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第一篇：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作者：卢朝霞/李会艳 来源： 论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论文分类：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发表时间：199702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一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含义

授权立法产生于欧洲，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作为立法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普遍存在。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授权立法是指法规非由议会制定，而是由议会为特定的事项授予无立法权的团体或个人制定。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的授权立法，经常被用来作为强化行政权力，干预立法机关的一个重要手段。

我国也存在着授权立法的实践，自建国以来，共出现过四种形式的授权立法；一是全国人大授予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这种授权立法存在于１９８２年宪法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无国家立法权时。二是全国人大授予国务院的授权立法。如１９８４年委托国务院拟定和发布试行税收条例。三是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委托地方权力机关进行授权立法，如１９８１年委托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四是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委托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级权力机关或人民政府进行授权立法，如１９９２年委托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授权立法，它具有一般授权立法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主体方面。和一般授权立法相同的是，特区授权立法主体依职权是不享有就特定事项立法的权力的，只是由于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把本属自己的部分立法权授予其行使。不同于一般授权立法的是，特区授权立法主体具有多样性，目前有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特区所在地的市人大、人大常委会及市人民政府。

（二）立法权的来源。特区授权立法和一般授权立法一样，授权立法权不是由宪法或组织法直接规定的，而是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以决议的形式授予各主体的，是中央授予其它国家机关代行的一种立法权。

（三）立法权限方面。特区授权立法主体所享有的立法权限大于一般授权立法，它不仅有权就所属经济特区进行立法，而且可以进行变通性立法即进行不同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具体规定的立法。

（四）地域效力问题。特区授权立法的效力范围仅限于经济特区这一特定经济区域，而不能在特区授权立法主体所管辖的整个行政领域生效。不同于一般授权立法的效力范围是其行政权力或立法权范围内所有的人、物、事。

（五）立法程序方面。特区授权立法在立法程序上具有独立性。它只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市级特区授权立法主体还要向省人大常委会备案）即可，而不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根据特区授权立法以上特征，笔者认为，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是指特定地方权力机关根据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授权，遵循宪法的规定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按照经济特区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在本经济特区实施的法规、规章的活动。

二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意义、现状

经济特区是在我国领土上划出的一块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的特定经济性区域。在经济特区中存在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以及愈来愈占优势地位的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多种所有制形态。特区的这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综合性经济对立法的要求与整个国家的较单一成份的经济对立法的需求必然有所不同。特区经济上的“特”如果得不到立法的充分保障，经济也必然受到影响。

经济特区经济及管理上的特殊使得立法不仅面临着制定新法的任务，而且会出现新法与一些过时的但仍对特区有效的法相冲突的情况。根据我国的二级立法体制，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享有中央立法权；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原则下享有地方立法权。因此中央有权对特区进行适合其需要的立法，但中央一般只就关于国家大局、影响大的事项立法，中央不可能为特区制定具体的法律，而且也不宜为具有试验性质的特区进行全国性的立法；地方权力机关又无权制定变通性的法规。为解决特区需要新法与现行立法体制间的矛盾，１９８１年中央通过了第一个有关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决议，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由此，广东、福建省人大及常委会享有了就经济特区制定变通性法规的授权立法权。１９８８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在决定中：１、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２、授权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海南经济特区不同于其它四个特区，其经济较落后，但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中央授予海南省人大及人大常委会授权立法权，就可以使其立法更有针对性，将一系列优惠政策上升为法，增加外商投资安全感，为特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１９９２年七届人大常委会２６次会议通过《关于授权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深圳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在此之前，只有广东、福建、海南三省省级人大及常委会享有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权，特区所在地的市级人大及常委会不享有此种立法权。特区发展之初，特区所在地的市均无人大及常委会，因此唯有各省人大及常委会为其所属经济特区立法；随着特区的发展，特区在全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愈来愈重要，特区经济关系也日益复杂，省级权力机关只能就经济特区制定各项单行经济法规，而无法就特区本身的发展、其内部涉及政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事务一一立法，而经济特区在享有的优惠政策逐步淡化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展下去，有一套与其经济发展相符、能不断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就很有必要，而且特区内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区自己最清楚，它应该制定什么法律来调整其内部的社会关系，也只有特区最明白。因此在特区所在地的市级人大及常委会建立运转之后，１９９２年，发展速度最快的深圳市人大及常委会享有了授权立法权。１９９４年，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１９９６年汕头市、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也获得授权立法权。至此，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权由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和特区所在地市级人大及常委会、市人民政府行使。

