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对华影响资料

第一篇：教会学校对华影响资料

传教士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

摘要: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传播福音而创办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发展状况如何？它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又具有哪些客观功能？文章就从开创留学先河、对于印刷、翻译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试作具体的分析。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在做出了种种尝试后，终于找到了兴办学校这一传教的最好途径。传教士们并未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些教会学校的创立，却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有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和为纪念马礼逊对促进中国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而于1836创办的马礼逊学院（1836～1850年）。

教会学校的创办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即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语言上的相互学习，从而最终达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二是“传播基督教要理”，促进基督教思想及东亚文明的和平传播，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语言来说分为英文和中文两种课程。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作文等；中文则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就其教学内容划分一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课程。如《圣经》、《新约》、《旧约》等宗教教义的宣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满足中国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使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绅“对话”；三是有关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如数学、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伦理等。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这些课程的设置根据学生选择的课程及时间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国人担任，中文科则由华人教师担任。教会学校不仅看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也着重于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通过学校教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来说，不分年龄、性别，面对海内外招生；必要时，学生还可获得免费宿膳、衣服、书籍、学费等资助。

但通过创立教会学校传教并非传教士一开始传教就采取的途径，而是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传教碰壁”之后才最终认识到创办教会学校这一有效途径的。创立学校传教的优势主要有二：一是使传教活动有了固定的地点，传教士免受漂泊流浪之苦；二是教会学校的创立使福音传播有了固定的受众，提高了福音传播的效能。因此，教会学校成了传教士传教理所当然的选择。但1818年～1875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一是主要因为教会学校创办初期状况不佳，人们对教会学校的未来持观望、怀疑的态度；二是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人们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以英华书院为例，可见其发展的艰难。1875年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的需求激增，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教会学校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至1875年止，在中国境内的基督教学校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到1887年,教会学校中学生已经超过1万名。到1899年, 教会学校已发展到1776所，有学生3万多人。到1900年,几乎每个传教中心都有一所小学。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这些早期的基督教学校多属小学程度，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这些学校成为后来基督新教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事业。同时，在华传教士的人数从1905年的3833人增至1920年的6204人，信徒人数从178251人增到446631人。

二、对近代中国文教事业的影响

1、教会学校的人才培养

（一）出国留学

关于中国学生留学国外的最早记录，有两次值得记忆：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时曾经带回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学生赴英国进修。此行不单是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创举，也是中国男女学生集体留学国外的第一次，并成为第一批踏足白金汉宫的中国学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国休假，并带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第一人。黄宽也于1850年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7年医科毕业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西医。由此可知，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所收的学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普遍留学开始。1870年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戴着浙江宁波的金雅妹前往日本求学，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1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1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9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派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基础上，奏 “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章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正是以这种影响为动力使得容闳日后将这种教育活动延续下去，为近代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海归”。

（二）对中国人才的培养

中国早期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对中国实业、外交、政治、教育诸方面等均有很大的贡献。比较著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国务总理）、欧阳庚、梁敦彦、梁诚、容揆、唐国安等。

英华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外交、商务人才和基督教神职人员。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这个书院：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曾在英华书院学习中文；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翻译亨特（美国人）、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都出身于英华书院。此外还有唐廷枢，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官办大型现代企业；又有何福堂，是中国早期新教著名牧师，其子何启曾留学英国，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平民化的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哲学、艺术等先进文化一块捆绑兜售,在一定程度动摇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为促进许多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了一定的准备。教会大学还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容闳、黄宽是马礼逊学堂的学生；郑观应在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了两年夜班课；马相伯、马建忠均为依纳爵公学学生；邹韬奋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冼星海、林语堂、马约翰、晏阳初、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他们也都曾就学于教会学校,这些人被公认是近代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也于1879年在檀香山入英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继续读书。这对他后来反封建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2、对中国印刷、翻译等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英华书院作为传教士来华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在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英华书院历任校长主持校务各有不同的建树，我们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更可以见到他们所做过的贡献和影响均是深远的。首先，第一位校长米怜（1818～1822年在任）在创校之初，即致力于印刷工作，英华书院附设有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各一所，出版有中文《圣经》及中英文书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开创了中文报业的先河。梁发早在1815年即追随米怜（William Milne）牧师，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从事雕刻字版，协助印刷工作。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从事报业印刷的工作者。梁发与何进善（即何福堂）等同是在英华书院接受神学训练，日后献身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会最早的华人传教士及牧师，对中国本色化教会的发展尤有重大的贡献。[2] 当英华书院由马六甲前往香港的时候，理雅各也将原有中文印刷所的机器、铸字及铅字粒，全部运往香港。这就带动了香港的中文印刷业。英华书院亦创办了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英国人麦都思牧师（Walter H?Med Hurst）监印，[3]可以说这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它的内容主要有专论和新闻两类：专论是介绍西方社会、人文、地理、科学、医学等；而新闻则报道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消息。

