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污染环境犯罪问题研究（精选多篇）

第一篇：试论我国的污染环境犯罪问题研究

试论我国的污染环境犯罪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后果严重，其危害后果同时具有渐进性和潜伏性的特征，该种犯罪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危害极大。文章通过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犯罪类型和罪过形式进行分析，使人们对污染环境犯罪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同时也对污染环境犯罪刑罚方面的缺陷进行了完善。

[论文关键词]污染环境犯罪 犯罪类型 罪过形式 缺陷

一、污染环境犯罪的特征

（一）污染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严重性、渐进性和潜伏性

污染环境犯罪直接侵犯了大气、水体、土地等生态环境要素，在给自然环境带来重大危害的同时也对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财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污染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将花费十几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污染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渐进性是指污染环境危害后果的形成往往是长期排放污染物的结果。这是由于环境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短时间少量排放某种有害物质会被这种自净能力而消除影响，但是如果长期排放该种有害物质，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所不能消化掉的那部分有害物质就会慢慢积聚起来，其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危害后果。污染环境犯罪的潜伏性是指污染环境犯罪的危害后果并不是在污染环境行为实施后立即出现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被人们发现。这主要是由污染环境犯罪危害后果的渐进性所决定的。少量排放的有害物质已经对人体产生危害，但由于症状不明显，并不会被人发觉，随着有害物质不断在人体内积聚，逐渐出现明显症状，严重危害人体生命健康的结果才最终被发现，这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二）污染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

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决定了污染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是指危害环境罪通常以未获行政机关的许可或违反行政法规的安全标准、安全要求为前提，危害环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全部或部分地决定于是否符合行政法上的要求，这种危害环境罪的成立对行政法规及行政命令的依附即是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根据《刑法》第338条规定，构成污染环境罪的首先要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本法条中“国家规定”指的是在环境保护工作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比如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这就意味着污染环境犯罪的成立与环保行政法规定的环境适用标准、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及环保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有着密不可分的的关系。可以说，环保立法以及环保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命令是决定污染环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污染环境犯罪对环保行政法规及行政命令和许可具有依附性。

二、污染环境犯罪的犯罪类型

环境犯罪中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故意的或者过失的实施了危害环境法益的，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只要该种行为或者行为状态构成了严重威胁，即可认定环境犯罪犯罪既遂的犯罪。修改前的《刑法》第338 条中规定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 可以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中包含有明确的严重后果，这无疑应当属于实害犯。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取消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得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这是否意味着该罪的犯罪类型由原来的结果犯变为行为犯，亦或危险犯呢？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犯罪类型仍为结果犯，而非行为犯或危险犯。首先，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而非故意，而除刑法明确规定的极少数特殊情形外，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在刑法尚未明确规定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情况下，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其次，污染环境罪是法定犯罪，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是该罪成立的条件。实践中，污染环境的行为既可以表现为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表现为继发性或渐进性的环境污染，对于第二种情形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造成严重后果，而且是否会造成严重后果需要权威部门的检测鉴定。因而，对于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以本罪论处。最后，从刑法修改的本意来看，“严重污染环境”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二者虽然表述上不同，但这只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只要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即可构成本罪。因此，对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的环境污染行为，不能认定为本罪。

三、污染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

《刑法修正案

（八）》对《刑法》第 338 条修改前，学界有关该条犯罪的罪过形式大致持三种观点：一是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式界定为过失，这较为符合立法原意。二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三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只能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规定的行为，仍然实施。第一种观点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理由是基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规定，认为“事故”即“意外的变故或灾祸”，符合过失的心理特征。然而，《刑法修正案

（八）》第46条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正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后，”过失说”的地位开始动摇，有的学者指出，本次修正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为了矫正刑法第338条对本罪主观罪过的规定偏差，因而，不难探明本条的立法原意在于：境罪的主观方面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即使尚存缺陷，但也必须尊重立法原意进行论理解释，即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包括故意和过失。该罪的罪过形式到底该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究其根据主要有两点，其一，在该罪两个档次的法定刑中，第一档法定最低刑是单处罚金、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第二档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对照刑法分则其他条文就不难发现，这种立法例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并没有区别。其二，如果该罪的罪过形式可以是故意的话，这与法定最高刑仅为7年的设置不相匹配，既达不到有效惩治故意实施此类犯罪行为的刑罚目的，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该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这里的过失，是就污染后果而言的，对于违反国家规定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则不排除故意。

四、污染环境犯罪刑罚方面的缺陷和完善

（一）污染环境罪刑罚方面的缺陷

虽然《刑法修正案

（八）》对污染环境罪做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在刑罚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是自由刑过轻。现行污染环境罪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处罚的力度不够，其在整个犯罪体系中是属于轻罪的范畴。在现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三个污染环境的犯罪中，污染环境罪的法定最高刑最低，只有7年，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的法定最高刑是10年，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法定最高刑却达到了15年。在这三个破坏环境犯罪中，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但其刑罚却最低，这是有失偏颇的。其次是罚金刑不完善。污染环境罪属于贪利性犯罪。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我们就应该从经济利益上着手，用罚金来打消污染环境犯罪获得的利益，提高污染环境犯罪的违法成本。既然行为主体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顾国家相关环境法规的规定而忽视环境的保护，我们就应该扩大罚金刑的适用数额，在经济上加大污染环境所带来的经济违法成本，使其在行为前慎重考虑自己的污染环境行为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是，我国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处罚方式，只是规定了并处罚金。而根据刑法总则和相关最高法院适用财产刑的解释，刑法没有规定具体数额标准的，只是规定了最低不少于1000 元的标准。在这之中可见，污染环境罪的罚金最低1000 元，最高并没有规定。这就给了法官非常大的裁量权，容易提供法官寻租空间、滋生同罪异罚的现象。在我国司法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现状下，更容易出现司法不公的情况。同时，环境污染案件一般关系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比较容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二）关于刑罚方面的完善

1.法定刑适当调整

“为了强化和突出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在当今各国环境立法，都加大了对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力度，即通过对污染环境者适用严厉的刑罚处罚，以惩治和预防环境污染事件发生。”而我国污染环境罪的最高刑期为7年有期徒刑，但第339条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最高刑期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明显的不合理在《刑法修正案