授权立法权的授予，对特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１）肯定了特区的存在，为特区进一步发展提供法律保障。９０年代以来，有人认为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央先后授予特区所在地授权立法权，不仅肯定了特区存在下去的必要，更使特区发展获得完备的法律保障。（２）立法权的授予实现了特区从单纯的经济试验功能向经济、法制双重试验功能的转化，为以后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建设提供经验。（３）及时对特区已出现的新的社会关系进行立法调整，使特区在有序中发展。（４）进行变通性立法，有效调节特区创立新法与现行全国性法律间的冲突。

三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性质

特区授权立法的性质是指其在立法体制中的位置，是中央立法抑或地方立法。立法性质决定着立法范围，而且在几次的授权决议中对立法范围仅原则性地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具体应该为哪些事项立法则无具体规定，因此有必要明确特区授权立法的性质以确定立法范围。

对特区授权立法的性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授权立法在立法体制中的地位与委托机关的地位相一致，特区授权立法权既然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授予的就应为中央立法；另一种从授权立法主体、调整对象、地域效力方面论证特区授权立法是地方立法，该理论认为立法主体为地方权力机关；立法调整对象是特区内的社会关系；立法地域效力仅以特区为限。因此特区授权立法是地方立法。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特区授权立法是中央立法而不是地方立法。原因主要有：

（１）特区授权立法权的来源不同于地方立法权。特区立法权来源于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授予，它不像地方立法权那样由宪法、组织法直接规定。特区立法主体原来是不享有特定事项立法权的，就这些事项进行立法的权力在中央，只是由于某些原因，由中央把属于自己行使的部分立法权交由地方权力机关代行立法。如果说特区授权立法属地方立法，则广东、福建、海南三省人大、常委会本就有地方立法权，它有权对所属行政区划内的事项进行立法调整。授权岂不是多此一举？

（２）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范围较地方立法大。特区授权立法既可以制定特区急需而国家和省尚未出台的法律规范，也可以在国家、省已有的相应法律规定原则情况下由于该规定不适合特区发展，在不违反宪法的规定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前提下进行变通性立法，不同于现行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而地方立法须严格遵循“不相抵触”原则，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３）特区授权立法的调整对象不同于地方立法。特区授权立法调整特区在利用外资及其经营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主要是经济立法，并且授权立法可以对具有涉外因素的社会关系进行法律调整，这些涉外关系根据我国法律是专属中央立法范畴的，地方立法是无权涉及涉外事项的。因此如果说特区授权立法是地方立法，则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诸如《深圳经济特区涉外经济合同规定》等涉外法规属越权立法，法规无效。但事实上该项法规是有效的。这就说明授权立法是高于地方立法的。

（４）效力范围上，特区授权立法产生的法规、规章只在经济特区这一特定经济区域内有效，而不是在立法主体所辖的整个行政区域内有效。虽然特区授权立法权有可能和地方立法权由同一地方权力机关行使，但运用不同立法权制定出的法规效力是不同的，如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授权立法权制定的法规是仅在海南岛这一经济特区内有效的；而其行使地方立法权制定的法规是在海南省整个行政区域内有效，包括海南经济特区，（当然如果不适合特区发展的，特区可以不适用）。

（５）特区授权立法权由于是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授予的，只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不像地方立法权稳定，除非宪法、组织法进行修改否则地方立法权是不能被中央收回的，而特区授权立法权是有时间限制的，只有在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进行授权的时期，它才产生和存在。并且授权立法权也可以通过决议被取消。

