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第一篇：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胡兴荣

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事业发端于西方，故而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等，都首见于西方传播学者的论著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现代新闻哲学指导思想的厥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但萌生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而且波澜壮阔地影响到本土以外如香港、日本、美国和南洋等地华人社会的报业。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更及新闻事业的向前发展，早期喉舌论的诞生和舆论导向的发展，正伴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调整与创新。

一、中国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潮

１９世纪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列强环伺的夹缝中，许多有识之士从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

1897年10月，严复在叙述《国闻报》缘起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能这道有：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国闻报》的栏目为：

一、告白；

二、上谕及制台辕门抄；

三、路透电报；

四、社会；

五、地方新闻。它不仅刊载国内外时事，还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1]

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层层限制，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除了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维新保皇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鼓吹各自的理念，就连教会和外商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并涌现出一批自由主义报人。

中国自由主义办报风潮

王韬是近代中国倡导报刊言论自由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输入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他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思想，并且主张放宽言路、准许民间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根本。“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寄予了他对国家民族自强的殷切期望；同时，他在社论中屡屡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创“文人论政”的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昂扬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针砭时弊。后来的办报者都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１８７４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在风格和编排方式上都受到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该报自创刊始便把批判专制、揭露罪恶，以及呼唤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放在了重要位置。

继王韬之后，梁启超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要人物。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热情颂扬西方为争取自由和宪政的人物，同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这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捍卫个体自由与倡导民主，是梁启超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主要核心。

１９１２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庸言》的取名，体现了梁启超独立自由的办报思想，他解释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无奇也；一训恒，言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2］庸言，实乃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梁启超还提出：

夫报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为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3］

然而，由于维新派人士把开放言禁从而获取民间言论自由的企盼，寄托在君主的开明和恩赐上，故前景的渺茫可想而知。１９１４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4］

黄远生曾言，“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已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又说：“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欲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论辨之机关”［５］。但由于他和梁启超一样，始终把言论独立的实现诉诸当时的政治力量，把制定法律的国家权力看成是悬空却又独立的最高权力。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继维新运动后的又一次办报高潮。当时的报人普遍认为报纸是社会之公器，有“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６］之天职，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喉舌，以及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此外，无论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必须将它们严格地置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和记者这种“社会公人”的批评和监督之下。而报刊要发挥其社会舆论监督这一功能，它本身就必须是自由的。

１９２７年，首位撰写《中国报学史》的戈公振明确指出，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之下的“公正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而“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一时间，许多报人都以这一思想为报国途径，例如于右任与“竖三民”、［7］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等。

然而，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报刊舆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必须做到经济独立。关于报刊经济独立对言论独立的重要性，主持《申报》长达22年的史量才深有体见。１９２１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新闻学者格拉士（Ｆ．Ｐ．Ｇｌａｓｓ）访问时说，“鄙报创立至今，已四十九年，较鄙人之年岁，尚多六载。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以敝报言，如老人之身。惟全馆同人皆竞自勉，以新精神鼓运之，使向前进。现在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政潮彭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8］

１９２６年，张季鸾在续办“新记”《大公报》时，实践了报刊的经济独立思想，他在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在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其后大公报的接任者胡政之，也秉持独立经营思想充分确保了《大公报》对自由主义的贯彻。在《大公报》走过的百年历史当中，最受新闻界赞誉的便是秉承“独立精神”直言论政的文人风骨。

自由主义与新闻教育之契合

当时报刊事业的发展，亦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滥觞。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之前，蔡元培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作为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时，已涉及到了以自由主义和伦理学为背景的教育思想，当中包含了对新闻教育的开拓。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北大于１９１８年成立了由徐宝璜主持的“新闻研究会”，开启了中国新闻学课程之始。

徐宝璜在美国密苏理大学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在对西方报业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把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转化为适应当时中国发展进程的新闻学思想，并应用于新闻教育中。徐宝璜坚持，一个新闻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当新闻从业人员具备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公共化和独立性职业品格，才能保证报纸真正具有公共化和独立性。报纸具备了独立性，方能真正传达民意，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政府和抵御压制。

为培养出社会和民众需要的新闻从业人员，徐宝璜认为，必须保持新闻教育独立于政治的立场之外，任何来自官方或政治派别的染指，都将给新闻人才的培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徐宝璜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闻教育方面。当时，在北大与徐宝璜并肩实践蔡元培独立自由教育精神的还有邵飘萍，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还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邵飘萍对中国新闻自由主义事业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１． 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能有大规模实践的机会；

２． 与蔡元培、徐宝璜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时，他在北京大学建议创办的新闻学科，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的肇始；

３． 撰写了包含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论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深入探讨了自由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京报》创刊，邵飘萍亲自执笔撰写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他认为，任何官方、党派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纸，都无法担当和履行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神圣职责，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创办真正的民间报纸。此外，报纸还肩负着唤醒民众的责任，让民众真正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自由之身，都享有管理国家、监督政府、自由批评政府的天赋权利。这一发刊词，充分体现了邵飘萍的办报观念和立场。同年，邵飘萍在北大讲授新闻采访学。在他的讲稿中，清晰体现他对记者品格的重视：

１． 职业道德是新闻人的“第一要素”，新闻人只有严格遵守这一点，才能胜任新闻监督的工作；

２． 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要超越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３． 新闻是“易碎品”，尤其是记者的品格和情操，一旦打破，就无法弥补。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邵飘萍结合新闻实践，大力宣扬自己的理念，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几代报人和新闻学者的努力下，２０世纪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逐渐由近代向现代化迈进；同时，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大众传播从单一媒体发展为多元化。尽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遭到了诸多阻滞，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之后，新闻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二、喉舌论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理论中常用“喉舌”一词来比喻说明大众媒体的性质和作用。“喉舌论”[9]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指导下提出的。马克思曾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据此，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大众传播事业理所当然应受制于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应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还须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事实上，在“维新”时期，严复“通中外之故”与谭嗣同“能上下之情”的办报思想，已是“喉舌论”基本观点的雏形。而最早提出“耳目喉舌”之说的，则是梁启超。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其有助耳目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1]然而这时期的“耳目喉舌”之主张，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论”。