（八）》中被忽视。刑法作为环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合理的法定刑就会让污染环境的行为人有恃无恐，肆意污染，上文中提及的冯卫国教授所做的统计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笔者建议为了加大制裁力度，应当对污染环境罪的最高法定刑做出修改，设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另外，明确本罪的主观过失后，应当对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设置不同的法定刑。

2.改革污染环境犯罪的罚金刑

首先，提升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地位，将其作为的主刑使用。这也是对我国刑罚体系的改革与突破。因为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罚金刑一直作为附加刑而存在的，一般不作为主刑使用。但是由于污染环境犯罪有其自身特点，而需提升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地位。其一是因为污染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实际危害结果，必然严重地危害我国的水土资源以及其他环境资源，甚至给人民的生活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并且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这些被破坏的自然生

态如果要恢复，也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其二，环境犯罪的产生也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很大一部分污染环境犯罪都是企业所为，许多小企业或者单位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并且没有按照国家要求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才导致了污染环境犯罪的发生。因此对这些小企业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环境犯罪应当对其主要运用罚金刑来惩治，这也是与我国所倡导的环保原则“谁污染谁治理“是遥相呼应的；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惩治法人犯罪的一大有效手段就是罚金刑；其三，污染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也属于刑法中的法定犯，那么该罪的刑罚的主导就不应该是自由刑和生命刑，应限制自由刑和生命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适用，而应加大对罚金刑在污染环境犯罪中适用；最后，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一些国家有关环境立法中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表现的尤为明显，借鉴这些国外发达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经验，罚金刑也应当成为环境犯罪的主要刑罚。

其次，明确污染环境犯罪罚金刑的处罚数额。如上所述，我国对于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处罚方式，只是规定了并处罚金。因此在我国《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是非常笼统的，不同的主体犯环境污染犯罪需要判处罚金时，基本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同的犯罪情况应该如何判处罚金，罪重与罪轻判处罚金的差额如何进行划分，这些在刑法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就容易导致不同地区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采用不同的标准，造成相似情节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判处时得到不同的结果，除此之外，这些规定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造成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臆断，产生生司法腐败现象，不利于我国关于污染环境犯罪的惩治。因此，基于上述现状，立法者应该统一环境犯罪的罚金刑标准，将污染环境犯罪的罚金刑确定上限和下限，改变由法官自由决定罚金数额的这种的无限额罚金刑的立法状况。笔者认为，根据刑法制裁手段的严厉性这一法律特点，在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罚金刑的数额进行确定的时候，对于同类污染行为刑法规定的罚金数额应该高于该行为的行政罚款数额，同时应低于犯罪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恢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所付出的费用，将实际损失和恢复费用作为污染环境犯罪罚金刑的最高限额。

第二篇：关于我国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

论

文

题

目：关于我国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

一、课题来源及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课题来源

在导师的指导下自选。

题目暂定为《关于我国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

（二）研究目的通过对农民工犯罪已有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并结合自己的调研总结，笔者试图就我国农民工这个特殊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中的一些共性及其特点进行分析，归纳出其产生犯罪的原因，并结合材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在德治和法治和自治中找到制衡点，从而对我国的农民工犯罪的预防和治理进行完善。

同时，通过该论题强调我国目前农民工犯罪问题的严重性，以引起社会各界对农民工生存、发展环境的关注，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利，提高其自身素质，增强社会援助，消除农民工犯罪的源头，使其更好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从而推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三）研究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农民工最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随着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其生存现状及发展问题、及最终导致其犯罪产生等深层次的原因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在我国提出十一五规划中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和完善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作为在城市中数量庞大，但却由于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原因而边缘化的群体，理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而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在解决农民工生活、生产等问题方面有待完善。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工资，周围新鲜环境的刺激和脆弱的自控能力都是导致其犯罪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而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正是导致农民工处于劣势的最根本原因，法律则是扭转社会不公的最有利武器。笔者认为唯有从法律的角度尽力填补法律中的空白及完善已有法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规范农民工群体行为并从根本上引起社会各界及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注，对农民工给予特殊照顾，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农民工犯罪。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只高素质的农民工队伍，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这正是笔者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四）研究依据

为了深入研究农民工犯罪的心理等主观原因及社会客观因素，努力找到农民工犯罪的真正原因，笔者不但在论文指导老师的指导下查阅大量国内已有文献资料及调查数据，而且笔者借助自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优势，在学习之余，投入大量的时间对我国农民工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走访调研，形成大量笔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梳理成调研报告，为自己的论文提供了第一手可靠的依据。同时，笔者充分利用自己在党政机关实习的机会，对我国现有关于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及法律依据进行了深入学习并就其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奠定了笔者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研究决心，也为笔者最后把毕业论文定位对我国农民工群体犯罪调查打下了基础。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成果

国内研究者认为农民工犯罪主要范畴是抢劫、抢夺、盗窃、诈欺等侵财性犯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活动以及故意杀人、强奸、绑架等恶劣刑事案件。

研究者一般认为农民工犯罪特点，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点犯罪数量大、形式多样，随意性、突发性强，团伙作案比例高，犯罪主体年龄趋于年轻化、未成年化等特点。

研究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主观原因主要是因为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受家庭经济条件、农村教育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自己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再加上自己本身生产技术较低，生活在城市边缘地带，现实生活中面对城市的多面性、复杂性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使得心里产生扭曲最终导致犯罪。外部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最苦、最累的工作的同时，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得不到城市的认同，同时由于城市对农民工整体管理的滞后，最终造成农民工心理失衡，产生仇富、憎恨城里人等病态心理，最终导致农民工犯罪居高不下。

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分析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大农村经济文化建设，建立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加强农民工的管理和指导，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政府加强预防农民工犯罪的工作力度和完善法律服务工作机制等。

三、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现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凸现，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对于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多局限于社会学领域，缺乏从法律保护的视角深入分析对该问题的解决途径，本文综合运用了研究分析、案例分析及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一、结合社会学法学视角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分析，指出农民工群体是指以农民身份到城市务工的人群，由于社会和自身原因，而在社会资源的占有、支配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权利未被法律有效保障的人群。二、通过对农民工犯罪的具体案件分析，得出我国农民工犯罪的一般特征。三、在对我国农民工群体特征、犯罪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农民工群体的劣势地位与其犯罪原因相联系，指出他们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保护，农民工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四、从法治、德治、自治三方面提出防控我国农民工群体犯罪的对策。以法律保护为主，加强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提倡和谐文化以及通过农民工自身努力为辅，对防控我国农民工犯罪进行了制度设计。文章指出，我们必须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充分发挥司法的救济作用，强化司法救助制度，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形成成熟的权利观念，只有他们真正享有自己的权利，懂得正确行使自己权利，才可能不去侵犯别人的权利，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公平。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希望对农民工犯罪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四、论文大纲

