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宗教组织与农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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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农村基层宗教组织与农村治理研究

农村基层宗教组织与农村治理研究

——以浙江为例

张永明

宗教是人类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宗教对社会的发展既起到积极的作用, 又有消极的影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 我们既不能忽视它的作用, 也不能扩大它的作用, 必须发挥宗教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克服消极影响,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文明、民主发展。本课题分析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农村发挥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关键词】 基层宗教组织;农村治理;浙江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宗教组织就是由信教者所结成的、具有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与仪式, 并共同遵守一定的制度与规范的社会组织, 它是宗教得以在社会上存在的载体, 宗教仪式和宗教符号都是宗教组织的象征。乡村治理最初是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提出来的。研究中心的著名学者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进行, 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 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俞可平认为: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 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这里的公共权威既可以是官方的, 也可以是民间的, 或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党国英将乡村治理的定义为:乡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制度, 包括选举政府首脑、监督政府工作和设置政府更迭的程序, 也包括政府制定、执行政策的能力及居民对这些制度的服从状况。??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 农村治理结构也相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参与农村治理发挥的积极作用

我国是一个民族宗教比较复杂, 信教人数比较多的国家, 主要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浙江省是宗教历史悠久、教徒人数众多、宗教活动比较活跃的省份, 据不完全统计, 浙江省信教群众人数约180万, 其中基督教信徒150 多万, 天主教信徒20万左右, 伊斯兰教信徒10000人左右,佛教僧尼约5500人, 道士、道姑约3500人, 佛教、道教信徒人数无法统计。

古今中外研究宗教的专家都比较一致地肯定宗教促进社会稳定有序,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从我们对浙江农村基层宗教的调查了解来看, 农村基层宗教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主要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在家庭和社会公德建设中发挥团结和睦的作用

宗教道德是宗教教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宗教中最容易被人接受, 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部分。宗教道德中包含着许多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的内容, 信教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建设中也作出了努力,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调查, 宗教道德在解决一些家庭和社会纠纷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通过对如果您和邻居或者夫妻闹矛盾了通常找谁解决? 一题的问卷调查结果: 有589%的人表示自己解决, 同时也有847% 的人不愿意透露这一项信息, 也有1864%的人表示找宗教组织及相关负责人帮助解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般信教群众基本上都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做到与人为善, 在处理邻里关系、婆媳关系等方面能互相谦让。据了解, 在五好家庭、双文明户中, 教徒家庭的比例比较高, 如宁波市就有1600多户信徒家庭被评为五好家庭、双文明户。由于宗教道德的约束, 信教群众中很少有偷盗、赌博、嫖娼、吸毒、斗殴等行为;在经济活动中, 也基本上能坚持诚信原则, 较少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行为。如1997年浙江省平阳市43000名基督教徒的犯罪率等于0% , 可以说在法制仍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对法律还起着一定的补充作用。(二)在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中发挥扶贫济困、慈悲救世的作用 在我国农村,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建立起来,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单门独户的农民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折腾, 一遇到这类情况就会束手无策, 于是不少宗教组织就担负起了目前社会体制无法全部承担的社会救助功能, 做一些扶贫济困的好事。为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浙江许多宗教组织在内部设立了基金会, 作为社会的慈善机构。1997年, 宁波市弘法慈善基金会在七塔寺成立;台州佛教协会慈善公德会至今已累计向全社会捐助善款500多万, 衣服等物资260万件, 价值超过3000万元;湖州嘉善县龙庄讲寺, 成立一个慈善机构志莲慈济会, 倡导每位会员每天节省1元, 用于支助需要帮助的人。该慈济会自2002年底成立以来, 共资助26585元。同时浙江农村基层宗教团体积极参与赈灾救灾支援灾区建设。四川汶川地震时, 各基层宗教组织积极捐款捐物, 仅平阳县佛教捐款达68万元。从2001年至今, 浙江基督教捐款达到1100万元, 而佛教从2003年至2008年中更是捐赠了6000 多万元。另外, 各宗教组织经常在当地开展各种公益类的活动, 参与社会助老助学, 支持社会建设。宁波市佛教界2000年9 月建成居士林, 为困难老人提供养老;乐清市道教协会向大荆市中心小学捐助200 万元。国家宗教局事务局消息,近5年来, 浙江省宗教界共为各类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捐物达217 亿元,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三)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提高村民文化水平, 丰富农村精神生活的作用浙江农村的信教群众总的来看呈五多的特点, 教徒总量多, 妇女教徒多、文盲教徒多、病残教徒多。据统计, 浙江省宗教信徒中, 农村人口占82.46% , 女教徒63.44%, 年龄60 岁以上的34.95% , 文盲占20.25%。

针对农村教徒文化素质较低, 对宗教教义理解不够的情况, 一些宗教组织利用教堂办文化补习班, 专门为村民进行文化补习。如温州农村的基督组织为了能使信徒读懂圣经, 对当地村民尤其是妇女和老人开设 识字班。同时一些农村宗教组织为了扩大信教人数, 争取信教群众, 早在上世纪80 年代, 不少地方基督教开设少儿班。从开始时以替信徒们临时看管小孩为初衷的托儿班, 发展到现在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神学思想的神学班;有的基督徒甚至提出 信基督要从娃娃抓起的主张。识字班 和 少儿班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和少儿的文化水平。浙江许多地方虽然经济发达, 但不少农村仍存在着三无现象, 即无文化站、无娱乐设施、无文体活动, 村民精神生活贫乏, 教堂成为人们活动唯一的公共场所。在教堂中, 人们能欢聚一堂, 谈天说地, 交流感情, 抒发郁闷, 宗教仪式洋溢着真诚祥和的氛围。这对于建设当地文化、社会的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力地补充了农村人文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空白之处。(四)在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推动民间信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于宗教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说: 如果一种宗教能够在人的心理或性格上产生积极的作用, 使人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 提高劳动效率, 那么这种宗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这段话罗伯特 巴罗从理论上分析宗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浙江农村的具体情况, 宗教道德在推动民间信贷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农村经济规模小, 抗风险能力弱, 银行不太愿意贷款给村民, 所以村民发展经济, 大多数只能靠民间借贷, 但是, 在农村不少村民诚信度不高的情况下, 一些富裕的村民不敢随便贷款给其他村民。而信教民众由于受到教义教规的影响, 一般比较诚实守信, 教徒之间的借贷比较放心。所以在浙江农村, 教徒之间的借贷关系比较普遍。以温州的民间借贷为例, 民间借贷非常活跃,已成为地区性、经常性的普遍活动。据陈东升对瑞安市汉田村的调查, 114个样本中, 92% 的家庭创办企业时向亲戚、宗族、朋友借过钱, 84% 的家庭借过钱给别人。调查显示, 人们对宗教与经济的关系认识较为复杂, 因人而异。15.6%人认为宗教和经济没有什么关联, 388% 的人认为宗教和经济之间是促进的关系, 高达45.7% 的人说不清宗教和经济的关系。

二、浙江农村宗教组织在农村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宗教热削弱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人是群体性生活的动物, 人的活动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当宗教势力在农村的影响力还比较小的时候, 农民遇上难题, 首先依靠党和政府。随着宗教热在农村的兴起, 一部分农民在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之后, 这些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教友和宗教组织, 开始从感情上和行动上疏远了党和政府。在温州农村存在着基层干部、甚至党员干部信教的情况, 而且此种情况还有上升的趋势。例如在XX 村的调研中, 村里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宗教的虔诚信徒, 而且村委基本上不会干涉宗教事务, 甚至会大力促进宗教的发展。在浙江一些宗教力量过分强大的农村, 宗教组织要求信教群众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 以至于基层组织无法有效地去贯彻和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无法承担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领导职责。宗教势力经常组织集会, 不断向群众灌输宗教信仰, 时间一长, 一些群众就对宗教笃信不疑。农村基层宗教狂热, 使个别党员干部也抛弃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 投身宗教组织。随着宗教力量在农村日益增强, 宗教势力不甘于只在民间发展, 开始逐渐向基层组织中进行渗透, 力图获取农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浙江许多农村地区重新兴起修族谱、宗祠、寺庙的热潮, 许多农民皈依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组织, 宗教活动日益兴盛, 更有甚者, 不少党员也参与其中。

(二)宗教组织的活动影响农村村民自治的建设

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 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面推进村民自治, 也就是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村级民主决策、村级民主管理和村级民主监督。宗教组织活动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影响村民公民意识的形成。在农村如果宗教组织过于强大, 宗教意识过于强烈, 村民的 公民意识 就难以形成, 必然形成过于强烈的宗教认同, 使国家权力意志贯彻不能够顺畅。宗教组织的活动也影响农村的民主选举。在浙江宗教势力比较强大的农村,宗教组织对村民的民主选举产生很大的影响。李庄一名干部说:近年来农民纷纷信教, 教会聚会比干部还整齐, 教会对于政治事务, 如村委会的选举、乡人大选举是不能介入的, 但在村民自治选举中,往往以姓氏、宗族、宗派、财富等为形式组织起来的帮派势力越来越大, 在有些地方甚至操纵村民选举, 对村民自治造成严重影响。农村帮派意识增强导致农村内部利益冲突加剧, 农村内部团结受到削弱, 从而也对农村自治造成不良影响。(三)部分非法宗教组织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安全

