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与蒙古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篇：人文科学与蒙古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

人文科学与蒙古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

当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民俗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等学科领域之间前所未有地进行对话、整合，从而一方面使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显得模糊，另一方面使得不同学科的方法理论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虽然关注点和角度各有不同，但是蒙古族传统音乐历来是民族音乐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共同的研究领域。到了近十年，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更是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间文学以及其它学科当中，广泛吸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不但加强了自己本学科的建设，同时对相邻学科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借鉴，并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贡献。将蒙古族音乐研究放置在中国蒙古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发现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工作孕育并发端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当中。蒙古族民俗学先驱罗卜桑悫丹于1918年完成的《蒙古风俗鉴》（蒙文，哈丹碧扎拉桑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是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民俗学著作。在这部书的《古今歌谣类》一章中，作者收录了当时流传于科尔沁、喀喇沁地区的14首民歌唱词，从而开启了中国境内蒙古族民歌搜集整理工作的先河。下面重点介绍另一个民歌搜集整理方面的主要成果《丙寅》杂志。《丙寅》杂志是现代蒙古族民间文化研究先驱卜和克什克（1902～1943）等人创办的“蒙古文学学会”综合刊物。本刊从1926年创办到20世纪40年代，定期或不定期刊出共十期，刊载并介绍了大量的蒙古族民歌。根据目前所留资料，《丙寅》杂志刊载的蒙古民歌中“蒙古源流之歌”32首，记有歌名的歌曲有50余首，加上未记歌名的民歌，共计90首左右。体裁包括赞颂歌、祈祷歌、训谕歌、宗教歌、感恩歌、宴歌、军歌、故事歌、思念歌、情歌、儿歌等，有独唱、合唱、对唱等。[1]《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标志着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起步早，起点高。罗卜桑悫丹、卜和克什克等学者，较早并系统地运用民俗学的方法理论，对蒙古族音乐进行了搜集整理，并对每一首作品进行了简要的背景说明，从而迈出了蒙古族民间音乐“从口传到书写”的历史性一步，并将其推到了当时国内相关领域较高的位置。遗憾的是，现存的《蒙古风俗鉴》和《丙寅》杂志，仅记录了唱词而未记乐谱，[2]从资料学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可见，当时蒙古族音乐研究主要是在民歌领域，而且其重点还是民俗学的和文学的。

