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的治理：走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根源
人的治理：走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根源
李树燕
（.昆明学院 昆明科学发展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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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是治理的手段也是治理的目的，对人的治理，包括农村基层权力执行者和乡民的治理，对两者的治理都要秉承治国先治家，治家先治人，治人必先从德性开始的理念，并把个体放在系统里思考，即，个体行为者与家庭的关系，与乡民的关系，与熟人社会的关系，与制度的关系。注重德性先行，制度教化，把人的“内治”与制度的“外束”相结合，一手抓权力执行者厚德载物的权力承载力和以身作则的实践力，一手抓乡民个体的德性教化与深入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这是走出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根源，也是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机制。
关键词：人的治理；内卷化；道德伦理；功利伦理
The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the people
LI Shu-Yan(Kunming University Yun Nan Kunming 650214)Abstract: The governance of people include power executors and the villagers, and think of individual in system, i.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family , and the villagers, and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he bureaucracy etc.Put forward out of the dilemma of involution.First of all to have a perfect legal guarantee system;Secondly, we must strengthen the power-carrying capacity with ethics for grassroots leadership, and practical capacity by example;once again, It must have a good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for the villagers moral to carry out daily life.Keywords：governance of the people, Involution , ethics , utilitarian ethics
一、人的治理之问题提出
进入农村调查，我们不少遇到这些场景：年迈衰老的父母遭受遗弃，或为了讨要生活费把儿女告到法庭；一位副乡长不赡养一生守寡，年迈多病的母亲，还长年欺压亲族；为了获 * 本文是李树燕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管理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民俗宗教生活变迁研究（13 CSH014），云南省创新团队：云南社会 边疆与生态环境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树燕（1975年—），女，云南省江川县人，社会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基层社会治理。得更多一点的征地补偿款，出现离婚村；农村乱扩乱建盛行，为了多占1个平方，不惜与邻为敌，合法程序无法有效制止，再生产了“要么朝中有人，要么把事情闹大”的行为逻辑；被村民视为神圣的寺庙公共财物经常被盗；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空心村留下的伤痛；广泛存在基层选举的“拉票”、“贿票”、“混混当选”、“泡沫工程”、“面子工程”、“惠民资金被截留”、“低保变高保”的基层问题，产生了“国家的大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的民间知识，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并不陌生，也是目前大量研究成果里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
自从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成为一个社会事实进入研究领域以来，长期陷入国家与社会关系宏大叙事中，过度关注基层组织建设、民主选举、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文化建设、社会保障供给、生态环境保护、基层法制体系建设等客体物化的方面，而对农村基层治理主体“人”的教化供给显得较为薄弱，呈现只见治理不见生活，只见组织不见人，只见政策不见实效，只见官忙，不见民动，类似水和油的分层现状，陷入“内卷化”的治理困境。以上共性问题涉及个人、家庭、村落社会、国家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制度归因似乎是一个共识，但所有的制度都是人的行为，人是造成所有复杂问题的根源，这正是目前研究薄弱但又非常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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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根源是人的治理
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内卷化”，内卷化的表象是制度肇端，但根源却在人的行为。
（一）“内卷化”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共性问题
农村基层治理内卷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内卷化”的核心思想是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是一种寻求自我战胜的过程，表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概念由格尔茨（Geertz）提出，经黄宗智改造，杜赞奇的娴熟运用，国内学者的专业化拓展（王思斌、刘世定、邱泽奇、李祖佩、方劲、汪杰贵等）[5][4]
[2]
[3]
[1]，被运用到中国现存的社会分析框架下，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分析领域由原来的农业生产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学术概念。
（二）农村基层“内卷化”的表象是制度肇端
农村基层治理“内卷化”秉承了“内卷化”的路径依赖，基层行政系统接到上级目标任务时，因受人力、资金等刚性条件的限制，也或受上级官僚体制作风的感染，在行政村，村小组层层建立非正式组织和大量办事人员，让其协助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使基层行政系统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而这些非正式组织与办事人员主要来自“村干部”、“编外人员”，不 ① 2016年5月中旬，发生在云南Y村，因规划建设产业园区项目，涉及578户、1290位村民整体拆迁补偿问题，导致有300多年历史的村庄出现了离婚潮，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岁，走过了钻石婚姻。有一家父子三人同一天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79岁，两个儿子一个35岁，一个40岁，民政局出现取号等候离婚的热闹场面，“离了吗”成为村民见面的问候语。② 在传统社会里，寺庙里的所有物品，没有人敢去动，乡民都相信离地三尺有神明，但近些年来，寺庙物品被偷盗已经不是什么个案了。少混混与黑势力也加入进来，这部分人群没有制度合法性收入，配合上级完成目标任务，汲取底层公共资源是他们行事的动力。说他们是基层政权的中介所，一点不过分（笔者把它称为行政中介），所以他们的存在不是义务的，而是要收取中介费。提取的比率，一方面来自任务完成的难易程度，另一方面来自对村级公共资源驾驭的能力，当然，与乡镇谈判的技巧，与村民博弈的能力也是一笔潜在的增长收益。在这种目标任务合作过程中，乡镇政权悬浮于村落社会，但不影响他与行政中介共谋组建的赢利性共同体。乡镇政权虽说是中国基层权力的末梢，但官僚作风与官本位思想刺激他们创新出更能让他们偷懒和获益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搭了村委会的便车，另一方面，培植一支竞争的黑势力组织，只要稍微让度一点利益，足可以让行政中介拼个你死我活。