在浙江农村, 大部分宗教组织是遵守国家法律的。但一些宗教组织, 特别是邪教组织打着宗教的外衣, 进行封建迷信和违法犯罪活动, 给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带来不小的危害。如温州的呼喊派以温州苍南为基地向周边渗透;无固定教义的圆通派 常在农村做道场非法牟利, 收敛钱财。一些非法宗教组织散布谣言, 造谣惑众, 破坏社会稳定。1999年 实际神 邪教组织由杭州富阳、湖州、上海等地渗入嘉兴市, 在信教群众中大肆散布谣言, 四处宣扬末世论、地球爆炸论 等, 称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耶稣即将要降临, 审判世人, 大灾难马上来临, 对世界不要有盼望, 跟着实际神 才有企盼, 鼓吹信其教才能 免灾、保平安、升天堂 等谬论, 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 外来人员的增多, 国内外的一些异端邪教总是试图借助各种理由, 扩大影响,一些邪教组织同境外非法组织勾结, 危害国家安全。比如经济较发达的义乌市, 对外开放度高, 人员流动性强, 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较为突出。

(四)乱建寺观庙宇教堂, 给村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管理困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浙江区域信教群众城马鞍形发展曲线。改革开放后, 浙江农村宗教信教群众呈快速增长的势头, 但各种宗教数量增长不一。如义乌宗教原仅有佛教、基督教两大宗教,现发展到五大宗教, 还有一些外来宗教, 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信教群众人数从1990年近万人发展到2008年的3~ 4万人。从发展趋势看, 随着义乌市场经济的持续繁荣, 到义乌来经商创业的外来人员将日益增长, 同时信教群众也将随之增长, 这种趋势将不会改变。就浙江农村而言, 基督教发展最快, 佛教、道教次之, 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当地人口自然增长同步。信教人数剧增, 加上少数村干部对乱建寺庙认识模糊, 误认为这样有利于农村社会和家庭的稳定, 少数企业老板将自己致富归功于佛的保佑, 一段时间助长农村修寺建庙的热潮。1996年浙江全省专项治理的统计, 共有非法建造的寺观教堂、小庙小庵2万多处。宗教的狂热和乱建寺观庙宇, 给农村带来很大的危害, 直接增加群众负担, 建造小庵小庙动辄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至上千万, 这些费用大部分是由群众捐助和集资来的;同时也助长了封建迷信, 污染社会风气, 冲击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 妨碍了政府对宗教的依法管理。小庵、小庙的建造, 一不办理土地征用, 二不办理建房申请, 三不办理宗教活动场所审批手续,造成管理上的失控, 增加了宗教管理的难度。

三、发挥宗教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农村宗教问题是新农村建设无法回避、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定的基本国策。纵观我国和世界宗教的历史, 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 宗教要适应其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才能存在和延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宗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活动的, 因此, 宗教必须和社会主义相适应。(一)正确认识宗教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农村基层宗教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 就要正确认识宗教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既不能夸大, 也不能忽视;既要看到积极的作用, 也要看到消极的影响。宗教工作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 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江泽民同志指出: 民族宗教无小事, 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 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充分认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就要避免宗教工作的短视症。宗教长期存在, 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重要观点, 因此, 必须把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作为一个根本性问题来强调, 既要着眼于眼前, 又要着眼于长远, 坚持不懈地做好宗教工作。要正确认识宗教的特殊复杂性, 避免宗教工作的简单粗暴。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与一定的社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有的干部在认识上有误区, 要么放任不管, 要么简单粗暴, 不愿管、不敢管、不会管;有的热衷于搞 宗教搭台、经济唱戏, 客观上助长了宗教热。宗教的复杂性, 要求我们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必须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 善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善于把宗教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严格区分开来, 正确而慎重地处理。要正确认识宗教的两面性, 避免放大宗教的积极作用, 忽视消极影响。目前在农村干部中更多的是从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角度出发去认识、看待、分析宗教, 而对消极影响重视不够。2007年浙江省委党校对全省地市党校、社会主义学院的90 名干部进行问卷调查, 认为宗教的社会发展 起积极作用 和利多弊少 的达77.2%, 而认为 弊多利少或起消极作用 的只有17%。

(二)发挥宗教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社会关怀和社会服务功能

宗教在当代社会以社会关怀和社会服务为其主要的社会功能, 并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政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会关怀是从社会的角度给予的对人的关怀, 包括对人作为一种生物个体或生物种群的生理性关怀;对人作为一种精神实体的人文精神性关怀。在现代社会中, 资本、大工业、高度的竞争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高度不安全感也意味着 物 与社会 对人的高度的异化, 意味着人与人的疏离、生活意义的迷茫、精神方向的丧失, 在物质性的繁华和各种成就感的深处, 是心灵的孤独与漂泊。宗教的社会关怀主要体现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人生关怀。在人生遇到强大的自然力和社会的盲目力量面前的命运的思考, 对人的精神依托感的关怀、对本原性和终极性问题的思考的关怀等, 它体现宗教确实能够对一部分人群有精神抚慰、心理调适的作用, 能给人们的精神需求以虚幻的满足。宗教的社会服务,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慈善事业。在过去的几十年, 我国政府一直承担巨大的社会福利责任, 并且投入了大量的社会资金、人力和物力,但随着我国老年化的日趋加剧, 有限的政府资源不能满足社会的种种社会福利慈善需要。在政府投入这个来源之外, 开辟更多的渠道来满足更多的社会福利缺口, 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国外经验看,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推行允许和鼓励教徒以及宗教团体积极参与社会福利的政策, 大量的福利由宗教团体来承担。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宗教团体一年用于慈善事业的就达500亿美元。宗教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和社会福利事业, 这在客观上减少了政府的负担, 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也有助于小政府、大社会 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这既能有效地发挥教会社会慈善的功能和财力, 又能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 改善地方公共服务及社会慈善事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我们党要使宗教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 应当在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总目标下, 着眼于社会主义对人的深层精神关怀, 以一种主动的态度将宗教的社会关怀作用纳入我们的社会关怀体系中, 发挥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积极作用。(三)既加强爱国宗教组织的建设, 又要坚持宗教组织不干涉农村事务的原则

加强爱国宗教组织建设, 发挥宗教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作用, 是做好农村宗教工作的重要环节, 中共中央[ 1991] 6号文件指出: 爱国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教育宗教界人士的桥梁。充分发挥宗教团体的作用, 是贯彻好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加强爱国宗教组织建设, 关键是要培养一支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有宗教学识, 能联系信教群众的高素质的教职人员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支持宗教团体的建设, 切实为宗教团体解决办公场所、宗教院校的实际困难。同时, 宗教组织不能干预农村事务。从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看, 宗教组织不干预政事, 是宗教活动的基本准则。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19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 将美国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19 世纪的宗教观分析得淋漓尽致。他认为美国的宗教虽多, 但人们对国家事业和制度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宗教从来不参与社会管理, 但却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宗教组织不能干预农村事务, 是由宗教组织的管理运作方式决定的。宗教的管理运作主要是凭借成员的信仰、博爱, 要求的是发自内心的虔诚和自愿服从, 宗教团体使其成员忠于职守的唯一手段仅仅是规劝、训诫和勉励。如果经过这些手段仍不能使违反者改邪归正,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可循, 只好将这种没有希望挽救的顽固者逐出教会。这是教会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项权威。因而以宗教组织的方式管理社会, 那显然是管不了、管不好、管不下去的, 因为社会比教会复杂得多。宗教组织式的管理只能局限在部分人(教徒)的部分事务中, 如果将此推广到全社会, 对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所有事务都进行灵魂介入, 就必然使社会走向专制。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 人民习惯将政治事务与宗教非政府组织划分, 普遍不赞同神职人员参与政治选举, 也不太接受在教会中从事政治活动。从浙江省一些地方的调查情况来看, 基督教自觉远离政治, 绝大多数地方的基督教会与当地政府、社区、村委会都能保持较好的协洽关系, 而且能积极、主动地配合地方政府、社区、村委会完成各项任务。为防止个别宗教信徒参政, 避免出现宗教领袖政客化, 干预农村事务, 在农村党政干部选举中, 可明确规定信徒不得参与村支部书记及村主任的竞选。