第二阶段，蒙古族音乐学资料学科的形成。如果说，上世纪上半叶国内蒙古族音乐研究更多是民俗学领域中，或者说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是依靠民俗学的话，那么首部由专业音乐学家完成的第一部民歌集则是由革命音乐家安波、许直、胡日查等人完成的《蒙古民歌集》。该书作为东北文协文工团民间音乐系列资料之一，于1949年由内蒙古日报社印行。该民歌集收录了149首民歌和7首说书调，简谱配以斯拉夫蒙文，可后用蒙、汉文字记录唱词。所收录民歌和说唱曲调分为革命尖、生活类（包括妇女生活、思亲情乡、孤独生活、宴歌等四个分类）、爱情类（包括恋歌、相思失恋、喇嘛偷情、情歌联唱等四个分类）、宗教类、杂类等五类。这些民歌中的一部分是安波、许直等音乐家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采风时搜集到的，另一部分则是记录自当时在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蒙古族学生。这是目前所知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用现代记谱法记录的民歌集。它的出版标志着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蒙古族口传音乐的搜集整理及书面化工作的正式开始。1952年，安波、许直将精选其中的部分民歌，唱词译成汉文，以《东蒙民歌选》为名，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接着，由内蒙古歌舞剧团编，奥其、松来汉译的《内蒙古民歌集》，于1954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东蒙民歌选》和《内蒙古民歌集》用汉文译词记录，对蒙古族民歌的跨地区、跨民族传播产生了积极意义，例如《嘎达梅林》、《牧歌》等脍炙人口的民歌便是通过《东蒙民歌选》流传到全国，并被内地专业音乐家所了解的。1960年，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编辑出版了《内蒙古民歌选》(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这部民歌集中收录了170余首蒙古族民歌，并用蒙文记录唱词，配以简谱，是建国后一部重要的民歌参考资料。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在各方学者的努力下，以五大“集成”为中心，出版了数十部民歌集、说唱音乐曲调集、乐曲集，其范畴广泛，收录曲目数量浩大，蒙古族音乐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丰硕成果。其中，有些是正式出版物，有些则作为地方文化研究的内部资料；有些是大型集成，有些是地方系列丛书，有些则是各盟、旗自编资料。可见，与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一样，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资料的搜集整理是蒙古族音乐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三十余年，蒙古族传统音乐研究工作虽然逐渐脱离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向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发展，但这时期的成果主要是以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为主，尚未形成理论研究的学术局面。但是，如果说蒙古族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多是在本民族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孕育下形成和发展，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蒙古族理论音乐学研究则却基本独立于民俗学，并以国内音乐学研究为依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第三阶段，蒙古族音乐研究理论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蒙古族音乐为对象的真正音乐学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工作，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乌兰杰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为标志。两部“初探”，前者旨在建构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形态学分析模型；后者努力设计出蒙古族音乐史以及传统音乐研究的宏观理论框架。其中，吕宏久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在承认蒙古族音乐的个性特征的前提下，强调与中国其它民族音乐之间的共性特征，并以蒙古族民歌为对象，借鉴和吸取了当时我国“民间音乐研究”的相关学科理论以及中华民族调式研究的相关方法，用大量的实例来系统地论述了蒙古族民歌曲调的调式特征。而乌兰杰的学术论文集《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从音乐史、比较研究、音乐形态学、音乐美学等多视角对蒙古族各历史时期各种音乐体裁进行研究，并把蒙古族音乐与北方古代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旨在建构蒙古族音乐史的宏观框架。两部著作对于20世纪末蒙古族音乐学科理论的建立来说，其开拓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80年代初至今的二十余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里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这是时期的音乐学研究，从一般的概论性探讨，向深入的音乐学理论及方法论建构发展；从宏观的历史研究，向更为具体的地方音乐传统、乐种、乐人以及微观的个案研究发展。在逐渐与国内外音乐学研究接轨的同时，正在形成自己特定的传统。第四阶段，蒙古族音乐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阶段。如果说80年初代至21世纪初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族音乐学研究是在与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是双轨并行发展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初，蒙古族音乐研究，却又重新回到与相邻学科重新整合的时期。其特点有三：一是，这时期国内音乐学诸学科的发展，尤其是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兴起，为蒙古族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背景；二是，国内外蒙古学的发展，要求蒙古族音乐学研究要全面开放和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以融入到整个蒙古学的大环境当中；三是，蒙古族音乐学本身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以及多元文化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音乐文化资源的应用研究等需要，要求音乐学研究要走出封闭，才能够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历史脉搏，才能够符合当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多学科的再次整合已经初见端倪。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相对论深入人心，已成为人们进行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与“文化霸权”斗争的武器，文化变迁理论却为人们思考民族音乐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尤其是田野调查的方法，社会学的统计学方法以及已开始广泛运用于蒙古族音乐研究当中，极大地改变着民族音乐研究的面貌，而且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开始系统地运用口头诗学、符号学等新学科的方法理论，不仅拓宽了蒙古族音乐研究的理论视野，同时促进了国内外音乐学领域之间以及与相关学科领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展望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前景，与民俗学等相邻学科之间进一步交融和整合，仍然是今后蒙古族民族音乐研究的总体趋势。然而，这并不妨碍各学科本身的独立性，相反，各学科将交融、整合和过程当中，不断充实自己的学科理论，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综观蒙古族音乐研究所经历的一个世纪，我们发现蒙古族音乐研究工作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相反，它一方面与国内外音乐学研究的总体进程协调步伐，另一方面则以蒙古学诸学科为依托，在彰显自己的特色的同时，不断汲取姊妹学科之优长而逐渐形成起来的。而且，这种发展趋势远没有结束，毫无疑问，蒙古族文化的民俗学、民间文学、文化人类学研究需要音乐学研究的有力支持，而蒙古族音乐学科的进一步推进，也要借助这种学科整合所提供的力量。今后，民族音乐学除了充实和加强理论之外，还应为自治区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一方面，我们应将自己的资料建设和理论研究，与内蒙古各民族传统音乐优秀遗产的发现、发掘、抢救、保护、传承工作结合起来，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作出贡献（内蒙古民族音乐声像资源库），另一方面，我们通过资料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不断地将草原音乐文化中最珍贵的部分展现给青年学子和社会大众，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努力搭建起互通渠道（民族原生态音乐走进校院系列音乐会，青年学子田野调查）。

