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

第一篇：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有其重要历史地位。它的发展从远古时代原始积累，春秋战国奠定基础，两汉、宋元两次高潮，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提高和随唐五代的持续发展，至明万历以后虽比诸同时期的西方已经大为落后，但仍有缓慢进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集大成的著作，传统科学思想从高峰走向总结。综观整个发展历程，16世纪以前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正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先驱辛勤耕耘、善于观察、长于思索、勇于探究，注重整合、联系实际的产物，闪耀着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就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页第427页。）而今天众多著名科学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珍贵价值的重新肯定，必将使之在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中显示出东方智慧的新的转移与新的实现，这种情况在一些学科已初见端倪。深信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世纪里对人类文明再次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从漫长历史长河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服务于今天的现实需要，总是值得人们去探究的事情。本文下面将以史实为依据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的特征，作些探讨与论述。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性高潮的特点

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把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为纵线，世纪年代作为横线，制作了一幅科技发展的示意图，它清楚地表明：无论是以前4000年，还是近5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稳缓地前进”。他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还指出：“我常喜欢用一种相对来说缓缓上升的曲线来说明中国的演变，显然这曲线比欧洲同一时期，譬如说公元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演变过程的曲线上升得高，有时高得多。”（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第65-85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我国四川大学周仲壁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周孟璞两位先生在《中国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杂志》13卷11期第333页。）一文中也以中国的自然科学大事、西欧的自然科学大事和著名科学家的人数作为纵坐标，世纪年代为横坐标，制作了三条增长曲线，从中国的那条曲线看，同样显示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增长是缓慢而连续的。然而，在4000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奠基时期，也是第一次大发展时代，由于新兴封建制度优胜于奴隶制度，其成就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早期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古希腊。

春秋末期出现了块炼铁渗碳钢，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白口铁处理技术，这些冶铁技术的发明，是一个突出的标志，正是它大大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细作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农业，战国末年写成的《吕氏春秋》，其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称得上是这种农业科技的论文开端。以都江堰、郑国渠两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展现出为农服务水利工程设施的空前发展。《考工记》中生产工具、乐器、建筑、交通运输、皮革制造、染色、乐器、玉器等36项专门实用工艺技术的记述，显示了这一时期手工业内部的细密化及其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记载了大量实用力学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墨经》中包含有关于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逻辑学以及对物质结构的猜测等科学成就，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几何光学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比欧几里德几何光学要早百余年。同时，它也是古代力学与光学论说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线传播思想的揭示，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丽的光彩。可以这样说，《考工记》与《墨经》一起作为我国古代经验科学出现的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生产、生活实践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数学、天文学与历法方面都有了广泛的发展与进步。十进位值制和筹算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为后世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确定了基础。有关天象观测的记载详尽准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天文研究的宝贵历史资料。在地学方面，《山海经》、《禹贡》、《管子、地员》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们的地理知识已从地理资料的积累，上升到进行某种形式的综合论述与区域对比，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医学方面，以《黄帝内经》等著作为代表，以人体器官整体观、阴阳五行论与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的研究与实践为重点，兼及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的最初基础，并在临床上显示出杰出的贡献。

我国人民寻求对自然界物质本源的认识，继五行、阴阳说之后，元气说与原子论是两大发展线索，它们的确立都分别肇始于这个时代的荀况与墨翟。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经过了春秋战国的长期酝酿、积累和实践，到这时达到了量变足以引起质变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政治上的统一与安定，经济的恢复与持续发展，为科技活动和科技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它呈现出科技人才辈出，科技著作大批问世，科技成果辉煌，科技对生产的渗透与协调日益显著等诸多特点。

《九章算术》以及《周髀算经》的成书显示出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独特数学体系的形成，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计算机的出现，算术化倾向于现代数学中的作用已日渐显著，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正相融合，为此它将重新焕发青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在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预期的。

历法已确立了我国后代历法体系、规范和基本内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张衡为代表对天文仪器的研制和对天象的观察与记录以及论天三家为代表的宇宙论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的固有传统。《汉书、地理志》的出现，开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它为后世本草学奠定了基础；《伤寒杂病论》不仅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医疗原则，而且大为充实了中医药体系的内容，更加切合医疗的实际应用。《汜胜之书》可以说是对农业知识的总结。《论衡》、《淮南子》、《淮南万华术》、《周易参同契》、《尔雅》等书中也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知识。

在生产技术方面，成为我国古代传统特色的主要技术，像冶铁、纺织机械、农具制造、造纸工艺、漆器工艺、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现，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像赵过的铁脚耧车、杜诗的水排、梯级船闸设计的原理与方法、木结构建筑风格、竖炉冶炼法、实测基础上绘制的地图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纸术更是汉代一项最重大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牛耕的推广与代田法、区田法耕作制度的创新，则在当时条件下起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论与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说的对立与斗争，是我国科学思想史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华。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达到高度发展阶段的又一高潮时期。

我国的科学技术自两汉而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充实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术发展，并呈现一股继续高涨的趋势。前者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贡献，可以刘徽与祖冲之的数学、裴秀与郦道元的地学、贾思勰的农学、王叔和、皇甫谧与陶宏景等的医药学、葛洪的化学等为标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风、一行等的天文学、李淳风与王孝通的数学，孙思邈的医药学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天人论与宇宙观等。这种趋势困宋元时期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理学形成、战争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强化。统治阶级为满足自身、政权和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面需要，通过完善教育体系，举行多元化考试，奖励发明创造和培养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长、推动和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安定与富裕的社会环境和发达的出版业则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怀疑、探索、创新的学风催促知识分子中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国计民生。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着科技的发展。这一切使宋元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均有突出成就。

作为世界古代文明标志的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三大发明的出现或大规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苏颂、郭守敬、李冶、秦九韵、杨辉、朱世杰、赵友钦、毕升、陈＠①、王祯、李杲、李诫、曾公亮等为代表的科技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以《梦溪笔谈》、《营造法式》、《四元玉鉴》、《武经总要》、《王祯农书》、陈＠①农书》、《革象新书》等为代表的科技著作纷纷面世，正是诸多尊敬的科技前辈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断将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数学四大家为代表，使宋元数学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大规模的恒星观测，各种天文观测仪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国古代天文学推向它的发展高峰。沈括在磁学方面的成就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学派和相应的医学流派使中国医药学得到全面发展。以陈＠①《农书》与王祯《农书》为代表，先后总结了宋元时期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后者所附录的“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为后世记述农具图书的范本，反映了当时农学的高度发展。宋代动植物志、谱录的大量出现并形成出书高潮，和宋景《欧希范五脏图》、杨介《存真图》所显示的解剖学上的发展，应该说这时的生物学也是成就不小的。在这一时期，地学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舆地图》不仅总结了唐宋以来的地理学成就，还根据实地调查，在制图方面取得成绩，其精确度已达至较高水平，成为明清时期我国舆图的范本。杜绾著《云林石谱》的出现，反映了矿物学在宋代已较前有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学科发展的同时，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机械制造、建筑、纺织、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和以沈括为代表“验迹原理”和科学方法与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无疑是哲学和科学发展到北宋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对宋元时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朱熹的理一元论的自然观对当时科技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清时期虽相对于前发展势头明显下降，但这一阶段问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育的《乐律全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与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分别显示其集医药、乐律、农业和地学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更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技术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夺目的瑰宝。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气本体论使张载的自然观更臻完善和具体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学成就交融与会通的起步以及清代传统科技仍然缓慢推进也是清晰可见的。

