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小企业高管请辞现象的财务思考

第一篇：对中小企业高管请辞现象的财务思考

对中小企业高管请辞现象的财务思考

学号：0963310236姓名：朱国俊

今年的前三个季度里两市已有近900位高管辞去职务，相比去年同期大增

1.25倍，尤其是二季度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三四名高管在“开溜”。以时间推断，今年第四季度股市将真正感受到这股离职潮的冲击。高管离职渐成风，这一现象也引起了热议。高管们大都以“夫妻两地分居”、“身体健康堪忧”、“参加董事会不方便”等原因作为辞职的理由，但很显然这只是他们为离去而给的借口。

究竟是什么促使了高管辞职呢？企业经营不善，使得高管引咎辞退；但追求短期利益促使相当一部分高管请辞。高管请辞意在减持套现。

按照相关规定，上市公司除实际控制人之外的发起人股东，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的十二个月。但为了限制上市公司高管减持，深交所规定，身为上市公司高管的股东，每年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得超过自身拥有数量的25%。高管们辞职，意在绕过监管层对上市公司高管们套现的规定，以达到提前兑现巨额财富的目的。中小板高管中曾经就存在为减持套现不惜辞职的案例。自然人胡美珍于2008年6月18日辞去延华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长职务，而在6个月“禁售期”过后，胡随即在2009年1月、2月期间将其持股的一半（537万股）予以急速抛售，之所以未全部抛空，原因在于其曾承诺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票的50%。而在第二轮解禁期过后，胡美珍在2009年12月和2010年1月期间再度出手减持。延华智能去年声明，胡美珍已将所有持股减持完毕，套现离场。可以料想，如果胡美珍仍在上市公司任职，每年均要受到“25%减持红线”的限制。而从目前仅1年时间即抛售一空的历程来看，其辞职的目的即是为了快速减持。

为了限制高管请辞，深交所于2010年11月4日发出通知，规定新股上市后6个月申报离职的高管，从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从第7个月到第12个月之间离职的，则12个月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但这一新规定并没有挡住高管辞职减持套现的趋势。现在的ST海龙，就在今年几乎将管理层全部“清洗”了一遍。

上市公司高管请辞减持套现势不可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首先，低廉的投资成本，高比例的持股配额，使得公司高管纷纷辞职套现以取得巨大的财富收入。很多股票市盈率很高，公司价值被高估，高管利用这一机会减持套现。2011年8月5日，大金重工董秘王军辞职，这是这家去年10月才上市的中小板公司三个月内的第二起高管辞职。去年年报显示，王军2008年4月开始在公司任职，去年年薪仅13.8万元，而持有的22.5万股股份，以最新收盘价25.84元计，达到581.4万元。其次，公司高管的职业道德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公司全体经过努力奋斗终于成功上市，高管们却在公司蒸蒸日上时选择离去，对企业造成巨大影响，其职业道德值得深思。最后，公司的优化激励机制受到了挑战。目前创业板公司股权规定与现行法规对高管辞职的约束较弱,应当加强对创业板高管辞职的管理,完善其股权激励机制,强化长期激励措施。

上市公司面对高管请辞，也当有相应的应对措施。

高管的辞职势必会对上市公司的管理结构造成影响，使得公司要经过一次大幅度的调整，费时费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也反映出高管们不看好公司的前景，进而影响中小股民的投资选择，最终影响到公司的股价。对此，上市公司，第一，要做到未雨绸缪，在选择自己的高管时要选择那些能与企业共同进退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二，加强对高管的激励，使他们在岗时能尽心尽力为公司服务，而不是想着怎样请辞怎样减持套现。第三，加强对高管辞职的约束与管理，与高管们签订某种形式的协议，如3年内不能单方请求离任（特殊情况除外）等，以限制高管得轻易离职。

第二篇：对城管现象的思考

对城管执法乱象的思考

在城市管理执法中，执法人员与被执法者的冲突屡屡发生，城市管理执法陷入了城管暴力执法与百姓暴力抗法的怪圈中。随着城管执法中冲突的升级这一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所以改善城管与被执法者的关系，推行文明执法对于构建和谐文明的城市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城管执法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起源于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该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它把原来分属于环保、环卫规划、工商等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全部或部分集中于一个机构，即把一些职能部门所拥有的管理权、审批权和处罚权中的处罚权分割出来，以履行城市管理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职责，完成对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任务。

城管执法以来对于城市的综合管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获得了一定的好评，但是由于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起步晚，相关法律不健全，城管执法人员素质普遍不高，队伍建设不成熟，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导致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加上目前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滥用职权、执法违法、随意收费、任意罚款、以权谋私、作风粗暴、态度蛮横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民众对城管群体不满。