[1] 参见，巴·苏和：《卜和克什克与<丙寅>杂志研究》[蒙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2] 据《蒙古风俗鉴》记载，“古今歌谣类”所收录的14首民歌原来带有乐谱，但出版资料中乐谱缺失。（参见，罗卜桑悫丹：《蒙古风俗鉴》[蒙文]，哈·丹碧扎拉桑校注，21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二篇：蒙古族发展与民族特色保持

蒙古族发展与民族特色保持

摘要：蒙古族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从额尔古纳河山林里的小部落到驰骋欧亚的元帝国再到清末守卫国土抵抗侵略的骑兵，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如今正值和平稳定的新时代，面对民族大融合，蒙古族更应保持民族鲜明特色。关键词：民族 保持 特色 发展

悠悠的五千年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炎黄阪泉之战开启中华文明史，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统一；封建王朝夏、商、周，君主与诸侯分治天下，龟甲上的篇篇文字、青铜和玉质礼器诉说着她们曾经的故事；百家争鸣、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带来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秦汉，用辉煌的战绩中奠定疆域版图；艺术繁荣的大唐盛世、经济发达的宋朝、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和清朝、资本主义萌芽初现的明朝，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道不尽繁华。

五千年的文明史，缔造者不仅仅是中原民族，还有被称作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各少数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各数民族开始和中原民族融合。秦朝时北筑长城南设桂林、象郡，汉朝时大破车世国、驱逐匈奴，到唐朝与西域各民族通商，文成出塞，再到元朝铁骑逐鹿中原……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少数民族扮演者亦敌亦友得角色，起到了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作用，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蒙古族便是这些少数民族中重要的一支。

蒙古族最初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山林里称为蒙兀室韦，约九世纪中叶进入草原成为草原游牧部落。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帝国，号成吉思汗，创立蒙古文字，统一蒙古高原。1276年灭宋，建立统一的元朝，建元大都。1368年结束在全国的统治，蒙古族部落鞑靼和瓦剌首领接受明朝封号。明末清初蒙古族分为漠南、漠北、漠西三部。清朝入关前漠南蒙古归属清，其他两部臣服。第一次鸦片战争蒙古族军民与各民族军民奔赴前线共同战斗。第二次鸦片战争，蒙古骑兵与满、汉守军共同驻守天津大沽炮台。抗日战争时期与其他各民族一起抵抗外敌。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现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曾相互争斗也曾共同抵抗外敌，我们曾势同水火也曾相濡以沫。我们是无法拆散的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在和平稳定的今天，在民族空前大融合的今天，曾经特色鲜明很多民族正在逐渐消失，正在溶于时间的长河中，慢慢走向灭亡。我们期待着民族的融合，我们期待着民族间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变成完全相同的、统一的、没有特色一群人。我们应该都是鲜明的自己。应该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保有民族特点的基础上相互汲取特长，不断发展。

那么蒙古民族应如何在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基础上保持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呢？

