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学习失利的原因和对策的探究（共5篇）

第一篇：高中政治学习失利的原因和对策的探究

高中政治学习失利的原因和对策的探究

高中思想政治课理论性极强，内容庞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相关理论知识。从高考的角度来看，既要考查理论素养，也要考实际运用。学生在学习政治的过程中，感到特别吃力。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高中政治教材的教学大纲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相关知识的理论性要求较高，学生感到特别抽象。很难彻底明白这些政治理论本身的内涵，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2）高中政治学科涉及的内容多，难度大，理论强，知识点分散，教材理论阐述不够详细，考试对理论和运用要求都很高，造成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

（3）学生学习方法不科学是学不好政治的根本原因。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有如下现象:

① 只注重理论的死记硬背，不去理解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更不去运用理论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这部分学生，往往比较努力，平时政治理论背得头头是道，每次考试却一塌糊涂。

② 很大一部分学生学习知识很零散，中规中矩的学习，不会自己去整合知识，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一旦考试试题综合性较高，就束手无措了。

③ 政治学科的重难点特别突出，这一点在高考试题中表现得很明显。学生往往把所有考点知识、教材、试题等堆积如山的内容一一背诵，搞得身心疲惫，心理压力巨大，学习效果很差。由于政治学科内容多，高考政治单科试题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的考查，经过对多年高考政治试题的研究，我发现高考的政治考点体现重者恒重的规律。每年各地的考卷中，涉及的高频考点仅占所有大纲要求考点的20%；有接近30%的考点几乎从不涉及；有30%的考点属于冷考点，有些年份和地区偶尔有所涉及，并且涉及的分值很小，往往一个选择题，或者选择题里的一个选项；大概另有20%的考点是一个地区隔几年又再重复考查的情况。

④ 政治学科的逻辑性，体系性要求极强。这一点，文科学生做得最差。这也是学生政治学科学得不好，特别是问答题做不好的重要原因。文科学生思维很发散，但逻辑性不强。表现在做题上，就是问答题答了许多，很难切中要点；即使答中要点，阐述也不清楚、简洁；另外，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做问答题居然不分要点，从头写到尾，密密麻麻，不知所云。

⑤ 很多学生答题政治术语不规范，往往用口水话来表述政治理论，这是政治学科大忌。

⑥ 高考政治学科的问答题主要考查学生理论结合时政热点的运用能力和对事物的描述、阐释能力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因此要求学生学会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再结合知识点准确表述和说明。很多学生不明白高考的要求，往往做题形成“两张皮”的现象。（要么只答理论，不分析材料；要么分析材料而没有理论支撑；或者有理论也有材料，但二者脱节，理论和材料没有关系。）⑦ 现在有许多学生的字迹潦草，大小不均，东倒西歪，“个性十足”，极大影响了考试成绩。

综合上述学生在学习政治学科中出现失利的原因。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第一：学生既要“低头耕耘”，更要“抬头看路”。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大纲要求的每个知识点要清楚，要花功夫掌握不同考点在高考中考查的广度和深度，要特别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但是切忌那种每天只晓得埋头拼命读书的“莽汉”。这类学生可能单个知识点背得滚瓜烂熟，一旦做联系性、综合性的试题，效果就很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宏观上去把握每一个知识点，要找到知识点之间的内在逻辑，通过一定的媒介把相关知识串联起来，这样，知识点就会系统化、逻辑化。这种打破章节，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重新整合知识的方法，既会加深对单个知识点的理解，也会使学生获得对所学知识全新的认识。第二：复习中分清主次。

根据前面提到的高考命题特点，复习中不能面面俱到，一定要学会掌握重点。老师和学生要多练高考真题，特别是本地区的真题，探究高考高频考点，熟悉高考题型，特别是不同知识点考查的力度和广度要重点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例如，关于经济知识里面，大纲要求考查商品价值量、商品价值总量、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个别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内容较为复杂。高考对此考点的考查方式特别喜欢考一道难度系数特别大的选择题，学生往往感到很吃力。经济知识里面的问答题特别喜欢考图表数据分析题。通过以数据图表为载体考查学生把数据里的信息转化为文字的能力。哲学里面在认识论中涉及到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感觉、知觉、错觉、表象、假象、现象、本质等相关概念的考查，高考特别喜欢用一道4分的选择题来检验，而且难度系数很大，很不容易做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三：强化时政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前面提到过高考政治对时政热点特别关注，可以肯定地说政治是一门最注重时事政治考查的学科。所有我们要学好政治，必须高度重视国际国内的时政热点和长效热点。为此，我认为可以从这几方面着手：

⑴每天晚上收看19：00—19：30的新闻联播。

⑵多阅览时政报刊杂志。例如《参考消息》、《半月谈》、《求是》、《人民日报》、《党建》、《期刊中国》、《时事报告》、《瞭望》等。⑶高度重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两会精神等相关时政信息。

⑷注重长效热点的整理：如科学发展观的相关内容，民生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等。第四：注重答题的规范性、语言的简洁性。

首先在于政治术语要求准确。很多学生用口水话代替政治理论，把党的领导说成党的指示，把人民当家作主说成公民是国家主人，把政府履行职能说成国家做事，把依法治国说成按法律办事等等。其次要求答案组织规范。高考阅卷时间紧，任务重，强度大。加之政治问答题答得多。所以规范的答题格式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可以做好这几个步骤：⑴把要作答的内容分成几个要点，注意用序号标明，每答一点，分段作答。⑵一定要把要点答在每段的第一句话，然后再分析阐述，以便阅卷老师很轻松找到你的要点。切记把要点藏在阐述中，或者放在段末。⑶注重语言简明，切记要点重复，阐述累赘。⑷注重理论和材料分析的密切结合，杜绝“两张皮”的现象（前面在原因中有解释）⑸尽力字迹美观。不涂抹，不歪倒，不潦草，大小均匀。

综上所述，高中政治学科虽然理论性强、内容多，高考要求较高，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分析学习失利的原因，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我坚信，大家是一定能学好政治的。

作者：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球溪高级中学政治教师 韩勇 工作单位：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球溪高级中学 通讯地址：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球溪高级中学 邮编：641208 邮箱：370328957@qq.com 电话：***

第二篇：体育考试失利原因分析与对策

体育考试失利原因分析与对策

任有志

优异的体育考试成绩是在身体素质、运动技术和心理素质三个方面都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创造出来的。其中，身体素质是保证取得好成绩的重要基础，运动技术是基本条件，而心理素质则是身体素质和运动技术发挥作用的内部动力。考生临近考试，身体素质、能力及技战术水平，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情绪和思维活动的变化却要激烈的多，因此，考前的心理准备和考中的心理稳定，某种程度上，比身体素质和运动技术的准备更重要。它直接关系着技术水平的发挥。心理素质引起考试中考生失利有以下方面：

一、体育考试是在严格的规则下进行的，由于考试的机会有限，考生必须全力去对待每一项（次）考试的机会，不得出点差错，因而考生心理负担往往很重。如五十米跑考试，只有一次考试机会，从测试开始到结束，只在几秒钟之间，但由于考生没有经历过如此严肃场面，有一部分考生，一上场就因心理准备不足而怯场。在临考时呼吸短促，甚至全身发抖、乏力，严重影响了考试成绩。

二、体育升学考试是考生集中起来进行的，考试时环境、气氛比平时更紧张，有观众，有监考工作人员，还有家长，这些都给考生增加了许多新异的刺激。加之考生在不熟悉的场地、环境等条件下，心情紧张，往往由于习惯动作而造成犯规或由于害怕犯规而造成动作变形，导致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

三、考生由于对做准备活动的作用不够了解，更不知道怎样去做准备活动，做到什么程度，因而误认为做准备活动会过多地消耗体力，导致准备活动不充分，影响了成绩发挥，有时甚至造成伤害事故。

实践告诉我们，如果对考生仅仅满足于平时体育课成绩测验的心理适应性，而没有训练他们升学体育考试的心理适应性，届时将会由于这一失误，导致考生在考试中失控，一旦学生自身失控，即使他们有较好的身体素质，较高的运动技术水平，也难保证在考试中不失败。一场考试，对考生来说，就是一种异忽寻常的“应急”事件。他要求考生在处理这一“应急”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具备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稳定的情绪，顽强的意志，深刻和敏锐的思维等心理特点。如果没有这些特有的心理特点，是无法顺利取得好成绩的。这也就要求在平时的教学中，不但要对学生严格把好技术关而且更应重视学生心理素质的训练，力争考生的心理素质发展步伐，能与身体素质和运动技术发展水平相一致。

采用哪些训练手段和方法，能教好地使考生具备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

首先，应根据不同考生的心理素质，因人而异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心理训练计划，并施行于平时的教学之中。通过平时的教学，指导学生真正掌握一定的心理训练方法。让学生不断进行相应项目的比赛。促使他们在不断比赛的过程中，获得情绪的适应，争取学生的紧张情绪由此而逐渐降低。当然，这种比赛一定要有计划性、针对性，才能使其成为消除紧张情绪的心理训练手段，目的是指导考生临场考试时，能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其次，有计划地对考生进行模拟考试，利用模拟考试形式使考生接受接近考试的情绪锻炼，好让他们从中尝试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同时，教师通过模拟考试，从中获得不同考生情绪变化特点的资料，为消除考生紧张情绪的心理训练，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三，对考生进行临场紧张情绪的转移训练。考生的紧张情绪是与考试条件直接联系着的，在这种情况下，考生的注意力越是集中于当前的考试情景，情绪的紧张强度也就越大。因此，平时必须训练考生掌握临场转移紧张情绪及自我调节心理状态的方法。