城管的暴力执法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表现在：

1、加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暴力执法，会带来暴力抗法。由于城管执法的对象主要是下岗工人、无业市民和农民等为生计而从事“违法”经营的摊点商贩，这些人一般素质较低，且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所以暴力执法的直接逻辑结果便是暴力抗法，以及社会大众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对城管执法工作的不满甚至愤懑。这种以暴制暴的执法方式，一方面会导致执法对象的暴力抗法，引发一系列执法者与被执法者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另一方面，会引起全社会对城管部门执法工作的不支持，给执法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这将严重威胁一个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稳定发展。

2、削弱法律权威，损害政府形象。城管本是相关法规的捍卫者，是国家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执法者，然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犯法，野蛮执法偏离正常轨道，有悖于国家相关的法律精神，这会削弱城管在执法中的法律权威。同时城管是代表政府进行城市管理的执法，在执法中的不当行为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影响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城管执法出现如此多问题的原因在于：

城管执法制度上的缺失是根源首先城管执法制度使城管处于不利的地位。城管执法行使的是一种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由城管局统一行使若干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有关行政机关则不再行驶相关职权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和国务院的要求，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对城管执法机关履行职责的活动，原来的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但是在实际的城管执法过程中，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对原归属其管辖的违法现象不闻不问，市城管执法得不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另一方面，城管执法制度使城管执法既处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又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线。使得执法者既要直接面对被执法对象并行使自由裁量权，又成为裁量结果的直接实施者。既开罚单又当面索要罚款的执法方式在程序上存在不合理性，不利于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其次，城管执法制度的相关法规不健全，虽然城管队伍经历了13年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全国仍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的法律文件产生。除法律缺失外，城管执法更没有规范的执法程序可以遵循，执法者在执法过程中随意性，自主性很大，执法过程难以做到公平、公开、公正。此外针对城管执法的相关监督机制没有建立，使得执法过程中超越法律范围的事时有发生。

执法主体不文明是主观原因，由于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起步较晚，执法队伍在构成上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培训，少数执法人员的个体素质与执法要求差距较大。另外，部分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公仆意识差，执法观念不强，作风纪律松懈，甚至作风霸道。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城管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许多城管执法人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制止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屡屡发生。城管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是激化城管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间的矛盾，导致暴力执法的主观原因。

执法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是可观原因由于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起步较晚，执法队伍在构成上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基本素质培训，少数执法人员的个体素质与执法要求差距较大。另外，部分执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公仆意识差，执法观念不强，作风纪律松懈，甚至作风霸道。不文明的执法现象在城管执法工作中普遍存在。许多城管执法人员在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制止时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城管打人的暴力案例屡屡发生。城管执法主体的不文明执法是激化城管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间的矛盾，导致暴力执法的主观原因。

分析上述原因，要解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1、转变城管执法理念现代城市管理的目标是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当人们的需求与城市管理的要求想矛盾时“人的需求”应放在第一位，实现“人性化”管理。城市管理既要体现对强者的肯定，又要对弱者进行有效的照顾和关怀，既要满足城市管理秩序的要求，也要满足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体现和谐社会的宽容精神，以人为本，树立市民主体的观念。城管部门要从原有的不文明执法中吸取经验，转变城管执法的理念，成为为人民服务，为弱势群体解决实际困难的好公仆。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就体现为从“只堵不疏”到“堵疏结合”，为城管相对人谋出路。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百姓需求是政府的责任，而照顾社会弱势群体，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更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只有政策引导得当，城管执法相对人才会选择合作守法的生活方式。以在个城市普遍出现的夜排档为例，一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可以根据市民需要，指定时间、地点经营，为流动商贩向坐商转化提供条件。而在一些小城镇，可以在城郊威震写分散在城市中心商贩建立集中经营的场所，既可以减少与流动商贩“打游击”，美化市容，又可以是商贩们的生计问题得到解决，并满足市民的需求，融洽市民与政府的关系。

2、完善城管执法相关法规，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依据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的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城管相对人更大的认同。同时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使城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具体的处罚标准，压缩自由裁量权弹性，避免出现随意收费、任意罚款、滥用职权的“城管现象”，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的质量和水平。另外，城管执法行使执法权，不仅要严格遵守实体法，而且要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法。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在实体合法的基础上重视程序，才能保证行政执法行为的公正、合理，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有一套切实合理的程序可循。如调查取证制度、公开制度、公正制度、回避制度、时效制度、听证制度、辩论制度、审查决定制度、处罚决定备案制度等，并用有关监督力量保障各项制度规范化运行。城管执法机关要确定一套具体且有操作性的行政执法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如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中的易程序应遵循的实施步骤表明身份、指出违法事实，说明处罚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权利；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制作笔录，填写处罚决定书，交付处罚决定书，备案。

3、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城市管理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道德素质和专业技能，录用管理人员必须要严格要求，让高素质的人员进入城管队伍，把不合格的人员及时清理，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加强执法人员的自制通过思想教育纠正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4、加强城管执法的宣传，提高公民的文明意识是实现城市管理制度化的文化基础，因此必须重视市民的法制教育，增强城管法制意识，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让群众了解城管执法，支持城管执法。