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在基督教报刊当中，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算是最大的。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那些关心国是的各界人士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1824～1828年在任）高大卫（David Collie）和第四任校长（1828～1832年在任）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华书院教授中文，高氏在1827年完成《四书》的翻译工作。修德在返回英国后，成为伦敦大学的第一位华文教授，从事推广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工作，培训西方汉语学者，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影响至深。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华书院的第七任校长（1840～1852年在任），他在香港期间积极推动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比较及研究，它对于《四书》、《五经》的编译及注释工作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由于创立了“中央书院”（即现在的皇仁书院）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他的杰作《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5 Volumes）,中英文对照，并附注释，已成为近代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作。总之，这些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印刷、翻译工作对于开创中国近代印刷事业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这些“洋人”的努力，也许中国的近代印刷事业还要发展更晚些；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中国能较早地了解西方近代的社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3.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1的登州文会馆――其前身就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再于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还有北京文汇书院、通州华北协和大学、杭州长老学院、上海圣约翰学院。这些基督教大学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由教会于20世纪初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的北京大学亦与基督教“有缘”。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才子”，包括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丁淑静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李德全。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活跃于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不仅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刺激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一方面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同时，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另一方面，教会大学的出现大大地缩短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它使中国的教育水平由教会大学建立以前的以古典文史学为主的水平提升到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总之，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历史的、长足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从根本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内容。正如章开沅所说：“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外国传教士及在华基督教会学校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之盛在人才，人才之盛在学校”（丘联甲语――清朝海南人），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文化、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把教会学校所培养的这些人才抹去,我们将无法想象中国近代化又将会怎样。至于这些办报洋人的文化侵略行为，许多官学者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结论，却很少具体指出侵略的内容。最多的说法是指责洋人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传播科学的幌子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洋人传播了文明与科学，但他们坚持认为洋人主观上就是为了侵略中国，就是殖民主义。这种脱离具体事实强行以所谓的主观意图进行定性的方法是一些官学者惯用的手法，也不奇怪，只知道恭顺权力、没有博爱意识的人，永远不会理解基督徒传播福音时所怀有的高尚信念。这里我要声明我不信教，但我相信许多信教者特别是基督教教徒们的善良。中国最早的革命者，被我们称作先行者的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创办者，就是一些基督教的教徒。

不管怎么说，洋人在中国办报传播了先进的文明，掀起了荡涤愚昧的启蒙浪潮，用张之洞的话说，使得中国的“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在洋人的示范和带动下，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报纸，洋人的文化“侵略”被“汉奸”们发扬光大了。愚昧的中国开始走向文明。

（二）传教士们踏上中国土地之时 ,大都豪情万丈 ,认为自己担负着“同黑暗势力作斗争 ,拯救世人于万恶之中 ,为基督征服中国”[1]常熟高专学报

2001年05期

刘鹏飞

略论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自养探讨

王丽红;周广;;略论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作为中西接触先锋的同时,不仅在华传播西学,实践西学东渐,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文史哲》 1997年02期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吴梓明

陶飞亚

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土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第二篇：奥巴马巧实力政策对华影响

浅谈“巧实力”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在外交领域推出“巧实力”战略，经过近一年的宣传与实践，已逐渐明朗起来，将成为未来几年美国对外关系的指导理念，因此备受关注。