我国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分析

绪言

第一章：农民工犯罪概述

1.1农民工概念

1.2农民工特点

第二章：关于xxx案件的分析

2.1XXX案情概述

2.2xxx案例表现出的农民工犯罪特征

第三章：我国农民工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分析

3.1主观原因分析

3.1.2

自身文化素质不高

3.1.2

自控能力脆弱

3.1.3

畸形心理（仇富、封闭等）

3.2客观原因分析

3.2.1

经济上的不平等---贫困

3.2.2

政治上的不平等---无发言权

3.2.3

社会上的不平等---歧视

第四章：对我国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分析

4.1

法治

主要从立法、执法、司法三方面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扭转社会不公现象。

4.2

德治

加强农民工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提倡和谐文化等。

4.3

自治

通过提高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培训其就业技能等措施，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产业工人，通过合法途径取得自己的劳动成果。

四、主要查阅文献

1、李克．农民维权丛书【M】．人民法院出版社

2、杨宝宏．农民工犯罪问题——社会心理失衡与犯罪【J1．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3、李强著：《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王智民等著：《当前中国农民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牟君发、宋浩波著：《中国城市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郝在今著：《八千万流民部落》，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

7、谢俊贵著：《信息的贫乏与富有：当代中国信息分化问题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8、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9、梅传强主编：《犯罪心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0、张兴杰、王骝：《论“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载《经济体制改革》2008年第4期。

11、李培湘：

《农民工社会问题思考》，载《中外企业家》2007年第3期

12、曾少聪：《全球化与中国海外移民》，载《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

13、宋学成：《论法国移民社会问题》，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2期

14、王琳、吴清军、夏国锋：《我国青年农民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研究》，载《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5、郑功成：《农民工的权益和社会保障》，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8期

16、张旭辉：《外来人口的犯罪心理及其防治措施》，载《南都学坛》2004年第3期

17、张亚辉：《从文化冲突的视角解读农民工犯罪问题》，载《菏泽学院学报》2005年第l期

18、江立华：《转型期城市农民工的犯罪与社会控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9、张雪筠：《社会隔离与青年农民工犯罪》，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年第1期

20、赵晔琴：《对农民工偏见形成的社会学分析——以在沪农民工为例》，载《社会学》2004年第3期

21、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22、唐欢庆：《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文化善治》，载《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23、乐伟中：‘新形势下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新思路》，载《综治研究》2004年第10期

24、金其高：《大治安之猫鼠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l期

25、左东媚：《新生代农民工与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6月。

第三篇：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

有多少青春年少可以重来

——由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引发的思考

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但曾几何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却越来越突出，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近期我院受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敲诈勒索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女，在看守所里看着面前这张稚嫩的脸，让人很难将她与犯罪联系到一起。通过与张某的交谈，我们了解到了整个案件的始末，更引发了我们对未成年犯罪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入的思考。

一、花季少女怎样一步一步走向犯罪

（一）张某的成长环境

张某的父母均在葫芦岛市政府机关工作，家庭收入较为稳定，是典型的小康之家。张某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对她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从小到大张某不管犯什么错误，最严重的顶多只有父母几句责骂；在生活方面，张某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除了读书以外，几乎所有事情都由父母代劳，十几岁了还不会洗衣服不会叠被子，自理能力很差。

在父母的溺爱下成长起来的张某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任性、骄纵、自私且依赖性强。2008年9月，张某被父母送到阜新市某职专读书，娇娇女的性格使张某在新的学校里很难处理好同学关系而倍受排斥，于是张某开始频繁出入学校周围的网吧，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安慰和寄托。

（二）交友不慎入歧途

白某是张某的男友，二人在网吧里相识，确立了恋爱关系。白某没工作、没收入身边却有一群酒肉朋友整天游手好闲、花天酒地。趋新求异的张某沉迷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不能自拔，最终因逃寝被学校退学。退学后的张某非但没能深刻反省，反而千方百计摆脱父母的管制，于2010年年初只身从葫芦岛返回阜新和白某过上了同居生活。和白某同居后张某每天除了上网就是和白某 1

及其的一干朋友继续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终于入不敷出生活捉襟见肘。

2010年4月，张某在网络上结识了田某（本案的被害人），通过网上聊天，了解到田某是阜新市另一所职专的学生，家在锦州农村，家境困窘，于是萌生了介绍田某卖淫的念头。2010年5月张某先是以陪人吃饭赚钱为由约田某见面，田某欣然赴约。张某介绍田某同白某的朋友白某某认识，一顿饭过后白某某给了张某、田某各500元。田某见识到白某某的“大方”，在第二次和白某某见面时未能抵御金钱诱惑而和白某某发生了卖淫关系，白某某因此而前后给了张某几百元钱作为“好处费”。张某因此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于是，开始在网上发布卖淫信息，通过网络又联系到嫖客王某介绍给田某，之后王某又介绍自己的朋友王某某给田某，这样张某又分别从王某、田某等处获得几百元“好处费”，这种不劳而获让张某尝到了“甜头”。

（三）利欲熏心，无知女孩身陷囹圄

在王某同田某第二次发生性关系时，张某将王、田二人的卖淫过程用手机拍成视频。张某拍摄视频的原因至今三方各执一词，但正是这段视频引发了本案这场闹剧。

拍摄完视频后，张某把此事告知白某，白某脑筋一转立刻想到了一条生财“妙计”。白某唆使张某给田某打电话并教张某如何恐吓田某让其出7000元钱赎回这段视频，田某万般无奈之下答应了张某和白某的要求，双方约定每周末在兴隆大家庭交易，直至付清7000元。双方交易数次后，田某无力承担7000元费用索性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花季少女缘何以身试法——陨落的童真谁来买单？

十六岁正值女孩最美的花季，然而张某在此时却走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而使自己的大好年华暗淡无光，让人唏嘘感叹的同时，更加发人深省。综合考量案件的缘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一）家庭教育的误区