农村基层治理“内卷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瓶颈。造成“内卷化”的原因众说纷纭，有效治理与压力型体制之间的张力被认为是最直接的原因，承载国家意志的《目标责任书》通过层层垂直下沉的行政权力网络输送到末梢，在下沉的过程中不断被复制，复制得越多，“内卷化”程度越深。农村基层治理“内卷化”带来了国家、基层组织及民众三者之间利益与责任制衡关系的松散，国家权威，社会公信力遭受严峻挑战，社会秩序陷入新的治理危机。农村基层社会伴随着物质的日益丰富，社会问题也不断涌现，诸如，“混混治村”、“不出事逻辑”、“低保变高保”、“乱扩乱建”、“空巢家庭”、“留守儿童”、“空心村”、“政策性离婚”等现象也不仅仅是区域性的个案。农村基层治理“内卷化”的代价就是增加了治理成本，公共资源偏离了预设的初衷，基层赢利型行为不但损坏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还无限激发了人性最丑陋的弱点，误导乡民的价值观，侵蚀着乡村生态伦理秩序。
（三）农村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根源是对人的治理缺失
表象上看，内卷化的根源是行政体制肇端。进入细节深入剖析，每一个任务的下达与执行，最终都是通过人去实施，是人与人的互动行为，任务执行者的文化教养、德行、能力、方式是造成善恶结果的关键因素。我们不敢奢望一位可以遗弃父母亲的副乡长，能为他的子女做些什么表率，能为他的公职尽多少责任，能为他的子民造什么福。我们也不敢想象“混混”、“黑势力”为了征地搬迁所做的一系列无休止的恐吓、威胁行为对民俗民风的影响。我们也无法强迫乡民去尊敬贪官污吏，去服从与敬仰强征豪夺的“父母”官，也没有理由阻止乡民不去当刁民、暴民、赖民，因为不刁、不暴、不赖，他们将无法生存。
从官到民，从父母到子女的上施下效，把恶当成了一种“本事”、“能力”，把善当成了“无能”、“没本事”、“窝囊”，把孝敬父母当成了“累赘”、“吃亏”。把“走关系”、“认得人”、“弄虚作假”、“懂事”、“钻空子”、“投机取巧”作为生存之道进行说教。这样的官，这样的民，怎么能奢望他们生存的环境有什么和谐可言，如果不从“人”这个根本上治理，再好的法制，再富裕的物质也是空中楼阁。[9][8][6][7] 法律能惩罚犯罪，但不能教化出贤德的人，法律能惩罚不赡养父母的人，但不能让其明白“百善孝为先”的圣贤之理。没有道德的生活，再富裕的物质只能更滋生贪婪。没有道德的行为，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像古代圣人所讲的“人弃常则妖兴”，这里的“常”指“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意思是一个人失去了“五常”的德行，就不是人了，而变成了妖魔鬼怪。与之伴生的“五伦”，即，“父子有爱”、“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是道家所讲的道，也就是一种自然规律，宇宙秩序，而“五常”则是对“五伦”的实践，被称为德行。“五伦”、“五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凝聚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十二字，也是人性共享的普世价值观。“五伦”和“五常”与西方德性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的著名“德性实践观”与“德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涵盖了西方话语下的义务伦理、功利伦理，而且还给出了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金点子。
“身体发肤，受之父”，“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时时记着对父母的孝行，就会规训自己的言行，爱护自己的身体，保全自己的德行。从作为子女孝敬父母的义务，推广到职业道德，岗位职责，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对上司的尊敬，对国家的忠心，对职责的尽忠，从爱自己的父母推广到爱天下所有的众生，达到道家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是行为的施动者，他们的德性品质是治理成功的核心，也成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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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的治理之关键：重塑道德伦理
（一）人的治理是5000年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
基层治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术语，但居于这一思想的根源已承载了厚重的5000年文化，而人的治理则是这一思想的本源。人的治理可以追溯到“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据考证，“以人为本”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75～221）《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从中不难看出，中国最早的“人本思想”其实是“民本”思想。又如《群书治要》第161条，整录了“民惟帮本，本固帮宁”，已成为治国精髓。“以人为本”的治理思想，告诫执政者“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要想坐稳江山，就要修王道，⑤
④ ① 《左传》。
② 《孝经﹒开宗明义》。③ 《弟子规》。④ 《管子﹒霸言》。
⑤ 《群书治要360》第161句。意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施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以人为本”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引导执政者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官”别名为“父母官”，就是教导执政者要爱民如子。
而西方受神学思想的影响，“人本思想”到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及文艺复兴后（约公元11世纪～13世纪）才得到发展，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实施依法治国，而中国土壤里生产出来的是“天赋圣贤”思想，通过圣贤人的教化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内化到君主及每一个国民的骨髓里，维续着封建社会秩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过文明进程绵延至今的一个国家，治国理政思想如同悠远的文明古国散发着醇酒的芳香，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或者说铸造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民性。要治理好今天的基层，必须了解中国治理思想的传统，及在这一传统下养成的国民惯习，两者结合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基层治理就不能单纯依靠法治，而是比西方社会更为复杂的情、理、法相融合的弹性社会结构，对治理者进行圣贤的培养与教化是实现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
但也并不是说，法治不重要，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行政法、刑法、经济法和司法体系，在历代王朝的推动下具备了较为全面的法治体系，中国在汉朝以来就“引礼入法”，法治是礼治的辅助，也是道德伦理被破坏的最后一道防线。《淮南子﹒卷四十一》说，民众不知礼仪，国家再好的法律法规也无法实施，法律能处死犯罪之人，却不能培养出有德行的人，孔子弟子三千人，他们都能做到入则孝，出则恭，言为文章，行为表率，这些都是圣人教化的结果，而不是法律的功劳。
“五帝”的贤德表率，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修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乾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斗志，民众对国君“内贤外王”的角色期待都曾是国人心目中永恒的、理想的对执权者想象的共同体。执政者对民众制订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教化也是国家需要的良民形象。要达到彼此期望的和谐局面，首先是官方的上施，然后是民间的下效，那么，“王”、“君子”的行为就是人民的表率。这里要补充的是“王”、“君子”相当于现在的领导者、权力执行者，与本研究的基层治理主体相对应。
所以说，中国人本思想在世界上是当之无愧的，正像享誉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1972年《展望21世纪》一书中所说的，“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与大乘佛法”，中国的经验值得世界借鉴。我们更有充足的底气坚持自己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
（二）对人的治理关键在重塑道德伦理
对人的治理必须把个体放在系统里思考，个体行为者与家庭的关系，与农村基层乡民的关系，与熟人社会的关系，与官僚体制的关系等等，但所有的关系都要以德性为基础。
1.道德伦理在认识论上的演变 ① 《群书治要360》第218句阐释。[11]