(四)发挥宗教领袖在处理宗教事务中作用,避免用行政手段解决宗教与社会的冲突

宗教的群众性使宗教往往构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处理得好, 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处理得不好, 就会产生消极作用, 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在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 宗教一方面在促进农村稳定, 发挥社会慈善功能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宗教组织与教民也存在与政府、社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教堂、信徒扩大宗教活动场所的要求与地方政府节约土地、限制宗教发展的政策会发生冲突;教堂、信徒扩大其社会公益活动范围的要求与政策限定之间可能不一致。比如农村教会为方便村民, 提出办幼儿园、小学等。面对这些可能产生的种种冲突, 政府部门要尽量避免用行政手段来解决, 要充分发挥宗教领袖的作用, 发挥宗教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宗教领袖一般被称之为精神领袖, 在信教群众中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往往会成为整个宗教共同体团结的核心, 凝聚和控制着众多的群众, 在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时, 甚至可以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宗教领袖以其对信仰精神的深刻把握、对人类发展高屋建瓴的洞观, 以及以其独有的宗教睿智和人格魅力, 可以对广大信徒和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感染力和深远的影响。农村基层的宗教领袖在社会整合功能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 在过去的历史中, 宗教领袖为消除矛盾、化解冲突已做出了种种努力。在中国历史与现实中, 不少宗教领袖都提倡一种普世之爱和人人共享之和平, 从其宗教教义及传统中阐发其对和平的追求。2000年8月, 联合国主持召开了宗教与精神领袖世界和平千年大会, 大会的主题便是 号召对话, 发挥宗教领袖在转化冲突中的作用, 朝向宽容与和解、结束贫穷的肆虐和环境的恶化。习仲勋特别强调做好对宗教领袖的统一战线工作, 重视发挥宗教领袖的作用, 民族事务复杂, 学问大得很。领袖人物的情况要摸清, 便于工作。

[注 释] [1] 孙雄: 浙江宗教状况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01年第1期。

[2]《浙江宗教参与社会慈善事业》, 浙江宗教网, 2009 年11 月25日。[3]陈立旭、潘捷军等: 《乡村文明: 新农村文化建设 基于浙江实践的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4] 陈东升: 《村落家族文化对对韩田村汽摩配业影响》, 温州论坛, 2000年第4期。

[5]王卫平: 《宗教关怀在社会关怀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理论与改革, 2003年第5期。

[6]江泽民: 《论民族工作》, 华文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60页。[7]徐以骅、秦倩、范丽珠: 《宗教与美国社会》, 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7][英]洛克: 《论宗教宽容》, 吴云贵译, 商务出版社, 1982年版,第11页。[8]《怀念习仲勋》, 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版,第85页。

第二篇: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0701

农村基层治理机制问题研究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不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立健全符合国情、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不断丰富与完善,逐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当前群众利益主体多元化、农民民主法制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背景下,中央提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健全乡村治理机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利益格局也不断调整,广大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46%,农民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关注前所未有;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农民对事关切身利益的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经济权益更加重视;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农民要求村务公开、透明,参与村集体事务决策的呼声也渐高。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乡村治理的首要一环,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总体要求是: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以保障群众主体地位为核心,以建立村民议事会制度为突破,积极推行村级自治事务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村民自治职能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机制,拓宽民主参与渠道,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强化权力监

督约束,着力构建党组织领导下,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普遍的农村都无法以时俱进,在思想上,制度上都普遍存在问题,尤其在村级组织换届中暴露出了诸多问题,部分群众强烈反映本村上届班子财务不公开、管理不民主、处事不公正等,多次上访集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干部群众沟通不畅。一些村干部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事业发展、惠民政策落实上,向群众宣传沟通不够,“替民做主”。一方面部分群众对村务工作不知晓、不理解、不支持,另一方面不少干部被误解、受委屈,一些村因此干群感情生疏、情绪对立。

二是村务工作监督不力。个别村干部存在“家长制”作风,凭主观意志、人情关系办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不召开党员、群众会议,不按照制度程序办事,不听取群众意见,村务管理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有的村几年不做账,不公开账务,即使公开也是一笔糊涂账、“坨坨帐”,低保户评选不公开、不透明,“关系保”、“人情保”时有发生,因而群众对村级组织、村干部评价不高。

三是少数群众大局意识不强。当前农村兴办公益事业,既要靠国家的优惠政策支持、引导,更要靠群众自力更生、自主筹资筹劳。但少数有承担能力的群众大局意识、公民意识不强,推诿扯皮,只愿享受权利,不愿承担义务,导致农村发展不快,村级债务增大,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不和谐因素增多。

治本治根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克服上述问题,在于全面推行“一会五报告四评议”制度,通过加强村务监督、规范村务管理、深化村民自治,促进了干群关系融洽、社会和谐和加快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会”即召开全村党员及村民代表联席会。联席会由村支两委负责召集,每季度召开一次,分五个步骤进行:一是会前公示,提前3-5天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会议时间、地点、主要议题、两委报告等主要内容。二是征求意见,两委干部、参会党员、村民代表就公示的议题内容和党员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向其他群众广泛征求意见。三是两委报告,村支两委在联席会上从五个方面向参会人员做全面的工作报告,即“五报告”。四是评议讨论,参会人员根据两委报告的内容,从四个层面进行评议和讨论,即“四评议”。五是形成决议。两委干部现场梳理评议讨论的结果,引导参会人员就是否通过两委报告、村干部工作绩效评价、兴办公益事业、村民自治管理等村内大事进行表决,并形成会议决议。决议经参会人员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对村干部、全体党员和村民均具有约束力。凡涉及需提请村民大会讨论决定的事项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五报告”即两委干部在联席会上必须报告五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报告计划生育、退耕还林、农村低保、农业政策性保险等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二是报告公益事业的进展、资金筹集使用、质量监督管理等情况。三是报告村级财务收支情况。村级财务除每月公示外,每季度还要在联席会上向全体党员及村民代表做全面公开。四是报告上次联席会决议的落实情况。五是报告党员群众关心的其它问题的解决落实情况。

“四评议”即从四个层面进行相互评议。一是党员群众评议干部。主要是针对干部所做工作报告及平时工作实绩进行公开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干部评议党员群众。主要对党员群众参与本村的各项工作和效果进行评议。三是群众之间开展评议。以先进示范带动后进,让群众教育群众,真正让少数不支持工作、不履行义务的群众认识并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四是干部之间开展评议。让班子成员找准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症结,有的放矢进行改正,提升自身素质,提高工作效率。

在完善上述的村级管理制度的同时,提高村民的参政议政的意识。从各方面着手宣传村民主人翁精神知识,普及每个村名都有选举权的义务和被选举权的权利,从而使村民自主参加村里工作,真正形成村集体村家庭的氛围。

三、新机制下预期能取得的成效

一是加大监督力度,规范了村务管理。各村的工作思路、工作措施、工作途径,通过召开联席会,群众心中有数了,对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群众当即提出修改意见,村上的各项工作得到了群众更有效、更有力的监督,确保村务管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各村按照联席会上群众的要求,结合本村的实际,普遍推行了办公日制度、集体办公制度,确定每旬3天为办公日,村三职干部均到村活动室集体办公,受理群众诉求,方便群众办事。通过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实行每月到乡做账和每季度在联席会上公开账务,消除了群众疑问,重塑了干部良好形象,提高了干部威信。

二是深化村民自治,凝聚了发展合力。村务管理新制度的推行,扩大了基层民主,拓展了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途径,增强了群众的主体意识,提高了群众自我管理村级事务的能力,群众支持村务工作、履行应尽义务的积极性、主动性极大提高,凝聚了发展合力,促进了各项工作,且加快了发展步伐,改变了落后面貌

三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促进了社会和谐。“一会五报告四评议”通过党员、群众、干部间的互评活动,化解了干群、党群间的矛盾,促进干群、党群和谐,干部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群众对干部的信任进一步增强,同时也提高了村民自主参政议政的意识,体现了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

总之,面对经济发展严重不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现状,村支两委应充分发挥联席会作用,落实推行“一会五报告四评议”,宣讲政策、凝聚人心、破解难题,让发展为先的观念深入人心,引导干部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商定共同发展思路、目标、举措。

第三篇:农村基层治理-南街村

农村基层创新治理研究——以南街村为例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探索在中国农村从未停止。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村与村之间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传统习惯等千差万别,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应多种多样。改革开放3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使南街村踏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个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路,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乡结合的新型社区。他们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艰难曲折、不断创新的过程。南街村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个地区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也应有所调整,使其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需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新农村建设中,反思一下南街村的发展模式十分重要。关键词:南街村,基层自治,集体经济,农村发展

一、南街村的基本情况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面积1.78平方公里。紧靠1 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东临京848户,3 1 80口人.1 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产值就突破1亿元成为有名的“亿元村”,实现了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全国十大名村,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在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南街村几近实现了共同富裕,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南街村成功的关键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集体主义。南街村是国家4A级景区,长期生活工作在南街村做出突出贡献的非南街村籍人士,被授予“荣誉村民”称号。南街村集团是南街村创建的集体经济实体,下属28个企业,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这些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