（二）经验性、描述性、实用性与本土化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初创的秦汉时期形成的，从建立与巩固新的封建秩序出发，要求科学技术直接为发展生产服务就成为必然的事，因此它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秦统一我国后，出现了“焚书坑儒”事件，“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类”，意思是那些有实用价值的书要保留，也就是说科技的实用性还是受到重视的。汉承秦制，这部分科技遗产当然会被继承。科技的实用性被固定了下来，但有所不同的是，与此同时，把秦始皇打击的儒家树立为统治思想，西汉作为整理已有科技知识的重视时期，像医药、天文历法、数学与农学四大传统科技或者在此时成书，或者在原有基础扩充，都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以实用性为特色的重要成果。由于封建社会绵延2000多年，中国科技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种特色，也就被进一步固定化，几乎成为一种前后继承的固有模式。

这种特色，不仅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自然科学各分支中表现出来，在工程技术、农学、医药学等方面更突出地显示出来。譬如，就我国古代的物理学而言，力学知识是与农耕技术、都邑建筑、铁制工具、各种原动力和简单机械的应用、水利工程、船舶制造、材料选配等紧密相连的；声学知识是与乐器制造、音乐娱乐活动、礼乐制度的推进、特殊需要建筑的建造以及军事活动等紧密相关；热学与物性学知识则与冶炼业和炼丹术、火药、火箭的研制，气象、气候的观测以及日常生活等相联系，电学与磁学知识则与雷电现象的观察、防避，冶铁业的发展，地形测量，航海事业，军事，医学以及日常生活等紧密相关，光学知识则与古镜研制、照相、火的利用、自然现象的观察、对天然晶体的考察等息息相连。当然在中国古代物理学发展历史中也有单纯是为了寻求物理规律的揭示而进行研究工作的，如元赵友钦之于几何光学，但那毕竟是少数。

对于已形成体系的天文学、数学，其实用性特点也不例外，例如天文学就是围绕“颁历授时”等维护皇权的实用目的而展开研究的。由于主要致力于制订历法和异常天象的观测，在历法及天象记录两方面虽有不足之外，但成就却是明显的。数学的发展是与急需回答的各种测量与计算的实际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往往侧重于计算出具体数字，显示出很强的程序性。

同时，由于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国古代的有些学科，像医学、数学、农学、天文学也有其独特体系，中医、中药学以阴阳五行说为主导，包含八纲辩证、六经分证、经络腑脏、治则治法、药方配伍、预防预后等在内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数学形数结合，数学算术化的特征与刘徽《〈九章算术〉注》等代表性著作所表现出的严密细致的推理论证；以及农学中天、地、人三者统一并强调人的作用的基本理论；天文学中的盖天、浑天与宣夜说的宇宙理论都是例证。然而，就科学技术的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仍然只能说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阶段。

（三）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更多地得到发展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又一特征

由于我国古代的封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又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学科，如天文学、农学、地学、医学等在中国古代都得到较大的发展。譬如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历法方面所显示的特色体系与连续不断发展的情况，那是很突出的。从社会需要考察，先秦以来，一直强调以农为本，编造历法，授民以时正是历代王朝必须从事并给以极大关注的重大事项。又如作为地学分支之一的气象学，远在3000多年前，在我国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天气实况的记录，《卜辞》里还表达出人们已有预知天气状况的要求，这些都是和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适应的。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有关气象的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取得很大的成就。利用物候知识安排生产，以不误农时，促使物候历在我国出现较早，以记载各月物候和农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夏小正》就是一部最早出现于我国奴隶社会时期的物候历。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发展同样与农业灌溉、防止水患侵袭、保障皇粮军粮运输等需求紧密相连，正因为这样，都江堰、郑国渠、龙首渠、黄河大堤、海塘等我国古代水利工程都是闻名世界的杰作，它们都集中反映出在我国古代对水利工程与水文知识的掌握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中医药文献近8000种，其中以临床医学占绝大多数。它记载了几千年来所积累的医药科学知识和医疗实践经验，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形成自己独有的体系，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除了适应皇族追求长生不老的需求以外，应当讲也是与保护农业生产劳动力息息相关的。

再就农业本身而言，自古以来，我国的农业就很发达，悠久的农业历史，使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得到了丰富的积累，传到现在最早的农学论著，距今至少已有2000多年。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来，我国的古代农书，包括现存和业已散失的，总共有376种，其中综合性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圃艺畜牧和蚕桑为基本内容，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也有包括水产以及农具、水利、救荒、农产加工等内容的。专业农书，则包括天时、耕作专著，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内容十分丰富。与这些学科不同，一些与手工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学科，像力学、物理学等都不像与农业关系密切的一些学科那样发达，也不成体系。

（四）有机宇宙观、元气论是指导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思想

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这样的看法：“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第337页。）他认为西方机械论是把世界看作一台机器，而中国哲学则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有机体。物理学家普里高津在阅读了李约瑟的著作以后，也写道：“正如李约瑟在论述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基本著作中经常强调的，经典的西方科学和中国的自然观长期以来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家向来是强调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注：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中译本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着重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这就是说，在他看来，整体、和谐的思想，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立足从整体来把握事物及其规律，强调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特点。自发的自组织的观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思想，基于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强调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联系，等等。

再综观历史史实，“有机”的说法在中国的古籍论述中，不仅发祥甚早，而且包含着诸多内涵的概括，这种观念的在中国古代出现，诚如许多人所指出的，是源于中国长期农业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而对它作出较为完整的表述，并在后代留下深刻影响的，则出自《易经》这部书籍。也有很多思想来自《黄帝内经》等医学典籍中。综合前人的论述，大致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有机”宇宙观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征：

1.“天人合一”观。这是一种以直觉和朴素的方式，表现人与自然沟通、智慧动物与养育环境的融合，以及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共存共荣的思想。它的主旨在于强调天与人的关系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也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即秩序与人事条理）的相通、相类和统一。

天人合一的核心，乃在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天人之间的协调与和谐，尽管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各个流派之中，对“天”的理解有所不同，有的只从物质世界意义上去理解它，而有的则赋予其道德伦理等精神上的意义，也有的甚至将他人格化，使之成为“上帝”的代名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反对把天与人相互对立、势不两立。汉代出现的“天人感应”的说法，以人的行为能力、形体结构及内在的性质等诸多方面与天加以比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但他所蕴含的自然与人统一的思想内核依然清晰可见。

2.“整体相关”观。整体思维传统在我国古代发祥甚早，其源头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到《易经》成书时，整体地观察世界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易经》中整体观念在全书中多有体现，它还特别体现在卦象和六十四卦的编排上。《易传》发展了《易经》的整体思维，它以文字的形式在多种篇章中作出系统而明确的表述。如八卦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并指出这八种自然事物构成宇宙整体。还将此与人体作出比类，说“乾为首，坤为腹，寒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总为口”。显然首、腹、足、股、耳、目、手、口，构成人身的整体。另外，它还以八卦构成其它的结构系统，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已从常识经验出发，逐渐加深思辨成分，使之成为一种观察与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重要方式。

3.运动变化观。中国哲学中的运动变化观念表达得最好的，仍推《易经》。经名的“易”字即为变化之意。《说文》对此字作象形的解说，谓其字是指晰蜴、蜓和审宫四脚蛇一类的动物，它们都以善变出名，故可以其义释“易”。它点出了该书的中心意旨便是“变”、是“动”。《易传》中对此宗旨作出进一步说明，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注：《易传·系辞上》。）意思是说，圣人是以认识到天下的运动变化及其融会贯通而发现一切事物的共同规律的，易学家有时亦称“道”。将运动变动的观念与整体相关思想相结合，人们意识到为了全面深入认识事物，必须把握事物运行的轨迹，也就是要把事物在变化运动过程中各阶段的情况综合起来加以考察，而不能仅仅观察变化过程中的个别阶段或少数环节。

