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韩文来历及与汉语的渊源（定稿）
韩文来历及与汉语的渊源
训民正音（现称Hangul）是韩语所使用的字母，为朝鲜朝（一四一八年至一四五零年）的第四代皇帝－世宗大王所创造，於一四四六年十月发表。古时的训民正音有二十八个字母；而现代韩语有一共有二十四个字母，十四个为子音（声母）字母和十个为母音（韵母）字母。韩语的语音结构比欧语简单，每个韩文字代表一个音节，每音节最多有四个音素；而每字的结构最多由五个字母来组成，拼成方块字的模样，以便於与汉字同时一起使用。
训民正音的字母非常容易学习，其形态也异常地符合语音结构的逻辑，所以训民正音被称为是世上最易学习和最科学化之一的字母。对惯於使用我国注音字母（ㄅㄆㄇㄈ）或欧语拉丁字母（ABCD）的我们就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习惯把注音符号由上到下直写下去，或把拉丁字母从左到右横写，没有想过第三种形式－把字母写成方块字。
科学化的外表尽表古人的智慧
外表极像符号的字母是由世宗大王和一众语言学家於十五世纪时没有仪器的帮助下，做了详尽的语音分折所创造出来。韵母字母的外表记录著发声器官发音时的形态，声母则由天、地、人的部件所组成（发声母时的器官位置不变，只是口形有异）。由於字母的创作是经过详尽的语音分折，所以每个字母的发音准确得来科学化和符合逻辑，而形态也异常简单。训民正音字母是以「简单易学」为宗旨，聪明的人只需三小时就学会，就算愚蠢的人也只需要三天。
字母的排列方法为：由左到右或由上到下。每一个韩文字是由两个字母至五个字母所组成，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像国语一样，每一个音节必需要有至少一个最声母或复声母，复韵母是不容许的。
韩语中的汉字、汉语词汇和纯韩词汇
由於我国古代是一个很强盛的国家，对韩国、越南和日本之文化和语文构成很大的影响力。现时韩语多於一半的词汇是由中文借过去的（汉语词汇共占日常韩语词汇的五至六成，而韩国人的姓名差不多全是中文来的）。这些汉语词可以用汉字来书写，但由於每个汉字的发音也可以用韩语字母来表音，所以在这几年间韩语书刊上所出现的汉字己经大为减少，渐渐用字母表音的方法代替了。汉字在一九五零前还是主要的书写文字，但韩战後本土主义冒起，汉字渐渐由韩字注音代替。而北韩跟南韩不一样，汉字一早就给废除了。
现代韩语的汉字发音遗留了古代汉语中的入声，所以很多语言学家认为现代韩语的汉字发音跟唐宋时的汉语发音差不多，这代表著很多汉字是从唐宋期间被借到韩语中的。而现在韩国的汉字发音跟我国南方的方言相近（例如粤语），我国南方的方言也保留著很多唐宋时代的古音，反而韩语的汉字发音跟现代国语的发音相差得比较远一点。
这几百年韩国深受我国的影响下，在韩语使用汉语词汇是被认为比较有学识和得体的，反而很多历史由久的纯韩词汇很少被使用或被遗忘了。就是这个原因，韩语中不同的词汇只表示同一件事物的现象相当普遍（就像汉语的计程车－的士 和 公车－巴士表示同一样的东西一样），造成现在韩语所使用的词汇数目相当高。近年韩国的民间团体提倡多使用纯韩词
汇，但对於少用的纯韩词汇的大众反而觉得很陌生，所以汉韩词汇并用的方法还会维持相当的时间。
世上三种最难学的语文之一
虽说学习和阅读韩语字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韩语发音时变音极多，简音也有不少。文法上也比中文困难得多，所以韩语聆听和会话是很困难的。
韩语的语序跟中文很不一样，但跟日语相像。韩语的语序是主词－受词－动词；而中文的语序是主语－动词－宾语，例如：
我 买 车 － 中文语序
我 车 买 － 韩语语序
在主词或受词很明显的事候，主词或受词可以省掉。比起中文来说，韩语句子可省掉的部份比中文句子多。韩语句子中的主词和受词，跟很多语言一样是需要加後缀来分办的，但没有欧语常见的词性和数。
韩语有一样其他语文没有的特式，那就是「敬语」（尊待语）。对话时要跟据互相的关系（甚至谈话内容中的人物）和场合来选用适当的词汇和语尾。韩语的敬语跟日本的不一样。跟长辈、陌生人（不论是否真的比你大）谈话时，或谈话内容中的人物的地位比较自己高时，运用不适当的语尾和词汇是很失礼的，而不适当地对自己使用敬语，就给人自大高傲的感觉。
现今的南韩的标准韩语以汉城地区之方言为基础，不同的地区也有其本身的方言，但是使用标准韩语沟通就没有沟通上的问题。
历史
根据早期的历史记载，韩语的由来很不明确，一般都相信韩语由朝鲜人慢慢演变出来的。韩语的特点为声母谐调，文法和词汇上跟日语有著很少的关连，属乌拉阿尔泰语族。
二千年前，朝鲜半岛北部和满洲有著两种不同的语言。公元後七世纪中叶新罗帝国的掘起，那时朝鲜半岛的语文被新罗语文统一了。公元後十世纪，一个新的皇朝迁都至半岛中间的「开城」，那时开城方言成了朝鲜的国语。十四世纪後期，新建立的朝鲜朝把首到迁到「汉城」，因为汉城跟开城接近的关系，语言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汉字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大约公元後三世纪才流行。从那时候开始，韩语是用汉字来书写的。那时候一篇文章里有些汉字表意，有些只表音而不表意，也可能整篇都是用中文写成的。从汉字传入开始，慢慢很多汉语词汇最代了本身的纯韩词汇。但基於汉字是用来记录汉文而不是韩语，一般百姓又根本不懂得使用汉字和汉文，所以纪录韩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自从训民正音字母发明後，不能记录韩语的问题给解决了。但汉字一直都为学术界和政治界所采用，汉字为主的现象到了二十世纪才渐改变。
南韩重新使用汉字
九八年到韩国旅游的四百多万外国游客当中，有大约百分之七十使用汉字，由於他们不懂只有韩字和英文拼音的路牌所以感到不便。於是韩国文化与旅游部向政府建议解禁汉字的使用，而南韩总统金大中於一九九九年二月九签署了总统令，批准道牌和政府公文中使用汉字。
南韩於一九四八年立法规定禁止在政府公文中使用汉字，一九六八年南韩更以总统令的方式禁止使用汉字。此後，报章和书本上汉字的比率大幅下降，现在只有书本的封面和报纸的标题使用部分汉字，而内文差不多己经不用汉字了。基於年轻一代接触汉字的机会比老年和中年的一辈少，形成了汉字文盲增多的现象。
南韩政府表示，由於大部份的古藉均用汉字所写成，重新使用汉字有助於改善人民对历史的了解，也能促进南韩和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而人名和同音异意字用汉字来表示也能改善现时同音字的混乱。使用汉字也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中国、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游客。
此禁令解禁後，随即受到国内维护韩文团体的反对，他们担心汉韩两种文字一起使用会使韩字的地位下降，路牌加汉字的做法减低路牌的可读性，也浪费资金钱。
现时批准使用汉字的范围只有路牌、人名和同音字，其余的汉字语还是必需用韩字书写。
第二篇：九九重阳节的来历及渊源
九九重阳节的来历及渊源
九月初九重阳节，又称为“重九节”，是一个纪念先人及扫墓的节日。
重阳节，起源于战国时代，原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古人将天地万物归为阴阳两类，阴代表黑暗，阳则代表光明、活力。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是奇数，因此属阳，九月初九，日月逢九，二阳相重，故称“重阳”。
这一天，正值仲秋季节，天高气爽，是登高远眺，舒畅胸怀的好时光。中国历代许多文人雅士，每当此时，登上高处，一面饮菊花酒，一面吟诗取乐，留下无数诗篇。
九月，严寒的冬关即将降临，人们开始添置冬装，他们也不忘在拜祭先人时烧纸衣，让先人在阴间过冬。这一来，重阳节便演变为扫墓及为先人焚化冬衣的节日。
重阳节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是家人团聚的佳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的家人。在新加坡，仍有一部分会馆保留重阳节祭祖的习俗，叫做“秋祭”。
其他人士可以在这一天选择较有传统意义的庆祝方式，比如一家人或与友好相约到户外活动，既可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又能联络亲友之间的感情。
农历九月初九，月日均是九数，双阳相重，故名重阳节。重阳节作为一个以娱乐为主的节日，主要节俗活动是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还要吃糕。
重阳节主要节俗活动是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还要吃糕。每到重阳节正是登高远眺，舒畅胸怀的好时光。重阳节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是家人团聚的佳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的家人。不仅如此，在我眼中的重阳节还代表着人们各种各样的丰富情感。
喜悦之情
重阳节更带给人们无数的欢歌与喜悦。诗人孟浩然就在《过故人庄》中写道“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整篇文章轻快活泼，洋溢着农家的生活情趣，一片宁静和谐，给人们带来了喜悦之情。在作者另一首作品“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
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中，表现出作者在重阳节登高时的喜悦之情，并希望朋友可以和自己一起欣赏美丽景色。
思亲之情
重阳节曾勾起无数诗人的思亲之情。唐代诗人王维在重阳佳节时不禁吟道“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种远客思乡之情，深切感人。宋朝女词人李清照在重阳节时思念亲人，写下“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黄昏院落，凄凄惶惶，酒醒时往事愁肠。那堪永夜，明月空床。闻砧声捣，蛩声细，漏声长。”在两篇作品中深切表达出词人思念丈夫的真挚情感，令人恻然。
忧愁之情