1、呼吸调节。考试时，考生的心理情绪不断变化，使人体交感神经活动也随之变化。当情绪紧张、激动时，交感神经活动加剧，心跳加快、血压上升、呼吸急促、动作不协调、思维混乱。这时如果采用慢节奏的深呼吸方法就会减轻以上现象，消除紧张，提高运动成绩。反之，情绪低沉时，则可采取长吸气与有力的呼气练习，能提高情绪的兴奋水平。

2、肌肉放松调节。人在精神紧张时，肌肉僵硬、紧张。通过按摩和自我放松手段，可以有效地缓减激动、急躁、焦虑、紧张等情绪，消除疲劳，保持肌肉弹性，使运动技术发挥自如，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控制心理的稳定性。

3、想象调节。在考试时，如果出现思维混乱，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现象时，考生可以想一想动作的技术要领或平时创造优异

成绩时的动作感觉来稳定情绪。

4、转移注意力调节。考试时，心情很紧张，通过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做一些自己的习惯动作，或看自己喜欢的颜色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可以通过自我语言暗示，闭目养神等调节心理，达到稳定情绪的目的。

第四，重视考生树立信心的心理训练。考生对考好成绩的信心的大小，直接关系其在整个考试中的精神状态。但是，信心不是任何外部力量能任意强加的，应来源于考生的内在力量，来源于正确的心理训练，因此，在训练中应采取考前动员，通过语言的分析，是考生更深刻地认识考试的意义和有利条件，激发考好良好的考试动机，从而使他们确立一定能取得理想成绩的信心，消除思想压力，发挥自己最高水平。还可以结合平时测试成绩进行信心训练，也就是通过对考生平时测验成绩的分析，使考生能较准确地正视自己，避免他们盲目自信，或防止患于在第一项考完后，自认为成绩不理想而大失信心现象。

教师在平时的组织教学和课外训练中，应不断地对考生进行相应项目的比赛，帮助他们掌握好有意识控制自己情绪的方法；合理地安排模拟考试，让考生接受考试情绪的实际锻炼；积极地培养他们转移临场紧张情绪的能力；加强消除紧张情绪的能力；有目的地鼓励他们树立考试成功的自信心，保持他们应考的旺盛精力；制订切实的考试方案应试策略，做到知己知彼，临阵不乱，从而收到理想的效果。

（作者单位：罗屯中学）

第三篇：员工犯错原因及对策探究

员工犯错原因及对策探究

熊超前

近来，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企业在因员工过失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关系）的案例呈上升趋势，同时因员工过失导致的个人罚款事件也居高不下，毫无疑问，员工因犯错造成的损失吞噬着企业的利润，严重威胁着企业的质量和安全，也给企业的品牌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如何有效防范员工犯错，减少因员工犯错造成的损失是企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将就员工犯错的原因和对策进行探讨，以期能够为企业的更好运营产生积极作用。

一、员工犯错原因分析

任何质量或安全事故的发生都可以概括为内因和外因，外在原因包括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条件不具备、工作流程不科学等，外在原因导致事故的发生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因当事人自身原因导致事故发生的问题，即内因。员工因自身问题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大类：无意识犯错和有意识犯错。

一）无意识犯错

1.技能和知识不达标。当事人不知道或不理解标准化操作规程，或不具备按标准执行的技能，导致出错，如新入职的员工常因为不清楚标准而出错。

2.注意力下降。据研究，当人的意识处于正常状态时，差错发生概率在1/100000以下，当处于疲劳或混乱状态时，可上升

至1/10。因此，当注意力不再那么集中地时候，犯错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二）有意识犯错

1.抵制标准。有标准不执行，不按规范的流程操作，极有可能出现差错，比如罐车司机不按要求使用砂石分离机。

2.低估不按标准操作的后果。知道有标准，也知道不按标准操作可能导致的后果，但低估了不按标准操作的机会成本和发生事故的概率，比如罐车司机超速行驶，闯红灯。

二、员工犯错对策研究

矛盾论讲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谈论员工犯错问题的预防和解决问题时，有必要将所有的因素考虑进来，将所有的外部因素（包括操作程序、操作方法和操作条件等）结合人的特点，减少出错的可能性，即使出错也至于造成较大的损失。

1.对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公示。员工的无意识犯错往往是自己所不能左右的，因此通过对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公示，使员工清楚地了解流程并能在注意力下降的时候仍能不断地接受来自外界的提示，能够大大降低出错概率。如成都分公司为减少因驾驶员粗心造成砼报废和上错泵等问题时，就采取了在生产区域醒目位臵悬挂操作流程图，在泵车和罐车上悬挂砼标号标识牌等，既能引起驾驶员的注意也简单易懂。

2.改善操作流程和业务方法。尤其是要改善那些容易将人引

向差错的潜在威胁，由此可增加在人的意识发生变化后仍能进行正确操作的概率，从而取得所期望的结果。以防止机操工打错土问题为例说明，机操工打土过程中的一个潜在风险就是看错标号，由此造成极大的质量风险和资源浪费，在提高机操工工作责任心和注意力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加以防范：

（1）使用自动信息读取装臵，提前将各工程部位名称及标号输入系统，使用时直接提取，以避免发生指令的误读，目前部分厂站使用的ERP系统即可实现。

（2）将每日的纸质版生产计划用颜色将行与行之间加以区别并彩打，以避免机操工在输入配合比是造成跳行读取。

（3）科学选择生产计划（EXCRL表）的行间距和字号大小，目前各场站统计员在制作每日生产计划时，没有一个统一的行间距和字号标准，往往采取的是根据生产任务进行灵活调节，尽量将一日的生产计划排列在一张纸上，有的表格行高甚至低到10磅左右，所以当当日的生产计划非常满时，机操工手上的生产计划就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版，难免会看错。

（4）由质检员或调度员对机操工输入的配合比进行监控把关，只要不是双方都出错，就不会形成大问题。

3.以事先预防的态度对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防。事实上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工作中都有发生差错的可能性，按前文提到的1/100000的差错发生率计算，假设在300个驾驶员的车队中，每个驾驶员每天的工作有10个存在出错可能性的风险点（实际

上远远不止10个），1年的工作天数为280天，那么全年差错发生的机会数是：300/2×10×280=42万次。因而，根据概率论的法则计算为1/100000×420000=42，也就是说每年将因人为差错发生事故42件（而实际上远远不止，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成都公司车队发生损失较大事故133起，2013年降到89起，但仍远远高于上面提到的42起。）

进而假定，我司对该年发生的42件事故采取了有效对策。但这只是解决了42万次危险中的42次。剩余的41.9958万次危险还留着，下一事故发生数量为1/100000×418858≈42，实际上还是一样,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成功解决了已经发生的事故，但是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故总数始终减少不了。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一世者不足谋一时，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可能发生的事故根据其属性进行分类，归纳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差错模式”，提前预防，实现风险可控。

4.有效处理犯错员工。毫无疑问，很多事故的发生与当事人具有直接联系，尤其是当事人的责任心、注意力等因素，很多事故的发生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因此有必要对犯错员工进行有效的处理，此处之所以提出有效处理，是因为当前各单位在处理犯错员工时，原因调查不够深入，处理方式较为简单，往往采取的都是罚款，处罚效果和对下一次事故的预防效果都值得推敲，笔者将在下一次就该不该罚、罚多少、怎么罚的问题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此处不再赘述。

三、总结

员工必然会犯错，事故必然会发生，但并不代表就听之任之不作为，相反，企业和个人都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全员参与，全程监控，即使过程中或增加企业的成本，但相较于其潜在的经济效益和深远的社会效益，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第四篇：新课改高中政治探究

新课改高中《思想政治1（必修）经济生活》教学探究

四川省西充中学高2013级政治备课组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1（必修）经济生活》与广大师生见面了，它标志着我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与全市的步调一致，我校新课程改革实施已近半个学期。新的课程、新的理念，不仅为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带来了机遇，同时也给我们学校、特别是一线老师的课堂教学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挑战。结合平时的新课改培训和具体教学实践，谈谈我们遇到的一些困惑和体会。

一、关于对学生的评价机制

新课程关于对学生的评价要求是“实行学生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学校应根据目标多元、方式多样、注重过程的评价原则，综合运用观察、交流、测验、实际操作、作品展示、自评与互评等多种方式，为学生建立综合、动态的成长记录手册，全面反映学生的成长历程。教育行政部门要对高中教育质量进行监测。”然而在评价过程中我们发现：

1、对学生的过程评价机制操作性不强

按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教学要求，对学生评价必须包括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学习目标、学习情感、学习方式等。这样一来，“如何指导学生尽快建立新的学习方式”，“如何随堂、随课进行学习评价”，“如何做到对学生学习过程评价的公正和客观”等一系列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但上述过程的评价机制过于复杂、烦琐，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容易操作和把握。

2、对学生的结果评价机制仍然未变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教学工作仍然摆脱不了高考这根指挥棒。当前，虽然我国部分高校探索性地迈出了自主招生步伐，但和统招相比名额比例仍然较小。因此我们认为：在结果评价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抓过程评价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谁也说不清楚。据我们了解，我市一些学校根本没有按照新课改要求来进行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连开齐课程、开足课时都存在困难，就更谈不上规范教学了。

所以，无论是对学生的过程评价机制还是结果评价机制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更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尽早、尽快拿出一套既符合教育规律，又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好的评价方法。

