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物权法是保证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第一篇：谈物权法是保证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物权法是是保证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得到有效保障并顺利实现,无疑关碍社会和谐的大局,构成财产关系和谐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当中,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之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定位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保障和实现的社会背景。如何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地协调起来,使得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枝繁叶茂、茁壮成长,乃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课题,我国从理论到实践,为此做出了长期的探索。时至今日,尽管这个探索的过程仍然在持续,但是一个基本原则已经确立,那就是将国家的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分割开来,使国家“主权者”的身份与“所有权人”的身份相分离,力求将国家的公共权力屏蔽于财产权利之外,纯式,均蕴涵了改革开放的设计者以非权力的民事手段来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塑造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的理念,而1993 年《宪法修正案》将“ ,正是这一理念在根本大法上的反映和确认。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民法通则》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一节中,明确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这意味着在全民所有制的实现方式上,改革者在肯定国家的所有权人身份及其与国有财产利用者之间的民事关系的同时,大力提升后者的法律地位,使之从基于企业承包、租赁合同所生的相对债权人地位,逐渐成为拥有和支配法人财产权的享有者。这一转变的本质在于,通过赋予公有财产利用者以排他的支配权,使之能够基于权利的绝对性,排斥包括所有权人在内的一切个人和组织的不法干预和侵害,从而有力保障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相分离的公有制改革目标。在这一改革思路之下, 1994 年《公司法》对于“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界定,以及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对于绝对性的“承包经营权”的界定,均表明,绝对性支配权利,即物权性质的权利,已经取代了原先的合同债权,承担起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塑造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方式的使命。然而,由于我国没有系统、成文的物权法,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中也没有关于物权的概念、效力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物权的公示和公信制度的规定,因此对于上述“企业自主经营权”、“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所谓绝对性效力究竟指什么,怎样才能具有这样的效力等问题,欠缺法律上的依据。实践中,将承包经营权与租赁权等价齐观的现象屡见不鲜。物权制度的阙如,以及由此所伴生的物权观念的匮乏,已经构成了以绝对性支配权塑造公有制实现方式的改革进程中的羁绊。

第二篇：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从社会层面来看，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是三大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制度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对这些因素不能一概而论，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当前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实现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对分配政策的调整。分配政策包括初次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分配政策的调整不仅要对自身不合理的地方加以完善，而且要充分发挥对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进行调节的功能，尤其要通过再分配政策的导向和措施，化解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趋向和谐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应是再分配政策的重中之重。由于农业始终是处于弱势产业的地位，农民也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和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采取减免税收和给予更多财政补贴的双重政策，能够在短时期内收到良好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经济关系是否和谐，决定着社会关系是否和谐。因此，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根本上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是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使人们和谐相处，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关系不和谐，社会关系是难以和谐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利益和谐与社会和谐的这一内在联系，客观上要求我们以促进经济和谐为基点，进而构建和谐社会。这应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条基本思路。

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从社会层面来看，收入差距的拉大主要是三大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制度因素、市场因素、政策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对这些因素不能一概而论，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制度因素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表现为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但在现阶段，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有利于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并且，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公有制经济对社会基本经济关系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来构建和谐的经济关系。

市场因素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表现为由市场经济规律作用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规律和竞争机制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对于能力不同的人来说，结果却是不平等的，具体表现为由此而产生的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但这种优胜劣汰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是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前提下来构建和谐的经济关系。

政策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影响表现为由于分配政策的原因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当前，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比较突出的是农民群体、城市下岗职工等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在社会中处于较低层次。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政策，实质是对生产要素所有权的确认，并保证其在经济上能够得到实现。由于人们拥有的生产要素数量多少是不同的，因而这一政策实施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按生产要素分配政策的实行，必然在社会成员之间拉大收入差距。

上述影响人们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并不是都具有相同的性质，有些因素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属于制度层面的内容，有些因素是属于政策层面的内容。因此，当前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实现经济利益关系的和谐，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对分配政策的调整。分配政策包括初次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分配政策的调整不仅要对自身不合理的地方加以完善，而且要充分发挥对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进行调节的功能，尤其要通过再分配政策的导向和措施，化解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趋向和谐。因此，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是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途径。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