重阳节也曾勾起无数诗人的悲伤之情。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中写道：“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虽然诗中表现出诗人的在重阳佳节的喜悦之情，但却又透露着丝丝的忧伤，暗喻了诗人在官场受挫，壮志未酬的无奈唏嘘。南唐后主李煜在成为亡国之君时又到重阳节，写下“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又是过重阳，台榭登临处。茱萸香堕，紫菊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雍雍新雁咽寒声，愁恨年年长相似。”不禁让人愁从中来。
第三篇：第五章.宪法渊源与结构101
第五章：宪法渊源与宪法结构 第一节 宪法渊源
一、宪法渊源的概念
宪法渊源主要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其一，指宪法的效力来源，包括制宪主体、制宪权限、制宪程序、和制宪方式等方面的涵要素。同时宪法的效力渊源不同，往往导致其表现形式不同。
其二，指宪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形式往往成为通说意义上的宪法渊源。（课本对宪法渊源和宪法形式以及宪法的形式渊源作了区分，请参考。）▲所谓宪法的渊源，是指宪法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宪法渊源的种类
（一）宪法典及其修正案 宪法典是由制宪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修正案是宪法修改机关对宪法典的所作部分修改，这是宪法修改的主要形式。宪法修正案作为宪法典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正文有着同样的效力，成为宪法的基本渊源。
（二）宪法性法律 1 定义
宪法性法律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内容涉及国家根本问题的某一方面，但形式上不具备根本法特征的法律。2 特点
①国家立法机关制定；②涉及国家根本问题的某一方面；③制定程序普通；④效力低于宪法典。
（二）宪法性法律 宪法性法律作为宪法的渊源，在不成文宪法国家构成了宪法的主体。在有成文宪法典的国家，也往往以宪法性法律作为宪法典的补充。A 英国的宪法性法律包括 如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1911年和1949年的《国会法》、1918年的《国民参政法》等，甚至还包括了1925年的《自由大宪章》。B 中国的宪法性法律包括：
第一，关于国家象征及主权方面的法律。例如，国旗法、国徽法、国籍法、领海及毗连区等。
第二，关于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的法律。立法法
第三，关于国家机构设置和权限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代表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
第四，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例如，选举法、游行集会结社示威法、工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宗教活动场所条例、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戒严法等。
第五，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民族区域自治法。
（三）宪法惯例 1 定义
宪法惯例指宪法条文无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和通行，并经国家默认、具宪法效力的习惯和传统。（page116）2 特征 A 不成文
B涉及国家根本问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 C不具有法律效力，依靠公众舆论付诸实现 D 即不具有司法适用性 3 作用
宪法惯例的存在，有助于补充宪法之不足，充实宪法之内容，完善宪法制度，使宪法规范具体化，适应国家的发展变化，从而有助于保证宪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4 我国的宪法惯例
A中共执政党就国家重大问题向最高权力机关的建议权，如提议修改宪法。B人大与政协会议同时举行，政协委员列席人大会议。
C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至少须经两次会议讨论后方能付诸表决。D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习惯上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
E有关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形成了先由政协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讨论协商，再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决定。
F宪法通常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公布。
（四）宪法判例
宪法判例是指宪法条文无明文规定，由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逐渐形成，并经国家认可、具有宪法效力的判例。
宪法判例一般存在于以判例法为主要渊源的普通法系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宪法的实施和缺陷的弥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院的判例来完成的。
案例： “马伯里诉麦迪逊”
（五）宪法解释（已讲）
（六）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国际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缔结的一种书面协议。国际习惯指各国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一种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
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能否成为国内法的渊源以及宪法的渊源，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参与和认可。
（七）权威性宪法著作 三 我国宪法的渊源
（一）宪法典（包含宪法修正案）
（二）宪法性法律
（三）宪法惯例
（四）宪法解释
（五）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第二节 宪法结构
宪法结构是指一部宪法是怎样构成的，是宪法内容的组织和排列形式。(一)序言的含义及分类目的性序言 2 原则性序言 3 纲领性序言 4 综合性序言(二)序言的法律效力
对于宪法序言的效力，学界没有定论。
周叶中认为：宪法序言与宪法正文一样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大部分宪法序言部分的内容与总则（总纲）的内容有重合或交叉之处。
二、正文
宪法的正文是宪法的主要内容，也是宪法的重心，内容包括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宪法的保障实施和修改程序等方面。
一般包括总则、分则和附则三个方面：
二、正文
（一）总则
总则是对国家基本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规定。一般包括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及国家标志等。
（二）分则
分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二是国家机构。
（三）附则 宪法的附则是指宪法对于特定事项需要特殊规定而作出的附加条款。2 附则是宪法的一部分，因而其法律效力当然应该与一般条文相同。3 其法律效力还有两大特点：
一是特定性，即附则只对特定的条文或事项适用，有一定的范围，超出范围则无效；
二是临时性，即附则只对特定的时间或情况适用，有时间限制，一旦时间届满或者情况发生变化，其法律效力自然应该终止。三 我国宪法的结构
“八二宪法”结构体系依次为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首都共138条组成。
我国宪法结构包括序言、正文（第一章总纲是总则部分；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属于分则部分，我国宪法没有附则。）下列关于宪法结构的说法哪一项正确：（）
A 各国的宪法典在总体结构上都包括序言、正文和附则三个部分
B 我国 1982 年宪法把国旗、国徽和首都规定在附则当中
C 附则是宪法的特别规定，其效力比一般条文高
D 我国现行宪法把国歌规定在正文当中
宪法附则是指宪法对于特定事项需要特殊规定而 作出 的附加条款。下列关于宪法附则的表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
(司考2002)
A 附则是宪法的一部分，其法律效力当然应与一般条款相同
B 附则是宪法的特定条款，因而仅对特定事项具有法律效力
C 附则是宪法的临时条款，因而仅在特定的时限内具有法律效力
D 附则是宪法的特别条款，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其法律效力高于宪法一般条款 你认为宪法惯例其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下列选项中的哪几项内容 ?（）A 它没有具体的法律形式
B 它的内容散见于一些法学理论，法院判例以及政治实践所形成的习惯中
