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智慧

第一篇：东西方智慧

许锡良：西方的智慧是求真，中国的智慧是欺诈

2014年9月17日 09:53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

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

在中国人这里，开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里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在密室里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

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人中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

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人的圣人教导是密切相关的。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自己的心智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

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是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

上了亲缘关系。

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 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与高超的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中国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是，其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政治、军事上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广州客村的丽影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欺诈有时有效，但是，也很有限，人对可以欺诈人，却不可以欺诈大自然与社会的自然权利。弄虚作假可以对付一时的检查之效，但是环境的污染，社会治理的混乱，政府的腐败是不可能真正掩盖得了的。一个社会捂盖子的技术再高超，最后也还是要露馅。

就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越来越严重，仍然是要作用于每个中国人一样，生活不是高超的魔术，而是非常真实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你骗术高明一时看不到破绽它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骗术高明让眼见为实就真的存在着。科学才是探求真相与真理的王道。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更骗不了神的慧眼。

第二篇：东西方茶文化比较

东西方茶文化比较

茶在中国的地位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茶衍生出来的茶道更是一种文化。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叶的发源地。中国人对茶的熟悉，可以说是无分阶层。常言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可见，茶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着须臾不离的关系。中国人饮茶讲究茶道,在茶事活动中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品茗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享受和人格上的洗礼,这就是中国饮茶的最高境界。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东方文化是无法像西方人的思维一样用固定的公式或特定的物质去定义的，更多地靠个人凭借自己的悟性去贴近它、理解它。茶对于中国人是有特殊涵义的，中国人喝茶并非简单的解渴，在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它已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教的浸染，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茶道精神。

大约在魏晋时期，玄学家开始提升茶的精神内涵，茶除了解渴、药疗之外，还可以作为清谈助兴，沟通天地的作用。也正是这个时期，儒家以茶养廉，道家以茶求静，佛学以茶助禅，茶的精神内涵已超出其本身的物质层面。

茶文化中，首先融合了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观念，主张以茶协调人际关系，实现互爱、互敬、互助的大同理想，并以茶的清廉、高洁之精神磨练自己的意志。儒家茶文化具有“乐感”与雅志的特点，注重“以茶可雅志”的人格思想，认为饮茶可自省、可审己，而只有清醒地看待自己，才能正确地对待他人，它融入了一种儒家的人生态度，就是从自身做起，落脚点在“利仁”，最终要达到的是化民成俗。这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体现，其深层体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

其次，茶文化融合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道家崇尚自然，推崇无为、守朴、归真。道家对茶的认识很早，茶产自山野之林，受天地之精华，承丰壤之雨露，茶之品格，正蕴含道家“淡泊”、“宁静”、“返璞归真”的神韵，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品茶主要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道家主张静修，而茶是清灵之物，通过饮茶能使自己的静修得到提高，于是茶成了道家修行时的必需之物。

而佛家茶文化具有“苦寂”，以茶助禅，明心见性，以助“顿悟”而得道的特点。佛家以“普度众生”的精神为宗旨，主张用茶的雨露浇开人们心中的堡垒，使人明心见性，要学习“清寂”态度，“和敬”精神，以澄明心境，洁身自好。从这点说，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但又有节制，与禅宗变通佛教规诫相适应。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与茶结合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

表面看，中国儒释道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儒家以茶励志，佛家在品茶中明心见性，道家寻求避世超尘。其品茶意境、价值取向不同。其实各家茶文化精神有着内在契合点和相通之处，即处处贯彻着和谐、平静的精神。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

而在明清以后，茶文化出现了一种返朴归真的现象，刻意追求好水的人少了，一味讲究贡茶的事也少了，茶人更追求、讲究的是茶的本身至味的内在意味，并藉以实现精神上的追求，得到心灵的抚慰，或寻求一种物我合一的化境。

由于人文历史和环境条件的差异饮茶文化在世界各地得到的传播和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饮茶时间上，在品茶文化行为上也显而易见。不管是在品茶的对象上还是方式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都保持着不同的风俗和习惯。