①在传统社会，社会结构关系表现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个体流动性小，生于斯，长于斯，血缘、地缘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网络，靠礼治维持社会秩序，所以传统社会也被费先生称为“礼俗社会”，情与理的社会规范远远超过法律的权威，法律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现代社会，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城镇化使个体行为被碎片化，流动性大，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复杂多元，契约社会代替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让度法理社会。建立在传统社会经济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失去了实践意义，功利主义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突显了时代特色，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日益丰富，社会问题的高发，个人行为，生活意义的不断反思，道德伦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对近代以来的功利伦理、义务伦理进行了反理论的德性批判，重新思考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伦理，他认为没有德性的伦理是“黑暗的”，并努力要重建道德伦理，但他认为德性伦理是与特定传统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特别在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实现分化的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它生存的土壤，他本人对德性伦理的复兴持悲观态度。
2.道德伦理的人性共识
道德伦理是人性论的本体存在，是共通的价值观。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的本性是相似的，只是后天养成的习性有差异，本性是善的，而习性有善有恶。孟子发扬了“人性善论”的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如果人人都是“四心”之人，人人都成为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得到维持，靠内省与教化实现善的本性。荀子提出了“恶性论”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要通过圣人的教化才能达到善的德行，所以把良好的社会秩序寄托在礼仪法度的外在约束上。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认为道德伦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根植在道德伦理本体论上的人性是共通的，道德作为一种隐性的社会规范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属性的改变。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也无论在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在城市还是农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渴望是人性固有的本质。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德伦理观，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也是人类的瑰宝，不仅是传统社会的规范，也是现代社会的治世之道。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功利伦理：属于现代伦理，伴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到来，成为主导性的价值追求，功利伦理从行为后果的意义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以边沁为代表。
③ 义务论：属于现代规范伦理，义务论从行为应该遵循的规则层面来评价行为的价值，如职业道德伦理、角色期待、权力与义务等方面的伦理，义务论以康德为代表。
④ 德性伦理：也称道德伦理，把行为者放在理论的中心，关注人的品格与德性，人的行为品德要与赋予他们的身份、角色、地位相匹配。中国的儒家思想，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是德性伦理的典型代表。⑤《三字经》。
⑥ 《孟子﹒离娄下》。⑦ 出自《孟子﹒公孙丑》，四心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是非之心是礼智的发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辞让之心是礼的发端，称为“四端”。“四端”、“四心”是孟子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⑧ 《荀子﹒性恶》。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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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3.道德伦理的中国土壤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道德伦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土壤，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传统道德伦理在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两个高峰期走向没落，改革开放以来，功利主义成为人们实践的典范。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强大，民生的富裕，并没有给个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反而让人们思考造成社会道德伦理下滑及各种社会问题突显的原因，以国学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对道德伦理的重新反思与实践。
中国的道德伦理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的强大认同感。虽然在近百年里遭受到一些挫折，但在500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从没有失去过，完全有自我修复的能力，我们没有理由持麦金太尔的悲观情绪，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道德伦理秩序的复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四、对人的治理之路径思考
农村基层治理的关键是对人的治理，和谐乡村要从和谐自我开始，克服习性的恶，绽放本性的善，但，并不是说法律不重要，法律是外部约束，而道德是内修，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需内外结合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对人的治理与“人治”是不同的概念，“人治”与“法治”相对，“人治”更倾向于针对传统社会君主至高无尚的权力对国家的统治，对人的治理主要是在现代“法制”社会背景下加强对治理主体的德性教化，并不是提倡“人治”而否定“法治”。
对人的治理包含施动者与受动者，所谓施动者也就是乡村治理的主体，这里的主体以十八大提出的多元治理为依据，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相应提出治理主体为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农村基层社会中人的治理也就是对这四部分人群的治理讨论，我们把这四类人群概括为权力执行者与乡民两类。
这里要澄清的是，所谓施动者与受动者，主体与对象并非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处于情境与动态中。在时间与空间转换下，任何一个施动者又都是一个受动者，任何一个治理的主体又都是被治理的对象。权力执行者与乡民只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所以人的治理是一个整体与系统的概念，引入人的治理，也由于人的特性，这就打破了农村基层治理差异化、区域化、狭隘性的困境，既体现了治理的个性化，又折射了治理的普遍性。
（一）权力执行者的治理