（６）特区授权立法的目的不同于地方立法。地方立法的首要目的是制定执行性的法规以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它不能创设新的权利义务。特区授权立法的目的是制定反映特区特殊经济关系的法规，调整特区中出现的社会关系，为经济发展服务，它有权在国家未创立新的权利义务时在授权范围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以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

四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是指在立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方针。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应遵循的原则如下：

（１）立足特区实际原则。根据全国人大或常委会的授权决议，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主体所制定的法规和规章是在经济特区实施的，因此特区授权立法主体在立法中就必须坚持立足特区实际，根据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来进行立法。唯有如此，授权立法才能解决经济特区的实际问题。

（２）立法超前原则。立法超前有两方面：一是在全国或省尚未制定出有关的法律、法规之前，由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主体制定出适用于本特区的法规。这是由于特区经济发展超前于全国经济整体水平，特区内出现的新的经济关系急需立法加以调整，但鉴于全国总体情况无法立即进行全国性立法，特区授权立法超前就很重要了，它不仅有效地规范了特区内的经济关系也为将来全国性立法提供了立法经验。立法超前的第二方面是指立法不仅应注重调整现有的社会关系，还应力求先行一步，通过科学预测，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关系作出超前性的规定。立法不应仅是经验法律化，在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特区，新事物出现得很快，如果立法仅满足于调整现有社会关系，一旦某种新事物出现，就是无法可依。因此坚持立法超前原则是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所必须。

（３）适当变通立法原则。变通立法是指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时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中某些不适合特区实际发展需要的规定作出新的规定。在特区授权立法时坚持变通性立法很重要，这是因为特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某些全国性法律法规明显滞后；特区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的综合性经济使得某些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不适应特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又不可能在近期内重新颁布或修改某些法律的情况下，为有效规范特区的各种经济关系就有必要在立法时坚持变通性立法。以避免特区经济对新法需求与国家立法整体性的矛盾。

但变通立法必须适当，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二要遵循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即使二者不适合特区的实际发展需要，特区授权立法主体在立法时也必须遵循，否则即构成“越权立法”，要求适当地进行变通性立法、维护法制统一，保证立法合法性。

（４）与国际惯例衔接的原则。国际惯例主要是指世界各国在调整市场经济活动中约定俗成、普遍采用的原则、规则和办法。经济特区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与国际市场接轨，因此客观上要求特区有关市场经济立法应与国际惯例衔接。在立法中借鉴、采用国际惯例，必须同立足特区实际的原则有机结合起来，对国际惯例进行认真的研究、论证，尽可能地考察其适用的结果，切忌照搬照抄。

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存在着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但目前尚无较确定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制度。该立法的性质为何？对哪些事项可以立法？立法权限多大？都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则作法不尽相同。这些都需要尽快从立法上予以解决，以确保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健康发展。＊【参考文献】

周旺生：《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根大：《试论授权立法》，《政治与法律》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经济特区的法制建设》载《经济特区年鉴》１９８６年。

李志强：《中国经济特区法律移植研究》，《法律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贵立义：《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的若干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第二篇：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浅谈“见义勇为”立法问题

见义勇为历来为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而见义勇为者更是以其自身的高格调倍受尊崇，这也在无形中影响社会的道德的发展。“向善”，是大多数人普遍的学习方法也是提高自身修养的捷径。所以社会整体风貌的形成离不开社会个体行为的进步。今天，传统道德观念渐渐淡化社会冷漠问题愈演愈烈。前不久的“小悦悦事件”把见义勇为问题带到了风口浪尖，由此引发了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立法问题的讨论。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定观点。我认为见义勇为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层次上问题，见义勇为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高要求，如果我们再把它法律化势必会引起相反的结果不但没法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而且很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

首先，“见义勇为”的现代汉语释义为“看到正义的事，就勇敢的去做”从这个释义上看，见义勇为的能动性很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去衡量什么是“正义”，选择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去做，当然如果人们不去做某件事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指责别人。见义勇为是一个道德上的高标准，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这么高的要求不是每个都能够做到。所以，如果将见义勇为这个高标准的行为规定为法律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公民自由权的限制这也是不符合宪法要求的做法那就更谈不上要收获成果的目标了。

