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最终定稿]

第一篇：世纪之交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世纪之交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世纪之交，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进一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东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的重要观点和方针政策，并紧紧把握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又一次区域经济布局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既适时地指导着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将之推向新的境界。

一、“两个大局”战略指导思想的深化 首先，深刻阐述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实质及其辩证关系。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第一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让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便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第二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要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两者包含着部分先富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因为“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不发达，要在一个时期实现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是不现实的，必然会有的先富起来，有的后富”（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基于这种分析，江泽民指出邓小平这个战略设想的实质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东部地区先加快发展，然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地区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两个大局”思想还贯穿着合理差距与缩小差距的辩证统一。由于东西部自然环境的差别和经济发展基础不同，部分先富政策的实施必然会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大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因此，这种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东部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带动作用”（注：江泽民：《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1997年1月6日《人民日报》。）。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振兴”（注：江泽民：《全党全社会动员起来为实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奋斗》，1997年1月6日《人民日报》。），最终会影响到全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对此，江泽民又指出：“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这也是“两个大局”思想的本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采取“有效措施”，并不是回到过去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要坚持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在发展中逐步缩小东西差距。同时，由于“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解决地区差距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江泽民强调：“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其次，首次使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范畴，精辟地概括了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

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在强调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同时，也注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正如江泽民所说：“80年代，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就进行过深刻的考虑。”他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就是要求“在发展战略布局上，必须有全盘的构想”（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东西部关系的理论阐发和理论新概括，反映了对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指导思想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科学了，并使之更具理论化，这就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二、“第二个大局”内涵的新发展

邓小平在着重思考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同时，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进行了构思，提出到一定的时候东部地区应“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具体设想。但由于当时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放在“第一个大局”及实践的局限，他对“第二个大局”并没有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阐释。在90年代中国现代化第二步目标即将实现和东西部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党中央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开始从总体上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从“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的转变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缩小地区差距及开发西部的指导方针和决策。

第一，将缩小地区差距确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第二，将扶贫开发作为本世纪的攻坚任务。1996年9月中央扶贫工作会议认为，贫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消除贫困也要从多方面入手。必须采取综合配套措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会议具体部署了如何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增强贫困地区脱贫的措施。1999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东部发达地区要继续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改变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东西扶贫协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第三，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

随着世纪末全国总体上已达到小康目标，东部地区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我国综合国力已显著提高，国家有能力进一步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西部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积累了一些加快发展的经验。党中央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历史机遇，从1999年起多次强调加快西部开发的步伐。认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注： 1999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1999年6月17日，在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概念，强调：“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指明了西部大开发的指导原则、开发重点、实施步骤、宏伟目标及重大意义。同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作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并指出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上述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决策，使邓小平“第二个大局”思想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充实和发展。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则标志着我们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已从“第一个大局”转向“第二个大局”，更为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构想增添了全新的内容，并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

三、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思路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重点转移到“第二个大局”之后，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应如何协调东西部的发展，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全新课题。党中央在世纪之交全新的开拓中，努力探寻新形势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也提出了一整套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思路，从宏观方面来说，突出了以下特点：

（一）从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大局，通盘筹划促进东西部联动和协调发展。

江泽民深刻领会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含义，把三者融为一体，作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首要重大关系，反复强调必须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经济发展为目的，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和布局进行全国一体化的统筹谋划，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八九十年代基础和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先发展和发展得快一些，有利于增强国家实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对内地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从而有利于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从根本上促进全国的改革和发展。而现在“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显然，西部大开发正是党中央基于促进新形势下东西部联动和协调发展，保持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思考。

1.西部大开发将推动内需，开拓市场，促进东西部改革开放的大联动。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结构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当前以及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相当一部分具有初级技能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需要在价值规律导向下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繁重，消费需求存在巨大的潜在市场，最有可能成为吸引东部地区可流动资金、技术、人才和商品的重要“客户”和区域选择。一旦西部地区进入有序开发阶段，则对于促进我国在21世纪中叶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具有巨大的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作用，并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开拓市场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促进西部的大开发大开放，推动东西部的大联动大发展。