对权力执行者的治理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对象，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形成了以法律为保障，以制度为依托，以教育为常态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特别十八大以来，针对权力执行者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突破口，进入精细化治理时期。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作风建设与生活方式规训相嵌入，出台了诸如“八项规定”、“四风建设”、“三实三严”、“二学一做”的具体规章制度。“中央巡视组”的深入调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实际 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可，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是对权力执行者的重要治理手段。除了法律与制度的外力约束外，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理思想也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治世宝典《群书治要》第一条就是论“君道”，对权力执行者的规训。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领导者的修身行为。“修身”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贪欲。控制贪欲是摆在领导者面前最重要的约束，领导者面对的诱惑比普通人多，这方面的修身尤其显得必要与重要。古圣人早已有“玩人丧德，玩物丧志”①的教诲，对于领导者也是最好的警示。其次是孝亲，孔子教诲，寻找忠臣，一定要从孝子中选拔，一位领导者有敬爱父母的善德，老百姓都会敬重和爱戴他，并能教化一方百姓，净化一方水土，地方便能长治久安。所以“孝亲”应该拿入对领导者（普通公务员）的选拔、考核范畴，“孝亲”在农村熟人社会的操作性也非常强，汉朝开启的“举孝廉”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借鉴。
再者，领导者以身作则的治理行为，哀公曾问孔子，什么是政治，孔子回答：“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②。解释了政治就是“端正”，领导者做事端正了，百姓也就仿效着端正自己的行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所以对领导者的行为教化非常重要。
总之，官风引领民风，“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仁风难；仁风变，天下治矣”。④说明对领导者的治理比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难，但如果领导者治理好了，天下也就和谐安稳了。只有通过外治与内治相结合，才能达到长效的治理效果。
（二）乡民的治理
乡民是农村基层社会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了，乡村社会才会安宁。中国传统的治民思想是教化优先，以道德伦理为引领，依重“德”和“礼”来教化民众，整治民风。现在对民众的教育过多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法律与规范的宣讲，而道德伦理教化与实践显得相对薄弱。
百年社会变迁对乡村民众的道德伦理观与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乡村民众一方面受家庭环境、村落文化影响较深，另一方面受现代主权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道德伦理过度到功利伦理。在利益面前，“仁、义、礼、智、信”背上了沉重的成本代价，靠礼俗维续的乡土社会，在传统与现代变迁中走向衰弱，旧的伦理秩序被砸碎，新的法治规范没有渗入民心。传统道德伦理观经过三代人的过滤，已经出现碎片化与断层，父辈很难撑起对家庭伦理教化的功能，乡村社会也失去了传统礼俗秩序的社会整合功能，所以重建乡村社会的道德伦理教化非常有必要而且紧迫。
① 《尚书﹒旅獒》。
② 《群书治要》第165条。③ 《论语﹒子路篇》 ④《呻吟﹒治道》。以修身为根本的个人和家庭教化是乡民治理的重要法宝。拿“教”的说文解字就可以看出“老”与“子”组合而成，“老”字旁在上面，“子”字旁在下面，教育的本意就是上辈对下辈的上施下效。一个家庭的和谐、子女的成就，就看父母的修养与教化，所以对父母的伦理教化应该放在首位。中国传统文化里常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养不教，父之过”的经典伦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少年犯”、“问题儿童”、“离婚”、“老年人赡养问题”、“婆媳关系”等等诸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家庭道德伦理缺失造成的。
母亲是培养圣人的土壤，我们尤其要重视对母亲的伦理教化，因为母亲大量时间承担着抚育孩子与赡养老人的功能，行为举止对下一代的影响深远，甚至子女将来的事业前途、家庭婚姻、育儿理念、人生观、价值观都受母亲的影响，俗语说“贤妻旺三代”，这是千百年来的精辟言论，值得我们反思并付诸实际行动。
总之，父母是根，只有根深，才有子女的枝繁叶茂。而身为父母，从承担为人父母的角色，尽身为父母的责任与义务，以身作则，上施下效，影响子女，代代相传，所以子女的孝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
结论与讨论
治国先治家，治家先治人，治人必先从道德伦理开始。只有个人、家庭和谐才有乡村社会的和谐，也才有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和谐。这里就涉及到对人之治理的保障措施。权力执行者有官僚体制的整套考核机制，如，从严治党，法制保障是有目共睹的成绩，道德伦理通过这条路径依赖嵌入进去，自然不是多费劲的事情。
而乡民的教化却是散而分化的大工程，个体差异较大，文化层次不同，家庭环境复杂。传统道德伦理经过三代人的断层，破易立难，需要长时间的引导与修补。其实，政府也在积极引导乡民的行为，如，通过电视、互联网，宣传优秀传统文化里的“家训”、“家风”、“孝道”思想，每年组织全国性的“道德楷模评选”、“我身边的好人”评选活动，涵盖了每个省的“道德大讲堂”公益讲座，“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民俗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并借机教化民众，从国家层面推动传统道德伦理走进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在这方面，国家比我们想得远，做得多，良好社会风气正在形成。
这里要提的是，在乡民社会里，如何教化父母们的道德伦理问题，从而形成个人、家庭、学校、乡民社会、国家，全方位的良性循环。乡民中父母群体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他们是教化子女、维持家庭和睦、构建和谐邻里关系、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对这部分人群的教化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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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李树燕，云南省昆明市经开区蒲新路2号昆明学院昆明科学发展研究院，邮编：650214，联系电话：***，电子邮箱：951453091@qq.com
第二篇：人民时评：走出“道路文明”的治理困境
人民时评：走出“道路文明”的治理困境
傅达林
2013-5-7 5:38:07 来源：《 人民日报 》（2013年05月07日 05 版）
行政执法的行为纠偏和矫治功能，关键不在于处罚的强度，而在于执法的密度与持久度。
闯红灯可谓现代城市治理的顽疾，如何有效纠治这一现象，让不少城市管理者伤透脑筋。在经过近一个月“缓冲期”之后，北京5月6日正式开始对“组团式过马路”说“不”，对不听劝阻、带头硬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分别处以10元和20元的罚款。
想铲除闯红灯这样的“城市牛皮癣”，仅仅寄希望于一场运动式的治理并不现实，即便是像北京那样将专项整治贯穿全年，其持久性的效果也有待观察。所以出现“组团式过马路”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迅速进入汽车时代，但道路文明水平却没有随之迅速提高。因而倡导交通文明，培养公民对法律规则的尊重和信任，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问题在于，如何培育公民的这种规则精神？
伴随着城市化的步伐，行人闯红灯的现象一直如影随形。执法时紧时松，一些城市的马路秩序也时好时坏，在这种执法游击战中，交管部门面临的困境在于：人人都有可能闯红灯，但执法力量不可能强大到对每个行人盯梢的地步，于是治理者往往在情况严重时展开集中式治理，寻求短期内的治理效果。一旦秩序好转，执法的松懈便导致闯红灯现象回潮，久而久之易在民众中形成误区，闯红灯是“正常”的，等红灯反倒成了“异类”，甚至在违法行为受到矫治时感到不适应，出现抗法现象。
对公民而言，尊重法律乃是第一条重要的“法律”。“组团式过马路”凸显出的是公民自利性的选择，对规则的尊重与遵守让位于个人私利性的偏好，此时就需要执法予以纠偏。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执法矫治，才能让公民最终形成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习惯。但是，行政执法的纠偏和矫治功能，关键不在于处罚的强度，而在于执法的密度与持久度。一旦执法松懈，行人就会产生侥幸心理，出现运动式执法的怪圈，甚至让公民产生逃避法律、规避法律的心理，使得其服从规则的行为习惯更难确立。