美国人与中国人饮茶不同，大多数人喜欢饮冰茶，而不是热茶。饮用时，先在冷饮茶中放冰块，或事先将冷饮茶放入冰箱冰好，闻之冷香沁鼻，啜饮凉齿爽口，顿觉胸中清凉，如沐春风。遗憾的是，由于这茶以饮、以凉为主，都是不带任何茶叶痕迹的速溶茶，便没有中国茶沏出的那种品味，那种温馨，那种悠闲，喝茶的情调也大打折扣。德国人也喜欢饮茶。德国人喝茶往往是加入柠檬的“柠檬茶”。

正统的西方“茶饮”文化以英国为首，在英国，饮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英国人表现绅士风格的一种礼仪，也是英国女王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和重大社会生活中必须的仪式。最初是皇族在家中用优雅的茶具品茶，而后演变成友人欢聚的社交茶会，进而又延伸出各种繁文缛节，例如对茶具、插花、蜡台等一系列摆设非常讲究,还要伴随着音乐和舞姿，这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生活的综合艺术反映。英式下午茶通常在下午4-5点钟时进行，并且要搭配一定的甜点，而且英国人更喜欢喝什锦。时至今日这些礼仪以被变成在家里泡上一壶好茶，奉上精美的茶点和水果，在窗边或花园内倾谈一阵所取代。可以说，到了当代英国人喝下午茶只是为了吃点心，而茶只是辅助而已。

西方这种开放性饮茶法，可喜的是有饮茶的新生命、新传统作基础，普遍又活跃；但是西方只把茶当作是饮料，英国的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礼仪”，而到了今天英国茶文化逐渐成为了“餐饮”，与中国的“饮茶悟道”大相径庭。

在东方，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受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国家，无一不把饮茶作为一种寓哲学、艺术及健康于一体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境界，在整体文化中都享有着崇高的地位。此外中国茶叶品种繁多，茶客们通过长期的实践累积和培养出独特的品茶技能,甚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是西方所难及的;在中式茶馆喝茶能感受到西方“茶饮”所无法与之相媲美的雅趣与情致,它们的品茗流程是简单的程序化操作。

中国品鉴均以茶水为主，而西方却以牛奶、咖啡等混杂物为主,两者品茗过程生成的精神情趣截然不同。在西方国家包括英国，茶叶仅是与咖啡、可乐相同的普通饮料，从西方人不太能接受茶叶的昂贵价格这点上也可见一斑。西方人从中国引入了茶，却更多是引入了茶的形式，以及喝茶所带来的闲暇逸致，而非茶的深厚文化内涵。而中国人将茶文化跟儒释道三家精神所糅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茶道，西方人更是无法领会、贯通。西方人没有在品茶中参悟人生，将茶非物质化为某种修养、某种精神、某种审美情趣，这也反映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所以，东方人能从饮茶中悟出“茶道”，但西方人只爱喝喝下午茶。究其根源，仍然是几千年来东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历史文化差异所导致。

第三篇：东西方管理比较

东西方管理比较

——对其不同处的分析

摘要：东西方管理差异与其历史管理的发展密不可分，东西方的文化不同，历史不同，社会制度也不同，这些不同一起影响着东西方的管理，也由此产生了是与自己的管理方法与理论或者说是思想。

关键字：东西方管理差异，管理的历史，社会制度

在借鉴过一些书籍后，了解了一些关于管理的历史发展，也了解到东西方管理的差异。但是这些只是纯属是看了别的书籍后所了解到的知识，自己本身没有深入的体会与实践，所以此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创新的论文，望见谅！

想对东西方管理进行比较就必须对东西方管理的发展进行宏观的把握，并系统性地了解东西方管理的发展。“东西方管理思想有其内在的相同之处，这种相同源于对人性的根本认识和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东西方管理最大相同之处莫过于其管理的目的——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经济收入。究其不同，必须从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西方管理一直都有相应的管理理论进行具体指导，而中国从古至今都有管理方面的思想对人们进行深刻的影响；西方是资本主义在管理，而东方有社会主义，而且其历史上多为封建社会„„