其次，见义勇为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风险性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问题。如果见义勇为是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当我们看到遇到一件我们可能会受到一定损失的事我们是该冒着自身的危险去见义勇为，还是该维护自身的利益呢？我想多数人会站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去选自己的行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又违反了公民的法定义务这样不仅不能改变社会冷漠现状还会加深公民与国家之家的矛盾。所以，见义勇为立法问题我们要多方面去考虑不能一面提倡保护公民的自由权、保护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一面又将这样一种与宪法精神冲突的行为确定为法律义务。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把见义勇为规定为法律义务也是有道理的，我们都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如果我们将见义勇为规定为法律义务可以把见义勇为问题从高高的道德层次是拉下来，会使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这种观点有一定的说服性，但是千年以来形成的道德观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就能够调整的。思想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想改变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形成的自私、自立的思想观念就得从思想教育的角度出发思想指导实践，只有每个人都能把见义勇为当成是一种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社会冷漠加剧的弊病，表面的行动只能是隔靴搔痒。

综上所诉，想要改变当前的社会现状还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我们更呼吁有能力见义勇为的人要积极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见义勇为群体增加了才能更好的引导社会向着温暖社会的方向进步。

第三篇：我国慈善立法问题浅析

我国慈善立法问题浅析

摘要：近来，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基会、儿慈会等一系列事件使整个中国公益慈善业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之中。这些问题的背后，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慈善立法的滞缓和不规范。因此，我国必须在充分重视慈善业立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慈善立法体系，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和谐发展。本文主要从完善我国慈善立法的问题上来探讨我国慈善事业如何摆脱信任危机，挽回公众信任。

关键词：中国慈善事业；信任危机；慈善立法

A brief analysis of charity legislation in China

Wang Cong Abstract: Recently, a series of incidents including the “Guo meimei incident” and the scandals involving “China-Africa Hope Project” founded by China’s Youth Foundation, Song Qingling Foundation in China’s central Henan province and China Charity Aid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drugged China’s charity industry into an unprecedented credit crisis.Behind all these incidents is the tardy and non-standard charity legislation in China.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arity industry, emphasis needs to be put on China’s charity legislation and the charity legislation system should be constantly improved.This essay will mainly focus on how China’s charity industry is to shake off the current credit crisis and revive public trust through strengthening charity legislation.Key words: China’s charity industry, credit crisis, charity legislation 前言

从郭美美事件开始，近两年来大家对慈善事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慈善方面的法律不完善也成了大家争相讨论的焦点。2013年3月13日，在两会上，也提到了关于慈善立法的问题。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说，民政部从2005年就开始推动慈善立法，每年全国两会的建议和提案涉及这方面非常多，虽然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早就将此纳入立法计划中，但还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文件。

有制度才能有保障，不管是官方慈善机构还是民间慈善组织，要得到公众的信任是重中之重。中国慈善事业要想获得良性发展，必须制定一部适合当前需要的慈善专门法。因此，我们应对我国目前的慈善立法现状作出分析，并结合国外经验，制定出适合我国特色的慈善基本法。

一，我国慈善立法的现状分析

慈善法是用于调整慈善事业各方面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是鼓励保护捐赠人的捐赠行为，对慈善组织实行监督管理的机制。虽然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方面的立法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有许多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组织的法律法规，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等完整的法律框架尚未形成，慈善组织主体资格不明确，没有慈善执法队伍，一整套的法律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等。

（一）慈善立法层次较低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中，最基本的是《个人所得税法》、《收养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及《红十字会法》。①其他主要是有关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和个地方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如民政部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红十字会条例》等，这些规定往往只适用于某一方面的内容或某一地区，约束力度不大，可操作性不强，地域性特点突出，缺少协调，难于对整个慈善事业和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整，制约了慈善行业社会环境的整体改善。2011年，民政部公布酝酿了两年的《公益慈善 ① 王运慧：《论我国慈善事业的法律保障机制》，载《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五期 捐赠信息公开指引》，旨在推进公益慈善信息公开效力的加强，但因其无强制性条款和罚则，引发公众对规范执行效果的疑虑，最后也不了了之。