可见，治理行人闯红灯首先考验的是执法耐力。10元钱的罚款虽然算不上什么，但蕴含着对违章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让违法者意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久而久之能够在人们内心形成一种规则意识，并转化为“理应如此”的文明操守。在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公民违法行为的矫治，处罚的严密性、持久性较之严厉性更为重要。
秩序是文明与自由之母。彻底走出“组团式过马路”的治理困境，执法必须自身回归法治正途，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寻求对公民行为失范的纠偏。只有执法始终恪守本职，不缺位、不越位，秉持“愚公移山”的法治毅力，才能最终获得良好的马路秩序，也必将让公民享受到秩序带来的文明与自由。到那时，公民守法将不再出于处罚的威慑，而是出于热爱法律的德行与良知。
当然，从城市管理的善治层面看，还需在均衡路权冲突的基础上，将闯红灯行为纳入马路秩序的综合治理轨道。既要在交通设施上为行人提供足够的便利，也要同时治理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章。对公民自身而言，则需要从这场治理中懂得：法治不仅是一种良好的期待，它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之中。
第三篇：农村基层治理-南街村
农村基层创新治理研究——以南街村为例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探索在中国农村从未停止。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应多种多样。改革开放3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使南街村踏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个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乡结合的新型社区。他们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艰难曲折、不断创新的过程。南街村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个地区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也应有所调整，使其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需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新农村建设中，反思一下南街村的发展模式十分重要。关键词：南街村，基层自治，集体经济，农村发展
一、南街村的基本情况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面积1．78平方公里。紧靠1 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东临京848户，3 1 80口人．1 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产值就突破1亿元成为有名的“亿元村”，实现了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大名村，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南街村几近实现了共同富裕，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南街村成功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集体主义。南街村是国家4A级景区，长期生活工作在南街村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南街村籍人士，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南街村集团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属28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这些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
南街村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殊荣。南街村集团多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荣誉称号：是中国食品工业质量效益奖企业、工业排头兵企业、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省百户规模优势企业、河南省重点服务企业、河南省科技企业和河南省民营科技企业50强等。“南街村”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
二、南街村发展模式解析
南街村模式的形成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特性是：在原有社队工业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资源面对外部大市场建立社区企业体系和社区企业制度，在工业集体推动下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在经济集体化基础上建构了特殊的分配体系和激励机制，形成了一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维系社区整合和社区企业发展。
1、以农促工，以工扶农，实现农业产业化 农业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基础，如何稳步高效地发展农业是解决整个农村经济问题的关键。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采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曾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成了农业的第一次飞跃，然而在农村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新的形式下，这种方式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平原地区)已不再适应农业的发展。其主要弊端在于：(1)一家一户的经营，土地分散(据全国262个村庄的抽样调查，平均每户承包面积0．55hm2，分为9．7块)，这样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也阻碍了土地的合理利用”l。(2)每家每户农机设施的重复配置造成了浪费，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形成增产不增收的局面。(3)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意识强烈，阻碍着高效农业和精细农业的发展。(4)农户处于无组织的分散状态，掌握市场信息较难，而且大多数农户素质较抵，市场意识和经济实力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抗风险能力差。
南街村在发展中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较好地解决了农业中存在的上述问题。1985年之后，该村将分到的土地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逐步收归集体，实行集体统一规模经营。该村从规划土地人手，建立集体农场，下设“五队～站”(农机队、积肥队、水利队、蔬菜队、大田管理专业队和良种科研站)，队与队之间由集体调配管理，既分工合作又相互独立，合理调配着农业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采取农业规模经营的另一优势是大量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南街村现有67hnl2耕地，但只有70多人从事生产任务，仅占从事工农业生产总人数的1％，这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解放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人口的转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南街村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以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采取了以工扶农，以工导农的原则。该村连续从工业积累中抽出420多万元资金，投资于农田基本建设，打机井、搞喷灌、上大型机械，改善生产件，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生产从耕种到收割全部实现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的高效发展。同时，南街村也注重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走高科技的农业发展之路。针对土地日益减少和当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趋势，该村开发了“高科技农业区”，建设了六座占地面积1800 m2的6连栋Pc板温室和15座占地面积23240的3连栋EM210型双层气膜温室，生产优质的蔬菜、经济林木、花卉等。此外，该村还采用先进的技术如无土栽培、有机栽培、水培等生产绿色农产品和无公害食品。农业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和精确型②。