2.西部大开发将加快缩小地区差距，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为东西部协调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又地处边陲，如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并任其蔓延，必将演变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的稳定和大开发，也关系到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注：1999年10月朱ｒóｎｇ＠①基考察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讲话，199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因此，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并强调这“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

（二）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构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模式。

（三）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推进东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不仅经济欠发达，文化较落后，而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同时，西部地区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江河的中上游地区，其水土保持程度对于保障这两大江河下游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特殊的区情决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思路上，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而继续走盲目开发资源和随意破坏环境的传统发展道路，而必须以谋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充分认识到西部地区实现山川秀美就是最大、最好，同时也是最有效益的发展。大面积地保护好西部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不仅对当地，也是对我国其他地区最大的贡献。当然，全国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应该为西部地区实施保护性开发战略提供相应的补偿。

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突出提出西部大开发要有新的思路，强调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乃至东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强调西部开发关键靠人才，人才培养关键靠教育，首先要集中力量把基础教育搞好，东部地区在对西部地区经济开发扶贫的同时，要把科教扶贫、智力开发摆到重要位置上；强调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的稳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要采取更加有效的特殊政策，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总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应该是全面的，要把水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生态环境建设、普及科学教育、推广实用技术、发展特色旅游、交通通信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要统筹规划”（注：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就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讲话，1999年6月19日《人民日报》。）。通过几十年乃至下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西部地区。这些新思路，使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大局”思想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理论都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容   

第二篇：融入发展大局，服务“两个率先”

为尽快实现“服务两个率先、打造平安江宁，争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区”的目标，我院结合目前开展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表率作用，树立起检察工作以服务社会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思想，积极转变检察执法理念，认真履行检察职能，进一步提高检察干警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提高工作效率，积极融入全区社会发展大局，为我区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正确把握检察机关定位，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违法犯罪行为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公然挑战，检察机关只有切实维护人民利益，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才能更好地维护党的光辉形象。我院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履行检察职能，积极投身“严打”整治斗争和综合治理工作，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的产生，促进经济发展；同时，注重保护合法权益，力求办一案、治一片、促一方发展，积极主动地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打击扰乱、危害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全面提升市场经济的法治水平做出贡献。

二、妥善处理“六个”关系，理清检察服务社会的思路。一是正确处理好贯彻党的政策与严格执行法律的关系。检察工作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记“两个务必”，在服务大局中不断促进检察事业的健康发展。二是正确处理好大局意识和局部观念的关系。工作中，我院坚持树立“三个第一”意识，即：所有的工作都要把发展作为第一任务；所有的工作部门都要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责任；所有的工作评价都要把对发展的作用作为第一标准。既要严格依法办案，又要克服法律绝对至上主义，克服就案办案，单纯考虑法律效果的思想。三是正确处理好检察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始终围绕经济建设开展检察工作，把“法律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作为评价检察工作的标准；正确履行检察职能，就是服务经济建设，就会促进社会发展。四是正确处理好治标和治本之间的关系。在严厉打击职务犯罪案件的同时，坚持“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精神，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逐步实现由部门、行业预防向社会系统预防的转变。五是正确处理好案件质量与案件数量之间的关系。坚持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上追求案件数量的上升。六是正确处理好思想政治工作与检察业务建设之间的关系。我院坚持务虚和务实相结合，一方面定期组织干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三个代表”，学习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以此来确立干警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一方面，加强对干警业务素质的培训，不断增强整体素质，提升执法水平。结合业务开展教育，寓教于工，工中施教。近期，我院开展的“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就是务虚和务实有机结合的体现。