通过采取转变城管执法理念、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体现执法相对人和公众的权益、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城管执法中的运用、完善城管执法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设等对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执法走出困境。

第三篇：高管辞职现象在创业板市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上市蜜月期”渐渐逝去，高管辞职现象在创业板市场中也日趋增多。与当初加入公司时的信心满满相比，“夫妻两地分居”、“身体健康堪忧”、“参加董事会不方便”等原因突然间都成了众高管请辞的“挡箭牌”。透过上述略显单薄的辞职理由，探究高管辞职幕后的真正动因，似乎显得尤为必要。

事实上，对有幸共赴“上市盛宴”的每位嘉宾而言，匆匆吃完走人还是细嚼慢咽品味，当属个人抉择问题。但是，高管们在上市后“起身离席”，往往被视作尽快减持套现的铺垫之举。虽然这一猜测在创业板至今仍停留在想象中，但记者通过采访及梳理发现，部分创业板高管辞职确实难逃减持套现的猜疑，而促使高管辞职的其他诱因则同样不可忽视。

高管离职渐成风

据统计，创业板开板至今尚不足10个月，但今年以来已有33名高管辞职，涉及24家公司。在具体身份上，董事8名、监事7名；独立董事8名；副总裁、副总经理等5名；董秘4名；核心技术人员1名。

作为昔日全力辅助公司上市的核心骨干，创业板高管们今年以来则以月均四名以上的频率向上市公司提出辞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高管的请辞申请均是在其任期未到期时作出的，而个别上市公司高管通过董监事换届选举而“隐性辞职”的现象则并未统计在内。但即便如此，今年以来主动辞去相关职务的创业板高管平均每月多达4名以上。

分月度看，今年3月堪称创业板高管辞职的“小高峰”，当月共有9名高管辞职，其中8人来自去年10月首批挂牌企业。

进一步统计显示，上述高管辞职事件均发生在2010年，且辞职人数与公司上市时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去年10月30日首批登陆创业板的28家公司中共有19名高管辞职，而去年12月25日以后上市的近70家公司中高管辞职人数仅为14名。分析人士不无忧虑地指出，若照此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上市企业高管辞职数是否也会随之“潮涌”呢？

值得一提的是，与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相比，尽管此后上市的公司离职人数较少，但若以企业上市时间点为基准，其离职速度却明显增快。统计显示，首批创业板公司的上述19名高管平均辞职时点为上市后5.2个月。与此相比，此后批次上市公司的14名高管平均辞职时点则是上市后的2.1个月。

以同花顺为例，公司去年12月25日登陆创业板，未曾料到的是，公司董秘方超和监事易晓梅却于今年1月18日双双向公司提交辞呈，这距公司上市不足1个月时间。此外，梅泰诺副总裁施文波和三川股份董事来传华则是在公司上市后1个多月后便“挂冠而去”。

而在外界最为关注也最敏感的辞职动机上，仅有少数创业板高管明确表示“因个人发展”、“工作变动”而去职，而过半高管均是以“因个人原因”这一含糊其词的解释作为辞职的“挡箭牌”。面对自己为之奉献多年的“东家”，面对一家上市不足一年、前景广阔的上市公司，上述单薄的辞职陈词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无处不在的减持诱惑

统计显示，目前主动请辞的33名创业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而创业板高管辞职时点与其持股解禁日的关系常常令人浮想联翩。

低廉的投资成本，高比例的持股份额，减持过程中对公司股价的打压，套现完成后所获得的巨额收益……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反感”，皆归于此。反观创业板市场，在不断高企的市盈率之下，一些高管的突然辞职，往往被外界解读成为日后减持套现铺路，因为与在任时“每年减持股份不得超过所持公司股份25%”的硬性规定相比，高管辞职后减持的规模和自由度大大增加。

虽然由于创业板高管持股目前仍处在禁售期，“辞职皆为套现”仅是一种市场解读，但有意思的是，对于高管离职一事，多家上市公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一致表示，公司高管离职绝非是为日后大规模套现，但公司也不能保证股份解禁后高管不套现。高管辞职与日后减持的关系似乎成了一个很难求证的谜团。

统计显示，目前主动请辞的33名创业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其中，个人持股数额最高的是赛为智能原董秘、副总经理周嵘，目前共持有679万股；金亚科技原董事陆擎则以516万股位居次席。

从创业板的“老大哥”——中小板公司股份解禁后高管们频繁抛售来看，高管减持自家股份似乎不可避免，其中个别高管的“踩线减持”行为（即每年减持持股的25%）更是映衬出其套现之急迫。

而中小板高管中的确存在为减持套现不惜辞职的案例。自然人胡美珍于2008年6月18日辞去延华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长职务，而在6个月“禁售期”过后，胡随即在2009年1月、2月期间将其持股的一半（537万股）予以急速抛售，之所以未全部抛空，原因在于其曾承诺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票的50%。而在第二轮解禁期过后，胡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期间再度出手减持。延华智能今年一季报显示，胡美珍已将所有持股减持完毕，套现离场。可以料想，如果胡仍在上市公司任职，每年均要受到“25%减持红线”的限制。而从目前仅1年时间即抛售一空的历程来看，其辞职的目的即是为了快速减持。