南街村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殊荣。南街村集团多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荣誉称号:是中国食品工业质量效益奖企业、工业排头兵企业、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省百户规模优势企业、河南省重点服务企业、河南省科技企业和河南省民营科技企业50强等。“南街村”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

二、南街村发展模式解析

南街村模式的形成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特性是:在原有社队工业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资源面对外部大市场建立社区企业体系和社区企业制度,在工业集体推动下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在经济集体化基础上建构了特殊的分配体系和激励机制,形成了一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维系社区整合和社区企业发展。

1、以农促工,以工扶农,实现农业产业化 农业是当前农村经济的基础,如何稳步高效地发展农业是解决整个农村经济问题的关键。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采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曾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成了农业的第一次飞跃,然而在农村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新的形式下,这种方式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平原地区)已不再适应农业的发展。其主要弊端在于:(1)一家一户的经营,土地分散(据全国262个村庄的抽样调查,平均每户承包面积0.55hm2,分为9.7块),这样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也阻碍了土地的合理利用”l。(2)每家每户农机设施的重复配置造成了浪费,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形成增产不增收的局面。(3)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意识强烈,阻碍着高效农业和精细农业的发展。(4)农户处于无组织的分散状态,掌握市场信息较难,而且大多数农户素质较抵,市场意识和经济实力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抗风险能力差。

南街村在发展中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较好地解决了农业中存在的上述问题。1985年之后,该村将分到的土地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逐步收归集体,实行集体统一规模经营。该村从规划土地人手,建立集体农场,下设“五队~站”(农机队、积肥队、水利队、蔬菜队、大田管理专业队和良种科研站),队与队之间由集体调配管理,既分工合作又相互独立,合理调配着农业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采取农业规模经营的另一优势是大量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南街村现有67hnl2耕地,但只有70多人从事生产任务,仅占从事工农业生产总人数的1%,这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解放了农业生产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人口的转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南街村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以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采取了以工扶农,以工导农的原则。该村连续从工业积累中抽出420多万元资金,投资于农田基本建设,打机井、搞喷灌、上大型机械,改善生产件,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生产从耕种到收割全部实现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的高效发展。同时,南街村也注重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走高科技的农业发展之路。针对土地日益减少和当今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趋势,该村开发了“高科技农业区”,建设了六座占地面积1800 m2的6连栋Pc板温室和15座占地面积23240的3连栋EM210型双层气膜温室,生产优质的蔬菜、经济林木、花卉等。此外,该村还采用先进的技术如无土栽培、有机栽培、水培等生产绿色农产品和无公害食品。农业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和精确型②。

2、发展品牌企业,实现生产规模化

南街村地处平原,无山无矿无森林,但附近盛产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产品,村办企业充利用当地资源,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组建龙头企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骨干企业方便面厂、食品厂的发展,带动了面粉厂的发展,目前南街集团拥有三个面粉厂。南街生产的产品包装用纸箱,是由村里第一、第二包装厂生产;每年需要价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塑料包装,精制礼品盒,是村里合资企业“耐可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河南彬海胶印制品有限公司”生产。企业每年需要近500万元的花椒汤料,又带动了花椒种植业。为充分利用方便面厂,食品厂,面粉厂的下脚料和副产品,村里又建立了饲料厂,生产的混合饲料提供给养鸡厂,养猪厂,养鱼场,其产品既满足生产又满足生活需要。原材料产品,半成品需要运输,又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随南街企业规模的扩大,知名度的提高,来参观、考察、经商的人也越来越多,又带动了商业、饮食等服务行业的发展。1995年又建立了南德宾馆,在南街,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上配套,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种养加齐发展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已经形成③。

3、“外圆内方”的南街村经济管理模式 南街村头有一条大标语:“依靠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南街村对外实行市场经济,开放搞活,对内实行计划经济,严格管理。“外圆内方”是南街村在经济建设中坚守的原则。所谓“外圆”,是为了求发展适应社会大气候,在市场经济往来中采取一定的灵活变通措施,如请客送礼拉关系等等。凭着这个“圆”,他们把日本人“圆”到南街村来了。为了吸引日资,南街村不惜重金为日本投资商建了一座日本风格的豪华别墅,内有小舞厅、卡拉OK厅、健身房、酒吧间。在南街村禁止打麻将,但这座小别墅是允许打麻将的“小特区”。南街村甚至花3万多元为他们购置了电脑控制的高级麻将桌,在他们人手不够时,三大班子领导还轮流陪他们打几圈,使他们高兴,以优越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投资环境吸引外商。仅这一家外商,短短3年时间里就先后与南街村合资兴建了彩印厂、胶印厂、麦恩食品厂和拉面厂4个企业。

所谓“内方”,是指严格的内部管理,规规矩矩方方正正,要求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廉洁自律一尘不染。用南街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丝不苟干南街事,一尘不染做南街人”。上至党委成员,下至业务员,在业务往来社会交往中收到的礼品、好处费、回扣款一律上交村集体。南街村还不断开展各种思想教育活动,如讲故事活动、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大讨论活动、整风活动“五献一留”(五献一留: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关心献给别人,奉献献给企业,孝心献给老人,信心留给自己。)活动等等,都包含着教育干部群众严守“内方”的内容,使人们严格律己,更加主动积极地投身于社区建设事业④。

4、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集体主义思想

南街村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们认为,“富裕不等予幸福,幸福包括富裕。”要全面发震,就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狠下功夫。他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有明确的思路,就是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袭”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先进文化和特色文化教育人,对全村干群强化公心教育。为使这项工作寓有成效和特色,村党委设立了宣教办和文明办,专门负责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强化教育管理,不断提升广大干群的思想素质和文明素养。

为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村党委建立了报社、电视台,作为宣传群众、鼓舞群众工具的同时,也开辟了向被套宣传南街村的窗口。村党委还重视职工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成立丁艺术团、戏校、女子军乐队、职工娱乐中心中心等,文化活动开展的非富多彩、有声有色。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村团委成立了200多个学雷锋活幼小组,活跃在全村各个角落。他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闻,打扫公共卫生等。《南街村报》长期开设“文明花”专专栏,大力宣传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妇联会每年都要开展吸纳进评比活动,一许多“好夫妻”、“好婆媳”、“五好文明家庭”等相继涌现;企业经常开展“最佳职工”、“先进班组”和“企业标兵”等评选活动;党受干部和业务人员经常上交业务往来的礼品礼金等。多年来,南街村共为抗洪救灾、抗震救灾等社会捐款达2000多万元。整个南街村形成了人人爱集体、个个讲奉献的文明新风。南街村经济发展、人心思齐、文化繁荣、村风文明,形成了一幅新农村的新景象⑤。

5、建立严格的村内制度,保障和谐发展

南街村村民过着平等而稳定生活的南街村的现状值得关注。南街村的体制是在严格的规章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街村可称为“村的宪法”的规章制 度。这一制度分思想、工作、生活三方面,共有23条,违反者将受到处罚。村里还有定期从思想、纪律、卫生等十个方面检查各家庭执行规章制度情况的制度。根据检查结果,只要有一个方面不合格,部分福利就得自费。据村民说:“满分的家庭很少,大多数家庭都是总有某个方面不合格。” 福利是村民生活的基础,村当局在这方面掌握着大权。村民不得不乖乖地服从村当局及各项规定。南街村用非同一般的做法,保证了所有人都能过上一定水平的生活。从这点说实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

三、南街村发展模式的潜在危机

从2004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南街村在连续7年销售收入逐年翻番的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2005年,南街村集团的销售收入急跌至10亿元,和1997年的巅峰数据16亿元相差极大。这些数据都暴露出南街村模式存在的不足,面临着一些潜在危机。

1、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并非完美无缺

南街村实行的集体经济的体制是区域性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劳动群众在生产与交换过程中实行合作经营,使生产、管理集中进行,资源统一配置。就包容性发展的要求而言,一个健全的、可持续的经济体系需要多种所有制形式协调共生,更重要的是,包容性发展从根本上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不仅会阻碍资源的合理流动,抑制劳动力的自由发展,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和创新。南街村有着“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美誉,“共产主义”要求“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为个体提供的发展环境是“不自由也不全面”的。从宏观角度出发,单一集体经济体制的管理体系缺乏层次的独立性。南街村以王宏斌为核心的“三大班子”对南街村的各项事务全面管理,为了维持这种幅度过大、层次过少的管理体系运转就要增加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这会造成巨大的资源非生产性浪费。从微观角度出发,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因而造成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南街村实施集中计划下的生产模式,劳动者在既定框架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机械工作代替了自主创新,这种隐形的人力资源抑制作用也会严重影响南街村整个经济体的活力。