而且事实上，在我国古代不仅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也比较早地发展了气一元论为基础的辩证自然观，认为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道，也就是自然界变化发展的规律。继五行、阴阳说之后，从伯阳文、荀况，中经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到北宋的张载以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众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主张这种学说，成为传统科学思想的主流，而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历法、音律、农学、医学乃至物理学、化学等等，也都无一不是建立在这种气一元论思想的指导之下的。也可以说，在这些学科中贯穿了有机宇宙观和元气论的哲学的指导。

以统一的与运动变化的观点看待自然界，把它视为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这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中医学。中医学正如前文已经多次谈到的，它是我国发展得很系统的一门学科。其理论体系可以说正是在“有机”宇宙观与元气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以《黄帝内经》为代表，认为人体各个器官（《内经》中称脏器）可按功能特性划分为五脏、六腑和奇恒之腑三大类，并按它们功能活动联系的规律，分别构成以五脏为主体的五个功能系统。然后由经、脉、气、血的沟通，实现脏腑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生命活动的整体。也就是说人体的各个器官各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它们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中医认为人体某部分病变影响全身或其他器官，而全身的状况又能影响局部的病变，因此在治疗上，不单治有病的局部，甚至不直接治有病的局部，而从治其他部位入手。它还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统一的，人体与外界环境有相互感应的关系。把人体置于一定的外界环境之中来考察、研究，凡疾病防治的分析都把受治对象所处的四时气候、地方水土、患者的生活习惯、性情好恶、体质强弱和年龄、职业、性别等情况结合起来考虑。并认为在疾病的治疗中对疾病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机理，人体正气与病邪相对抗消长形势的病理都应作过细的考察，也就是说，中医学是以运动变化来对待疾病的治疗的。

《内经》应用阴阳五行学说，从理论上，具体阐述了中医对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诊断与治疗等基本问题的看法，以构建其学说的体系。譬如它以阴阳对立统一、消长变化的矛盾发展的认识，指出人要保持健康不生病，就必须“和于阴阳，调和四时”，强调人要积极“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并且把它作为处理各种医学问题的纲领。应用五行的生、克、乘、侮等学说，则在一定程度对肌体各脏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既相生又相克的关系作了说明。而脏腑与经络学说，前者是对血液循环概念的早期描述，后者则通过对人体运行气血道路的阐述，把人体连结成一个表里上下、脏腑器官相互联系沟通的统一整体。

又如金代李杲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实践，形成其独创的见解，认为“元气”是人生之本，元气充足与否决定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而脾胃则是元气之源。这种认识对后世中医学颇具影响。

再以物理学为例，虽然它是与手工业有更多联系的学科，可是元气论也不仅使它对物质本源的研究取得一定成就，而且对一些物理现象的阐释也产生过积极意义，诸如静电、静磁现象，热的传导与辐射，声的传播机制等等都是。至于张载、王夫之的元气说里，关于“气”和“形”的总和是不生不灭的认识，应当讲是蕴含着物质不灭、甚至能量不灭的思想萌芽的。

对照中国古代与西方在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的自然观、方法论，并由此所形成的不同的科学体系结构；再审视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分化，向微观、纵深推进；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近一、二十年又不断地向着宏观、交叉、复合、综合、集成的方向发展，而且综合似乎比分化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比如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生命科学、空间与宇宙科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行为科学等等，都在向着综合化、整体化的方向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也不断加强。这种情况更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有机宇宙观、辩证逻辑与原子论、形式逻辑相结合的迫切必要性。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在这方面为大家作出了榜样。他把我国古代算术思想与方法和现代计算机理论与技术以及现代数学结合起来，建立了数学机械化的新分支，并且预言，我国古代算术思想与方法“必将因此而重新焕发出青春，在未来的数学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五）官办为主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另一特点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事业大多为官办，相当多的著名科学家同时又是官吏臣僚，这从一些历史史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科学史家也从史料的分析研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综察史实，几千年来，天象记录、历法编制都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和它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理论的探讨，地理志的编纂，一些大型药典的修撰等方面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下由统治者组织庞大人力、物力来完成的，八世纪早期，在僧一行与皇家天文学家南宫说指导下进行的子午线的测量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这次测量的范围南到交州、北至铁勒，至少有2000多公里长。另外，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企业及其人员手中，从丝绸、官窑瓷器、盐业、炼铁、大型船舶的建造、从万里长城直到皇宫寝殿的修筑等方面，我们都可以察见其端倪。《考工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情况下编纂完成，更足以窥其底蕴。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多数人又均出身于官僚世家，而本人也都是现任的高官，我统计了从先秦至明清期间的74位，其中69%是这样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而且不论数学、天文、医学、农学乃至理性、生物、地理都有这样的情况。

著名科学史学李约瑟在《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指出：“我们觉得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科学都相对具有‘官办’性质”。他举例说：天文学家“只不过是皇帝的文职公仆而已”。并且还分析说：“而文化更低、更下一层的技师和工匠也无疑同样具有这种官僚性质。其部分原因，几乎各个朝代的作坊为国家所有。另一个原因是不少在某些朝代，如西汉盐业及炼铁业等大多数具有先进技术的行业都为国家所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明显的现象，一些技师是追随某个显赫官员个人的食客。”

我们进一步分析官办科技的原因，可以这样来看：当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时期，或经历调整社会关系阶段，统治阶级的施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历史上或多或少起着进步作用的时候，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士”必然为其所用。统治阶级为了治国安民，巩固其统治，也为了满足他们本身骄奢极欲的生活和寻求上天保佑、长生不死的梦想，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关心生产的发展和天时地利的情势，追求好的保健、医疗手段与观赏玩乐、享受生活的物质条件，而这样也就不得不求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必须组织一批“士”为实现其目的服务，而传统一经形成，在封建社会往往就会很自然地沿袭下去，从而形成我国古代科技官办为主的特征。上述情况与西方同时期相比，更可见其差异。

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教育文化全由教会把持，知识分子概为神职人员，数量甚少，受教育面也有局限。在希腊城邦里出现的科学家，是一些摆脱了社会环境的公民，也就是说他们的科学成就往往是由个人进行着，多数与生产没有什么密切关系，更很少由政府来发挥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作用。文艺复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17世纪，一些学会、学院的建立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的，科学家的社会背景与个人经历也有不少变动；18世纪又有了发展，一批科学中心十分活跃；到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有了更快的进步，科学团体与大学发挥了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科学技术由官办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小的。

中国古代与西方古代在科技活动中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在今天早已缩小，虽然因国情不同，在组织科技活动的方式上会有些区别，但国家、集体、个人相结合，视不同内容、性质而以不同组织形式进行这应当是一致的。

第二篇：科学技术发展报告

科学技术发展报告

一、2006年科技发展情况

2006年，贵阳市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科学技术大会精神，结合建设大贵阳、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不断深化科技工作改革，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圆满完成了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达到了建设创新型城市开好头、起好步的要求。并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推广、开展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一）科教兴市工作

