误会。1980年，有专家学者在酒类专集《酿酒科技》中撰文《与茅台酒源出“山西、陕西说”商榷》可供参考（原文收入本志附录）。

第三篇：中国幽默史简述

中国幽默史简述

幽默一词的美学概念在中国出现很晚，但作为喜剧范畴的幽默传统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可靠史料记载，中国幽默的起源至少可溯自先秦。公元前八世纪（西周末年）前后，宫廷中即有用“优”之风。优是国王、贵族的弄臣，专以讽刺调笑为业，史称俳优。俳为杂戏、滑稽戏之古名，优即演员、艺人之古称。国王行事不当，不能直接批评，就由优来进行调笑，以达到讽谏的目的。当时有一条不成文规定，优即便说错话也不算犯上，不可定罪。然优即运用说俏皮话、滑稽模仿表演等手法，以戏谚、隐喻等幽默方式嘲讽时政或取悦国王。西汉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优孟、优旃、淳于髡等一大批优人，把他们称为“滑稽”人物。俳优堪称中国最早的“幽默家”，其寓庄于谐、滑稽调笑、讽谏时政的传统对中国幽默艺术尤其是滑稽戏和喜剧性曲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封建时期，俳优的职能有所变化，改讽谏帝王为戏弄臣下，形成了早期戏剧——参军戏。

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和史籍中，收集了大量寓言故事、民间笑话。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现象的风趣讽喻，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质朴含蓄、言简意赅、不动声色的幽默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诗歌集成《诗经》中，也记录了大量以幽默为特色的民谣、诗歌。先秦的俳优、散文、诗歌中的幽默情趣并非偶然，而是以当时百家争鸣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的。中国幽默喜象征、好讽喻、重教化的特色和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从一开始就充分显露出来了。

魏晋时期是中国幽默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阶段。与当时思想界反抗封建纲常束缚、蔑视谶纬迷信统治的背景相适应，形成了言论谐谑、举止放浪的“魏晋风气”。三国魏邯郸淳所撰《笑林》三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笑话专集。《笑林》承袭先秦俳优、诸子寓言以笑话作规劝、讽喻手段的传统，以讲故事的口气叙事，以夸张和漫画式笔法写人，虽短小而形象生动，虽简单而爱憎分明，生活气息浓烈，艺术风格轻松幽默，使人在捧腹大笑之际领悟作者嘲讽、鞭挞腐朽落后现象的用心。魏晋时代的文人名土如孔融、阮籍等的散文和诗歌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多有讥讽，诙谐幽默之辞比比皆是，影响了一代文风。晋末大诗人陶渊明更继承了《诗经》开创的诗歌幽默，于温恬淡泊的诗词中寄托了宁静达观的幽默，达到一种优雅、纯熟的境界。中国幽默与讽刺合流以触及时政的特色，在魏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魏晋以后，中国幽默的发展主要在于戏剧方面。古代俳优经唐的参军戏、宋的南戏。到元代时达到了高峰。元杂剧的宾白富于幽默，机智的特点，人物形象刻画生动、风趣，标志着中国喜剧艺术的成熟。元杂剧名家关汉卿、王实甫、郑廷玉、白朴、李寿卿、康进之、石子意等创作了《望江都》、《救风尘》、《西厢记》、《看钱奴》、《墙头马上》、《度柳翠》、《李逵负荆》、《竹坞听琴》等一批喜剧佳作，为中国幽默宝库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明清时期，中国幽默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兴盛阶段。除了在戏剧领域里的卓越成就外。幽默艺术在话本小说、讽刺和幽默短篇、长篇小说、散文、诗词等方面大放异彩，出现了《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大量抱蕴幽默情趣的文学作品，塑造出孙悟空、猪八戒、李逵、张飞、刘姥姥、济公等栩栩如生的幽默性喜剧形象。明清时代的笑话作品更为丰富，流传面也愈加广泛。富有民族特色的喜剧性曲艺品种如相声等渐具雏形，日益成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幽默样式。