二、关于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

在教学实践中，教育改革与教师固有的价值观和教师教学实践的矛盾始终是影响新教材有效使用的重要原因。教师的教育观念和行为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要从根本上改变是非常艰难的。教学观念的滞后，必然带来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落后，最后也就出现了“新教材老教法”的现象。

今年暑期，四川省教育有关部门利用远程网络研修和校本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对省内高2013级教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新课改培训，以推进我省高中课改和素质教育的正式实施。但从培训的结果来看并没有完全达到应有的目的，对被培训者来说收获并不明显。因为培训中宏观的内容多，微观的内容少；理论的内容多，可操作的内容少，对培训缺少针对性，其结果自然就缺少实效性。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多组织一些实用性和针对性强的教学交流研讨会，充分调动基层教研室工作主动性，切实发挥学校学科组、备课组的作用，通过“三方联动”机制把上级培训与校本培训结合起来，共同探究新课程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以推进新课程改革的顺利实施。

三、关于教材设计和课时安排

新教材不仅反映了高中思想政治课新课标所规定的基本内容，而且还通过课文的“名词点击”、“相关连接”和“专家点评”等栏目，以及教材的“探究”模块、单元的“综合探究”模块为学生的自主学习、主动发展提供了一个拓展、延伸的平台，使学生从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技能提升到“学会交流、学会合作、学会分享、学会思考”。但这样也使得高中新教材的容量过大，教学设计中的探究活动过多，实际教学操作困难，课时严重不足。

比如，《经济常识》在旧教材中共安排了一个学年的教学时间，而在新教材《经济生活》总共只安排了一个学期，教学时间缩短了一半；教材篇幅和旧教材相比虽有缩减，但新课标要求掌握的基本知识点并没怎么减少，反而增加了综合探究等内容。新课程下的高中学生，在两年时间里要学完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四个模块（文科还有2个选修模块），并要顺利通过省级会考、备战高考，这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再如，第一课《神奇的货币》，教材有两个框题，按新课标要求只有两个课时的授课时间，但具体内容却很多。第一框，“揭开神秘的面纱”有三个目题，即“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基本职能”、“纸币”。按教学参考书里的教学提纲讲，三个目题中就有11个子目题，而每一个子目题中又有若干个问题需要展开说明和分析。讲第一个目题“货币的本质”，首先要增加等价物的含义；其次讲什么是一般等价物；再次讲货币的含义和本质；最后分析货币与其他一般等价物的关系。作为第二个目题“货币的基本职能”，价值尺度讲六个方面，流通手段讲四个方面，其中还要涉及两个公式（物物交换：W—W；商品流通：W—G—W），并要说明两者的区别。在第三个目题“纸币”的内容中涉及五个问题，其中最难讲的是“名词点击”里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要让学生理解这两个名词，并让他们知道产生的原因及后果，课堂上简单几句话是无法讲清楚的。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么多的内容，同时包括与学生的探究活动及知识的巩固，我们用1课时是很难完成教学任务的。

新课程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但实际上，实施新课程以来，作为政治老师，我们明显地体会到肩上的负担加重了很多，甚至出现了“重教学进度、轻知识巩固”的走马观花式的教学现象。以前旧教材中2个课时的内容，甚至3个课时的内容，在新教材里有的只安排了1个课时，在教学中要求教师既要把内容浓缩，同时又要让学生很轻松的理解和掌握，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四、关于教材体系及教材内容

新教材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简缩本，虽然淡化了理论，打破了原有的理论体系，表面上看好像简单了许多，但实际上要把所有的知识点讲清楚，难度却相当大。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缺少知识的系统性、条理性。

尽管新教材注意了知识的可读性，趣味性，与生活联系密切，但缺少知识的系统性、条理性。

比如，教材第一课在讲货币的本质的时候，先提到商品，紧接着提到货币产生的过程，之后又设计了一个商品基本属性的探究活动，最后谈到货币的本质。据课后学生学习效果信息反馈来看，学生学完这个知识点之后感觉到知识比较散，很不系统。我们做了如下调整：先讲商品的含义，接着讲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再讲货币产生的阶段，最后总结出货币的本质。这样一来，脉络清楚，更容易让学生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再如，新教材第四课讲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只用了短短一段文字，但条理不是很清楚。我们的做法是借鉴旧教材内容直接根据新教材“探究模块”归纳出四点原因：一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三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四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样安排，条理性更强，也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一知识点。

2、新概念、新理论“出场”有随意性

新教材中不少地方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安排具有随意性，哪里需要则哪里出现，有些隐性的新概念甚至没有进行哪怕是简单的介绍。

比如，新教材第一课在讲纸币的发行的时候提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但新教材只是用了一个“名词点击”栏目简单介绍了一下二者的概念；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除了把概念讲清楚外，还从二者的表现、本质以及应采取的经济政策做了必要的比较和补充。

再如，新教材第六课在讲保险的时候提到“这里所讲的保险是区别于社会保险的商业保险”。但教材对与学生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保险的具体内容却只字未提。我们在教学实际中对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在承办主体、性质、保障水平、费用承担、保险依据、保障范围、保险对象等方面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和补充。新教材第七课讲按劳分配的时候提到了社会总产品，而学生对什么是社会总产品一无所知。新教材第七课在讲“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涉及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这三个概念学生都还比较陌生。上述这些，我们在教学实际中都做了相应的补充。

3、知识之间逻辑不严密。新教材淡化知识间的逻辑、过于看重感悟、探究和活动。教材的编写者试图打破传统的知识体系、知识间的逻辑关系，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观点，并展开探究活动来达到降低难度、贴近学生生活、提高学生发现性、研究性学习能力的目的，但基本知识，基本观点的阐述不够简洁明了，缺乏严密性，给人一种什么都想讲又什么都讲不清、讲不透的感觉。

比如，教材删去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这一知识点，但是在涉及商品价格对生产的影响这一问题“促使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时，又必须用到这一关系，我们只有进行必要的补充。

再如，关于“价值决定价格”这一知识点的讲解，我们认为关键是要弄清楚个别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和单位时间商品的价值总量与个别劳动时间、个别劳动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劳动生产率这“十大”关系。新教材论述衔接不紧、逻辑性不强。

五、关于练习题的处理

一方面，从新课标的要求和教师用书给出的样题来看，内容过于偏低、偏易；江苏广东等地的多数练习题偏难，他们立足于当地情境的开放性试题让学生无从下手。这是否符合我们四川将来的高考？

另一方面，作为同步使用的学生教辅资料上的习题偏旧，参考答案思维答法老套，有的提法仍然沿用旧教材（比如有的试题仍然说纸币的本质是货币符号）甚至出现知识性的错误，使学生不知道以哪里讲的、哪里做的为标准。该如何来规范教辅，让学生手中的教辅资料跟上新课改步伐？

三是改革的不同步、不配套。旧高考大纲的要求与新课标要求相差甚远，二者空间距离较大，教师普遍感觉不好把握。如果完全按新教学大纲的要求上课，等到新的考试大纲下来却与旧的考试大纲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学生的高考成绩；如果还按旧的考试大纲要求上课，就要对新教材增加许多内容，这样做不但课时不够，而且还会失去新课程改革的实际意义。新的高考大纲何时出台？

面对着这些疑问，作为力量单薄的基层一线教师的我们只好采取观望的态度，走一步看一步。

六、关于教材与教参的匹配

新教参与新教材有脱节之处，造成课时与内容不相匹配，如果新课改实施过程中过于依赖教参，显而易见是不行的。在新教材中为了体现“三贴近”原则删除了大量的知识点的介绍，但是有些知识点虽然教材删除了但教参却依然在用大量篇幅进行补充说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要求教师要注重根据课标内容目标和要求，按照以大单元为单位进行教学设计的思路，对高中政治教材进行删减、补充、延伸，合理重组教学内容，优化课堂教学设计，但这无疑又加重了教学负担、加大了教学难度。更何况，哪里详讲，哪里略讲，依据何在？

七、关于教学生活化 学生生活经验贫乏，使得教学生活化难度较高。

比如，安排学生设计家庭消费结构及其开支比例方案，他们连对“生活必需品”、“家庭实际开支状况”等问题尚不能准确认知，出现随心所欲、五花八门、不切实际的设计结果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再如，在家庭的过多关怀和直接保护下的中学生获取生活经验的途径还较少，根本就无法直接体会到我国当前就业形式的严峻，进而无法对自主创业、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导致关于就业形式和应对措施的探究活动只能是“纸上谈兵”。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新课标所倡导的生活逻辑又怎样体现呢？

总之，我市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仍处于探索阶段，必将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可谓“任重道远”，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研究机构、一线教师携起手来，充分发扬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的精神，加强对新课改下政治学科教学探讨，加强交流、不断学习，努力把我市新课改推向前进。

以上不成熟的看法，请指正。

董文军（执笔）

第五篇：集宁战役失利原因探讨

集宁战役失利原因探讨

集宁战役失利原因之辨析

1946年9月爆发的集宁战役是大同战役的一部分，我军在集宁被傅作义军队击败，集宁失守，大同也被迫撤围。对于集宁战役失败的原因，当事人（如聂荣臻、杨成武等）的主流观点认为是前线指挥员出现指挥错误，没有集中兵力先歼灭包围部队。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其观点中认为我军一定可以及时消灭包围部队这一假设存在问题；其次，没有从整个大同战役的全进程乃至决策过程进行思考。上述两个问题导致了此观点存在缺陷。笔者对于导致我军集宁战役失利的根源提出了新的看法：即我军当时轻敌的态度和错误的军事方针使大同战役在部署中存在严重问题。集宁战役的失败是我军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必要代价，也给我军带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笔者在本文中运用相关史料证明所持观点的合理性。这个观点被广泛的引用于各类战史和文献当中。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但我军未能队已被打乱之敌组织连续进攻，却转兵西进，求歼来援之敌一〇一师等部，几度攻击，均未奏效。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及第十一师残部得以乘隙重新整顿，于12日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与我守城部队展开巷战。我军因处境不利，乃于13日晚撤出集宁。”[xlv]