（二）独立法人的地位没有得到确立

一般而言，可将法人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公司属于社团法人，而公益性基金会、慈善团体等属于财团法人，但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财团法人，只有“非营利法人”这一统一称谓，①以至慈善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作为目前高层级的法律《中国红十字会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也只是涉及一部分产业主体，对于专门的慈善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没有作规定。虽然《公益事业捐赠法》涉及到慈善组织，但并未对其下定义，也没有给予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甚至在设立基金会时，还需要出具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这说明慈善组织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法人。②只有《红十字会法》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这种特殊的慈善组织给予了社会团体法人的法律地位，但其他的公益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确立，这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三）法律监管机制不健全

法律监督是保证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一套完善的法律监管机制是慈善活动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慈善问责风暴，使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受到公众质疑，重要之一就是没有有效的法律监管机制。人们只有相信慈善机构能够把他们捐献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上，他们才更愿意给慈善事业捐款。③ 而当前，由于我国的相法律不健全，慈善机构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对其运作缺乏有效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慈善事业的热情。

（四）慈善税收立法减免规定不合理

我国2007年3月通过的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的纳税扣除额度由3%提高了9 个百分点。根据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④，但超过部分还得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目前给予慈善机构捐赠全额免税的，也仅限于几家大型慈善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大多数中小慈善机构和公众的捐助热情，无形中为慈善事业的向前迈进设置了门槛。2011年施行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超过部分仍需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⑤。即使有这些减免条款的规定，但需要提出申请才能获得减免税的资格，有些企业和个人就是因为这些繁琐的程序，放弃了申请免税资格。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税收减免的条件是及其严格的，而且减免的幅度较低，对企业和公民捐赠的积极性影响不大。

①② 张国平：《论我国公益组织与财团法人制度的契合》，载《互联网》2012—02—21 李芳：《慈善性公益法人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③ 石佳友：《我国慈善捐赠立法问题研究》，中国论文下载中心，09—05—16 ④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6条第2款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6条，《个人所得税实施细则》第24条

二、国外及地区先进的慈善立法经验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①，因此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这样才能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出一部完善的适合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

（一）英国慈善立法——有一套独立的慈善母法和相关的配套条例，对慈善相关内容作出具体规定

早在12—13世纪，英国就出现了许多的民间慈善组织。1601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慈善法》，提出了政府鼓励和支持民间慈善业的法定框架。2006年英国《慈善法》首次出现了慈善公司法人，亦称公益性公司组织这一全新的公益性组织形式；这次《慈善法》最大的进步是对慈善事业的监管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法明确了慈善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是具有特殊独立性的主管民间公益性事业的政府机构，它只对议会负责。慈善委员会的性质是对慈善事业进行监管的独立的政府机构但是其行使职权时却不受任何政府部长或政府部门管束，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保证了其职权的独立性与透明性。②2008年1月，英国政府主管部门慈善委员会颁布了确定公益性定义的法规性文件《慈善组织公益指南》，这个文件和2006年的《慈善法》一起构成了英国400年慈善法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③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民办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国家，也是第一个由政府出面对慈善事业依法进行监管的国家，对慈善组织的注册管理制度，运作管理制度，一般性信息监管，财务会计的审查，访问与调查制度都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这些规定对英国慈善组织建立良好的公信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美国慈善立法——以税法为主要法律来定义慈善，慈善活动范围和具体税收优惠等慈善法律要素

美国没有单独的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的规定都在税法条文里。早在1917年，美国政府就出台了免税政策鼓励捐赠，这一政策长期不变，捐赠旧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习惯和普遍现象。依照联邦税法，某些慈善组织具有免税资格，但这不是当然获得，而是要向联邦税务总局提出申请方能获得免税资格，④申请程序 ①② 出自1880年霍姆斯《普通法》，美国著名现实主义法学家