“巧实力”概念最早是由一些美国学者提出并加以充实的，后由希拉里提出，针对的是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即片面强调硬实力的侵略性单边主义战略。布什的战略不仅让美国实力受损严重，也使美国形象急剧下滑，美国外交政策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巧实力”战略的涵义，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实现美国领导世界的目标，美国政府必须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手都要用，两手都要硬，不能顾此失彼，只偏重硬实力，忽视软实力。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提供全球福利是关键；第二，美国应输出希望而不是恐惧；第三，巩固传统盟友，赢得新伙伴；第四，从国内改革做起。“巧实力”战略是针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正在下降、新国际挑战、美国力量的优势和不足、一些新兴国家正在崛起的现实，在总结冷战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从奥巴马正式就职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宣示和已经采取的各种外交措施看，“巧实力”战略对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在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遗产”中，先是波折不断后是全面接触的中美关系是一个难得的亮点。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外交战略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新的定位，界定为“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并认定这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09年4月1日，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出席20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提出构建21世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中美关系，保持并加强各个层次的交流。2009年7月，奥巴马总统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其重要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双边关系。中美伙伴关系必须基于这一现实。这是两国共同承担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则从解决全球问题的角度阐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人指出，基本上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单凭美国或中国一己之力予以解决，也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环境的健康、贫弱国家的稳定以及防扩散难题的解决，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

其次，“巧实力”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确立了中美合作新机制。2009年3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台了探讨“巧实力”在中美关系中地位与作用的报告。2009年4月，中美双方决定建立“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这是一个持续和强化性机制，主要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和长期性对话。

再次，美国“巧实力”外交战略拓展了中美合作的领域。在2009年4月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确定发展合作关系，明确提出加强包括能源、环境领域在内的广泛合作。而在2009年7月召开的中美战略与经济首轮对话中，除探讨加强金融合作及安全合作外，能源和气候变化也首次成为两国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核心议题。2009年7月28日，中国和美国草签了《关于中美两国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方面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一致认为，气候变化、清洁高效能源和环境保护是中美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两国间的合作对于增强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通过污染控制和其他措施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至关重要，在上述领域的合作将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支柱，能够促进建立互信互敬，为构建未来中美建设性关系奠定基础。2009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旨在促进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同时，中美决定成立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与合作机制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将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合作列为中美之间第二次序的合作内容。中美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面临较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节能减排是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中美合作必将对世界能源与气候问题的解决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阶段，短期内以合作为主。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曾为新政府提出十条建议。其中第十条的主要内容是：新政府不应该因竞争和制约中国的软实力而陷入一场新的冷战。他们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很可能继续增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美中两国迎头相撞，为全球影响而对抗。下届总统应寻求确定美国和中国之间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两国可以在“巧实力”议程上合作。能源安全和监理环境应该成为合作目录中的首选，此外还有如公共卫生和不扩散等跨国问题。全球领导权不必是零和游戏。

通过上述分析，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既是在现实情境下充分考虑到美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展示其实用主义外交特点，同时他又坚持着美国外交的固有传统，继续充当“民主”、“人权”的倡导者与守护神。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是美国外交之所以立足的根本。由此可见，在看待中美关系的各种纷争与合作时，我们都无法离开这样的多维视角。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会完全脱离美国外交政策的固有路线，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它会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赖于两国充分理解对方的利益，尊重彼此，谋求合作，避免矛盾激化升级。经历不断磨合的中美关系将会逐渐趋向于总体稳定而局部问题显现的传统格局之中。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彼此均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正如沈大伟教授总结的：“经过三十年经常的相互影响，中国和美国好像已经拥有成熟的婚姻，相互尊重，利益共享，对关系恶化的负面结果的感知把两者约束在一起。在这样的婚姻中，离婚不是一个选择。在获得如此相互依赖水平的情况下，希望下一个30年中美关系结出双边、区域和全球合作的硕果。”

第三篇：大陆教会学校调查

大陆教会学校调查

基督化教育学校全国40多所

在1949年之前，中国大陆的教会办教育曾显赫一时，北京就有汇文、贝满、潞河等著名基督化教育学校，这些基督化教育学校水平之高，往往让国立的学校亦望尘莫及。但在1949年之后，信仰成一统，基督化教育被中断。