与以往的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不同，张某有一个完

整的家庭、父母都在政府机关工作、小康之家，集父母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张某却最终走上的犯罪的道路，让人很难理解。

在看守所里，当我们问及张某父母的一些情况时，她的态度很漠然，她坦言被学校退学后曾被父母强行带回家中，后来趁父母上班时离家出走回到阜新，并和男友白某同居。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不想面对她的父母。”问她不想面对父母的原因时，她说“因为他们不够关心我。”

其实并不是张某的父母不关心张某，而是他们对于女儿的教育陷入了一个误区。客观地讲，张某的父母对张某具有生命的决定权、物质的提供权、照顾的程度权、个性的决定权。如果替她问一问父母：“我”是怎么来的？就可以发现，“我”的胃口是喂出来的；“我”的脾气是带出来的；“我”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我”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我”的无耻是百般迁就溺爱出来的……张某的犯罪看似是她自己的选择，其实从一个侧面来讲是父母行为的反作用的结果，家庭抚养不仅仅是物质的，更重要的是心理抚养；人性教育比智力教育更重要，性格才真正决定命运！

（二）学校教育失当

张某于2008年9月来到阜新某职专读书，2009年9月退学。和张某的谈话中了解到，其之所以退学是因为连续逃寝十五天而被学校退学处理。我们不禁要向学校发问：张某为什么逃寝十五天？她怎么能够连续逃寝十五天？这难道不是学校监管不力导致的问题吗？

学校的监管不力导致张某沉迷于网络，每天流连网吧而疏于学业；学校的监管不力导致张某认识白某后更加恣意妄为，夜不归寝，整日沉醉于白某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

学校对于未成年学生本负有监管的义务，但学校的监管体现在哪里？仅仅是学生连续逃寝十五天后被校方发现而退学么？可以说张某之所以一步一步走向犯罪，学校难逃其咎。

（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谈及社会不良风气，我们不得不提本案的其余几位当事人，白某、白某某、王某、王某某及田某。

白某是一个典型的“三无”社会青年，好逸恶劳、只会和身边的酒肉朋友吃喝享乐，是他一步一步推着张某走向犯罪道路。白某带给张某的不是爱情而是不计后果的放纵和享乐、是灾难。该人在本案案发前即因涉嫌盗窃罪被羁押在看守所。白某某、王某及王某某三人年纪都在四十多岁，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白某某是一名药剂师，是一名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王某、王某某是事业单位的职工，然而这三个人在个人生活方面的不检点却与其职业形象南辕北辙，让人心寒。田某今年20岁，作为一名学生，她非但没有运用个人学识为自己获得一份正当职业，反而自甘堕落到以出卖个人肉体换取物质上的享乐。从刑事犯罪角度出发，田某是这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但是从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上来讲，田某又何尝不是将不良风气带给张某的媒介之一呢？

这五个人在整个案件中的地位不同，但是从道德层面而言和对未成年人交叉影响的角度而言，这五个人又何尝不是将张某推向犯罪的帮凶？

（四）张某自身问题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风气等皆是外因，相比之下内因——张某自身的问题更加不容忽视。通过和张某聊天不难发现张某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1、意志薄弱，是非观念模糊。张某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抗腐蚀能力较差，尤其当她脱离父母管教时这一问题就会变得特别明显，面对外界的各种诱惑，很难做到事事明辨。面对新鲜事物时，猎奇心理更会占据上风，容易受到外部条件的不良诱惑或熏染。

2、自身文化水平和阅历局限。张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终归阅历有限加上过早地脱离学校教育，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对于许多问题的认识仅流于表面，对于诸如犯罪此类严肃的话题更是知之甚少，因此容易被蒙蔽，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3、性格各方面综合问题。作为独生女，父母的溺爱造就了张某自私自利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令她难以在新的环境中交到朋友；另外，处于叛逆期的她对于父母的管教抱有逆反心理，内心

渴望独立但经济、人生阅历等诸多方面的局限让她难以独立，白某的出现让她将自己对独立的渴望寄托在白某身上，对于白某产生依赖心理，而被其利用，导致自己身陷囹圄。

三、让凋谢的花儿重新绽放

在和张某谈话的最后，我们问到张某对日后生活的打算，这个16岁的孩子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们，哭着说只想安安心心地守着父母，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发展没有任何的打算，抱着一种听之任之、得过且过的心理，她的回答让人忧心忡忡。其实，在少年成长的路上，面临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台阶，他们只有稳健地登上这些台阶，才能成长为健康的社会人。在台阶上摔倒并不可怕，让人担忧的是他们自己直接放弃了攀登台阶的渴望，在某一个不被认可的边缘徘徊，这不仅对社会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使其自身承受更大的痛苦，付出惨痛代价。

为了避免这种后果的出现，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迷途的孩子重归正途：

1、张某的性格骄纵、自私，她是一个让人头痛的孩子，但从本质上来讲，她并不是一个坏孩子，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乏正确的引导，应加强思想教育同的同时加强法制教育，让她明白哪些事情是一定不可以做的。张某的案例从一个侧面也反应了针对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学生，我们的法制宣传工作是不到位的、近乎空白的。应与在各中小学、职专、中专等学校沟通、开设专门的法制教育课，让孩子们从小树立守法意识。

2、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回访制度。以本案为例，责成专人负责张某的教育改造工作，定期进行回访，再此过程中，充分重视社区在未成年人犯罪分子矫正中的作用，与张某所在社区积极保持联络，形成“双保险”。了解其近况及心理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即使沟通，以其杜绝再犯罪的可能性。

张某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条的规定，构成敲诈勒索罪，等待她有可能是刑罚的处罚，刑罚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而言的确是一道沉重的枷锁，但张某犯罪时已满十六周岁，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其应当负刑事责任。然刑罚仅仅是一种

手段，并非目的，我们更希望看的是张某能够吸取教训，迷途知返，让凋谢的花儿重现绽放起来！

第四篇：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胡胜友 陈广计

【内容提要】因果关系认定难是困扰和制约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

一。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进行立法规范；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多渠道加强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化管理；上提一级该罪的立案侦查权等，以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渎职侵权 职务犯罪 因果关系