2006年6月份召开的全市科学技术大会,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宏伟目标。在会上，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建设创新型城市、促进率先在全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决定》，发布了《贵阳市“十一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10年）》，下发了《实施贵阳市“十一五”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2006—201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大会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确立了“合作创新、重点转化、率先突破、引领跨越”的工作总方针，形成了贵阳市“十一五”科技发展“1810科技行动”，即建设具有贵阳特色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八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实施资源与环境保护、高新技术产业化、循环经济、先进制造业、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金筑英才、现代服务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科学技术普及等十大科技工程，并从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制定了促进科技创新的具体政策措施。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自主创新已从科技发展的一般战略上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成为贵阳市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科普工作向纵深推进。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科普法和科普条例，启动了“贵阳林城”专题科普馆、“三小工程”科普教育基地、国防教育科普基地等一批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积极推动贵阳科普信息网、推进电子科普画廊建设，完善市科普信息网站硬件和软件。成功举办中国西部制造业发展战略高层论坛暨第5届e工程及数字企业国际学术会议、南方城市科技计划暨创新型城市建设研讨会、“第六届全国（贵阳）科技教育创新作品展评会”、“航天航空技术”的报告会等。组织开展了“全国科普日”、“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开展“第二十五届青少年科技活动月”、贵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参加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获优秀科技竞赛项目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三名，科学幻想绘画二等奖二名。组织参加200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获得ECO-ST级冠军。三是加强了学会组织建设，促进学会管理规范化，提升学术活动的质量和水平。四是依托“农业技术专家咨询团” 开展“急约即到”服务，积极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实施“金桥工程”项目，通过“以点带面、榜样示范”的方式，培育新型农民，为基层服务。组织农业技术专家编印了《贵州地区茄子优质高产栽培技术》和《贵州地区辣椒优质高产栽培技术》两种实用技术小册子，五种关于消防、花卉盆栽、禽流感防治、老年病预防、糖尿病预防的科普小册子。完成了《黄金梨栽培管理技术》、《杨梅栽培管理技术》、《樱桃栽培管理技术》、《肉牛饲养管理技术》、《肉兔的规模化饲养管理技术》5个农村远程教育课件的开发。

加快培养科技教育专业人才。贵阳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开设了学制三年的科学技术教育专业，开展外语、计算机等实用技术培训，认真做好对外交流，对外派遣研修生工作，推荐赴美国、香港等国家（地区）学习交流、考察培训，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科技项目组织与实施

2006年共安排科技三项费7500万元，比上年增长21 %。实施市级科技项目243个（软课题除外），年新增产值6．89亿元。高新技术和优势产业科技创新取得新成绩。加快新材料科技攻关，低成本太阳能多晶硅、铜基无银电接触材料、高分子蛋白调节因子、共混改性聚丙烯管材、高强度陶粒支撑剂等开发获得成功，高性能电解铜箔、优质中空钢等实现产业化。加快新药新品种研发，实施了注射用DNC冻干粉针、KR滴丸、伏格列波糖原料药、茵黄软胶囊等新药新剂型的开发。继续推进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先后在林泉电机厂、万顺堂制药、中国航空工业标准件制造公司、贵州力源液压公司、卓讯科技开发公司、永江仪表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实施了ERP、CAD等制造业信息化改造。以循环经济为着力点，大力推进磷煤铝等资源优势产业的升级换代，实施了公交车油改气、电厂脱硫石膏综合利用、市政路灯绿色照明、空气压缩机节能控制装制、煤矿废水处理自动加药、电石渣保温隔热材料、工业粉煤灰陶粒、餐厨垃圾的再生利用等一批生态型科技项目。

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创新不断加强。组织实施了“氟牙症发病分子机制的实验研究”、“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血清中催乳素和雌三醇的临床研究”、“艾灸治疗高血压病与C反应蛋白、白介素-

6、白介素-10的相关性研究”等基础研究项目，开展了“贵阳市食品生产企业HACCP的培训与认证及示范企业的建设”项目，在江南大学举办了“贵阳市食品企业管理人员HACCP认证培训及食品质量安全知识”培训班。

产学研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以项目为载体，大力推进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之间的技术合作。以贵州大学、贵阳学院、贵州财经学院、贵阳医学院等高校为依托，实施了一大批产学研项目，重点抓好与贵州大学的合作，认真落实市政府与贵州大学的全面合作协议，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24个，其中工业类10个、农业类6个、软课题1个、大学生创新资金项目7个，一批涉及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得到攻克。

（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取得新进展

加强与省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建成了贵阳·中国地质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中心贵阳民族药研究室、贵阳市制造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贵阳电子信息平台等四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四大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围绕铝工业、磷化工、煤化工等资源型产业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配套技术，加速科技自主创新，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建立了贵州省软件评测中心；实施中药新品种研发项目6个，并为6家企业提供中药品种保护等服务；向汽车零部件行业、制药行业的300余家企业提供了软件外包以及多种信息化应用服务，形成了初步的应用规模。

（四）启动并建成了一批科技基础设施

中国·西部（贵阳）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生产基地建设启动。贵阳科技大厦软硬件环境进一步完善，引进培育孵化作用明显发挥。春晖博士园新入园高新华南科技有限公司、贵州威霖软件公司、贵州艾迪威软件有限公司等3家留学归国人员创办的企业，贵阳软件园二期基地正式入驻，引进高新技术企业20多家，一批年产值上千万元的企业正在培育之中。贵阳药用资源博物馆2006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已接待各类参观考察2万人次。

（五）企业技术创新不断增强

不断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对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首次认定了贵阳市公交新能源、贵阳市数控线切割、贵阳市节能技术应用等17家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2006年承担国家、省、市科技攻关项目22项。同时，大力支持林泉电机厂技术中心申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现已获得批准。

（六）农业科技进步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不断强化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培育开发，围绕花卉、水果、蔬菜、畜禽等城郊型特色农业，实施了花卉平台及组培车间建设、葡萄设施栽培二次挂果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杂交水稻新品种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及大面积示范推广、甜椒新品种的扩大推广示范、安第斯亚果引种试验等一批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项目。按照“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精神，积极扶持重点龙头企业，组织实施了“便捷熟食无害化、洁净化食品研发生产应用”、“牛初乳的开发应用及其产品的研制”等8个龙头企业项目。在乌当区羊昌镇羊昌村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深入抓好农村科技扶贫工作，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

（七）科技奖励取得重大突破

完成科技成果鉴定验收70项。按照《贵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规定，对省、市有关部门、单位推荐的科技项目进行了认真的评审，产生了2006年贵阳市科学技术奖共48项。首次评出了特等奖一项，填补了无特等奖的空白，评出一等奖5项，二等奖14项，三等奖28项。首次设立了最高科技创新奖，对创新创业领军人物和优秀创新团队给予50万元重奖。对获2005贵阳市最高科技创新奖的汇通华城楼宇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表彰奖励，在全市范围内营造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八）科技创新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县域生产力促进中心建设不断加强，区域科技发展服务能力不断提高，新建了小河区生产力促进中心，已建成的县级生产力达到7家，全市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贵阳生产力促进中心顺利通过科技部火炬中心组织的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试点建设评估。全年开展咨询服务500多次，其中开展管理咨询200多次、技术咨询完200多次、其他咨询100多次，协助企业申报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9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14项、市级科技计划项目18多项。贵阳市科技风险投资公司新增担保项目5项，新增贷款担保金额2000万元，新增投资项目3个，投资金额355万元，并出资1000万元成立了贵州天信担保有限公司。

（九）科技项目管理进一步加强

下发了《关于加强科技项目管理的通知》，对项目申报单位资质、项目论证评估标准、项目评估原则等进行明确界定，实行项目立项公示制度。试行项目招投标制，提出了贵阳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指标体系与考核办法、贵阳市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及对策研究、贵阳市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指标体系研究、贵阳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一五”期间科技支撑战略研究等4个软课题项目作为重点项目，面向全国招标，先后有14家省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单位参加投标，实现了科技项目管理的一大突破。