近半世纪来，ACE在全球已经成为一套成熟的自我指导式课程体系，尤其适合学生年龄差距大、难以统一安排课程的学校。当前正处在发轫期的中国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普遍形制、规模比较小，规模最大的有80多人，最小的不到10人。因此，多数都选择了使用这套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体系。据本刊记者了解，中国大陆如今已经有40余家ACE系统的基督化教育学校，以广东、北京最多，各有五六所。其余分布在昆明、大连、上海、南京、重庆、成都、温州等地。这些基督化教育学校，有着三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基于家庭教会，通常由教会的带领人来担任学校督导，学校一些活动，都有该家庭教会的同工共同参与。林开元所在学校，即是如此。

第二种不只是基于某个家庭教会，所有的孩子都来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可能分属不同的家庭教会，学校的活动也没有第一种那样的教会同工参与。这种形态占了基督化教育学校的大部分。

第三种近乎是家庭教育模式，由几个有基督化教育需求的家庭自行组合，他们自行挑选教材，带领孩子学习。随着大陆基督化教育学校的数量递增，2008年，ACE在香港注册了中国办事处，在上海设立办公室。每年，ACE都会开展对采用这种课程体系的学校督导、校长和老师的培训。中国办事处的设立，使得这种培训不必再去位于菲律宾的亚洲总部，而在中国本土就可以展开。

以督导培训为例，每年有两到三次密集课程。其中有三门课程已经翻译成中文。每年一次的教师大会，则将全国ACE学校的老师集中在一起，由美国总部的教育专家来授课，既有教育专业课程，也有属灵的训练。大课堂之后，是按专业分组的学习。这两年，增加了中国讲员的比重。

ACE中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每年会到每个学校做两次访问，一般是四个人，按照华北片、华南片等不同片区，两个一组，到学校观摩和指导，帮助解决教学上的难题。美国总部则每年安排一位专业人士，到每个学校访问一次。一般会到深入班级至少两天时间，然后给出一些改进的建议。

ACE的官方宣传片用这样一幅图来表述其教育理念：一头驴拉着一辆马车，驴前方伸出的一根棍子上，悬挂着一根胡萝卜，驴想吃那萝卜，所以往前移动要得到它，驾驶马车的人一直掌握着进程。也就是说，在ACE课程体系里，学生学习上的进步其实是掌握在控制、鼓励和激发孩子的人手中，取决于学生个人得到的爱和关注。

每年一次的全国学生大会，九岁以上的学生都要参加。在这个大会上，鼓励学生参加“奥运会式”的活动项目，包括体育、文艺、舞台剧、音乐、讲道、木偶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展示各自不同的才能。

目前，一些相对成熟的ACE学校，也会给其他刚采用ACE课程的学校提供支持，给学校的督导和老师们实地见习的机会。

基督化教育学校的不安

去年12月末，一位来自浙江的家长来见林开元，希望自己14岁的儿子能进入林所在的这所学校就读。但林犹豫了，他觉得14岁的孩子大了些，若孩子贪玩或不听话，不好管。他没说出口的担忧是：如果孩子出了问题，可能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因为在这里，所有的问题，都只能在学校内部解决，而不能诉诸法律。

为此，学校每收一个学生都非常慎重，要求必须家长一同来面试。林开元要求家长必须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并且能够和学校一起来应对学校可能出现的不理想状况。

中国大陆执行“大一统的九年义务教育制”，不可以成立有别与公立教育的任何全日制的学校。就目前来看，有的基督化教育学校以“艺术学校”的名义注册，有的以“家教中心”或者“早教中心”的方式进行注册。政府如果查处，所依据的理由往往是这些学校或中心存在超范围经营行为。

因为ACE的课程体系与公立学校完全不同，所以一旦进入基督化教育学校，就很难再回到公立的系统里面。这就要求家长在送孩子来基督化教育学校之前，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灰色地带，政府前来施加压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基督化教育学校有些孩子是从公立学校转学过来，但原先公立学校的老师一直追问家长，孩子转学去了哪里，并希望开出接收证明。因为根据《义务教育法》，家长必须保证孩子接受九年的全日制教学。可事实上，基督化教育学校并不具备开这个证明的资格。面临这种困难，有的家长只好跟学校说，是在家自己教。据了解，也有家长干脆就保留公立学校的学籍，也交学费，但把孩子送到基督化教育的学校学习。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个学生走过来和林开元打招呼，林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些鼓励的话。他说，这个学生比较喜欢肢体接触带给他的鼓励。对学校相当一部分学生，林都了解他们所习惯的沟通方式。学监和生活助理，则对自己负责的学生了解得更为详细。