一、保证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

蒙古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有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利亚特、科尔沁四种方言。现在通用的文字是十三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14世纪初，经蒙古学者却吉·斡斯尔对原有文字进行改革，成为至今通用范化的蒙古文。

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可以很好的区分不同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环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保持我们的民族的特色。也是身处多民族环境下，蒙古族同胞相互识别的有效途径。可以通过发展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新闻出版、广播、戏剧、电影事业来实现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播。

二、加强民族交流、文化传播 蒙古族与其他民族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从生活方式还是从文化特色上。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处事方式致使在相互接触中，我们会产生误会和分歧。这也是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应加强文化交流，通过相互了解来增加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也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让我们自己更加了解本民族的特色，知道什么是我们该保持的优良传统。民族文化习俗的继承。蒙古族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祭祀方式，独特的敬茶、敬酒、敬神、待客的礼仪习俗，饮食文化，美丽的民族服饰、适合本民族生活方式的居住方式。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特色。也许有一些并不适合现在的社会生活环境，但我们至少要了解它们。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增加我们自己对这些习俗文化的认同。例如：《蒙古秘史》等典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著名文化遗产；《饮膳正要》被评为对世界文明贡献卓著的重要医学发明。

四、树立民族意识，增加民族自豪感。

很多少数民族就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失去本民族特色的。其原因多为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认同或在其他民族文化冲击下的迷失。所以，处于民族大融合的今天的蒙古族应在不盲目自大与和平友好的前提下，树立民族意识，加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增加民族的自豪感。

我相信一个多样的、具有多民族特色的中国才是一个强大的、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强大国家。

骊山上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烽火台还在，可是早已历尽沧桑，美人不再。铁骑驰骋欧亚，疆域空前的蒙古帝国也早已走向了衰亡。但我们的国家和平稳定、繁荣昌盛，蒙古族人民也在国家的帮助下学习先进文化知识并不断进步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个性鲜明的一支，我们也是热爱国家热爱中华的一支，我们是其他五十五个民族的兄弟姐妹，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但我们更要共同努力创造祖国更繁荣昌盛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蒙古族简史》 蒙古族简史编写组 民族出版社2009 [2]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蒙古族》 李金宏，金开诚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

第三篇：与蒙古族传统文化

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姓名：罗超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10-1班

1065123107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及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又是蒙古族民族的性格的集中体现。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内容

意义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 “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崇信重义精神” 和“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开拓进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如东胡系统的鲜卑人，总结历史经验，认为 以战争手段获取经济补偿，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史载：拓跋鲜卑“迁于定襄之盛乐。……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乌桓首领—引者注)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1]。统治者不再将权利空间局限于草原，开始将入主定居民族地区，与定居民族上层联合，直接控制和占有农耕社会物资作为政权建设的目标。

（二）英雄乐观精神

英雄主义也是草原文化一以贯之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浓缩，是草原民族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之一。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汉文史学家称蒙古人“俗以贪生为耻，以捐生为把都(华言好汉也)”[2]，“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在战斗中舍命营救他人者“惟欲称雄虏中，为名高，不为厚利也”[3]。“英雄”在蒙古民族中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在古代汉文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突厥人“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4]。是说匈奴人、突厥人对于战死者十分敬重。乌桓人也有同样的习俗，史称“俗贵兵死”[5]。但文献中没有对“重兵死”、“贵兵死”习俗的内在原因做出解释。实际上，草原人敬仰是的在危难之际视死如归者——英雄。在古代草原民族中，英雄被视为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体，是公共道德的化身。所以英雄在草原社会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 2 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自由开放精神