二、2007年科技发展展望

2007年贵阳市坚持“合作创新、重点转化、率先突破、引领跨越”的总方针，大力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切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打造公共科技创新平台，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大力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围绕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技术、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突出抓好合作创新与成果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为建设创新贵阳、实力贵阳、和谐贵阳而努力奋斗。

（一）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发挥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1．坚持工业强市不动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施市级重点科技项目100个，其中高新技术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项目50个，年新增产值10亿元以上。重点扶持“低成本太阳能多晶硅项目”完成20吨太阳能多晶硅技术攻关，“生物调节因子产业化攻关项目” 完成100克生物调节因子生产，“神经生长因子产业化攻关项目”完成20万支的生产，抓好回转窑生产高强度陶粒支撑剂和玻璃黑体浆料产业化生产。深入推进以磷煤化工为重点的循环经济进程，继续支持黄磷制甲酸的技术攻关，启动1至2家“半水法”制黄磷的技术改造示范，支持中化开磷集团磷渣切块和轻质墙体材料实现规模化生产。抓好公交车油改气技术的应用推广和“双燃料发动机产业化项目”的实施。加快一批新药新剂型的开发，加大指纹图谱、超临届提取等高新技术在现代中药研发生产中的应用。

2．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贵阳国家农业园区及乌当、白云、花溪3个示范园区为龙头，以10个“三农”专家服务中心等为载体，以农畜新品种选育、引进为重点，加强适用生产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实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项目30个，解决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以HACCP体系认证为切入点，加强食品生产龙头企业的标准体系建设，完成5家企业的HACCP体系认证，实施2个以上特色食品的开发。继续抓好新农村示范点工作，推进农业科技信息化进程，启动12个农村信息化试点建设。

3．切实加强社会发展科技支撑。围绕生态与环境质量、污水和垃圾处理组织实施一批科技攻关项目，建立城市园林绿化监测体系。加大重大疾病、地方病防治及流行性传染病、重大动物疫病等预警与控制技术的研究力度，提升预防和应对洪涝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生产安全等突发事件的技术水平，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二）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1．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新建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15家以上，建立高分子生物材料、多晶硅、激光产业和乳品研发等4个公共技术产业化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启动5家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

2．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知识创新力能。深化与贵州大学的合作，建立贵州大学贵阳研究院，启动建设贵阳市成果转化基地，启动与中科院、南京药科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中医学院的合作。

3．提高科技中介机构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市、县两级生产力促进中心网络，对科技风险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助推我市民营企业在海外上市。支持社会力量创办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进一步活跃技术市场，年技术合同交易登记金额增长20%以上。

4．抓好基地平台建设。做好中国·西部（贵阳）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生产基地建设的各项协调服务，进一步完善贵阳科技大厦孵化平台功能，做好引进开发工作，引进软件研发机构和软件企业30家，充分发挥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引领、支撑功能，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创新活力动力

一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完善科技计划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绩效优先、鼓励创新、竞争向上、协同发展、创新增值的评价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继续做好科技项目公开招投标工作，不断充实科技专家库，逐步完善项目绩效考评机制。二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支持经营性改制单位与大公司、大集团实行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增强造血能力。稳定支持公益类科研单位的发展。三是加强科技立法工作，制定《贵阳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办法》、《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管理办法，设置科学合理的科技经费科目。四是推进科技自主创新与实施知识权战略、标准化战略和名牌战略有机地结合。加快建立优势产业技术标准体系，鼓励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产品。

（四）培育创新文化，建设创新队伍

抓好科技评价奖励工作，完成科技成果鉴定验收60项，抓好市最高科技创新奖和科学技术奖的评选表彰工作，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引进一批国内优秀人才，培养市级专业技术带头人60人。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扎实做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第三篇：历史 中国古代名将

中国古代名将

开国，平叛，安边。

战术高超者

一战成名者

影响巨大者

春秋

1.孙武——(前535年—？)

兵家圣人、百世兵家之师。字长卿。军事家、政治家。与伍子胥合力攻入楚国都城。作《孙子》十三篇,为后世推崇备至

2.伍子胥——(前559～前484)军事家、政治家。名员，字子胥。初为楚人，楚王无道，杀其父兄。辗转入吴，辅佐吴王阖闾，强盛吴国。与孙武合力，攻入楚国国都，掘平王尸，鞭三百。后因谗言被夫差赐死。

3.先轸——（前？—前627）

晋中军元帅，指挥城濮之战，奠定晋国霸主地位。崤之战，第一场歼灭战。外交伐谋，开启兵家诡道。后因怒斥君主，自觉惭愧，自杀式冲锋而亡

战国

1.吴起——吴子（前440-前381）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武庙十哲。作为军事家与孙子齐名，作为政治家与商鞅并论。在魏而秦不敢西进，在楚而三晋不敢南图。在魏魏强，在楚楚盛。首创魏武卒。开商鞅改革先河。平生七十六战，六十四胜，其余皆平。著作《吴子兵法》武经七书之一。后因改革触犯楚国贵族权利，被楚贵族杀害。

2.白起——杀神、人屠（？—公元前257年）

军事家。战略家。秦武安君。战国四大名将之首、武庙十哲。战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将军，好歼灭战，以歼灭敌军主力为战略思想。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战术灵活，指挥艺术高超。百战百胜，无一败绩，指挥鄢郢之战，伊阙之战，长平之战。一生歼敌一百三十多万，攻城七十余座。在世时，三晋与楚无敢攻秦。后被昭襄王赐死。六国闻白起死，举杯相庆。

3.孙膑——(?—前316)

军事家，鬼谷子弟子，孙武子后人

。精通兵法。受同窗庞涓陷害，受膑刑，后入齐，以军师身份指挥桂陵之战，批亢捣虚，攻敌之必救。马陵之战，减灶计，诱杀庞涓。两次大败兵锋正盛的魏国。奠定齐国霸主地位。著有《孙膑兵法》。马陵之战之后不知去向

4.廉颇——(前327-前243)赵国将军，战国四大名将，战功卓著，为赵国转战四方。擅长防御战，长平之战初期，以阵地战成功抵御秦国进攻。长平之战后，击败浑水摸鱼的燕国军队。被赵王猜忌，辗转魏楚，并无功绩，老死于楚国

5.李牧——(?－前229)

赵国军事家，战国四大名将，赵武安君。守备赵国北方，大破匈奴，使赵国边境安定十数年。召还朝中，屡破强秦，成为秦国心腹大患。平生未尝一败，是战国后期东方六国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将军。赵王中反间计，杀死李牧，三月后，赵国灭亡。

6.王翦——（?-?）

秦国军事家，武成候，战国四大名将。始皇尊其为师，帮助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居功至伟。急流勇退，安享晚年

7.乐毅——(前？—前？燕昭王惠王)

燕国军事家，燕昌国君。率五国联军攻齐，下齐七十余城致使齐国几乎灭亡。使齐国一蹶不振。不复东方大国形象。后被燕王猜忌，归隐而去

8.田单——(前？—前？齐闵王襄王)

齐国贵族，齐安平君。出将入相，指挥即墨战役，运用火牛战，大破燕军。短时间内收复齐国故土

9.匡章——（宣王威王闵王）齐国名将，桑丘之战，击败千里入侵的秦国军队。伐燕，征楚，攻秦。统三国联军，攻陷秦国函谷关，秦国求和。后六国再无入函谷关者。

10.赵奢——（？—？惠文王孝成王）

赵马服君，指挥阏与之战，一战封神

秦

1.蒙恬——(？—前210)中华第一勇士，秦国将军，灭齐有功。后率军三十万，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经营河套平原。后被秦二世赐死