2、发展品牌企业，实现生产规模化
南街村地处平原，无山无矿无森林，但附近盛产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村办企业充利用当地资源，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组建龙头企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骨干企业方便面厂、食品厂的发展，带动了面粉厂的发展，目前南街集团拥有三个面粉厂。南街生产的产品包装用纸箱，是由村里第一、第二包装厂生产；每年需要价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塑料包装，精制礼品盒，是村里合资企业“耐可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胶印制品有限公司”生产。企业每年需要近500万元的花椒汤料，又带动了花椒种植业。为充分利用方便面厂，食品厂，面粉厂的下脚料和副产品，村里又建立了饲料厂，生产的混合饲料提供给养鸡厂，养猪厂，养鱼场，其产品既满足生产又满足生活需要。原材料产品，半成品需要运输，又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随南街企业规模的扩大，知名度的提高，来参观、考察、经商的人也越来越多，又带动了商业、饮食等服务行业的发展。1995年又建立了南德宾馆，在南街，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上配套，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种养加齐发展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已经形成③。
3、“外圆内方”的南街村经济管理模式 南街村头有一条大标语：“依靠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南街村对外实行市场经济，开放搞活，对内实行计划经济，严格管理。“外圆内方”是南街村在经济建设中坚守的原则。所谓“外圆”，是为了求发展适应社会大气候，在市场经济往来中采取一定的灵活变通措施，如请客送礼拉关系等等。凭着这个“圆”，他们把日本人“圆”到南街村来了。为了吸引日资，南街村不惜重金为日本投资商建了一座日本风格的豪华别墅，内有小舞厅、卡拉OK厅、健身房、酒吧间。在南街村禁止打麻将，但这座小别墅是允许打麻将的“小特区”。南街村甚至花3万多元为他们购置了电脑控制的高级麻将桌，在他们人手不够时，三大班子领导还轮流陪他们打几圈，使他们高兴，以优越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投资环境吸引外商。仅这一家外商，短短3年时间里就先后与南街村合资兴建了彩印厂、胶印厂、麦恩食品厂和拉面厂4个企业。
所谓“内方”，是指严格的内部管理，规规矩矩方方正正，要求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廉洁自律一尘不染。用南街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丝不苟干南街事，一尘不染做南街人”。上至党委成员，下至业务员，在业务往来社会交往中收到的礼品、好处费、回扣款一律上交村集体。南街村还不断开展各种思想教育活动，如讲故事活动、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大讨论活动、整风活动“五献一留”(五献一留：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别人，奉献献给企业，孝心献给老人，信心留给自己。)活动等等，都包含着教育干部群众严守“内方”的内容，使人们严格律己，更加主动积极地投身于社区建设事业④。
4、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集体主义思想
南街村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们认为，“富裕不等予幸福，幸福包括富裕。”要全面发震，就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狠下功夫。他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有明确的思路，就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袭”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先进文化和特色文化教育人，对全村干群强化公心教育。为使这项工作寓有成效和特色，村党委设立了宣教办和文明办，专门负责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强化教育管理，不断提升广大干群的思想素质和文明素养。
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村党委建立了报社、电视台，作为宣传群众、鼓舞群众工具的同时，也开辟了向被套宣传南街村的窗口。村党委还重视职工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立丁艺术团、戏校、女子军乐队、职工娱乐中心中心等，文化活动开展的非富多彩、有声有色。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村团委成立了200多个学雷锋活幼小组，活跃在全村各个角落。他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闻，打扫公共卫生等。《南街村报》长期开设“文明花”专专栏，大力宣传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妇联会每年都要开展吸纳进评比活动，一许多“好夫妻”、“好婆媳”、“五好文明家庭”等相继涌现；企业经常开展“最佳职工”、“先进班组”和“企业标兵”等评选活动；党受干部和业务人员经常上交业务往来的礼品礼金等。多年来，南街村共为抗洪救灾、抗震救灾等社会捐款达2000多万元。整个南街村形成了人人爱集体、个个讲奉献的文明新风。南街村经济发展、人心思齐、文化繁荣、村风文明，形成了一幅新农村的新景象⑤。
5、建立严格的村内制度，保障和谐发展
南街村村民过着平等而稳定生活的南街村的现状值得关注。南街村的体制是在严格的规章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街村可称为“村的宪法”的规章制 度。这一制度分思想、工作、生活三方面，共有23条，违反者将受到处罚。村里还有定期从思想、纪律、卫生等十个方面检查各家庭执行规章制度情况的制度。根据检查结果，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合格，部分福利就得自费。据村民说：“满分的家庭很少，大多数家庭都是总有某个方面不合格。” 福利是村民生活的基础，村当局在这方面掌握着大权。村民不得不乖乖地服从村当局及各项规定。南街村用非同一般的做法，保证了所有人都能过上一定水平的生活。从这点说实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
三、南街村发展模式的潜在危机
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在连续7年销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2005年，南街村集团的销售收入急跌至10亿元，和1997年的巅峰数据16亿元相差极大。这些数据都暴露出南街村模式存在的不足，面临着一些潜在危机。
1、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并非完美无缺
南街村实行的集体经济的体制是区域性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劳动群众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实行合作经营，使生产、管理集中进行，资源统一配置。就包容性发展的要求而言，一个健全的、可持续的经济体系需要多种所有制形式协调共生，更重要的是，包容性发展从根本上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不仅会阻碍资源的合理流动，抑制劳动力的自由发展，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和创新。南街村有着“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美誉，“共产主义”要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为个体提供的发展环境是“不自由也不全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单一集体经济体制的管理体系缺乏层次的独立性。南街村以王宏斌为核心的“三大班子”对南街村的各项事务全面管理，为了维持这种幅度过大、层次过少的管理体系运转就要增加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这会造成巨大的资源非生产性浪费。从微观角度出发，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因而造成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南街村实施集中计划下的生产模式，劳动者在既定框架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机械工作代替了自主创新，这种隐形的人力资源抑制作用也会严重影响南街村整个经济体的活力。