C 它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D 它主要依靠公众舆论而不是 是 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 案例：确立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马伯里诉麦迪逊”（约翰·马歇尔）
1801年2月13日《巡回法院法》
1801年2月27日《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1789年《法官法》
第四篇：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
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
作者： 张威
关键词： 典型报道┊阅读：724次┊ 内容提要
Ｎｅｗｓ＝消息，Ｆｅａｔｕｒｅ＝特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 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调查性新闻报道，Ｉｎｄｅｐ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深入报道„„ 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在新闻写作的形式方面，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具有某种普适性。然而，有一种报道形式在当代西方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典型报道，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不具普适性。换句话说，典型报 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有关典型报道的讨论自80年代末期的热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谷，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对典 型报道的认识和诠释远远没有到位。本文着重探讨典型报道的渊源、实质并试图解析这种特 殊的报道形式在中国的历史命运。［１］
引言：现存文献研究
长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典型报道在划分中西报道形式方面的意义如此重大，但它似乎没有引起西方研究中国传媒学者足够重视。80年代研究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传媒和报道的重要著作马登的《媒介比较研究》、迈瑞尔的《世界新闻大观》、李金诠专门研 究中国传媒的著作《政治和新闻的内部斗争》、《媒介中国，中国媒介》等，对中国传媒的很多特点都做了种种描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客观报道、宣传等问题，却独对典型报道视而不见。造成漠视的原因很可能是西方学者没有将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的样式摄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２］
相对来说，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以下的篇目是一些比较 重要的文献：安岗的《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典型现象作了辩证分析；吴庚振的《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做了论述；陈力丹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年)发掘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认为典型报道《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余小萄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对典型的选择等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全面衡量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过；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1989年)针 对陈力丹《要淡化典型报道的观念》对各种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李良荣的《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的《典型报道》(1991年)则对新闻典型共性与个 性作了辨析。吴廷竣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认为典型 报道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突出特征。［３］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文献没有或很少将典型报道放在一个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所以对典型报道的科学定位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补足。在典型报道生长繁衍的地方讨论这 种单一的现象，学者看到的大都是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对它的全方位观照则需要具有一种 更宽广的比较视野。
渊源和苏联的实践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它在欧洲曾有一个短促 的成活期，然后很快让位于而后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
在典型报道之前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典型”--一种艺术和美学的古希腊术语。希腊文中的“典型”Ｔｕｐｏｓ，其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字，与Ｉｄｅａ(模子、原型)同义，由此派生出 Ｉｄｅａｌ(理想)之义。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４］一些美学家 认为，从辞源学角度看，典型与理想、模范的含义都很接近。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典型和理 想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换用。［５］ 西方的典型(Ｔｙｐｅ)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当时的绘画中，有人按现实的样子画，有人按理想的样子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桩不可能发 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拳„画家所画人物应比原来的更美。”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６］亚氏的论断是西方最早关于典型思 想的论断之一。但欧洲的诸位先贤只是萌发了典型的思想但没有直接使用“典型”一词。到 18、19世纪左右，典型作为一种美学概念才开始流行。使用典型概念的著名代表是莱辛、巴尔扎克、博马舍、雪莱、雨果、别林斯基等。我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 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7］
根据美学家陆学明的研究，中国在古代时期也有“典型”的用法，比如《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型”是相通的。阮元《经籍篡诂》释典：“典，常也”；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为典型。在中国古汉语中，典型或典刑主要指规范、模型等恒常模式，与希腊文中的Ｔｕｐｏｓ很接近，但还不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８］在中国，真正在美学意义上使用“典型”概念的是鲁迅，然后有成仿吾、瞿秋白、胡 风、周扬等。［９］”这个词。当然，若深究起只是在近代时，西方的“典型”才和中国的“典型”的含义达到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比较接近“典型”意蕴的也许还有“意境来，“典型”和“意境”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但它们的确都有“理想”的含义。
那么，文学典型和新闻典型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认为，新闻典型由于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因此它主要在这两大方面与文学典型相区别。吴庚振教授试图从下列5个方面对这两个概念 进行鉴别： 1.文学典型一般是虚构的，新闻典型必须是真实的。
2.文学典型指的是典型人物形象，新闻典型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典型事件、典型经验、典型报道和先进报道的区别。