2.王贲——（？—？）将领，王翦之子，通武侯。秦始皇灭六国主要将领，灭魏、燕、齐

3.章邯——（？—前205）

秦少府，将领，雍王。大秦帝国最后一根顶梁柱，率军转战四方，消灭各地起义军。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秦朝的灭亡，杀死项梁。巨鹿之战投降项羽，后败于韩信。自杀而亡。

4.冒顿单于——（前234—前174）匈奴单于，杀父自立。雄才大略，即位初期，忍辱负重，麻痹强大敌人东胡，而后将其一举击败。统一漠北草原。随后征服西域二十多小国，控制西域。“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缔造了最为强盛的匈奴帝国。汉建立后，刘邦亲自出征匈奴，冒顿用计围刘邦于白登山，绝汉军粮，刘邦用陈平计，侥幸得脱，遣使求和，为汉朝奇耻大辱。

楚

1.项羽——（前322—前202）西楚霸王，名藉，字羽。中国勇战派代表。“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初起兵，展现无双武力，独自格杀百余人。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消灭秦国主力军队。掌天下，分诸侯。彭城之战，以三万兵急袭刘邦联军五十六万，大获全胜，雎水断流。然而四面皆敌，不断作战，且未能有稳定后勤保障。最后为刘邦统天下之兵所围。突围至乌江，最后一次展现无双武力。身杀汉军数百人，自刎而死。

汉

1.韩信——（前230—前196）兵仙，西汉开国元勋，军事家，战略家。齐王，楚王，淮阴侯。大将军，相国“王侯将相”荣加一身。汉初三杰，武庙十哲。萧何称其“国士无双”，刘邦乃拜之为大将。独自领军作战，出陈仓，定三秦，平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与刘邦会合围项羽于垓下，全歼楚军。天下无能与其争锋。汉之疆土三分之二出自韩信之手。“功高无二，略不出世”。后人称“言兵莫过孙武，用兵莫过韩信”。楚汉之际，天下局势皆在韩信之手，向楚则楚强，向汉则汉胜，自立则三足鼎立。后因功高震主，不知收敛。被斩于长乐钟室。

2.英布——（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楚九江王，汉淮南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楚汉战争期间，隔岸观火。后被刘邦策反，共围项羽于垓下。归汉后造反被杀。

3.彭越——（前？—前196）“汉初三大名将”汉梁王。常年率兵扰乱项羽后方，袭其粮道，使其疲于奔命。堪称游击战争鼻祖。后因被诬造反，被刘邦杀死。做成肉饼

4.樊哙（前242—前189）汉开国将军，舞阳侯，相国。早年从刘邦起兵于沛县，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作战勇猛，攻城先登，临阵杀兵。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各路反王，稳定刘氏统治。

5.曹参——（前？—前190）汉平阳侯，丞相。从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破二国，一百二十二县。汉开国功臣第二位。继相位，与民休养生息。恢复大汉生气。

6.周勃——（前？—前169）汉开国功臣，绛侯，丞相。随刘邦起兵于沛县。身经百战，屡立战功，攻城好先登。刘邦言“安刘氏必勃”。吕后死后，与陈平共铲诸吕，保存汉室。

7.灌婴——（前？—前176）汉开国功臣，颍阴侯。丞相。作战勇猛，统领汉军骑兵，屡立战功。用兵迅速且勇猛。潍水之战，韩信败龙且，灌婴手下斩龙且。垓下之战，项羽突围，灌婴紧追不放，逼项羽自杀。刘邦称帝后，帮助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反叛，吕后死，协助铲除诸吕

8.周亚夫——（前199—前143）汉军事家，条侯，丞相。周勃之子。治军严谨，驻军于细柳军营时，文帝入营，尚需通禀。景帝时七国之乱，统帅汉军，三月平叛。挽救汉朝。后因事下狱，绝食而死。

9.李广——（前？—前119）飞将军，汉朝大将。初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夺旗扬威。后长期驻守边境，与匈奴交战。作战勇猛，保境安民。匈奴畏惧，数岁不敢入侵。但自己也经常损兵折将。后随卫青北征匈奴，迷路，自杀。

10.卫青——（前？—前106）字仲卿。西汉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多次北征匈奴，为汉开疆拓土，战功赫赫。用兵深入，出奇制胜漠北之战，与霍去病深入漠北，几乎消灭匈奴有生力量，威胁汉朝的匈奴边患，基本解决。

11.霍去病——（前140—前117）卫青外甥，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勇猛果敢，骁勇善战，精于骑射。用兵灵活，擅长千里奔袭，出奇制胜。继承卫青战法并发扬光大，将骑兵机动性发挥到最大。古代最优秀骑兵将领之一。自18岁初上战场，多次北征匈奴，使匈奴闻风丧胆。漠北之战，与舅父卫青深入匈奴腹地，大破匈奴，使之元气大伤。漠北之役，霍去病封狼居胥，饮马瀚海。成为中华民族武将最高荣誉之一。因病去世

12.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西汉将领。早年从李广利征讨匈奴，被匈奴大军围困。充国率百余人突出重围，身受二十余创。后以古稀之年，督边西陲，下令屯田，长期与羌人对峙，只打必打之战，瓦解羌人各部联合，收买人心。“不战而屈人之兵”，最终平定羌人叛乱。

13.陈汤——（前？—前？汉元帝）西汉将领。出任西域都护府副校尉时，审时度势。果断率领胡汉杂军，突袭匈奴，斩郅支单于。解除匈奴对汉威胁。边境安定半个世纪。“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出自其口

14.吴汉——（？—44）字子颜。东汉开国元勋，广平侯“云台二十八将”协助刘秀平定河北，击败收编各地农民军，壮大刘秀势力。消灭公孙述，平定川蜀。治军不严，为人诟病

15.耿弇——（3—58），字伯昭。东汉开国元勋，将领，好畤侯。“云台二十八将”，从刘秀平定河北，消灭农民军。率部转战山东，以寡军消灭张布十万军队，尸横遍野，平定齐鲁之地。军事指挥艺术高超，作战灵活，首创围城打援。

16.岑彭——（？—36）字君然，东汉将领，舞阴侯，“云台二十八将”。率军南征，平定荆襄

17.

第四篇：南京历史特征

南京历史特征

南京是今天江苏省会,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古都,也是中国至今最具活力的古都之一。南京主城地处江南秦淮河流域和长江结合部,大地域背景为宁镇丘陵地区,东面是长江三角洲,西南是皖江地区,北面是江淮平原,古代的长江入海口就在南京东面不远的扬州和镇江之间。从孙吴开凿连通秦淮河和江南运河的“破岗渎”到今天联结沪宁的城际快车,从明代联系南北两京的驿站到今天的京沪高铁,南京一直处在中国南北大动脉和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丹阳”汇聚中州阀阅,“建康”占尽六朝繁华,“金陵”满怀南唐风雅,“应天”开创大明典章。这里既是古代的帝王之州,也是近代的共和圣地,中山先生缔造民国并长眠于此,梅园新村携手国共开拓未来,两位总理不分南北,皆秉持“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为中华崛起而鞠躬尽瘁。

这座“虎踞龙盘”的都会经过了太多风雨苍黄,这座雉堞巍峨的古城更换了无数的旗纛名号,至今仍可堪称是遍地沧桑的胜国之地,处处题咏的名胜之区。面对南京,抚今追昔,迎面而来的不仅有厚重的五千年华夏文明,还有这座中华古都特有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