一是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作为再分配政策的重要内容。当前，社会低收入群体的面比较广、人数比较多，这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这一状况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发地得到解决，只有通过政府的再分配途径，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和倾斜，使其能够通过非市场途径获得一部分收入。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关心和照顾，同时也缩小了社会范围的收入差距。

二是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作为再分配政策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农民被排除在再分配政策的范围之外。由于农业始终是处于弱势产业的地位，农民也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和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府采取减免税收和给予更多财政补贴的双重政策，能够在短时期内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是把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纳入再分配政策的范畴。通过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来缩小社会收入的差距，是各国普遍采用的调节方法。要把对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纳入再分配政策的范畴。除了要出台更加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外，还要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开征特别税，使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经过再分配政策调节以后有较明显的变化。

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成熟程度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因素的影响，化解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但是，重要的是必须把构建和谐的经济利益关系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地位上来认识。

第三篇：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17:37 作者：周国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努力创建和谐社区。社区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如果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万丈高楼平地起”，那么创建和谐社区就是其赖以支撑的重要“基石”。

普陀区是上海中心城区之一。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战略思想和市委“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管理决策，以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为抓手，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和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区域内所有街道、镇都建成了上海市文明城区、文明镇，８０％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文明小区内。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们站在更高层面上审视社区工作，推进区域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我们正在按照市委关于“社区建设实体化、社区管理网络化、社区党建全覆盖”的要求，丰富社区和谐的内涵，拓展和谐社区创建的途径和方法，把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逐步落到实处。

一、以居民参与为重点，实施“共建工程”，建设自治型社区

协调好社区中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关系，增强人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思想基础。我们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坚持行政推动和社会培育相融合、政府指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社区自治。推行社区居委会专职人员的直接选举，实现法律赋予广大居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建立健全居民代表会议制度、居委会工作细则以及居民公约、居民自治章程等，保证居民自治健康、有序、长期发展；完善决策听证会、矛盾协调会、政务评议会等社区民主自治制度，把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区事务交给居民讨论、决定，畅通居民参与管理的渠道。

为了营造共建和谐社区的良好氛围，我们向广大居民大力倡导“知我社区、爱我社区、奉献社区，为社区争光”的风尚，向社区内党组织和党员强化“我们拥有同一个光荣称号，我们生活（工作）在同一个社区，我们肩负着同一个创建重任”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们围绕“贴近群众需求、营造和谐社区”这个主题，在各个社区实施“零距离”工作法，为新形势下推进和谐社区创建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使“社区是个家，建设靠大家”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二、以服务居民为宗旨，实施“便民工程”，建设服务型社区

以群众满意为准则，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满足社区居民和单位的多种需求，是构建和谐社区的基本要素。我们积极创新公共服务的方式方法，在各街道、镇成立了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探索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服务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加快调整社区服务中心功能，大力发展公益性、保障性和便民化服务；着力培育和发展义工队伍。为了让更多老年人欢度晚年，我们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养老机构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深化“守望工程”和“居家养老”，探索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新途径。为了让青少年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我们不断深化社区青少年事务管理试点工作，建立了社会化青少年维权网络体系。为了让外来流动人员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建立了一套“流动有序、管理有法、教育有质、服务有效”的管理服务机制。

关注困难群体的基本需求，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关爱，对创建和谐社区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区、街道、居委会等构建了一个高效率、低成本、全覆盖的帮困工作体系，包括以社区为依托的帮困工作网络、困难群众帮困资金、就业促进机制等。为使帮困工作更具针对性、趋向“恒温化”、富有人情味，我们提倡机关干部带头并发动社会力量，在各社区设立“衣被银行”和“爱心慈善超市”等，让困难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救助物品。

三、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实施“素质工程”，建设人文型社区

良好的社区风尚、共同的生活愿望、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基本内容。我们针对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价值观念变化的特点，以“追求卓越、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精神和“抓机遇迎难而上、打基础拼搏奉献、兴功能开拓创新、树形象敢于超越”的新时期普陀精神来宣传教育群众，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社区居民。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和“活动有序、群众自愿、参与广泛”的原则，通过挖掘文体骨干、培育文体团队、组织文体活动等，在各社区形成有自己特点的文化队伍和活动项目。以社区为基础、面向社会的国际花卉节、苏州河龙舟赛等定期举办，打造了都市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