1929年，《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阐明“《党的生活》是一般党员的‘喉舌’”。[12]自此之后，“喉舌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党的喉舌，到提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含义乃与时俱进迭有所增。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亦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所强调。毛泽东明确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3］邓小平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战士“作为灵魂工程师”，“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胡耀邦：“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14］ 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5］

针对“喉舌论”的衍变，上海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以“圈子理论”概括之。李教授在出席《新闻记者》首届理事会时作了题为《当前中国传媒态势分析》的演讲，指出：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中圈、小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一传统观点，中圈则缩小了范畴，以“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来表达，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外延更为收紧。李良荣教授认为，中国进行新闻改革25年来，“大圈”之说已基本消失，现在“中圈”与“小圈”之间徘徊。在他看来，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即对党报党刊实行特殊的政策并给予保护，以充分发挥“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而其他媒体则应进入市场接受洗礼。[16]这一观点十分切合现今中国社会的实际。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ＷＴＯ）后，传统的喉舌论已不足以解决中国传媒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新闻媒体的职能不再是单一的宣传政见、传播信息，而是逐渐迈向多元化。同时，多年来中国媒介事业侧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重新闻采编，轻经营管理；重喉舌论，而轻产业论，致使中国传媒业在市场竞逐中处于劣势。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先将“小圈”外的媒体放入市场接受磨炼。

然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残酷性，可能会导致传媒事业的无序性，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于是，“舆论导向”的提出便成了另一个契机。

三、舆论导向

“舆论”这个概念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的《三国志》和唐代的《梁书》，当时用于泛指众人的看法，与现代意义的“舆论”概念有较大区别。

现代的舆论（Opinion Publique）概念始于1762年，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把“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起来表示“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视舆论为“不可数的无名公众的意见”。[20]在中国，随着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舆论的定义众说纷纭。

陈力丹教授综合多位学者的见解，得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掺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包括：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本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和舆论的功能表现。这七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构成舆论。

舆论的传播方式多样，其中能使其得到最广泛传播并产生最大效应的，莫过于大众传媒。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与舆论的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大众传媒已成为舆论的物质载体。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反映、传播、影响、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遂赋予国内媒体舆论导向的职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舆论导向的首次提出是在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说道：“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18]后来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同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再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19]足见舆论导向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舆论导向的内容在新闻实践中逐渐丰富，陈力丹教授将它们概括为七点：[21](一)、党领导的各大媒体中，不得出现与党中央的精神和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内容。(二)、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三)、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的轨道上来。(四)、当出现新闻报道和宣传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努力防止错误倾向可能的蔓延。(五)、对于不利于我们的信息，必须抵制，不得擅自发表。(六)、以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来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无误。(七)、提倡记者打好专业知识的根底，研究的宣传技巧，增强宣传引导的效果。

这七个方面主要指明了舆论的政治引导方向。同时，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还对受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能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反映了新闻媒体对党和国家、受众的责任感。如何做到舆论导向的正确，也益显重要。根据中国传播学者对舆论形成、反映、传播和引导规律的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捷教授在《新闻理念》一书中，总结出新闻工作者进行正确舆论导向应达到的四个要求：１．宜解不宜避，坚持舆论引导的鲜明性。２．宜缓不宜急，把握舆论引导的渐进性。３．宜全不宜片，讲求舆论引导的辩证性。４．宜诱不宜硬，注意舆论引导的启发性。［22］

这四点又被称为“舆论引导的艺术”，其中又以“宜诱不宜硬”最具引导的艺术性，做到这一点，便几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强调的“三贴近”思想。

当前新闻政策—“三贴近”

２００３年４月３日，李长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要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使“三贴近”在宣传思想领域蔚然成风。“三贴近”可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闻传播理念，其具体内容包括：

贴近实际，根本要求就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现阶段中国新闻媒体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以客观现实和社会主流为基础，挖掘鲜活事实、展示美好前景，激励群众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协力奋斗。贴近群众，就是新闻媒体扎根于群众之中，切实为群众办事，并以他们的态度和想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２3］

长期以来，政府过于强调媒体的“喉舌功能”，致使新闻媒体没有摆脱领导讲话、会议新闻、公布政令的报道方式，与读者距离太远。因此，在“三贴近”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党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进行大刀阔斧改版的是《人民日报》，不但增加了清新可读的文章和大量新闻图片，版面编排也显得活泼多变。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两会期间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再沿用过去的报道方式，而是让权威性的内容变得可亲、可读、可信；不再照抄文件，而是积极地在会议中发掘精彩点，更多地报道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让人们从身边小事的变化中了解“两会”的作用和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性。

然而，新闻媒体的改革，并不意味“喉舌论”已为过时之说，而仅仅表明，在当今全球化的竞争下，单纯的“喉舌论”已无法指导媒体的发展。正如前面所引李良荣教授之言，让党报党刊继续充当党的“耳目喉舌”，而“小圈”以外的媒体则在市场竞逐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贯彻“三贴近”。

总之，不论党和政府的新闻政策如何衍变，媒体始终应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视“党和人民都满意”为己任，并将这一宗旨贯穿于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并非易事。中国著名新闻法学家魏永征教授认为，要同时不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新闻媒体至少应处理好以下十对矛盾：１．新闻功能：宣传和传播２．新闻单位性质：宣传机构和大众传媒３．传播方式：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４．新闻媒体宗旨：贯彻党的意图和满足受众需要５．新闻处理：指导性和可读性６．表达内容：报道官方消息和反映民意７．舆论监督：批评要批准和群众行使批评权８．经营管理：事业和企业９．新闻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１０．发行：行政指令和市场销售

