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笑着受贿哭着认罪等现象的十点思考
对笑着受贿哭着认罪等现象的十点思考
笔者对49起受贿犯罪贪官忏悔录进行归纳，得出其进行受贿犯罪最常见原因（心理）有：侥幸心理、贪欲、心态失衡、升迁无望、居功自傲、拒绝监督、不懂法律、交友不慎、生活腐化、因家人（妻儿）而犯罪。值得注意的是：支配贪官实施受贿犯罪的心理并非一种，而是几种心理交叉作用，本文为论述方便,仅阐述犯罪人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因侥幸而受贿
一般来说,受贿犯罪人对自己受贿行为及其后果都要加以考虑：犯罪得逞后的快感，犯罪得逞带来的后果以及对刑罚的畏惧和道德良心的谴责等，都使受贿犯罪人产生复杂的动机斗争；在动机斗争过程下，这类人心理明显地不安，于是寻找种种“合理化”的理由为自己进行辩解和自我安慰，以减少和解脱心理压力:如①“只有你知我知”为自己辩解。如广西钦州原市委书记俞芳林忏悔道：“我想，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他不说我不讲，又有谁会知道呢？”②“下不为例”辩解。如工行福建华安县支行原行长李金鹏在《心存侥幸是自欺欺人》一文中写道：“1000元小意思”，那时我哪里敢要？“下不为例”就收下了。由于第一次收钱没被发现，接下来几次也没被发现，我的胆子也就大了”；③送钱人不会出卖自己。如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其悔罪书《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写道：“我认为给自己送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属干部和朋友，不会出卖自己”；④阿Q心理“别人能收我也能收”。四川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副局长陈昌立忏悔道：“对 1万元现金意味着什么，十分清楚，当时我脑子里斗争十分激烈，曾想到党纪国法，想到手铐、牢房，也想到道德良知，更想到的是社会上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掷千金的大款，在取舍之间权衡，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终
钱实实在在地拿在手里，它的诱惑使我忘记组织原则和党纪国法。我内心也在为自己辩解，反正社会风气如此，收钱的又不止我一个人。从此，就迈进了泥潭不能自拔。”从犯罪学来说，上述四种心理就是侥幸心理，它是指犯罪人对自己能够逃避法律追究的自信想象或可能逃避法律制裁的赌注心理，它是有很强的腐蚀性和传染力的心理病菌，是突破思想防线的杀手，是导致犯罪的祸根。就受贿犯罪而言,犯罪人多数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对自己职务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相当熟悉，但是其物欲动机在以权谋私等心理驱动下变得十分强烈，以致把反对动机（自尊、恐惧、名誉等）压抑下去。
客观地讲,犯罪人之所以敢笑着受贿,是因为有一定的根源的。即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反腐体系尚不健全，惩防并举的反腐机制尚未形成。具体地讲有以下四点原因：①由于预防机制的缺失，国家在反腐工作中基本上实行的是事后惩处的办法。有关部门获取腐败案件的线索，除了在案件查处过程中被“拔出萝卜带出泥”外，大部分仍需要依靠很不规范的群众举报，而且这种举报基本取决于群众对内情的了解和个人的意愿。在此情况下，犯罪人自然认为只要交易秘密，就会平安无事。有的受贿犯罪人在受贿过程中还坚守“办不成的事不收”等“几不收”原则，采取种种隐蔽的手段，千方百计进行自我保护，以进一步加大“保险系数”，认为交易隐蔽不会查到自己头上，这是侥幸心理存在的第一个根源；②职务犯罪人大都拥有自己的“保护伞”，以求得对自己犯罪行为的保护。如薛玉泉所说“就是有点风吹草动，上边也会有人罩着”，加之有些部门监督机制的缺位，更是加大了案件查处的难度。“伸手必被捉”毕竟还不是“伸手‘即’被捉”，对“伸手”者的查处往往会有一个过程。贪官潜伏期长，这是他们心存侥幸的原因之二。③ “犯罪黑数”（指虽已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予记载的犯罪数量，也即实际发生的犯罪与被追究的犯罪之间的差数）的不断攀升和大量存在，贪官被查处概率偏低，且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导致了刑事制裁威慑力的绝对弱化和
（贪官选择的侥幸心理与犯罪黑数的数量成正比例关系，即犯罪黑数的数量越小，预期风险就越大，则犯罪的侥幸心理越弱；犯罪黑数的数量越大，预期风险就越小，则犯罪的侥幸心理越强），这是其心存侥幸的原因之三。④现实实践中“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不正常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职务犯罪人的“侥幸心理”。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支撑上述侥幸心理的基础仍不牢固：一是凭什么相信“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骗人的鬼话，要想不留痕迹是不可能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正如陈毅诗中所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二是表面上给你送金钱，实际是送毒药、送炸药、送手铐。明白一个道理：用金钱来换权的那些人，就是不法利益最大化追求者，一旦案发，就会主动立功争取依法宽大处理，或支撑不住被动交代问题；三是人不能因小失大，不能贪一时之利，带来终身之悔。一定要算清一笔明白帐，计算腐败的成本：犯罪后名誉、前途、后半生自由均被剥夺、家庭遭受打击、子女前途受影响），腐败的确不划算。
二、因贪欲而受贿
因贪欲而受贿的典型便是江苏省宿迁市原市委常委曾鸿翔，其忏悔道：“刚开始接受他人的钱财，也感到烫手，知道这是违法违纪，但是贪婪、敛财的邪念战胜了理智，把砒霜当成了冰糖。”类似的还有江苏省扬州副市长戎文凤、山东第一贪官潘广田。这些人认为，社会今后将以占有资本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于是不择手段地捞钱。笔者认为贪欲害处有四“害党、害民、害人、害己”：一是损害党的光辉形象。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不仅败坏
而且给党的光辉形象抹黑；二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少数党员干部因贪不义之财而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交易，从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三是葬送个人的政治前途；四是危害家庭。贪财好色，难免牵累家人，甚至一人贪导致全家贪，原本好端端的家庭，终被贪欲所吞噬。大贪官李乘龙身陷囹圄后写了一首忏悔诗：“钱遮眼睛头发昏，官迷心窍人沉沦。只因留恋名利地，终究成为犯罪身。功名利禄如粪土，富贵荣华似浮云。如君能出赍赦手，脱胎换骨重卧薪。”但悔之晚矣，“眼前有余忘缩手，身后无路想回头。”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永远要记住自己的公仆身份，只要你计算个人成本，最后的结果就完全可能是自己出局。搞腐败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付出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人完全不值得为钱财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正如因受贿而被判死刑的厅级干部蒋艳萍感慨道：“世界各国的旅游胜地都可不去，但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去。一是去贫困地区，看看那些辛苦一年赚不到几百块钱的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以提醒自己要时刻记住知足常乐；二是去火葬场看看，人死方知万事空，以提醒自己不该去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三是去监狱看看，以提醒自己珍惜人生最大的财富——自由。
三、因心态失衡而受贿
因心态失衡而受贿的典型是江苏省扬州市原副市长戎文凤，其在《我放纵了私欲的滋长》文中忏悔道：“我认为自己长期在政府工作，节奏快，负荷重，很辛苦，而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报酬不成正比，分配不公。”类似的还有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公司的一把手毕玉玺：“从县长调到交通局任副局长心里产生了不平衡，看看人家本县的一些正职调到市里基本都安排了正职，或提拔工作，我就产生了组织对我不公平的思想，我老觉得组织
”因“跑官买官进班房，昔日劳模变囚徒”的海口工商局振东分局原副局长吴岩忏悔道：看到很多同龄朋友不声不响地都发了大财，开豪华车，住花园别墅，而自己虽然头上罩着许多光环，可生活一点没变。于是，我认为要想升官光有政治资本还不行，还得有人情资本，并萌生了“买官”的念头。
