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为什么要城镇化和什么是城镇化？
为什么要城镇化和什么是城镇化？
“城镇化将以多种模式推向全国”引发了激烈争论，对城镇化的前景各方褒贬不一，有反对者认为城镇化违背经济学原理，又是一个大泡沫。对此，这种观点背后反映的是市场对投资驱动模式的深度悲观，进而对新型城镇化产生了抵触心理。
城镇化其实植根于时代大变革之中，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内生性需求，同时也经过了上下结合长达数十年的酝酿。
《城镇化将成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航母》曾梳理高层提出新型城镇化的逻辑思路，即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扩大内需是调结构的首要任务→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
显而易见，前两个环节在此轮危机中各界都已基本达成共识，“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却还只是一个概念，这也许就是城镇化会引起一部分人质疑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日前撰文及时对此做了补充。据他测算，假设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
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是创造需求。如果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将抑制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建国以来我国的城镇化也是一直落后于工业的发展。相反，推进城镇化将从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市场扩大两方面消化工业化带来的过剩产能。
另一个角度来看，城镇化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民向城镇的自发迁徙，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以流动就业和在城镇暂居的形式为主，这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数据显示，2000－2010年城镇化率从36.22%提高到49.68%，城镇人口由4.8亿增长到6.7亿，十年间城镇人口增长了1.9亿，平均每年约有2千万农村人口进城。而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但如果扣除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农民工，我国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48.5%的平均水平。
举家迁徙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镇的新型居民。据调查，我国现有1.59亿农民工，其中20%已经举家在城镇长期定居。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是在城镇长期务工就业的外来农民工。李克强1991年曾经的博士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获得过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中提到：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如以前的乡镇企业）、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他认为三元结构不发展就无从向一元结构转换。这二十年来，三元结构逐渐变成二元结构，甚或伪二元结构，现在农村转移人口城市已经无法吸纳了，实际面已临回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是大多数农民离开土地进厂当职工、离开农村进城做市民的过程，也是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占地更多的过程，还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过程。城镇化配套的土地制度改革，其实是对农村土地的规范化、法制化、市场化、科学化，以从法律层面确保农民土地权益和收益权。
另一方面看，决策层提出城镇化由来已久，并非拍脑袋决定的，高层对此不可谓不重视。有趣的是，城镇化毛泽东早在党的“ 七大”（1945年）就提出来了：“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的一系列方针。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都提出了实施城镇化战略的规划和相关的若干政策。各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城市都确定了自己的城镇化目标、制订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共十六大也强调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2009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未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拉动内需的重点，并要求率先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数十年酝酿过程，反映出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反复斟酌的过程。城镇化终于到了一个关键时点，李铁认为，推进城镇化，既有在金融危机下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有解决城乡矛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久考量。