平衡这些差异和矛盾是中国媒体的首要的基本功力所在。以上十个方面处理好了，即达到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境界，也就功德圆满了。［24］

四、公共文明利器———舆论监督

除了导向作用，舆论还具有监督的职能，即舆论监督，它是指以舆论为工具的监督方式。[25]第一个在中国提出舆论监督概念的是梁启超，当时，他称之为“名誉监督”，是指人民大众通过议论、评说等影响名誉的方式施行监督。这与当代的“舆论监督”有很大的差别，后者的意义更多是社会公众运用新闻批评，对政府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

舆论监督是社会进步和公共文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环。中国正处于改革时期，社会发展变幻莫测，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这便需要被誉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监督的功能，避开社会各领域的暗礁，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最主要方式是发布信息，公开新闻事实，使大众知晓社会动态及政府所推行的举措；而政府亦能够经由媒体的信息，及时了解社会民情，并掌握群众关注的焦点，获知倾向性意见，从而进行决策。2003年初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充分显示了国内媒体舆论监督的功效，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孙志刚案改变收容制度

被收容致死者孙志刚是湖北黄冈人，２００１年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２００３年２月份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３月１７日晚上１０点，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外出上网，由于到广州才２０多天，所以孙尚未办理暂住证，出门时也没携带身份证。当他从网吧出来后，因无暂住证而被带到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接着又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遣送中转站，期间遭人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甚至抬起来往地上摔。其后，收容站将他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孙志刚的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７２小时曾遭毒打。

《南方都市报》首先报道了孙志刚被迫致死事件，一批记者随后也对事件进行了揭露，痛斥有关部门隐瞒事实、拒绝各报记者申请旁听的行径。媒体的报道遂引起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视，经过几个月的周折，孙志刚的家属最终得以讨回公道。主要罪犯被判死刑，２３名政府官员或被撤职或受记过处分。６月２２日，政府宣布取消国内所有的收容站，实施了２１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在短短的五十天内被废止。

孙志刚的死促成收容制度的改革，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没有记者的协助，孙家的上访之路将遥遥无期———此前孙家曾多次上访，但均被拒之门外或被相关部门以各种方式推诿。事件中，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可见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仅靠法院或司法机关的努力远远不够，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新闻界的共同参与。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义不容辞地履行职责。众所周知，在电视和网络未普及前，报纸是主要的舆论工具，报告文学和杂文曾一度成为批评性报道的重要武器，遇有冤假错案，上访者白天跑机关部门，下班前到报社门口堵记者，显然媒体因其特有的性质，成了老百姓申诉的渠道。

舆论监督类栏目的兴起

近年来，随着公共文明的进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不断得到加强，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栏目。特别是镜头媒体的发展，使得电视新闻调查和深度报道节目深入人心。央视的《焦点访谈》为其中之佼佼者。

《焦点访谈》是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26]秉持“时速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的宗旨，针砭时弊，深受民众好评。据多方调查显示，自1994年4月1日开播以来，《焦点访谈》的收视率长踞央视各栏目之首，高达30%。[27]该栏目对社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所作的深入调查以及振聋发聩的评论，令国家领导拨冗瞩目。

1997年12月29日，李鹏视察央视，以“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勉励《焦点访谈》节目组同仁发扬并加强舆论监督工作。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亲临中央电视台，赠言该栏目的工作者：“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8]这表明《焦点访谈》达到了“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境界。

《焦点访谈》的兴起，促使全国各媒体掀起了开办舆论监督类栏目的风潮。镜头媒体就有央视的《新闻调查》、广东卫视的《社会纵横》等；广播类则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等；报刊方面包括《南方周末》的《头条纵深》以及《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等专栏。

舆论监督类栏目的风起云涌，伴着新闻媒体日益显著的影响力，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各领域的监督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社会上许多特发事故都因记者的公开披露而获得解决，黑哨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黑哨事件

近年来，黑哨在中国足坛闹得沸沸扬扬，其新闻之触目惊心，以至互联网上也设了“中国黑哨网”。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首都体育学院的国际足球裁判龚建平在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Ａ组、Ｂ组联赛主裁判期间，先后９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为此，新华社派出了体育部资深记者抵达杭州展开调查。

就在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频频披露“黑哨事件”的同时，中国足协却三缄其口，检察机关也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但媒体的介入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此一足坛公开的秘密得以水落石出。２００３年1月29日，第一个被控上法庭的“黑哨”龚建平，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刑１０年。在孙志刚案和黑哨事件中，媒体所表现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舆论监督的进步。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强大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困难重重。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协调问题。众所周知，行政、法律监督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具有强制性和直接性，可谓“硬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非权力监督，对权力主体的制约具有间接性，即为“软监督”。[29] “软监督”犹如公共文明的监视者，它利用报道所产生的舆论使行政、司法等权力机关采取措施和行动，以达到社会健康发展的目的。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权力监督必须协调关系，才能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其二是新闻报道空间的问题。如果新闻报道受缚过多，报道空间狭小，新闻媒体亦难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这属于新闻自由领域的探讨内容，故不在此文中赘述。

其三是报道对象的权利问题。新闻舆论监督旨在批评报道社会丑恶现象，其间难免牵涉报道对象的名誉权与隐私权等各种权利，这就需要新闻媒体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分寸和方式。

最后是责任问题。进行舆论监督是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而避免产生负面效应，则是媒体必须处理的舆论监督与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勿庸讳言，舆论监督不限于针对社会的阴暗面，但其内容往往主要涉及负面事件。因此，“要达到对负面现象的有效监督又不致产生负面效应，就必须平衡原则，以防批评报道的过大伤害”。[30] 因此大众传媒还须充分认清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注释：[1] 孙应祥著《严复年谱》第89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

[2] 梁启超《序》《庸言》创刊号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日

[3]《饮冰室合集》文集第１２册《京报增刊国文祝辞》

[4] 《远生遗著》卷一第８４页《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4年

[5] 远生遗著》卷一第１０２页《本报之新生命》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4年

[6]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载 《大共和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７日