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地位观、权力观，不应把地位、权力看得太重，不被其所累。在目前社会分配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分配不公的现象确实存在，党政机关干部的收入同大款、老板收入相比的确偏少，但是不能仅向上看，还要向下看：多看看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苦老百姓！再说，部分大款、老板巨额非法所得是靠偷税、诈骗所得，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决不能去干违法犯罪之事；再向深处想：人要那么多钱干啥？够吃够花就行了。钱乃身外之物，死不能带走；最后：作为国家公务员，为国家和民众作出巨大贡献，人民群众永远不会忘记！须知人民群众的口碑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是那些大款、老板永远都得不到的。这样比就不会心理失衡了，也就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搞以权谋私的勾当。看来还是要淡泊名利地位、绷紧廉政这根弦，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
四、因升迁无望而受贿
因升迁无望而受贿的典型便是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欧阳松，其在《官居高位不自醒 身陷囹圄始觉悔》忏悔道：“组织上把我从市长岗位调到省工商局任职后，内心是有些想法的，认为自己在市里工作还是干出了一些成绩的，现在看来官阶到此为止，提拔已经无望，过几年就要退休，也应该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了。于是收受巨额贿赂。”类似的还有重庆合川市原卫生局长李廷云：“我感到政治上没有进步了，趁在位时挣点钱，让今
；原工行厦门分行行长叶季谌：“在努力工作的表面下，我对个人前景都感到深深的悲观—我在迷失目标、方向的情况下，革命意志迅速衰退，产生“为私”错误念头，遂被“糖衣炮弹”击倒。击中了我的要害，我默认了，于是收受了其中几个人的钱财，最终导致了身陷囹圄的悲剧下场。想给自己“留一片天地”，结果一误百误，悔之晚矣。”
笔者认为欧阳松、李廷云等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就是因为其没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和权力观，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追逐名利的手段。看来还是有必要加强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教育，教育党员时刻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教育党员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而非利用手中权力去捞取个人私利。同时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须加强对即将离任的领导干部的教育，使其正确对待个人进退，保持革命晚节，为党和人民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到永远忠诚老实、廉洁奉公。
五、因妻儿而受贿
因妻儿而犯罪的典型就是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执行死刑的原吉林省国际经济贸易开发公司原副总经理乔本平：“我在教育子女过程中过分溺爱孩子，甚至置国法于不顾。孩子要房子，我就用公款给他买房子；孩子要做生意，我就从公款中拿钱给他。对孩子的要求，我总是百分之百满足，完全不顾自己是不是在违法犯罪。” 因妻儿而犯罪的还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湖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马其伟等人。
从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看，有些不法之徒在腐蚀拉拢领导干部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往往迂回侧击，把进攻的目标瞄准领导干部的“后院”，企图从领导干部的配偶和子女身上打开缺口，通过走“公子路线”、“夫人路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家庭对个人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影响很大，没有一个廉洁的家庭，就难以确保有一个廉洁的领导。因此领导干部务必管好配偶子女。
六、因不懂法律而受贿
因不懂法律而犯罪的典型便是湖南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刘其业，其在《三罪并“罚” 泪洒黄昏路》文中忏悔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竟犯下了受贿、挪用公款和玩忽职守三大罪行。当时，一种委屈、冤枉的情绪袭上心头。我认为自己主观上还是为单位着想，是好心办了坏事，怎么能治我的罪呢？这时，管教警察给我送来了《刑法》。我反反复复对照看了好多遍，这才搞清楚自己确确实实是触犯了刑法。唉，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过去没有好好学法。在囹圄之中，我才深深地认识到，头脑里没有法纪观念这根弦，或者这根弦一旦松弛，走上犯罪道路是迟早的事。”因不懂法律而犯罪的还有山东第一贪官潘广田、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原负责人陆粤平等人。
不仅如此，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在分析领导干部违法犯罪的反省材料时发现，有81.4％的贪官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不懂法，并不足以成为减轻罪责的砝码。笔者认为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加强法律学习。如果缺少必要的法律修养，很容易好心为民办事，最后却把自己搭了进去。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每年都请法律专家授课，中央领导尚且如此，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就不能以忙为借口拒绝学习法律了。以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
“，部分职务犯罪人法庭上为自己辩解道：自己虽收钱，但未为行贿人谋取非法利益。其实不知，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信力，而且根据《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就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很显然，这里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只要求行为人承诺（默认）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
七、因交友不慎而受贿
因交友不慎而犯罪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湖北省黄石市原市长、市委书记陈家杰《一个个饭局铸成一节节锁链》：“ 吃别人的嘴短，拿别人的手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家巴结的不是我陈家杰本人，而是手中握有的实权，是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市长、市委书记。”工行湖南省分行原行长刘宜清忏悔道：“在商场上的那些所谓朋友没有一个不是冲着我的职位来的，而我却还以为这些朋友可交，结果在他们甜蜜蜜的迷魂汤中迷失了自我，成为他们摆布的一颗棋子。” 交友不慎还是山东第一贪官潘广田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随着职务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想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一开始请你吃饭、送点土特产，以后送贵重物品，最后到送钱。我这个贪欲也是由小到大，由简到繁。这些人送钱的目的是什么呢？大部分人可以说是为了利用你的权力，为他的目的，投一点鱼饵，钓一条大鱼，事实就是这样。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出于正常的感谢，但更多的是为了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就不惜(大把送钱)害得人家家破人亡。”
上述领导干部交友不慎，傍大款、靠老板，哥们义气超过了党的原则，最终吃了大亏。胡长清在临死前说了一句话：“交朋友糟蹋了我的一生。”此话道出了交友不慎是其犯罪的重要原因。包工头、“大款”主动与你交朋友，大都并不是尊重你的人品和才干，而是看中了你手中的权，如果你一不谨慎，与他们交了朋友，从接受了他们第一次“帮助”之时，他们就已经为你铺设了一条通往监狱或通向刑场之路。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说：“选择朋友一定要谨慎!地道的自私自利，会戴上友谊的假面具，却又设好陷阱来坑你。”就象赖昌星说的：“不怕什么规章制度，就怕领导干部没有爱好兴趣。”为此，领导干部头脑要特别清醒，交友要特别谨慎，警惕戴上友谊、志趣的假面具，否则兴趣爱好就成为心术不正之人腐蚀领导干部的最佳突破口。笔者认为必须树立确立正确的交往观、择友观，从思想上把好关口。要选择结交人格高尚、守信用、有共同理想和志向的同志，选择结交求真务实、不唯虚、踏实肯干的同志，选择结交在你有难、有错时，能够真心实意帮你，诚心诚意开导甚至尖锐批评你的同志。要提高鉴别力，主动与不可交的人划清界限。真正的朋友无需酒场上的吃吃喝喝，也没必要形式上的亲亲热热；要始终保持高雅的格调，在交往中把握自己，做到守好规矩、树好形象。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知心朋友的关系并不是靠利益来维系的。