三、树立“六种”意识，营造“六个”环境，有效服务社会发展。我院要求干警了解、熟悉和关心江宁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积极投身江宁实现“两个率先”的历史进程，不做局外人，不做旁观者，不做顺流客。及时更新思想观念，创新检察理念、调整工作思路，认识到检察工作服从、服务于江宁实现“两个率先”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化思想认识，并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其中。在实际工作中，我院结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教育活动，联系江宁的实际情况，树立“六种”意识，营造“六个”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保障。“六种”意识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意识，自觉把检察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服务大局的意识，开展一切检察工作都是服务于社会发展大局；维护公平正义的意识，既要严厉打击犯罪，又要切实维护～；服务经济发展的意识，实现案件法律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执法为民的意识，做到情为民所系，法为民所用；案件质量是生命线的意识，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上追求数量的上升。检察机关要把服从、服务江宁“两个率先”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在服务过程中要有所作为，通过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江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六个”环境，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为经济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严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创造诚信的市场环境；抓好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强化对行政执法和诉讼活动的监督，创造公正高效的服务环境；坚持公平、统一执法，创造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执法作风和办案方式，平等保投资商利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第三篇：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 经济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 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 法律 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 研究 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 社会 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 问题 显得尤为重要。去年，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和韩国比较劳动法协会共同举办了“中韩劳动法的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方代表包括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经贸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劳动与保障报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单位的教授、专家、政府官员等30多人，韩方代表有韩国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劳动法教授、专家等10多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教授和韩国比较劳动法协会会长李乙珩教授分别代表双方致开幕辞。会议就中韩劳动法学界 目前 所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讲座，主要分为以下几个专题：

一、中韩两国劳动法的现状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立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法律制度。就我国劳动立法的现状与未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关怀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立法概况与未来发展》的报告。关怀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劳动法》颁布前劳动立法状况，指出《劳动法》的颁布是我国劳动立法新的里程碑。我国《劳动法》的制定经历了艰辛的历程。早在1956年劳动部就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小组，后因极左思潮的泛滥而夭折。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抓紧制定《劳动法》，（劳动法）的起草工作重新被纳人工作日程，但由于改革刚刚起步，许多问题的认识难以统一，起草工作再次中断。1989年后，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入，《劳动法》的起草工作再次成为当务之急，1993年初，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后，为《劳动法》的起草确定了方向，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劳动法》。《劳动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仅仅依靠劳动法规调整劳动关系的局面，全面地规范了劳动工作，把劳动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进一步实施劳动制度改革保驾护航，有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劳动法》颁布后，为了贯彻实施和进行具体操作，同年劳动部就发布了17个配套规章，以后又发布了一系列配套规章。与此同时，国家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的规划，今后，我国将陆续出台《安全生产法》、《社会保险法》、《职业技能开发法》、《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劳动监察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劳动法律，其中，《社会保险法》和《劳动合同法》是当前我国劳动立法的重点。现阶段我国正向劳动法日益完备的方向迈进。

二、劳动法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从各国对人权的态度来看，西方国家主要强调公民权利和 政治 权利，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强调个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发展权等，生存权又主要体现为劳动权，因此，人权保护与劳动法有密切关系。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者专门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

韩国自1980年代后期外国劳动者不断涌入，主要从事3d[1]行业。按照韩国出入境管理法滞留资格规定，可将外国劳动者分为合法就业者、产业技术研修生及非法滞留劳动者。韩国产业技术研修生制度是1991年后实行的，由于研修生的工资很低，再加上昂贵的出国成本，使得许多人离开研修岗位进行非法就业。外国劳动者人权问题由此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关注。研讨会上，韩国劳总产业安全局长朴寿万教授就此问题作了《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的报告。从事3d业的外国劳动者容易遭受产业灾害，发生事故后，能否按照产业灾害险保险法获得赔偿成为受害人生活保障的关键。1995年韩国大法院规定了非法滞留者在劳动法的地位，现在产业技术研修生和非法就业者都成为了产业灾害补偿保险法的保护对象。由于韩国经济的发展已难以离开外国劳动者的存在，对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已成为重要课题，现阶段可建议的人权保护措施主要有：（1）对外国劳动者实行平等待遇原则；（2）继续完善产业技术研修制度。目前，韩国正在起草《外国人劳动保护法草案》，相信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保护制度将逐步完善。