总的来看这种主流观点将集宁战役的失败归结于集宁方向指挥员的失误，而集宁战役的失败又导致了大同战役的功亏一篑。[xlvi]也有部分文章持不同观点，例如《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张宗逊回忆录》、《研究华北战争史的浅见（初稿）》[xlvii]等，此类文章对于集宁战役的失败有不同的看法。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总结了8条失利原因，分别为：轻敌、对卓资山守备力量估计过高、兵力不具绝对优势、没有估计到军阀自私性、战役准备不充分、大规模正规经验不够、战役预备队位置不当、两战略区领导思想不统一。[xlviii]《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将失利原因总结为：兵力不占优势、战役准备不足、正规经验不足、对傅作义增援力度估计不足、轻敌、群众工作做得不好。[xlix]《研究华北战争史的浅见（初稿）》中则认为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误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但这类文章大都是内部发行或者军内总结，少见于公开发行的刊物。

对于集宁战役的失败，聂荣臻等人的主流观点（后简称为主流观点）认为是因张宗逊的指挥失误所致。具体指的是张宗逊没有在9月12日白天连续进攻歼灭董其武攻城部队，而是掉头去打了增援的一〇一师，最后导致了“转胜为败”的结局。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在集宁战役的指挥上，张宗逊以及相关指挥员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是否张宗逊于12日连续进攻董其武部，集宁战役就一定能获胜呢？站在这个角度审视主流观点，就会发现此观点是基于一个假设才成立的，即如果张宗逊12日白天连续发动攻击，就一定可以抢在傅部增援到达之前消灭董其武部，并且可以抵挡住傅部增援部队的进攻。本文将基于史实来指出此假设中一些漏洞，并且分析导致集宁战失败的直接原因和深层因素。第二章战役背景及作战经过

一、战役背景

1946年国民党完成了内战准备，于6月23日撕毁“停战协议”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对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我党一直没有放松警惕。在1945年《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就指示：“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i]在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给各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ii]

针对国民党的军事阴谋，中共方面没有放弃和平的努力，在政治上确定了“以打促和”的方针。中共中央于6月19日给各战略区的电报中指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iii]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是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南北线几次重大的胜利，将国民党打回谈判桌前，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国内问题。基于这个设想，中央制定了北线（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夺取“三路四城”，南线（华中军区、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出击津浦线、策应北线作战的军事计划。具体到北线，在6月19日电中中央具体指示：“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又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正太线。我贺李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iv]又于6月28日电令：“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赵（尔陆）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路）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平汉战役胜利后，即以主力三个纵队不少于二十个团四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夺取三路四城（保定、石门、太原、大同）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必须完成此任务。”[v]

大同集宁战役就是1946年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为了完成中共中央下达的夺取“三路四城”的任务，在晋北战役取得胜利后，发动的一场以夺取大同为目的的战役。其中的集宁战役是为了打击国民党傅作义增援部队，在集宁与傅部之间进行的一场战役。此次战役，由于我军部队在集宁城被傅作义部击败，没有完成打援任务，共军围攻大同部队被迫撤退，攻占大同的计划失败。

二、战役经过

参考各方资料，大同集宁战役具体经过应当如下：

大同作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其一直是我军试图占领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抗战胜利后，包围占领大同就多次提上了我军的议事日程。1945年8月16日中央电报指示：“我绥远主力迅速包围大同，我必须与傅作义争大同。”[vi]1945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vii]但因为种种原因，对于大同的作战计划始终没有落实。

在晋北战役尚未结束前，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就考虑为了使两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更顺利的完成平汉线作战，应当攻占大同。聂荣臻、刘澜涛于6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如政治上许可，在步骤上应以攻占大同为有利，然后沿同蒲路南扫。”[viii]7月5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攻占大同的计划，望令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ix]7月22日中共中央又电令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争取于八月内取得。”[x]7月24日聂荣臻复电中央建议：“如对大同城、平汉路、正太路同时动作，则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故建议：第一步先攻取大同，拟将杨成武纵队全部西调，首先消灭应县、怀仁两点之敌，求得野战打援，不成时，歼灭应、怀之敌后即攻取大同。郭天民纵队接替杨纵队平绥路东段任务。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暂控制于古北口不动。第二步待大同攻下后，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即集结延庆、永宁，与杨成武纵队及陈正湘纵队同时挺进平汉路。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xi]7月25日中央同意了聂荣臻的计划。

晋北战役取得胜利后，同蒲铁路忻县至大同段已被我军控制，大同成为了一座孤城。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主持了讨论攻打大同计划的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第二纵队司令郭天民、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张家口卫戍司令郑维山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会议上多数同志都认为大同虽然工事坚固，但是敌人建制不统一，守备信心不强。只要我军组织得当，在外围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再利用爆破摧毁城墙，就可以很快拿下大同。与会人员估计以十天做准备，十天清扫外围，再十天即可拿下。会上张宗逊提出了攻击大同时傅作义增援的问题，大家认为大同不属于傅作义战区，所以傅作义最多会用3、4个师增援。只要我军迅速拿下大同，傅作义部的威胁自然解除。以上这些内容在《聂荣臻回忆录》、《张宗逊回忆录》、《战华北》等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相关文章中均有记载。

最终阳高会议决定：“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第五军分区第二团，晋察冀第三纵队（七，八旅）和教导旅（两个团）、冀晋第一分区独立第十二、第十三团负责攻城；晋察冀第四纵队第十旅先攻占应县，而后参加攻大同城。晋绥独立第一旅、第二旅、骑兵旅，绥蒙军区第七团、第九团，晋察冀第二纵队第四旅担任西线打援，并将晋察冀第一纵队集结于延庆、永宁地区保障东侧安全，并作为预备队。教导旅完成大同外围作战后，也担任打援任务。”[xii]同时组建大同集宁战役前线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员。

在阳高会议前的7月31日，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八旅、教导旅、第一军分区、晋绥第五军分区第二团等部就已发起了对大同外围的作战。这几支部队切断了大同、怀仁之间的铁路，并占领了八庄、秀女村。8月2日晚怀仁守军暂三十八师第三团在向太原撤退的途中，被第三纵队第八旅消灭了大部。4日占领了口泉、王家园等地。这次场部署并不周密的战役，惊动了大同外围据点的守军，守敌多退入大同近郊和城关的据点，为后来的战斗增加了困难。

8月14日晚，按照大同前指部署我军集中了十三个团的兵力对大同近郊和城关据点发起了总攻。对大同外围的攻击并不顺利，直到9月3日大同外围所有据点才被我军占领，我军准备向大同发动总攻。

蒋介石为了督促傅作义增援大同，8月10日将大同划给了傅作义的12战区。傅作义经过了精心准备后，做出了以下军事部署：十二战区以夺取集宁，威胁张垣，并解大同之围之目的，即以战区主力，分途向集宁攻击，并相机捕捉匪军主力于丰镇（大同北北西）附近，予以歼灭之。以平绥路分为南北中三线向集宁、卓资、凉城进犯。以董其武为中路总指挥，率领暂三军暂十一师、暂十七师、第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一师为一线部队沿平绥铁路东进，于九月一日攻击前进，务必于五日拂晓前，攻占卓资山而确保之，第三十五军新编三十二师、一〇一师、炮四团第一营为二线部队跟随一线部队前进；孙兰峰率领骑兵第一纵队、第十四纵队、骑兵保安师自武川经陶林，向集宁进攻；鲁英麟、刘万春率第一〇一师、骑兵第四师、新二旅、暂骑一旅、配属野炮六门等部由归绥进攻凉城。其中董其武和孙兰峰分别为第一线步、骑兵的总指挥。9月5日，傅作义部击溃我军独立第一旅的防守部队，于当晚占领了卓资山地区。

大同集宁战役前线指挥部得知消息后，根据战场形势决定先集中兵力消灭傅作义然后再打大同。于是由杨成武指挥晋察冀第三纵队和晋绥独立第二旅继续包围大同，张宗逊、罗瑞卿率领第三五八旅，临时组建的陈正湘纵队（包括晋察冀军区教导旅、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北上打援，并且急调晋察冀第一纵队向集宁增援。

9月7日董其武率领下辖的暂十一师、暂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经火石坝直扑集宁。9月10 日，董其武部完成了作战集结，开始进攻集宁城。董其武以暂十一师、新三十一师分别进攻集宁左右翼，暂十七师为预备队。董其武部与集宁守军在卧龙山、天门山、西门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白天董其武部一度占领了卧龙山、南营房等集宁城西的全部阵地。为了援助集宁守城部队，我军增援先头部队于10日早上8时在集宁西南十五里的山地与董其武部警戒部队交火。下午14时我军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第十一旅主力从集宁西南发动了对傅作义部的侧翼发起了攻击，又夺回了一部分失去的阵地。董其武在遭到我军主力进攻后，命令军部及暂十七师向新编三十一师靠拢。傅作义得知董其武遭到攻击后于11日白天电令刘万春、鲁英麟等增援部队对我军形成反包围，孙兰峰的骑兵部队从东迂回协同攻城部队进攻集宁。董其武也急电一〇一师及新编三十二师迅速增援。