一：人们对宗教或是对家庭的重视程度影响了人们

“家庭问题在东西方观点不同，这个问题和宗教有关。西方的宗教强调个人的作用和社会团体的作用，而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社会没有严格的宗教组织，或者说中国没有严格定义上的宗教”。不论是重视宗教还是重视家庭，这都是人们思想的落脚点，即人们习惯于将自己投身于什么，在做事情时总是先考虑什么。

所以在管理工作中，管理者为激发员工就必须考虑这一点，所以这对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决定作用。比如当要对人进行物质或者精神上的鼓励或者是惩罚时，西方人会考虑到其在宗教信仰上的需要，精神上的偏靠于宗教思想的鼓励性措施应多一些，而东方将会根据社会上的家庭特点进行管理，一般会对其家庭性的问题进行解决。

除了在奖惩制度上考虑这项差异外，管理者也应该试着在平时的管理中也有效地运用这项差异，毕竟员工工作不仅仅有物质方面的需求，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需求。如若够讲一个特点巧妙地运用到平时的管理，那么将能创造的效益应是可观的，也必定是可喜的。

二：西方人讲求理性，东方人讲求科学性

“西方以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他们主要的思维基础”，西方国家有的建国时间很短，没有自己的传统的文化，所以讲求科学性的特点较为明显。因为，他们必须有解决当下所发生的管理上的问题的方法，他们没有历史可借鉴，就只能站在所面临的问题的角度上去思考解决办法：他们开始社会生产，但是没有科学的管理，于是就产生了科学的管理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越

来越强烈，人们就发现管理忽视了人这一主观因素，于是就产生了行为科学。凡此种种都发映出，西方世界是遇到一个问题，就寻找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他们的理论是断断续续的，在纵向比较上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却又都是很孤立的。

这一特点就无形中促使他们将解决办法与当前的科学技术相联系，从而在长期以来形成了科学化与理性化的管理。再者，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也有能力将不同领域的东西放在一起进行创新性的思考从而解决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方人形成讲求理性，讲求科学的管理方法。

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现象是历史所导致的。

东方人就不同了，东方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统治千年的经典思想。这也就不必多说了，大家都很熟知的。

西方人讲求理性，东方人讲求科学性。我想这应该也不仅反映到了管理中，在其他的很多领域中，这种差异也是很明显的。比如大家都很熟知的医学吧，东方人用草药，治的是本，而治本就必须从整体入手，了解整体的构造，再了解其病因，从而明白哪些不同的器官共同导致了一个疾病；西方医术则不同，它们都是直接去了解病人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就从哪里入手，只解决出问题的地方，不管也不思考别的导致疾病的因素。但是不得不承认，当西方的这一思想应用于管理时，总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起到很好的作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跨越性的进步。

三：东方人讲求灵性的思考方式，较偏重于重感情的思维方式

中国自古以来都有关于管理的思想，而且空前的繁盛，其中，以儒家为主要代表，法家思想作为辅佐性的思想。“以人为政治管理的中心”，“以家为生活及日常活动的中心”,“以计谋为交往中心”。中国自古提倡的是中庸之道，即知进退。懂得明哲保身，该忧天下时忧天下，该享天年时享天年，不求永久的地位权势，但求一生的平安无所争，这也是中国自古擅权术的表现。除此之外，中国是一个关系大国，这已经成了中国人思维里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思想，及“关系思想”，中国的人际交往很是复杂，这也一定要继续下去，难以截止的一个现象。

东方人思维方式较为灵活，就在于人际关系，这有利也有弊。一般我们都会想考虑到其弊端，徇私都不可避免的为了舞弊，这将是对明文条理的挑战，无视纪律，滥用职权等一系列的坏的现象将会无可置疑地出现。但是如果关系很好的人或者说是相互之间很了解的人在一起工作，无论他们是同事关系还是上下级关系，或者说是竞争对手的关系，这都有益于工作更有效更快速的完成，而且因为彼此间的了解，也可以发挥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在其位人恰有其能力，这岂不是管理者所希望的么。

管理者了解东方人讲求灵性的思考方式，较偏重于重感情的思维方式这一社会特点，对其企业的异域发展有很大的必要。在所开办的企业中应实行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建立什么样的运行模式需要考虑到这些。