一、近五年来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因果关系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通过安徽省合肥、巢湖、淮南、滁州、宣城、马鞍山等市检察院研究室分别提供的数据，再加上芜湖市提供的数据表明，近五年来，上述七个地市共立案查办各类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共392件508人；其中滥用职权类案件133件169人；玩忽职守类案件172件206人；徇私舞弊类案件46件62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类案件26件46人；提起公诉的案件276件333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65件85人（均是相对不起诉）；被作出有罪判决的235件294人；被撤销案件的14件15人。综观上述各类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情况，确立因果关系较为复杂，主要特点有：

（一）渎职侵权行为直接导致渎职侵权犯罪本身结果的发生较少。由于行为人渎职侵权行为的发生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直接导致了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渎职侵权的行为是产生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直接原因。此类案件在我们所调研的案件中不多，有35件43人，占整个案件数和人数分别为8.9％和8.4％。如某拆迁办管理人员，2006年在管理拆迁补偿工作中，收受他人贿赂或为照顾亲友，利用职务之便，为多位拆迁户虚报冒领拆迁征地款大开方便之门，致国家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余万元。

（二）渎职行为直接导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这种情况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侵权行为导致另一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几乎没有。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由于行为人渎职行为直接导致重大责任事故、环境污染、诈骗、脱逃等另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发生的有154件209人，占所调研的案件和人数分别为39％和41％。如，2006年4月份周某无证在某区开办非法诊所，某区卫生局局长章某曾对周某的非法行医行为进行查处，并作出罚款和取缔周某非法行医诊所的决定。后周某托人向章某说情，章某即对周某的非法行医行为放任不管。后周某对某一病人进行输液时违反医疗操作规程，致使该病人死亡，构成非法行医罪。而在侵权职务犯罪案件中，尚未发现因侵权行为导致另一普通刑事案件发生的情况。

（三）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多因一果的现象所占比例较高。此类案件共有357件465人，占我们所调查的渎职侵权职务案件的件数和人数的90.1％和90.6％。主要表现有：

1．由渎职侵权行为与第三方行为相结合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即渎职侵权犯罪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实施了渎职侵权行为的同时或者之后，由于第三方行为的介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导致的。在检察工作实践中，第三方介入的行为主观心理状态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如，2008年11月9日，某市公路管理站路政执法大队副队长罗某和队员冀某违反有关规定，在没有交警的配合下，单独上路查处车辆超载问题，在查处赵某驾驶的一辆大货车时，认为其车已经超载，便让没有执法资格的外聘队员李某上车引导赵某将大货车开到停车场听候处理。李某上车后，与大货司机赵某发生争执，在抢夺方向盘过程中，导致车辆失控翻倒，造成路上行人被砸死4人、重伤5人的严重后果。

2．由渎职侵权行为与发生自然事件相结合而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即渎

职侵权职务犯罪的危害后果不是由行为人渎职侵权行为单一因素造成的，而且由于介入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自然事件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如，2008年5月份某县财政局局长晏某在收受某私营服装厂厂长刘某的2万元好处费后，利用职务之便，违反财政管理规定，私自从财政调用资金100万元给刘某解决资金周转困难，约好2个月归还。结果刘某的私营服装厂因发生重大火灾损失殆尽，致该100万元无法追回，从而给国家造成100万元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

3．由渎职侵权行为与被害人自身行为相结合而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况通常多发生于侵权案件中，如，2007年某区区委书记张某发现其手下某局局长范某举报其犯罪行为，遂利用职务之便，以有贪污受贿行为为由，指令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对其进行打击报复，造成范某不堪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严重后果。

（四）不作为及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危害后果发生情况的比例略高。在调研渎职侵权案件因果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行为人不作为，即不履行应该履行的职责，以及履行职务时草率马虎、不到位（包括介入其他因素），从而导致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危害后果发生的案件所占的比例略高，共有230件295人，占我们所调研的案件总数和人数分别为59％和58％。如，2006年7月下旬，某市河道管理局管理所所长杨某在抗洪抢险期间负责带领工作人员巡查河堤。7月30日凌晨1时，正下暴雨，有关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一处河堤有轻微漏水情况，便立即向杨某作了汇报，征求意见是否要立即采取措施或向上级汇报。睡意正浓的杨某却说：“没关系的。”致使该段河堤管涌产生重大险情。之后政府迅速组织大量干群及武警官兵加固河堤排除了险情，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5万余元。

（五）考量危害结果中的经济损失都是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在调研所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中，我们发现，在处理行为人的渎职侵权行为导致危害结果所造成经济损失的问题上，办案部门都是将渎职侵权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危害结果认定为直接经济损失；而认定危害结果中的间接经济损失的情况却没有。

二、认定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因果关系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介入因素条件下的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理论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统一认定。目前，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在学术界争议较大，既有传统法学理论上的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⑴又有因果关系条件说；⑵还有少数学者提出相当因果关系说、预见说、近因说等。这些理论上的因果关系不同见解用于确立和认定渎职侵权案件因果关系，一般情况就会形成这样的状况；对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之情况，如果运用必然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条件说理论去分析认定因果关系的成立，都不会有多大的争议；但有其他因素介入后能否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则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

（二）现行法律对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的成立条件及其标准的规定缺失，造成渎职侵权因果关系的统一认定无相应法律依据支撑。目前，我国无论是刑事立法及立法、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的成立条件及标准作出规范性的规定，以致于司法实践中都是靠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去认定渎职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必然会因各人的理论观点和经验差异而产生争议。

（三）渎职侵权行为的责任具有分散性和模糊性，造成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存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长期以来，认定渎职侵权案件因果关系的最大难题，在于渎职侵权行为的责任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模糊性。因为在现实职务实施的实践中，既有决策者，也有指挥者，还有执行者。不少渎职侵权行为，有的是领导集体研究或领导班子集体会议研究作出决定的；有的是在领导指使或纵容下实施的；有的实施者认为是执行领导的指示或者经过领

导批准才实施的等等，以致于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给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渎职侵权因果关系带来一定的复杂性和困难。