中国幽默发展的第四次高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幽默”这一美学术语的引进和介绍推广，幽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把幽默作为一种艺术主张来加以提倡并开展研究和实践的人，是“幽默”这一译名的首创者林语堂。在林语堂之前，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在1906年所撰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议及Humour，汉译为“欧穆亚”，认为是人生观的一种，但并未展开论述，此后也未见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说明定“幽默”为汉译名的缘由。“幽默”一词作为外来语的译者，与中国古汉语词语“幽默”（作“寂静无声”解）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流传，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内涵美学概念的新义取代了。自二十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实践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鲁迅在自己的杂文、小说、散文诗、诗歌、故事等的创作中形成了“感而能谐，境而多讽”的独特幽默风格，写出了《阿Ｑ正传》、《孔乙己》等名著和一大批深沉含蓄、感情浓烈、讽喻辛辣的杂文，塑造了阿Ｑ、孔乙己多充满中华民族特色的不朽的默典型。鲁迅还对幽默理论提出了创造性的见解，从实践和理论上为幽默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范例。

除了鲁迅以外，当时中国文坛上还出现了老舍、钱钟书、沙汀、张天翼、赵树理等一批以幽默为武器，刻画生动、讽刺犀利、爱憎分明的幽默讽刺作家。他们的作品如《骆驼祥子》、《围城》、《在其香居茶馆里》、《华威先生》、《小二黑结婚》等及其所塑造的形象。在中国幽默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丁西林、陈白尘的喜剧《一只马蜂》、《压迫》、《结婚进行曲》《升官图》等继承了中外传统喜剧的幽默风格。代表了戏剧幽默的发展方向。袁水拍的讽刺诗集《马凡陀的山歌》集嬉笑怒骂于幽默歌谣的形式，把诗歌幽默的战斗性集中而有力地体现出来了。在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形式都程度不一地受到幽默的渗透，还产生了一批以讽刺性幽默见长的新体裁，如杂文、相声、漫画、独脚戏、滑稽戏等。以倡导、传播幽默为宗旨的幽默杂志首次在中国出现，表明幽默这一外来的美学概念已逐渐取得了立足之地，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被人们认可，其社会功能和艺术功能越来越引起广泛的重视。

１９４９年以后，幽默走过了一条曲折而不平坦的发展道路。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幽默曾经一度繁荣，突出表现为喜剧性作品的丰收。小说、戏剧、曲艺、电影等佳作叠出，幽默形象源源而来。小说有赵树理《三里湾》中的“常有理”、《锻炼锻炼》中的“吃不饱”、李准《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喜旺、马烽《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等，戏剧有老舍《龙须沟》中的程疯子、《女店员》中的齐母、《西望长安》中的唐石青等幽默形象出现；讽刺喜剧有《新局长到来之前》、《球场**》、《花好月圆》、《布谷鸟又叫了》、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等，电影有喜剧片《李双双》、《女理发师》、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等。相声有《买猴》、《开会迷》、《夜行记》《改行》、《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等。五十年代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幽默艺术中道衰落。六十年代初，随着杂文创作热潮的兴起，幽默艺术再度复苏，突出地表现为在杂文中以幽默手法伸张正义，褒扬真善美，讽刺歪风邪气。马南村（邓拓）的《燕山夜话》和吴南星（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就是这种战斗性幽默的代表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以幽默为主要手段的艺术体裁如喜剧、相声、漫画等均遭禁止，但以“政治笑话”、“幽默诗词”等形式出现的幽默仍在民间流传。

十年“文革”结束后，从即刻发韧的“嘲讽文艺”，到稍后的“反思文艺”，及至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改革文艺”和中期以来的“探索文艺”，中国幽默几乎经历了人类幽默发展史上的所有层次。

以讽刺性幽默为特色的“嘲讽文艺”矛头直指文革时期的极左人物及其极左路线，在讽刺喜剧、相声、漫画、喜剧电影、讽刺小说等形式下无情地嘲讽历史的丑类，因而反响强烈。《枫叶红了的时候》、《如此照相》、《帽子工厂》、《古彩戏法》、《苦恼人的笑》等作品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幽默出现在七十年代末的“反思文艺”时，着力于用喜剧手法、戏谑笔调和幽默语言反省历史。这—阶段幽默艺术的主要成就在小说《买买提处长轶事》、《李顺大造屋》、《笨人王老大》和《芙蓉镇》等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进入八十年代后，幽默艺术自信乐观的基调在文艺作品中进一步弘扬，出现了一大批以幽默手法展现改革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深刻变化主题的作品，如“陈奂生幽默系列小说”、喜剧片《咱们的牛百岁》等。