总的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不应再过分强调东方管理西方管理，我们应该学会变通地使用东方思想与西方理论。在过去的时代，人们无法全方面的了解世界的各个不同地域的文化或者是人文精神，而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不能

刻意地去区别这些文化或者是精神。东方世界将西方有益的管理拿来使用，增添本土管理中的精确性与数学性，从而弥补本地管理上的缺陷。而西方世界就应该将东方璀璨的几千年的管理思想采撷而去，更增一分管理的灵性或者说是思想性。

融合其管理的方法与手段，在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明显的时代，发挥东西方各个不同管理方法或者是思想的有优点，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条件，这也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从根本去探求东西方文化，了解其不同，熟悉掌握其不同的特点，运用到实战当中。发展经济，做到优秀的管理，成功的效益。

第四篇：东西方文化差异

思维差异：

国际商务谈判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往往会遭遇思维方式的冲突。以东方和英美文化为例,两者在思维方面的差异有三个方面:

1.东方文化偏好形象思维,英 美文化偏好抽象思维;

2.东方文化偏好综合思维,英美文化偏好分析思维;

3.东方文化注重统一,英美文化注重对立。

意识差异：

1.决策意识 当面对复杂的谈判时,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将使用不同 的方式做出决定。比如,对于日本人来说,决策是集体的事 情,需要得到管理层的一致同意。日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精 神取向都是集体主义的,以集体为核心。而在德国,决策权 一般在公司的最高层手中。

2.人情意识 中国有别于西方的一个特色就是人情问题,凡事讲究 人情,讲究面子,所以在谈判中,也不可避免受此影响。而 且,中国谈判者注重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认为个人间的融 洽关系对于谈判的成败有很大影响。西方人在现行的市场 经济条件下,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虽然也很注重谈判中的 人际关系,但他们一切以利益为重,在人情和利益两难的情 况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

3.利益意识 商务谈判的目的主要是获取经济利益。在现代社会, 中西谈判者都具有利益意识,双方谈判的目标集中而鲜明 地指向利益,并以利益作为谈判的主要评价指标。但是,中 国谈判者的利益意识没有西方谈判者那么明确和强烈

观念差异：

空间观：西方人一般有很强的空间领域感和个人秘密感,由于这两种需要,他们常用墙、门以及夹板把个人工作或生活的地域隔起来,如果门开着就意味着一种邀请。与空间观直接相连的是人与人交谈时的距离。距离反映了谈话者双方的社会身份。在西方,上司与下属交谈时,总保持相当宽的距离;而社会地位相等的双方交谈时,空间则相对缩小。在商务活动中,双方一般保持一臂之远,在430分钟内解决问题。而阿拉伯、南美和亚洲某些商务会谈可能一连数小时,甚至数次都不涉及正题,而且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客套,诸如拉家常、喝咖啡或饮茶之类,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此,美国人则视为浪费时间。

第五篇：东西方爱情诗比较

东西方爱情是比较

中国是诗的国度,其文苑中的诗词奇葩,为千百年来大众所喜爱,且至今不衰,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的诗并在一起,“以平情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科学的认识，理智的沉思,去进行比较研究”,也许能得出较多理性的结论。

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中西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一番综合的比较,就很难不泛泛而谈且流于肤浅。“与其要肤浅的全面，不如要深刻的片面”，基于这种想法,本文拟就中西爱情诗歌这个题材作一番考察。

大家知道,爱情，曾被人们公认为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它一经灵心善感的诗人吟咏挥毫，进行精湛的艺术加工，最易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中西爱情诗中那些情真意深，字字出自肺腑的佳句名篇，每每如刀刻石一般铭刻在读者的心扉，因此，研究中西爱情诗歌的理论是很多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中国爱情诗比之于西方的同类题材，要相形见绌得多。这种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中国与西方爱情诗歌之奇葩各自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散发出截然不同的芬芳，闪烁着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

从时间上看，中国爱情诗肇端于三百篇，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其首篇《关雎》便开门见山的道出了男子对窈窕淑女的恋慕与追求。再如《邶风·静女》中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隅幽会时的情景，并通过那姑娘“爱而不见”致使小伙子“搔首踟蹰”的细节描写，表现了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郑风·溱洧>描绘的是春暧花开之时，青年男女嬉戏游乐在河边，反映出他们爱情的和谐与欢悦。《诗三百》不仅写男子对女子的爱慕 ,而且还常有女子对男子的爱恋。试读《标有梅》