2、封闭式“工资+ 供给”的社会福利模式隐忧重重

南街村实行的是“工资+ 供给”的福利制度,绝大部分生活资料靠集体免费供给[2]。1992年,南街村提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公有”的建村目标。王宏斌说:“要使南街村富到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3] 在改革开放初期,南街村的福利模式确实很好地满足了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需求变化,这种福利模式的隐忧会凸显。

首先,封闭式的“工资+ 供给”模式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个性化生活需求,生活水平很难真正提升。这种福利模式仅限于南街村这一行政区域,并且这种模式供给的福利产品相对于人们的个性化生活需求显得单一。其次,长期的福利供给会造成“福利依赖”的负向激励,严重影响经济效率。低工资使村民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无法被激发,福利的长期性使村民外出打工赚取高工资的机会成本在时间因素的作用下被扩大了。再次,排他性的福利供给有悖于包容性发展的“主体全民性、机会的公平性、成果共享性”原则。集体福利的排他性体现在资格限制上:村名资格和村民遵守“村民公约”的良好表现。这就将外来打工者基本排除在享受集体福利之外,外工参与了南街村的价值创造过程却不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显然,这种排他性模式因“村民资格”产生了起点不平等,在发展过程中机会也不会均等,这就必然导致成果不可共享。

3、“能人政治”治理结构亦有“不能”之处 “能人政治”模式强调能人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作用。在南街村,王宏斌集村中大权于一身,既担任村党组织的一把手,又担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监督机制缺失、制度性欠缺等内在缺陷。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对群众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在充分激发村民的民主意识方面,“能人政治”结构的包容性略显不足。首先,“能人政治”模式缺乏必要的决策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容易造成决策失误和滋生腐败现象。由于能人掌控的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以至于村级公共权力组织甚至国家法律有时都无法对其产生有力约束,因而村级治理能否公平、顺利的运作很大程度都依赖于能人的自我道德约束[5]。但乡村能人毕竟也有认知水平的局限性和趋利动机,这无疑会增大决策失误和腐败的风险。其次,“能人政治”模式缺乏制度性,这会对社会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这种模式以能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乡村的治理方针会随着能人的主观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能人找不到与其治理思路相协调的继任者,那么这种先前的治理模式可能因此中断,造成乡村治理的非连续性,而政治层面的动荡必然对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难以预期的影响⑦。

四、南街村发展给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启示

1、新农村的发展模式需要政府加以引导。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尚是新鲜的事物,借鉴其它地方的成功经验十分重要。政府要搞试点、树典型、加以正确引导,当初是南街村人就是通过学习刘庄经验,兴办工厂,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当今我国新农村发展模式,有国外、国内很多经验可以借鉴,关键是要结合当地实际。我国目前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新农村示范点,有的很成功,应该组织大家进行观摩、学习,在学习中要注意结合实际,切忌生搬硬套。

2、新农村的发展模式需要不断改革、不断创新。现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已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今后农村依靠发展小工业逐渐积累集体资本的模式难以模仿,如何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非农产业需要模式创新、制度创新。为解决吃饭问题,从发展乡镇企业起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要不断发展完善,并实现转型升级。政府在总结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基础上。应尽快完善村镇建设必要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建立必要的研究与管理机构,认真解决村镇建设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确定符合实际的城镇化标准,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制订切合实际的发展农村城镇建设的有力措施,全面推进城镇化进程⑥。

3、南街村的具体经验学习

南街村经济模式实质上是以农村规模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在我国农村与农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1)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可以完善农村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在对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问题上,“统”与“分”是不可分割的,“统”是为了发挥集体的优越性,“分”是为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两者必须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才能完善双层经营体制。(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把农民推向市场,把生产经营推向社会。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形不成规模,缺乏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在规模经济模式中,集体便充当了农户与市场的“桥梁”作用,使单个独立的农户以集体为依托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高农户在市场中抗风险的能力,保护农户的利益。(3)农业产业化的要求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之一便是农业的规模经营,这就要求规模经济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壮大生产经营主体,增强在市场中竞争力”(4)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可推动农村的城镇化。目前,农村城镇化的问题在于规模经济势力弱,无力投资城镇的基础建设。规模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城镇化提供资金,另外,它还有利于从区域发展的全局出发,统一规划、因地制宜,改变乡村工业的分散情况,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农村的经济聚集度,实现经济的规模和聚集效益。同时,规模经济有助于转换农村剩余劳动力,促使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从而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5)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有利于以工补农,担负起改造农业的重任,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促进高效农业的发展。(6)适度发展规模经济可以增强农村社会化服务的范围,促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南街村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全国各地具体情况不一样,在对待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经营方式不可能生搬硬套或搞一刀切,而且,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个地区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也应有所调整,使其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需要。

参考文献:

[1] 昝金淼.南街村模式探析.太原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22-24.[2] 乔青,董硕.南街村经济发展模式浅析.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6(3):53-56.[3] 鲁丰先.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21(3):36-38.[4] 张银龙.南街村社会经济发展调查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5] 盛干宇.一枝红杏出墙来记全国文明村——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中国集体经济.2008.(9):15-17.[6] 翟璐.对南街村发展历程的调研与启示.决策&信息.2010(1):111-112.[7] 徐倩,高传胜.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南街村发展模式再探析.经济研究导刊.2012(23): 28-29.[8] 郭荣朝.南街村模式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2006(1):31-32.[9]王蓓蓓.南街村发展战略解读.中国集体经济.2008.(9):10-11.

第四篇:耒阳市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耒阳市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现代化农村过程的发展,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其次是环境质量污染的日益严重,这在很大范围上危害到了大部分农村范围农民的身体情况。农村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必定会涉及到十八大要求的努力建造美丽中国、全力推动建设生态文明、有必要把构建生态文明放在建设完善小康社会的显著的战略方位、归纳为社会主义建造总体格局的策略。在生态污染情况非常严峻的今天,现代化农村过程中的保护环境工作是拭目以待的。对于耒阳市的农村生态环境情况也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关键词:农村;生态质量;污染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speeding up of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al economy, followed is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some extent this threat to the masses of rural people's health.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 is not solved, is bound to affect the eighteenth big strive to build a beautiful proposed by China,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ust pu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o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more prominent strategic position, into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strategy.In today's problem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the process of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s very important.Based on this, LeiYangShi also needs to suit the remedy to the case, improving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work

目 录

一、引言............................................................3

二、耒阳市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3 2.1环境污染现象严重.............................................3 2.1.1水污染严重..............................................3 2.1.2垃圾污染................................................4 2.1.3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5 2.1.4农业生产带来的土壤污染..................................5 2.2生活环境卫生有待提高.........................................6

三、耒阳市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剖析............................6 3.1直接原因.........................................................6 3.1.1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6 3.1.3城乡关系的变化..........................................9 3.2间接原因........................................................10 3.2.1环保队伍建设力度不够...................................10 3.2.2基础设施建设匮乏.......................................10 3.3.3制度建设缺乏支持..............................................11

四、完善耒阳市农村生态环境的对策...................................11 4.1提高农村环保队伍建设............................................11 4.2进一步加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12 4.3完善环保制度机制建设............................................12 参考文献...........................................................14

一、引言

伴随现代化农村进程的发展,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农村的环境污染情况严重恶化,不只影响到几亿农村人民的日常生活、工作生产和身体健康,并且还通过水源、空气和食品等途径最终使城市人口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受到影响。在党中央把保护环境工作放在了首要的策略方位上,我国保护环境工作在其他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有关十八大的报告中指出关于努力建造美丽的新中国,大力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响应,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为显著的战略指导方针上来,归纳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总体格局中来。在有关政府号召大力建设改造生态文明的今天,努力解决关于农村环境难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要任务。

二、耒阳市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2.1环境污染现象严重

2.1.1水污染严重

当前在我国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情况,建造污水处置设备不去使用,一方面是污水处置的花费对应来说太高,一些有关单位为了对付检测引入或是建造污水处理设施,却把设备作为一种摆设。作为“经济人”的视点思考,公司处置污水所花费的要比直接把污水处置掉的花费多的多,为了让自个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就让设备空闲于此。作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种情况在耒阳市也是有的。耒阳市的处理污水设备跟不步伐,在很多建造污水处置设备后水污染情况得到改善。可是耒阳市的污水处置设备并没有完全得到有效利用,污水没有取得良好地处理,依然有乡镇企业和养殖用户直接把污水排放到河道,害的水污染情况不断恶化(见下图)。在调查过程中作者发现,大多数河流都出现周边的养殖业、农家等场所直接把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排放到河道的现象。

另一方面,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也把地下水资源严重污染了。现代化农村过程中,过分的用化肥和农药使得过多的化肥和农药通过土壤进入地下水,同时地下水的污染已经严峻危害到了人类的身体健康。