[7] 所谓“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8]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申报欢迎格拉士莅馆时史量才的致词

[9]关于“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说法属中文翻译的偏差，相关论述见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308页 开明出版社 2002年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第82页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11]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12]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8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13] 梁家禄等编 《中国新闻业史》第476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

[14] 胡耀邦 《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 1985年

[15] 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 1989年

[16] 《大公报》2003年10月24日

[17]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9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18] 新华社 北京 1994年3月6日电

[19] 人民日报 1994年9月27日报道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7）第523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

[21]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9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22] 雷跃捷著 《新闻理论》247-250页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年

[23] 具体内容详见李长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24] 魏永征教授在2003年11月5日对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远程教学中所谈

[25] 杨品明著 《新闻舆论监督》第6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

[26] 王雄著 《新闻舆论研究》第204页 新华出版社 2002年

[27] 《焦点访谈 栏目介绍》 www.xiexiebang.com

[28] 丁柏铨著《新闻理论初探》３１６－３２２页 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29] 《新闻学新论》２４２－２４３页 社科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第二篇：浅谈自由主义与社会契约论

浅谈自由主义与社会契约论

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念。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发展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两个历史时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最早出现在英国，确切地讲是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一批思想家，如霍布斯和洛克等关于天赋人权、契约论、自然法学说的提出，个人自由在历史上第一次被作为社会等价物优先于社会价值来讨论，并把对个人自由的维护作为出发点，寻求国家的起源，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以及相应的制度的安排，从而形成近代完整的自由主义体系内容。第一次对自由主义做出系统哲学表述的是托马斯·霍布斯。他的学说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个人主义内涵，标志着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中世纪神学的决裂。在他看来,国家并非先验存在的,更不是道德实体,它只不过是每个人为保证各自的权利不被侵犯而组成的人造物,同时也是人们实现各自利益的工具，个人的权利是第一位的，而国家和社会次之。

但是,只要以人类社会整体存在的方式发展，就不得不以一种更高的权威来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这就是国家主权。然而,国家是由契约产生的,缔结契约的同时人们表达了服从的意愿。这种服从并不是一时冲动产生的,是通过权衡利弊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虽然这时的霍布斯还没能够提出自由的结论,个人的自由没有保留到社会状态中去,但为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由主义的核心要素被提炼为一整套知识传统,并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运动表达出来,是在英国内战期间以及光荣革命之后的执政时期。其最重要的代表是约翰·洛克，洛克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学说奠定了自由主义理论的两大基石:其一是个人自然权利的理论，其二是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理论。在英国政治传统中，洛克一直被认为是为光荣革命辩护的重要思想家,其理论对美国革命与立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洛克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与霍布斯相似，即从自然状态出发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自然状态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历史上或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状态。洛克曾举美国的印第安人作为这种状态的例证。但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状态是一种哲学家的理论构想。哲学家希望探讨政府的目的、形式等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便提出一个理论预设:假如没有政府人们会处于何种状态，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当代著名保守主义哲学家诺齐克在构建政治理论时，也是从讨论无政府状态下个人的权利以及个人生活的不便开始，从而进一步推导出最小政府的结论。

洛克的理论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英国政治传统中，洛克一直被认为是为光荣革命辩护的重要思想家。近年来，这一说法受到一些挑战。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容质疑的，洛克的理论是对光荣革命后确立的立宪政体的最好阐释之一。洛克的理论对美国革命与立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几乎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

十八世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法国,当时的法国是欧洲思想最活跃、创造力最丰富的地方。这一时期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启蒙时期,代表人物主要有:孟德斯鸠、卢梭、贡斯当和托克维尔。这些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涉及到今天自由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

孟德斯鸠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主要在于阐述了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他关于自由的论述集中表现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他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自由只能由法律来保障。法律既约束被统治者，也约束统治者，没有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孟德斯鸠反对专制制度。同时，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制是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保障自由最好的制度形式。孟德斯鸠的这一分权思想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的联邦政体中得到了证实。当时的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是卢梭,他的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自由。卢梭的一句名言就是“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在卢梭那里，自由被理解为自主。在这种自由观的基础上,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这一思想遭到了后来很多人的批判,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本雅明·贡斯当。贡斯当认为，卢梭学说中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把自由原则与人民主权思想相联系,会导致像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群众暴政。为此，贡斯当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所谓的自由主要指公民的参与权，用现代术语来表述,即民主权;而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在法律保障下的生存空间,是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托克维尔是第一个对自由和民主有可能发生冲突进行理论论述的思想家,他把从贡斯当开始的关于自由主义对大众民主的恐惧发展成一套系统的理论。民主在托克维尔那里首先意味着多数的保证,这是他在观察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得出的经验性结论。自由与民主两种概念的分歧乃至冲突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议论最多的议题。托克维尔的贡献也正在于此。

十八世纪，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大本营是苏格兰，也就是史学界所说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主要有：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佛格森。休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人性论》中，休谟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之上的温和的怀疑主义。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上，休谟提出了一套关于正义的理念。他所说的正义是一种人为的美德而不是一种自然的美德。正义的概念奠定了休谟关于政治行为的准则。与休谟相比，斯密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国民财富问题，其中心在于探讨一种最能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制度框架。他理论的出发点是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也就是说他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探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渊源。就国民财富增长的制度框架而言,斯密更强调应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而国家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看不见的手”被后代学者称为斯密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这一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佛格森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集中于他的著作《论市民社会的历史》。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重新回到英国，这一时期,功利主义的观念占居统治地位。这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带来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分不开。主要代表人物是杰米尔·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主要著作有边沁的《政府片论》，密尔的《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边沁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是围绕其功利主义原则展开的。功利主义时期自由主义最耀眼的明星是约翰·密尔。他对功利主义的贡献在于，他把功利主义原则与自由主义原则成功地融为一体。可以说,密尔的学说标志着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主义几乎所有的基本原则在密尔那里都得到阐述,他是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史上最后一个全面阐述自由主义原则的思想家。