决策层对此的判断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是12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明确表述。“积极”“稳妥”两个关键词尤其值得注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既要以人为本的积极推进，也要遵循规律稳妥求质前行。
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政经氛围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一些风向已经在改变。在这个转折点当口，或许脱离深度悲观，客观看待城镇化，回归到建设性的轨道上来，才更有益。
第二篇：城镇化
当新一波城镇化运动风起云涌，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春节期间，走访了店口镇—浙江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这是中国城镇化典范，拥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民间甚至有“店口市”之称，但它仍面临诸多挑战。外来打工者占人口总数一半，他们的购买力不足以支持高档消费;店口经济籍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土地因为其巨大的升值空间正在吞噬大量资本„„
店口寓言
如果经济发达的浙江店口镇可以作为中国城镇化运动的模范，那么，应该知道，它是30多年历史演进的结果，而非一天建成的罗马。
隶属于县级市诸暨的店口镇，在民间已经有“店口市”的称谓。这里有两家中国500强企业和6家上市企业，还有四星级宾馆和五星级电影院„„
尽管如此，它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当那些数量已超过当地人口的外来打工者集体离开(回家过年)后，城市顿时变得萧条，而在平时，他们的购买力也不足以支持他们进行较高档次的消费。因为距离杭州、绍兴很近，店口被寄予了美好期望的酒店、商业中心并未成为人们(包括当地人)的消费首选。城市如何能更适合人们居住，需要居民们慢慢摸索。
更重要的，与众多的东部沿海小镇一样，店口经济藉以发展的乡镇工业正由于其低附加值而进入困境。这些工业城镇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文化、旅游城市。人们因其经济发达而聚，也会因其衰落而散，造城之类计划往往美好，而事实未必愿意就范。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如果城镇化意味着(或被地方理解为)完全由政府决定城市建设的规模、风格，可以预见，将有更多的鄂尔多斯式“空城”迅速出现。
“羊肉串指数”
临近2013年春节，在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吴书福是i黑马记者见到的少数还没回家的外地人之一。他是一名黑车司机，在这时节不知不觉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给造访店口的陌生人提供镇上最稀缺的交通服务。
“打工的回家了，人力车都很少。”从西头的店口老镇区到东头的湄池，六七公里的路程收 20元，吴书福的开价还算公道。这个距离是人力车夫不愿接的生意。在记者上车的盾安北路万利来广场的路边，有两辆人力车和吴的奇瑞停在一起，车主都是40多岁的妇女。她们笑着对记者说：“太远了，踩不了那么远。”
“有好车，没交通。”浙江绝大多数发达城镇都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店口也一样，几万辆汽车在跑，奔驰、宝马、保时捷频见，但镇上没有一辆出租车，也没有公交车。
按官方统计，店口镇本地人口有6.1万，外来人口数量与此相当。温州民间学者周德文对记者说，沿海的工业城镇到年底像是“鬼城”。的确，随着外来的打工者纷纷汇入春运洪流，年底的店口空得像夏收后的麦地。
沿着两旁高楼林立的“中央路”，吴书福把记者带到了湄池。那里有店口著名的Shopping Mall—铭仕广场。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在这个投资1.5亿元、建筑面积5万平米的Mall的名称前加一个“镇级”很有必要。一家世纪华联超市，一家电影院，一家三星级商务酒店，一家养生馆，一家“两岸咖啡”，一家“有意思”休闲餐厅，一家“永和大王”，以及一溜临街服装店，差不多就是这个商业中心的全部。而它的冷清程度，和西头的万利来广场不相上下。在吴书福送记者去观光的冬夜，铭仕广场五楼的电影大世界，五个影厅里的观众寥寥无几—影片的引进倒是和大城市没有时差，《007大破天幕杀机》、《一代宗师》在这里同步上映。此外，临街的服装店里也几乎没有顾客。在年底，广场上新疆人买买提的烤肉摊一天只能卖200串左右，而在平时，能卖到1000到1500串。
买买提的“羊肉串指数”显示出外来人口对铭仕广场及整个店口商业繁荣的重要意义。在店口，吴书福逢人就叫“老板”。据资料，店口是中国最大的铜加工基地，2012年的工业总产值超过700亿元;其人均GDP2008年已达1万美元;人均纯收入也已过3万元。关于最后一个数字，一位镇政府工作人员在与记者交流时认为太保守了，“10万都有”。但农民工在店口的生计则是另一片天地。成为黑车司机之前，吴书福曾在店口万通公司打工，2001年，他的月工资是1500元左右。10多年之后，店口普通工人的工资尚在3000~3500元之间。他有点庆幸自己早早改行了。
铭仕商务酒店多数房间都空着。第二天，刚一开聊，酒店总经理施斌就问记者：“你晚上来过这个广场吗，是不是很冷清?”
以普通外来工的工资，要去铭仕电影大世界买一张50到100元的电影票，是颇费思量的。而铭仕广场的尴尬不仅在于外来工的消费力不足，还在于本地人也未必青睐它。就地缘来说，店口离杭州、绍兴、诸暨都不到一小时的车程，这就决定了对在消费方面训练有素的店口本地人来说，“玩在老家”是最后的选择。“店口人或者客商，想玩的话会直接去杭州。”施斌说。这种说法似曾相识，在福建晋江的乡镇里，有企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玩乐之地的首选是一小时车程外的厦门。施斌回忆，曾经有一位寂寞难耐的黑人青年向他要娱乐，他无能为力。