徐彤武，慈善委员会—英国民间性公益性事业的总监管，2007—06—15 ③李晖，刘少威，潘相伶，《英国慈善组织法律制度的借鉴意义》 梧州学院学报2008（1）57—61 ④ 姚俭建，《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分析：一种比较视角》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较为简便。并非所有的慈善组织都可以享受免税，只有按公司，信托，无固定组织形式的慈善组织方可申请免税，并且要求慈善组织章程必须严格把慈善活动限定在单一慈善目的，不得有任何其他经营性活动，如果参与商业盈利活动，就必须依法纳税。虽然这样，可免税的慈善组织范围仍就很广，大部分慈善组织属于美国国税局501（C）（3）条款规定的机构①，它们不仅是免税的，而且这类机构得到的捐款对捐赠者来说，享有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待遇。公司向国税局认可的慈善机构捐赠财产，在应缴所得税额的10%内，可以扣减；个人捐赠在应缴所得税额的50%内可以扣减。美国政府不仅对捐款免税，甚至是旧衣物，孩子们的玩具不用了都可以捐献出去，根据规定，都可以抵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公众捐赠的积极性，美国民众认为，捐赠抵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捐赠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习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②

（三）我国香港地区——虽无专门的慈善法律法规，但有完善的慈善法规体系

香港地区的慈善事业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除了具有悠久的慈善传统，公民极大的慈善热情，慈善组织有健全的运作机制外，香港地区完善的慈善法规体系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香港，并没有专门的慈善方面的法律法规，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地区的慈善事业发展缺乏法律法规的约束。事实上，在香港，有许多的法律法规都和慈善相关，只是涉及到慈善方面的内容，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而已。如在香港申请成为慈善组织，向税务局申请成为免税的慈善机构，依据的是《税务条例》、《印花税条例》等；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为慈善组织建立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服务法规和服务机构的共同规范，涉及到慈善机构筹款活动的，社会福利署专门制定《慈善筹款活动：内部财务监管指引说明》，要求慈善筹款机构采取监管措施，确保筹款用于制定用途，并且收入和支出要有详尽记录，③促使了慈善组织规范发展，形成慈善良性运作机制。

三、我国慈善立法的完善与设想

①② 参见《美国国内税收法》

饶锦兴，《美国慈善事业发展印象》，北京华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 ③ 徐洁，《从香港慈善组织的壮大看我国内地慈善组织的发展》，《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08期 慈善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立法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根基，从我国慈善事业立法的现状及国外慈善事业法律的经验看，我国慈善业的发展与完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加快慈善基本法的制定，完善我国慈善法律体系

应加快制定实施一部慈善方面的基本法，使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有更高层次的效力，规定这部基本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对慈善事业的基本问题作统一规定,成为能够包容、引导各种社会力量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专门性法律。其它已有的法律，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和《收养法》等，与基本法并行不悖，形成一个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

（二）在法律上明确慈善主体的独立法人地位

在完善慈善事业基本法内容上，应对慈善主体作一个明确的界定，给予其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对慈善机构的性质、使命、运作和管理模式作出明确规定。慈善立法应当明确慈善的民间性定位，我国慈善法调整的对象应为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明确政府在慈善领域中的职责权限，在设立基金会时，应放开其限制性条件，业务主管单位只能是加以引导，规范，不能作硬性规定，使慈善组织实现真正的独立。

（三）建立一套运作良好的监管机制

在慈善事业的监管制度方面，我国应当在慈善事业法律体系中形成多管齐下的监督制约机制，国家在慈善组织注册前不必设定过高门槛，但一旦注册成立，要严格监督管理，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慈善监督机关；慈善事业内部要严格自我约束，提高自律观念，保证募集的款项真正用到实处，财务公开透明，自觉及时详细公布信息；建立约束自己组织和成员的标准、规范等，形成内部监督；捐赠人要严格把关自己的捐款是否得到有效利用，媒体和广大民众严格监督，对慈善组织公布的信息仔细审查，对有疑问的地方提出质询，对有损慈善机构名声的行为提出批评。