2、封闭式“工资+ 供给”的社会福利模式隐忧重重
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 供给”的福利制度，绝大部分生活资料靠集体免费供给[2]。1992年，南街村提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公有”的建村目标。王宏斌说：“要使南街村富到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3] 在改革开放初期，南街村的福利模式确实很好地满足了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需求变化，这种福利模式的隐忧会凸显。
首先，封闭式的“工资+ 供给”模式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个性化生活需求，生活水平很难真正提升。这种福利模式仅限于南街村这一行政区域，并且这种模式供给的福利产品相对于人们的个性化生活需求显得单一。其次，长期的福利供给会造成“福利依赖”的负向激励，严重影响经济效率。低工资使村民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无法被激发，福利的长期性使村民外出打工赚取高工资的机会成本在时间因素的作用下被扩大了。再次，排他性的福利供给有悖于包容性发展的“主体全民性、机会的公平性、成果共享性”原则。集体福利的排他性体现在资格限制上：村名资格和村民遵守“村民公约”的良好表现。这就将外来打工者基本排除在享受集体福利之外，外工参与了南街村的价值创造过程却不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显然，这种排他性模式因“村民资格”产生了起点不平等，在发展过程中机会也不会均等，这就必然导致成果不可共享。
3、“能人政治”治理结构亦有“不能”之处 “能人政治”模式强调能人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作用。在南街村，王宏斌集村中大权于一身，既担任村党组织的一把手，又担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监督机制缺失、制度性欠缺等内在缺陷。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对群众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在充分激发村民的民主意识方面，“能人政治”结构的包容性略显不足。首先，“能人政治”模式缺乏必要的决策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容易造成决策失误和滋生腐败现象。由于能人掌控的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以至于村级公共权力组织甚至国家法律有时都无法对其产生有力约束，因而村级治理能否公平、顺利的运作很大程度都依赖于能人的自我道德约束[5]。但乡村能人毕竟也有认知水平的局限性和趋利动机，这无疑会增大决策失误和腐败的风险。其次，“能人政治”模式缺乏制度性，这会对社会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这种模式以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乡村的治理方针会随着能人的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能人找不到与其治理思路相协调的继任者，那么这种先前的治理模式可能因此中断，造成乡村治理的非连续性，而政治层面的动荡必然对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⑦。
四、南街村发展给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启示
1、新农村的发展模式需要政府加以引导。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尚是新鲜的事物，借鉴其它地方的成功经验十分重要。政府要搞试点、树典型、加以正确引导，当初是南街村人就是通过学习刘庄经验，兴办工厂，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当今我国新农村发展模式，有国外、国内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关键是要结合当地实际。我国目前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新农村示范点，有的很成功，应该组织大家进行观摩、学习，在学习中要注意结合实际，切忌生搬硬套。
2、新农村的发展模式需要不断改革、不断创新。现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已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今后农村依靠发展小工业逐渐积累集体资本的模式难以模仿，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非农产业需要模式创新、制度创新。为解决吃饭问题，从发展乡镇企业起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要不断发展完善，并实现转型升级。政府在总结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基础上。应尽快完善村镇建设必要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建立必要的研究与管理机构，认真解决村镇建设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确定符合实际的城镇化标准，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制订切合实际的发展农村城镇建设的有力措施，全面推进城镇化进程⑥。
3、南街村的具体经验学习
南街村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以农村规模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在我国农村与农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可以完善农村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在对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问题上，“统”与“分”是不可分割的，“统”是为了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分”是为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两者必须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才能完善双层经营体制。(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把农民推向市场，把生产经营推向社会。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形不成规模，缺乏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在规模经济模式中，集体便充当了农户与市场的“桥梁”作用，使单个独立的农户以集体为依托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高农户在市场中抗风险的能力，保护农户的利益。(3)农业产业化的要求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之一便是农业的规模经营，这就要求规模经济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壮大生产经营主体，增强在市场中竞争力”(4)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可推动农村的城镇化。目前，农村城镇化的问题在于规模经济势力弱，无力投资城镇的基础建设。规模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城镇化提供资金，另外，它还有利于从区域发展的全局出发，统一规划、因地制宜，改变乡村工业的分散情况，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农村的经济聚集度，实现经济的规模和聚集效益。同时，规模经济有助于转换农村剩余劳动力，促使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从而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5)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有利于以工补农，担负起改造农业的重任，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促进高效农业的发展。(6)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可以增强农村社会化服务的范围，促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南街村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全国各地具体情况不一样，在对待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经营方式不可能生搬硬套或搞一刀切，而且，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个地区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也应有所调整，使其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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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一、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我国的监督机构：审计、纪委。纪委查出的问题是保护同志；审计出的问题不会受到重视。这就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二、没有真正的做好网底防护工程、腐败的产生是事后发现，事前预防不到位。