第三篇：论中国现代体育运动

论中国现代体育运动

奥运会，是现代一个流行的名词，并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一个国家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往往会被某些有心人引论到了政治上，这也导致了各国都特别关注运动员在奥运会是的表现，准确的说，是关注哪个国家的运动员获奖，获得金牌。

然而，参加运动会的选手不仅仅只有这些拿奖的运动员，还有那大多数的没有拿到奖的运动员，他们也为运动会付出了很多，但比赛后又有多少人记住他们。而他们的结局又会如何？在比赛场上，我们为胜者欢呼，但有多少人给了败者鼓励。

奥运会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那种只以胜败论英雄的奥运会比赛局面。在比赛场上，运动员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我们的欢呼，但却有几人能看到这追求金牌的背后到底有多少艰辛，有多少泪水，有多少付出？为了金牌，运动员们没日没夜的参加训练，而许多训练都是伴随着危险，不知每年有多少运动员因训练而受伤，甚至是残疾或死亡。这与体育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体育，是用来强身健体的，体育竞技也是。我们参加体育运动，是为了让身体更加地健康，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体魄的。而奥运会的举办是为了使这一体育精神得到推广和发扬。但是，运动会上的那些运动员，作为人类参与体育运动的模范，他们却大多违背了这一精神。把一场体育竞技演变为人类在挑战极限。如果让每个人都像运动员一样地训练，或许，我们国家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了，因为很多人会因此而死亡或因此而失去劳动力，从而饿死的。

现如今，国家提出了全民运动的口号，也对此投入了很多。同时，为了让运动员们在比赛中获得更好的成绩，国家更是投下大量的经费。但是，全民运动的对象是全体人民，而非个别人。在中国，有许多地方的体育健身设施不完全，或者说是没有，特别是农村地区。难道中国在体育方面也像经济一样，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健康’起来，以先‘健康’带动后‘健康’”的政策？好像先‘健康’的那部分已经过了，大多数都锻炼过头而引起身体的许多后遗症。

在竞技场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一群急需要锻炼的人花大量金钱坐在看台上观看一群已经过度锻炼的人在拼命地运动。现在，中国慢慢的富裕起来了，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不在像以前一样大多数人时饿死的，但如今大多数人却因为缺少锻炼得病而死。看来死神的能力改变了。

谈起奥运会，顾拜旦这个人物是不可缺少的，是他使奥运会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中来，可以说，没有了他，就没有了现代奥运会。他推广奥运会的目的是让人们体验到体育的乐趣，从而爱上了锻炼，也因此增强人们的体魄。在刚开始的时候，奥运会是业余的选手参加的比才盛会，是不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的，这才能更好的体现了公平原则和全民奥运会的理论。在当时，奥运会上各种职业的人都有，只要你愿意，就能报名参加。虽说这会使高层体育发展降速，但平民体育将会发展得更好。可如今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报名参加，但我却知道业余的很少可以赢过专业的。这会让人感到奥运会是专业运动员以及政府的是与我们无关，体育也差不多。我们平常人只有出钱观看和呐喊的份。

体育是强国之本，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所以体育应该从孩子开始。这是正确的。但是有许多的所谓的专家却想把体育纳入考试很升学的科目之中。这不仅仅会引起孩子们的反抗和许多孩子会用应付的态度来对待体育，而且有些孩子为了考高分而超负荷地锻炼，从而出现不可想象的后果。当有一天，中国出现这种现象，那将离“东亚病夫”不远了，而且是更加彻底的“病夫”。看见那些提出这些观点的专家，他们大多数不知为何，身体都是发福的，也许是缺少做某种东西吧。每个人天生的体质都是不同的，不能以同一套标准来定义一个人的体育成绩，有些能力不是可以通过锻炼而来的。不然叫一名正常的30多岁的150cm的人和姚明比摸高。结果可想而知。

体育，是强国之本，但却要全民态度和表态。锻炼，是增强体魄的唯一正常手段，但也要量力而行。奥运会，是推广体育锻炼的一大主力，但也要有效果才行。孩子，是祖国的未

来，提高国民的总体身体素质从他们身上抓起是一定的，但也要考虑孩子的感受，不要弄巧成拙。

第四篇：浅谈古钢琴与现代钢琴的演变

浅谈古钢琴与现代钢琴的演变

摘要

钢琴素有“乐器之王”的美称，它以宽阔的音域、丰富的声音层次而著称。从最初的古钢琴到钢琴的发明，再到逐步完善的现代钢琴，钢琴已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演变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从声音粗糙的拨弦古钢琴到反应灵敏但声音不够响的击弦古钢琴，最终钢琴因它性能上的特点，还因它一出世便开始了不断完善的过程，音域也逐渐扩大，音响、音质也有所改变，所以能在竞争中取代前辈的古钢琴，以其无止境的表现力普受大家欢迎。

关键词 古钢琴 现代钢琴 演变

钢琴自其诞生之日起，已历时三百年。钢琴历史三百年，就是人类文化所经历的三百年。钢琴几乎无处不在，哪里有音乐，哪里就需要钢琴。当谈论钢琴时，我们也许不只是谈论一件乐器，而是在谈论与之有关的种种文化。它涉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物质的和精神的，世俗的和宗教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具体的和抽象的，以及个别的和一般的。

从古钢琴到钢琴的发明，钢琴从最初的名不见经传到风靡全球。钢琴的诞生，给人类的音乐和生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涵盖了与之有关的时代精神与流行元素。它曾经担任过西方文明东征的使者，从而在东方社会成为了西方文化的代表。随着社会的发展，钢琴，如今已经不只是乐器，它更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