（四）对渎侦办案人员进行通才管理模式的现状，难以适应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复杂性的及其认定水平的提高。目前，根据现行刑法，检察机关有权立案管辖的渎职侵权犯罪共有42个罪名。这么多罪名涉及到各种类别的国家机关管理及其内部的管理规则，情况非常复杂，并且分类专业化程度较高，要认定有关部门的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既要考虑到国家统一的法律规定，又要考虑到其职能部门的内部专业化规定。因此，对有关部门的职能及其运行状况如果不熟悉，要想及时发现和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非常困难。但是，检察机关对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实行通才式管理模式，导致渎职侵权办案人员对渎职侵权犯罪分类了解不足，特别是对房地产、税务、金融、海关、招投标等领域知识及其规章掌握不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水平的提高。

（五）由于渎职侵权犯罪大都涉及敏感岗位及敏感人员，在依法认定其因果关系时往往会有来自权力及人情的干扰。通过调研发现，渎职侵权案件几乎95％以上的案件都有来自权力或者人情方面的干扰，成为影响渎职侵权案件办理的严重障碍之一，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依法认定渎职侵权因果关系上。有的权力部门或人员以行为人是工作失误为由否认行为人的渎职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的部门或人员以行为人是纯粹为了工作或是好心而否认行为人的渎职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的权力部门或人员则以所谓的“全国普遍都这样”为由，反对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案部门对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依法正确认定。

（六）由于“间接经济损失”认定标准不好掌握，致使反渎职侵权司法实践很少将其纳入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去考量。在我们所调研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没有一起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将“间接经济损失”作为“渎职侵权犯罪”危害结果的。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认定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标准及其程度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确，难以把握；间接经济损失由谁认定才具有法律效力也无相应具体规定。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办案实践中认定渎职侵权犯罪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必然会给办案带来证明风险和困难。

三、完善认定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因果关系的对策建议

（一）应当用传统刑法学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统一理论基础，并加以完善。笔者认为，综观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概况，传统刑法学中的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理论已经比较成熟，能较好解决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的犯罪因果关系的确立和认定问题。其后一些学者陆续开始研究将外国的“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等理论引入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从而引起争议。这虽然有利于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的繁荣，但对司法实践准确认定因果关系却不利。因为理论上的观点“混乱”，必然会造成司法实践的无所适从。因此，我们认为，理论上可以继续争议，但司法实践中应当用较为成熟的传统刑法学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理论作为认定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的各类犯罪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并加以完善。具体来说，在渎职侵权犯罪必然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一般无争议；针对争议较大的渎职侵权行为在介入因素下与危害结果所形成的偶然因果关系，是否认定因果关系的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引入过错和意外事件理论加以完善。即如果渎职侵权行为人在介入因素（包括第三方行为、被害人自身行为和自然事件）情况下对危害结果有主观过错，即已经预见或应当预见，那么行为人的渎职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不中断，就构成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如，某市盐务局盐政科副科长刘某和工作人员于某根据群众举报查处某副食品公司用精制工业用盐冒充食用盐销售的违法行为，发现群众举报属实，只是口头要求某副食品公司停止销售，但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后某副食品公司继续销售假食用盐，造成群众食用工业用盐发生大面积中毒的严重后果。对此，刘某和于某在履职的范围内应当预见某副食品公司有可能继续将工业用盐冒充食用用盐销售，但却不采取有效的制止行为，因此，其不作为履职状态，对群众大面积食用工业用盐出现中毒的严重后果应有因果关系。反之，如果渎职侵权行为人在有介入因素的情况下，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预见，则渎职侵权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就中断，没有因果关系。如，某监狱监管人员李某2008年5月份违反规定为罪犯韦某办理暂予监外执行。韦某出狱后，在回家乘车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对此，某监狱监管人员李某对自己违反监管规定办理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负责，但无法预见罪犯韦某会因交通事故死亡。因此，李某的渎职行为与韦某的死亡结果应当没有因果关系。通过上述司法实践中统一刑法学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理论基础，不仅与犯罪行为客观实际相适应，也与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相适应，为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提供理论根据。

（二）应当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理论来确立和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以解决责任分散和复杂情况下的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问题。针对司法实践中在渎职侵权行为人责任分散和模糊等复杂情况下，确立和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难的问题，笔者建议可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的理论，以有效解决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难的问题。即运用共同犯罪人在整个犯罪中所起作用决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程度理论来确立和判定有关涉嫌渎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与其犯罪危害结果的因果联系程度。即有关涉嫌渎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如果对渎职侵权犯罪危害结果起了主要作用，就应当确立和判定其涉嫌渎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与其造成的犯罪危害结果形成主要因果关系，从而构成行为人对渎职侵权犯罪负主要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起次要作用，那么行为人的行为与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就形成次要因果关系，构成行为人对渎职侵权犯罪负次要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如果涉嫌渎职侵权行为人的行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起轻微作用或不起作用，就可判定行为人的行为与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即构成行为人无须对渎职侵权犯罪结果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笔者认为，引入和参照共同犯罪的理论即可有效对纷繁复杂的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进行分类，能很好地廓清渎职侵权行为责任分散和模糊情况下职务犯罪因果关系及其程度问题，从而为有效分清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及其程度奠定坚实的客观基础。

（三）应当多渠道不断加强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化建设，以适应渎职侵权犯罪门类众多及其因果关系复杂性和认定水平提高的需要。针对当前检察机关对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实行通才式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渎职侵权犯罪门类众多及其因果关系复杂的现实情况，笔者建议当务之急应当多渠道加强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的分类专业化建设水平：一是分类建立专业化办案组织。即在市（设区的市）级以上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的渎职侵权罪名类别，设立3—7个专业办案内设机构（科、处、局）；在县、区基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设立3—5个分类专业办案小组。二是加强分类专业化渎职侵权办案业务教育培训。三是定期选派办案骨干到政府有关房地产、交通、工商、海关、财政、税务、审计、商检、招投标、技术监督、食品医药安检、规划等渎职侵权犯罪易发和多发部门进行挂职锻炼，以熟悉其职能及其运行情况、内部规则，有利于及时认定渎职侵权犯罪的因果关系。四是定期选招政府热点部门一些既懂法律理论知识，又了解政府部门职能及其运行情况的专业人员充实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办案部门。

（四）应当将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级别管辖权上提一级，以有效摆脱来自权力及人情对依法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干扰。针对当前反渎职侵权办案实践中判定

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经常有来自权力及人情方面干扰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应当将渎职侵权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级别管辖权上提一级，即取消县、区基层检察院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侦查管辖权，由市（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的检察院行使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侦查管辖权。这样可有效摆脱来自地方的权力和人情对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的干扰，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因果关系。