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万面。例如在语言上，有学者统计“中期蒙古语中借用的中期突厥语以及畏兀儿语(中期畏兀儿语)的词汇总量，不下一千个”[6]。语言的融汇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因为每一个词汇的传递和接纳，都与该词汇所表达的生产技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各语族共用词汇在蒙古语中的大量积淀，说明与之相关的多民族文化要素也自然融汇于蒙古族文化之中，这很好体现了蒙古人的开放心态，对与其他文化不排斥。还有成吉思汗所提出的“一切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忽必烈创造能够“译写一切文字”的拼音文字(八思巴文)的构想、合赞汗组织编写世界历史的行为，都是采用的开放包容原则，这不是自由开放的很好体现么？一位学者认为：“忽必烈平大理国中表现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智慧，看似属于他个人，然其建树的顽强生命力直接与现代社会相连接，能够超越民族，能够超越国界，能够超越信仰，能够超越时间，实属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一种非凡 3 贡献”[7]。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吸收其他民族经验、其他文化精华而实施的，这也是开放自由另一方面的表现。

（四）崇信重义精神

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虽有风雪，也不失约；虽遇大雨，也不误期。”（8）成吉思汗的这句话时刻教育着其子孙后代：为人要诚信。诚信精神构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

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如东汉时期的“……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污卢维，乃相慕以迁善，款塞内附。……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9）]柔然“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10）]，等等，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行国体制”[（11）]。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显然与游牧生 产生活是相适应的。这也是蒙古人务实实用的集中体现。

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竞争日益激烈，我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源泉。蒙古族自由乐观的民族性格，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追求，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营造和谐普惠的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以自由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曲解、不贬低任一民族，让我们学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风俗习惯，正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质的特殊性，进而关心、关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积极投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参考文献：

（1）《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纪。

（2）[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见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第253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

（3）[明]岷峨山人：《译语》。见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第23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4）《北史》卷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突厥铁勒传。（5）《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乌桓鲜卑传。（6）匈奴 卡拉著，陈弘法译：《畏兀儿—蒙古文学交流》，《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1期，第20—21页（7）杜玉亭：《忽必烈平大理国与人类智慧》。载《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2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8）《成吉思汗箴言》箴言三十九

（9）《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10）《魏书》卷一〇三，列传第九十一。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传。

（11）肖爱民：《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第3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四篇：社火的形成与发展

关中社火的形成、发展与环境关系论述

在秦岭和黄土高原南北夹持下有一块肥沃的土地，东西长400公里，南北宽100公里，号称“八百里秦川”，这就是关中---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关中这块黄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生态的民俗。特别是在远离城市的乡镇上，一些传统的习俗仍顽强地存活着，它们与这方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唇齿相依，关中社火就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

社火，在当地又称“耍社火”，是传统民间节目综合的文化活动。包括舞蹈、杂技、杂耍、武术、鼓乐等，是群众在年节庆典、庙会上自娱自乐、表演性强的民间歌舞技艺活动的统称。其历史悠久，在甘肃、陕西等地方发扬传承。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唱腔，不同的地方稍有不同，但大体形势还是一致。

社火主要在每年春节期间，具体集中在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在当地农村，每年每个村都要产生一个负责庙会及全年民间文化、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一般由农户轮流担任，其负责人称“会长”。每年春节期间，会长既负责自己村的社火活动，也负责与邻村社火演出的来往接待。表演程式：

敬神:社火出村时就已经装扮好，沿途敲锣打鼓。进村后先进庙，秧歌队简单引场，唱《十支香》等娱神祈祷小曲。然后才去正式演出场所，一般在较大的农家院落。

打场、引场：因为是地摊演出，观众攒集，需要“打”出一个场地。一般用舞龙或武术表演“打场”。旧时“打”出场后，提灯笼的小孩迅速围出一个圈，中心就是演出场地。

节目表演：秧歌队“引场”之后，开始各种小调(曲)、对唱、小剧表演。语言类节目演唱后是带“道具”的演唱，如“踩仙鹤”、“跑旱船”、“高跷” 等。社火的压轴戏一般是狮子舞表演。