在我国，人权一直是我国政府所特别关注并致力发展的事业，我国政府为保障公民的人权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10月，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向世界公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迄今为止，我国已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我国政府在承认人权的普遍原则应当得到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性。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林嘉副教授从劳动法的角度探讨了该问题，宣读了题为《劳动权与人权问题》的论文。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人权分类或者分代，最早的人权或称第一代人权是指个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civilandpoliticalrights），后扩大到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被称为第二代人权，第三代人权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权利，即民主自决权、发展权等。劳动权作为人权的重要 内容，被我国宪法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1994年通过的《劳动法》被称为是一部权利保障法，是保障公民实现劳动权的基本法律，也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重要法律。《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技能培训权、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权，这些权利构成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随着人权思想和观念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我国已加入越来越多的国际人权公约，对国际社会有了更多的承诺。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的《劳动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主要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应明确规定保护劳动者的人格尊严。随着人权观念的发展，人格尊重已成为 现代 人权运动的目标和基本理念，人格被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人格利益也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从世界范围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兴起，人格尊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国家纷纷修改宪法，明确规定人的尊严受到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也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具体的人格权，这些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由于劳动关系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服从的特征，劳动者的人格尊严往往容易被忽视甚至被侵犯。据媒体报道，一些 企业 主随意打骂工人，有些企业为了严格管理制度，工人每天下班都要搜身才能出厂，有时企业限制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一家企业老板因怀疑女工偷鞋，竟然指使保安人员将该女工与两只大狼狗关在一起示众。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为了制止发生在劳动关系中的这些行为，应当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应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不得强迫劳动是对劳动者人格新生的一种延伸。在现代社会，劳动是人们谋生的一种基本手段，但又应当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不应当被迫或者强制劳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私营企业老板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有些借口劳动合同未满强迫劳动者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劳动，这些都与人权的基本思想相违背，应当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2]（3）应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历次宪法中，曾于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规定了罢工权，1982年的宪法对罢工权予以取消。从宪法对罢工权的规定和取消看，都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劳动关系双方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争议由此增多。当劳动争议得不到及时和妥善解决时，劳动者就会采取罢工的手段来争取权益，罢工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应当对罢工的问题重新认识。罢工权是国家赋予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对抗用工单位或雇主的一种权种，许多国家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也规定了罢工权。罢工权已被视为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罢工已成为客观存在的现象，立法不应当采取回避态度，而是应当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罢工的构成要件，允许一定条件下的罢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协调劳动关系，推动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实现。（4）应进一步规范各种劳动关系，尤其是雇佣关系。根据《劳动法》第2条规定，该法只适用于企业、个体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对于许多从 农村 进城的打工者来说，《劳动法》似乎并未成为他们的权利保障法，或者是企业主没有法律意识，置《劳动法》于不顾，肆意侵犯劳动者的权益；或者是进城务工人员根本不适用《劳动法》。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底，从农村流人城镇的人口是8000多万，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许多人在打黑工，订的是“生死合同”，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却没有基本的权利保障。鉴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农村劳动力还将加快向城镇流动，进城务工的民工还会越来越多，应尽快制定《雇佣劳动法》，规范各种雇佣劳动关系。此外，随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许多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员从事家庭保姆或小时工，而且越来越多的城镇下岗工人也加入了这一行业，但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家务劳动予以规范，因此，也应当尽快制定《家务劳动法》，以保障这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5）加快劳动法配套法律的立法进程。《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对劳动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原则规定，为了使劳动法各项制度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应当加快制定相配套的劳动法律，形成规范的劳动法律体系，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的实现。

第四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和谐”是人们长期以来追求的一种理想生存境界。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向往和追求“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但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多方面、多层次与广范围的系统工程，无疑需要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协调、和谐与深入发展。而要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基点，妥善协调好经济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和谐的环境。由此可见，构建和谐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证，二者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然而审判工作在维护政治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功能。而我，作为一名法院系统的普通干警，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呢。

首先，明确思想方向，围绕党委中心工作增强服务意识。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是人民法院开展司法工作的前提条件。作为一名普通干警只有紧紧围绕党委工作大局才能更

准确、更有效地发挥职能作用。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进一步明确法院既是经济发展的保卫者，也是服务大局的实践者。真正做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同向，工作上合拍，行动上一致，并保证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帮得上忙、管得上用。

其次，践行主题，围绕优化法治环境完善服务措施。法治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承载着打击、保护、调节、服务等多重功能，是创建优良法治环境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此，我们一定要本着公正执法就是最好服务的原则，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主题，充分履行审判职能。

三、拓展范围，围绕保障改善民生提高服务水平。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是新时期党对司法工作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也是检验司法工作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准。我们只有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范围、完善服务措施，努力提高服务的能动性、自觉性和实效性，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彰显法官队伍的良好形象。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司法为民为宗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温和的语气、耐心的解答、一杯热水，都有可能是缓和当事人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不断学习，围绕素质作风建设提升服务能力。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业务知识水平和政治理论