八、因拒绝监督而受贿
因拒绝监督而犯罪的典型莫过于江苏省徐州市物资集团原总经理、党委书记傅厚刚了，拒绝监督的他曾扬言取消公司纪委：“的确有一些同志提醒过我，也有同志在相关问题上提出反对意见，当时的我不仅听不进这些好言忠告，反而对他们极为不满，认为他们是跟我过不去。” 类似的还有江苏省宿迁市原市委常委曾鸿翔：“十多年的领导岗位经历，我既不接受组织的监督，又不加强自我约束。自从当了一把手，开会一言堂，表态一个音，听不得批
子成员提醒过，老干部告诫过，群众也有议论，自己就是听不进去。我是一个既不自律，又没有很好接受他律的典型。”
上述问题的出现表明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问题是傅厚刚、曾鸿翔们为什么能够拒绝监督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贪官手中拥有拒绝监督的权力。正如已经被枪决的胡长清在“自供状”中说的那样，“我当上副省长后，就好像小猫关进牛圈里，天马行空，来去自由”。对于高级领导干部，同级的纪委和监察部门往往难以起到监督作用。对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缺乏应有力度、足够的经验和勇气，这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其虚心纳谏、闻过则喜，可行的办法是剥夺了其手中拒绝监督的权力，让其无权、无法、无力拒绝监督。那么，如何剥夺官员拒绝监督的权力呢？可行的措施有三：一是官员头上的“乌纱”由人民来决定，即“上级任命制”改为“人民票决制”，将监督官员的权力变为“杀手锏”。二是从制度设计上真正能保证执纪执法单位公正执纪、执法，而不是成为官员拒绝监督的“工具”。三是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使媒体成为那些拒绝监督、恣意妄为之官员的“天敌”。
作为领导干部，应明白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自觉接受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同时必须增强自我监督意识。要把好“自己”这第一关，“灯红酒绿不迷眼，不义之财不伸手”。千万不能等别人来监督自己、法律来制裁自己的时候才后悔没有做好自我监督。
九、因生活腐化而受贿
因生活腐化而犯罪的典型就是江苏省徐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张华：“随着地位的变化、职务的升迁，我在思想上开始放纵自己，追求享乐的心态也随之萌生。1995年下半年，我发生了婚外恋。只要有机会，我就带情人出去吃喝玩乐。在思想霉菌的作用下，我的灵魂发生了病变。上班时，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下班后，我却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思想的霉菌一旦产生，就会一天天扩散，不断侵蚀肌体，最终腐败变质。”
腐败犯罪者大多是从自我放纵开始的，贪恋美色，搞权色交易必然发展到钱色交易、权钱交易。可以说，大凡搞权色交易的，一般都会出现经济问题。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要时刻检讨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情感，经得起美色的考验，切实懂得“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的道理。生活作风不是小事。在生活作风上把住了关，也能防止经济上和政治上犯错误。
十、因居功自傲而受贿
因居功自傲而犯罪的典型就是湖北兴化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佃国炎：“认为是我把一个小小的兴化公司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办成了一个由国家控股、知名度很高的大型股份制企业。在公司内部，我的作风开始专横起来，听不得不同意见，一个人说了算。”江苏省无锡市某工程总公司原总经理陆惠丰在《第一次受贿，我就把灵魂出卖了》忏悔道：在功劳荣誉和地位面前，我开始不能自制，感到自己了不起，领导和同事们的一些善意忠告逐渐听不进去了，工作方式也越来越粗暴，工作决策主观臆断。见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想方设法地接
笔者认为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都不能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当特殊党员、做特殊干部：要知道自己取得的成绩固然与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更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基层一线群众奋斗；要纠正在遵纪守法问题上的各种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不断反思自己，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做到慎独、慎微、慎权、慎欲、慎终，自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用党纪国法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管住自己的头，不要想不该想的事；管住自己的嘴，不吃不该吃的饭；管住自己的手，不拿不该拿的钱；管住自己的脚，不到不该到的地方。不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不随波逐流。
余 论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上述活生生的案例值得借鉴和反思。最后笔者提两点忠告：
一是珍惜自由。仕途得意、踌躇满志之时，很多人总认为权力、金钱就是幸福，并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论他官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政绩多么突出，只要敢以身试法，法律不会放过他，都将绳之以法。而一旦被关进看守所或监狱，就深深感悟到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自由。建议多去看守所或监狱看看。
二是切勿迈出走向悬崖的第一步。从慕绥新逢年过节“从最初接收礼物觉得理亏心虚，到一次收受10万美金觉得心安理得”；从成克杰逢年过节“从最初在家收些烟酒，发展到
带着小孙子走遍广西全境向各级官员索要压岁红包”；从胡长清逢年过节“从最初躲在宾馆里偷偷吃喝嫖赌，到后来堕落为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胡办事”。这些都不难看出贪官落马的轨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由最初欲望缺口，到最后欲壑难填，中间或长或短，或许要经历一段时间。但是，只要缺口已被打开，哪怕当初仅小如“蚁穴”，如果不及时察觉和修补，最后就难免导致“千里长堤，溃于蚁穴”。
“小洞不补，大洞受苦”。这句俗语蕴涵的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却往往被有些自认为聪明的人所忽视。这些朴素的话语还被犯罪学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受贿就像吸毒易成隐，一旦有第一次，就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犯罪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强、非法欲望更强烈、作案经验更加成熟、丰富；而一旦达到动力定型的程度，即使想改也非常困难。最近四川省踺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忏悔道：“一个个体老板从我办公室离开时，送给我50万元。我当时看着钱腿都发抖，这个老板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三哥你别怕,打死我也不会说,慢慢地收钱就成为一种习惯。”
（作者单位：河南省驻马店市纪委）
第二篇：对城管现象的思考
对城管执法乱象的思考
在城市管理执法中，执法人员与被执法者的冲突屡屡发生，城市管理执法陷入了城管暴力执法与百姓暴力抗法的怪圈中。随着城管执法中冲突的升级这一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所以改善城管与被执法者的关系，推行文明执法对于构建和谐文明的城市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城管执法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起源于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它把原来分属于环保、环卫规划、工商等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全部或部分集中于一个机构，即把一些职能部门所拥有的管理权、审批权和处罚权中的处罚权分割出来，以履行城市管理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职责，完成对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任务。