钢琴的三百年，前一百年是它成长、奋斗，与古钢琴共处、竞争的百年；中间百年是它优胜、夺魁的盛世；近百年是钢琴热愈演愈烈的时代。

一、古钢琴的演变

古钢琴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欧洲，一说到古钢琴，很多人可以能会误以为它与钢琴之间有什么继承关系，其实所谓的古钢琴原名中并无“古”的含义。一般笼统称为古钢琴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拨弦古钢琴（harpsicord），另一类是击弦古钢琴(clavicord)。通常说的古钢琴，主要是指前一种拨弦古钢琴。

拨弦古钢琴产生于14世纪的英国，在巴洛克时期，拨弦古钢琴受到重用，犹如十九世纪的钢琴。从有些方面来说，甚至比钢琴还要吃香。比方说，在现代管弦乐队的常规编制中有不一定有钢琴，但在古时的乐队与室内乐中，拨弦古钢琴却是不可缺少的一名成员，而且地位非常重要。坐在古钢琴面前弹奏着的人，起着领头演奏的作用。在歌剧演奏中，还需要它来伴奏宣叙调。此风一直延续到莫扎特时期。

拨弦古钢琴的外观平台与钢琴没有多少差别，但发音方法和钢琴大不相同，它的每一个键子的后面连接着一个拨子，一按下键子，拨子便拨响了琴弦。拨子有用皮革做的，也有用鸟羽管做的，所以也有人将这种古钢琴的名称译为“羽管键琴”。听古钢琴音乐，一个最明显的印象就是这种力度变化的呆板单调。相形之下，也就更可以感觉到钢琴的力度变化而且层次丰富。古钢琴的弱点还不止这一点，它的声音不够响，在音乐厅里如果不用扩音装置，就无法同别的乐器取得平衡。其余音短促也成了问题，所以在古钢琴曲中那些需要拖长的音不得不借助于各种装饰音。

还有音色的问题，如今人们从录音当中听一曲古钢琴音乐，比方说巴赫《平均律曲集》中的第一首《前奏曲》，会觉得声优雅幽远，古色古香。其实用拨子拨弦发声，音质粗糙，而且会夹带上一点噪声。

现在再来看古钢琴的另一部：击弦古钢琴，它产生于15世纪，又称“楔槌键琴”。它的发声原理与钢琴有着相似之处，是用琴键后端的一个金属块敲击琴弦发声的。声音比拨弦古钢琴还要轻，更不合适在大庭广众间演奏了。然而这种乐器的音响别有风味，优雅可喜，胜过拨弦古钢琴。它的音响不仅可以改变强弱，还可以使已奏响的音在音高上发生变化。当按下琴键，键子一端的小金属块击弦之后便继续留在弦上不动。这时，制音器捂住弦的一部分，让金属块以下的那部分自由振动。你如果稍稍加强指尖的压力，那个音的音高便升高了。这好像我们弹中国的古筝，左手按弦使之升高半音一样。既然这样，弹奏击弦古钢琴也就可以在琴弦上“揉指”，弄出像小提琴上的那种效果了，而这种独特的效果在钢琴或其他键盘乐器上是根本办不到的。

击弦古钢琴音色美，反应灵敏，又有这种独特效果，所以它有细腻的表情。巴赫一生中写了大量的古钢琴音乐，据他儿子说，他最赏识的就是击弦古钢琴。

从外貌上说，平台钢琴的外形沿袭了拨弦古钢琴的形象，击弦古钢琴是个小个子，一个长方匣子般的乐器，有的还可以携带去旅游。大型长方形击弦古钢琴在外形上也有继承者，便是后来一度颇受欢迎的长方形钢琴。

从贝多芬时起，古钢琴才不时兴了。浪漫乐人对它不屑一顾，据说舒曼夫人克拉拉，钢琴家鲁宾斯坦这些人竟从未听说过击弦古钢琴。广大爱好音乐的人更是不知其为何物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巴洛克音乐还带起了古钢琴的复出。

二、现代钢琴的演变

有的音乐史学家说，钢琴这乐器是在世界上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与钢琴之父是同代人的弗·库普兰，是一位古钢琴的作曲与演奏大师，他总觉得两种古钢琴各有长短，都不如意，他想假如有那么一种键盘乐器，兼此二者的长而又避其短，那才理想。

大约从莫扎特晚期到十九世纪浪漫乐派时期，这百年间是钢琴的盛世。经过百年较量，古钢琴退居下风，钢琴荣登宝座。李斯特的“钢琴大王”的尊称正是和他的艺术武器联系在一起而相辅相成的。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前，独奏音乐会这词是不大为人所知的。李斯特钢琴独奏会，才有这种音乐表演的名与实。在此之前，古钢琴哪里担当得起这重任！李斯特之所以能开创这一新局面，正是证明了世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可以独挡一面的全能乐器，一种可与现代管弦乐抗衡的乐器。

钢琴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代前辈的古钢琴，不但因性能上的特点，还因其一出世便开始了不断完善的过程。先以音域的扩大为例，古钢琴的音域小的可怜。所以，如果在现在的钢琴上弹巴赫、亨德尔等古人之作，用不到五组以外的高音和低音。钢琴之父手制的钢琴鼻祖，现在世界上只存有两架。其中一架只有四组音，另一架大一点，也不过四组半而已。到了莫扎特时代的钢琴，其音域同我们现在的幼儿园利用的风琴是一样的，即五组六十一键。

可是音乐在发展，不能满足这么一些音，作曲家乐想的飞翔需要更宽广的天地。待到莫扎特去世的前一年，即1790年，键盘开始生长，而且长得相当快。英国一架勃罗德伍德钢琴厂推出了五组半的琴，过了几年，六组琴也出来了。虽说肖邦和李斯特他们在十九世纪初，还只能弹这种音域的琴，但不久之后，六组半的琴也进入市场。接着键盘又向这七组延伸，甚至发育完满，成为今天的七组又三分之一的八十八键。这就是今天的标准音域。这样一个范围，足够作曲者和演奏者驰骋了，要知道，这已经同一支管弦乐队所拥有的音域旗鼓相当了。