知识水平，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提升自我素质为根本，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能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坚强干警。努力使法官成为社会公正的象征，法律精神的化身，公正行为的标准，社会形象的表率。

通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多做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为我市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一个和谐的人文环境，为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司法保障。

第五篇：理论中心组专题党课《党员干部如何胸怀“两个大局”》

理论中心组专题党课

党员干部如何胸怀“两个大局”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勐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可以说，“两个大局“既是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理论创新的基本出发点。“两个大局”交汇形成的独特历史景观，凸显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地位和巨大贡献。我们要增强统筹“两个大局”的制度优势，主动塑造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使之朝着促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方向发展。

一、深刻理解“两个大局”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顺应了时代和实践发展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提出了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引领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发展路径、发展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国内大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路全局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大大加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精准定位了中国所处的历史坐标，展望了民族发展的光辉未来。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作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个战略全局，必须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系列工作的全过程。这个战略全局，不仅是要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而且要着眼于全面，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战略全局，不仅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且要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际大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世界大变局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里发生的带有趋向性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大进步。其发展演变不但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社，而且深刻影响着全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基于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发展历史方位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全面、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决定着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客观认识；决定着我们对国际体系转型过渡期与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相互交织的客观认识。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这个“大变局”，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1.世界大变局，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为主要表现，以国际体集和圆际秩序的深刻调整为基本方向。以前西方领跑全球化的趋势正在逐渐让位于东方，世界出现历史性的深刻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和占比不断上升。

2.世界大变局，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突飞猛进为根本动力。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等前沿性、颠覆性高新科技不断涌现，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3.世界大变局，以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重大愿景。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力量。

二、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联动关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百年大发展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其历史交汇构成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进步的最壮丽的时代景观。世界大变局为复兴全局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与世界深度互动、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影响力与话语权。复兴全局是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世界经济发展、国际格局演变、人类文明多元发展，乃至国际秩序的变革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动能。

（一）大变局为复兴全局创造了外部条件、提供了历史契机

百年大变局的核心是”变”，大变局则意味着是性质、结构、影响发生巨变。百年大变局的主体既指世界，也指中国。就世界而言，变的是格局、秩序、体系；就中国而言，变的是实力、地位、影响力。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自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分析和认识这些巨大变化时紧密联系中国的变化，具有重大意义。1.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引起世界秩序的变革。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一直是由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整个世界的权力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世界秩序主要由欧美列强所掌控，非西方国家没有发言权。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和全球战略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当今世界的权力结构第一次出现向非西方世界的转移，出现“东升西降”以及“北分南合”的倾向，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世界权力、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难以为继。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在“美国优先”口号的影响下，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美、欧、日裂痕日益加深，盟国体系日益松弛。同时，发达国家各国内部建制派与反建制派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各国“内顾”倾向日益凸显，大大削弱了其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日益加强，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并由此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在世界向何处去的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世界注入了巨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人民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契合世界的期待，与越来越不得人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形势的“稳定锚”、世界增长的“发动机”、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世界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值提升，这为我国树立形象、扩大影响提供了机遇。

2.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尽管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继续演进，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总体上仍然有利于中国发展。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利用全球要素提供了市场条件。中国已经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实力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并且创造竞争新优势。虽然世界和平与稳定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不过从总体上看，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仍然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3.科技创新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纵观近代以来已完成的三次工业革命，都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带来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根本性调整。正在到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将极大地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一旦某个国家和民族率先掌握与运营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成果，就能够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快速提升，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居于中心位置。当前，我国正在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扫清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藩篱，加快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在实践层面，中国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等方面加大科研投入，产生了一大批富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成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国力的持续增强、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国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扮演重要的历史角色，这必将助力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二）复兴全局是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

复兴而非崛起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最好“钥匙”。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外交的主线不仅要服务民族复兴，而且要促进人类进步。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初心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更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解放，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基础。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我国日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显著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为明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利用自身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等优势，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40多年时间内保持GDP年均9.5％的高增长率，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胜利实现，中国经济、科技与军事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持续快速提升。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工业国。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左右。在快速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中国成为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变化、国际秩序变革与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愿景，就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重大课题的回应。建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百年大变局的方向和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破解世界难题、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在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应力所能及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引领“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推进。