施斌的住客主要是三类：打牌的人、外地客商和网络客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实际上是基本重合的。施斌希望看到大批游客。2007年，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施斌的“大老板”、铭仕广场开发商冯剑铭给这个Mall下的定义是，可以让客人“吃喝玩乐一天一夜”。旅游团才能帮助施斌翻身，“如果店口把各种旅游设施开发起来，就可以让他们留在店里两天两夜。”但现在，来店口的游客基本是过路的。到诸暨来的团，往往先到诸暨五泄风景区，然后转过来看看店口的白塔湖湿地，就转回到诸暨的珍珠市场，径直往杭州去了。
和那些触发“大老板”造城灵感的欧洲小城相比，店口是工业区而非游乐之地。按镇政府提供的数据，店口的第一产业占3%，第二产业占70%,第三产业占27%。到目前为止，店口林立的工厂还不是一种旅游资源。
铭仕广场一直在亏钱。冯剑铭在公开场合表示，开业头三年就亏了6000万元。迄今为止，仍没有能赚钱的迹象。但这不是施斌最担忧的，“大老板说了，即使亏钱也要坚持，我们希望铭仕广场成为商贸文化一体的区域。” 造城者
“有好车，没交通”给吴书福带来了机会。他那辆开起来直晃荡的奇瑞QQ尽管没有达到店口普通家庭的配置水准，但正是凭借这辆前年置下的二手车，他成了店口外来农民工中的中高收入者，每个月五六千元。他的同行—蹬人力车的妻子，每月也能挣到一千多元。
他要在大年夜之前赶回老家去。有辆车，在中国特色的充满压迫感的春运大迁徙中，他不再是扛着红白相间的编织袋，穿着皱巴巴的杂牌服装的普通农民工。在老家江西新余乡下，他也差不多是成功人士。他有两处房产：乡下宅基地上的房子盖了三层半;在新余市区，两年前买下了100多平米的房子，总价40万元。
当然，店口不是新余乡下，店口有店口的标准。
“创造新的生活标准。”2007年底，铭仕广场开业的时候，“大老板”冯剑铭把这个广告语在镇上挂得到处都是。“夏天晚上，那些光着膀子开宝马车的人就出来了。”在施斌看来，“大老板”对塑造店口人的市民品质功不可没，那些宝马车主变得仪容整洁、有礼貌，这让杭州人施斌印象深刻。
虽然逢人就叫“老板”，但在吴书福眼里，店口真正的“大老板”是那些成为店口地标的公司的主人。
除了铭仕路，镇上另外还有盾安路、海亮路、万安路、露笑路、枫叶路等多条由企业冠名的道路。盾安、海亮、万安、露笑的老板被媒体称之为店口“四大家族”，控制着六家上市公司。入夜，“枫叶大酒店”、“海亮商务酒店”、“海亮花园酒店”等星级酒店的霓虹灯在夜空中寂寞地闪烁。
“城镇化将给房地产带来春天”是一个流行论调。商业中心、酒店、住宅、地产在店口的城镇化过程中也是一马当先。
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海亮集团是店口镇最强势的造城企业。除了占地90多亩的四星级海亮商务酒店、占地93亩的海亮御园，海亮在店口的地产项目还包括占地392亩的华东汽配水暖城：一至二层为市场，三四五层为住宅。2013年初开盘的海亮御园，高档住宅的价格已经在每平米2万元以上。买房子真正体现出店口人的购买力。店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沈奇伟对记者说：“我想不到，海亮御园的房子会卖得那么火爆。”
作为中国房价最高的省份，浙江小镇的高房价也是一大景观。店口镇区的普通商品房，售价在每平米七八千元之间已经不算贵。在温州柳市镇，中心区的房价每平米1.5万元左右，和北京的近郊相当。让村民住进公寓里，是关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一个设想，占“被城镇化”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工已经体会到和大城市白领一样的购房压力。34岁的范阳升来自浙江丽水，他1999年到柳市打工，月薪从五六百涨到四五千元，“柳市的房子贵的要一两万，丽水也是八九千，我两边都买不起。”对于店口拿着3000多元月薪的普通外来工，进城的难度不言而喻。
海亮集团兴办的学校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店口的城镇化水准。自1995年在店口兴办海亮外国语学校至今，海亮旗下的教育集团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民营基础教育集团，三大校区在校师生超过1.8万人。英语教育是海亮学校的特色，海亮为店口引进了第一批外籍教师。
“两个孩子一共交16.5万，从小学读到高中，12年后学费全退。”1995年，华亿管业的老板俞乃苟将两个孩子送到海亮外国语学校。当年入学的1000多个学生，学校对其中的200个采取了这种特殊的收费方式，其余则需每年缴学费1万余元。“当时，店口的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是3分利。这笔钱拿去放息，该收的钱早收到了。”
在店口，不光是年底的镇区有些寂寥，周边的村子里也是如此。“那些漂亮的小洋房里住的大都是老人、家庭主妇和小孩，青壮年人都做生意去了。”俞乃苟说，店口在外经商的人有几万之多。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很多五金市场就出现了店口人聚集的“店口街”。为行商者们提供子女全托服务，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土地
店口被称作“店口市”，是一种半正式的称呼，记者是从杭州南站的售票员那里听到的：“到店口市吗?24块。”
在行政体制内部，店口的正式身份是“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这样的镇，2012年浙江省列出了27个。尽管店口没有达到作为一个城市的行政标准，在店口民间，人们已经习惯把它当作一个城市了。店口办了一本可能是中国最好的社区杂志《城@店口》，它的宗旨是做“城市生活的新向导”。
店口的城区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那些大公司是最霸道的存在。尤其是海亮、盾安这样的大集团，它们的占地是以平方公里计的。
在店口，属于海亮集团的工业园区占地约825亩，再加上华东汽配水暖城，150亩的海亮外国语学校，海亮御园和商务酒店，仅这几处物业，海亮在店口“占城”与“造城”的面积约合1.05平方公里。
盾安集团的占地面积也不遑多让。此外，另两家上市公司万安科技和露笑科技的母公司的占地也都以数百亩计。
圈地是获取财富最快的手段，这在企业家圈子里已经成为共识。“2002年的时候店口地价是12万元1亩，我想买5亩地，可镇里非让我买20亩;我只好托人跟镇长说情，才同意让我买5亩;附近另一个老板也是这种情况，镇里非要给30亩，他咬咬牙才拿下来。”俞乃苟错过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要是当时把20亩都买了，还办什么工厂?”现在店口的工业用地每亩130万元左右，俞的公司所在位置的地价已经是每亩150万元。这种与巨额财富失之交臂或者一夜暴富的故事不光店口有很多，记者在温州柳市镇也听到了不少。柳市的地价更高，工业用地价格达每亩180万元。