再说音响的改善，这也是各种乐器生命攸关的问题。古钢琴的音量不够，又无法变化其力度。即使那种有双层键盘的，至多是大段之间形成对比，并不能在每个音上作出变化，分清抑扬顿挫，或作出各种层次的渐弱效果。至于响度，虽然一开始也不行，但历经众多的名工巧匠的苦心试验，声音越来越响，不像第一代时的拨弦古钢琴了，而且那力度变化的性能也不断提高，更灵活、更细腻了。

至于音质，它更使得古钢琴相形见浊，自愧不如。从此以后，钢琴便乘着十九世纪音乐文化大潮一路顺风地前行。钢琴工业不断发展，市场兴旺，特别是从美国开始自产钢琴以后，新大陆的钢琴制造业异军突起，钢琴市场也更加热火朝天。

无论从雅、俗两方面来看，这个古老而长青的乐器，依然是那么有生命力！钢琴及其钢琴音乐带给人类一个不一样的音乐世界，带给人类一个色彩缤纷的精神享受。钢琴就像个超级明星一样，一直活跃在人类社会的舞台上彰显其华丽的绚烂！

参考文献: [ 1 ]辛丰年.钢琴文化三百年[M ].生活读书, 1995.[ 2 ] [匈]加伯尔.钢琴音乐三百年[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 3 ] [苏]涅高兹.论钢琴表演艺术[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 4 ]洛秦.钢琴故事[M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

第五篇：新闻哲学观念论之自由主义传播

新闻哲学观念论之自由主义传播

作者：胡兴荣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更新时间：2009-10-13 17:16:53

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时代，近代英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起源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民主哲学。古代的中国、希腊、罗马、埃及、中东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民族，都曾经产生过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更确切地说，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Hebrew Culture)、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和英国文化(British Culture)。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为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的欧洲学者，提倡启迪蒙昧、普及文化，注重人类理性与个人自由，排斥宗教和国家权威，以实现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当时，面对这一空前的挑战，传统观念的权威已经根本动摇，群众开始怀疑集权主义并且相信：人类可凭自身的能力去理解社会，不需要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便可洞悉整个世界的体系，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可进而发展为驾驭世界的方法。这次知识革命可谓“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念基础。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变化，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出现了多元化。

一、自由主义传播的源起

从社会起源上说，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源自混沌主体性，这一情况催生了强制的新闻传播秩序与观念。而自由主义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传播理论的发生机制为分化主体性。主体分化，是指社会主体关系的变动。而所谓分化，不是分割、分裂，而是社会利益主体的结构复杂化和功能专门化。[1]

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原因就在于二者的社会起源不同，即：混沌主体与分化主体的形态存在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分化的主体是异质化的，而混沌的主体恰好相反。分化的突出标志即为利益获得和价值实现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发生质的差异。针对分化主体性理论，季燕京博士整理出新闻哲学需着重把握的三个要点，我们作如下阐述：

1.集权主义传播之所以会为自由主义传播所取代，是因为社会利益和信息交换方式发生了变革，归根结底则是同质主体向异质主体关系转化的结果。一旦同质主体关系完全转变为异质主体关系，集权主义传播就销声匿迹，社会进入自由主义传播阶段。此时的社会传播，不仅在对象领域、媒介手段、功能目标等方面呈现出价值多样化的态势，而且促进了新闻传播作为传播社会认识方式的独立功能的形成，这样，社会认识内容的丰富性和客观性才得以表现。

2.社会的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主体形态。各个主体形态所呈现的利益行为方式和主体意识各不相同。集权主义所反映的主体意识是统治者的意志，强权统治是他们维护利益的行为方式。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因此，自由、平等、公正和民主成为自由主义最突出的主体意识，维护社会利益、争取公众信任是政府生存的前提。这种状况的出现，主体分化功不可没。主体分化到一定程度便具备了社会利益平等交换的基本条件。而社会利益的平等交换为社会主体平等交换信息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平等交换信息关系的形成，促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及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诞生，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

3.分化体现了人类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内容与方式的多样性，同时也表明了人们的价值及目标的丰富性。这较之混沌主体形态中观念与行为完全模式化的同质主体显然更为先进。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体的异质化程度不仅是人的主体性水平的标志，而且是社会的发达程度及其运行效率的标志。在传播领域则表现为媒体产业化以及由新闻传播所展现的内容和认识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社会主体利益行为和价值实现机制的异质化，导致了分化主体认识的多样化。为了实现利益交换的最大效率，不同主体之间必然要求具有相应平等的信息交换关系，而社会是否具备这种条件，则取决于社会主体分化的成熟与否，包括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确立的成熟与否。因此，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如印刷技术等)，信息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这一社会认识方式能否独立和平等沟通，是由信息平等交换的条件决定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发生、发展的深层机制也正在于此。[2]

在关于新闻起源的问题上，大部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学者皆认为，新闻传播起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获取信息的本能或欲望(新闻欲)。而这种好奇心和本能，则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关于新闻起源观念的核心。

所谓“本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本能指人类的动物性或生理性的本能;广义则指人类所具有的包括动物性和非动物性在内的总体本能。西方新闻学中对本能概念的阐述，从来都不是指动物性的，而是侧重于心理的本能。以这种起源观为出发点，新闻学者们从逻辑上推演出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一系列观点。

二、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点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点与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是背道而驰的。这突出表现在两者对“人性问题”、“社会的特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团体与个人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特质”、“国家与个人价值尺度”等问题的探讨上。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具有独立思考及判断的能力，可以依据经验分辨是非善恶。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是人，每一个人，作为思想的有机体，均能够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也能够做出促进社会利益实现的相关决定。

因此，个人的意见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社会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安乐;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国家共同的最终目的。这一哲学观点虽然承认国家是有用、必需的工具，但反对将国家“实体化”、“人格化”、“神化”。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人类能够发挥其潜在的智能，创造出更多的幸福。至于真理，不是权力的特产，而是分布在每人心中，只要言论自由，真理自然会出现。