基督化教育学校的老师，都必须是基督徒。由于采用自学式的课程系统，所以对老师的最高要求，并非学术上的高水平，而是要对孩子有爱心。但一位教友也谈起她不信教的姐姐的一个看法：基督化教育学校教孩子不撒谎、热心、善良，他们长在这么一个单纯的环境下，将来如何去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呢？

基督化教育学校的资金多来自有爱心的基督徒的捐赠，而且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一般不接受国外的资金。基督化教育学校对学生收取的学费介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中间水平，一般一年的学费为15000到17000元人民币，加上课本费就是20000万块左右，学校临时租用的大巴，包括郊游等，都需要学生额外交钱。

林开元所在的基督化教育学校，第一笔资金就来自他家人的一笔退休金，前三年一直是亏损的状态，之后学生越来越多，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充裕的家长，会提前预付学费，此种状况下，学校的运营慢慢持平。但这些费用并不足以支付高额的教师工资，所以，基督化教育学校老师们的收入普遍不高，其工作多带有奉献的性质。升学是最大挑战

林开元偶尔会发出“基督化教育会越走越孤独”这样的感慨。有老师跟他反映，有家长对孩子的进度不是很满意。也有的家长会担心，这样的系统培养出来的孩子，英文不如美国的孩子，中文不如中国的孩子。

中文老师王惠凌则看法截然相反，“为什么不换个角度呢？我们的孩子，将来英文会好过中国公立学校的孩子，中文会好过美国的孩子。”

但显然，这并不是林开元想要的答案。他认为，“我们首先帮助孩子有智慧，有智慧才有聪明，有聪明才懂得如何学习知识。”基督化教育学校的宗旨，就在于帮助孩子建立好的品格，孩子有爱心以及对自己的学业负责任的良好品格，加上在ACE课程系统里培养出来的自学能力，他就可以掌握任何他有兴趣学习的技能和知识。

一位家长想送孩子到基督化教育的学校，那里的老师明确告诉他：若只是来读文化科目，最好不要来！若只是想接受英语教育，最好是不要来！若只是要学校即刻改变孩子不良的坏习惯，最好不要来！若只是要住得好、吃得好，怕孩子吃苦，要学校把孩子养胖，特别优待你的孩子，最好不要来！若只是希望孩子有一天到美国去，最好不要来！

由于ACE的课程设立与中国的公立教育无法对接，所以从基督化教育学校毕业的学生，根本无法参加统一的高考。这也是所有基督化教育学校面临的最大挑战。

王惠凌则充满信心，她曾是东北一座小城赫赫有名的个性化教育补习老师，所有接受过她培训的孩子，无一不能达到理想的升学目标。几年前，因丈夫工作需要，全家从东北的一座小城迁到南方，考察城市里多数公立小学后大胆把女儿送入基督化教育学校，自己则当该学校的中文老师。她相信，现在很多大学已经开启的自主招生，会是受基督化教育学生可能的出路。

林开元所在的学校2011年有了第一个高中毕业生，他父母从事外贸工作，家庭情况比较好，所以，他选择了去美国上最后一年高中，然后参加美国的高考，在美国读大学。目前高年级的学生中，有几个是来自国外和台湾，他们可以回国或本地区参加考试，读大学，所以，目前中心还未正式面临学生升学的难题。大陆的基督化教育学校，到目前为止，开办时间最长的也不到十年，也都还未集体面临升学的现实问题。

“我们本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将高中毕业生送到国外，而是培养敬虔的后代并有良好的品格，让他们在国内读大学，以期他们将来能更好地服务中国本土。但目前来看很难。也许，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的挑战吧。（文中所提到的人名，”均为化名）

第四篇：论文：儒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1

儒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

胡武云

(广西大学 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60)