3.文学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新闻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思想。 4.文学典型具有时代性，新闻典型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5.文学典型求完整全面，新闻典型不要求十分完整。［１０］
根据学者陈力丹的研究，典型报道的概念发源于19世纪初各派社会主义。当年那些共产主义 的创始人相信，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就会去追求共产主义。当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主义者创办了一批包括合作社、新型工厂、幼儿园和共产主义移民 区，各派社会主义的报刊对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这些实验点的经验，于是典型报道的观念应运而生，在19世纪20～40年代，典型报道成为社会主义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的实验都失败了。《共产党宣言》中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一些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根据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的原义，可知典型包含着“完美的模型”之义。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的确是某些人们的理想之化身。他们比一般人要高、要伟大、要完美，因而具有激励的意义。在文学上，恩格斯提倡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共产主义的后继领袖列宁则是崇尚和大力提倡典型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后，他特别注重用榜样的力量 来唤起民众。他号召：“让那些向全国人民介绍少数先进的国家劳动公社的模范实际的报刊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采取了这个办法，我们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榜样，然后成为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榜样。”［１1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怎样组织竞赛?》、《伟大的创举》、《生产宣传提纲》等文章中均可见到列宁提倡典型报道的精神。他指出，报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他认为要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指导工作。“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工作人员，把他树立为榜样”，“在报道优胜者事迹时，不仅要树 立先进人物的光荣感，而且要用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去武装所有的人，以先进促 后进，共同提高，做到经济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结合。”在列宁的提倡下，苏联树立起“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典型，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起而响应，也激起了人民 群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苏维埃新闻媒体忠实执行了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倡导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二次大战中苏 联报刊广为宣传的英雄人物马特洛索夫、卓娅、古利亚等都是苏共中央树立的著名的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不光在列宁时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之后的若干 个五年计划时期，以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推广先进经验、揭露竞赛不足的形式，唤起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达到了生产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效果。
在“苏共”十九大上，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典 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问题”。［１2］于是，创造典型、教育人民成了全党全国的一个政治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和 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１3］
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 问 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的“典型宣传”，其源 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播的继承。持此种 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代表作就是他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 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2001)。［１4］
吴廷竣顾建明认为，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是他认识世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总结出的并且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发端是典型调查实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对农村的典型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典型思想方法和典型工作方法。而以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为指针的党的新闻工作必然把典型思想 方法用于新闻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 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吴廷俊和顾建明认为：
(毛泽东的)典型报道的要诀在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典型，解剖麻雀，运 用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这种对典型的完整运用，既不同于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也有别于列宁倡导的上“红榜”与上“黑榜”的“典型宣传”。“典型示范”和“典型宣传”虽然也重视榜样的作用，但与典型报道相比，缺少了典型调查这个认识环节，与我国的典型报道并不一路。
结论是：“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１5］ 以上理论肯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的特色，但断然否定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和列宁 的典型宣传中的调查因素，同时否认了中国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承。然而事实上，任何发展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既然典型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既然典型报道的概念已经在前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 明确提倡，从逻辑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典型报道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具有承继性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两个源头究竟继承了多少，以及继承了其中的何种成分则需要做进一 步诠释。问题是：难道这种精微的证明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毛泽东独特的思想，但谁会否认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呢?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的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在此篇报道前后的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发表多次讲话，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当可以看出毛泽东典型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继承的鲜明痕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中心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１6］