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探索文艺”，无论就内容或手法而言，都注入了较前更为深刻的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这一阶段的幽默超越了传统的界线，尝试与之相对应的表现形式。目前中国幽默作品中出现的探索性品种，主要以“黑色幽默”、荒诞意识等当代流派为范本。其中又有适于艺术家本身风格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幽默手法的复杂化、个性化、立体化倾向。电影《黑炮事件》、戏曲《潘金莲》及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

八十年代起，中国的幽默理论研究突飞猛进，研究范围也大大超过以前，内容日见丰富，层次不断提高。幽默基本理论、流派、规律和幽默发展史、艺术体裁、中外幽默比较多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逐渐形成了喜剧美学这一独立学科，出现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者、专家，产生了大量学术论文和著作。中国幽默的实践和理论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幽默史上越来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第四篇：读书笔记《周末读完印度史》

《周末读完印度史》

印度，因印度河而得名。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文明之一，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印度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印度历史则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那里的哲学、那里的宗教，对今天的人们越发是一种吸引。这里诞生的许多思想、哲学和运动都塑造了人类的命运。这本书从时间顺序出发，叙写了印度的历史。

印度的地理、民族、宗教

印度次大陆就像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北部以喜马拉雅山为界，越往南越窄，最南部就是科摩林角，西面是阿拉伯海，东面是孟加拉海。印度河、恒河、婆罗门子河的盆地形成了印度北部的大平原：印度河—恒河平原。大平原的南部是另一个高原地带。这个地带包括两条平行的山脉—北部的频陀山和南部的七折山。两山横跨印度中部。越过这两山就是辽阔的德干高原。德干高原东西两边是东高止山和西高止山，两条山脉向南延伸，高度达3000英尺，好像从平原上突然升起一级级巨大的台阶。两条山脉一直向南延伸到海岸平原。

现在，全世界有七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印度。不同的民族在不同时代来到印度，印度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博物馆。全国语言之多是印度巨大差异的标志之一。印度现在的官方语言有十五种，又阿萨姆语、孟加拉语、马来语、梵语等等。英语实际上是印度第十六种国家语言，只是官方不承认。印度的主要语言可以简化为两大家族：印度—雅利安语和达罗毗荼语。

宗教塑造了印度的文化、印度的社会。印度至少有七种宗教：印

度教、耆那教、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和袄教。传统的宗教是印度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或者更早，它是印度最大的宗教。

印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其组织形式包括25个邦的联邦共和国。在印度，从一个邦跨进另一个邦，你会感到是在不同的世界里徜徉。不同于古希腊、古埃及甚至古中国的遗址，印度的纪念碑不是小心翼翼保存起来给游客看的，它们有生命，充满了生机—有一种文化，它活着，依旧是持续的人类传统的一部分，而它们，正是这种文化聚焦的地方。这一点最是印度的特色，这特色堪称天下无双。

印度历史发展

文明初绽—史前到公元前1500年

印度河流域文明源于伟大的印度河，它是次大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里程碑。

印度的史前史和欧洲美洲的一样，可以根据冰期做出断代：冰川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形状和面貌。在印度，最早的人类活动的迹象出现在第二个冰期之后。虽然没有人类的残骸，印度西北部，尤其是净河流域的旁遮普地区，却发现大量粗糙的石器。大约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史前石器工业遗迹也在印度南部和整个德干高原被发现，考古学家称之为马德拉斯工业。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过后是中石器时代。在印度，这个时代的遗迹主要发现于耐袜陁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到来，其遗迹在南亚，最早现于西北边境，俾露支斯坦的丘陵。

从公元前3000年起，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尤其是印度河流域及周边地区，都开始出现相似的定居点。经过逐渐演化，最终一种新的、复杂的城市文明蔚然兴起，这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大致认为始于公元前2500年并持续了1000年，立足于两座伟大的城市：哈拉巴和莫亨焦+达罗。接下来讲了这两座城是如何被发现与挖掘，及让我们看到这些遗迹的建筑物，贸易和商业，艺术与文化，让我们对这文明有了许多的惊叹。

回到上古—公元前1500年~前334年

雅利安人的到来不啻一阵翻天覆地的狂风：新技术、新观念、新神和新语言。

雅利安人在文学上留下了非常生动的一页，包括大量的宗教韵文，也就是所谓的“吠陀”；还有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吠陀和史诗都是口耳相传，好几个世纪后才形之与文字。“吠陀”从字面上讲是知识，从内容上说是颂歌、诗、祷文、教谕的集合。梨俱吠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包括1028首圣歌，献给不同的神。