分析人士表示，纵览中小板减持案例，上市前极低的入股成本应是高管执著减持的主要动因，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高管旋即选择了“落袋为安”。

反观创业板辞职高管中，低成本获取上市公司股份者“比比皆是”。以梅泰诺离职副总裁施文波为例，2007年5月，公司股东苑锡玉和张敏分别将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计10%股权无偿转让给施文波。而在2008年9月，施文波随即将其中4.975%以175万元转让给了余传荣、贾永和两人。这意味着，施文波目前在拥有225万股梅泰诺股票的同时，已经净赚了175万元，因此上述持股也便成为“负成本”。

除低成本外，创业板高管辞职时点与其持股解禁日的关系也常常令人浮想联翩。如福建一家创业板公司今年8月11日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财务经理（持有50万股）和董秘（持有33万股）悄然离职。按离职后6个月内不减持的规定，上述两人在明年2月11日前无法套现。但事实上，明年2月11日恰好为该公司首批限售股解禁日。在此背景下，两人选择此时点“精确”离职，难免令人猜测其是在为日后减持铺路。

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记者发现今年3月辞职高管中多达8名高管均出自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由于其所持限售股今年10月末方解禁，因此对于持股的高管而言，辞职后6个月的禁售期对其不造成任何影响，即1年锁定期一过便可随意抛股。

而经记者调查发现，高管辞职背后另一“隐情”是，部分公司高管“离职不离岗”，这很可能是为日后减持“精心而为”。江苏某中小板公司高管曾在2008年5月起的短短两周内抛出963.9万股限售解禁股，套现近1.6亿元，由此达到了当年“持股25%”的减持上限。随后，其在2008年7月辞去监事会主席职务，半年禁售期一过，卸下减持数量“枷锁”的该高管立即在2009年2月大笔减持，套现态势一直持续至今。据记者了解，该高管辞去上述职务后并未离开公司，目前仍担任上市公司党委书记一职。由此观之，其在职务取舍方面如此具有“针对性”，摆脱“减持束缚”应是最重要的原因。

创业板辞职高管中同样存在该现象。今年7月22日，持有77万股股份的张旭光因个人原因辞去立思辰监事职务。但据公司相关人士介绍，张此番仅辞去了监事一职，其目前仍在立思辰下属公司担任高管。在公司上市不足一个月即离职的同花顺原监事易晓梅，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易峥为姐弟关系，间接持有同花顺122.4万股股份，而在辞去上述职务后，同花顺相关人士表示她现在的身份是“公司普通员工”。

显然，与单纯辞职套现相比，个别公司高管“离职不离岗”背后的真实意图更值得揣摩。

职业经理人“功成身退”

“秘而不宣的是，职业经理人在跳槽之前，多与新东家达成业绩目标、股权激励等约定。一旦公司顺利上市，职业经理人旋即辞职。”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就如同一份对赌协议”。

如果将创业板离职高管归类，职业经理人是其中很显眼的一个群体。众所周知，多家公司在IPO筹备期广引“强援”，重金招揽职业经理人。“秘而不宣的是，职业经理人在跳槽之前，多与新东家达成业绩目标、股权激励等约定。一旦公司顺利上市，职业经理人旋即辞职。”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就如同一份对赌协议”。

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华测检测两大高管一个月之内接踵离去。先是6月1日，公司副总裁魏屹因个人原因请辞；6月30日，公司收到副总裁聂鹏翔的辞职申请，理由仍是“个人原因”。

在华测检测公司网站上，董监高人员名单中依旧挂着两人的简介。不过，公司总机接线员向记者确认，两人均已离开公司。如今，魏屹、聂鹏翔与华测检测“藕断丝连”的唯一纽带是其“股东”身份，目前两人分别持有华测检测42.89万股和35.39万股，市值分别约为1100万元和900万元。

简历显示，聂鹏翔曾长期担任Intertek集团商用及电子电器事业部华南区高级经理及体系认证部中国区总经理，2007年加盟华测检测出任副总裁职务，分管消费品测试事业部业务。魏屹曾任麦当劳深圳公司高级营运经理、华南区培训中心高级培训经理，2007年1月出任华测检测副总裁，主管行政与人力资源管理。

事后来看，华测检测招揽聂、魏两人加盟显然是为冲刺IPO，且很可能双方达成某种回报约定。两人入职不久，2007年5月，华测检测便实施股权激励，聂鹏翔和魏屹分别获得

4.443万元出资额，受让价为4.5万元。改制后两人的持股数均为8.59万股。3个月后，华测检测再度抛出股权激励计划，聂鹏翔、魏屹各获15万股，两人的持股数升至23.59万股。