9月11日黄昏，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当晚第四纵队、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对董其武部发动了总攻。经过11日整晚的激战，将守城部队丢失的大部分阵地收复，董其武部被压缩在了卧龙山附近的狭小地域中。战斗中，董其武部与傅作义总部的联系也中断了4、5个小时。

由于兵力损失过大、联络不畅等原因，9月12日上午我军并未对董其武被包围的部队发动进攻，董其武部则于清晨开始集中兵力攻击集宁城，以求攻入城内等待增援。12日中午，由于董其武部倾其全力拼死进攻加上空中支援，终于攻占了集宁城西南角和东南角，与城内守军以及增援的第一纵队一个团展开了巷战。12日下午16时，外围的我军部队对董其武部展开了总攻，先后攻占了天门山、卧龙山的一部分阵地。但12日中午，傅作义部增援的一〇一师也已经跑步赶到了大脑包山，攻占了由独立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防守的脑色山。我军进攻部队的后方暴露无遗，所以大同前指决定先掉头消灭一〇一师增援。由于通讯联络不畅等原因，打援的战斗并没有能够协调好。黄昏后，我军独一旅、三五八旅、杨苏纵队先后向大脑包山发起进攻，陈纵队因通讯问题未能参战。我军打援部队仓促的进攻并未能够击溃一〇一师，反被一〇一师攻占了集宁城西制高点东土坑子山。9月13日，傅作义骑兵第四师，新编三十二师相继赶到，会同一〇一师以及董其武部共同攻击集宁城。13日下午，集宁城被傅作义部占去了一半。大同前指估计已无可能歼灭傅作义进攻部队，于是决定于十三日晚所有参战部队及集宁守军全部撤退。

集宁方向我军部队没有能够阻挡住傅作义的攻击，丢掉了集宁。围攻大同的我军部队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主动撤退，至此大同集宁战役结束。第三章对主流观点中假设的具体分析

参见上一章对于集宁战役经过的叙述及附图，9月12日我军和傅作义部实际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态势。我军外围部队包围了董其武部，傅作义增援部队初步形成了对我军外围部队的反包围。在集宁城内，我军与董其武部则处于胶着的态势。参考相关史料，笔者认为第一章中提到的主流观点中的假设忽略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我军的兵力并不具有绝对优势

先后参加对董其武部作战的我军部队有以下几支：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团、骑兵旅，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四纵队、第二纵队第四旅、教导旅，绥蒙军区第九团，总计19个团。其中绥蒙军区第九团、独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团、第三五八旅五团是守城部队，第一纵队的一个团也曾参与守城。从参战序列上看，我军的攻击部队似乎占有一些优势，但这些部队都存在着一定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参加集宁战役的我军部队大都刚经过战斗还未来得及补充。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一文中指出：“10日…敌人是三个师攻城，我们是三个旅，这三个旅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旅经过桌资山的损失，二团只有一个半营的兵力，其它两个团各有两个营不足的兵力。八旅两个团（五团守城）六团没有参加过大同战斗，是生力军，但也不充实，一个连七、八十人，八团经过大同北关战斗，伤亡二百多人未补充。陈仿仁旅经过忻州和繁峙战斗，在忻州战斗时就叫困难…战斗后杨苏纵队赶到，但同样不充实。”[i]这一点也可以从其它材料中得到证明。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记载：“卓资山防御战，我以4个营的兵力，抗击敌人1200余人，激战8小时，我军伤亡500余人…当时部队兵员不足，第二团的战斗兵员不过600-700人…”[ii]“我军外围部队12个团，守城部队3个团，共计15个团。第三五八旅的两个团，经大同北关战斗后，减员未补充。独一旅才经卓资山战斗下来。晋察冀第十一旅经忻县、繁峙战斗后也未经补充。”[iii]这些刚参加了战斗还来不及补充，又经历强行军的部队在作战时会打折扣，往往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就提到了陈仿仁旅因为伤亡过大，不能参与11号晚对董其武部进攻的情况。

其次，有一些部队是刚刚组建不久。例如，晋察冀军区教导旅是1946年7月刚刚由冀晋纵队第一旅与军区教导师组成，同时刚刚经历了大同外围艰苦的攻坚战。[iv]这类部队除教导旅外根据《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统计还有三个团。

考虑到以上这两个因素，还有各部到达时间不同，武器上的差距，我军实际围歼董其武部的兵力远未达到中央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的要求。[v]

二、我军指挥存在问题

在集宁战役的过程中，我军的指挥一直存在相当程度的混乱。这种混乱既有战略上也有战术上的，无论是高级指挥员还是基层指挥员都犯了一些错误。反映在战役的进程中，就是参战部队不能贯彻前指的命令，前指不能及时掌握部队的情况。

纵观整个战役中我军的行动，始终给人一种无序的感觉。以下就是几个在战役中我军指挥混乱的具体事例。

1.傅作义部进攻卓资山时，晋察冀军区教导旅就在马盖图、豪切地区，但是因无人指挥所以未去增援。[vi]

2.在我军10号向董其武发动进攻时，杨苏纵队作为预备队因为距离问题11号晚才集结于大榆树湾贾家村一线。[vii]李、肖两旅因接令迟缓不熟悉地形11日黄昏才赶到集宁。[viii]

3.前指原拟定于9月12日晚打击增援的一〇一师，但因为各部行动未能协调，并未能同时发起进攻。独一旅、第三五八旅黄昏时即发起进攻，杨苏纵队半夜发起进攻，陈正湘纵队未参加战斗。[ix]

4.9月13日，陈正湘纵队误以为独一旅和三五九旅撤退了，便自动绕集宁城向东撤退。[x]

导致这些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战役部署的问题，下章中将有分析，但仅从以上几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军前指当时对于各部的指挥较为混乱，命令并不能有效传达，各部未能较好的在前指统一指挥下，相互配合进行作战。杨苏纵队作为战役预备队的摆放位置也有失误，以至于不能及时赶到战场。

从具体的战术指挥失误来看，最为严重的应当是11日晚向董其武部发动攻击时，进攻部队没有能够形成对董其武部的分割包围，反而将董其武部“赶鸭子”一样赶到了卧龙山周边的狭小地带。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随后战斗困难加大，我军部队无法迅速解决战斗，给了董其武部固守待援的机会。如果对董其武部形成了分割包围，也就不会出现后来腹背受敌的局面。《集宁会战》中对此评论：“那一夜共军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如果在突破侯家村到达骆驼屯子以后，不包围[少年]支队（即暂十七师）的阵地，而是直扑卧龙铁军两山，同时和守城的共军，一起前后夹击[胜利]（即暂十一师）支队，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牵制[少年]支队，既可以赐予国军不堪设想的境地…要是没有[少年]支队的坚决抵抗，十二日下午援兵开到，亦无法挽回集宁外围的危局。”[xi]

三、我军的通讯、情报工作存在严重失误

此次战役中，我军的通讯联络始终不顺畅，特别是与陈正湘纵队下辖各部的联络问题尤为严重。对于傅作义部的情报侦察同样作的很差。这两个方面的失误，对于战役的影响是直接的，是引发我军指挥混乱、失误频繁的直接因素。

情报、侦察工作的失误，导致我军不了解傅作义部攻占卓资山后的动向。傅作义部暂十一师、暂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于9月7日经火石坝直扑集宁，而我军9号才得到这一情报，部队白白浪费两天向麦胡图集结，使得董其武部先于我军完成了作战准备。我军对于集宁地区的情报也收集的不足，参战各部没有详细的地图，也不熟悉地形，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居然发生了因走错路没有参加战斗的情况。

通讯联络的问题，使得陈正湘纵队在此次战役中始终处于游离状态：10号夜晚的进攻陈纵未能参加，12日晚的打援陈纵因为失去联络也没参加，13日陈纵因联络不畅擅自撤退，六个团的部队未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各级部队之间有线、无线联络都不太通畅，传达命令主要依靠人力传递，极大地影响了各部队之间的配合。

四、参战的傅作义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参与此次战役的国民党军队都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部在全国军队不断失利的大背景下，在绥远取得了红各尔图大捷、百灵庙大捷。以后傅部又反攻包头、克复五原，为西北战局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嫡系部队的将领和战士都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具有较强的军事素质和战斗意志。董其武1940年指挥的乌加河阻击战，以一个师阻击了日军两个摩托化联队和一个步兵联队三天之久，就是其本人指挥能力和傅部战士作战能力的最好体现。

为了增强傅作义部的战斗力，准备对我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特意为傅部补充了一批美式装备。包括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通讯和爆破器材、大批弹药、被服、以及一个辎汽团、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两个战车连。[xii]董其武部在此次战役前刚刚完成了整训补充的工作，可以说是兵强马壮。[xiii]

除了士兵的战斗能力，傅作义部还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当时傅部将领之间关系良好，同僚比较团结，各部能在傅作义的指挥下各尽其责。董其武、孙兰峰、郭景云、鲁英麟、安春山等将领的能力已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证明，诸多事例也证明他们之间拥有良好的私交。所以董其武被围之后，各部均倾力增援，这一点是傅部与其它国民党军队的显著区别。

五、群众工作开展的不好

在集宁战役中，除集宁城内，我军在周边地区的群众工作开展得并不好。《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一文中将这点列为教训之一，文中列出了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伤病无人抬这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在其他的作战总结出有所反映。

六、小结 如果考虑到以上这几个因素，前文提到的那个假设是否还能成立呢？9月12日白天，我军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没能实现分割包围董其武部，反而将其部队压迫在卧龙山附近狭小的地带，实际上形成了一块“很难啃动的骨头”。董其武部虽然遭受了一定损失，但是还远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