（五）应当进一步完善渎职侵权犯罪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危害结果的认定标准，并将其认定结果状况纳入办案考核指标体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附则采取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规定的“间接经济损失”是指直接经济损失引起和牵连的其他损失，包括失去的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利益和为恢复正常的管理活动或者挽留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等。这种规定虽然为依法认定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数额提供了法律根据，但是令反渎职侵权办案人员感到困惑的：一是“间接经济损失的边界”如何确定；二是由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办案部门自身确定渎职侵权犯罪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数额是否公正。对此，笔者建议：

1．应合理确立“间接经济损失”的边界问题。渎职侵权犯罪行为和世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他因素的介入，引起间接经济损失的后果不断延续。如果任由其延续下去，就会造成渎职侵权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责任的不当扩大。为此，应从以下方面正确认定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间接经济损失”的边界问题：一是应以“渎职侵权犯罪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所引起或牵连的“直接”或者首次经济损失”为边界点，来确立“间接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即确立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间接经济损失”数额，应当以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引起或牵连的必然性经济损失或者第一次经济损失为准，不能再问接下去或延续下去。否则，就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鸡再生蛋„„”谎谬圈；二是应以“承接直接经济损失的主体”为边界点。即确立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数额，应当将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承受主体为边界点，不能扩大到“新的可能承受主体”。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将王某花100万元合法购买、运输，并按合同要以160万元卖给批发商刘某的养殖野生动物扣压，结果由于天气太热造成野生动物死亡失去利用价值，同时也造成批发商刘某生意损失40余万。对此，工商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所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只能及于王某的60万元，不能及于批发商刘某的40万元。三是应以通过正常途径“恢复原状”为边界点。渎职侵权犯罪行为，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危害后果的产生，也会引起间接经济损失危害后果的产生。对此，考量“间接经济损失”数额，要以有关权利人为恢复有关权利被损害前的现状所支出的正常费用为边界，不应及于超出为恢复原状所支出费用的必要限度，或者明显超出恢复原状所支出的费用。四是应以权利被侵害的人不能因此获利为边界。高检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明确规定“为挽回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为“间接经济损失”之一，考量此“间接经济损失”数额应及于“为挽回所造成的损失”所支付的“各种开支、费用”，不应超过渎职侵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本身，造成被侵权人获利的结果。

2．应当由社会中介专业机构确认渎职侵权犯罪所引起的“间接经济损失”具体数额。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所确立的渎职侵权犯罪所引起的“间接损失”数额公正评价程度，笔者建议应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在办理渎职侵权案件过程中，如要确立渎职侵权犯罪所引起的“间接经济损失”具体数额，要聘请“会计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出具鉴定性的确认书，供检察机关认定，以显客观公正。

3．应当确立“间接经济损失”和具体数额程度及其最终被法院判决确认的状况，纳入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办案考核指标体系。针对当前反渎职侵权办案部门很少将“间接经济损失”作为渎职侵权犯罪所引起危害后果的考量结果的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可引入竞争奖惩考核机制：对反渎职侵权办案确立“间接经济损失”数额及其被法院判决最终确认的，要按

照数额程度不同给予考核加分；否则，予以“扣分”。这样可促进反渎职侵权办案部门积极将“间接经济损失”纳入渎职侵权犯罪危害结果的考量中。

注释

⑴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130页。⑵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作者介绍】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

【文章来源】《中国刑事杂志》2012年第1期

第五篇：污染环境罪法律问题研究

环境污染罪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 为了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准确理解其内容，正确适用法律，严格执法，严惩污染环境犯罪，进而促进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完善，为实现美丽中国梦增添强有力的法治支持。关键词: 环境刑事立法;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司法困境;出路

一、两高最新解释出台的背景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加强了环境法治建设。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已经制订了30 余部与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突出，未能达到立法的预期目的，环境刑事法治同样如此，作为最严厉、最有效惩治污染环境违法行为的环境刑法，未能及时有效惩治污染环境犯罪行为，并且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认真研究分析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相关立法规定，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研究课题。

1997年刑法典第 338 条首次明确设立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2011 年 5 月 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作了修订，并将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期间，其他一些与环境有关的单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对于污染环境罪也有所规定&但是由于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污染环境罪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极低，未能有效发挥预防和严惩污染环境犯罪、保障生态安全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环保部等有关部门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于 2013 年 6 月 18日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年解释》)，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2013年解释》结合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取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等实际问题，对有关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规定，以期实现法律准确、统一适用，充分发挥环境刑事司法职能，严厉惩治、有效防范环境污染犯罪，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与刑罚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中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2013年解释》回应和明确了其中的部分争议，但在构成要件和司法适用上仍存在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出进一步完善的办法。(一)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污染环境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

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其犯罪构成包括: 1.污染环境罪的客体。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客体一直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客体是环境权，有的认为是环境法益，有的认为是环境行政管理秩序。由于在刑法典中，污染环境罪属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又放在$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因此通说的观点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客体是环境行政管理秩序，《2013年解释》并没有修改上述相关规定。但是，笔者认为，从长远发展趋势考虑，将污染环境罪的客体明确为环境权，将环境类犯罪从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剥离出来单独成章，更能全面和突出对环境的保护。

2.污染环境罪的客观方面。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了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行为人的行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这是构成该罪的前提条件；第二，实施了向环境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污染物的行为。此处，《刑法修正案 八》将《1997年刑法》原有污染物作用领域即“土地、水体、大气”的限定取消，拓展到所有的环境要素，更有利于对所有环境要素的周延保护；第三，向环境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污染物是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此处也是《刑法修正案 八》修改后的内容，用“有害物质”代替了《1997年刑法》中的“危险废物”，这一修正填补了原条文用语上的漏洞，因“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容易鉴定、认定，不易产生争议，在《2013年解释》中未对此做专门解释，而“有毒物质和其他有害物质”范围则十分宽泛，难以具体界定）因此，《2013年解释》第10条列明了“有毒物质”的范围，这一解释拓展了污染物的外延，是污染环境罪在法律适用范围上的技术进步&第四，必须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刑法修正案八》将《1997年刑法》”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不再将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作为构成要件，突出了刑法对环境本身的保护&但是，由于当时并未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造成司法认定过程的困难&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即该罪究竟是结果犯还是行为犯。在《2013年解释》出台前，主流观点认为，该罪是结果犯，必须有特定的危害后果才能构成犯罪，《2013年解释》第 1 条规定了十四种严重污染环境情形，其中，只要违法者实施了其中第一种至第五种之一的行为，不管有否损害后果的发生即可构成该罪&这一重大变化修正了以往认为的污染环境罪属于结果犯，必须有特定的危害后果才能构成犯罪的认识，明确了污染环境罪可以是行为犯的立法态度。同时，与以往定罪标准相比，认定标准更加明确，入罪门槛大大降低，有助于加大对惩治污染环境惩处的力度，有助于对潜在的犯罪者产生警示作用，从而预防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