2008年，华测检测便有多人陆续离职，其所持股票被公司回购并转让他人，其中魏屹以8.22万元“吃”下其中5万股，持股数增至28.59万股。从持股成本看，魏屹、聂鹏翔的投入分别为30.87万元、22.65万元，2009“10转5派5元”后，成本进一步摊薄。

梅泰诺前副总裁施文波曾任中国建筑一局集团谊发公司机电事业部总经理、北京建工集团建工海亚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7月出任梅泰诺副总裁。今年2月25日，施文波以“个人身体原因”为由辞职。目前，其持有梅泰诺225万股，市值约5400万元。

创业板辞职高管中级别最高的当属网宿科技原董事、总经理彭清。今年3月9日，彭清因个人原因请辞。资料显示，彭清出道于互联网，后转投PE行业，2007年3月加盟网宿科技。据彭清自己介绍，当时他给网宿定下3年内三大目标：其一是营收年增速50%；其二是完成IPO；其三是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体系。网宿科技近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深创投、达晨创投的注资，彭清功不可没。

对于辞职一事，彭清曾在接收媒体采访时表示，完成业绩目标压力很大，是其辞职的主要原因。不过，从财富上看，彭清掌舵网宿科技的3年为其带来了丰厚回报。目前，彭清持有网宿科技431.51万股股份，市值约9100万元。

财务投资者的“生意经”

在公司上市后，部分创投或财务投资人便早早退出董事席位，为未来减持套现赢取“时间差”。

常在创业板公司身上上演的“剧情”之一是，中途入股的创投或财务投资者“以小搏大”，IPO后赚得盆满钵溢。而在公司上市后，部分创投或财务投资人便早早退出董事席位，为未来减持套现赢取“时间差”。

2007年末，南风股份新增注册资本400万元。其中，广东通盈创投认缴320万元，陈俊岭认缴80万元，价格为2.5元/1元注册资本。股份公司设立后，通盈创投持有414.81万股，陈俊岭个人持有103.7万股。资料显示，通盈创投成立于2007年6月，担任总裁的陈俊岭持有通盈创投36%的股权。两者的股票市值如今已逾2.5亿元，账面回报达24倍。

陈俊岭的履历显示，其曾任职于广东国际信托、骏丰频谱等公司，在投资南风股份之前

在创投界籍籍无名。今年4月14日，陈俊岭“因个人原因”向南风股份递交辞职报告。

“创投机构投资项目后，往往会派驻董事以监督、指导公司治理和上市运作。”上海创投界一位人士表示，“创投委派董事在公司上市后辞职的情形分好几种：有些是双方事先就约定，一旦项目上市即刻退出董事会；有些是创投由于项目需要进行内部人员调配，接任者仍是创投代表；而个人持有股份的创投机构人员辞职，则可能是出于个人套现的目的。”

记者注意到，陈俊岭辞职后，接任董事的是南风股份副总经理李晓明，与通盈创投并无关联；上海佳豪三股东紫晨投资董事长李彧3月14日辞去董事一职系“工作安排原因”，接替者张华是紫晨投资副总；8月4日辞任新宁物流董事的张小明，为公司三股东昆山泰禾投资的总经理，尚未提名接任者。

与经验丰富的创投相比，“单枪匹马”的个人投资者更显长袖善舞的本色。2006年11月，自然人陆擎斥资1000万元拿下金亚科技1000万股。2008年末，陆擎将所持有的420万股、100万股和50万股以2.5元/股的价格分别转让给杭元福创业、谢福文和高敬杰，已收回投资成本并小有收益。其剩余所持的430万股经2009“10转2”后增至516万股，市值逾1亿元。

事实上，陆擎是个专职财务投资者。由中学体育教师起步的她，在塔牌集团和已过会的佳隆食品中均有斩获。2006年末，陆以300万元收获塔牌集团300万股，为第五大股东。该部分股份于2009年5月18日解禁后，陆擎的名字便从2009年半年报流通股东名单中消失。2008年9月，陆擎出资296万元认购佳隆食品新增的200万股股份，持股成本仅1.48元/股。

不同的是，陆擎在塔牌集团和佳隆食品并未任职，唯独在金亚科技任董事。今年3月31日，陆擎辞去金亚科技董事一职。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陆擎家在深圳，两地来回不便，考虑家庭及身体因素提出辞呈。不过，客观上看，陆擎辞去董事的时点颇为精准，由于其股份锁定期为1年，即在今年10月30日解禁；离职后6个月的限售禁令则将在9月30日消除。这意味着，10月30日解禁后，陆擎便可随意减持套现。

董秘辞职各有原因

据统计，创业板公司辞职的董监高人员中，剔除正常换届因素，从董秘位置上辞任的共有4人，其中3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董秘的工作对象包括董事会、管理层、股东、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监管机构、中介机构等相关利益人，从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统计，创业板公司辞职的董监高人员中，剔除正常换届因素，从董秘位置上辞任的共有4人，其中3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今年4月29日，金亚科技原董秘陈建因“个人发展原因”辞职。陈建职业经历丰富，曾任期货公司盘房部主管、证券分析师，并曾担任上风高科董秘。不过，他并未在金亚科技拥有股份。“辞职主要是出于个人职业发展的考虑，并无其他因素。”陈建对记者表示，目前赋闲在家，仍未敲定下一步职业计划。