城管执法以来对于城市的综合管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是由于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起步晚，相关法律不健全，城管执法人员素质普遍不高，队伍建设不成熟，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导致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加上目前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滥用职权、执法违法、随意收费、任意罚款、以权谋私、作风粗暴、态度蛮横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民众对城管群体不满。
城管的暴力执法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表现在：
1、加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暴力执法，会带来暴力抗法。由于城管执法的对象主要是下岗工人、无业市民和农民等为生计而从事“违法”经营的摊点商贩，这些人一般素质较低，且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所以暴力执法的直接逻辑结果便是暴力抗法，以及社会大众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不满甚至愤懑。这种以暴制暴的执法方式，一方面会导致执法对象的暴力抗法，引发一系列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另一方面，会引起全社会对城管部门执法工作的不支持，给执法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这将严重威胁一个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发展。
2、削弱法律权威，损害政府形象。城管本是相关法规的捍卫者，是国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执法者，然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犯法，野蛮执法偏离正常轨道，有悖于国家相关的法律精神，这会削弱城管在执法中的法律权威。同时城管是代表政府进行城市管理的执法，在执法中的不当行为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影响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城管执法出现如此多问题的原因在于：
城管执法制度上的缺失是根源首先城管执法制度使城管处于不利的地位。城管执法行使的是一种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由城管局统一行使若干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有关行政机关则不再行驶相关职权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要求，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对城管执法机关履行职责的活动，原来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但是在实际的城管执法过程中，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原归属其管辖的违法现象不闻不问，市城管执法得不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城管执法制度使城管执法既处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又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线。使得执法者既要直接面对被执法对象并行使自由裁量权，又成为裁量结果的直接实施者。既开罚单又当面索要罚款的执法方式在程序上存在不合理性，不利于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城管执法制度的相关法规不健全，虽然城管队伍经历了13年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仍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的法律文件产生。除法律缺失外，城管执法更没有规范的执法程序可以遵循，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随意性，自主性很大，执法过程难以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此外针对城管执法的相关监督机制没有建立，使得执法过程中超越法律范围的事时有发生。
执法主体不文明是主观原因，由于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起步较晚，执法队伍在构成上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培训，少数执法人员的个体素质与执法要求差距较大。另外，部分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公仆意识差，执法观念不强，作风纪律松懈，甚至作风霸道。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城管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许多城管执法人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制止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屡屡发生。城管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是激化城管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间的矛盾，导致暴力执法的主观原因。
执法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是可观原因由于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起步较晚，执法队伍在构成上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培训，少数执法人员的个体素质与执法要求差距较大。另外，部分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公仆意识差，执法观念不强，作风纪律松懈，甚至作风霸道。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城管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许多城管执法人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制止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屡屡发生。城管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是激化城管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间的矛盾，导致暴力执法的主观原因。
分析上述原因，要解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1、转变城管执法理念现代城市管理的目标是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当人们的需求与城市管理的要求想矛盾时“人的需求”应放在第一位，实现“人性化”管理。城市管理既要体现对强者的肯定，又要对弱者进行有效的照顾和关怀，既要满足城市管理秩序的要求，也要满足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体现和谐社会的宽容精神，以人为本，树立市民主体的观念。城管部门要从原有的不文明执法中吸取经验，转变城管执法的理念，成为为人民服务，为弱势群体解决实际困难的好公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就体现为从“只堵不疏”到“堵疏结合”，为城管相对人谋出路。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百姓需求是政府的责任，而照顾社会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更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只有政策引导得当，城管执法相对人才会选择合作守法的生活方式。以在个城市普遍出现的夜排档为例，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可以根据市民需要，指定时间、地点经营，为流动商贩向坐商转化提供条件。而在一些小城镇，可以在城郊威震写分散在城市中心商贩建立集中经营的场所，既可以减少与流动商贩“打游击”，美化市容，又可以是商贩们的生计问题得到解决，并满足市民的需求，融洽市民与政府的关系。