主流观点的文章总喜欢指称董其武部当时电台被击毁，联络中断，《聂荣臻回忆录》写道：“当时他们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叫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xiv]实际上，当时傅部的电讯只中断了四、五个小时，9月11日的董其武日记中对此记录：“昨晚、彻夜未眠，十分紧张，在我军反复攻战之时，不料共军之增援部队，利用此地复杂地形，乘夜迂回到11师和新31师侧背，形成对我军反包围之势。我急令军部及预备队暂17师，连夜转移至霸王河以北地区，与新31师靠拢…此间一度与坐镇归绥指挥的傅将军中断电讯联络达四五个小时之久…傅将军恐我军有失，急派飞机到集宁上空察看，我喜出望外，命各部布置地空联络信号，飞机判明我军各部准确位置后，飞返归绥，电讯联络才随即接通。”[xv]综合我军记录和其他文章，都可以确定最迟12日上午傅部的电讯联络也已经恢复。反观我军，直到战役结束各部之间的通讯联络都不顺畅，通讯不便对于指挥的负面影响我军并不比董部轻。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傅部的增援究竟是什么时候到的？9月11日的董其武日记中有一段记录：“在我军主力被共军主力包围的危机情况下…一面命令暂11师师长扬维垣及新31师师长安春山，准备突围。正在此刻，从东土子坑山后，传来阵阵密集的枪炮声，我判断是增援的101师已与共军接战。”9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道：“昨夜，共军控制了三岔口、脑包山、玻璃图、天门山、石灰山等要点及卧龙山部分阵地后，不知何故突然停止攻击。一直到今天下午才搞清楚共军企图，他们是为了阻击前来增援的101师，才将一部分主力调往大脑山以西。”从这两段记载中，可以判断出增援的傅部一〇一师，应该是在12日凌晨或上午就与我军警戒部队交火，这也与我军1946年《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和《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两篇战斗总结中的记录相符。主流观点总是强调我军对董其武部的优势，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当时的傅部增援的情况，这点很不利于读者掌握当时我军的真实情况。

从附图三可以看出，9月12日中午前后我军的进攻部队应当是处于打董其武部受阻，而后方傅部一〇一师增援又已经突破了我军防线的危险局面，与11日夜晚董其武部的处境十分相似。然而与那晚董其武部不同的是，我军没有多余的增援部队，参战部队大都经历了长时间的作战，各方面消耗都比较大。这场战役虽然和孟良崮战役的情况有所相似，傅部的增援已经占领了我军身后的山地，对我军形成了反包围。但我军的包围部队并未占据兵力的绝对优势，同时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部队的增援是软弱无力的，而这次战役中一〇一师、新编三十二师、骑兵第四师等部的增援则是迅速而有力的，所以不能以孟良崮的胜利作为假设成立的理由。

考虑到我军包围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参战部队连续作战、长途奔袭；各级部队指挥联络不畅等因素，我军是否有能力保证在12日上午傅作义增援部队到达前，一定能够消灭董部；是否有能力一面攻击董其武部，一面抵挡身后已经到达的傅部援军；是否能够在消灭董其武部后，还有能力再顶住傅作义部4个精锐师的攻击呢？假如像聂荣臻等人假设的12日白天连续进攻董其武部，万一不能在傅部援军到达之前消灭董其武部，我军此役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笔者认为大同前指当时所作出的命令只不过是一种保守的做法，如果一定要说当时大同前指这个命令有何失误，那就是在打援的组织上比较混乱，但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是战役部署上的问题，并不完全属于战术指挥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将集宁战役失败归咎于大同前指指挥失利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章对战役失利直接原因及深层因素的辨析

一、对于集宁战役失败原因的分析

主流观点将集宁战役的失败归结于张宗逊的指挥失误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张宗逊作为大同前指的最高军事主官，对于战役中出现的指挥失误应当负主要责任。但如果把所有的责任仅仅归咎于指挥上的失误，而不去探究导致失误出现的原因，则不是客观、负责的态度。

在前文引用的电报中，中央反复强调要注意傅作义的增援。在阳高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对付傅作义的问题。在《聂荣臻年谱》中记载大同前指8月28日致电中央军委以及聂荣臻、贺龙：“大同战役计划本已包括打击傅顽出援在内，在野战中消灭傅顽一个到两个师是比较有把握的。”[i]为什么一个被反复强调、准备的战役，我军最后打的却如此狼狈？分析阳高会议中对于大同战役的部署和相关讨论，就会发现严重的问题。

阳高会议在讨论傅作义增援时，前文已经提到大多数人认为傅作义最多派出3，4个师来。在对于敌情的预测上，事实已经证明了大多数与会的领导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军的领导人犯了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为日后在集宁方向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在这种错误结论下做出的部署，必然也是存在漏洞的。

仔细分析阳高会议对大同战役做出的部署，会发现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还算稳妥的计划，实际上存在相当严重的漏洞。当时敌人在大同及周边的兵力有：“暂三十八师、保安总队、保安第三团、四十三军通信营、坦克车队、第十专署、东北挺进军、交警第三大队，共计二三八二五人。总指挥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ii]按照我军的通常说法，此时大同守军最少也有12000余人。在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周围，国民党有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八个军二十一个师、五个总队，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三个军十个师，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两个军七个师。我军此次战役投入6个旅打城，5个旅打援，总兵力上对国民党大同守军形成的优势并不巨大，而我军还担负着打援的任务。由于在阳高会议上估计应县敌人会逃走，所以命令第四纵队十旅和第三纵队七旅先消灭应县之敌，再参加大同战斗。[iii]忻州方向的战斗也到8月11才停止。两个军区的兵力同时在三个地方作战，既没有实现兵力的集中，也不利于部队休整准备。

在这样错误的部署下，我军并未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展开对大同外围的进攻。《对大同绥东战役的意见》中记载的8月14日参战的部队实际上只有8个团，以此兵力根本无法实现阳高会议提出的在外围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设想。还应该注意到，其实在阳高会议期间，在外围歼灭有生力量的设想就已经很难实现了。阳高会议前，7月31日聂荣臻、刘澜涛发布了对大同外围作战的指示：“三纵第八旅即以1个团切断大同、怀仁铁路，控制一段，主力保卫怀仁，扫除外围，歼灭外围之敌。周彪旅之三十一团全部及野炮两连今晚车运阳高，2日抵怀仁，晋绥王赤军所率 7个连仍位于口泉、怀仁间，对口泉警戒监视该敌。”[iv]除了以上部队，晋察冀军区教导旅和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的部队也于7月31号开始了对大同外围的进攻。这次贸然的进攻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占领了外围的一些据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二千余人，但惊动了其他外围守军，大同守军开始向近郊和城内收缩，导致我军即失去了战役的突然性，也失去了在外围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机会。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对此总结道：“战役组织失掉了突然性，兵力未集结即行动起来，没有把敌人消灭于大同外围。不是事先组织兵力，而是逐次使用兵力。阳高会议估计应县一定可以打下，因此，继续打应县。打应县影响到了大同。打大同的兵力牵制到打应县的行动。”[v]聂荣臻自己也承认：“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两千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集到了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vi]

由于阳高会议过低的估计了攻坚大同的难度，以及丧失了战役组织的突然性。原计划花费十天的外围作战，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大同战役外围战斗的僵局，给了傅作义部充分准备的时间。傅作义在归绥召集了所有参战部队团以上主官，闭门开了7天军事会议，对于如何攻击集宁做了严密的部署，并且进行了反复的沙盘演练。如果从战役准备的角度来看，傅作义部远比我军完善，《张宗逊回忆录》记载：“（阳高会议）对打援问题只确定了打点阻援的方针，没有预定打援战场，没有做出打援部署。”[vii]阳高会议的错误决定，不仅是给了傅作义充分时间，还极大的消耗了我军的力量。晋绥军区后来总结道：“我主力东南北攻击兵力颇感不够分配，部队连续战斗，夜攻昼防（白天敌攻击）和做工事，部队得不到休息与换班，部队疲劳的很。”[viii]当发现傅作义以全部主力扑向集宁时，我军才匆忙从大同前线调集这些疲惫之师进行阻截，作战效果当然会受影响。

《战争论》中将战略解释为：“战略是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一定要为整个军事行动确定一个适应战争的目标，也就是制定战争计划；制定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ix]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审视大同战役，从战役部署的高度上看，我军的部署是存在严重的缺陷的：敌情判断不准；投入兵力不足；打援准备不充分；战役准备仓促；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由此看来，集宁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并非是指挥上的失误，而是阳高会议上所做出的错误判断和部署，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我军决策错误的必然结果。

考虑到阳高会议前我军的情况，导致我军决策层做出错误判断和部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此前的一系列胜利使得我军轻敌情绪严重。

2、中央在解放战争初期制定的军事方针存在问题。正是这两点导致了我军决策层对于大同集宁战役的判断和部署上出现错误，最终导致了此次战役的失利。

二、轻敌情绪严重

首先分析轻敌的错误。这种轻敌一方面是高估了自己，一方面是低估了敌人。当时，从中央到军区首长再到参战部队，普遍都存在这种情绪。

1.中央决策层

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是有准备的，前文中已经引用了当时的电报予以证说明。为了实现“以打促和”的设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南线出击津浦线、策应北线作战的作战部署，这是一个外线出击的进攻计划。