2.1.2垃圾污染

目前,伴随着现代化农村步伐的加快,农村生活质量有了一定的改进,可是生活水平的进步也带来了许多的环境难题。农村生活废物从单一的剩菜饭、人畜粪便到当今的各类一次性生活用品、破旧家用电产品等,废物的多样化超出了农村环境本身的承受力。尽管耒阳市在有关处理废物分类做了很多的宣传,调查中作者了解到69%的农民并不知道垃圾分类,只是把各种生活废物堆放在一起,另外虽然31%的农民知道废物分类,但是并不明白怎么分类。

于此同时有一部分农民在搞好小家庭卫生的时候,却忽视了周围的大环境卫生情况。尽管耒阳市的法治环保做了大量的宣传,环保意识也得到了群众的赞许,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农民没有意识它的重要性,尽管有环保认识的人在想到自己利益时都会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方面,这就致使了农村公共卫生环境问题的显现。

作者观察到几乎所有的村庄都会有定点的垃圾堆,但这些垃圾堆没有人管理(见下图)。随变堆放的废物腐烂后到处都是,特别是到了夏天更是臭气熏天,苍蝇乱飞。这不仅给坏境、水、空气带来了污染还给农民的身体状况带来了一定的危害。

2.1.3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

耒阳市虽然在立体交通网四周猛抓焚烧稻秆并建设了秸秆气化站,可是只是重点地区减少了焚烧稻秆的迹象。在作者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些农民图省事依旧露天稻杆焚烧(见下图)。焚烧稻杆给生态环境质量带来许多危害,不但空气受到污染,还使人体带来呼吸道疾病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和火灾;同时破坏了土壤结构,使天地质量下降。直接在田里燃烧的稻秆,他的高温能使破坏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导致农作物不能极好地汲取土壤营养,使农作物减少。与此同时燃烧稻秆导致的焦土和浓烟对乡村的环境质量带来最大的破坏。

2.1.4农业生产带来的土壤污染

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现代化农村过程的不断加速使得中国面临着土壤污染难题十分严峻。从1949年耒阳市的耕地使用面积的五万六千多公顷到2011年减少了三万六千多公顷,化肥使用量从1998年的一万多吨增加到2008年的两万二千多吨,明显呈现上升趋势。现代化的生产过中使用的农药、地膜、化肥等带来了十分恶劣的污染。过量不合理的使用地膜和化肥致使土壤板结。

作者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的村民用的是没有处理过的农家肥,这才导致了土壤中不干净的病原菌大量增加,造成了污染土壤环境。土壤污染就会导致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都会受到不同的下降,最终导致人们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

2.2生活环境卫生有待提高

耒阳市在推动现代化农村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可是农村生活质量还存在一些的环境卫生问题。柏油路或者是水泥路柏油路并不是全部覆盖所有农村的道路,同时道路上的垃圾堆有限,垃圾回收点也没有有效合理的利用,村民对环保认识以及积极性和城市居民相比要差许多。一些乡镇企业以及养殖户在发展进程中违反规定排放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和动物排出的粪便超出了农村自身环境的承受的能力,废物腐烂过程中所带来的污染都会迫使农村生活的卫生质量有所下降。

三、耒阳市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剖析 3.1直接原因

3.1.1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程度

首先,过量使用化肥。在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民耕地中施肥很少再运用农家肥多半是使用化肥。在对耒阳市调查的进程中作者观察到在家务农的大多是一些年老的老人和妇女,大部分年轻人都到邻近的乡镇企业或者出省打工以求得更高的工资,而这些留守的人中种地为了省事方便就依靠使用化肥使产量提高。一些老人告诉作者,以前家里养牲畜就会把牲畜的粪便和生活中的剩饭菜攒在一起,等到发酵好以后就会挑到地里上肥,如今牲畜也不养了,化肥使用的方便就都用上化肥了。因为对化肥的使用情况掌握的不标准,往往致使滥用化肥的现象,大量的使用化肥会致使土壤大面积板结,水土流失后就会破坏水土资源,导致确酸盐受到污染,威胁到农村的用水安全。

其次,过量的使用地膜。到2012年,中国农用使用地膜量(折纯)已经达到1

一百多万吨,湖南省农用使用地膜量(折纯)达到七万九千多吨;我国农用地膜覆盖面积(折纯)就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公顷,湖南省农用地膜覆盖面积(折纯)达九十多万公颂。我国使用的地膜量很大,从数据统计中作者发现,从2001年到2010年我国使用农用地膜量十年时间连续都在增长,并且回收率却很低,在农业生产力得到相对提高吋,环境的污染也在加剧。使用地膜把破坏土壤的储蓄功能和水分传导功能。甚至于造成了对植物的生长发育以及水肥吸收的破坏,并最后导致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都受到损害。而且在有风的时候会,地膜会随着飘扬,造成了严峻的白色污染。在耒阳市大量用地膜的现象也是到处都有的,有一些新品种的蔬菜培育都要求铺上地膜,以给蔬菜的正常培育提供的温度、湿度。1.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

在现代化农村过程中,农民的生活质量水平也正在提高,资源的使用形式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稻秆、树枝、树叶的燃烧,使用的蜡烛等到现在的各种燃煤气以及形形色色的家用电器。一开始的能源是能够循环使用的生物能,而当今燃煤的利用对空气污染带来了十分严峻的危害。耒阳市现代化农村过程中资源的使用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稻秆等生物资源渐渐从村民厨房消失,有些村民因为处理起稻肝来麻烦就直接把稻杆在地里露天燃烧,这不只污染了空气还破坏土壤。尽管一些天然气、沼气、液化气等相关清洁的资源一直在发展,可是煤球。煤块的使用还是有的,这不仅导致了污染大气,燃烧以后的残渣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

此外,家用电器的使用使用电量增大,目前,耒阳市农村用电量的增大带来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使得废旧电池的数量越来越多,由于农民对废电池的危害知之甚少,所以将用完的废旧电池随意丢弃。在关于废电池的处理方法的调查中,80%的村民都是选择随意丢弃,并表示他们对电池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并不十分了解。废电池对人类环境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一粒钮扣电池不经合适处理随意丢弃,在土壤里腐烂后可污染600立方米水;一节一号电池腐烂将造成永久性的危害。若把废电池混入生活垃圾中填埋,时间久了其中的有害物质将会通过土壤和地下水影响人类身体健康。这些新资源使用完的废物对耒阳市乡村生态质量造成了是不容忽视的危害。2.生活污染物的大量排放

在平常是生活中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生活垃圾,这些生活垃圾不容置疑会对环境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伴随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生活垃圾的数量在不断曾涨。据显示,每年农村产生的生活非物量大约是1.2亿吨,并且没有通过合理地处理,对乡村质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生活垃圾从最开始的只有旧衣服、剩饭、剩菜、人畜粪便污染发展为当今的塑料用品、各种材料的儿童用具等。

在对耒阳市的调查过程中作者询问的当地老人所得知,以前他们买东西都是提着菜篮子,一个菜篮子可以反复使用,假如坏了还可以当柴火烧,烧成的灰还可以施肥,而如今村民买东西都是使用一次性方便袋,一次性方便袋尽管方便,但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在作者做的有关限塑令的问题的调查问卷中,大多数村民表示晓得限塑令,可是并清楚塑料袋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这就说明村民环保认识还需要提高。在有关能不能尽量少使用塑料袋的研讨中,其中51%的村民表明会恰当减少,29%表明会重复利用,20%表明不会再使用方便袋而是使用替代的环保购物袋。在这个调查结果我们能够明白的看出,以前农村的生活质量尽管不高,可是走的却是循环发展的可持续路线,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使得生活产生的废物的数量增多,对环境的质量状况是十分严峻。同时,在调查的过程中大家能够发现许多学生在下课或是放学时手里都会拿着各色各样塑料装的零食,吃完的零食袋大多数都是不容易处理的塑料品。

因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样盒饭也走进了乡村市场,饭盒的一次性使用成为新的一类污染源。因此可以明白,在乡村生活形式变化的同时生活废物的质量和数量也在曾涨,这些形形色色的垃圾废物已经超过了乡村生态质量的承受能力。

3.生活污染种类发生了变化

曾经乡村的生活废物品种比较少,如:剩下的饭菜、人畜粪便之类以及一些污水都能够放在一同发酵,最终都能够变成肥料施在田地里。现如今,村民生活质量不断在提高,村民对这样的肥料的利用率在渐渐减少,自己家的能够做肥料的废物也都随意丢弃。生活质量的提高使得资源消耗量加大还使许多能够循环利用的废物的丢弃量增多,而且因为废物种类多,同时人民没有认识到分类的重要性,不完善的乡村垃圾回收点等基本设备致使堆积在一块的废物中存在着大量难以分解的塑料品,况且这些废物没有被收回使用,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