追根溯源，社火，作为最古老的风俗，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来源于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是远古时期巫术和图腾崇拜的产物，是古时候人们用来祭祀拜神进行的宗教活动。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祖，是传说中的火神，能驱邪避难。崇拜社神，歌舞祭祀，意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万事如意。在以农业为主的环境中，土地是人们立足之本，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火，是人们熟食和取暖之源，也是人类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远古人们凭着原始思维认为火也有“灵”，并视之为具有特殊含义的神物，加以崇拜，于是形成了尚火观念。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产生了祭祀社与火的风俗。

由于黄土高原特殊的气候与环境，当地居民是群居生活是社火得以以原生态的面貌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使祭把社火的仪式逐渐增加了娱人的成分，成为规模盛大，内容繁富的民间娱乐活动。例如：社火之乡——宝鸡的《对口曲》，解放初的：“这个场子平又平，驴驮金来马驮银，骡子驮的聚宝盆，金银财宝滚进门”，改革开放后的：“这个场子宽又宽，加耍秧歌带拜年，包产到户政策好，不愁吃来不愁穿。”；新时期的：“进了场子四下看，四合大院新崭崭，你的生意跑得欢，银行存的定期款。”

国家也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民间社火”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社会发展，社火用更多的表演形式表现关中农耕文化的精华，以更完美的姿态传承下去。

第五篇：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一、自我意识的形成自我意识是个体在机体生长发育，特别是脑机能的成熟过程中通过个体的社会化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有研究表明，自我意识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理的自我；二是心理的自我；三是社会的自我。

新生儿不具有自我意识。婴儿最初是先能辨认客体的属性，而后才逐渐认识自己的。一岁前的儿童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更不能分辨主客体的区别。他们经常摆弄自己的手指，并把它们放进嘴里吮吸，但并不知道手指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把它们当做玩具。

一岁左右的婴儿，才开始把自己的动作和动作的对象加以区别，意识到自己的手指与脚趾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自我意识的最初级形态。

一岁半左右的儿童，从成人那里学会使用自己的名字，表明他们能把自己和别人相区别。儿童会使用自己的名字，是自我意识发展中的巨大飞跃。

二岁以后的儿童，在语言学习中掌握了物主代词“我的”和人称代词“我”，由此实现了自我意识发展的又一次飞跃，即从把自己看作是客体转变为把自己当做主体来认识。这标志着他们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出现。

幼儿期儿童的自我意识发展主要表现在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上，其中以自我评价为主导标志。

童年期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能力的提高，自我评价出现了新的飞跃，乃至以后进入少年期、青年期，自我意识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也日益复杂，直至达到成人的成熟的自我意识水平。

二、自我意识发展的途径

研究表明，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

1．通过认识别人，把别人与自己加以对照来认识自己

人最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个体往往把对他人的认识迁移到自己身上，像认识他人那样来“客观”地认识自己。如，当看到别人对长者很有礼貌并受到大家称赞时，就来对照反思自己的言行，从而认识到自己平时对长者的态度。经过多次对比，就会促进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形成相应的自我概念。

2．通过分析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认识自己

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受他人评价的影响。这如同人对着镜子来认识自己的模样一样，儿童认识自己是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做一面镜子，来不断认识自我的，包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由于人的活动范围比较大，经常从属于不同的团体，接触不同的人，每个团体、每个人对你的评价就是一面镜子，这样就可以通过不同的镜子来照出多个自我，这样，个体就能较全面地认识自己，从而促使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

3．通过考察自己的言行和活动的成效来认识自己

自我意识是个体实践活动的反映。自己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果也会成为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能反映出自己的体力、智能、情感、意志和品德等特性，从而使之成为自我认识、评价的对象。如一个学生，在学习上或一项竞赛中取得了好成绩，他会从中体验到一种自信，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就会有新的认识。

4．通过自我监督与自我教育来完善自己

个体通过以上几方面的途径，在不断的反省自己中，发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一方面通过自我监督，来克制、约束自我，服从既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自我教育，按社会要求对客体自我自觉实施教育，以实现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积极统一。总之，自我监督，着眼于“克制”，而自我教育，着眼于“发展”，二者共同承担自我意识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