毛泽东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１7］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不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还提到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 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们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１8］他还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甚至提到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典型问题则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当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那典型理论的著名论断形成了：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 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种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 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 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19］
尽管文艺的典型理论和新闻报道的典型理论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二者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者脱胎于前者，是前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射。从毛泽东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对 西方典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神的继承。一个真实的逻辑关系是：毛泽东的典型理论思想毫无疑问地“引借于苏联列宁”(尽管毛泽东对此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创造)，而苏 联列宁的理论则一定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有联系。 说到调查，难道早期共产主义的报刊对“典型示范”的报道不要调查吗?难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典型报道不要调查码?著名的“客里空”不就讲的是调查的重要作用吗?而作为一个人所 共知的泛概念，对调查分出细密的等级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中国的典型报道自然和“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和列宁时期的典型报道不同，但其继承关系是明显的。 弄清典型报道的源和流是目的，至于其中哪个部分姓马、姓列、姓毛并不重要。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 生产运动兴起，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２0］这应算是掀 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而后迅速涌现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卫国”的典型。1953年，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２1］在国民经济恢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 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 到整个建设战线上去。”［22］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 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有关刘青山、张子善反面典型的报道，则配合了“三反”、“五反”运 动。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央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媒体仍 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推波助澜。
60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报道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典型报道。
在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 英雄黄帅”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 意 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 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 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 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经验 和 典型问题不断出现，典型报道走向成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 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２3］
进入90年代后，媒体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他们对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型报道不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而且它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都肩 负着政治使命。
典型报道的实质
典型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它是新闻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它为什么不像其他报道形式 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吗?如果是，它与新闻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国内关于典型报道的种种定义：
甘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普遍意义，是指 代表事物的面要宽，影响要大，包含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它是成为典型的基础 ；突出，主要是指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以及少数最恶劣的事物。典型报道的强化，有 些是根据上级当时的中心工作或受众的反应，由新闻机构着意形成的。”［２4］
刘建明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 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 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２5］
汪植培认为“所谓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的 重点报道。”［２6］
山西日报研究人员认为典型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1.必须有明确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内涵，能 够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思想，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 主义精神等等。2.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3.必须具有自 己的特点，又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确实能起到“标杆”和“引擎”的作用。［２7］
单独观察以上有关典型报道的定义，可能每一个都不全面，前三条甚至忽略了典型报道的非普适性，即它只能生存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典型报道是不是新闻?