雅利安人带来了新的诸神和新的信仰。雅利安人出现在旁遮普时，他们是由宙斯指引的，宙斯是天父，雅利安人共同的神。他们还崇拜婆楼那和密恒罗。火神阿耆尼是他们的密友。阿耆尼有三相：在天为日，在空为电，在地为火—日相即苏利耶。吠陀诗人盛赞酒神苏摩。凡人也有一席之地，如毗婆萨，一个圣洁的祭司。阎摩和摩奴是苏利耶的儿子。摩奴是第一个人，是雅利安人的始祖。渐渐地，婆楼

那成了众神之主，他维持着“正法”，也就是宇宙的秩序。他是印度—雅利安人的法官，他纯洁而神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宗教方面也有许多深刻的变化。吠陀诸神仍被提及，却远不及从前那么显赫了。梵天、湿婆和毗湿奴3个印度教大神取而代之。此外还有若干各具特色的小神，如猴神哈努曼、象神迦尼沙。这些新神带来的新的信仰，预示了印度教的诞生。印度教深深打上了轮回观念的烙印。人的灵魂是永生的，且不断发展。人死后，灵魂转世重生，其目的是改善自己，和宇宙精神融为一体。

公元前6世纪，这时印度北部有大邦16个，称“十六国”或“摩诃耶那陂多”。这是百花齐放的世纪，对宗教的态度也有了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哲学，集大成的是两种新的宗教—佛教和耆那教。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名得自创立者乔答摩·悉达多，即佛陀，意思是“觉者”。佛陀说法的精义在“苦”。“四圣谛”（苦、集、灭、道）以苦为第一。苦源于欲。要离苦，先要窒欲。

大雄筏馱摩那与佛陀同时，是其时另一个伟大的宗教—耆那教的创始人。和佛陀一样，大雄也是刹帝利的王子。他提倡彻底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约束，以此为通往解脱的正路，甚至提倡绝食。他相信所有生命，包括人、动物和植物都有灵魂，他教导人们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最重要的教义是“不害”或“非暴力”。

耆那教和佛教的教诲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变革，他们对印度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

到这，便是印度在建立王朝前的历史发展。印度，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度，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国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也许，远离那个时代的我们并不能深刻了解到那时的思想，但我们却看到了对信仰的坚持，信仰的发展。

第五篇：论佛教在印度的兴衰及其原因

论佛教在印度的兴衰及其原因

摘要：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并在中国传播了十分长的一段时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佛教也经历了产生、兴盛、衰微、溃灭和复兴的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读史使人明理，纵观佛教兴衰，其中原因耐人寻味，佛教也在世界宗教发展史上写下了独特的篇章。

关键词：印度；佛教；兴衰；原因

佛教的产生的条件和背景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佛教在印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印度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产物。由于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把人们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不同种姓之间的社会地位迥异，而且，在四等级间，实行严格、僵化的隔绝制度。当时的奴隶主阶级为了强化这种制度，严格规定不同种姓之间的权利和生活方式。面对这种地位不同，待遇悬殊的不公平规定，除婆罗门外的种姓都对此不满。可是，维持这种等级制的婆罗门教，却把这种制度加以神化，大肆宣扬种姓制度是神的意志体现。婆罗门的这种作法，为主张中性平等的佛教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随着手工业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刹帝利、吠舍、首陀罗都开始了资本积累，拥有了大量财富，从而他们的联合势力壮大了起来，追求更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这时，面对婆罗门教的不平等种姓制度，他们迫切需要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武器以战胜婆罗门教。佛教就是从由此产生的沙门思潮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派别。它针对婆罗门教主张婆罗门为最高种姓，有巨大的特权，专横地统治其他种姓的纲领，提出众生平等的主张，反对特权政治，因而受到除婆罗门外的一切种姓的维护。所以，佛教一产生，很快就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使其社会势力大大地超过了婆罗门教。

佛教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创始人为释迦牟尼，本名乔达摩·悉达多。他29岁时离家出走，经过在摩揭陀学习“瑜伽法”和在苦行林修行6年后，仍无所获。在骨瘦如柴，生命垂危时，受牧羊女提供羊乳恢复体力后，在菩提树下盘坐49天，终于大彻大悟，获得解脱。此后他在古印度传教45年。他不仅收下五百弟子，还组成了传教的僧团，奠定佛教基本教义。摩揭陀国王因敬佩释迦，极力支持佛教传播。后来，又得到释迦本族人和拘萨罗国波斯匿王的皈依,佛教势力逐渐扩大。