（四）调整税收对慈善事业的优惠政策 目前，尽管所得税法规定了公益税收优惠的内容，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慈善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环节多，难度大，成本高，因此应当通过制定的慈善基本法，形成统一、透明的落实机制，应当扩大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慈善公益组织的数量，使更多的慈善组织享受捐赠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待遇；不能要求企业必须捐给指定的慈善机构才能减免税，应实行自愿原则，同时提高减免税的幅度额，切实提高企业捐赠的积极性；对个人捐款税收优惠方面，实行阶差，即多捐多减原则，个人捐赠不能只限于钱款，捐赠物品也要纳入减税体系之中，可以设立机构，评估物品价值，然后抵消应纳税额，同时也可以逐渐过渡到为慈善组织或社区提供服务来实现减免税。

结语

总之，完善的立法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加快中国慈善立法，从法律上扫除慈善组织的发展障碍，用健全的法规制度呵护好社会的爱心，是我国慈善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信在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下，我国慈善事业会步入一个新台阶。

第四篇：关于水资源保护立法问题的探讨

关于水资源保护立法问题的探讨

摘要：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民的大国，人口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却只有全球总量的6%，在世界上位于第四位，而且人均淡水资源量更少，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再加上我国水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平衡和水污染的家中，我国的水资源形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近几年随着各种缺水现象的频频出现，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和有关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法律来保护水资源，但是所出现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水资源保护立法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水资源保护立法

前言：我国不仅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而且水资源的分布还很不均衡，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的水资源利用受到限制。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水资源的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许多流域的水资源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问题，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就引起了社会和有关部门对于水资源问题的高度重视。虽然国家也相对出台了一些关于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但是由于受到地域和人员因素的影响，这些法律并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因此，对于水资源保护的立法问题还需要结合各地区、各流域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的进行研究和探讨，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法律。

1、我国现有的关于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介绍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极其缺乏的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国家也一直关注和重视水资源的问题，对于保护水资源也提出了许多要求，而且把保护水资源和保护水环境已经写进了我国的宪法之中。此后，国家有关部门在宪法的基础之上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丰富和完善我国保护水资源的法律体系，其中主要包括大家熟知的《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资源保护法》这四部主要的法律。虽然我国在保护水资源的问题上已经是有法可依了，但是这几年，随着社会的的发展，这些法律已经不能满足现在水资源保护的需要，显示出了许多的不足和缺陷，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这几部保护水资源的法律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我国现行的四部主要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之间的关系不够清晰，这四部法律都是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的，它们的地位是一样的，有着相同的法律效力，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和执行过程之中，这四部法律所涉及到的水资源管理、水

污染防治、水土保持以及环境保护这几方面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法律的侧重点和法律效力等级也应该有所不同，只有这样形成的阶梯管理的法律体系才能更好的对这几方面的问题进行保护，也有利于规范合理的法律体系的形成。第二，有关水资源保护的部门之间的职权范围比较模糊。目前，我国虽然也设立了许多的保护水资源的部门和管理机构，但是由于各部门在制定方案时候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没有从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就导致了在实际工作的时候职权之间有相互重复和覆盖不到的区域，这样既降低了工作效率，又不能保证工作的质量，不利于水资源保护工作的开展，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解决。

正因为有着两个方面问题的存在，就导致了水资源保护的工作不能够有效的进行，当有些区域水资源遭到破坏或者是污染的时候得不到治理，现行的制度发挥不出应有的效力，管理制度出现混乱。所以，一定要认真分析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不足和缺陷，针对一些实际的案例进一步完善我国水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促进水资源保护的工作科学有序进行。

2、加强水资源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国家进一步加强水资源保护的立法工作，是因为这项工作是现代社会必须解决的一项工作，有着很强的必要性。