但当时北线的军区并不具有全面出击的实力，特别是晋察冀军区。晋察冀军区与其他军区不同，严格执行了中央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的指示。1946年2月晋察冀中央局发布了《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全区部队共编制22.5万人，其中野战部队15万人，地方部队7.5万人。”[x]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发布《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由9个纵队减为4个纵队，全军区编为7个野战旅，13个独立旅，21个军分区，共计复员转业约10万人。[xi]3月6日中央再次致电指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3个月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xii]经过这一系列的整编，到1946年7月份，晋察冀军区共下属野战军4个纵队，6个军分区和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其中野战纵队5万余人，总计20余万人。对比中央赋予晋察冀军区“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xiii]的作战任务，这些兵力显然是不够用的。

这样大规模的复员，极大的影响了晋察冀军区的战斗力。在《从华北到西北》一书中，郑维山对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认为，第一期就复员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第二期还要精简三分之一），而且光靠„裁减老弱‟等项有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筋骨方能完成”，“在复员问题上，晋察冀却是一个例外。它不仅如数复员了三分之一，伤了部队元气，而且早在三月一日中央局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做出了有关复员工作的决定”，“这时晋察冀军区的野战部队不仅数量减少了（地方军扩大了），质量也不很高。即使抗战胜利后组建的那八个野战纵队，也只有十个一九三九年前编的老团，而且为适应抗战后期的恶劣环境，都于一九四三年缩编成小团；余者全部由地方武装临时扩编而成…像这样的部队，若不是指导员们富于牺牲精神，在大兵团作战中能有多少战斗力可言？”[xiv]除了兵员减少所带来的战斗力下降，复员整编也影响了晋察冀军区练兵工作的展开，此外普通士兵、群众对于战争的警惕性也有所下降。这些负面作用都对晋察冀军区的战斗力带来了直接影响。

中共中央一面不停督促晋察冀军区复员整编，一方面又下达给其沉重的作战任务，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参考中共中央和中中央军委关于夺取大同发给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电报，可以发现中央心态一些转变：

6月4日电：“大同、口泉地区因敌多固守，又有日军，且可能牵动傅作义，因此，暂时只做准备工作，不要动手…不要调动北线对付傅作义之兵力。”[xv]

6月9日电：“可同时或先后攻取朔县、宁武两点，得手后再考虑攻取山阴、岱岳。对大同、口泉、怀仁三点不去惊动。并告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xvi]

6月20日电：“望即攻取宁武，并事先充分准备，然后一举攻克。待宁武占领后，再考虑对崞县、代县、繁峙、山阴、岱岳等处逐一攻取之。对傅作义及大同、口泉、怀仁等地仍不要惊动。”[xvii]

6月23日电：“必须于最近期间攻取怀仁、岱岳、山阴、宁武、应县、繁峙、代县、崞县、原平、忻县、五台、定襄，然后相机夺取大同。”[xviii]

6月28日电：“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必须完成此任务。”[xix]

7月4日电：“望令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xx]

7月22日电：“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争取于八月内取得。”[xxi]

7月25日电：“请令各部队立即开始学习攻城战。陈（正湘）、杨（成武）、两纵及教导旅除在扫清大同外围各城之作战中学习攻城外，在直接攻取大同之前须有数天时间学习与演习攻城战。杨（得志）、郭（天民）两纵及冀中、冀晋一切地方兵团令其子即日起学习与演习攻城战，准备攻城器具待命夺取平汉路。时间定为两星期，可能延长一星期。”[xxii]

8月1日电：“请考虑详复在应县久攻不下之情况下，对攻大同计划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可能如何。”[xxiii]

8月6日电：“现在必须立即执行三路四城之作战任务，第一步夺取大同；第二步夺取平汉路，第三步夺取正太路和太原。”[xxiv]同日又电：“应城久攻不下之教训，是坑道未达城底即行爆炸，故未奏效，望在攻取忻州时注意坑道攻城的准备问题。”[xxv]

从以上几封电报可以看出，中央对于何时发动大同战役的想法是有变化的。最初中央决策层对于打大同是十分谨慎的，对于傅作义的力量也十分忌惮。随着晋北战役的胜利，中央逐渐有了打大同的打算，但是在什么时候发起对大同的进攻上仍持保守态度。7月22日的电报，中央是要求晋察冀军区先进攻平汉路，扫清周边的小据点，使晋察冀解放区和冀中解放军连成一片。对此《罗瑞卿传》和《张宗逊回忆录》等书中有关于“罗瑞卿传达毛泽东对此指示”的记载。但是中央最终尊重了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批准了聂荣臻等人要求先打大同的建议。在随后的命令中，主要参战部队只给了数天的准备时间。虽然我军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传统，但是直接在大同这样工事坚固的城市上学习攻城，并且期待取得胜利，似乎太过草率。反观中央军委7月2日致聂荣臻等人的电报：“夺取青、沧两县，需要有充分准备，如准备尚不充分，宁可迟几天行动”[xxvi]中央军委对于清、沧两县的进攻尚且如此谨慎，但对于大同这样工事林立的城市却只给了10左右天的时间准备，过于乐观的态度十分明显。等到应县、忻州屡攻不下时，中央有了警惕，但仍仅从具体战术上考虑这个问题，询问聂荣臻等人，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反复上进行思考。

综合考虑到敌我兵力、装备、大规模攻坚战的经验，中央批准进攻大同的作战计划并且不断敦促执行的做法过于草率了。不仅大同战役如此，根据晋察冀军区的实力，中央提出的“三路四城”计划，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中央高估了我军的战斗力，反复要求北线执行“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虽然其中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作为中央决策层，其对失利所负的责任是不能推卸的。2.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决策层

虽然大同集宁战役的最高指挥是大同前指，但大同战役的部署是在阳高会议上决定的，大同前指也是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领导组成，所以本文直接从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决策层来分析轻敌的问题。

轻敌的情绪贯穿了整个大同集宁战役的部署当中。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为了能够连为一体，多次向中央发电建议先打大同。单从这个建议来看，并没有太大的错误。但是聂荣臻等人作为当地管理军政的最高领导，应当十分清楚1946年以来复员整编对于本部所带来的影响。聂荣臻等主要领导轻视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补充加强，晋察冀军区在复员整编后实力下降所带来的反差；忽视了先前攻包头失利，当时攻应县、忻州乏术的教训；没有充分估计到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居然在阳高会议得出我军能够以十天做准备，十天清扫外围，再十天即可拿下大同的结论。其决策层对国共双方力量的判断，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水平。大同集宁战役开始的就很仓促，傅作义增援后反击得也很混乱。这一切的根源都来源于轻敌导致的错误部署，大同集宁战役从一开始就逐渐脱离了我军计划的轨道。聂荣臻等人作为前线指挥员，中央对于他们的意见相当重视，但他们不断给了中央决策层错误的讯息，可以说在此次作战失利中聂荣臻等军区首长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

而傅作义除了进行了精心的战役、战术准备，而且在前两次的失败后，总结教训，针对我军擅长夜战、擅长长途奔袭的特点，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在这次战役中，这些训练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同集宁战役经过及经验教训》中就提到：“陈纵队某单位受敌小部队夜袭，表现混乱，信心极差。”[xxvii]一〇一师仅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就从卓资山奔袭过来，也是我军没有想到的。

3.各级参战部队

上面各级领导的乐观态度，直接影响了各级参战部队。集宁附近的防守部队，对于傅作义部队的增援力度和速度都没有足够的准备，对傅作义部队的战斗力的提高也没有相应的准备。

例如，卓资山的迅速失守，主要原因是战役决策层没有考虑到傅作义增援力度如此大，以至于该方向防守力量不足。但独一旅自身的准备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的总结中明确指出：“一是思想上轻敌麻痹。防御部队总认为傅军好打，我们又构筑了很多碉堡工事，部队士气很高，动员深入；团的指挥上盲目认为守1星期没问题，缺乏对敌军战术应有的研究，没有制定周密的作战方案，因而在战斗中当敌以优势兵力、火力于一点突破后，我防御部队就不能预有准备地实施机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xxviii]防守集宁的二十七团由于在上次攻打集宁的战役中功劳大，部队干部士兵都存在着骄傲情绪，为此还曾受到过贺龙的批评。4.小结 这次战役中从中央到基层普遍产生轻敌情绪的原因是多样。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此前我军的一系列胜利。此次战役前，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在北线打了不少胜仗，取得了绥远战役、晋北保卫战、集宁保卫战、晋北战役等一系列胜利，占领了集宁、卓资山、宁武、崞县等一大片地区，控制了相当部分的铁路。阎锡山、傅作义的军队在此前的战斗中，胜少负多。尤其是集宁地区，在卓资山、集宁城，我军均数次击败傅作义的主力。这样辉煌的战果，必然会导致我军指战员自信心的过度膨胀，也必然掩盖我军存在的问题。

在此前的战役中，我军攻坚战并不多，并没有真正攻下某个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大多是在野战中击溃对手。唯一一次对包头的进攻，也以我军的主动撤退告终。虽然我军有两次攻下集宁的经验，可是每一次我军都是集中了优势兵力，敌人也没有死守到底，而且集宁城本身的城防也无法与大同相比。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的大部分部队，长期以游击战为主，并不擅长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攻坚战。但是此次战役前的一系列胜利掩盖了这些问题，当我军在忻州、应县遇到麻烦时，军区决策层忽略了这些事实，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对于大同集宁战役轻敌的错误，大多数参战将领都是认同的。晋绥野战军的总结中写道：“我们从上至下，从下至上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轻敌情绪，认为傅作义好打，野战有把握…敌我对比我并不占优势，而大同仍留了四个旅…当我主力出击时敌几个师靠得很拢，使我无法各个击破，原来企图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分进中之一路或歼灭其进攻翼侧之一股敌人，均未能实现。”[xxix]《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战史汇编》中对于集宁战役的总结写道：“主要的教训，首先是轻敌。我军攻大同时，虽作了准备打傅作义增援之决定，但由于轻敌思想，对自己估计过高，总认为傅作义好打，估计傅军出兵不过4个师。因而在组织准备上只满足于一般布置，缺乏周密计划…结果，事实完全相反，傅作义在绥远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乘机倾巢进犯，进展神速。我军仓促应战，处于被动。”[xxx]聂荣臻本人也在回忆录中承认：“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如果一开始我们就在攻城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打援上，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前来救援大同的敌人，那后果就会大不相同了。”