至于商业用地，店口的地价已经超过每亩300万元。2012年，海亮集团公布的总资产为413亿元。参与店口的造城运动，只是这些大型集团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圈地的冰山一角。在沈阳，2012年4月开业的“盾安新一城”才是真正的Shopping Mall，投资60亿元，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海亮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在国内10个省份的地产投资已经超过300亿元。作为以铜加工主业上市的公司，盾安环境(002011)和海亮股份(002203)目前的市值均不足100亿元，其中海亮股份仅在55亿元左右。
在店口，土地的巨幅升值当然不例外，一些大的工厂正在转变为地产公司。人们对土地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产业创新的追求。而后者，是一个工业城镇得以持续繁荣的根本。
除了Shopping Mall，冯剑铭的造城行动还在继续。2011年，他循着镇政府调整城市功能的思路，把湄池的26.5亩老厂房整体搬迁，腾出来的土地作为铭仕广场二期开发。在铭仕广场一楼的门楣上，记者看到了“铭仕花园”的售楼广告。
尽管工业用地的功能转变出于“城镇化需要”这样的特别理由，但即便是制造业本身，工业用地的升值也是巨大财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发大财的东西多少都跟土地有关。除了权贵资本，就是土地资本。”盾安控股副总裁王涌对记者说。
“店口模式”是东南沿海工业镇的缩影。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使很多村镇获得了某个细分产品的垄断地位，多年过去，过低的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水平竞争已经让其从业者举步维艰。
这一过程中，不断升值的土地成为企业最大的财富。企业对土地的渴望超过了对创新的渴望。
“平等之城”
从30多年前的家庭小作坊起步，时至近日，店口有400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和铜有关。“在店口，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家企业。”俞乃苟说。“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有多聪明，那个时候只要胆子大一点就行。”
据店口镇政府的统计，4000多家企业中，有100多家是外地人开的。其中，一个叫李景峰的江西人是出类拔萃的。2011年，他在寸土寸金的店口拿到了10亩地。李出生在江西吉安的穷乡僻壤，1988年扒火车到了店口，从机修工做到车间主任。2006年，他创办了永景科技公司。
“李景峰是江西人的骄傲。”记者在店口见到的第二个江西人，店口志德机械的老板华科锋说。他估计李景峰很快能做到上亿元的生意。这意味着，永景科技已经迈入了店口二流企业的门槛。
华科锋自己也获得了相似的成功。自2003年到店口打工、卖水果、推销汽车配件到自己租厂房开汽配产品工厂，这个36岁的江西上饶人吃过的苦头，比之早年的店口创业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华科峰来说，需求旺盛的市场，高利润率，廉价的劳动力、用地和税收优惠，30年前店口同行所有的优势他一样都没有了。
店口以往的创业之路已经走到尽头。“店口的铜加工已经进入了‘一毛利’时代，”王涌说，“我不看好浙江现在的所谓特色产业。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乡镇有先发优势，但以现代经济的标准看来，它们不过是加工型的、低成本扩张、低附加值的产业。德国、意大利有很多小公司，做了几十年、上百年，很专业、很精细，产品附加值很高，我觉得，中国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东西。”
盾安已经在寻求这样的转变。“原来我们以空调配件为主，现在我们主要是做空调主机、动车配件、汽车配件，还有轨道交通、核电、军用产品。”
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会给外来工带来更高的薪资待遇，从而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购买力沟壑，店口也才可能成为镇政府正在追求的“平等之城”。
店口镇政府把外来工称为“新店口人”。2012年，店口在镇区东南角开辟了占地100亩的“三新创业园”，吸纳了39家“新农民、新青年、新店口人”办的企业入园，华科峰也在受惠之列。在店口，5000多个外来工子女得到义务教育;2012年，208个外地人在镇上唯一的二甲医院诸暨市第四医院获得了总额超过20万元的医疗补助。对于购房，在店口固定工作单位工作满5年、有大学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员工，或者办厂满3年、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创业者，可获得12万元的购房补助。
“没有哪个政府能包打天下，连老美都不行。”店口镇委书记张壮雄对i黑马作者说。他把奥巴马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发到了微博上：“我们同样不屈服于这一谎言：一切社会弊端都能够只靠政府来解决。”
第三篇：城镇化
中国建国以来，政府就热衷于搞各式各样的大跃进，而且乐此不疲。这也许是国人传统的，好大喜功，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远的来说，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近的有各式产业化，城镇化。这些大跃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急功近利。大跃进的伤害有目共睹，但是没有哪个政府负责人会承认自己在搞大跃进，这也反应了国人的一大恶习：虚伪。