2、完善城管执法相关法规，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依据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的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城管相对人更大的认同。同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使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具体的处罚标准，压缩自由裁量权弹性，避免出现随意收费、任意罚款、滥用职权的“城管现象”，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质量和水平。另外，城管执法行使执法权，不仅要严格遵守实体法，而且要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法。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在实体合法的基础上重视程序，才能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公正、合理，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有一套切实合理的程序可循。如调查取证制度、公开制度、公正制度、回避制度、时效制度、听证制度、辩论制度、审查决定制度、处罚决定备案制度等，并用有关监督力量保障各项制度规范化运行。城管执法机关要确定一套具体且有操作性的行政执法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如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中的易程序应遵循的实施步骤表明身份、指出违法事实，说明处罚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权利；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制作笔录，填写处罚决定书，交付处罚决定书，备案。
3、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城市管理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录用管理人员必须要严格要求，让高素质的人员进入城管队伍，把不合格的人员及时清理，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加强执法人员的自制通过思想教育纠正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4、加强城管执法的宣传，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识是实现城市管理制度化的文化基础，因此必须重视市民的法制教育，增强城管法制意识，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让群众了解城管执法，支持城管执法。
通过采取转变城管执法理念、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体现执法相对人和公众的权益、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城管执法中的运用、完善城管执法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设等对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执法走出困境。
第三篇：对企业迁移现象的思考
对企业迁移现象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等资源环境差异的存在和企业内在的逐利本性，决定企业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企业也是如此，总是向着更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迁移。当前，长三角企业跨区域迁移情况日趋增多，不少企业在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自身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不满足于当地的发展，纷纷走出家门，到异地投资建立新的企业。这种企业迁移是企业发展与成长过程中对资源要素、市场、环境等做出的一种综合选择。正确分析企业迁移动因，把握各地企业迁移趋势，对促进我县招商引资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据浙江省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对浙江部分迁移企业专项调查显示:在调查的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浙、沪、苏两省一市企业的互相迁移数要占到41.3%。在196家浙江外迁的企业中，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3%，迁到江苏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13.3%；而在省外迁入浙江的150家企业中，上海迁浙企业占16.7%，江苏迁浙企业占10.7%。迁移类型也因迁入地的不同而形式多样：浙江企业在选择上海作为迁入地的时候，迁移的类型较多，除扩张性迁移外，研发基地迁移、总部迁移、整体迁移和生产基地迁移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浙江迁苏企业的迁移类型则比较单一，89.3%的企业的迁移方式为投资办厂。而上海和江苏迁移到浙江的企 业，也几乎涉及各种迁移类型。上海迁浙企业主要是投资办厂和生产基地迁移，比例各占42.3%，也有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到浙江的，所占比例较小；江苏迁浙企业除投资办厂占50%外，生产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各占18.8%。浙、沪、苏企业迁移的动机和对迁移因素的关注并不完全相同，除对土地资源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优惠政策表现出共同的关注外，浙企迁入上海，其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迁移改变企业的区位条件，以达到充分利用上海的信息、人才、产业等优势并借此提升企业形象；浙企迁入江苏，考虑较多的是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而江苏在电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供应上则比浙江相对充裕；上海、江苏企业迁入浙江，其迁移动机既有对浙江区位优势的关注，也有被浙江的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和市场规模较大的特点所吸引。调查还显示：浙江外迁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如温州以生产阀门、水泵、电机、塑料编织、皮革加工、汽车配件、服装及印刷业企业外迁为主；台州外迁企业也主要集中在医药化工、塑料制品、食品、纺织、模具、泵业、工艺品、汽车配件业等。
企业迁移不管存有多少种理由，但最根本的是利益的驱使，在其表象下主要有三种动因。一是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谋求企业进一步发展。在日益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是企业的必然选择。有的企业通过区域改变来寻求更大的市场；有的企业通过区域改变来降低或节约商务成本以实现效益的提高； 有的企业通过区域改变来解决其发展速度与当地资源承载力的矛盾；有的企业通过区域改变来改善企业所处的软环境；也有的企业是为了短期优惠条件而实现区域改变等等。尽管不同企业其迁移的直接原因不完全一致，但其根本内在动因都是通过企业所宁波杉杉集团把企业总部迁到在区域的改变来谋求更大的发展。上海，吉利集团总部迁移到杭州，就是缓解迁移之前影响企业发展的技术、资金等瓶颈。二是政府间招商力度、优惠政策的不同。在市场经济和现行财政体制条件下，财政分权迫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一方面，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入以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迁入。这种政府之间竞争的愈演愈烈加快了企业迁移的步伐。三是改变企业发展经营软环境。对企业来说，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首要目的，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生产经营软环境也是决定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因素。企业认为办企业“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痛的是检查、最反感的是三乱”。追求良好的投资经营软环境，也一直是企业所求。