到了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阿育王用武力扩张版图，佛教也随着战争胜利得到极大发展。阿育王在战争中体会到光靠杀不行，还要依靠佛法来征服人心才能巩固政权。因此他大力宣传和推广佛教，使得佛教得到大发展。他甚至还派人去邻国宣传佛教，使佛教传播到了更远的地区。

另一个推广佛教的功臣，是贵霜王朝的色迦王。他在中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效法阿育王，在征服别国时，提出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信仰佛教。而迦王除在版图扩张外对佛教发展的贡献就是他开始雕刻佛像、菩萨像，而按原来佛教的规定，是不拜偶像和不雕佛像的。他开了先例，影响到以后偶像崇拜的形成，同时更直观地推广了佛教。

佛教的衰落至溃灭

佛教发展到公元七世纪后，就出现了衰落的趋势。由于印度出现许多封建割据的小国，它们在彼此斗争中，看重武力，淡漠了思想说教，恰好此时的佛教宗派，只宣扬一些空洞的理论，越来越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加上佛教的非暴力主张，更不合进行武力兼并的封建统治者的胃口，他们不仅不支持，还处处窒息佛教的传播。这样，佛教就进入了它的另一个时期，即密教时期。神秘化的密教的出现，是佛教在印度走向衰落的重要象征。

佛教的这种衰落趋势，在十世纪开始时更加加剧了，到了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终于完全溃灭。溃灭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三点。

①佛教的非暴力理论已不适合封建小国彼此争夺的历史现状。佛教的非暴力理论只能在统一的王朝中才能得到有效应用。当公元五世纪以后，外族入侵和封建势力兴起，王朝瓦解，小国出现并陷入不断斗争和兼并的情况，形成了重视武力的风气，促使了强调非暴力的佛教衰落下去。

②由于阶级状况和封建制度下的新的变化，促使了印度教的复兴。佛教兴起时并没有否定种姓制度，只不过反对婆罗门种姓的特权。因此在佛教流行的岁月中并没毁灭种姓制度，在客观上还造成了婆罗门与刹帝利矛盾缓和，社会贫富分化，造成利益集团要求种姓隔离，印度教比佛教更符合他们需求。而且佛教高僧的腐化贪利也使佛教影响力减弱。到了十世纪，印度教已经超过佛教，在全国占据了优势。

③外族伊斯兰教诸王的入侵，促使佛教的最后溃灭。八世纪初，阿拉伯的阿马亚王朝入侵印度。十世纪末，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又大举入侵，后来的阿富汗苏丹马穆德占领后采取的武力传教方针，强迫印度人民信奉伊斯兰教。特别是十三世纪，德里苏丹国建立后，伊斯兰信徒把持国家高官显职，更使佛教日益式微。在这过程中，大量的佛教僧侣被杀，佛寺文化几乎全部遭到毁灭，使本来已趋于衰落的佛教，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而佛教的溃灭，在十三世纪便成了定局。

佛教在印度的复兴

佛教在十三世纪于印度溃灭之后，到了十九世纪，才从斯里兰卡返回印度，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佛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到一定作用，因而才得到了复兴。

当时，斯里兰卡的贵族达摩波多，在英国殖民当局的同意下，于1891年在印度创建了“大菩提会”。该会积极展开多种形式的组织活动，培植僧侣，发展教徒，尤其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竟出现了研究佛教的热潮。特别是1948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一直把支持和发展佛教作为巩固其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该党鉴于印度贱民对于其非人道的低下地位的不满，在贱民中发起了大规模的“改信运动”。这个运动是由1956年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安培严密地组织起来的。他颇有号召力，致使改信的贱民达到四十多万人，现已成立了几十个佛教组织。正是这样的培植，佛教才能在印度溃灭后得到复兴。目前，印度佛教的复兴，正随着印度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不断地发生变化。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兴盛、衰落、溃灭、复兴，绝对是一部恢弘的历史大片。这部大片的上映全赖印度社会以及政权的需求，是成也需求，败也需求。释迦曾对弟子遗言说：一切万物无常存者。佛教在印度的历史正印证了他的话。不过不知道要是继续让释迦一直领导着佛教，佛教又会怎么样呢？可惜历史的巨轮一直前进，无法逆流，这一切都只能是我们自个的思考，并无答案。

参考文献：《世界文明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世界七大宗教》，重庆出版社，198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