典型报道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陈力丹在《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指出：“在我党革命战争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 „ 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 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２8］正如陈所说，新闻典型的宣传性要大于新 闻性。
什么是新闻?在中外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强调新闻的即时性、重要性和反常性，所谓“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在西方，有流传久远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名言。
有些人认为典型报道不是新闻，比如刘磊认为：
以雷锋、焦裕禄宣传活动为代表的“典型报道”，是毛泽东党报思想 运用于新闻宣传的产物。“典型报道”在党报宣传中的大量运用，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 个部分，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党报的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围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鼓舞群众，引导和组织群众。 „„
以雷锋、焦裕禄为例，他们既非领袖级的政治家，亦非明星球星公众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他 们的死显然不能算作重大事件(也有例外。60年代初推出的典型“大庆”，确实称得上是重 大 事件，因为大庆油田的诞生是改变一个国家能源状况的大事)；同样，关于雷锋、焦裕禄的 报道，更算不上是“人咬狗”的新闻，一个共产党员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工作难道不是最正 常不过的事吗?这类事情即便勉强算是新闻，大概也只能算是“狗咬人”的新闻吧。［29］ 刘磊是以西方标准来解析重要性和反常性的，所以在对典型报道的分析方面只能得出比较消 极的结论。 但是，比照新闻定义中的诸种重要因素可以发现，实际上多数“典型报道”达到了某种程度 的重要性（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和反常性（ｕｎｕｓｕ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的标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反常性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准，而不是西方的标准。雷 锋、焦裕禄，大庆、大寨对美国人算不得重大，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异常重要的。同样，上述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无足轻重，亦无正常和反常的意义，但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或是不寻常（ｕｎｕｓｕａｌ）的人，或是不寻常的集体，是高于普通 人和普通事件的，完全称得上反常（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解放军报记者江永红在评价典型报道《孙铁锤传奇》时深有感触地说：“学雷锋的先进人物 多的是，为什么偏写他?因为他性格中有特殊性，好几拨人去写他都失败了，原因就是忽略 了他的特殊性，而死往普遍性上靠，结果咋写咋不像，读之味同嚼蜡，从普遍性中找特殊性 事关稿件成败，不会找特殊性就不会当记者。”［３0］
江所说的特殊性实际上就是反常性，杰出人物或杰出集体都是卓尔不群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反常”既无贬意也不牵强。
可以挑剔的是典型报道的即时性。因为多数典型报道是大大迟于事件发生后的报道。但这仍 然不能将典型报道的新闻性一棍子打死。新闻在英文中可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专指Ｎ ｅｗｓ，即消息，第二是指包括消息在内的所有体裁，也包括Ｆｅａｔｕｒｅ即特写(或通 讯)。Ｆｅａｔｕｒｅ在西方新闻中大量存在，是一种深度、细致的报道。时效性较消息要 差得多，但无人否定它的新闻性。许多人否认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其实是在狭义“消息”的层 面 上来理解新闻的。典型报道是属于特写一类的新闻体裁，既然特写具有新闻性，那典型报道 具有新闻性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不适用。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 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这 完全可以看作是典型报道定义的精髓。
典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在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 代末期起，一批传媒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实。1987年陈力丹的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宣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因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也是中国党报的传统，在陈之前，还未有过对典型报道如此断然否定的先 例。新闻界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对典型报道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会消亡：典型的重要性决定了典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媒体在典型报道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以巨大的推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我国报刊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只能肯定，不 能否定。
(2)肯定典型报道的历史意义，但认为需要对它改革与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不能因 为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提高。典型报道“逐步淡化论”在纠正历史片面性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
(3)基本否定，认为随着典型报道的“逐步淡化”，它最终将走向灭亡：陈力丹认为，典型 报道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以及我国当代的报刊和新时期的典 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一旦典型人物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 道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３1］ 进入21世纪后，更激进的看法出现了。刘磊认为，90年代后，随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 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日渐式微。但宣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 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刘认为，虽然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 动下，“典型报道”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这事实上是虚假的“繁荣”，其影响与 当年的雷锋、焦裕禄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刘指出：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这事实上也宣告了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穆青时代”的终结，他说：
越来越多市场化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重新按照新闻 自身的规律发展。像“典型报道”，这种很难说是新闻的东西，在这些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对于已 经 告别舆论“一元化”的受众来说，千篇一律的“典型报道”更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尽管目前 报刊电视上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报道”的没落已经不可挽回„„［３2］
目前，有关典型报道的争论还在进行。不过，同前几个时期相比，90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 数量锐减。从典型人物报道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出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
根据安岗的统计，1943年上半年，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３3］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一年时间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3000 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３4］ 在文革十年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的统计就达760多篇，200多万字。［３ 5］
80年代：“新时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 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人。”［３6］《光明日报》采用消息的形式宣传典型人物，“平均两三天就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从5 月到年底，共刊登先进知识分子典型150个。”［３7］