第一，水资源是不可替代的资源，资源受到破坏以后其总量就会一步步减少，一旦到了整个国家面临水资源紧缺的情况，将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所以加强水资源保护立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第二，加强水资源保护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是响应时代号召的一项举措。第三，水资源是一项可以不断更新和补充的资源，但是这是一个时间很长的过程，所以一定要加强水资源保护，保证其不受进一步的破坏。

3、水资源保护立法中包括的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的价值也越来也被社会所重视，它不仅有着很重要的经济价值，还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而且这二者之间还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在保护水资源的问题上首先应该明确的就是保护水资源的基本安全应该满足怎样的原则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的保护基本安全利益的机制，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具体的内容大概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水环境安全的诊断和评价

对水环境安全进行诊断和评价是进行水资源保护的前提，主要是对水生态环境的健康状况做一下判断和评价。对水环境安全的诊断包括水环境系统的活力检测、组织结构调查、恢复能力的评价等。如果一个水环境的系统能够保持稳定、持续的活跃，或者是能够在整个水环境受到干扰或破坏之后能够自动的恢复过来的话，就说明这个水环境系统是健康稳定的。通过对水环境进行安全的诊断和评

价能够让人们真正的认识到水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承载能力的大小，有利于保护整个水环境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和完整性。

3.2水环境安全的风险识别

水环境的风险识别主要指的是对于一些不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之后将会造成的损害程度进行的一个预测和判断，通常的水环境安全的风险识别包括最大允许水平和可忽略水平两种程度。

水环境安全的风险识别包括的范围一般是指可能发生严重或是不可阻挡的损害的威胁的行为或活动，常见的有：①能够造成突发性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水环境污染的事故和活动；②一些长时间排放能够造成严重水污染的污染源，或者是能够导致水环境处于紧急状态的污染源；③一些施工或是大型的经济社会活动能够造成的严重的水资源的破坏和威胁；④一些能够对水环境或者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的一些原料产品等。

3.3水环境安全的预报和预防

水环境安全的预防和预报通常是从水环境要素和功能的分析为出发点，进一步探索和寻找维护整个系统安全的关键性因素和重要影响部分，围绕对水环境安全诊断的主要指标和要素的分析与对比，划分出不同的安全等级，再制定出相应的不同的预报和预防机制。对于水环境的预报主要要求的就是人的积极主动性，因为人的积极主动作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以及环境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水环境的预防主要就是建立安全的预警机制，针对突发事件和环境急剧变化进行监测，对于真个水环境的变化进行及时准确的监测和评估，有规律的向有关部门汇报监测结果，如果在某一时间发现水环境的安全指标超过了安全的标准，系统必须能够及时的做出预警和预报，能够方便各部门在第一时间知道险情并做出相应的方案。

3.4水环境安全的维护制度

关于水环境的安全维护指的就是根据水环境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依照相应的指标和管理规定采取有效的维护方法，准确判断风险的等级和程度并判断是否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制定和选取合适的维护制度、管理措施以及应对风险的抢救措施等。

结语：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贫乏而且分布相对不均衡的一个国家，再加上近些年人类对于水资源的肆意破坏和污染，对我国水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不加强对其的整治和保护，水资源恶化的趋势将会一步步蔓延，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和立法工作是现在国家必须要做而且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

参考文献：

[1]曲凤建，《中国水环境的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法律出版社，2009

[2]韩庆涛，《生态系统健康及其评价指标和方法》

[3]王树声，《生态系统健康及其评价指标和方法》，自然科学学报，2010，环境保护，2010

第五篇：经济特区职工生育保险有关问题

职工生育保险有关问题

为保障女职工在流产、引产期间的基本生活和医疗保健，根据原国家劳动部《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和《经济特区企业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精神，结合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特区范围内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在流产、引产期间的生育保险问题，通知如下：．

一、特区范围内缴纳了生育保险费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单位职工，在流产、引产期间按一次性400元给予补贴。

二、生育保险待遇的申领。女职工流产、引产后三个月内，由本人或所在单位持县级以上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有关证明和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流产、引产证明等材料，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手续，领取一次性补贴。．

三、本通知适用于特区范围内所有参加生育保险的用人单位和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