从有关方面调查情况来看，上海的投资环境无论在软环境还是硬环境方面整体均要优于浙江和江苏，颇具“龙头”风范；浙江的投资环境在两省一市中处中游水平，综合投资环境好于江苏，在市场潜力、生态环境保护及政府部门的公正公平廉洁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江苏的投资环境与浙江相比互有长短，在土地供应、电力供应和原材料供应等要素市场及城市交通状况方面江苏要 优于浙江。正确认识二省一市投资环境的优势和劣势，对更好发挥和提升我县的比较优势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前，国内外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而投资环境的竞争已经成为引资的关键，当企业对某地投资环境不满意，或者投资环境降低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及发展预期时，它就会很方便地选择迁移，即“用脚投票”。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商务成本、施政成本的不断降低，才能留住本地企业，吸引更多外来的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因此面对各地企业的频繁迁移,我们应当抢抓机遇,借助已有的区位优势,找准和充分发挥我县的比较优势，要不断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外来资本、技术和人才提供畅通的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完善法治，加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尊重市场经济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等。要遵循“软环境孵化市场平台，硬环境催生产业系统”的原理，在“政府归位”、构建现代化的投资硬环境、人才队伍建设、建立诚信、公平的市场秩序等方面入手，实现商务成本的最低化。一是要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在全县形成合力招商氛围。招商引资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全县上下下、方方面面，无论论哪个环节出问题或差错，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招商引资，要进一步营造“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人人都为企业服务”的良好氛围。二是要积极创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合力扶工、促进企业加快发展。建议一方面应严格执行有关优惠政策，增强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为企业服务，为发展区域经济服务的思想理念，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在强化服务上狠下功夫，努力开掘服务深度，打造自己的服务品牌，推行“保姆式服务”“一站式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营造优质高效、健康有序的投资软环境。三要进一步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园区的管理与服务水平，努力探索多种行之有效的园区管理模式。将管理园区转化为发展园区、服务园区、经营园区的理念上来，将园区部分行政职能公司化，真正使园区成为适宜于企业创业发展的平台。
长兴县发改委综合科
2005年6月24日
第四篇：对青少年犯罪现象激增的思考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年龄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约有3.67亿，可以这样说，青少年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平等情况，不仅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且对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
前途与未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青少年犯罪是社会的一面特殊镜子，不仅能反映某一社会人们的文化，道德素养以及精神面貌，而且能暴露社会某些方面的弊病与问题。
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18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上升了120%，14岁以下青少年犯罪大致上升了280%。十四岁至十五岁的青少年犯罪率占全部总数的四成四。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重特大案件中，每1000件里有30件是青少年所为。青少年犯罪呈现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趋势，而且还表现出低龄化、团伙化、成人化、智能化、凶残化等新的犯罪特点。
离14岁差两个月的少年莫某知道自己不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龄，竟然有恃无恐，在短短的十五天内持刀两次伤人。法律不能制裁他，派出所拿他没办法，家长管不了他，学校也无能为力。这是刊登在今年7月16日《南国都市报》的一篇报道。另一报道则说上海一未成年犯，作案时用螺丝刀从头部将受害者扎死，后用菜刀将其头颅切下。四川一未成年犯作案时从背后对自已的老师疯砍20多刀。这些青少年严重的暴力犯罪，对受害人的伤害程度丝毫不逊于成年人犯罪。为什么他们的犯罪手段如此狠辣，这让许多成年人听后都心惊胆寒。为什么他们非要置人于死地？这种情况的出现，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惩治力度过轻，由于过分强调对青少年的保护（其实是对犯罪的青少年的保护），导致法律上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罚过轻，司法实践中量刑过轻。这些犯罪分子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却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客观上对青少年犯罪起到了纵容的效果，这样造成法律威慑力不足，有些犯罪分子就由此而敢于犯罪，无法无天。将那些严重犯罪的青少年给予严惩，而耽误他们个人的青春；和纵容他们，而导致更多的青少年无视法律，或者更多的公众受到犯罪的伤害相比而言，哪个更合算，答案显而易见。
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国法律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了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不管危害后果多么严重，都不承担刑事责任；第二，相对负责年龄阶段的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8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q####j、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负刑事责任；第三，从宽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实施了犯罪且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在网上，引来万张跟帖的另一则新闻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黑龙江省13岁的男孩赵某强暴了同村14岁的女孩，赵由于“未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很快被释放。随后，赵夜闯该女孩家，当着女孩的面狂砍19刀将其母残忍杀害。而根据法律规定，赵的杀人行为同样不负刑事责任。面对类似这样不满14岁的少年故意行凶，法律是否只能徒叹奈何？
笔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应该适当降低。主要理由是：一，据初步测算，现在人的发育比20年前至少提前了2－3年，法律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二，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都比较低，就笔者了解到的如法国为13周岁、加拿大、荷兰、匈牙利、丹麦、希腊、印度六个国家为12周岁，墨西哥为9周岁；三，倘若不能及时对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进行矫正，法律惩戒的缺位将使他们有恃无恐，继续进行犯罪，从而导致其未来人生的扭曲，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在13岁男孩赵某实施q####j后，倘若得到法律惩戒措施的矫正，杀人的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这时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法律惩戒缺位（不能判刑，甚至也不能拘留和收容教养）所遗留下来的空白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现象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