90年代：新华社1994年一年“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３8］
对1979年、1989年、1999年1、2、3月份的报纸进行抽查的结果发现，典型报道的数量不断 递减，篇幅日益缩校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半个版、整版或超过整 版的情况很多。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 之下降。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 道，甚至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电讯式典型报道。［39］
典型报道为什么会弱化?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 的，以狂热和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其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神的载体 便会放慢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打破了偶像，蔑视造神运动，提倡独立思考和个性 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由于典型报道缺乏或排斥上述因素，所以它的走低是大时代背景使 然，是势在必行。此外，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迅猛地掀翻了以往的传播模式，新闻传播者逐步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变。满足受众的多元需要成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
在为什么典型报道会走低的种种猜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典型报道那种配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那些 饱蘸政治感情的典型报道，富于政治说教色彩，它总是仙人指路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 应当怎样度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 权力。典型人物中的许多政治性的变化令受众失去了信心，比如聂元梓、蒯大富、陈永贵、林彪、王洪文等风云人物在前一个时期是“英雄”、“模范”、“标兵”、“领袖接班人”，但在后一个时期又成了“反革命”、“阴谋分子”„„，这种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主观随 意性令人从怀疑到抵触。
其次，典型报道中那种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 感和抵触。由于我国一贯坚持以介绍先进人物和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典型报道中的先进典型总是毫无瑕疵，一味拔高，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经验必须能概括一个运动或一个地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典型的先进性、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现代受众要求新闻的客观真实，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典型展示社会生活，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意 义上盲目崇拜、一味迷信的典型报道的形式。所以，一旦政治思想解放之后，社会新闻、热 点报道、新闻调查等便以强大的生命力应运而生。
自80年代起，典型报道出现了很多改革，虽然在发表的数量上不及以前，但在写作方法上有 了很大提高--浓重的政治说教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情味和生活气息；高大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既表现优点也表现缺点。比如，先进人物张海迪曾 经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但许多记者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事实，认为这有损于英雄人 物形象，但郭梅尼在《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写到了这些，这种突破使人相信先进 人 物是人不是神，不是高不可攀的。［４0］有篇关于19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其 中提到了李初到部队时留着“费翔式”的分头，见领导先敬烟，过生日时到饭馆聚会，新兵 训练时首次测验5门功课三门不及格，野营训练掉队后“打的”赶队„„这些细节不仅无损于英雄形象，反而提高了可信度。一位老人说，“李向群20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家有资 产百万却自找苦吃，三次在危急关头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先后5次在水火中救人，生命最后 几天中四次晕倒在大堤上。这一切是许多同龄人，包括我的孩子所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要求 20多岁的青年高大无比，完美无缺，那不符合辨证法。”［４1］90年代以后的典型 报道，大多注重全方位的描写英雄，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结论
作为正面报道最高表现形式的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过程 中，这种特殊的报道形式起到了独特的发动群众、建设祖国、规范社会道德、巩固政权、成 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的作用。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典型报道趋于走低，其优势逐渐让位 于调查性报道、热点报道等。不过，典型报道在中国远没有全面撤退，它只是失去了在新闻 报道中的统领地位。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只 要理想主义还存在，只要正面报道还存在，典型报道就依然会存在。那些经过了历史考验的、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将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新闻学博士 参考文献与注释
［１］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李建红、邓天颖为本研究承担了部分搜集资料、整理文献工作，谨表谢意。
［２］上述4本著作依次为：Ｊｏｈ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Ａｎｊｕ Ｇｒｏｖｅｒ Ｃｈａｕｄｈａｒｙ（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ｔｉｖ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Ｉｎｃ．，１９８５； Ｊｏｈｎ Ｍｅｒｒｉｌｌ（ｅｄ），Ｇｌｏｂ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 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 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ｅｎ，１９９５； ＣｈｉｎＣｈｕａｎ Ｌｅｅ（ｅ ｄ），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ＣｈｉｎＣｈｕａｎ Ｌｅｅ（ｅｄ），Ｃｈｉｎａ’s Ｍｅｄｉａ，Ｍｅｄｉａ’s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３］以上文章的出版细节从略。
［４］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95页。
［５］《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4页。 ［６］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189页。 ［７］《西方文论逊(上)，425页。
［８］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4页。 ［９］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5～8页。〖ZK)〗
［１０］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李广增、吴庚振著：《新时期新闻 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129～132页。
［１1］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7卷，186～191页。 ［１2］童庆炳：《我与文学理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ｎｕ．ｅｄｕ．ｃｎ／ｃ ｅｎｔｅｒ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ｘｚｆｉ－１．ｈｔｍ
［１3］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1年 第3期，123～127页。
［１4］吴廷竣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2001年第3期，44～45页。
［１5］以上均见吴廷竣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45页。
［１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8 42页。 ［１7］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的发展史》，4页。
［１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 重印，1991年，860页。
［1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61页。
［２0］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10页。 ［２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逊：新华出版社，1983年，176页。