在中国版图上,南京位于东南地区长江下游,在传统中国以“中原”为天下之中的观念中,南京是偏于一隅的。所以,三国东吴之前,南京不仅几乎没有区域中心的地位,甚至还不是一座成熟的城市。但她雄视长江、领袖东南、近海控淮的地缘优势,决定了她担负着在中国大格局中必然崛起的历史使命。

东汉晚期,随着黄河流域经济与文化的衰落、政治的**和北方草原文化的扩张和南进,南京的地缘优势开始展现,成为中国东南地区政治势力的依托中心和文化的集聚地(东吴),接着又成为从黄河流域南移的中原传统政治势力和传统文化的保存中心(东晋),其城市政治辐射力迅速通达大半个中国,文化辐射力披及东亚各国, 这一历史态势持续时间超过两个半世纪,写下了南京作为中国著名古都和东亚地区历史文化中心城市的伟大开篇。

尽管南北朝之后中国政治中心忽在黄河文化区带,忽在北方草原文化区带,但南京作为长江文化乃至南方文化区带的代表性都城的地位由此而确立,一旦中国需要,南京就会承担起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重心的责任。

宋代以前的中国各统一王朝的“两都制”以西面的长安和东面的洛阳为主,汉唐五代都是这样,宋代虽然建都开封,但是洛阳仍然是核心型城市。南宋以后,随着黄河流域的衰落,必须依托强大的经济、文化及军事背景才可以立足的中国政治中心就改由代表长江及南方文化区带的南京和代表北方草原高原文化区带及黄河文化区带的北京“轮流”担任。

朱元璋以“南京”为中心推翻定都于“北京”(元大都)的元朝,建立一统大明江山;半个世纪后原在北京做燕王的朱棣于“南京”登基后最终又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但南京作为明朝“南都”即陪都,地位仅次于北京,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末;明末南明小朝廷在“南京”苟延残喘,与已占有“北京”的清政权相对抗;太平天国以“南京”为“天京”,高扬反抗“北京”清政权的大旗;直到孙中山先生1911年在“南京”宣布推翻从秦始皇开始已延续1690年的封建帝制,建立新兴的中华民国。

尽管中山先生执政时间不长,又让“北京”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但南京作为新生民国的开国首都,仍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而且辛亥革命发起于武汉,中华民国却建都于南京,这本身就说明南京历史地位的崇高和区域地位的重要。1927年开始,中华民国首都又从北京迁回到南京,直到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诞生。

历史证明,元末以后到1949年的581年时间里,“南京”与“北京”这两个古都的互动主导着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命运,充分体现了南京城市的独特地位和非凡的区位优势,也是南京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南京历史上曾经有数次重建,但是都城的位置没有太大的改变。北方的都城位置改变较大,唐代的长安是重新设计,和汉代长安没有关系。元代的大都也是重新设计,不是在金中都的基础上发展的。洛阳城的位移比西安、北京还要大,夏都、商都一度在洛阳以东的偃师境内,东周、东汉、曹魏及后来的北魏才移都到现代洛阳城市空间的位置,今天的洛阳城其实是在隋唐洛阳城的西面。有些学者过分强调南京城在历史上的破坏,实际上中国的所有古都皆曾有过大规模的破坏和重建,南京与其他古都比较,位置上的改变反而极小,体现出特殊的空间上的高度稳定性。南京城市从秦汉的秣陵到孙吴的建业,从六朝的建康到明代应天府、清代江宁府,再到民国的首都,不断向秦淮河和长江两岸发展,从而形成“沿江大开发”的现代态势。

南京为中国著名的“十朝”古都。“十朝”指东吴(61年)、东晋(104年)、刘宋(60年)、萧齐(24年)、萧梁(65年)、陈(33年)、南唐(39年)、明(52年,另为陪都220年,南明小朝廷都1年)、太平天国(13年)、民国(24年)。南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江苏上古文化圈与南京的“边缘化”。江苏乃至长江下游在上古时代有两个文化圈:淮河以北的徐文化圈(以徐州到宿迁一带为中心);淮河以南及江南的吴文化圈(以苏州到无锡一带为中心)。另在南京以西有楚文化圈(立都于湖北荆州,后来向长江下游披及)。南京在上古时代处于吴、徐这两大文化圈的“边缘地带”或吴、徐、楚三大文化圈的结合部。

2.汉末到隋初约300多年的“异军突起”,引领了整个中国发展格局的改变。

从公元211年到公元589年,其间除去西晋27年(280-307)外,南京皆为中国半璧江山的中心城市,号称“六朝都城”,其文化辐射力达整个东亚地区,由此奠定了南京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和城市根基。

3.隋唐低潮期。与“秦代”一样,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区刻意贬抑以南京为中心的东南区,唐代南京甚至被长期作为润州(今镇江)的属县。

4.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复兴。先后成为杨吴的“西都”、南唐国的国都,其间约66年。南唐国不仅是十国中最强一国,而且是五代十国中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

5.北宋时为州治,也是江南东路路治所在,领一府、七州、二军、四十三县。南宋时仍为江南东路路治所在,又是地位仅次于首都临安(今杭州)的留都;元代为江南诸路行御使台所在。在宋元约370年时间里,南京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全国中心城市之一,是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地位最称重的城市(除南宋都城临安)。

6.明代终于发展成为一代统一帝都,开启了中国近古时代。明初迁徙四方豪族定居于南京,所以明清时期的南京是江南文化、江淮文化、北方文化交融创新之地。明清时期的南京文化对全国形成很强的辐射作用,余怀《板桥杂记》评说:“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迄今保存下来的南京明代都城格局遗址、明京师城墙、明孝陵等都是称冠全国、饮誉世界的文明奇珍。

7.清代,南京仍是中国除首都北京之外综合地位最为重要的城市。

清代,南京两江总督的地位仅次于首都北京所在的直隶总督,经济上更是占据首要地位。在全国八个总督中,两江总督辖地最广、位高权重。清晚期,还以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实际是参与掌管全国外交事务。1842年8月,英国侵略军迫使在1839-1844年间先后任两江总督的伊里布、牛鉴、耆英三人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变革的时代。“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的开始,它起于“虎门销烟”,而主持“虎门销烟”的正是当时身兼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职的林则徐。也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大门是从南京打开的。由此,中国走上了艰难的近代化乃至现代化之路。

8.民国,南京又一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这标志着在中国延绵了2000多年的专制式的封建主义政体被彻底埋葬,这是中国历上又一个伟大的创举。从1927年4月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又定都于南京，改江宁县城区为南京市。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南京的城市地位表现在: 一,“中华民国”在此诞生,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也开启了南京城市现代化的篇章。二,1939年-1945年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入侵,当时作为中国国家首都的南京被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以致在此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件,激发了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血性和斗志;1945年9月9日,标志日本侵略者彻底战败投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也在南京举行。南京见证了战争的罪行和正义的惩罚，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是名副其实的英雄之城和“博爱之都”。三,作为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城市,南京成为对外交往的主要都会之一,到1948年6月1日止,在南京建立的外国大使馆共有36个。

纵观中国历史，南京自东汉末期崛起后,迅速成为中国南方的区域中心,而且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只要不是人为的控制,它都能保持这种地域空间优势,而引领、整合和推动广大空间区域的发展。南京在空间上的涵盖力主要是以华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主,作为全国性的治域中心,则显得空间优势不足。不过,由于南京、北京分别处在中国东部最大的平原黄淮海平原的南部和北端,所以自古以来交通便捷,加之现代化的各种优势,南京过去和将来都会以其“地介南北”、“控江近海”的特殊区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都会之一。以孙中山先生所言:“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学号：012110134姓名：陆缘