当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一件大事，司法部门应当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全面地调查、分析，从医学、法学、生理学、教育学等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在完善法律的同时，预防青少年犯罪就成为当务之急。目前，青少年犯罪的盲目性和随机性有所增大，给预防和制止青少年犯罪增加了很大难度。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影响，缺乏家庭温暖和必要的管束、好奇心强、善于模仿、自控能力差等，都可能成为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因此，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正确的家庭教育是防止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方法。正如所罗门所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7月18日，《新疆都市报》刊发了一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报道――《一对白发老人惨死在亲孙子棒下》。17岁的孙子为了锁在柜子里的2000元钱，向91岁的爷爷和78岁的奶奶举起了木棒，这个少年棒打两位老人后，“担心奶奶爷爷没有死”，“又用脚在老人的胸腔部位踩踏……”两位老人身亡后，少年若无其事的背起书包上学去了。残忍无情，泯灭良知。从少年的身上笔者只看到了人性善良之灯已暗淡无光，这一切都源于他对生命的漠视，对亲情的残酷。
为什么他会向奄奄一息的两位老人再次出手？为什么他非要置人于死地？从报道的只字片语中笔者抓到端倪，少年的父亲每每与妻子吵闹时，总会高喊“如果离了，就杀你全家”。想不到的是恼怒之语竟一夜成真。这种尖锐的攻击性语言，专家称之为语言暴力，他既发生于夫妻之间，也出现在父母和孩子之中，尽管报道中父亲的怒火是冲着妻子来得，但是就像是吸入二手烟一样，孩子纯洁的心灵也会留下深深的烙印，语言暴力非常可怕，尤其对一个身心正不断发展的少年来说，它比身体的虐杀更有杀伤力。长期处于语言暴力的环境中，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孩子的心理健康会因此造成无法估量的创伤，而不断发展的人格也必然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更有甚者会出现自杀、自残等极端行为。
还有些家庭，希望子女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参加各类培训班，以求早早挖掘潜能。对于家长的良苦用心，笔者认为，过早的逼迫孩子学习过多技能，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和厌烦心理，甚至有可能扼杀孩子的潜能，可能会得不偿失。虽然孩子的早期经验对孩子今后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真正的早期教育应该从儿童的心理出发，这同时也是培养习惯教养的重要时机。不少青少年犯罪是由其心理疾病引起的，而又有大部分的心理疾病是小时候就埋下的隐患。家长重视“一切从娃娃抓起”的同时也要重视一切从自身出发，与孩子一起成长，多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多与孩子沟通，从而激发孩子的潜能。
悲剧已经发生，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避免悲剧再次上演。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刻不容缓。做家长的，不仅要带头讲文明用语，加强自律，遇事头脑冷静，对别人多些宽容，愤怒的时候“嘴下留情”，更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一个良好和睦家庭环境氛围，能够培养孩子正常健康的性格气质、人生观和道德观，可以有效的预防和制止青少年犯罪心理和行为产生。每个家庭、家长都要重在教子做人，同时要做好青少年自我防范教育，避免误入歧途。为了祖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第五篇：对几种日常教育现象的思考
对几种日常教育现象的思考
一
往年，在初一新生报到时，部分学校要偷偷摸摸地进行摸底考试，问其原因，回答是：“我们举行考试，不是为了分快慢班，而是为了均衡地分班”。似乎没有了考试，我们就不能分班？我曾经这样回答一位初中校长，小学校长都有办法进行分班，难道我们初中校长这点智慧没有？
现在想来，这位初中校长回答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往小里说，是长期的传统思维在左右着这位校长，或许，在这所学校多年的做法，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对的，难道习以为常的事情或做法就是对的吗？
往深里讲，就是就是这位校长缺乏一种自我反思，缺乏一种批判性思维来看待学校的常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教育行业的变革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我们似乎从这位校长的回答中看到了答案。
往大里讲，就是这位校长没有学过《义务教育法》，至少说没有认真学过。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校长连关于教育的法律、法规都不能遵守的话，那么还指望这些校长能担负起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与使命吗？
以上分析的是宏观方面。那么，从微观方面来讲，学校举行分班考试，可能会给学校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认为至少带来以下一些影响。
影响之一：误解了均衡的意义，认为分数相等是均衡分班，所以，均衡分班，就是各班平均成绩相等地分班。其实，学生的学业只是均衡的一小部分，因为，学生不仅要学业，更要成长。这对以后学生的评价、教师的评价以及班级的评价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影响之二：失去了学生的研究。学生的身体、心理、意志、兴趣、爱好、理想、道德、性格、认知方式、行为特点、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只有对这些研究的深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学生，才能更好地进行均衡地编班。其实，开学之前对学生的研究，是我们制定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各项工作的前提。
影响之三：浇灭了学习的热情。学校为了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一般来说，学校的摸底考试都不是简单的考试。本来学生兴冲冲地来到新学校，想有一个新的开始，未曾想一盆冷水浇了学生透心凉，这样的摸底考试能给学生的学习动力、学习热情带来怎样的影响，我无法估价。
影响之四：成为了教师的借口。学校一场考试，就可以简单地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于是学生带着这张标签开始其初中生活。本来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大最美的图画，但是正因为这张标签，学生学得不太理想，这个时候，教师往往不从自己教学方面找原因，反而责怪学生，是学生基础差造成的。
二
记得，原来在学校工作，有一位学生在回忆自己高中生活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失败的人生，从高一开始。这句话，现在看来，仍觉得有警醒之义。由于江苏的高考方案，使得学校三个年级有着三个不同的形态。
虽说高一年级是起始年级，但是其负担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有若干门课程要学，更为可怕的是，还没有进行热身即要求学生走向赛场。其次高二年级学生基本定向，无论是报考文科还是报考理科抑或是报告艺术类，但这些学生有一个迈不过去的坎，这就是“小高考”。最后高三年级是一个冲刺年级，整个年级都围绕着“考—教—学”展开，至于其他活动也都附属于“考”的帮凶，最大限度地“榨取”学生的“剩余价值”。
在这篇博文中，我想重点就高一学生的负担，谈谈我个人的想法。熟悉高中教学的同志都知道，高一学生负担重。那么，这里就需要追问，学生负担重究竟重在哪里？或许，只有搞明白学生负担重的原因，这样才能更好化解矛盾。我个人认为，高一学生负担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从学生的角度讲，这一阶段刚好是初高中的衔接阶段。前一阶段是学生的中考复习阶段，初中就那么点知识，经过大量的操练，最终转化为学生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学生的知识、心理、思想、能力等方面都还没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就懵懵懂懂地来到高中，学生不熟悉、老师不熟悉、环境不熟悉，于是就这样开始新的人生。有些学生适应能力强，一两个星期就能调节过来；有些学生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一两个月才能适应下来。当这些学生开始适应的时候，发现已经远远落后别人，奋力地拼争成为这些人的写照。