标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标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标有梅，顷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这首诗，以梅子的黄落比喻青春消逝，年华迟暮，表达了一个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心情。同样内容的在《周南· 卷耳》，《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墉风·柏舟》，《郑风·狡童》，《郑风·子衿》这些名篇中也屡屡见到的。从情诗产生的早远，女子对男子的大胆爱恋这点看，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是无法与中国古代的相媲美的。值得遗憾的是，当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发乎情，止乎礼”的中和原则和“诗言志”传统的压制，这种女性直抒胸臆,热情奔放的倾吐和声音。就渐渐减弱了，甚至有的时期是一片沉寂，由此才带来那种中国缺乏爱情诗的读解。

西方爱情诗源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略晚于史诗,而爱情诗史也和中国的一样起源于淳厚质朴的民歌，大都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以乐器,并分独唱体与合唱体两大类。独唱体完全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丧失了氏族文学的集体性，被柏拉图称道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萨福，是当时最富盛名的歌手，她的爱情诗多抒发恋人间的激情，悲伤，离别的痛苦，妒嫉的折磨，具有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音乐性极强的特点，具有特别感人的世术魅力。以至后来伟大的卢梭在暮年时，希望自已唱着萨福美妙的情歌离开人世。然而历史传给今人的萨福的诗歌很少，且为断章残篇，真不得不令人惋惜。

爱情诗在西方臻于完善，由于量多质高给人留下难以忘印象的，当是中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在中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骑士阶层。骑士们有着各自追随的封建领主和崇拜爱慕的贵妇人。为了讨得贵妇人的欢心，他们甘愿昌险，作战，为她服务，虽九死而不悔，万死而不辞。对于卢梭说的“我宁肯为我所爱的人的幸福，而千百次的牺牲自已的幸福。”便有骑士思想的影子。骑士与贵妇的爱恋,和婚姻是两码事的，最终目标不是与其结婚，而是一种畸形的婚外“精神恋爱”，是柏拉图哲学中爱情理论在中世纪的积淀。“为着品德而去眷恋一个人总是很美的事”给人们的心态以很大的影响。以至有的人在心中假设一个女子来为之奋斗。骑士抒情的主要代表作“普罗旺斯抒情”中的《破晓歌》，它描写骑士和贵妇人在黎明破晓之时难分难解之情，不避讳肉欲的描写，这就有对封建道德和教会禁欲主义加以否定的意义，因为在当时封建和教会双重制度下，清规戒律，约束重重，男女合一，每每缺乏爱情基础，而追求自由，具 有理想的骑士精神就起了一种变相弥补的作用。

十二、三世纪的骑士情诗为以后欧洲的爱情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许思园先生在其遗作《中国诗之特色》中认为，中国诗肇端于三百篇，发皇于建安，极盛于唐，自宋以后，格律题材几无所增益。中国诗生长过程约一千八百年,而西方诗导源于希腊，起于十二三世纪，在文世复兴时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两度极盛，十九世纪末骤衰，前后只有七百余年，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伴随着中西各自诗歌成长的爱情诗的发展轨迹吧。

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

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

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

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

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

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

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

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

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

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

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

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

又如斐多菲的：

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

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

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

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

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

这首诗又表现出西方诗人对爱情的追求的执着和顽强，蕴藉着一种宗教的玄思和遐想，体现着一种哲学的理性。

中国思辨哲学不发达，人为宗教观念淡薄，因而中国人重视现实生活米盐琐屑，衣服钱财成为一般夫妻关心最多的事情，不能向较高的地方发玄想，不能向高远处有所企及。所以中国爱情诗缺乏人生的思考和宗教的情操，这也导致了中诗不如西诗那么深广远大。