政府有了意志，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后，政府就变得令人恐惧。十年前，政府的黑手伸向房地产，不知多少家庭沦为房奴，几代人的财富被掠夺一空。如今，政府再次掀起城镇化大跃进，将贪婪的目光瞄准广袤的农村，也不知道这次会有多少农民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
政府这些年的行为，已经让人失去了痛骂的力气，只剩下浓浓的悲哀。哀叹世道艰辛；哀叹人心不古；哀叹伦常败坏。不管是哪次的大跃进，都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美好的初衷。这次的城镇化也不例外。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却干着卖土地的勾当。当政府像个企业想要获取最大利润的时候，它许下的承诺还剩下多少可信度。
建国以来，由政府主导的政策，获得赞誉的简直屈指可数，而备受诟病的政策，却是多如牛毛。这实在很令人困惑，难道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已经下降到弱智的程度。政府的动机本就不纯，又缺乏监管，可以想象真到了政策实施的时候，政府会是怎样的丑态百出。像我这样的门外汉，都能看出城镇化本质就是新一轮的大跃进，而且是注定失败的结局。没有理由，在官场成精的内行人会不懂这些。也许只能用欲壑难填来形容胃口被养刁的政府。
有时候，也觉得很是迷茫，像城镇化这么肤浅的大跃进，网上的学者却还在争论不休。是我们的学者都是一群小白，还是大家都在装聋作哑？但是不管是哪个，都会令人对这个社会失望透顶。没有客观的分析，没有深入人心的剖析，没有尖锐地批评，整个社会就像是被阉割过似的，到处充满卑躬屈膝的阿谀奉承和小丑式的恶心表演。
第四篇：城镇化
羊三木乡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张德胜（乡长）副组长：张建军（乡人大主席）成员：胡师桐
王震张强张克敏员）员）员）（建设办主任）（科（科（科
第五篇：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内陆省份，在推进这一进程中发挥土地管理政策的指导、调控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市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与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发展、新农村建设、“城中村”改造以及扶贫项目相结合，城镇化率逐年提升，走出了一条城镇化发展的新路子。
一、推进城镇化土地利用的原则
坚持从全市土地利用现状、人口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市土地利用与管理，加强对土地利用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控制，其土地利用的战略重点是：
——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统筹安排农用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实现从单纯的数量保护向数量、质量和生态的全面管护转变；
——以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为重点，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合理确定建设用地总规模，从严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合理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加强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严格划定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防止城市用地无序扩张；
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和布局，形成城乡协调的用地新格局；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开展城乡建设用地置换和增减挂钩，拓展建设用地新空间；
——以加强国土综合整治为手段，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建设。充分发挥各类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生态功能，构建良好的土地生态基础，探索建立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相适应的环境友好型的土地利用模式；
——以优化结构和布局为主线，统筹区域土地利用。加强对不同区域土地利用方向、结构和布局的调控和引导，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实施差别化的区域土地利用政策。
二、推进城镇化土地利用的战略方针
（一）发挥农用地的多重功能
发挥农用地的生产、生态、景观和间隔等综合功能，建设优质高效特色农业，大力加强耕地保护和基本农田建设，以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和水面等共同构建和谐的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
（二）促进城市用地理性增长
立足存量建设用地集约挖潜，加快城镇范围内的土地综合开发利用，不断提高城市用地集约化水平。
（三）土地利用符合环境容量要求
在维护和强化自然山水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维护良好生态系统的前提下，依据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开
发规模、开发方向和开发时序。土地利用更加关注健康、安全、便利、效率、协调、环境、景观和美学等公共利益元素。
（四）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共建战略
切实维护地质地貌、自然风景、历史文化遗产等宝贵资源，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