同花顺原董秘方超通过上海凯士奥间接持有1.2万股股份。今年1月18日，方超向公司提交辞呈，而此时距同花顺上市还不足1个月。方超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离开同花顺后，他与朋友合伙投资经营一家软件企业，运作模式与同花顺相近，“我对公司的未来前景非常看好，希望成为第二个同花顺。”

事实上，上市公司高管“另起炉灶”最终登陆资本市场的案例并不罕见。最新的案例包括乾照光电、易联众和星网锐捷等。其中，乾照光电成立仅四年，其核心团队成员均来自三安光电大股东三安电子，董事长邓电明原为三安电子总经理。易联众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古培坚，星网锐捷多名核心高管，均来自实达集团。不过，高管离职创业也面临“竞业禁止”的问题，由此引发不少案件。

而直接持股的董秘，在公司上市后“闪电”离职，难免让人引发减持套现的联想。

赛为智能原副总经理、董秘周嵘乃公司创始人之一，目前持有679.03万股，为第四大股东。今年4月7日，周嵘辞去董事、副总经理及董秘职务，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从股权演变看，其持股成本几可忽略不计，而其所持股票市值近1.7亿元，显然存在较大的套现动机。

探路者原董秘范勇建曾在北京证券投行部等单位工作，并曾任广电网络证券事务代表。2008年4月，范勇建出资100万元获得探路者22.65万股股份，经2009“10转10”后增至45.3万股。今年6月10日，范勇建以辞职信结束了在探路者2年的董秘生涯，理由是“两地分居、无法照顾家庭”。

“由于有实战经验的董秘比较稀缺，拟上市公司与引聘的董秘之间往往有一些利益约定，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低价授予部分股权。”业内人士表示，不排除部分董秘存在“淘金”心态，在公司上市后离职套现，并转投下一个可以拥有股份的栖身之所。

在创业板公司中，不乏引入董秘并给予股权激励的案例。2009年4月，华力创通二股东王琦与吴梦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王琦将所持20万股以1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吴梦冰，原因是为引进人才实施股权激励。资料显示，吴梦冰此前曾任昆百大、北斗星通董秘，但均未持股份，2009年5月才正式出任华力创通董秘。目前，吴梦冰所持华力创通的股份市值约750万元，成为董秘成功“转会”的典型案例。(来源：上海证券报)

第四篇：浅谈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思考[模版]

浅谈对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思考

摘要：目前，我国企业的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日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通过分析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进而来思考中小企业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问题仔细思考挨个剖析后，有针对性的对其提出发展的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问题；建议措施

我国经济的发展之迅速举世瞩目，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闪耀的，根据中商情报网的数据统计可以窥探中国2005年至2011年的中小企业总体数量规模。从2005年到2011年中小企业的数量规模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具体数量上从2005年的大约2836万家增长到2012年预计达到5651万家，增长之飞速可见一般。从而可知，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所占的地位日益上升并且日趋重要。此外，中小企业的销售额也是日趋攀升，缴纳的税款以及创造的专利之多是无法估计的，而且为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下岗工人等人民解决了数以万计的就业问题，也为国家GDP的上升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更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但在今天的紧张激烈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并提出建议对于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一、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概况

1、中小企业的涵义

对中小企业的规定标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乃至不同的行业等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还要根据经济发展的程度随时进行调整，所以在规定标准方面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对中小企业的定义方面，通常来说是从质和量这两个角度来归纳，质的方面主要涉及企业的组织形式、融资方式以及该企业在行业中所占的分量地位等，量的方面则主要涉及实收资本、雇员人数、资产总值等。从量的角度来衡量更加直观，在数据的获取方面也比较容易。总体而言，所谓的中小企业是指该企业与它所在的行业中的大企业相比较，在经营规模、人员规模、资产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

2、财务管理的涵义

财务管理是在一定的整体的目标之下，对资产的投资、资本的融通和经营中的营运资金以及对利润分配的管理。简单地说，就是按照我国有关财经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按照财务管理的宏观方面的原则，组织管理企业的财务的活动，是一项处理企业中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关系的经济管理工作。

3、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性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而财务管理又是中小企业发展所必不可缺的。从财务管理的特点方面来讲，财务管理是一种价值的管理，通常情况下是通过企业的资金、利润所得、成本等指标，借助于财务运算、财务决策、财务预测等一系列处理财务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对企业中价值的分配。财务管理贯穿于企业中的各项活动之中，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具有综合性与广泛联系的特点，且基于这两个特点，财务管理的另一个特点是能最快最及时最迅速的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状况。