在西方，女子地位较高，教育也比较完善，加之人文主义思想的启蒙。女性是男性附属品的观念很少，她们的“德”、“言”、“容”、“工”不是为男子的贤内助的标准。她们在人格上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尊严。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占上风。宁可离婚，而不迁就，因此，西方女子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和男子进行朋友的默契欣合。男女相悦，婚恋合一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这方面动人心弦，当首称小葡萄牙人——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组诗，那枯木逢春的喜悦，火焰般的激情，全展现在她那优美的十四行诗里。

而中国，由于中国固有的社会情形和伦理思想，妇女无法与男子平起平坐，无法与情人感情交流。同时文人不屑围着女子的“石榴裙”转，与他们相处的不是妇女，而是同僚和文字友，因此，男女恋爱相悦的诗，能盘看来，不及朋友交谊，赠答酬唱的作品多。许多诗人的集子中，关于友谊诗，往往占了半多。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等的友谊古今传为美谈。在西方人中，歌德与席勒、华斯与柯勒律治、济慈与雪莱、魏尔兰与兰波等。虽然也以友谊著称，但他们集中畅叙友朋乐趣的诗却很多。严格说来，文学是人们生命的直接呈现形式。然而从它从产生开始就被套上了政治的桎梏，从那以来，一直有着诗乐政的传统，强调诗乐为政治服务,，加以诗言志，赋诗言志理论的形成，使得“文以载道”，使文学蜕变为“明道”；“征圣”；“宗经”的工具。因此，中国古诗中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之谊，使爱情诗常有政治的色彩。这种情况是为中国古典诗所常有，而这是西方诗所绝无的情形。开以男女之情来譬喻君臣手法先河的，是《楚辞》的《离骚》。如其间的“众嫉余之蛾眉兮，谣汤谓余以善淫。”“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以萧艾也”，“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失意，被谗见疏，用男女之情之比。到了唐代，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请看王昌龄的《长信怨》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白居易的《后宫词》的“红颜未老思先断，叙倚熏笼坐到明。”等等。甚至自已的文章合不合考官的口味，也要用新婚装束合不合公婆的眼来作比：“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因此，有的诗的主题到底与政治有关，还是与爱情有关，扑朔迷离，令人难以理清。正因为如此，从前注诗注词的人往往在爱情诗上贴上忠君爱国的徽帜。例如毛苌在《诗序》中毫无根椐的把诸如《关睢》《桃夭》等男女相悦的诗说成是赞美“后妃”的作品，又如张惠言把温庭筠的浓艳香软的《菩萨弯》十四章说成是“感士不遇之作”相反的是,近来有的人又走极端，把十足的忠君爱国的诗却贴上爱情的”“商标”。例如，《离骚》《远游》一类早有正确定论的作品，有人又认为是爱情诗，这可以说是乱作郑笺，穿凿解释，强牵附会之举。西方人是不会将政治主题与爱情主题相混淆的，但他们诗中宗教主题与爱情主题交叉渗透却又是常有的。

以上笔者从几个方面谈了中西爱情诗思想内容的殊异，下面在浅析一下中西不同的艺术风格。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涤；可有雅郑；并性情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那么中西爱情诗风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一个具有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和吸收性的文化，西方各民族的性格是以感情奔放和大胆坦露为其特征，表现在文学上是对英雄史诗的推崇，骑士精神的讴歌，昌险行为的肯定，掀起狂飚突进式的运动；在美学上崇尚阳刚之美；在哲学上不断以片面性的思辩，突破固有观念的平衡，取得新观念的跃进和突变；在艺术上崇尚震人心魄的戏剧冲突，用艺术形象对运动和角力精神加以张扬，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西方爱情诗的手法是开放式的，笔调直率大胆，铺陈。每每带着激浪巨涛似的情感，狂飚闪电似的想象，惊世骇俗的夸张，而且还常用大自然的背景来衬 托，那大海怒涛；狂飚暴风；峭壁悬崖；荒谷沙漠在中国诗中很难与爱情诗联系在一起。我们下面来读拜伦写的与海蒂的恋情描写：

他俩信步漫游，手儿相携，在闪闪发光的卵石，贝壳上踯躅，踏过平滑坚实的滩头沙砾，这久经剥蚀的,荒凉的藏身之地，由风雨形成,却俨如匠心构筑，他们俩进来歇息,互挨着臂膊，顺从了绛紫暝色的撩人的魅惑。