［摘要］：本文首先粗略介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与道家、法家等相较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其次，表明了当前“家族企业”现状和普遍性，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港台、中国大陆，家族企业都茁壮成长。再次，在中国几千年风风雨雨历史中，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指出中国文化“家”的根源性。最后，选取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优秀性的一个较小的角度，分别表明儒家文化对华人家族企业的深刻影响。

［关键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华人家族企业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就儒家文化的系统性和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来看，儒家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道家看似虚玄，倡言“无为”，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为了“无不为”，当时的“无为”是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就更加“大有为”，但消极避世的思想抹杀它一定的光彩。法家文化一切以实效为依归，具有更明显的现实精神，自秦严刑峻法和秦朝的迅速崩溃后，法家文化逐渐走向穷途末路。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更是世界军事领域著作的一朵奇葩，但没有续作者发扬光大。儒家文化主流都是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流长而不衰，就得益于孔子及其后历代圣贤的儒家文化的精神滋养。儒家文化就当前对国家、社会、民族、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企业、个人的现实意义影响而言，有其相当先进性的一面。当然儒家文化有其不容置疑的优点，同时也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它的优点，发扬儒家文化先进性的一面贡献于华人家族企业。

所谓“家族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或者用泛家族规则来整合企业的管理资源。首先，东南亚是最早的华人移民地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华人经济已成为东南亚各国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人经济就是靠华人家族企业支撑。港台的大型企业如长江实业、台塑也是家族企业居多。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营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所以，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是中国人的生活重心，研究华人的企业文化，自然要特别注重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家族企业是华商企业的主要经营形态。华人家族企业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中国人的群体精神是“家本位”群体精神，具有典型的家族 文化特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就是“家本位”的代表。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强调君王应当像“家长”关心家族成员一样关心自己的子民。在家要父慈子孝，在外任职要做父母官，一切都要遵守伦理秩序。所以，中国人的社会人格是以“家”为中心的。其次是家旅世袭制，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形成了中国人特别严重的内耗特点和防范心理，但它也强化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迫使人们从内寻求支撑，以血缘关系为最基本的纽带，渗透到家族资本的运作特征中去。中国人在本土以血缘为纽带抗拒天灾人祸，而在国外，上无片瓦遮天，下缺立足之地，就只能以血缘纽带求生存求发展，由此形成海外华人独特的家族世袭管理模式。所以绝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都带有世袭的倾向。

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

儒家思想是以“仁”作为核心的概念。孔子所谓的“仁”，在字型上是“从人，从二”，亦即“二人为仁”.“仁”字的基本涵义是二人的关系，仁也即“爱人”，从而道出人与人之间适度的关系，最终的实现通过“善”联接。儒家文化讲究“择善固执、止于至善”。若是孤独的一人，则没有行善的机会。所以，儒家没有关起门来做圣人，而充分发挥社会关怀。这有利于发挥华人家族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也有利于华人家族企业家“富则兼济天下”。最终驱使华人家族企业家最终把一定量的社会财富通过捐赠的形式回馈社会。彭年酒店董事长、港商余彭年全身投入“彭年光明行动”的慈善事业，5年内在国内的甘肃、湖南、青海等九省一市计划投入5亿元做20万例免费白内障手术。而且每年都有大量财富进行捐赠。余彭年从几乎身无分文的内地人只身到香港闯天下，从打工者一步步积累财富，创立年营业额达20亿彭年酒店集团。期间积累财富的艰辛恐难为他人所知。但拥有了财富却兼济天下。这和儒家文化“向善，行仁” 的深刻思想不无关系。“仁”还促使华人企业家完成一定的社会价值。阿里巴巴网站创始人兼董事长马云讲过：“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的。企业家的公民意识正是源于这种企业家精神”。“仁”套用一句很现代的话就是“以人为本”，真正“以人为本”的企业家，也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中国历代国家都有实现“仁政”，企业家也可以实现“仁商”，这样可以促使企业家和员工实现和谐相处的精神。