在对于耒阳市农村的研究中发现,曾经村民都是穿自个做的服饰,大孩子的服饰小了就会让给弟妹穿,一旦衣服旧了或者是小了就会拿来做它用。例如:做鞋子,救很少有人会丢弃。当今,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民的消费也跟着提高,几乎没有人去做衣裳,农民说出了卖的衣服不但价格不贵,样子也好看。尽管穿过的破衣服、破鞋子等几乎没有人再去加以使用了而是直接丢掉或者是带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与此同时,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洗衣用品的使用量日益增加,和这些用品的生活废水融入在一起直接排放就会使水体污染更加严重。3.1.3城乡关系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城乡联系经历了深刻地变动。从农业到工业、农村到城市的城乡开展策略到城乡统一发展,中国的城乡联系开展步入了新的时期。在城乡联系发生变动的同时还给了农村的生态质量也带来了相对的影响。

建国初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生产水平及其落后,主要以发展农业为先,为了推进工业发展,中国建设了计划经济制度。这种环绕着工业化建设的经济体系使城市与农村分幵,在这一阶段农村环境质量并没有影响到城市化进程。农村自个产生的废物都是很极易分解的生活废物,这些垃圾分解后可以进行施肥,因此根本不存在现代化城市的废物。

从开放以来,城乡的关系明显增加。这是因为城乡交流的周围和模式,随着市场体系的引进而不断增大。首先,伴随着工农业产品交换市场程度的不断提升,很多的工业产品驻进农村市场。工业产品驻入农村就使得农村生活废物的种类变得多样,比方各种商品的包装塑料袋等。这些包装塑料袋通常都是低价的塑料制品,在环境中不容易分解,当时村民的环保意识也比落后,对其随便丢掉,工业商品的进驻正在慢慢影响乡村生态环境的变化。其次,乡镇企业也给乡村生活环境带来严峻的污染难题。尽管乡镇企业有利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动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是其中带来的工业污染也会使农村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第三,伴随着现代化农村不断加快的进程以及农业不断完善的基础设备,当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于是,有一些文化的村民都会到城里打工,这就使农村人口原本相对较低的文化水平越来越低,关于环保知识了解更较少,环保常识较弱,这关于乡村生态环境的维护同样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国家确定了统筹城乡的发展、城市支持乡村发展的道路,在建设新农村的进

程中,现代化农村步伐越来越快,一些乡镇企业工业的不停发展,由于工业发展出现来了农村环境质量问题也日益显著。

由于国家制度的不断变化耒阳市的城乡联系也在发生改变,城乡联系变化进程中同样给现代化农村过程中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环境难题。当前随着耒阳市不断发展的工业,耒阳市统计发展城乡的脚步也在加快,工业的开展在现代化农村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己经超过了农村自己的承载能力,因而乡村环境难题日益显现出来。

3.2间接原因

3.2.1环保队伍建设力度不够

领导推动制度是耒阳市建设生态环境实行的鲜明特点,在建设进程中成立了有关领导小组进行指挥,为建设生态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从以往的经验而言,环保组织需要具有和谐政府多部分组织的职权,因此市委、市政府领导能够取得杰出的效果。他们联合国家建设新农村需求和耒阳市的宏观经济、文明、生态等要素来拟定农村环保方针也会获得杰出作用。但是,这样一套体系对于研究和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中的生态难题,特别是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可是同经济没有关系的问题能起到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耒阳市推动的现代化农村,对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和创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耒阳市能够全面结合优化生态环境和保护。进一步加强在生态保护环境中注重生态环境的生态疑问。

作者经过实际调查和翻阅资料从中发现,目前耒阳市在反映农村生态疑难点上,通过主要是向上级反映镇一级的状况和有关县级部门直接调查。比如,对耒阳市深入调查发现,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状况,特别是保护农村生态质量环境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在指导工作、安排工作、在机关的服务程度上和在人际交往上都存有一定的不足。这就充分表现了乡村生态质量环境因素的小、散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要求很高和线政府保护生态能力有限相矛盾,农村生态实际问题反映出需求的真实有效性和经过组织途径致使信息过滤的有关矛盾,环保生态对于环保常识和不高是素质要求和现代化农村建造对生态环境质量的高要求的有关矛盾。3.2.2基础设施建设匮乏

现代化农业过程中对于农民居住区产生重要的影响。现代化农村包括集中对农村房屋建造的改善,使农民居住集中,增加农村人口,相比以前产生的生活垃圾

数量明显增加。作者调查指出,耒阳市广泛布置生活垃圾处理点,基本包括生活废物处理站点,但是还是有垃圾处理的肓区,在耒阳市现代化农村改造进程中,不断改造农村居住区,有一个不断延续渐进的进程,这样导致在一些地区农民居住集中,生活基础设备处理点不完善。剩下只有没有改造的农民居住区,由于居住条件的分散、差、生活废物处置点设置比较短缺致使污染非常严重,主要表现在生活废物随意堆积、气味难闻。在通过下雨之后,导致进一步的水土污染。对于群居区的生活废物处理,作者发现,虽然设立生活废物处置点,可是分类处理力度不大,虽然在垃圾箱上标明可回收废物和不可回收废物,但是,在没有区分回收废物和不可回收废物的状况下,农户废物并不进行分类。作者还了解到,废物处理站的垃圾箱容量太小,因为农户是集中居住,所以每天产生的生活废物相对于一起有了很大的曾涨,迫使农户丢掉的垃圾废物经常性溢出而堆放在垃圾筒四周,埋没了垃圾筒,而垃圾车不可能完全清理并带走全部垃圾,导致每天都会有多余的垃圾而产生堆放。并且垃圾筒存在破坏而且没能够及时更换的情况。

3.3.3制度建设缺乏支持

目前人们关于污染环境诠释的主体不清楚,忽视了建筑方面关于农村环境质量的污染状况,在耒阳市现代化农村过程中,由于村民的生活质量转变,绝大数家庭会对房屋进行翻新,这就导致很多的建筑垃圾产生。

农村产生建筑垃圾的渠道有:①在新建建筑物过程中产生;②在维修建筑物过程中产生;③在拆除以前的建筑物时;④在不可抗拒的外因作用下发生。建筑垃圾的主要特点是普遍性、污染性、经常性和数量大。耒阳市建筑垃圾问题的产生,和当地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关联。现代化农村进行改造新农村,导致大量的建筑垃圾产生。农民收入的增涨,使得农民翻盖新房子的概率大大增加,过多产生建筑垃圾的数量。首先对处理建筑垃圾时必须有一定的建筑垃圾处理过多的建筑垃圾,而耒阳市就缺少这样的处理设备。比如,毎年北京都会设立几十个处理垃圾收纳站;而深圳对于建筑垃圾处理只设立很少的收纳站,有98%的概率直接进行处理,而剩余的2%通过加工和提炼,进行回收使用。可是耒阳市在处理建筑垃圾体制方面建造的还不够全面。

四、完善耒阳市农村生态环境的对策 4.1提高农村环保队伍建设

保护环境就需要我们大家的参与,不管是政府还是环保队伍的建立都需要我们继续改善。在政府的环保建设方面首先政府要分析环保的职责,在确定环保部门对环境实施直接管理后,作为环保的行政部门的主管在环保活动中的绝对权益,其他相关环保部门都有法律的权利配合环保部门处理环境问题,应该全面加强环保员工的环保认识和划清环保职务的界限,加强环保法律力度,树立完善的信息传达制度,进行走基层对环保宣传,提高底层环保员工的环保认识。在组织环保队伍构建方面,政府应该给予大量人力与财力的有关支持。底层干部是农村村民的带头人,他们的环保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村民环保水平正常地进行。同时基层干部对于基层环保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高乡村领导干部意识就显得迫在眉睫。耒阳市环保提出民众参与其中,但是并没有有效形成的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的建构关于乡村生态质量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政府要大量加强地方环保的培训,把环保教育知识落到位。在发展农村基层环保组织,不仅有利于农民了解环保知识,主动参加到环保当中,还有助于政府及时关注乡村生态环境质量存在的难题,及时给予相关的环保法规。

4.2进一步加强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

环保基础建设分为农业环保和生活环保两种基础设施。其中在农业环保设施方面,对农资点的出售和采购渠道应规范,加大对农资点的办理。监督其环保农资产品的销售,并在农资地点安放环保人员对农民进行宣传环保教育,环保活动可以由相关政府或者是环保组织参与。在对农民进行化肥和农药的有关知识教育,以及回收地膜的处理和禁烧秸秆给农民与土地带来的好处,使农民了解到应该减少使用化肥和农药等环境污染产品,应该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或者是尽可能不要使用,在生产中采用绿色无污染方法。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建设对应的回收地膜和秸秆处置站。在生活环保设备方面,应对处理生活垃圾设施的合理分布,无论是改造完的新居住地还是偏僻的乡村都应建立有效的污水处理及垃圾设备。垃圾处理设备应依据农民人口的平均分布,还应设置处理垃圾分类教育宣传单,以及村民的环保概念。同时,关于废物的分类,农民要主动对丢弃的废物进行处理分类,把生活废物、电子废物等,可回收废物和不可回收废物进行分别堆放。