三、监督机构不产生真正的监督作用。监督机构只对下一级有查处权，中共中央纪委可以查处省部级单位，省部级单位可以查厅局级单位，厅局级单位可以查县处级单位。
四、官员为民服务的意识逐步淡失，而邪恶的欲望不断膨胀。
要扼制腐败:
一要增强监督者的责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
二要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真正落实中央《纪律处分条例》，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强化媒体监督，监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
三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把党风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第五篇：走出困境作文
走出困境作文
走出困境作文
（一）漫步于繁华的街市，残阳攀上了无延的天际，把世界渲染得不可一世。抬头望，却只觉得内心一片迷茫。十字路口，四条分岔路，我应该选择哪一条。
生活就像一盘美味佳肴，色泽鲜艳，味道鲜美。可是当酸甜苦辣咸在你嘴中混合搅拌，你的味蕾还会觉得这盘 佳肴 美味吗？
突如其来的的悲伤冲破了我这时所有的理智，在附近找到了小亭子，不得不泪流满面。行人来来往往，并未注意到不远处的亭中有个渺小的身影。少有路过的孩童拉着大人的手指向我，也被匆匆拉走。看吧，如今社会的冷漠。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束车灯照在我脸上，稍纵即逝。我抬起头，泪眼模糊。在一片朦胧之中，我想看清这个世界。
代替残阳血红的是深蓝色，随后又转为无尽的黑。这个世界本应该和天空一个颜色，却因为街灯的点缀而变得与众不同。
百年老树古怪的身影挂上了星星点点的小灯泡，发出了让人心静的白光。有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那树上的精灵也随风舞动。沿街的草丛中装上了绿色的霓虹灯，乍一看使人心惊。若能继续欣赏，便会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使它们变得神秘。其实他们本身就是纯粹的绿色，只不过因为丛林与他们相呼应转而变得美好。
清一色的房屋早早就装上了灯管，如今才发出绚丽的光彩。渐变的颜色使得死气沉沉的建筑物有了生机，他们像古老的宫殿，却又像摩登的别野，周围笼罩着迷人的光环。灯红酒绿，繁管急弦。在任何一个上流的社会都通用的词语。可曾想过，普普通通的红绿灯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它们永远在人们的上方，抬眼就能看见。在种种亮丽灯光的衬托中，它们显得卑微，渺小。可是他与所有点缀的灯不同，它们为人们指明了方向，在黑暗中清晰不已。
我无法描绘他们在夜色中是如何的光明伟大，但这时却让我的心豁然开朗。
形形色色的灯赋予着自己特有的光芒，照进了我被蒙蔽的心中。那些乌云掩盖的尘垢被一洗而尽。
漫步最大的好处不是能见到许多美好的风景，而是走着走着，在一个际遇下，忽然重新认识了自己。这一次，我终于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生活从不会因为我们的放弃而简单一丝一毫。我们不能因为一次挫败就忘记了原来想要到达的远方，生活不一定是一直美好的，但一些事能让我们变得坚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我们却被一个水杯约束了生命。
身后的灯光依然闪烁着，而我早已因为它们而豁然开朗。
走出困境作文
（二）风迎着我走来，雨随着风的怒吼，点点水珠滴落在我的身上，任凭风与雨的交织，我知道，不能停下，哪怕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走上前去，尽管你不知何时会摔倒，但风会停止，雨会停止，你终会站起。
不要等待，风雨道路总是泥泞、人生之路总是坎坷，困境总是需要爱的呵护，一点感动、一些安慰、一声呼唤。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让我用风雨作舟，手脚为航，划过彼岸。
挫折是我成长必备的良药，虽苦，但沁人心脾：没有挫折，也许我还沉浸如花的梦中，还一味的自我为是，放浪不羁。挫折，你教会了我；路错了，从走一条：失败了，再次站起；花谢了，等待下一个春天的到来。没有你，我将不会知道成功为何物，胜利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终点需要洒下多少汗与泪。感谢你——挫折，是你，让我不住任性，不在徘徊。有你，我将不在孤独。
历练让我不在放肆与张扬，不懂得辛苦，就不知道来之不易，不下河，就知水之深浅。放肆是我曾经许下的诺言，张扬是因为我无所畏惧所放下的错。历练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百折不挠的爬起，从不为放弃找任何说辞，也从不为失败找任何借口。总是会有一些不如意，但是，有一天当你站在最高处时，你还会觉得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吗？
时光是那样的无情，他夺去了你我青春，夺去了你我还未寻回的梦，夺去了我们曾经许下的誓言。我无法挽留，就让他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中吧，任凭海浪的吹打与狂风的怒吼。我总是一往无前。
我再次站立，只因有你的存在。我要向你宣战，害怕只会让我更加退缩，只有前行，才是我唯一的夙愿。
走出困境作文
（三）不管你怕不怕困境，现实中的困境却无法避免。
一、根源何在
困境中的人们总爱呼天叫地、埋怨世道不公，结果不但走不出困境，而且陷入了更痛苦的深渊，丝毫不见“柳暗花明”的转机。
办法，我们总会得到！我们不愿囿于困境之中，我们渴求解脱！
“根源何在？”一个声音响彻脑际。对呀，“唯物主义论”主张透过事物的现象看本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猛然间，一个例子涌入脑中：有两个人做生意折了本，仅剩一文钱，其中一人准备扔掉时，另一个灵机一动，说：“有办法了。”于是他们用一文钱买了几张彩色纸，再捡起些树枝，做成了一些玩具小风车，拿到集市去卖，很快便销售一空。而后他俩用所得的钱做本钱，继续做这不起眼的生意。几年过后，他俩成了富翁。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困境”的“困”，在于人的“不能”。我恍然大悟！
二、最重要的
要走出困境，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有实干精神。自古以来，所有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无一不是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人。古语有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就告诉我们：唉声叹气不是办法，幻想憧憬不是办法--只有信心十足地去干，才能走出困境。正所谓“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如果不去干，建国初期，我们也不会建大庆、胜利等大油田，使我国摆脱了靠进口钢铁、洋油过日子的困境；如果只是干等干靠，比尔·盖茨也不会当上微软公司的总裁，一跃成为世界首富。这样的事例太多了！爱迪生花了整整十个年头，经过五万次左右的实验，发明了蓄电池；狄更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到街头去观察谛听，记下行人的只言片语，写出许多文学巨著；著名科学家竺可桢70多岁还到野外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直到1974月2月6日临终的一天还不忘做科研记录。不靠自己，能行吗？有飞来的山、落镜的湖，有背来背去的王屋太行，名山大川自可以用传说来解释，惟有长城不能。因为只有“干”才是筑起万里长城的一块块扎扎实实的“青砖”。因此，我们应该说：困难算什么？我们能干！
三、百折不挠
古今中外，能成功的人从来都是敢于承受挫折的人。如果一个的内心脆弱，不能承受哪怕是轻微的震颤，那他必会成为困难的俘虏，永远一事无成。周文王受拘禁而演《周易》；司马迁忍受遭宫刑之痛完成《史记》；贝多芬克服耳聋的巨大障碍，写成了世代不朽的《命运交响曲》，如此事例，不胜枚举。敢于直面人生挫折，勇于接受困难的挑战，即使眼看山穷水尽，仍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如上之言而为，还怕什么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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