思想文化建设离不开必要的阵地和载体。几年来，我们充分发挥社区文化资源和文体人才的优势，在全区９个街道、镇均建立了有独立校舍的社区学校。社区学校担负着社区教育、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等多种职能，为居民群众提供了陶冶情操、学习知识、人际交往、丰富生活的便利，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以维护稳定为基础，实施“平安工程”，建设安全型社区

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确保社区的安全和稳定，是创建和谐社区的前提条件。我们结合社区特点，抓好以基层党支部为核心、政法基层单位为骨干、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群防群治为依靠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发挥好社区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明确街道、镇党政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增强街道、镇政法书记在化解矛盾中的综合协调作用；设立了街道、镇稳定工作专项基金，并提出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维护社区稳定的工作方法和机制。我区首创的“三警合一”现代警务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城区实时图像监控系统，有力地遏制了刑事案件的高发势头，保障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工作安全。

社区稳定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人心的安定。我们根据新形势下各类社会矛盾逐渐凸现的实际，注重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类型、基本特征、形成机理和发展趋势，构建了以居民区调解委员会、街道镇调处中心、区调处工作指导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内部矛盾调解工作格局，确立了“分级负责、归口管理，主管负责、条块协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等工作原则，建立健全了纠纷排摸、纠纷调处、突发事件预警、困难群体帮扶、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努力把矛盾解决在社区、化解在内部、消除在萌芽状态。

五、以党组织为核心，实施“覆盖工程”，建设向心型社区

加强社区党建，充分发挥社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政治保证。我们根据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组织建设作为社区党建的基础，逐步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资源整合”的组织体制和工作网络，在全市较早成立了社区综合党委和社区党员服务中心。按照条块结合、资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原则，建立了社区党建工作协调机制，推广了“三位一体”（在居民区党支部统一领导下，由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三方协同处理社区事务）社区管理模式；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通过吸纳制、会签制、会考制、联席会议制等实行双重领导；对辖区内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依托社区党建研究会、社区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等组织，加强互相间的协调、沟通。

最近，我们正在根据市委《关于加强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落实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扩大试点工作，通过调整社区党组织设置、创新工作载体方式，进一步提高街道党组织全面领导、协调各方的能力，强化社区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政治功能，增强社区内各种组织和各个方面“区域性大党建”的意识，形成“强核心、建网络、全覆盖、促文明、为群众”的社区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

（作者：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书记）

第四篇：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范文模版）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所谓人际关系，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互动关系。在群体活动中，表现为人们相互之间的情感距离和相互影响、制约的心理状态。和谐、友好、积极、亲密的人际关系都属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一个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是有益的。古语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构建和谐，人人有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在于不断地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建立起新型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相逢共处是一种缘分，如果大家都能珍惜这种缘分，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求同存异，就能形成团结友好的局面。这就需要从自身做起，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首先，要做到待人真诚热情。对人讲话态度应该诚恳、实事求是、态度热情，给人一种信赖感、亲近感，这有利于交往的继续深入。还要做一个耐心的听众，鼓励别人多谈他们自己，同样是不可少的。

第二，主动交往。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尽管与人交往的欲望很强烈，但仍然不得不带着“面具”生活，他们的朋友很少，甚至没有朋友，在社交上总是采取消极的被动的退缩方式，虽然他们同样处于一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世界，却仍然无法摆脱心灵的孤寂。因此，同别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建立起一个丰富的人际关系世界，就必须做交往的始动者，处于主动地位。当你主动与陌生人打招呼，攀谈时；当你在舞会上想去邀请舞伴时，你会发现你的努力几乎都是成功的。当你的成功经验越来越多，你的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充分，你的人际关系处境也会越来越好。目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老死不相往来”已成为当前城市的一种尴尬现象，邻里冷漠成为和谐社会建设

中的不和谐音符。例如：在创建和谐社区中，开展“远亲不如近邻”、“邻居节”等开门相知的活动，唤醒邻里陌路之痛，拉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构建和谐社区、创建文明城市为目标，以“相识、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谐”为主题，搭建邻里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密切邻里关系，使广大社区居民敞开心扉，踊跃参与，融洽了邻里关系。