我国13亿人口，农民占大多数。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更高水平的小康，城镇化无疑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统筹城乡发展，破解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我市主要是抓住了“六个抓手”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是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城乡统筹配置公共资源，推进城镇化建设。主要是以建制镇为中心，在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资源配置上给予倾斜，建制镇建立了中心卫生院、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了村卫生所，实现了水泥路“村村通”，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开始起步。我们在用地保障上主要是以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为主、新增建设用地为辅。
二是以扶贫开发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阳高县的做法是：整合扶贫、水利、以工代赈和土地复垦等有关资金，将人口不足50人、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山区村庄，整体移民搬迁至城镇周边的地域，开发整理土地1000亩，建成塑料大棚，用于解决搬迁农民生产生活。
三是以“设施农业”建设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近年来，阳高县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大力实施”设施农业”建设，先后在县城周边、其它建制镇建成以塑料大棚为主的农业设施数千亩，带动了人口向建成区积聚。
四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阳高县以白登、罗文皂、古城等建制镇为中心，利用其区位、交通和自然风俗的优势，推进商业网点建设，为城镇化助一臂之力。
五是以 “城中村”改造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阳高县已经对县城内三条主要街道进行了“城中村”改造，吸纳农村人口进程务工、经商。
六是以整合教育资源为抓手，推进城镇化建设。阳高、天镇、灵丘等县加大教育资源整合力度，在条件较好的建制镇加快建设优质中小学，带动了城镇化建设。同时，为山区落后村庄的新婚家庭迁入县城、建制镇居住提供便利。
四、制约城镇化进程的土地政策瓶颈
一是城乡建设用地管理中的“二元制度”不利于农民进城。根据现行法律，农村宅基地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所无偿占用，由于宅基地的退出激励机制缺失，这就使得许多农民已经进城却不愿退出占用的宅基地，造成农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但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却不降反升。而且到城镇居
住的农民由于得不到宅基地，所以只能购买“城中村”农民住房，形成了又一种形式的“小产权房”。
二是农村集体土地村组分割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在移民搬迁的农民生产、生活设施用地，无法依法得到解决。
三是在开展设施农业建设中，生产、生活用地“一体化”是一条农民易于接受的办法，但宅基地与耕地“一体化”，存在不符合规划、占用耕地等土地审批中的“瓶颈”。
四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中的种种限制使农村土地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如：宅基地审批，由于在审批中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有计划指标等等。实际上土地利用规划对农民建房预留的建设用地远远赶不上发展的需要，土地利用计划指标经省、市、县层层“截留”更是难以落到农民头上，造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形同虚设，农村集体土地占用几乎放任自流。看似十分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却因严重脱离农村实际而无法实施。
五、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政策建议
1、加快推进《土地管理法》修改步伐，把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作为修改的重要内容，全面修订。
2、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农民宅基地退出激励机制，增加集体建设用地保有环节成本。对于进城农民主
动放弃其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3、减少集体建设用地审批条条框框，下放审批权限。特别是在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要统筹安排农民建房、农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用地，用地计划切块下达，以避免层层“截留”，促使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工作步入依法依规管理的轨道。
4、完善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或者置换政策措施，逐步解决城镇建设用地不足，农村“空心村”的问题，同时又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5、加强基层国土所建设，在技术人员、财力、办公条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发挥其在农村土地管理中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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