第五篇：中国古代戏剧的审美特征

审美特征：

一、强烈的现实性

1、语言通俗化、平民化。

中国戏曲按照传统的观点，到宋元时期达到成熟，主要代表就是杂剧和南戏。南戏最初是以一种民间艺术的姿态登上戏曲舞台的，有文人以宋人之词，加上里巷歌谣、村坊小曲，市女顺口可唱，自由亦复自然。

2、表现大众生活，传达百姓感受，引起共鸣。此类南戏的主要代表作有高则诚的《琵琶记》等。

3、反映社会问题。

北方的杂剧虽然并不像南戏那样深入民间，还有比较规范的“宫调”系统，但是却以反映沉重的社会问题为主流思想，揭露了腐朽的封建思想和社会现实。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对贪官污吏、权豪之罪恶的揭露，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对思想苦闷的解脱等等，都在元杂剧中得到体现。其代表作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窦娥冤》、《西厢记》等。

进入现代，尤其是解放后，一批反映新中国人民生活翻天覆地变化的戏曲也陆续搬上了舞台，成为时代的艺术。

二、虚拟性

通过剧中人的语言，借助观众的联想，构筑特定的景物和环境，“戏随人走”。

西方戏剧重实轻虚，侧重真实自然的舞台表现方法，具有写实性；而中国古典戏曲重虚轻实，讲究虚拟写意的程式表现，具有写意性。

三、程式化

戏曲表演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式规则，舞台上不允许有自然形态的原貌出现。一切自然形态的戏剧素材，都要按照美的原则予以提炼、概括、夸张、变形、使之成为节奏鲜明，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演唱中的板式、曲牌、锣鼓经，念白中的韵味、声调，表演中的身段、手式、步法、工架，武打中的各种套子，以至喜怒哀乐、哭笑惊叹等感情的表现形式等等，无一不是生活中的语言声调、心理变化和形体动作的规律化，即程式化的表现。诸如马鞭一挥就表示上路启程，舞台“圆场”瞬息千里，一支船桨即舟载行人等等，都是“程式化”写意美学的具体表现。

三、“意境”美学

有的学者认为，戏曲的起源应追溯到诗歌产生之初，因为诗歌在产生之初就具有表演性和音乐性。的确，戏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形式上，戏曲的唱词多数直接引用诗词的格式，前面标记有词牌名或曲牌名。南戏就是“以宋人之词”，和曲而唱。反之，戏曲的有些唱词完全可以单独成诗成词，如《西厢记》：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假如脱离了《西厢记》，这依然是一首绝妙的散曲。而在内容上，戏曲也受到诗歌的影响，追求“意境”美学。王国维在概括元杂剧和元南戏的美学特征时说：其最佳之处，都可“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心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剧考》）。所谓“意境”，即寓情于景，以景抒情，情景交融，在人的思想情感与天地自然之间达到高度的结合、统一。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只有利用语言来创造意境，与诗歌不同的是，戏曲作为一种音乐、舞蹈、语言等的综合性艺术，在实现“意境”创造的过程中，既要利用语言这一基本要素，又要利用音乐、舞蹈、舞台设计等多种手段，而各种要素之间又是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

戏曲艺术呈现过程中，审美主体的思想情感往往决定当时的舞台呈现和音乐走向，即移情入景，使实境染上感情色彩，具有情趣，并随着主体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作为审美客体的实境被情感色彩渲染之后，又引起主体情感的波动，并在其中得到升华。观众在情景合一所产生的美感中获得的审美境界绝不只是停留于对舞台形象实境的审美认知，而是通过实景的启示和诱发，获得一种更加隽永的直觉感悟和艺术趣味

因此，戏曲的艺术呈现更注重一种情与景的融合、和谐和互动式的关联，而观众和演员也在这一氛围中获得一种默契，共同完成一次审美活动。

从内容上来看，中国戏剧特别强调抒情、传神、整体美。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表现青年的爱情故事，两者都非常富于抒情性，但两剧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莎剧在哲理性、动作性方面见长，抒情性则是汤剧见长，莎剧远远不及汤剧。汤剧那笼罩全剧的氛围，那人物内心情态的表现，都具有诗化的特征，具有非同一般的感情容量。“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响，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一缕细长柔弱的晴丝吹进了静静的庭院，逗起了情思，春天少女的心绪是多么如游丝般的摇曳飘忽啊！慢慢地等待那激动跳跃的心平静下来，唯恐他人觑见内心的秘密，陡然在镜里看见自己的面影，一霎那的慌乱，梳好的头发都激动得乱了......你看少女的感情多么细腻丰富！

对于传神，容易理解。同样是内心善良，外形丑陋的人，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是写实的，实实在在地化装得很丑，而《玉堂春》中的崇公道，脸上略加几笔，鼻子涂一片白，我们就明白了，这就是不求形似，而求传神。

中国戏剧强调内容上的完整性，强调有头有尾，强调内在联系，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整体美。

和国内的文学体裁相比

同诗歌、散文比较，戏曲具有小说般的容纳广阔生活、结构复杂事件的艺术能力。戏曲文学运用托物比兴、情景交融，更丰富，也更酣畅。

戏曲文学对托物比兴、情景交融的造境方法进行了广度的扩展和深度的开拓。在戏曲文学中，景物描写总是与人物性格刻画融为一体的，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心境不同，对景物的领会、感受和描述也就不同。

与诗词不同，戏曲文学的意境主要不是指剧作家和客观对象、剧作家和人物形象的关系，而是指剧中人的主观情思和客观的自然景象的关系——后者隐含于前者之中。易言之，戏曲文学的意境实质上是戏曲形象自身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戏曲剧本的篇幅，杂剧一般为四至八折，戏文、传奇一般为三十至五十出，少则数万字，多则十数万字，由生、旦、净、末、丑等角色扮演十几个以至几十个人物。这样的艺术容量，足以相当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戏曲在结构众多人物和复杂事件时，往往不作平铺直叙，而是利用折与折、出与出之间的自由转换，灵活地调动时间和空间，使事件的进展曲折变幻，波谲云诡，同时又脉络贯通，一气呵成。

同小说比较，戏曲具有诗歌般的抒情写意的艺术能力。

古典戏曲文学继承了中国诗歌传统的托物比兴、情景交融的造境方法，包括借景言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等多种表现形式，其结果是构成诗的意境。

与话剧相比，中国戏曲具有相对的固定性。话剧可以让每个演员根据自己对剧情的体会，根据实际生活和塑造人物的需要设计自己的动作。同时从结构方法上来看与传统的话剧也有区别。话剧虽有一条主线贯穿全剧，但是它的一幕或一场，情节的主线与副线总是纵横交织，如同绕成的线团一样，形成一个立体的团块。而中国戏曲常常采用点线结合，每一出戏一条主线，每一场戏一个中心事件，强调一线到底，有头有尾，脉络分明。比如曹禺的《雷雨》，幕一拉开，复杂的人物关系，尖锐的冲突，立刻就呈现在观众面前：四凤与鲁贵、鲁贵与大海、四凤与繁漪、繁漪与周萍、繁漪与周冲、周朴园与繁漪、周朴园与周萍，参差交错，四幕戏就是四个团块，全剧用一根隐伏的主线，把四个团块串联、组合起来，展示了一幕深刻的人生悲剧。比如《西厢记》共五本二十折（有说二十一折）：第一本里面第一折，惊艳；第二折，借厢；第三折，酬韵；第四折，闹斋。确实是一折一个中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