4.3完善环保制度机制建设

第一,农村环保法律体系方面

国家对于农村环保法律体系建设的不完善使得许多污染环境的行动没有办法执行。在法律规定中缺少有关农村环保的有利根据以及环保职位划分的不是很明白。因而国家及省政府部门在有关城市环保的应急措施中应提前想到农村环保的重要性,为农村环保提出法律根据。

第二,完善农村及政府部门的信息获取渠道

政府要明白环保的职责,在了解环保部门对保护环境实施垂直管辖后,环保部门作行政部门在保护环境中的相对权力,其它有关环保部门都有相应责任配合环保部门处理环境问题。同时直接对乡镇企业进行监管,以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对乡村环境的严重污染。实行环保部门对乡村垂直管辖能够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误差。

第三,政府应该加强环保公共服务管束制度

作为非盈利的公共环保服务使得一些企业和个人不积极参与,政府在进行服务的同时还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进行定向的服务。因而应大力加强政府的环保服务以及管束制度,对环保工作进行全面的服务。

第四,改善建筑废物的处理体系。在现代化农村过程中,城镇化过程加速,新农村建造中的建筑产生的废物不断增大。应该建立完善的建筑处理垃圾制度,例如建立建筑处理垃圾收纳站,对可以回收再次利用的建筑废物回收使用,对不可以回收废物的进行掩埋处置。

在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严峻的今天,现代化农村过程中的保护环境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我国文明生态县的耒阳市,也需不断改善现代化农村过程中的保护环境工作。

参考文献

1.科学技术部农村科技司.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科技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2.宋秀杰.农村面源污染控制及环境保护[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3.周生贤.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韩长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宋秀杰.农村面源污染控制及环境保护[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6.佟庆远.新农村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设计[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 社,2010.7.刘树庆.农村环境保护[M].保定:金盾出版社,2010.8.Abler D G.,Shortle J S.Technology as an agricultural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5,158(77): 20-32.9.Donald Snow.Voice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M].Island Press,1992.

10.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第五篇:民间宗教研究

民间宗教研究

一、为什么做民间宗教研究?

理由1:

中国民间的宗教文化渗透于大众的生活之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民间宗教传统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还与帝国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因而,民间宗教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基层的角度,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义。

理由2:改革以来,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逐步松懈,在全国的许多地区民间的传统社会-文化形态出现 “死灰复燃”的现象。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就又一次重新兴盛起来,丁荷生(Kenneth Dean)1993年发表的调查说,仅福建一个省,到1992年就重建了三万多个神庙,而各个大的家族还在陆续重建或新建他们的祠堂。

传统民间信仰的基本形式依然顽强地传续下来,并且仍旧是一般民众的信仰主要的表达与实现方式,比如请大仙、信卜筮、看风水、讲禁忌等等以及敬造庙宇、供奉神像、岁时祭祀、举行庙会,各种仪式和方法与1949年以前完全一样。

理由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里,中国社会科学界曾采用古典进化论的分类架构,简单地把丰富的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形式归结为古代史的残余,在还没有对它们加以深入的探讨之前,就认为这些文化形式在社会进入“现代”之后就不再具有原有的功能和意义。为了解释这种旧传统的复兴“现象”,政策研究界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中国社会还未进入高级社会主义阶段为理由、解释目前民间“迷信”存在的时代特点和它为什么尚未“消失”的缘由。

随着研究的展开,学术界逐渐认识到,有三方面合力促成民间宗教的复兴—— 内在原因:民间一直需要支持信心与精神的信仰,民间宗教信仰在平民思想中始终不绝的延续。在没有真正的文化提升之前,支撑信心的信仰及其形式,终究要由隐而显。外在环境:

1、由于对宏扬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误解;

2、观光旅游形式为主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需要。

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二、民间宗教研究的内容(研究些什么?)

一、什么是民间宗教?

1、传统社会的看法:淫祀与秘密教派。

传统的地域民间节日,一般会以寺庙为中心,举行酬神、娱神、求神的群众性集会,同时也举行娱乐、游冶、集市等活动。这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常常表现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等级制度被极大地冲淡了。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往往是社会上层人士,诸如城市的士绅或商人,乡村的大户和族长,主要的参加者则是下层民众,甚至平时饱受禁忌的妇女也不再限制地参加庙会及娱神演出。在此期间使用的各种服装、道具等象征物品表现了对“官方符号系统”的嘲弄,而且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对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和破坏性。

因而,它常常被官方目为淫祀,而遭到禁止。

秘密教派。白莲教、明教,天地会、三合会等等。

2、现代学术界看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不承认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为宗教;另一类认为它们构成一个“民间宗教”。前者为采用古典宗教学的分类架构的学者。他们认为,因为民间的信仰没有完整的经典和神统、仪式不表现为教会的聚集礼拜、而且象征继承了许多远古的符号,所以不能被当成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制度化的宗教相提并论,也不能与中国大传统里的儒、道、释三教等同待之。

后者为对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他们之所以采用这一概念,是因为他们主张通过对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的宗教体系的考察,探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民间宗教”指——在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中间的(1)神、祖先、鬼的信仰;(2)庙祭、祭祖和生命周期仪式;(3)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4)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体系。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传统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不仅影响着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还与帝国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因而,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的研究,不仅可以提供一个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基层的角度,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全貌有重要的意义。

二、民间宗教体系

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三个不可分开的体系:

信仰体系主要包括神、祖先和鬼三类;

仪式形态包括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等等;

象征体系包括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象征(如对联、族谱、道符等)、自然物象征等等。

三、民间宗教与国家传统

所谓“民间宗教”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不代表它的整体。它不仅与官方和士大夫的文化体系有差别,与制度化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也不可混为一谈。如果我们采用“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民间宗教属于“小传统”(尽管信仰或实践这种宗教的人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与作为“大传统”的官方文化、儒、道、释文化之间存在许多差异。

例如,“大传统”比较制度化、有文字的系统化记载、受官方的承认和利用、离一般民众的生活实践较远、受上层社会的支撑等等;而民间宗教则比较弥散、口头传承比文字传承优先、不受官方承认、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实践不可分离等等。

总之,第一,民间宗教和“大传统”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且两者各自的内部都存在不同的层面和分化。第二、民间宗教是在与 “大传统”的不断互动和交换中发展的。第三,在这种互动和交换中,民间宗教始终没有失去它自身的社会-文化特点。

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是第二点,民间宗教与 “大传统” 不断互动和交换。在他们看来,民间宗教不但是一种象征,同时也是改变社会文化网络历史过程的动力。

四、民间宗教与区域社会史民间宗教如何与区域社会发生关系?家神——角头庙——村庙——超村际的庙宇民间祭祀组织与区域社会结构发展。

五、祭祀圈理论及其修正:

最早提出祭祀圈概念的是日本学者冈田谦,后来参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浊大计划”的人类学者,根据浊大流域的田野调查资料再度提出祭祀圈的观念,并试图建立祭祀圈的模式。这个模式是有点回应Skinner的市场体系概念。当时Skinner的学生Crissman,曾将市场体系运用在彰化平原二林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体系理论不适用於解释台湾汉人社会。因此,台湾学者认为:或许可以从祭祀圈,亦即从村庙祭神的角度,不必再从市场体系来看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其发展模式。也就是企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汉人的活动空间、人群的地域组织及社会动作等问题。

台湾学者一般认为,“祭祀圈”是指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公众祭祀组织。因而亦可定义为以神明崇拜为标志的地域性社会组织。这种地域组织通常以聚落或村落为基本单位,逐渐向

超村落区域扩展。

由於两岸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交流频仍,在台湾本土形成的理论也有机会传播到对岸。诸如刘永华、郑振满以及王铭铭等人的研究,对於祭祀圈名词定义以及范围的界定,略作修正,并提出更具弹性且涉及宗教与文化现象的探讨。

在大陆传统社会的区域研究中,大陆学者同样发现“祭祀圈”此类地域组织的普遍存在,但其社会性质未必“完全是老百姓的自发性组织”。从里社向村庙演变的历史过程,固然可以视为地域社会的自我组织过程,但也不能忽视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制约。只有把 “祭祀圈”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才有可能阐明其社会性质和历史成因。

丁荷生(Kenneth Dean)在福建甫田地区进行的区域仪式体系之研究,也认为祭祀圈的概念尚不足以概括这个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应该将国家、区域、地方的文化体系视为一种开放而不是封闭的体系,而且不同层级之间的体系是有互动关系的。

【参考文献】

许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组织.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6].1975

施振民.祭祀圈与社会组织一彰化平原聚落发展模式的探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36].1975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3].1988

丁荷生、郑振满.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拜.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73].1993刘永华.文化传统的创造与社区的变迁——关于龙岩适中兰盆胜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3]

郑振满.莆田江口平原的里社与村庙——关于“祭祀圈”的新例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三秦出版社,1995

郑振满.神庙祭典社区空间秩序: 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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