三、我军错误的军事方针

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所奉行的军事方针也是导致战役决策失误的重要因素。我军当时的军事方针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没有考虑到我军实力，制定外线进攻的计划。

2、过分强调了对城市的攻占。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犯了轻敌的错误，在上一节已有论述，所以本节主要论述第二个问题。

《张宗逊回忆录》中将我军当时有攻取敌人城镇的风气作为此次战役失利原因之一。[xxxii]这一风气在解放战争初期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看：

1、保有已占城镇。

2、攻占敌人城镇。这一风气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占领城市”两种指导思想间的矛盾。对于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盛行攻取敌人城镇的风气，中央所制定的军事方针负有主要责任。

想要讨论一个军事方针，就必须要了解制定这个军事方针背后的政治思考。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战争爆发前，我党的军事方针可以分为三段来考察。第一段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至和谈开始前。这一时期，我党为了争取日后政治、军事的主动，主要的军事方针是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xxxiii]由于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比较强，所以夺取城市的重点是在北方。在这一阶段，我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华北的大量地区。第二阶段是和谈开始至内战爆发前。这一时期，我军的军事斗争主要围绕和谈展开。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我党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xxxiv]的军事方针，不主动发动进攻，但坚决反击国民党对于我军已占地区的进攻。在这一阶段，我军与国民党部队在东北、华北，围绕着重点城市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三阶段即解放战争初期。这一时期，我党试图在保住现有解放区的基础上，实现“以打促和”的目的。为了实现这这一目的，我军制定了外线出击的军事方针。这一方针在北线的具体任务就是“三路四城”计划，主要是针对重点城市的攻坚战。从以上的总结可以看出，在抗战胜利后，我军在北线的主要任务是围绕争夺城镇展开的攻坚战与防御战。再看国民党对于内战的军事方针，蒋介石认为中共是“流寇”，想要彻底铲除“流寇”，必须控制交通要道使其无法“流窜”，再占领其根据地使其无法“负隅”，双管齐下才能获胜。[xxxv]蒋介石指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没有大城市作为根据地的匪军,就永远只能流窜,永远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别人相信他的力量。”[xxxvi]基于这个认识，国民党的作战方针就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xxxvii]两党在解放战争初期，不约而同的都将对于城市的占领作为主要的军事方针，这就导致了我军一定会在许多城市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攻坚战与防御战。而这样硬碰硬的较量，在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下是难以承受的。

在前两个阶段，将争夺城镇作为任务重点的军事方针是有其合理性的。如果在这两个阶段放弃对城镇以及交通要道的控制，将不利于我党及时扩大解放区范围，也不利于我党争取在政治谈判中的主动。但在解放战争初期过分强调对城镇的控制，使得我军决策层制定战役目标时，对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与攻占城市的主次判断上出现了偏差。虽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都多次指示要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但以城镇为中心的军事方针极大的限制了各军区指挥员的发挥空间。特别是在我军实力不足和指战员并不具有丰富运动战、攻坚战经验的时候，以城镇为中心的军事方针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

在这样的军事方针下，我军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占领面积越大，失去的战略主动权就越多，我军被迫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国民党希望的地方与其作战。特别是中央对晋察冀军区“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的双重要求，使得晋察冀军区并不充足的兵力更加分散了。部队既要向坚固设防的城市发动进攻，又不得不分散兵力在各个地区进行防守，根本无法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作战。以城镇为中心的军事方针，在实际上造成我军“扬短避长”的局面，不能够更好的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张宗逊总结道：“卓资山、集宁反成了我们的包袱，若不受卓资山和集宁，把晋绥的一万部队集中起来，配合晋察冀部队打运动战，会主动的多。” 第五章结论

综上所述，主流观点对于集宁战役失败原因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这种观点的具体错误在于对集宁战役中12日战况的假设过于理想化。而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是具有逻辑性的缺陷：颠倒了大同与集宁两个战役之间主次的关系，没有从大同集宁战役的全过程来思考，没有从战役决策、战略决策的高度来反思，只是简单的、孤立的分析集宁战役。所以其无法从整体上考虑问题，进而得出客观的结论。战术上的失误固然是失利重要的原因，但导致战术失误的战略错误才是根本原因。集宁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指挥上的问题，指挥上的混乱是表面现象，导致其混乱直接原因是大同战役部署的缺陷，而深层原因则是当时弥漫在部队中的轻敌情绪以及解放战争初期错误的军事方针。

集宁战役与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经历的四平、包头、大同等一系列失败，虽然这些战役发生的地点不同；参战的部队不同；战役的大小不同；作战的类型也不同，但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无关联的。它们的失败反映了我军部队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我军当时错误军事方针的直接结果。我军当时处于从游击战向运动战、攻坚战转变的过程中。部队擅长打敌后小规模的游击战，但不擅长大兵团的运动战、攻坚战、歼灭战。我军指挥人员对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针与国民党交战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尊重这些客观情况，制订出来的军事计划必然是要遭到失败的。

郑维山在《研究华北解放战争的浅见》一文中对于集宁战役有非常深刻的总结；“有的（如集宁）有指挥上的失误，但它给了我们极为宝贵的经验，使我们对敌我力量有了清醒的认识，引起我们对作战指导思想的深刻反思，这正是它的功绩。说到原因，即非战术的某些失误所致，也绝对不是部队不能打，而是任务超过了实力，期望超过了可能的必然结果。具体地说，内战爆发之前，在确保基本战略根据地的同时，我军没有一役夺取绥远全境，歼灭傅顽全部的能力。在内战之初，我军也不具备立即夺取„三路四城‟的实力，勉强去打不会有使人满意的结果。”[1]正如这段总结所说，当时我军的在华北如此，在全国的情况亦是如此。

这一系列的失败造成了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但通过对这些失败的总结，也给我军广大的指战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首先，这一系列战役证明，我军是有能力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其次，通过对这些失利的总结，全军意识到必须坚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军事方针，必须坚持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思想。大同集宁战役后不久，中央军委就彻底调整了原有的军事方针，先后发布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2]以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3]等数个的指示。晋察冀军区也改变原来“寸土不失、针锋相对”[4]的策略，认识到“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身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抛弃”。[5]特别是在1946年10月1日中央对于解放战争初期《三个月的总结》[6]一文中，全面总结了前一段时间战争的经验教训：首先指出前一段的战斗表面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上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我军一定可以战胜国民党；在实际上否定了此前中央关于外线出击的进攻计划和短期内结束战争的错误思想，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军处在战略防御的阶段；放弃了原来以城镇为中心的作战思想，指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是我军获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再次强调了集中优势兵力、开展练兵以及发动群众的重要性。这份重要的总结，全面修正了此前中央有关外线出击的错误方针，统一了全军的思想，指出了我军胜利的希望和方法。在调整了军事方针后，我军主动放弃了一些城市，例如张家口、承德、延安等地，转而寻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国民党则因为这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坚定了对于原有作战方针的信心，结果大量野战部队不得不浪费在对于占领城镇的守卫当中，机动兵力日益减少，战略主动权逐渐转移到了我军手中。这应当就是大同集宁等解放战争初期的一系列战役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最大的意义所在。国民党方面参战部队及主官：

第十二战区：

司令长官：傅作义

副司令长官：马占山、邓宝珊、刘多荃

暂编第三军（暂十一师、暂十七师、）：

军长：董其武

暂十一师：

师长：杨维垣

暂十七师：

师长：朱大纯

第三十五军（第一〇一师、新三十一师、新三十二师）

军长：鲁英麟

第一〇一师：

师长：郭景云

新三十一师：

师长：安春山

新三十二师：

师长：李铭鼎

骑兵第一总队：

队长：门树槐

骑兵第十四总队：

队长：陈秉义

新编骑兵第四师

师长：刘春方

骑兵保安师：

师长：鄂友三

中共方面：

大同集宁战役前线指挥部

司令员：张宗逊 政委：罗瑞卿 副司令员：杨成武

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团、第三五八旅、骑兵旅）

独立第一旅（辖第二、三十五、七一四团）：

旅 长：王尚荣 政 委：朱照辉 独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团：

团 长：兴 中 政 委：钟生益

第三五八旅（辖第五、六、八团）：

旅 长：黄新廷 政 委：余秋里

骑兵旅：

旅 长：康健民 政 委：王再兴

绥蒙军区（第七团、第九团、军区警卫营、独立骑兵团）：

司令员：姚 喆 政 委：高克林

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四旅、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军区教导旅）

第一纵队（辖第一、二旅）

司令员：杨得志 政 委：苏振华

第二纵队第四旅（肖克带队）：

旅 长：肖应棠 政 委：龙道权

第四纵队(军区教导旅、第十一旅)：

司令员：陈正湘 政 委：胡耀邦

第十一旅：

旅 长：陈仿仁 政 委：黄文明

军区教导旅：

旅 长：李 湘 政 委：张明河（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