原因之二，从课程的角度讲，高一年级学生所学课程的多达15门以上（语数外，理化生，政史地，音体美，通用技术、信息技术和综合实践，这些课程还只是国家课程，并不包括校本课程），每门课程少则一本书，多则四五本，书包里边四五十本这只是一个底线。更何况，高一年级所学的内容是整个高中内容的一半，甚至高达三分之二。这样繁重的学习任务对于一个刚上高中的学生，简直是苦不堪言，更为糟糕的是，一步到位的思想在某些学校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对于学生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原因之三，从教师的角度讲，高一的教师队伍通常由这样几种人组成，一是没有教学经验的新教师；二是高
二、高三年级上不了的教师，三是从高三下来的自认为有经验的教师。这样的教师队伍组成，从一开始就意味着高一年级的教学是失败的，至少说是不成功的。所以说，有了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这三种教师当中，我和其他人有着不一样的看法，真正对学生造成伤害的并不是新教师，也不是多年不上高三的教师，相反则是那些长时间在高三教学的教师，因为他用高三教学的思维来看待高一年级，这就相当可怕。
原因之四，从学校的角度讲，高一年级谁都认为很重要，但没有一个人否认，这个年级离兑现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在高中校真正引起校领导们关注的则是那些能够刺激其兴奋点的高三年级。正由于这样的原因，高一年级就成了“姥姥不疼，亲娘不爱”的尴尬境界，因此，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管理上的问题，这个时候的隐患，都是潜在的定时炸弹，而且，设雷容易排雷难。这样一来，造成的后果就是把学校的教学生态搞乱了，也就失去了学校的育人功能。
三
本周二（8月20日）在市委党校召开全市普通高中教学工作会议。本次会议既是对去年这个时候召开的高三毕业班研讨会的传承，又是局领导要求召开高一年级全市工作会议，于是在思考会议的时候，就将这两个会议整合，重点讨论高中教学工作。
本来的会议设想就是对过去一年教学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然后就是全面部署新学年的教学工作。事实上，整个会议并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但有一点需要引起我们思考的，这就是高中教学工作总结与计划的撰写问题。
在下发会议通知中，要求全市所有高中撰写教学总结与计划，并将电子稿发送至我们基教处指定邮箱。当将这些电子稿整理之后，我仔细地阅读，越读越发现其中的问题越大。常州高中教育要想转型，就必须从粗放型发展走向集约型发展，从规模型发展走向内涵型发展，从同质型发展走向多样型发展，但是看完这些总结与计划后，心就凉了一大截。事实上，我们高中教育的发展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还要花更多的力气去转变，还要有更多的勇气与智慧去迎接挑战。
说实话，当看到这些总结与计划时，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们高中写出来的，真不敢恭维。我丝毫不怀疑这些高中撰写总结与计划的能力和水平，但是，从写出来的东西看来，唯一能够解释或自圆其说的则是这些高中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或者说，我们这些高中“做”是其长项，写则是其“短板”，更不说去进行“讲座”了。关于总结与计划，有很多种写法，但我比较推崇的则是以下的写法。
一是关于总结，有一个基本写法，这就是：过去一年做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引发了哪些变化？还存在怎样的问题？未来采取怎样的措施去解决？这样的总结是写“实”的，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学校教学工作的真实记录。然后，我们透过这些事情再来看其背后的思维、思想与思路。比如说，为什么要做这几件事，而不是哪几件事？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是基于原有问题的解决？还是基于新目标的引领？做这几件事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做这几件事？也就是说问题的解决策略问题以及做这几件事形成有哪些经验、程序或规则？如果这样去写的话，这就属于总结的高级写法。二是关于计划。首先是，有没有对上述总结进行回应？回应的是如何解决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学校的各项工作都不是从零开始的，都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进步与发展的。其次是，要做哪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最后是，如何判断这些事情已经做了，做得怎样？这其实还是和教学中一样“目标——策略——评估”。
江苏的高中课改已经进行了八年了，八年抗战都能取得胜利，但是八年的课改至于取得怎样的成绩？这很难说，因为美国哈佛大学的埃尔莫尔教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变革就像是一块又大又厚的橡皮，这块橡皮就不断拉长，改变着形状，看起来已经临近突破点，但就在那一霎那，它就突然有缩回到原来的样子，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而面对一场变革来说，课堂教学就是那个临界点，如果不能占领变革的最后这块前沿阵地，那么前面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劳无功。
前一阶段，习近平在湖北调研中指出，应对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我认为，对于高中教育也是如此。如果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待高中教育的话，学校的课程规划就犹如建筑的规划设计图，规划的品质高低直接影响着高中教育育人的质量。所以，全面构建学校的课程体系，是深入推进高中课程改革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常州高中教育高品质发展的有力举措。在美好的规划设计，倘若没有施工图的跟进，也是形同虚设。学校的教学计划就犹如建筑的施工图一样，所以，制定好学校的教学计划，是确保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之所在。否则，我们的教学就像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那么，这样的工程也只能是个豆腐渣工程了。
四
前一阶段，在单位里听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学生今年在新市民学校就读，升初中时被分配到了某一中学。该中学在做开学准备工作时，发现这个学生的学籍已经被注册了。经过学校询问，该生家长说，我孩子当时是在另一所初中就读，升初二年级时，学生成绩不理想，教师就说，这个孩子有多动症，先回家呆着，到时学校通知你。过了一段时间，学校通知这位家长来办理手续，作为家长在外地，不能赶过来，就随口说了一句，你们看着办吧！于是，这位学校就没有再通知这位学生，学校没有通知，家长于是就让这位学生在新市民学校就读。于是，上述情形发生了。
义务教育法明确要求，每位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巩固率是衡量一个区域义务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在优质均衡示范区建设，巩固率要达到99.9%，换句话说，1000个学生中只能有一个学生流失。当然，流失的原因多种多样，这里不再赘述。
学生离开一年，学校没有反应，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初中学校在关心什么？无论校长你在关心什么，但必须守住底线，这就是学校的巩固率问题、毕业率问题和合格率问题，当然还有那些学生能够带得走那些素养，并在学生服务社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那些诸如：善良、真诚、友爱、担当、奉献、热情、欣赏、梦想等等。我们学校承担不了，要将每个学生培养成社会的精英，但学校必须要有这样的责任和使命，这就是将学生培养成为他最好的自己，社会的合格公民。
所以说，初中教育是公民教育最好的一个事情，而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和尊严。当在青春期播下公民教育的种子，若干年之后，“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但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再谈论课程改革、队伍建设、学校文化、教学质量这些东西，又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呢？
今天上午，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段话，很受启发，现摘录下来，以作之尾。“一个人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人生，就是一段路，或长或短，或弯或直。要么，让身体硬朗地行走，要么，让灵魂高贵地云游。你能触及的，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是一种阅历。旅行，亲历各种不同的风景；读书，领悟各种不同的人生。只要在路上，光阴就不虚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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