所以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该中小企业的发展，从更长远的讲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在今时今日，我国工业与信息化部门正式发布了一个文件 — 《“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这是我国的第一部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及专项规划，可见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日益重视，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的发展完善，但是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一、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财务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人才缺乏

目前存在的中小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起来的，有一些经营者也就是通说的老板，他们的管理观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还是八十年代的水平，他们要不然就是自己来管理财务，不相信其他人，但是他的财务管理水平并不是专业水平，要不然就是让自己信任的下属来管理，但是让他信任的下属的素质是很难胜任财务管理工作的；再或者，有些老板为了节省小钱小利，找兼职学生人员来单纯的处理记账、报账工作，财务管理的专业性根本谈不上；又或者为了节约成本，虽然聘请了一个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但是一个人顶四五个人用，这个财务管理人员身兼数职，他的本职的工作质量也是值得商榷的。这些情况导致中小企业的财务混乱，在当今日新月异的时代严重影响该企业的发展。

2、中小企业财务管理资金严重不足，融资困难

中小企业本身就是各方面的规模都比较小的，自然它的注册资本也很少，而且再加上某些老板抽逃资金，或者注册资本不落实，导致中小企业的资本运作非常缺乏，而中小企业的成长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流动才行，为此，他们会去银行贷款或者民间借贷或者租赁，但是最普遍的大多中小企业是采取银行贷款，由于行政政策的影响以及银行自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再加上中小企业本身由于财务管理混乱等原因造成的信用度比较低，要想贷出款来可谓“难”，要想贷出中长期的款，更可谓“难于上青天”。资金可以说以一个企业成长发展的命脉，没有资金，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不只是一个梦想，更是一个幻想。

3、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不规范，观念陈旧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仍然是属于个体自己搞经济或者是私营经济的性质，这样的性质导致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不分离，老板观念陈旧鼠目寸光，只看大眼前的短小的利益，管理模式僵化，注重手握大权，为谋取最大的利润而不断的借贷等，由于太急于获利以至于看不到利润背后的风险，从而导致资金链的断裂进而导致企业的破产。在中小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很少能够形成一套很明确的程序并且严格按照程序执行下去，而且一般也不会设置独立性很强的内部审计部门，企业的财务管理无从监督。这样不规范的内部管理，企业又如何能强大。

三、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建议措施

1、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加强专业知识的培训。

在当今世界，各国为在世界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都纷纷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是一个国家屹立不倒不断发展的源源动力，那么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要想发展就更离不开人才了。首先要提高中小企业老板的素质，不要总是任命自己信任的人来从事财务工作，也不要自己大权在握胡子眉毛一把抓，更不要找兼职学生一人多用的来从事财务处理，要聘请具有专业知识的财务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的财务操作。其次，财务管理人员要严格进行考核，比如没有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人不能从事会计工作，要经常性的对财务管理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理论知识、政治思想、企业文化方面的培训，增强财务管理人员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提升他们对企业的责任感。

2、科学投资，提高信用等级。

由于中小企业本身自有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注册资本比较少，这个无法改变，但是却要注意某些老板不要抽逃资金，严格落实注册资本制度。此外，中小企业在投资的时候要特别谨慎，严格按照财务管理人员提供的真实材料进行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再决定投资，不要盲目的逐利。一般来说中小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研发方面或者是人才培养方面，不要投机取巧，谨慎投资，一定要充分考虑投资风险，做到科学投资。再者，中长期贷款很困难，那就短期贷款，努力提高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等级，国家社会上也要给予一些扶持。

3、规范财务管理工作，树立财务管理理念。

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要严格按照我国的财经法律法规制度制定相应的程序，并且严格按照这个程序实行，不要为了眼前的小利为了应付工商局的检查做假账等。再者，中小企业内部尽量设立内部审计部门，且一定要保证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很好的对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进行真实有效的监督，切实起到监督作用。还有就是，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很多都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建立的，企业的老板的观念要进行转变，努力跟上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谨慎衡量成本与利益与风险的关系，不要鼠目寸光，要树立财务管理观念，使中小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工作分工明确、井井有条。

参考文献

[1]郭银华.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财会研究，2006(3):49—50.[2]梁群彩、张善厚.加强我国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4(12).[3]刘春和.浅析我国中小企业财务管理问题[J].北方经济，2007(6).