3.污染环境罪主体。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已满 16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即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践中企事业单位犯污染环境罪的情形很多，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更强，《2013年解释》对单位环境犯罪采取了严厉的刑事政策，明确了单位犯罪的刑罚方式，是立法者重典治污的又一重要举措。

4.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一般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不包括故意，即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严重污染环境，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2013年解释》出台后，过失说已经难以成立。比如，《2013年解释》规定只要有私设暗管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直接构成犯罪。实践中，对绝大多数违法者而言，私设暗管行为，间接故意的情形比较普遍，即违法者明知自己的排污行为会发生污染环境的后果，而通过私设暗管的方式，规避监管，放任危害结果发生。此外，《2013年解释》第 5 条规定违法者的行为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从一重罪处断，污染环境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最重要的区分之一就是后者是故意犯罪，如果违法者的一个行为，可以同时构成这两个罪名，也就间接证明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要件也可以是故意。所以，《2013年解释》的出台，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已经是故意和过失均可构成。

综上，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2013年解释》降低和明确了污染环境罪的认定标准，扩大了犯罪对象的范围，明确了故意和过失共存的主观罪过形式，增加了行为犯的犯罪形态，减少了司法适用中的不确定性，体现了立法者重刑治污的目的。

（二)、司法适用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2013年解释》第 1条第 5款的适用。《2013年解释》第 1条第 5款规定“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应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实践中，企业连续两年或多年连续多次违法违规而被查处的情况屡见不鲜，在这些违规企业里，很多企业符合这一规定。因此，必须审慎把握“两年以内”“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等内涵，避免执法过程中产生争议。首先，从执法人性化角度考虑，环境监管部门可以给企业发提示函，提醒两年内因违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有构成犯罪的风险，促使企业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其次，明确以下几点:(1)“两年”起止时间的计算。两年的起算时间应该从第一次行政处罚决定送达之日，截止时间应该是本项所指的违法行为实施开始之日&即第三次实施前列行为时，往以前推算两年，看是否存在两次相关的行政处罚，如果存在即构成污染环境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2）“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认定。此处的“行政处罚“仅指涉及违法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行政处罚。由于有排放、倾倒、处置等三种污染行为，有包括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种类在内的三种污染物，其中任何一个排列组合的行为只要受到过行政处罚，那么就构成“两次以上行政处罚”中的一次；另外，“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应包括两次在内&而且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内容不需要相同，即处罚事由可以不同、处罚依据可以不同、处罚种类可以不同。即使行为人仅仅受到两次较轻的行政处罚，再犯同样的行为就该入罪&该条规定的目的是加大对屡查屡犯、屡教不改的违法行为人的打击力度，重典治污，遏制生态进一步恶化。

2.共同犯罪的适用。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不承认过失犯的共同犯罪，并明确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司法实践中，不乏二人以上犯污染环境罪的情形，《2013年解释》首次对其中一种污染环境罪的共犯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以规范今后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裁判。该解释第 7条规定: “行为人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向其提供或者委托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以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论处。该条在司法适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共同犯罪针对的”行为人“仅指危险废物提供人或者委托人；二是危险废物提供人或者委托人须明知他人无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经营许可范围，当然，这里的”明知“应遵循客观标准来判断。由此看出，危险废物提供人或者委托人过失情形下不应按共同犯罪论处；三是存在事实上的提供或委托行为，即行为人提供或者委托无许可证或超出许可证经营范围的单位或个人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四是受委托的单位和个人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

(三)污染环境罪的刑罚适用

1.《2013年解释》关于刑罚的新规定。（1）明确了十三种“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根据修订后刑法第 338条的规定，犯污染环境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对于”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并未做明确规定。《2013年解释》第4 条列举了十三种”后果特别严重“的具体情形，使其认定标准更加明确和更具操作性，有利于加大惩处力度。（2）规定了酌情从重和从轻处罚的情形。《2013年解释》第 4条规定了四种应当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第5条规定了可以酌情从宽处罚的情形，即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大的，比如故意闲置环保设备，在整顿期间仍然屡教不改、非法排污、阻挠执法的等等行为，如果造成数罪，按照数罪处罚，不构成数罪，酌情从重处罚，对于有关人员在环境犯罪的行为发生后，由于良心发现等原因，及时采取措施，切实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积极赔偿损失的，酌情从宽处罚。这样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加强对环境污染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利于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尽量减轻对环境的危害后果。（3）明确了单位犯罪的量刑办法。《2013年解释》第6条明确单位实施相关环境污染犯罪的，适用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这一规定有利于转变为单位谋利益造成污染不构成犯罪的错误理念，有利于遏制单位环境犯罪高发的态势。

2.污染环境罪刑罚体系的缺陷与完善。虽然《2013年解释》就污染环境罪的刑罚体系有所创新，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刑罚体系仍存在缺陷，仍需在将来刑法典修订时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刑罚力度不够、刑罚手段单

一、罚金刑为能发挥应有作用、管制刑的缺失。

参考文献: ［1］孙佑海，中国环境法治十一五回顾评价与十二五展望，中国环境法治［N］，法律出版社，2012 年卷(上).［2］廖斌，论环境问题与刑事法律保护，河北法学［S］2006（1）

［3］《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稿。［4］张式军，曹伟，环境资源保护法人犯罪浅析［S］，河北法学，2004（7）.［5］环境污染犯罪若干重要问题辨析——从环保部门的角度解读《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N］，中国环境报，2013-3-15.［6］如何理解多次处罚升格刑罚［N］，中国环境报，2013-7-26.［7］吴献萍，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8］赵秉志，环境犯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从比较法的角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