［２2］《中共中央关于改革报纸工作的建议》，《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96页。 ［２3］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1期，19页。 ［２4］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42页。 ［２5］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142页。
［２6］〖BF〗汪植培：《也谈典型和典型报道》，原载《新闻世界》1990年第4期〖BFQ〗，转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91年)，133页。
［２7］山西日报资料室：《先进典型报道必须真实》，《新闻研究》1991年第1期，47 页。 ［２8］时统宇，142页 ［29］〖ZK(〗刘磊：《典型报道的挽歌》，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ｄｎ６１８．ｃｏｍ．ｃ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ｉｎｇ ｔａｉ／０１１０１７３００／０１１０１７３０１１．ｈｔｍ
［３0］江永红：《环视--记者的眼光之三》，《新闻与成才》2001年第8期。 ［３1］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页。 ［３2］刘磊：《新“名记”时代的到来》，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 ［３3］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0页。
［３4］徐人仲：《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83页。 ［３5］安岗：《论典型报道》，53页。
［３6］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18页。
［３7］光明日报总编室：《改进人物报道，突出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新闻年鉴》(1 983年)，83页，151页。
［３8］郭超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估计》，见郭超人：《喉舌论》，北京：新华出 版社，1997年，317页。
［39］此项统计由李建红做出。
［４0］见郭梅尼、许家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国青年报》1983年 3月1日。 ［４1］晓平：《为战士讴歌，让英雄永存》，《新闻与成才》1999年第10期，28页。
第五篇：中华文化与古以色列的渊源
中华文化与古以色列的渊源
一旦投入对献祭体系历史的研究中，散落在远古历史记录中关于中国人对真神的敬虔的认识，以及那些让我惊讶的历史细节，我开始确信中国古人曾以旧约中所规定的相似的方式敬拜宇宙的创造主，不再是之前我认为是缺少根据、难以信服的事了。同时，我也开始察考了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其它方面。我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在一起，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旧约圣经中《创世记》十一章所记载的，在巴别塔时代，人类的语言被真神混乱后，万国被驱散，其中有一支是远古的中国人。
在四散的万国中，有一些人离弃了真神，另一些人则继续跟随真神。我相信，迁徙到中国大地，建立中华文明的族群，是一群敬畏真神的子民，他们继续按照真神的规定敬拜他。本书将通过以下七个明证来证实，中华民族的先祖确实是这样的人。
论证的根据
1．中国古汉字的构成，证明了中国先人揭示了人们对《圣经》中所描述的早期人类事件的普遍认知；研究中国古汉字的构成，与圣经所描述的人类早期的事件，有部分相似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先人对这些事件是非常了解的．
2．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创造主真神的品性，与《圣经》中表明的真神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
3．中国到最后一代的清朝皇帝，仍旧在天坛祭祀上天，这种敬拜上天的仪式被称为郊祭，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敬拜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个持续了长达4,000年的献祭体系，与《圣经》中所教导的献祭的意义相同。
4．一些十六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人所敬拜的真神与《圣经》中的真神极其相似。这些专家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知识巨匠，他们熟知现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些历史文献。就他们的才智、学识及美德而言，至今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5．中华民族与希伯来民族之间，对真理的理解，尤其是人与创造主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社会的责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既然真神是所有真理的源头，真神一定将他的真理普遍启示给了世界各族，中华民族的先人是接受了真神的普遍启示的。
6．中华民族并非如以色列民族那样，是“真神的选民”，本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明白他们是向一位公义而至高的真神负责，通过服侍人民来服侍真神。因此推行了一种敬虔的方法来遵行天道，他们自觉有义务通过良善和谦卑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中国从百姓到帝王都追求的“仁政”。
7．中国远古典籍里保存了一些重大星象的记录，与《圣经》中主要的星象事件是相互印证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星象记录相互确认、支持，证实两个民族的记录是可靠和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远古的记录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天象的时间，还包含了对这些天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圣经》所阐明的意图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要引导人类认识真神，明白真神的旨意。
经常出现的两个极端观念是：1，我是中国人，我追随祖先灿烂文明所传承的传统与美德，我不接受外国的洋教，免得被异化。2，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要彻底拒绝，因为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信仰是冲突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因为不了解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相所致。真神是属于全人类的，他并不是人类理解力与想象力所限制的那一位，真神的作为从亘古到今天，融汇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中，真神也将他救赎全人类的计划分步骤、循序渐进地启示给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人。中国古人所认识与敬拜的真神，在许多方面都与希伯来民族、基督教经文中的第一卷书《创世记》中的真神相同。不过远古时代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无法知晓真神的救赎计划，这奥秘最终在2000年以前，通过耶稣受难彰显出来，使全人类豁然明白。
假如只有一个证据、一个事实是不足以证明我所要阐述的观点，也不能令人信服的。通过本书里许多证据的汇合，可以证实远古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是认识真神、敬畏真神的一群人，而且按照《圣经》中真神规定的方式一直敬拜他。
真神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散布许多线索，让现今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寻找到他，认识他并且爱他。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些线索最终的指示。这位真神的儿子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中，耶稣来到世界的事实，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中最真切的盼望．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真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真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使徒行传17章24-27节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像一棵大树的两个分枝，各具特色又同出一源，因为真神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根。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表明了真神的作为始终没有离开中华大地，真神的恩手保护着中华的统一与独立，当世界历史上所有强盛的古代帝国，例如巴比伦、波斯、罗马都消亡了，广大的国土分崩离析，如今成为许多的小国，惟有中华民族依旧生活在古老帝国留下的版图上，依旧将古老的文明在现今的世代重现他的光芒，并且从贫病孱弱的境地中逐步强大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圣经里说：真神尊重那些敬畏他的人，从每个个人到整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如此。
无论认为自己离开真神有多么遥远，或者像我曾经有过的“忘记文化传统”的念头，实际上，真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并非撇下人类中的许多民族任其沉沦，只在一小群人中间当真神；他的心意是要让全人类都回到他的面前来团聚。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意图是要引发读者对一位积极的、密切接触人类事物的真神有所认识，明白真神对中华民族的爱。因此，无论对真神抱着什么样的认识，我希望读者能以开放的心态来读这本书。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