他们仰望天穹,那飘游的彩霞，有如玫瑰色海洋,浩瀚而明艳，他们俯眺那波光粼粼的大海，一轮圆月正盈盈的升上海面；

听得见浪花在飞洒,轻风徐来。

得见对方黑眸里射来的热焰——

觉得四目交窥,他们的双唇，使互相凑近,黏接,合成一吻。

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日神”的崇高和“酒神”的狂欢，以便在情感宣泄中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求审美的快感，是西方具有典型性的爱情诗，易使读者惊心动魄而有一泻无余之感。西诗的情调是刚性美，充分体现了爱情是生命的动力的观念。

中国文学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衰在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因此，虽然中国诗主张抒情言志，但却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中国爱情诗所呤咏的爱情是遮掩的。“千呼万呼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爱情只是生命的潜流。重柔性美，情调含蓄，隐约；绵长；委婉深沉；细腻；讲究“言近而旨远,辞浅而又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人“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外，反三隅于字外。”男女相遇、相识、相见、相爱、相别、相逢,，以大自然的旷野景物为陪衬的极少，而常在小桥边、溪水侧、月光下、柳树旁、孤亭客舟里；四周的清风朗日；鸟语花香；小桥流水；湖光山色；幽谷小径；云霞虹霓给人带来艺术的感觉，情绪的感染，识读的底蕴。中国人的内心很多是锁闭式的，爱情的发生更多是在室内，所发爱情诗中的“小楼”、“锈阁”、“画堂”、“回廊”、“别巷”、“深宫”、“雕栏”以及亭、榭、轩、庙、塔等屡见不鲜，这在读者的生理和心理上不会出现，紧张，急迫和不可遏制的情绪冲动，符合中国人平缓、亲切、轻松随和、舒坦、闲适、宁静、愉快等心旷神怡和审美习惯。试读下面几首诗：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浣溪沙》(韦庄)小山重叠金明灭，鬓欲度香胆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菩萨蛮》(温庭筠)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杆。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倚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秋水，读春山。《眼眉儿》(左誉)这些诗，兼有人物，情绪和背景，而意境深远开阔，蕴藉清逸淡远，感情疏淡悠长，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韵致。

在中国，从诗歌的体裁上来看，最能表现爱情的浓丽旖旎的透骨艳语的莫过于词，它是比中国的四、五、七言古诗和律诗成就高的精口。缪钺先生在《论词》一文中曾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诗之所言，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词遂“肇兴。„„要眇之情，凄迷之境，诗中或不能尽，而此新体反适于表达”。可见词与诗的内容是有区别的。词主要言“更细美幽约”的“人生情思——爱情”。此为“诗之所不能言也”。孔子在删诗时曾说：“诗三首，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可见无邪之思，是礼教范围内的思想，是诗的主要题材。所以诗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经夫妇，杨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邪思”的爱情自然不再归入诗之正宗，即使能挤进，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了。于是，那诗中所不能言的“要眇之情”，也就在词中找到表现它的一席之地。同时词又具有其它诗体难有的灵活和精巧，它容量虽小，却令人小中见大，神游八方，并且能常以其石破天惊之魄力，冲破卫道者的禁区，大胆表现“正人君子”难以启齿，无人可诉的爱情，将爱情赤裸裸地披露于世人面前，无丝毫的掩饰，因而在言情上，它比诗具独异的生命力，更强的艺术魅力。请读下面两首词：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绵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浣溪纱》(韦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思帝乡》(韦庄)这些“熏香掬艳，眩目醉心”是“清艳绝伦”的词句，若写入诗中，在一般人眼中便会显得轻薄，而在词中，不仅立意新颖，情真意切，力透低背，荡入魂魄，扣人心弦，而且对封建礼教具有很强反抗意识，表现了政治束缚的减弱，文学自觉时代的深入。西方诗以表达爱情为荣，不论是婚内恋,还是婚外恋。中国诗的主要功能是“言志”，爱情题材不能登大雅之堂，婚外恋尤所讳言，只有词在这个方面最能与西方爱情诗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