（三）“两个大局”相互作用带给我国的风险挑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一时空下的两大趋势形成了历史性交汇。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无比光明的前景，但也处于愈进愈难而又非进不可的时候，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彼此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格局的演变还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人类社会面临各种严峻挑战。无论是我国经济仍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严峻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还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无论是俄乌冲突背后的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还是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迭起等，这些都表明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

同时，风险挑战的危害性极其严重，包括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风险挑战的长期性非比寻常，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风险挑战的复杂性极为深刻，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交叉叠加，“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同时存在，风险挑战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存在，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

挑战之中蕴藏着机遇，蕴藏着解决矛盾的“钥匙”。如果我们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就能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两个大局”相互作用为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前所未有，带来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但从总体上看，机遇仍是大于挑战的。

三、牢牢抓住“两个大局”中的有利变局，塑造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居安思危，从战略机遇期的本质特点出发、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出发、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从挑战与机遇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出发，既要有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改革发展的战略定力，又要敏锐把握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必须对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作出系统谋划，齐心协力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与发展既是时代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都把“必须坚持和平发展”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我国国情和发展内在需要的必然选择。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庄严承诺，更是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极为复杂严峻，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中国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发展，才能把握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为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项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多次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因此，我们要把安全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从而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三）紧紧扭住发展这个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诸多新矛盾新挑战。我国发展处于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高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面对复杂形势，最根本的还是要凝心聚力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要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1.要树立机遇意识，既要敏锐捕提机遇，也要善于化危为机。牢固树立机遇意识，就是要科学判断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充分发挥我们的独特优势，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这一代人，要有强烈的使命忧患和历史自觉，竭尽所能跑好历史接力赛中我们手中的这一棒。

2.要贯物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虽然我们有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前进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每时每刻都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的深度调整必然带来阵痛甚至会伤筋动骨。稳中求进，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知难而进、奋发有为、以进促稳，通过科学方法贯彻各项大政方针，从容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3.要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善稳中求进的政策体系：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着力谋求新阶段的新发展：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着力优化社会结构，加大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发展难题的力度，建立相对完善的民意反映机制，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还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等社会难题。

（四）深化战略合作，树立大国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一直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但实力的增强却让个别发达国家产生了不必要的疑虑。对此，我国应以成熟理性的大国心态，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为实现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我国要努力通过自身的发展积极地影响世界，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规则的建构和难题的解决，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1.推动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要积极为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建言献策，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各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我们应当顺应市场化、全球化发展大势，积极推动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积极参与全球化，利用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推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更加完善和合理的过程中实现更好发展。

2.搭建合作共赢的发展平台。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失衡、全球收入不平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完善等问题，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为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空间，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作出中国贡献等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3.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的关键历史时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平台。我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在世界范围内构筑多边发展合作平台，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力求与世界的发展接轨并将发展利益惠及世界。要构建包容共享、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新型区域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朋友圈，维护更为稳定、互利共赢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关系，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战略清醒

我国要避免高估自己的力量而冒险盲动。中国还处在由大变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需要的是发展时间和发展环境，这是大局和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发展壮大的实力可以给我们提供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但同时也可以滋生破坏战略机遇期的傲慢情绪和不计成本的战略盲动。只要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战略清醒，只要中国和平发展的态势能够保持，战略机遇期就能够得到维持和延长。

（七）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自信”，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和理论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进程中，更加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的绝对领导和统一领导，更加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创造更加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要在国际关系理念、道义和规范等方面树立起更高的标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世界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仅需要进行国际经济、金融和科技交流，而且还要加大思想、文化和理论交流的力度。就近阶段而言，中国需要在更高和更深层次上向世界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使国际社会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理念，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思想文化背景，更加有效地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外交的各种误解，从而为实现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历史给予中华民族的考验和机会。只要我们能正确认识并牢牢抓住“两个大局”中的有利变局，塑造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作为、顺势而为，同时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中国就能够一如既往地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实现更加美好的发展愿景。