第三，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患难识知已，逆境见真情。当一个人遇到坎坷，碰到困难，遭到失败时，往往对人情世态最为敏感，最需要关怀和帮助，这时那怕是一个笑脸，一个体贴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语，都能让人感到安慰，感到振奋。因此，当别人遇到困难，陷入困境时，你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困难者，安慰失意者，可以很快赢得别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双向互利的，您给予了别人种种关心和帮助，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同样会得到回报。例如：针对构建和谐社区，在社区中开展 “敲门相识、相知互助”活动，以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旨在组织社区居民开展“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区活动。邻里之间相亲互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家有难，众人相帮。创建文明和睦的邻里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社区这个基石，而邻里和睦是其中的关键。以次活动为载体，使邻里之间做到以德为邻、与邻为善、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让崇尚财富、公平正直、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的现代文明意识扎根在社区，让“诚信、和谐、博大、卓越”的城市精神在社区居民中得到物化，形成最基层的推动力。

第四，要宽以待人。心胸宽阔有气量，能容人之长、容人之短、容人之过。俗话说，能容人时且容人，得饶人时且饶人，宽容是衡量一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

标志。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一个具有宽容之心的人，往往能够正确地对待社会中的矛盾和前进中的困难，能变冲突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古人讲：害人之心不可有。我认为，防人之心也不需。一个人成天疑神疑鬼，小鸡肚肠，生活得肯定很累，也难以成就自己的事业。西楚霸王项羽虽武功盖世，却因“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三国时期的周瑜，其才智过人，但因心胸狭窄，结果抱憾而终、壮志难酬。

在现实中人有所长，必有所短；有其智，也必有所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一个人只有多看自己的短处，并能容得了别人的短处，才能包容别人、和谐共处。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对邻居，都是如此。对他人的短处，要多理解、少指责，多帮助、少挑剔，积极营造宽松的环境、融洽的关系、团结的氛围。另外，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不可能不出一点偏差，不犯一些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人们不断总结教训、吸取经验的历程。我们应当正确地看待别人的过失，并作为借鉴。对待别人的缺失，不应当求全责备，不以偏概全，并以平常之心帮助、提醒，以形成团结和谐、不断开拓进取的生动局面。创建和谐社区活动中，一些敏感问题受到居民的特别关注，也是邻里矛盾的焦点。如：个别居民不自觉，垃圾到处随手扔；公共设施乱占乱用；日常生活小事处理不当，小孩打架，邻里猜疑等；出租房子，流动人口管理等社区治安、公共环境等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平时邻里间多注意，由大家共同承担起维护社区和谐的责任，礼让为先，互助友爱。邻里间不但要相互尊重、相互扶持，一旦有利益冲突，也要有豁达和谦让的精神，彼此相处就会变得容易许多。构建和谐社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我们摈弃个人的一切杂念，去掉个人的陋习，待人以诚。要求我们消除戒备心理，不打“肚皮官司”，敢于推心置腹、直抒坦言，善于容人、善待他人。要求我们端正

自己的品行，做到“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讲究“求大同、存小异”，提倡“退一步，海阔天空”，做到“让他三尺又何妨”，以自己高尚的品行、实在的业绩、踏实的作风去成就事业和融洽友情。

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真诚热情、诚信友爱，宽以待人，就会不断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就可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大有作为。

第五篇：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王仁高

（莱阳农学院院长办公室，山东莱阳，265200）

内容提要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关键词 ：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政治国家；法治；基础

从资本主义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市民社会的培育是观念性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法治的一切价值准则和理论原则，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出来的，纵观法治发展的历史，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形成，对法治的实现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1、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自古就有，但含义变化比较大的词汇。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是从这一含义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 最早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并把它归为在摆脱封建伦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 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由此可见，所谓“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它们体现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和历史经验的证实，商品经济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并最终从中世纪封建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统一的前提和条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作为这一目标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反映，就必然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载体，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是与政治化社会密切联系的）。当然，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也有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在拥有充分的独立性的同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了平等，这与资本主义 社会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具有根本的不同；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矛盾是对立的。

马克思 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 的基本理论，是其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上提出来的，但其一般规律 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

2、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为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政治组织形式。

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③第二，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④“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决定的。”⑤

对于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 式。”⑥这就是说，法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规章通过国家获得的政治形式。表面上看来，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而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意志。

3、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法治的真正基础和源泉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

首先，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治最初始的根源。

其次，法治社会的“良法”是由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瞩性的了解。法治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