第五篇：对企业迁移现象的思考

对企业迁移现象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等资源环境差异的存在和企业内在的逐利本性，决定企业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企业也是如此，总是向着更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迁移。当前，长三角企业跨区域迁移情况日趋增多，不少企业在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自身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不满足于当地的发展，纷纷走出家门，到异地投资建立新的企业。这种企业迁移是企业发展与成长过程中对资源要素、市场、环境等做出的一种综合选择。正确分析企业迁移动因，把握各地企业迁移趋势，对促进我县招商引资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据浙江省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对浙江部分迁移企业专项调查显示:在调查的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浙、沪、苏两省一市企业的互相迁移数要占到41.3%。在196家浙江外迁的企业中，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3%，迁到江苏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13.3%；而在省外迁入浙江的150家企业中，上海迁浙企业占16.7%，江苏迁浙企业占10.7%。迁移类型也因迁入地的不同而形式多样：浙江企业在选择上海作为迁入地的时候，迁移的类型较多，除扩张性迁移外，研发基地迁移、总部迁移、整体迁移和生产基地迁移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浙江迁苏企业的迁移类型则比较单一，89.3%的企业的迁移方式为投资办厂。而上海和江苏迁移到浙江的企 业，也几乎涉及各种迁移类型。上海迁浙企业主要是投资办厂和生产基地迁移，比例各占42.3%，也有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到浙江的，所占比例较小；江苏迁浙企业除投资办厂占50%外，生产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各占18.8%。浙、沪、苏企业迁移的动机和对迁移因素的关注并不完全相同，除对土地资源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优惠政策表现出共同的关注外，浙企迁入上海，其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迁移改变企业的区位条件，以达到充分利用上海的信息、人才、产业等优势并借此提升企业形象；浙企迁入江苏，考虑较多的是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而江苏在电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供应上则比浙江相对充裕；上海、江苏企业迁入浙江，其迁移动机既有对浙江区位优势的关注，也有被浙江的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和市场规模较大的特点所吸引。调查还显示：浙江外迁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如温州以生产阀门、水泵、电机、塑料编织、皮革加工、汽车配件、服装及印刷业企业外迁为主；台州外迁企业也主要集中在医药化工、塑料制品、食品、纺织、模具、泵业、工艺品、汽车配件业等。

企业迁移不管存有多少种理由，但最根本的是利益的驱使，在其表象下主要有三种动因。一是降低生产要素成本、谋求企业进一步发展。在日益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是企业的必然选择。有的企业通过区域改变来寻求更大的市场；有的企业通过区域改变来降低或节约商务成本以实现效益的提高； 有的企业通过区域改变来解决其发展速度与当地资源承载力的矛盾；有的企业通过区域改变来改善企业所处的软环境；也有的企业是为了短期优惠条件而实现区域改变等等。尽管不同企业其迁移的直接原因不完全一致，但其根本内在动因都是通过企业所宁波杉杉集团把企业总部迁到在区域的改变来谋求更大的发展。上海，吉利集团总部迁移到杭州，就是缓解迁移之前影响企业发展的技术、资金等瓶颈。二是政府间招商力度、优惠政策的不同。在市场经济和现行财政体制条件下，财政分权迫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一方面，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入以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迁入。这种政府之间竞争的愈演愈烈加快了企业迁移的步伐。三是改变企业发展经营软环境。对企业来说，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首要目的，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生产经营软环境也是决定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因素。企业认为办企业“最麻烦的是审批、最头痛的是检查、最反感的是三乱”。追求良好的投资经营软环境，也一直是企业所求。

从有关方面调查情况来看，上海的投资环境无论在软环境还是硬环境方面整体均要优于浙江和江苏，颇具“龙头”风范；浙江的投资环境在两省一市中处中游水平，综合投资环境好于江苏，在市场潜力、生态环境保护及政府部门的公正公平廉洁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江苏的投资环境与浙江相比互有长短，在土地供应、电力供应和原材料供应等要素市场及城市交通状况方面江苏要 优于浙江。正确认识二省一市投资环境的优势和劣势，对更好发挥和提升我县的比较优势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前，国内外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而投资环境的竞争已经成为引资的关键，当企业对某地投资环境不满意，或者投资环境降低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及发展预期时，它就会很方便地选择迁移，即“用脚投票”。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商务成本、施政成本的不断降低，才能留住本地企业，吸引更多外来的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因此面对各地企业的频繁迁移,我们应当抢抓机遇,借助已有的区位优势,找准和充分发挥我县的比较优势，要不断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外来资本、技术和人才提供畅通的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完善法治，加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尊重市场经济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等。要遵循“软环境孵化市场平台，硬环境催生产业系统”的原理，在“政府归位”、构建现代化的投资硬环境、人才队伍建设、建立诚信、公平的市场秩序等方面入手，实现商务成本的最低化。一是要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在全县形成合力招商氛围。招商引资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全县上下下、方方面面，无论论哪个环节出问题或差错，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招商引资，要进一步营造“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人人都为企业服务”的良好氛围。二是要积极创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合力扶工、促进企业加快发展。建议一方面应严格执行有关优惠政策，增强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牢固树立为企业服务，为发展区域经济服务的思想理念，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在强化服务上狠下功夫，努力开掘服务深度，打造自己的服务品牌，推行“保姆式服务”“一站式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与水平，营造优质高效、健康有序的投资软环境。三要进一步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园区的管理与服务水平，努力探索多种行之有效的园区管理模式。将管理园区转化为发展园区、服务园区、经营园区的理念上来，将园区部分行政职能公司化，真正使园区成为适宜于企业创业发展的平台。

长兴县发改委综合科

2005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