义是事之“宜”，即“应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的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所以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华人企业家如理解不是很深刻，舍利而取义就大错特错了。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影响了很多企业家。其实，要深刻理解：企业的本质天然具有趋利性，企业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此需辨证理解“义”与“利”的关系。孔子也曾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人其实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商人只知“唯利是图”，舍义而不顾，这种商人往往不择手段追求钱财，最终做不长久。第二种商人“有义无利”，只讲哥们义气，到处被人赊欠，资金链一旦断裂，弄的企业衰败。二世祖败家的例子不胜枚举。第三种商人讲究“有利有义”。这是商人最高的一种境界。这种情形是可以做的到的。香港首富，世界上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就讲过“行仁义之事，赚无量之财”。李嘉诚成功帮助包玉刚收购九龙仓就做到“有义有利”。李嘉诚不遗余力帮助包玉刚的中资财团，是出于义；后得到九龙仓的股份，则获得了利。所以，对于华人家族企业家，更应辨正理解儒家文化中“义”与“利”的关系，这样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还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人要满足欲望，有礼予以调节。礼还有一种功能，就是使能文雅，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有礼才有道德。尊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礼就是人们的共同规则。马克思曾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手足之情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只有他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人与人互动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最基本的要求是“法”，较高尚的安排是“礼”。论语中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从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合而观之，礼与法可以并称，都是教育的初步内容。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企业家立身处世，不能不知礼。礼不只是典礼仪式或教条形式，它必须深植于一个人的内心情感。礼仪促使情义的深化，礼法与情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华人企业家在管理家族式企业时，公司内部企业文化崇尚“礼尚往来”，“有礼有节”，“礼多人不怪”。华人家族式企业更倾向于“人情礼仪主义”的特色。他们在做决策时往往必须考虑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西方企业中，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而儒家文化更倾向于鼓励雇主与员工以礼仪情感成分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华人社会有一种习俗：在农历新年前夕，华人家族企业老板会给员工不同金额的红包，以此表达对员工贡献的一种情义和奖励，员工可以根据红包的大小，了解老板对于自身表现的评价。

智对于儒家文化是相当重要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孔子周游列国而传授知识，既重视实践知识，又重视书本知识。孔子博大精深的知识和智慧，成就了他圣人的威名。儒家思想自董仲舒大力提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变成儒教，儒教与封建政体相结合，同时开创了科举考试选拔社会人才为国家服务的先河。儒家文化的知识与智慧，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儒们的发扬与提高，终于成为中华二千多年来的主导文化。新儒家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称为“四书”，作为新儒家的基本经典。它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尤其要达到修齐治平，没有广博精深的知识和智慧，是很难成功的。当然，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做治国平天下的事。他仅仅需要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的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只有这样，他尽到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就达到人格的完满。儒家文化积极的入世精神使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出世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对于华人家族企业中成功的企业，无不非常重视知识。“知识改变命运，智慧创造辉煌”。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尤其需要学以致用，大胆创新。华人家族企业家为了企业的传承，无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李嘉诚就把两个儿子李泽楷、李泽钜送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博士才回港委以重任。王永庆就把儿子王文洋送到英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派到大陆担当重任。

信是偏重人要讲究诚信，讲究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及人和推己及人者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道，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在华人家族企业里，员工为了获取决策者的信任，往往必须牺牲个人的方法或短期利益，展现出对组织的忠诚。员工唯有在获得老板的充分信任之后，才能缩短员工与老板之间的社会距离，并进入组织中权力的内圈。因此，儒家文化的当权者在考量他跟某以特定下属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特别重视“忠”“诚”的因素。

总之，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也不是彼此割裂开来的，而是彼此之间都有深刻的联系。“仁”和“义”合二为一，就是行“仁义”。华人企业家尤需行仁仗义，反对假仁假义。礼仪促使情义的深化，礼法与情义使人向善，从而向“仁”的核心转化。“仁、义、礼、信”的实现，最终更需要智慧做基础，所以中华仁人志士都积极入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追求智慧和光明。诚信、忠恕之道就是仁道，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又包括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所以，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大基本点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为依归对华人家族企业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台）傅佩荣 哲学与人生 第一版 东方出版社 2005年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www.yifan.net 下载。

【3】 袁达 编 塑胶大王王永庆 第一版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年 【4】 谷书堂 主编 中国转型期经济问题研究 第一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5】 东方智 编著 李嘉诚独门生意经 第一版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年 【6】 贺雄飞 著 新经济与大企业家－走近儒商时代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0年

第五篇：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

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

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

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作者：王忠欣

原题：《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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