针对团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不合理的集权体制，导致了人有时无法运用上帝所赋予的理性来解决人类问题。但从长远观之，真正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只是个人的决心、意志、能力和财力等。所谓的英雄、领袖，只不过是以个人为要素的组织中的成员，上帝从未偏爱过他们，更不会赋予他们管制、统领别人的权力。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关于国家与个人价值尺度的观点，也不同于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在它看来，人所拥有的思想、记忆和借鉴经验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不仅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还使人成为文明世界的基本单位和向前发展的推动者。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由流通的信息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出自己的成就，这不仅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也是国家、社会的目标。而若让政府掌握所有的权力，使它成为万能的，个人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压制，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也将荡然无存。

与集权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论斗争，促使自由主义传播以哲学为前提，把人的问题引入了认识论：真理是能够被认识的，在真理的指导下，人们可以获得幸福，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和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每个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也尊重别人相应的权利，才能在社会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此一来，最正确、最合理的见解就会在这种公开比较的环境中产生，真理也随之出现。而任何权力垄断，强加于人的思想或制度只会导致谬误横行。例如中世纪各种谬论都被遵奉为真理。

由上述可知，根据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人类是具有理性的，并享有许多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而新闻自由乃是一切权利的监护者，媒体的主要功能在于发掘及报道“真实”，并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如果它受到政府或其它外来权力的控制，便无法发挥其功能。在理论上，自由的媒体必须真实、客观、公正，受自由社会意见自由市场(Free Market Place of Ideas)的约束。所以媒体应该作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意见桥梁。

三、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发展

16世纪下半叶以前，尽管也有一些教会思想家宣扬自由主义传播观念，但这些观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自由主义新闻传播观念。对现代自由主义新闻观念做出划时代贡献的，是洛克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政论作家约翰•弥尔顿经历了不幸的婚姻生活后，于1643年2月，未经当局审查便出版了《离婚论》。1644年11月24日，弥尔顿因该书被传到国会答复质询。在议会中，他作了长篇演讲，抨击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这篇演讲稿后来便成为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论出版自由》。[3]

在《论出版自由》 中，弥尔顿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论证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切伟大智能的乳母”。

他认为，人的理性高于一切，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人依靠自由而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来辨别是非正误，区分善恶好坏。只有不受限制地了解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想，人的理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真理不是权力赐予的，而是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获得。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世界上流行，让真理得以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通过斗争，真实、积极、正确的思想必然能被大多数人接受;而虚假、消极、错误的思想则会被人们抛弃。通过对这一见解的论述，弥尔顿创造了“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这也是他的思想核心。

他指出，在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斗争之中，政治和宗教的权力是真理的大敌。它们往往只能混淆错误和正确，真理与谬误。因而，必须限制权力，废除各种钳制言论的规章制度，让真理在“意见的自由市场”中自我修正，最终战胜各种谬误并发扬光大。被权力占有者绑缚的真理，不可能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只能以扭曲的形态出现。

弥尔顿还强调，读者具有自我辨别是非的能力，毋需检察官教导。况且，检察官的水平大多不高，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只可能损害真理。因此，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是有害的，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发行更是徒劳，人的理性无法禁锢，好的消息会不胫而走。

在这部闪着自由主义熠熠光辉的著作中，还有不少精辟的论断为后人所传扬。如：真理和悟性不可像商品那样被买卖或垄断。制定出版检查制度是忤逆上帝和自然旨意的行为，因为它践踏了那些能够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事物。人人都有听错消息的时候，那些操控着出版权的官员也不例外。禁止好书等于扼杀理性本身，远比杀人——杀死理性的动物，破坏上帝的像要罪孽深重。认识世界，根据良心抒发己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被偏见和流俗蒙蔽的双眼，即使见到真理，也看不到它的闪光之处。人们的信仰和知识需要不断更新才不致为社会和时代所淘汰。

洛克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影响也举足轻重。他认为，人民的意志才是权力的真正中心，他们拥有其不受法律限制的自然权利。为使自己的自然权利获得更多的保障与维护，人民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因此，国家的任务应以人民的意志与福利为中心，国家有责任维护宗教的容忍与个人企业的自由。这些理论后来被引用到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之中。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大众传播自由的观念也有一番见解。他的主要观点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权利。成立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这些权利，然而一旦政府的形式变异，它们就有可能受损。由于政府是权力的执行者，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它就可能腐化。维护正确原则的可靠基础是人民的良知。通过报纸让人民充分地了解公共事务，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从而减少错误的产生。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是言论出版自由，因此，我们要进行一场伟大的试验，即大胆地向人民敞开言论大门。我们相信，结果将证明：理性和真理可以实现人的发展，人民有能力对任何是非真假作出正确的判断。

他还说，言论出版自由与政府的秩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打败正派的政府。除非对公民的名誉造成损害，否则我们决不能限制出版印刷的自由。事实上，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应该在宪法中体现。因此，人权法案中对议论自由的含糊其词是无法容忍的，必须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纠正。而他的一句名言：“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更是广为传播，历久弥新。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列入宪法

18世纪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颁布，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成为宪法的条款。这表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人类历史中，已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人权宣言》第11条的表述是：“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规定：“国会不能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和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这两项法案的确立，对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发展起了史无前例的推进作用，甚至对整个人类传播史而言，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大众传播的自由主义理论相较于集权主义，是一项革命性的巨变。集权主义所高举的“大众传播是政府的工具”的观念在许多国家仍旧存在;但相对的，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则已为大多数开放的国家所接受。“所有的观念都应给予相同的表达机会”，这一口号是自由主义者的愿望，但却只是难以实现的理想。随着世界形势的更迭，无论是“集权主义传播理论”，还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都已明显露出弊端。

于是，“社会责任传播理论”乃应运而生。

注释：

[1]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203-205页 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2]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205页 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3]弥尔顿著 《论出版自由》(Milton’s Areopagitica)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 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